《辛亥：摇晃的中国》（实体版全本）作者：张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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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摇晃的中国》（实体版全本）作者：张鸣

内容简介

如果有人看了此书，不再像过去那样，把这场革命符号化，从历史书的雷池里爬到了边上，我就心满意足了。
——张鸣
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一个大变局的中国。
1911年，岁在辛亥，10月10日夜的零星枪响，将一个疲态尽露的老大帝国摇晃得如泰山之崩。武昌发生的那些事，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扳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扳到了另一个轨道上。在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没有君王的政治，在亚洲，第一次有了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国。
百年激荡，回望辛亥。大革命，过场的都是大角色，一大堆左右了历史的灿烂群星。都督的样儿，党人的棒儿，名士的案儿，侠客的范儿，八旗的枪儿，新军的弹儿，帮会的堂儿，暗杀团的胆儿……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发挥得好与孬，都在改变着历史。其中惆怅低徊与一拍三叹，直追三国与先秦。
本书化繁为简，以老辣笔法，全景勾勒晚清民国大班底，追踪这场中国内部的革命，呈现革命的创世记与诸神谱，讲述对我们有特殊价值的一种重要真相。尚武中国，丛林之争，枪杆与笔杆，暗杀与炸弹，造反与经济，革命与保皇，立宪与新政，科举与学堂，里里外外，再现原态。
真相，总在历史最深处。

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于北大荒。出生赶上鸣放，故曰：鸣。
年幼时最大的理想是做图书管理员，好每天有书看。及长，幻想当作家，变成文学青年。一辈子养过猪，做过兽医，大学学的是农业机械，最后误打误撞，成了大学教历史的老师，众人眼中的学者。
一生碰壁无数，头撞南墙不回头，不是墙破，就是我亡。由幼及长，从黑板报算起，写过的文字无数，黑板报都擦了，小说都烧了，所谓的学术文字和随笔评论，留下来的比较多，有些变成铅字，好像有十几本了，均遗憾多多。平时写点时评。年过五十，没有长进，再活五十年也许能好些。
著有《直截了当的独白》《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北洋裂变》等作品。其中《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获得2010南方阅读盛典最受读者关注年度图书（非文学类），并列入中国国家图书馆给高级干部的重点推荐书目。

小引 大变局里的那些人
荫　昌　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大清王朝倒台，从满人方面考虑，在军事上，有两个人当是祸首，一个是瑞，一个是荫昌。
瑞　　标准的八旗纨绔。做票友，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无一不精。他是鸦片战争中被视为卖国贼的琦善之孙，将军恭镗之子。
良　弼　清末满人没有人才，尤其没有军事人才，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要说一个没有，倒也不是。
端　方　清亡之际，名气最大的牺牲者。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极优秀的人，端方算一个，良弼也算一个。
载　穆　这个一直不怎么得志的清朝宗室，虽然回天乏术，但对朝廷守土有责的规矩，老几辈子传下来的观念，还真的在意，不走不降，就只好死了。
袁世凯　当年的北洋军，人说是在袁世凯练兵之时，就被刻意灌输了效忠他个人的思想，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但是，历史学家其实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袁世凯练兵，并没有多少精神教育，所谓的精神讲话，是在民国之后的事了。
冯国璋　北洋三杰，龙、虎、狗，冯国璋被称为狗，的确有点狗性。人很聪明，至少是会考试。北洋军人中，冯国璋是在军中考上文秀才的，稀罕得跟白乌鸦一样，得到过李鸿章的赞赏。
黎元洪　比较老实，为人谨慎。做军官从不克扣军饷，带兵也比较宽厚。胸无大志，规规矩矩，在瑞小老婆眼里，是个老实巴交、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的憨大头。
萨镇冰　属于跟严复、刘步蟾、邓世昌等人一同留学英国的福州船政学堂精英，经甲午战火，硕果仅存。在当年那批精英中，他是比较差的一个，贪玩学习不好，成绩不佳，但却不是糊涂虫。
张　彪　晚清到民国，从戈什哈发迹的人，一个是吴佩孚，一个就是张彪。张彪从一般侍卫变成贴身侍卫，然后升堂入室，成了张之洞须臾不可离开的左右手，属于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寝房的贴心人。张之洞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安全由他负责，事务由他打理，钱财也由他一手掌管。
吴禄贞　在当时，是个公认的人才，得到过张之洞、赵尔巽甚至庆亲王奕恋纳褪丁Ｊ抗偻学，满人亲贵中唯一知兵的良弼，与之交情甚深。正因为如此，吴才得以步步高升。
孙　文　由于孙中山的个人魅力，总之，他的到达，彻底改变了局面，原来四分五裂的革命党，一下子就拧成一股绳，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这在革命党的历史上，是常见的。
黄　兴　在革命党中是个不大在乎名利的人，为了大局，他此前已经可以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在黄兴的提议下，代表们再一次投票，把黄兴和黎元洪的位置掉了过来。而黎元洪也表现出风度，表示自己不到南京就职，委托副元帅黄兴全权组织政府。
孙　武　一个拉大旗的人，明明是另起炉灶，建立共进会，却还要借孙中山的名头，自家本是武汉人，跟孙中山毫无关系，却把自己的名字由孙葆仁改为孙武，谎称是孙文的弟弟。
胡　瑛　这位在外国人眼里，外表除了那套绸缎的裘皮马褂之外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家伙，现在掌握着鄂军政府的外交大权，人前显赫。漂亮值钱的马褂，胡瑛能一下子套三件，最外边的一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光鲜得一塌糊涂。
程德全　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
焦达峰　和陈作新两个，每人身上斜披一个白带子，上面写着“正都督”、“副都督”，下面盖着都督府的大印。自己过瘾，帮里弟兄当然也得一同享福。凡是来求官的，也一律发条白带子，由书记官写上官衔，斜披上就好。
章太炎　国学大师，国学功夫，海内没有不服的，但章门弟子后来说，老师对于政治，比对学问更关心，说起政治，眉飞色舞，说起学问，昏昏欲睡。
徐锡麟　原本打算进军校学军事，因为眼睛近视，进不了，胡乱待了一些时间，学了点警察的知识，回国了，摇身一变，成了安徽巡警处的会办和巡警学校的监督。
秋　瑾　不愧是鉴湖女侠，一个女流，留学日本，不仅时常挎着倭刀，把玩手枪，也一直在留心军事。她从容赴死，毫无惧色，要论气魄，革命党人还真没有几个人能比。
张　继　张继的武器是一根粗大的枣木手杖，每逢保皇党开会，他就带着一干人前去，梁启超刚要说话，张继大喝一声：马鹿！飞身上台，举杖便打。
汤化龙　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在名绅如云的湖北，能做到谘议局议长，绝非常人一个。
熊克武　到日本留学，原本打算学军事，但进不了正经军校，只好在民办的准军校东斌学堂混了一阵。在里面学会了打枪，也私下学会了制造炸弹，很早就从日本回国，做专门的革命党。
张宗昌　一个标准的流氓，外国人称他是狗肉将军，中国人称他是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有多少钱、多少兵和多少姨太太。
阎锡山　在日本的时候，也是同盟会中人，据他自己讲，他回国时，曾经带回两颗炸弹，准备革命用的。但是，回国做了官之后，一直就放着没用。
张作霖　东北的革命，最大的赢家，是张作霖。袁世凯之后，中国的军阀像点样的，大多为前北洋军和新军演变而来的，只有三个是巡防营出身，一个是张勋，一个是广西的陆荣廷，一个就是东北的张作霖。
谭延]　一个远近闻名的才子，少年得志。十三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得中清末最后一届科举的会元，即会试第一名，破了湖南的天荒。这个将军，脾气特别好，人们一边尊称他为畏公，私下却称他为谭婆婆，谁也不畏他。
王金发　当年闹革命，王金发的家产荡尽，还欠了不少债。现在做了都督，就派人挑着银元，到处还债。他把外祖父接来绍兴享福，摆队鸣炮迎接，吓得他年迈的外祖心惊肉跳，说什么也不在绍兴待了，回家不久就死掉了。
李亚东　日知会的老成员，当家后马上令人给他买一套绸子的袍褂，有事没事就乘四人大轿出行，原来的仪仗，伞旗执事照用，前呼后拥，鸣锣开道，跟清朝的知府一样。
汪精卫　存心了要跟摄政王同归于尽的。当时还没有发明无线引爆装置，只能靠手摇电话引爆，注定要牺牲一人，汪精卫就决定牺牲自己。

年表 1911年：中国与世界
1月　中国首部专门刑法典颁布。
2月　台湾发起首次断发大会。
3月　上海商界成立武装商团。
4月　广州起义，七十二烈士葬身黄花岗。
5月　清廷成立皇族内阁。
6月　四川成立保路同志会。
7月　宋教仁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
8月　湖广当局下令查封，酿成《大江报》文字狱案。
10月　武昌新军引发第一枪，辛亥革命爆发。
11月　清廷宣布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内阁大臣。
12月　孙中山归国，经十七省代表选举为临时大总统。
美国　纽约至加州飞行比赛。铁路建成长度遥居世界之首。
英国　医疗和失业义务保险实行。乔治五世加冕君主制继续。
德国　军事演习首次出现飞机。
法国　受邀占领摩洛哥首都，引发德国派遣战舰抗议。
俄国　要求扩大在华权益。签订满洲里界约。
日本　新闻言论检阅制度强化。天皇批准出兵干涉辛亥革命。

序言 辛亥革命前后，摇晃的中国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快要一百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一百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又是中国帝制告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
说起来，这个革命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命党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命党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命党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命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的革命党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辛亥武昌起义第二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了革命。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令的参谋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命，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命，有的地方，立宪党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命的十几个省，实际上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平分秋色。
尽管说，革命党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命，但革命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以来，革命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命党在政、学、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命党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党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闹与不闹，都没有什么影响。而新军的起义，动静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命党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命党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命党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得越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越是渺茫。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邻总是借着帮助革命党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命党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错。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四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命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有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骚动，但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也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多。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实际上有些夸张）次数，不过一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荡和损失，数额达到四亿两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命党人持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精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朝廷）轻外（地方）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功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史家一直在说，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取孙而代之。其实，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同。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显然，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期间，也有人提出可以让孔子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然而，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凯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南方的革命党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好讲中庸的国人，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共和这一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前立宪党人，都骑虎难下，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革命最大的危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命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辛亥革命期间，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英美的反对而作罢，而革命过程的动荡不大，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从近代革命史角度，辛亥革命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命。立宪派的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命党人，也在刻意减少革命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命，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力，却趁革命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党，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虽然说，跟会党合作是革命党的传统，但在辛亥革命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党势力进行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党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力量，还是冒了头。毕竟那么多年革命党对会党的联络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系。从地下冒出来的会党对革命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党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准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命党人声誉大坏。二次革命，貌似强大的革命党，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命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命后，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但是，革命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命，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命进行中，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命后民国制度运行之后产生的——民国来了之后，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贸然称帝，袁世凯这个唯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革命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辛亥革命，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命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命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连革命党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和禁缠（禁止缠足）成效最差，直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手杖）。还不仅如此，辛亥之后，话剧叫文明戏，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放足叫文明脚，连脚踏车，都被叫做自由车。但是，民国之后，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也只是党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家。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装，笔挺精神，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甚至喜欢坐轿子，连上战场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离中国人的生活，其实还相当远。
辛亥革命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命。如果没有革命，清朝如果能正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民主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比如法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辛亥革命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命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加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命的不彻底，因此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命，再革命，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命，再则阶级革命，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弄不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命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溃。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后来的中国人，据说还真的找到了。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造一个新的秩序。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这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一次的革命，不断革命的诱惑。革命带来了问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命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命，无非是要借助革命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命，继续撬。
当然，当年的中国境况，说起来也很无奈。和平变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这个政府不犯错误。自1860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历史走向，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同光中兴，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此后的变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抗，是义和团，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命，中国的改革被革命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
辛亥革命，以及革命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第一幕 辛亥年，武昌的那点事
〔辛亥年，武昌发生的那些事，是一场意外，意外里的意外。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扳道岔一样，把古老的中国，扳到了另一个轨道上。〕
【还有一场未遂的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夜里武昌新军工程营发生的起义，之所以发生，虽然此前有革命党的某些安排，但事到临头，实际上只是士兵的自发行为。革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这样的偶然性，最终能够成事，其实也是偶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前的9月24日夜里，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也发生了一次士兵自发的偶然性起义，但是，枪响了，并没有像后来10月10日一样，引起普遍的响应，因而悄然流产。
事情是这样的，据当时的报道，湖北新军炮队第八标三营，有一些老兵服役期满，遵命退伍。由于这些老兵资格老，人缘好，所以，大家给他们摆酒送行。9月24日这天夜里，目兵汪锡九等正在和昔日的同僚饮酒，一些丘八，喝到兴处，未免大呼小叫，出言不逊，让长官听了不爽（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喝酒是为了汪锡九等人请假离营）。该队的排长刘步云一向跟汪锡九等人不睦，上前干涉（几乎跟10月10日工程营发生的事一样，出来干涉的也是一个排长）。退伍老兵一向比较横，从来如此。以前听人管也就罢了，现在马上就要离开军队，还要受这个气，怎么可能忍？加上这些人原本就跟革命党有联系，就更加难以克制。于是双方由争吵变成打斗。众兵士起而打开军械房，取出马枪十几杆，向军官室轰击，但是，枪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伤不了人。这些人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但由于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他们又去抢弹药库，急切之间，砸不开库门。后来工程营的起义，枪一响，全营响应。但是，南湖炮队的举动，却没有招来别人跟着动。响应者没来，镇压的马队倒来了，起事的士兵，只好弃炮而逃。马队追及，汪锡九跟他们说，大家都是兄弟，相煎何急？马队士兵也就退了。
事闹出来之后，革命党曾经一度想提前发动。但考虑到准备不足，而且事起突然，有点像是老兵使酒闹事，瑞和张彪昏聩胆小，未必会真的深究。所以，只是安排两个领头的士兵逃走，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果然，瑞和张彪得到消息之后，宁肯相信事发偶然，不过是退伍老兵酗酒闹事，遂开除了几个人的军籍，息事宁人。
南湖炮队的事，跟工程营发难，仅仅相距十五天。若论革命形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两者也都没有革命党的有意布置和领导，都是自己发难，也都开了枪。后者群起响应，而前者，大家都做壁上观，顶多跟着喊几嗓子起起哄。两个事件所差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情势。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俗话说的这个形势，就是我说的情势。这个情势，事实上是清朝的湖北总督瑞和革命党人一起造出来的。10月9日这天，革命党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据点试验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张皇没出息的革命党人，把所有的名册、文告、旗帜甚至武器和资金都丢给了清吏，导致瑞全城大搜捕，多个据点被破获，二十多人被捕，剩下的革命党领袖纷纷逃走。彭楚藩、刘尧和杨洪胜牺牲，三人的人头，被示威性地挂在了城头。瑞和张彪将要按图索骥的流言，传遍了整个军营。这就是工程营发难的情势，有了这个情势，起义才会一呼百应。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有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但是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每个人都感到威胁了，作乱的几率才高，打仗才有士气。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制造谣言的缘故。10月10日的工程营起义前夕，人人自危的气氛，第一来自革命党失手，第二来自瑞的处置失当，而两者奇妙地构成了完整的逻辑线条，不由人不信。事实上，瑞和他的幕僚，还真的考虑过按图索骥，按党人名册搜捕，所以，流言不为无因。在地方争路权的纷争一起，革命党人频繁活动，整个局势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人心原本就不稳。流言一起，又没有有力的措施安抚，人心就瓦解了。在工程营发难前夕，据报道，张彪已经布置各营管带，凡营中喜阅新书报、言大气昂及剪辫之兵，一律开除，派人押送回原籍。并且严禁各营队之间士兵来往，不许士兵五人以上聚谈。虽未及实行，但却平添了紧张气氛，让士兵从军官们严峻的表情和鬼祟的行动中，“印证”了按图索骥的真实性。事实上，新军固然有不少革命党，但没有想象那么多，至少，军官中的革命党相当少，只要响应者不足够多，是可以弹压的。可是按图索骥的流言一起，不仅新军中所有没有逃走革命党人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那些跟革命党人有过交往的人，也人心惶惶，革命党的花名册是他们自己造的，谁知道那名册里到底有谁呢？不动也是死，动一动，说不定还会有活路。按一个革命党人的说法就是，“起义亦死，不起亦死，等是死耳，与其为瓮中之鳖，毋宁铤而走险。”这是一个兵法上“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局面，是一个典型的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势，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局面，士卒很有战斗力。然而，即使这样，还有差不多一半的新军没有动。事实上，凡是革命党人活动多一点的部队，就都“叛变”了，革命党人活动较少的部队，士兵不那么担心受到牵连的，就没有响应。只是，他们也没有心思去镇压起义的同类，一旦总督走了，兵就散了。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10月9日汉口租界没有发生事故，起义按革命党部署的计划进行，革命还真的未必能成功。因为这样按计划进行的起义，动员的力度明显不够。起义的信炮打响，有多少人响应，还真不好说。武昌起义成功之后，作为原来的革命领袖之一的刘公说，当初他们动员新军士兵，好多人虽然有心革命，但一旦落实到具体行动，就会犹豫。因此他们甚至想过用炸弹来威胁这些士兵，如果不参加，就会被炸死。为了印证这一点，此前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例子，如果9月24日夜里，大家都有心造反，南湖炮队的枪声一响，一哄而起，一样能够成功。而后来同样是南湖炮队，却大部响应了起义，炮兵的加入，对攻下总督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心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自古歪打正着的事，不绝于书。武昌起义，也许就是这样一个无心之作。
【芝麻开门】
武昌起义的成功，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有些偶然性。首先起义的爆发，就有些歪打正着的感觉。如果不是革命党机关暴露，党人领袖逃的逃，死的死，党人名册落在了湖广总督瑞手里，传说他老人家要按图索骥拿人，加上瑞当场处死三个革命党，更加落实了“镇压”的传闻，等于帮革命党做了最好的动员，起义能否如此激愤地一哄而起，有那么多新军参与，还真不好说。起义成功之后，处于“四战”之地的武汉，居然半个月左右没有遭致清军的反扑和围攻，给各地的“别有用心者”以极大的鼓舞，给了他们机会，到了北洋军大兵压境的时候，各地纷纷独立，噩耗频传，即便北洋军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也已经大势已去。接掌清朝大权的袁世凯，出于利害计算，也只能跟革命党谈条件，出卖自己的东家了。
武昌起义之前，之所以革命党人不看好武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武汉属于四战之地，起义发动，即使成功，也易于遭致四面围攻，坚持不下来。没想到，这个中心开花的起义，不仅守住了，而且最大限度地把革命辐射开来，一举大获成功。其中除了满人亲贵自毁长城，汉人官僚不乐帮忙的原因之外，很大的一个因素，是革命党人意外地撞上了一个有钱有枪的宝库，喊了一嗓子“芝麻开门”，门就真的开了。
当时武汉的新军，一共一镇一混成协，共计一万一千多人，巡防营不多，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起义前，大约两个标（团）调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其中两个营在宜昌）。剩下的部队，不到万人。起义爆发，有五个营和两标（团）——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旗人组成的团没有响应起义，起义部队，不过两千余人，加上后来加入的陆军小学的学生和零散的士兵，当事人回忆说有四千人，但实际上大约也就不到三千人。只是，起义军比较凶悍，未响应起义的部队，不是被消灭（旗人团），就在跟着镇统制（师长）张彪做了一些零星的抵抗之后，自己散掉了，并没有对起义军构成威胁。但是，武汉这么大，仅凭着三千人，要想守住，几乎是不可能的。按情势势必要扩军，扩军就得有钱，有枪。在当时，没有政治动员的情况下，没有人会不拿钱来当兵的。如果革命党人拿下的武汉，是一座没钱没枪的空城，这些一向穷极无聊的革命党，真是没法可想了。靠革命热情是没戏的，因为起义的三千人，有理想和热情的，还不足半数。非常幸运的是，瑞留给起义者的，是一座有大量现金和武器的城市。藩库（布政使的财库）里有存银一百二十余万两；铜币局存现洋七十余万，银八十余万两，铜元四十万；官钱局有铜元二百万，官票八百万张，未盖印的官票两千万张，洋元票二百四十万张，库银二十万两，现洋三十万元，湖北财政存款总计有四千万余元。而且，汉阳兵工厂里，还存有大量的报废的铜炮，可以用来铸造铜元。钱不成问题，光有钱，没有军械，扩军也难。但是，湖北自打张之洞编练自强军起，到武昌起义时，已经有二十余年的历史，历年购置的武器非常多。从德国卖的七九毛瑟枪一万余支，从日本买的六五步枪一万五千支，加上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在汉阳，汉阳造的步枪有好几万支。这些枪除了装备军队，大部分都存在军火库里。库里还有一些山炮、野炮和要塞炮，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太多的马克沁机关枪。这样大批的枪械，装备几个师都绰绰有余。就这样，起义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扩充到了五个足额的协（旅），原来的三千人，几乎都做了军官，起义时仅仅为正目班长的熊秉坤，摇身一变，就成了协统（旅长）。起义军在短时间内，就发展到两万多人，是起义前整个武汉军队的两倍还要多。起义的第四天，革命军就自称有八千人，而外界则传说他们有二万五千人。
尽管是在今天看来具有充分正当性的革命起义，也没有多少人自愿投身进去，只要是招人当兵，就得发军饷。军官由于都是原来具有革命热情的，钱可以少点，无论官大小，一律每月二十元，但士兵却不能少，每人每月十元。钱发下来，很多新兵就把钱拿回家了。在这些人看来，即使参加革命，也无非当兵吃粮，找个挣钱养家的职业。从当年留下来的老照片看，好些革命军的士兵，脑袋后面还拖着辫子。所以，没有钱，兵招不来，没有枪，招来了也没有用。当然，这样的新兵，没有经过训练，招来了，即使有枪，也没太大的用。大部分的士兵，穿上军装，连装弹和射击都不会。看当时的老照片，革命军的阵地，根本不讲究什么散兵线，士兵们居然密密麻麻地排在一起，人挤人地排在一起射击，只消对方有子弹打过来，高低合适，肯定就会伤亡。但是不这样，兵也许就散了。当时就有人认为，这样扩军，人虽然多了，老兵分散在各处，但战斗力很可能还不如原来那三千人。但事实证明，恰是这样的扩军，成了大事。新军已经练了几年，但整个国家还处在不怎么会打新式战争的状态，所有的新军旧军，都没有经过战阵，一提到打仗，首先想到的就是武器、兵员。一听说武汉的起义军已经有了五个协，湖南和江西的巡抚，立刻感觉自顾不暇。听话的河南人，派了两个营的新军加一个巡防营来到武汉北边，领兵人一听说起义军人数众多，吓得一枪都不敢放，马上派人跟起义军联络，诈称投降，虚与委蛇。一直拖到10月底，北洋军两个镇到齐，清军的反扑，才算正式拉开序幕。在这半个多月里，在上海、天津、北京的报界鼓噪下，全国上下，不是人心惶惶，就是欢欣鼓舞。武汉革命党人的实力，被严重放大，报界甚至传说武汉的革命党，已经聚集了三万多人，而且都是受过多年新式军事教育的，枪械精良。连北京的官僚富商，在袁世凯到来之前，都纷纷逃亡天津租界。在这半个月里，湖北各地纷纷起义，就连临近的湖南和江西，也先后独立。在武汉保卫战开始拉锯的功夫，内地十八个行省中有十四省先后独立，清朝大势已去。显然，如果清军在起义后马上反扑，起义军能不能守住武汉，很难说的。而清军之所以没有这么做，非得准备充分，调集了充足的兵力才动手，很大程度上，是顾及扩军之后义军的规模。北洋军虽然训练不错，但毕竟也是没打过仗的军队，这样的军队，作战时只能机械地考虑敌人兵力和火力。义军那实际上没有什么战斗力的五个协，充分地起到了吓阻清军的作用，给造反者留足了空间和时间。当然，这样的义军，在日后跟北洋军的战斗中，肯定是不中用的，即便他们中有人有革命热情，后来还来了革命党号称知兵的领袖黄兴来指挥，也只能节节败退。但这不要紧，只要举国皆变，北洋军一地的胜利，也救不了清朝的性命。曾经做过鄂督的清朝大员陈夔龙后来感慨说，在事变之初，他曾提议派兵火速平乱，但中枢久拖不决，失去良机，事遂不可为。其实，朝廷火速不了，有武汉金库里的银子的功劳。
【立宪党人的首义】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被后人称为“首义”，即首场起义的意思。直到今天，武昌城头还动不动就挂出“发扬首义精神”的横幅，吓煞个人。作为常识，人们都知道武昌的首义，是革命党人的事，但事实上，这个首义也有立宪党人的参与。如果没有立宪党人，武昌的首义能不能成功，其实很难说。
立宪党人，是改良派。各地的咨议局、朝廷里资政院的议员，基本上都是他们包办了。对于清朝政府，理论上说，他们是帮忙而非造反的。清朝新政，立宪党人的确在帮忙，推着政府走，想早点把政府推到立宪上去。但是推到辛亥年，哥儿几个推不动了。三次请愿，喊破了喉咙，才换来立宪时间缩短三年。要知道，这些老大不小的绅士，不是中学生，搞一次请愿很容易。请愿不成，光丢人就丢不起。不仅推不动，而且满人亲贵还要收权，把地方的权力收到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到满人手里。争取立宪，士绅们原本是要跟满人分享更多的权力，没想到想分的没分到，自己有的，人家还要夺走。如果说，朝廷从地方收回路矿权之举，已经让这些绅士怒不可遏了，那皇族内阁的出台，则令他们彻底失望，从头顶凉到了脚底。武昌起义发生之前，汤化龙还进京力争路权，但是没有结果，起义爆发时，正在家里生闷气呢。
历史总是喜欢凑热闹，就在立宪党人心里哇凉哇凉的当口，一群新军士兵，一哄而起，革命了。但是，占领了武昌城的士兵们，群龙无首，无奈把个黎元洪拖出来当头，却是一个一言不发的“菩萨”。湖广总督瑞还在江边的楚豫舰上，统制张彪还带着兵，在城外扎营。如果援兵到了，肯定会反扑过来。一群没有首领的士兵，起哄可以，真的打仗，确有麻烦。革命党人的首领，在事发之前，死的死，逃的逃，根本指望不上。这个时候，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登台了，严格地说，在起义发生的第二天早晨，他就到了。那天，汤化龙住在家里，人们奔咨议局没找到他，大家正在慌乱，汤化龙自己来了，很爽快地答应出面参与组织政府，担任政事部长，实际上担负了新政府除军事之外的全部运作。也有人说，汤化龙是听了儿女亲家胡瑞霖的劝，才答应出山的。
汤化龙是标准的新政时代的名绅，中过进士，在日本留过学，在立宪请愿运动中，是一个核心人士。在名绅如云的湖北，能做到谘议局议长，绝非常人一个。跟绝大多数立宪派领袖一样，他对于清廷拒不立宪，搞皇族内阁，特别是收回路矿权，十分愤怒，武昌起义前夕，他还在为四川保路之事奔走，刚刚回到武汉。革命后的这次出山，固然是应起义士兵之请，但被请来的汤化龙，却十分积极。当天开会商议，他即出主意让革命军通电各省，把消息传出去，请各地响应，免得武昌一地孤军奋战。也正由于他的多次规劝，黎元洪才从黎菩萨变成了黎都督。黎都督开始视事，果然出手不凡，革命军打跑了张彪，击走了楚豫舰。等到清朝的海军舰队杀过来，由于黎元洪出身北洋海军，领军的海军大臣萨镇冰是他的老师。黎元洪写信给萨镇冰，附上礼物，由另一位立宪党人李国镛托关系带上军舰。萨镇冰收了信，退了礼物，却趋于中立。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也在海军舰队里任事，在萨镇冰身边做参谋。汤化龙通过汤芗铭，也做了不少工作。等到北洋军南下，在武汉三镇与革命军交战的时候，海军反而站在“叛匪”一边打清军。要知道，黎元洪的投入，是革命士兵一直以他的名义出布告，等于替他纳了投名状，不由得他不从。但是汤化龙的反正，却是主动的。在当时，一个进士出身的咨议局议长，在那个年月，干这种杀头灭族的事，毕竟是要有障碍的，但是，他干了。
立宪党人掺和首义，有三件事帮忙最大。一个是这些大绅商的参与，让在汉口的西方人觉得此番革命，不是底层作乱，同时利用他们跟汉口西方领事的良好关系，运作各国领事宣布承认革命军为交战的一方，而他们中立。等于是跟清政府有正式外交关系国家，公然承认清朝内部的叛军跟清政府有同等的地位。这对于焦头烂额的清政府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另一个是汤化龙亲自起草的起义通电，劈头就痛批满人亲贵，独揽大权，摒弃汉人，一下子点到了各地立宪党人的痛处，再不作为，对不起自己。于是，接下来的各省响应，成了革命党和立宪党人的合奏。几乎每个省的独立，都有立宪党人的身影。某些重要的省份，如浙江和江苏，立宪党人还是当家主事的。那里的名绅张謇和汤寿潜，跟汤化龙一样，对满人亲贵的倒行逆施，有切肤之痛。三是汤化龙掌握的汉口商团，马上投入维持秩序，这么大的武汉，如果起义过后仅凭不足四千革命士兵，根本无法控制。
立宪党人的参与，使得革命变得容易了许多，也温和了许多。原本这些立宪党人，就是地方实力派，在地方根深叶茂。跟地方官以及不怎么革命的旧式巡防营都有关系，面子极大，由他们出面游说，不管对方答应与否，都不会被绑了推出去砍头。三说两劝，从了的相当多，实在不从，也顶多离任出走，罕有领兵反抗的。以至于很多地方，革命几乎成了茶杯里的风暴，匕鬯不惊。老百姓一觉醒来，发现唯一的变化是衙门挂起了白旗。江苏省会苏州反正之后，由于连一枪都没放，为了表示革命必须有破坏，由巡抚改都督的程德全，下令拿大竹竿子挑去了巡抚衙门屋檐的几片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只要没有发生战事，基本上商旅不惊，老百姓该怎么过日子，还怎样过。老百姓唯一感到困扰的是，听人说皇帝没有了。至于外国人，即使待在战区都没事，无论清兵还民军，碰到外国人住宅就绕着走。
当然，立宪党人虽然掺和了革命，是因为他们痛恨满人亲贵，但是，即便如此，第一枪他们是绝对不敢放的。有人放了第一枪，他们就敢走第二步。就像汤化龙和李国镛，走的很坚定，即使北洋军攻势猛烈，下了汉口和汉阳，也没有退出不干的意思。
【市民的武昌起义】
西方社会的市民（citizen），在现代社会，是个很光明的形象。按照西方的理论，现代的西方社会体系，是由市民社会（civilsociety）发展而来的。但是，古代的中国，市民可不怎么正面。由于文化是农村主导的，所以，市民往往意味着没什么文化，不诚实，滑头。市民不仅意味着大小商人，还意味着名声不佳的车、船、店、脚、牙，以及官府的衙役。这些人，相对于农民，往往就意味着坑蒙拐骗。尽管这种坏名声往往是被妖魔化的，但却主导着人们的印象。要做大事，没人信得过市民，直到曾国藩练湘军，还依旧恪守不要城里人的原则。
然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现代化努力，在中国的开放口岸城市，老的市民还在，但是新的市民，比如工人、机师、记者、医生、买办也出现了。发生武昌起义的武汉，就是这样一个口岸城市。作为九省通衢的枢纽，当年的武汉，商路北至俄罗斯，南及广州，西到重庆，东达上海，相当繁荣。加上清朝国家办的巨型工厂汉阳铁厂和兵工厂，都在武汉，所以，这个城市的新市民颇具规模，老市民也没有因新市民的出现而减少。随着市场的扩大，商业的繁荣，清朝原来街坊保甲式的管理方式逐渐失效。各个街道的商户和居民，仿造租界，自发组成了保安会，负责消防救火和治安。保安会的会长，均为较大的商铺老板，会员则由店伙和学徒以及居民义务充任。但需要购置的救火器材，则由各商户分摊。每个保安会还出若干“民警”，协助警察巡街。后来，在各街道保安会的基础上，在城里的立宪派士绅领袖汤化龙的倡导下，各街道的保安会联合组成“汉口各团体联合会”，作为市民的自治组织。这个联合会的核心，是汤化龙联合一些商界头面人物组织的银行研究会。
在汤化龙主导了联合会之后，这个留学过日本的名绅，开始着手整顿各个保安会，给会员统一配备服装，像军装似的。让这些分散的店员、学徒和工人，定期接受教育，加以训练，在社会上宣传保安会维持治安，消防救火的意义，同时，为原来就有的消防组织，添置设备，真的有了火情，出动消防队灭火。同时，汤化龙利用他的地位，多方周旋，请求湖广总督瑞批准，联合会购置了两千支德国毛瑟枪（放着便宜的汉阳造不买，估计是没看上），子弹数万发。聘请一些军校出身的军官，到各保安会做军事教官，钱给的比军队里的军官还要多。每天清晨操练两个小时，还定期打靶，实弹射击。每个保安会，差不多有一个排的兵力，整个联合会，几千人的队伍。时常让会员们身着军服，扛着枪，奏着鼓乐，列队行进在街上。让这些学徒、店员感到倍儿有面子。在汤化龙做了湖北谘议局的议长之后，他还发动联合会，组织了立宪请愿游行。几千人整齐列队，一个保安会一色旗帜，到总督衙门请愿。
在很多材料上我们都看到，武汉的市民，很欢迎起义，送饭送水的。但实际上，市民对于起义，并不仅仅限于表示支持，他们也参加了起义。起义突然爆发，一夜之间政权易帜，却没有发生大大乱，很关键的是因为汤化龙进了军政府，各个保安会在士绅的协调下，马上变成保安队，戴上红字袖标，并补充了武器，出来维持地面，帮助搜查残敌，弹压不法。海关的报告说，商界领袖在维持汉口的市场，革命军和市民一同维持秩序，发现有抢劫者，就开枪或刺刀对付。“各阶层的人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革命军的同情”，当然不仅仅是同情。甚至，这些商团会员还直接参战，在反攻三道桥的战斗中，据说保安会的武装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革命军大部分都是临时扩充的，大批的新兵，有的上了战场就晕，连如何装弹、放枪都不会。保安会的会员毕竟受过一年多的训练，实弹演练也来过，无论如何，都比那些新兵蛋子强些。只是这些保安会的会员都是有工作的，打一仗两仗热闹热闹，大部分人就回家了，只有少数人投军继续作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也参加了武昌起义。当然，他们的上海同道，干得更猛，进攻制造局的主力，就是上海商团。
我们知道，武昌起义的成功，跟立宪派对朝廷失望，转而支持革命有莫大的关系。汤化龙就是一个典型，这个进士出身，位至一省谘议局议长的大牌士绅，居然在起义发生之后，马上就投身进去，甘冒杀头灭门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起义发生之前，他对朝廷收回路权，搞皇族内阁凉透了心。领袖的失望，追随者更失望。像上海、武汉这种通商口岸的市民，得风气之先，无论支持革命还是支持立宪，都希望中国的制度向西方的方向变。当大家都认为朝廷搞假立宪，把权都揽在自己手里的时候，作为小人物的立宪追随者，其悲观绝望，肯定要比他们的领袖更甚。所以，我们看到，凡是革命发生的通商口岸，市民们对革命都比较热情。上海的市民，甚至不能容忍报馆报道革命失利的消息，谁报道，就砸谁家的玻璃。但是，在内地，则醉心革命的则是会党群众，农民和商人都很漠然。
【荫昌督战记】
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大清王朝倒台，从满人方面考虑，在军事上，有两个人当是祸首，一个是瑞，一个是荫昌。清朝最后三年，当家的亲贵朝廷，不分青红皂白把权往满人手里搂，无奈满人将帅真是没用，纵使大权在握，稍有缓急，大不济事。武昌起义时的湖广总督瑞，在满人中还算能吏，起义军的大炮一响，忘记了自己本职乃是武将，在督府围墙掏了一个狗洞，一溜烟逃到楚豫号兵舰上，摆出一个随时可以逃走的架势。群龙无首的起义军能够如此顺利地占领武昌，跟对方恰好也群龙无首不无关系。而荫昌身为朝廷的陆军大臣，亲率大军南下讨伐叛党。一连十几天，寸土未复，寸功未立，眼看着全国遍地燃起烽火，坐待大局糜烂。比较起来，荫昌的罪过，显然要更大些。瑞当初，毕竟事起仓皇，不知道还有那些可用之兵，钻了狗洞，还有那么一丝原由。荫昌握有当时号称最强的北洋劲旅，兵精粮足，而且武器先进，居然无所作为，实在说不过去。
后人说到这段历史，都说是因为北洋军是袁氏家兵，他指挥不了，因为背后有袁世凯的暗中操纵，不想让他建功。其实，荫昌在北洋武备学堂做教官和会办多年，跟多数北洋将领，关系匪浅。冯国璋和段祺瑞，都以师礼事之。李纯、张敬尧之辈，就更不在话下。北洋军南下之际，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在幕后操控，让他们不要卖命，现在还没有确切证据。荫昌当时所谓的指挥不动，在我看，应该是指挥不力才是。接任之初，先派两标（团）做先遣队，不是乘革命党人立足未稳，赶紧跟张彪余部汇合，抓紧反攻，反而让这两团人守住武胜关就好。待到北洋军到了前线，跟起义军交上了火，但他却待在河南的信阳，迟迟不肯踏入湖北境地。好不容易在压力下进了湖北，却赖在火车上不肯下来，离火线好远，车上架上机枪和大炮，重兵环绕。列车前后各放一个车头，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本质上跟待在楚豫舰上的瑞心思一样，都是准备随时跑路）。卫兵发现远远一群人走过来，报告给他，他马上就下令开车后退。列车开动之后，一个胆子大的参谋下去看了看，才发现原来是一群农妇到地里收棉花。这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陆军大臣，这样的心虚胆怯的总指挥官，连敌人的影子都看都没见过，部队怎么肯卖力？后来接手指挥的冯国璋，亲自上阵地考察敌情和地形，指挥部就设在前线，随时掌握战况，投入兵力，跟荫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实，冯国璋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名将，他只是比较像一个战将而已（观战的俄国武官说，北洋军打仗，就跟演习一样）。当年的北洋军，人说是在袁世凯练兵之时，就被刻意灌输了效忠他个人的思想，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但是，历史学家其实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袁世凯练兵，并没有多少精神教育，军队里所谓的精神讲话，是在民国之后的事了。如果小站练兵歌算是精神教育的话，那里面没有效忠袁宫保的内容，倒说效忠皇上来着。实际上，北洋军当时就是一支按普鲁士标准练出来的雇佣军。只要给足了饷银，职业伦理还是有的。虽然说，多数北洋将领在袁世凯领导下，由于袁氏的个人风格，会感觉比较舒服。但绝不意味着，只有袁世凯一个人才能指挥得动他们。如果荫昌能亲临前线，身先士卒，再舍得花钱悬赏（后来冯国璋就经常这样干），舍得赏给官衔，这些训练有素的老兵，对付革命党那些刚扛枪没几天的新兵团队，怎么的都绰绰有余。
其实，荫昌从一开始，就不原意接这差事。有人回忆说，内阁开会商议之时，荫昌足蹬军靴，但身上却穿着袍褂，半文不武的样子。听闻要他督师去武汉，马上抱怨道，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但是，当时摄政王载沣，急来抱佛脚，全指望这个留学德国“知兵”的自己人了，不去又不行（另一个更知兵的良弼，得留在京里护驾）。荫昌是一个典型的八旗子弟，要说玩的，门门精通，就是干不了实事。一笔好字写得，两口芙蓉（大烟）抽得，三圈麻将搓得，四声昆曲唱得。聪明伶俐，讨人喜欢。鼎革之后，袁世凯用他做总统府侍从长，真是用对人了。说起来，他属于旗人中较早习染西方文化的人，很早就进了同文馆学习德文。虽然说，同文馆的学生，没有像设计的那样，专门招收旗人的精英，只是一些贫寒的八旗子弟才肯“屈就”做“鬼谷弟子”，但指望他们学出来掌控整个洋务，却依然是朝廷的期待。可是，同文馆的洋化教育，根本抵不住八旗闲人文化的侵蚀。馆里八旗子弟的待遇不错，每日七个碟子八大碗，还要加上七品官的俸银，但所学的洋文，却不甚了了。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回忆说，他的同学里，有学了九年俄文，连字母都没背下来的。其实，就算最有出息的张德彝，到英国使馆做翻译，让留学生严复听了，还是笑话百出。荫昌就是这样一个学业不甚了了的学生，毕业到德国做翻译，连日常对话都应付不下来。后来进了武备学堂做翻译，算是投身军界，被派到德国留学，依然学的不甚了了。从留下的老照片看，只有一付德皇威廉二世的八字胡须，依稀有点德国的痕迹。军旅生涯中，只做过短暂的江北提督，在任上，人倒是蛮随和，就是一不练兵，二不整顿。不过，在满人里面，他的头脑倒是不很冬烘，跟汉人的关系也好，早早的就自己剪了辫子，进宫见太后，就装一个假的应付。朝里朝外，没人说他不好。鼎革之后，能继续做袁世凯的侍从长，不仅因为他是袁世凯的亲家，还因为他的人缘。这样一个宝贝，一个八面玲珑的宝贝，做了陆军大臣，还被委以拯救朝廷危亡的重任，没有临阵脱逃，溜回北京或者溜出国去，已经阿弥陀佛了。
【瑞之走】
辛亥武昌起义，当时的湖广总督瑞，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关键性人物。起义成功，占领武汉三镇之后，点校人马，才不过四千人，起义的当口，应该只有千把人。军人未叛和观望者居多数。此时的瑞，如果能镇定一点，亲自率军抵抗，群龙无首的暴动者能否成功，实在是未定之数。哪怕他学叶名琛，来个“不死，不降，不走”，结局也许也会有点不一样，至少，统制张彪的抵抗，会更卖力一点。起义的亲历者革命党人新军士兵曹亚伯说，“瑞若不走，督府之教练队必不退，而未响应之各部队既无宗旨，又成观望，必与革命军为敌。”起义成败还真难说。可是，这边起义者的炮一响，他就挖开督府的院墙开溜，一溜就溜到江中楚豫号军舰上，摆开一个随时准备逃之夭夭开跑架势，一下子，人心就散了。
对于瑞，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好感，清朝的遗老遗少骂的最凶，清亡之后，没有一个人待见他，没人肯跟他来往。而倾向革命的人，断然不会因为他的行为实际上帮了革命而心存感激，反而一个劲地嘲笑他，说他是个没用的八旗纨绔。还有传说，说他是隆裕皇太后的弟弟，靠着裙带上去的，因此，犯了弃职潜逃的重罪，也没受惩处。其实，瑞虽然也是个名人之后，但跟隆裕却扯不上关系，他是鸦片战争中被视为卖国贼的琦善之孙，将军恭镗之子。事实上，人们可能是把另一个人，名叫瑞盏模跟瑞弄混了。这个叫瑞盏娜犯隆裕有亲戚关系，不过不是隆裕的弟弟，而是光绪的娘舅。此人也在外面做官，做的是杭州将军，辛亥前一年，任满回京，因此平安无事。这个瑞眨倒是个标准的八旗纨绔。做票友，斗蟋蟀，抽大烟，养宠物，无一不精。所抽的大烟，都用专门的人参熬制而成，据说抽了不仅不伤身，还养生。心爱的大烟枪，概以京剧名角命名，如梅兰芳，尚小云等等，连带着就把票友跟烟霞癖混在一起了。他喜欢宠物猫狗，到了痴迷的程度，连外出公干，大轿子上也抬着若干只狗。上海的报纸，给他画了漫画，画上他的八抬大轿，轿帘两边伸出两只狗头。他见了不以为忤，反而挺高兴。当初，如果是这个宝贝，在湖广总督的任上，那么估计连挖狗洞跑的能力都未必有，连烟枪带宠物一并得做了俘虏。
说起来，瑞其实在满人里面不是个怂包。当年他祖父就是能吏，鸦片战争期间办理交涉，在今天看来，并不算有多失策。皇帝把他撤职查办，是听了谎信，结果后来的事情似乎更糟。瑞自己在当时也是个能吏，受到端方赏识，但却是比端方档次低一点的能吏。他在上海道和江苏布政使任上，办新政卓有成效，《清史稿》上说，“中外交诵其能。”有点夸张，但也不虚。在湖广总督任上，处理湖南饥民暴动，惩治了若干劣绅，声誉也不错。武昌起义后发现湖北官库里居然有那么多的银两，总计达到四千多万元，里面固然有前代张之洞和端方的功劳，说明他干得也不错，不是败家子。据说，他这个人做官也比较清廉，不算贪。
但在旗人整体素质下降的情况下，个别的能吏，其实能力也有限。即便算是治世之能臣，居于乱世，就跟丁文江自嘲的那样，也许只能算是饭桶。端方如此，瑞也是如此。革命党人在汉口租界试制炸弹暴露了据点，一些党人被捕，党人的花名册也落在了瑞手里。这个时候，如果来硬的，就马上按名册抓捕，大开杀戒。如果来软的，则被捕党人不杀，当众销毁名册，宣示既往不咎。可是，瑞却杀了彭楚藩等三人，悬首示众。但是在是否大肆抓捕党人问题上却犹豫不决，不说抓，也不说不抓，激起流言肆虐，新军士兵，人心惶惶。显然，这样的处置，硬不硬，软不软，首鼠两端，最易激起事端。起义那天夜里，听闻士兵暴动，瑞随即找来张彪和幕僚商议，有人劝他死守，有人劝他躲一躲。其实，这个时候，起义者的炮，还没有打到督府，连进攻的布置，都没有开展。而清朝地方官弃职逃逸，属于杀头的重罪，瑞身为满人大员，无论如何不能跑。但是，当日楚豫号兵舰的管带陈德龙也在场，他说督府太危险，楚豫号就停在武昌境内，逃到兵舰上不算逃跑，一样可以指挥反击。这话正合瑞的心意，于是，这边炮一响，瑞连大门都不敢走，随从让士兵从督府的后花园的墙上用枪刺挖了一个狗洞，瑞一大家子人，妻妾仆役并儿子媳妇，从狗洞里钻出来，逃到了楚豫号兵舰上。此时，门外连起义军的影子还没有呢。
总督摆了一个随时准备逃跑的POSE，整个大局可想而知。即使有心抵抗的，也没心思了，况且，到了兵舰上的瑞，半筹不展，什么反击的招数都没有。武汉三镇，雪崩似的瓦解了。当时清廷还算客气，给了瑞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意思是让他戴罪立功，但是他留任也没留多长时间，就擅自顺流直下，到了上海，当年上海滩的犹太富商哈同跟瑞有交情，而且就乐意收留这种政坛上的失意者，于是，他躲到了租界哈同花园里。接下来朝廷给他的处分是逮京治罪，但是，这时候的清朝，已经自身难保，自然难以执行。瑞一直躲在上海租界，孤家寡人，灰头土脸地捱了四年，窝窝囊囊地病死了。后来的遗老们一提起他来，牙根都恨得痒痒。一起商议说要给他一个谥号，叫“罪首”，不知道清废帝小宣统，真的这样谥了没有？

第二幕 异哉！晚清！
〔革命是一出又一出不在一个舞台上的演的戏，演员不同，龙套也不一样。演好演坏，都不愁没有人看。〕
【惠州：一场好看的国际性起义】
1900年，趁着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皇室开溜，北部中国大乱的当口，孙中山的革命党，在广东的惠州，发动了一次武装起义，惠州三洲田起义。这次起义，在孙中山看来，是时局转换的关键。经此一役，国人不再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反倒有点同情了。其实，孙中山会错意了，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改变，跟这场起义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清廷在庚子之变中的倒行逆施。在即使在广东也算边角地带的惠州，几个乱民闹事，当时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媒体，通讯也不发达，全国能有几个人知道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惠州三洲田起义，在革命党人的起义谱系中，地位不低。
起义跟多数革命党人起义一样，动用的是会党的力量。具体在惠州，就是洪门三合会或者三点会的会众。本来，清末的洪门未必有很强的政治性，所谓的反清复明宗旨，反抗朝廷的传奇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遭遇朝廷压迫之后，经高人点拨加上去的。社会上逸出土地的人多了，脱离乡土宗法系统讨生活，有个组织，相对容易些，帮会也好，民间宗教也好，就应运而生。这样的组织，朝廷不喜欢，加以打压，倒也自然。可是，古代的朝廷是弱政府，控制力不强，对于这种组织，打压也打压不了。真正抗衡这些组织的力量，其实是乡绅和宗族组织。于是，帮会就不黑不白地存活着。凡是在政治上想有作为的反政府势力，都会很自觉地想到他们。太平天国用过他们，戊戌维新被镇压的激进的维新派，也利用过帮会。最后轮到革命党了，早在兴中会初起，孙中山就加入过海外的洪门，名分是洪棍。在国内舞枪弄棒，扯旗造反，拉这原本就被朝廷视为非法的团体入伙，则是最方便的选择。
惠州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在广东自成系统，民风强悍，不思守法的“刁民”多，洪门势力大，是个策动造反的好地方。革命党在辛亥武昌起义之前，一共发动了十次起义，就有两次在惠州。
对于会党而言，冒风险他们并不太怕，原本就是时常冒死犯难，干犯法纪的流民嘛。所以，策动他们起义不难，但是，做这种事，一要有钱，二要有枪。对帮会来说，这不是革命，他们也理解不了什么叫革命，只是买卖，刀口舔血的买卖。比起平时的小打小闹，此番只是做的大了一点而已。钱，革命党是有的，每次起义，他们都会在海外筹钱，筹够了，才发动。起义发动起来之后，按日发饷，发到每个人头，孙中山还为此特意换了好些零碎的港币。除此而外，起义首领也要有钱，走街过巷，每到一地，起义者都要杀猪漉酒，大吃大喝。东西还不是抢来的，可见钱是有的，还挺富裕。枪也好办，惠州临近福建，福建对面是日本占据的台湾，而福建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经台湾到厦门走私枪支，一般不成问题。所以，造反的洪门手里，就有了最新式的快抢。
起义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趁乱作乱，从来都是好机会。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这几乎是日本的一贯做法，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叛者）。因此，参与起义的，还有一群日本人。有名有姓的有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大崎、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余人，多是跟黑龙会有关的浪人，算是一支“国际纵队”。计划是先由郑士良等人潜入惠州三洲田，先行组织。然后孙中山携众“中日同志”一起到来，共图大举。没想到，郑士良进去把人拉起来之后，港英当局不给面子，孙中山他们在香港受阻。郑士良眼见粮饷将尽，人要散了，于是冒险发动，如果成功，就在海边占个地方，等待从台湾来的援助。
起义发动的时候，由于起义军枪械精良，有格林炮和毛瑟后膛枪，一时间占了便宜，打垮了好几股清军。俘虏了清兵，就剪下他们的辫子，让他们做苦力。但是，起义者的革命宣传做得可不怎么样，虽然后世称他们为革命起义军，但当地人依旧称他们为红头贼，仿佛这些人跟太平天国时期起事的红巾军是一回事。起义军也真的是腰缠红带，头裹红巾，还打着红旗。领头的人等，头插雉鸡翎，胸挂红绣球。起义失败之后，被清军打死的首领，身上还挂着结成花球的红绸子。尽管是革命党人发动的起义，但是参加的洪门，还是跟其他扯旗造反的农民一样，喜欢把跟戏班子学的本事，用在起义上。
虽然中国的朝廷，有段时间不知所踪。但在广东的地方官，还算负责任，没有听说有人起义造反，就一溜烟走了。当地的民团，也不买帮会的账，硬是帮着清军打义军。虽然起义军一度聚拢了近两万人，声势不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人，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上台，新的总理大臣改了政策，不主张支持孙中山。原来从菲律宾采购的枪械，也吃人骗了。于是，预期的外援没有了，钱也没了，枪弹也没了，三合会会众一哄而散，日本人山田良政也死了，因为留着辫子，穿着清朝的衣服，清政府装不知道，日本方面也没有追究。郑士良只好走路，起义失败。清廷自然也不敢追究境外势力的问题，跟日本做交涉，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忍了。后来，孙中山到日本，还为山田良政立了一个纪念碑，称他是为中国革命而死的日本第一人。
日本人对孙中山的革命怎么理解，不好说，但洪门对革命和主义其实毫无理解，也没法理解。用他们起义，等于雇人造反，钱在人聚，钱散人散。
【萍浏醴：一场会党主导的起义】
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如果按规模，要算是辛亥前革命党所有起义中，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前后差不多有三万人之众。但是，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也是历次起义中最没有成效的，没有消灭什么清军不说，连一个小县城都没有拿下。整个过程，像一场会党组织的骡马大会，热热闹闹，忽起忽灭，平白连累了不少参与者。革命党的历次起义，策动会党参与占了多半，但每次起义，组织领导者都是革命党，革命党出钱，出枪械，拉会党进来，略等于雇人造反。但萍浏醴起义不同，组织者领导者都是会党，革命党人充其量做个参谋。
其实在这场起义之前，1904年黄兴为首的湖南革命党人，也策动过一场比较典型的革命党起义，跟孙中山历次起义的路数相似，也是先筹钱买枪发饷，后动员会党。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硬是被革命党人忽悠住了，明白了自己的帮会，原是要反清复明的。为此，黄兴的华兴会中稍有家资者，包括黄兴、刘揆一、杨守仁、龙璋、柳大任、彭渊恂等均破家相助。也真筹了不少钱，买了几百支枪械，还委任马福益做了少将。但是，会党一掺和进来，就有麻烦，即使是起义造反砍头的事儿，让会党中人保守秘密，也是件困难的事，三杯酒下肚，别人一激，在大街上就把机密吐出来了。而革命党这边，大刺刺的革命家也是有的，据湖南革命老人邹永成的回忆，当时在江西的革命党机关，就是因为后来参加过武昌起义的曹亚伯，每天拿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及《猛回头》到街头散发，结果也被清政府破获。总之，这场耗干了黄兴他们心力和财产的起义，未及发动，就被剿灭了，白搭进了湖南哥老会的龙头大爷马福益的性命，党人也死的死，逃的逃。
萍浏醴起义，虽说在后来的国民党叙事里，也是革命党人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奉命策动的。但黄兴远在东京，其实鞭长莫及，孙中山甚至连知道都不知道。起义过程中，刘道一等人也没有跟远在东京的同盟会总部取得联系。最关键的是，这场如此规模的起义，既没有外来资金资助，也没有洋枪洋炮的采购。起义的当家人，都是会党老大。起义前期，龚春台和魏宗铨组织洪江会，说是起义准备其实有些牵强，倒更像是会党的整合。萍浏醴一带，由于萍乡煤矿的大规模开采，逸出土地的流民增加，是会党的天然土壤，但是，此地的会党，却流派纷纭，各不相能。把众多小流派整合成一个大帮会，自是会党干家的野心。只是，在这个整合过程中，会党的野心沾濡了革命党的野心，整合固然更加方便，但危险性也增大了。
原本，包括蔡绍南和刘道一等革命党人在内的洪江会头目们，对于起义是抱着慎重态度的，基本上主张缓行。但是，某些受到革命野心激励的会党干将，对造反赌命，有时往往会特别热心，如脱缰之野马，躁动异常。所谓的统一部署，统一行动，或者说纪律，对他们来说，都是天方夜谭。敢赌命，敢盲动，也敢拖着别人一起冒险。稍后徐锡麟和秋瑾们发动的起义，也是受累于会党的盲动，不得不提前仓促发动。此番萍浏醴起义也是如此，只是人家徐锡麟他们是真的要起义，而洪江会是不是真的要起义，还是个疑问。
不管怎样，在洪江会另一个头目廖叔保在麻石聚众数千人发动之后，整个洪江会不动也得动了。龚春台这边打出了中华国民军南军先锋队的旗号，自称都督，发布的檄文，用黄帝纪元，内容跟绝大多数辛亥革命期间的革命檄文类似，一边强调反满，一边则提出要保护外国人，跟义和团划清界限。最有意思的是，檄文宣称，他们要建立的共和民国，所享有的幸福，即使现在欧美国家的人民，也未曾完全享受。当然，这种小知识分子的乌托邦幻觉，行走于湘赣的游民和萍乡煤矿挖煤的矿工，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的。所以，要论动员，还是继承马福益做龙头大爷的姜守旦更实在些，他打出的旗号是“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宣告汉人中只要有人可以推翻清朝，就可以被拥戴做万世一系的中华大皇帝。
不过，无论做皇帝的指望，还是享受民主的好处，对于一群没有训练，也没有新式武器，甚至没钱可拿的帮会分子而言，真的起义造反了，都是不顶饿的画饼。拿着原始武器甚至手无寸铁的起义者，一碰上荷枪实弹的清军，枪声一响，就大半溃散。哥老会首领姜守旦率领的万余义军攻打浏阳县城，城里的清军不足两营，可居然敢于出城迎战，结果一战就把义军打散。在国民党的历史叙事中，只有个别的英勇战士，一手舞钢刀，一手执锅盖，奋勇杀敌。显然，即使这样的勇者，手里的锅盖，无论是木制的还是铁的，挡弓箭也许还凑合，碰上后膛快枪，无论如何不济事。
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起义，落到具体战事中，竟然净是些儿戏式的战斗。这样的起义造反，漫说新组建的陆军，整顿过的巡防营，就是湘淮军也一样能给平了。指望成千上万拿锅盖做盾牌，钢刀做武器，间或有几支抬枪，甚至是徒手的游民和矿工去碰后膛快枪和大炮，彻头彻尾是一场会党首领的盲动。这样的盲动，比起革命党其他有钱有枪的起义，要更加荒唐。原来置身事外的革命党人，猛然听说萍浏醴策动出这样规模的起义，急性子的匆匆忙忙赶来参加，结果不少人什么都没干就掉了进去，非死即囚。起义不仅折损了几百无辜的会党群众，而且赔上了不少莫名兴奋的革命党。
后来国民党的史学家，一直称萍浏醴的起义者为党军，其实，这群乌合之众，如果是党军的话，也是会党的党，不是革命党的党。查当时的清朝官方档案，湘赣两省的地方官，包括负有间接责任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端方，都一直称这场起义为“会匪”作乱，只是在后来拿获革命人之后，提一下拿了几个“孙党”，一直就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党的起义。真扫兴，老冤家竟然一点不给革命党的面子，全然抹杀了他们的功绩。
【绍兴：一个体校的革命事业】
学堂的学生，比较容易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这在世界各地都差不多。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是，如果有所学校，是革命党人为了发动起义建的，所教的玩意，居然就是舞枪弄棒，上操打靶，而且这样的学校，居然能得到清朝官方的准许，在官绅鼻子底下存活了两年多，还是有点不寻常。1907年夏天，由于不满于同盟会把力量都投放到两广，同盟会中原光复会的人，筹划在浙江、安徽两地发动起义。这场起义的核心基地，是一所学校，绍兴大通学堂。
绍兴大通学堂，实际上是一所体操学校。当年所谓的体操，可不是今日单杠、双杠、跳马之类的玩意，而是兵操，立正稍息齐步走，再加上扛枪，举枪，射击打靶。说是军校吧，也不是，因为不是政府办的，政府又不允许民间办军校。当年徐锡麟、陶成章他们创办的时候，只说是培养国民兵，即民兵，或者预备兵的，等于是准军校。民间人士居然可以办准军校？当年还就是行。清末时髦之一，就是提倡尚武精神，号召士人弃文从武。人们到了日本，寻找日本强大的原因，说是西方乃至日本之所以强大，就是因为有这尚武精神，而中国不行，就是因为太文弱了。改文弱为勇武，当然得官民一起努力。教兵操，当年绝对时髦。蔡元培在上海办爱国学社，章士钊等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退学来投，蔡元培当即请他们教兵操，自己诺大年纪，跟学生一起立正稍息齐步走，当时风气如此。所以，办这样一所“体操专科”学校，是可以得到浙江官方批准的。徐锡麟在上海花了大笔的银子，买了五十支九响后膛枪，和两万发子弹，明目张胆公开运到绍兴。学校里的人，也公开扛枪训练，上山打靶。至于徐锡麟自己，则每天枪不离手，每天射击。眼神不好，近视，但架不住天天练。最后据说枪法不错了，但后来刺杀恩铭，好像还是不够准头。每年开学毕业，徐锡麟都要请绍兴府、山阴县的官员前来，一起吃饭、照相，学生的毕业证，也要盖上府县的官印。所以，尽管这种成天操练打靶的学校，很为当地士绅不喜，但为了国家的尚武大计，他们还是得忍着。
后来，徐锡麟拖家带口还带着一群弟子去日本留学，原本打算进军校学军事，因为眼睛近视，进不了，胡乱待了一些时间，学了点警察的知识，回国了。浙江是个出富人的地方，徐锡麟办学，有人出大笔的银子，这些银子除了买枪办学之外，还有剩余，徐锡麟就用来捐了一个道台。同时游说当道，觅个官做，施展才华。湖南巡抚俞廉三跟徐锡麟有点亲戚关系，着了他的道，认为他很有才，把他推荐到他的门生安徽巡抚恩铭那里做事，摇身一变，徐成了安徽巡警处的会办（略等于警察总局副局长）和巡警学校的监督（校长），深受恩铭的信任。就这样，光复会的这些干将们，就有了浙江、安徽两个基地，也好将来同时发动。
但是，光复会中人，跟他们所不喜欢的孙中山等人一样，都喜欢联络会党，利用这种地下社会的力量，发动起义。浙江南部和东部山里的哥老会，多少年来，比起他们两广的同志，还要野，时不时地就掀起一场暴动，自己称王称帝。被打散了，头被拿了，潜伏些时日，然后再来。有了断文识字，而且见多识广的革命党人加入，让哥老会如虎添翼，胆子更大了。像大通这样的学校，当地好人家的子弟，自然不敢来，来的都是粗豪之辈，会党中人自是不少。各地的会党，拿这里当了据点，穿梭地在这里散海底，吃酒肉，谈造反。里面的学生，时不时地上街惹事，尤其是在徐锡麟不在的时候，接任的校长压不住茬，学生动辄上街打架动刀子，把文弱的绍兴人吓得不轻。当年，这所学校，当地人称“强盗学校”。1907年初，秋瑾接任校长，秩序虽然稍微好了点，但女革命党人更加激进，索性把金华、处州和绍兴三府的会党头目一并招到学校里，公开练习枪械，准备不日发动。而秋瑾自己则公然身着洋装，骑马挎刀出入绍兴城。当地士绅不仅不喜欢，而且感到了某些威胁，于是纷纷告状。大通学堂，就这样濒临暴露。徐锡麟和秋瑾准备在1907年7月6日，浙皖两地同时发动起义，后来又延期到19日。
其实，这个时候，徐锡麟在安徽还远没有准备好，除了自己带去的俩人之外，他似乎并没有在巡警学校的学生中发展多少成员。而浙江这边大通学校的学生固然大半为光复会成员，而且联络了大批的草泽英雄。但是，这些草泽英雄，却向以有组织无纪律著称。听说要起义，还没等统一布置，就接二连三地自己闹将起来，大批地提前暴露。这边安徽还没发动，两江总督端方已经把打入安徽内部的革命党人名单发给了恩铭，名单上的人，就有徐锡麟，只是不是真名而已。糊涂的恩铭把名单交给徐锡麟，让他去查。徐锡麟知道事情快要暴露了，于是仓促发动，趁巡警学校毕业举行典礼，巡抚等大员亲临之际，他事先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说，让学生摸不着头脑。然后就带着他两个从浙江带来的随从，当场把同样没有摸着头脑的恩铭，打成了筛子。起义发动了，但没几个学生跟着，徐锡麟被捕，牺牲。接下来，早就暴露的大通学堂被围，秋瑾不肯逃走。也许她知道，她和这所讲武的学堂，已经惹翻了当地好文的士人，跑也跑不掉。也许她是想借自己的牺牲，唤醒国人。于是，这位鉴湖女侠，也在绍兴轩亭口就义。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体校革命，就这样半途流产了。
值得一提的是，秋瑾死后，沪上报界开了锅，连篇累牍地刊载文章，为秋瑾喊冤，有的质疑口供，有的质疑审讯，有的则一口咬定，这是一场遭人诬告的冤狱。一时间，不惟浙江官吏被骂到臭头，连带着浙江的士绅也名声大坏。有人还写了戏文传奇，单表轩亭冤狱。当然，就造反而论，此案办的一点不冤，秋瑾也没有认为自己冤。但一个奇女子的死，引起沪上文化人的普遍同情，极大地激活了舆论的自由。使得清政府再办这样的案子的时候，就谨慎得多了，人犯，能不杀，尽量不杀。否则，谋刺摄政王的汪精卫断然难以活下来。
【镇南关：起义故事】
1907年底的广西镇南关之役，是国民党史上十次反清起义中的一次。按孙中山的说法，是第六次失败。这场起义，虽然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以至于后人经常会将它遗忘，但却是孙中山唯一的一次亲临现场的起义。后来有传说，孙中山亲临镇南关，还亲自操炮向清兵发炮，从此赢得“孙大炮”的美名。
不过，国民党人比较早的关于此次起义的记载，却没有提到孙中山开炮，只是说孙中山到了镇南关，在清军进攻的时候，同来的法国退役军官，发了一炮，毙敌六十余人云云。一位据说是参加起义的人（梁烈亚）回忆说，是孙中山命令炮手发炮回击，法国人也跟着加发一炮，也没说打死多少清兵。在晚清民国，称谁是“大炮”，其实无论如何不算是恭维。一般来说，都是说这个人好说大话，牛皮哄哄。诸多孙中山被人称为大炮的场合，显然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所以，这一炮，孙中山到底开了没有，另当别论，但肯定不会因为开了这一炮，获得“大炮”的称号。但这次起义，却因为孙中山的到场，具有了特别的意义。
其实，在国民党人邹鲁的记载中，这次起义，规模相当小。由于孙中山事先任命的起义军首领王和顺，没有能纠集起人来，不得不临时改任黄明堂主其事，而黄则带领百余义勇乡团，从悬崖上爬上镇南关炮台，守军狼狈逃窜，于是占领三座炮台，缴获多门大炮。然后孙中山带着黄兴、胡汉民以及日本人和法国人来了，“大行犒赏”。然后清兵大集，开始反击。在起义军发炮回击之后，清军的统帅陆荣廷，还托人带了一封语气极其恭顺的请降书来，但不知怎么，孙中山并没有答允，反而先行一步，从越南境内撤走。这边陆荣廷就发动猛烈进攻，起义军跟清军血战七昼夜，打死打伤清兵数百，最后安全撤走。整个过程，起义军仅仅死了二人。后来梁烈亚的回忆，孙中山的到来，犒赏不见了，变成了领袖对起义军的精神讲话，跟义军士兵联欢，然后义军大受鼓舞。不仅如此，孙中山还下到炮台下面，深入老百姓家里，访贫问苦。但在梁的回忆里，起义军变成了五百多人。在邹鲁笔下仅仅借了武器给义军的清军将领梁亚珠（疤拉梁），在梁的回忆里，都参加了起义。
在清朝的官方档案里，对于起义军怎样夺取的炮台，没有记载。只是说大股匪徒来犯，当时的广西巡抚张鸣歧在给朝廷的电报中，甚至称匪股有四千人。来自前线的指挥官陆荣廷的报告，对于战事，描绘得相当详尽，也是说血战七昼夜，毙敌无算，缴获枪支六七十枝，夺回了炮台。当然，差点要交部议处的广西巡抚张鸣歧，戴罪立功，也就没事了。陆荣廷则大受奖励，因此而升了官。
可是，在后来在广西新军服役新军高官何遂的回忆中，说到过广西边境。当时广西镇南关一带的炮台，都是19世纪80、90年代，由广西军事首脑苏元春修建的。到清末新政时，大炮早就锈得不能用了。边境几十里都没有人烟，荒凉的很。问当地官员关于镇南关起义的事，说是炮台被革命党人占了，当时没人知道，后来发现炮台上插了青天白日旗帜，才知道革命党人来了。然后龙济光（陆荣廷的上司），就调兵过来，用大炮轰了好几天，不见动静，上去一看，一个人也没了。龙州海关给上司的报告中，也说实际上是革命党人自己撤走的，清军占领时大肆渲染。
据跟着孙中山上镇南关的胡汉民回忆，跟来的法国炮兵大尉发现，三个炮台上只有一个炮是可用的。但是这些炮都是冲着越南方向的，发炮也打不了清兵，想改个方向，又没有工匠，就是有工匠，一时半会也改不了。孙中山亲手发炮的事，根本就没有可能，连法国人发炮，也成了不可能的事。在梁烈亚的回忆中，清兵也是在发现炮台上飘着革命军的旗帜，才发现炮台失守的，而炮台的守军早就投身革命了。但是，在官方档案中，镇南关炮台落入革命党人之手的消息，不是得知于当地官员和守军，而是朝廷军机处从龙州海关那里得知的，然后由军机处转告巡抚张鸣歧，严令他立即克复。龙州海关得知炮台被占，是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而邹鲁记载，革命党人在二十六日，就已经占领了炮台。在差不多三天功夫里，根本没人知道有革命党起义这回事。清朝的海关，是洋人代办的，管了一回闲事，却成为官方第一信息源。所以，这场起义，很大的可能是，广西边境上的这些炮台，荒芜已久，虽名义上有守军，但实际上没人。革命党人不过收买了一些散兵游勇，占了镇南关无人把守的炮台，占领的过程，并没有战斗，否则逃窜的敌军，无论如何都会告诉他们上司的。如果不是革命党人过于招摇，再过多少天，也没人知道。但起义毕竟算是发生了，而且孙中山也亲临了一回前线。等到清兵反扑，这些人早就从越南撤走了。双方未损一兵一卒，“血战”云云，只存在于双方的笔头上。然后，先是清军方面要编故事，指挥官龙济光和陆荣廷是要请功，而巡抚张鸣歧则要免罪。虽然“毙敌无算”这样的套话，实际上没人真信，但只消收复了“失地”，该庆功，该请赏，自然是没问题的。在革命党这边，孙中山亲临的起义，故事当然也要。几代人这么下来，不仅参加人数，怎样发的炮，一人说一个样。把大行犒赏说成思想政治工作，再加上访贫问苦，则印上了后来时代深刻的烙印。故事最不圆的地方是，优势的敌军，居然会阵前请降，请降信写得超级低三下四，却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更奇怪的是，如此强大的敌人请降，革命党竟然不准，非要跟人“血战”不可。在邹鲁的记事后半，记录了孙中山的一封信，在信里，陆荣廷的请降，非常突兀地变成了陆部士兵“多来约降”，约降可是约降，但是要钱，第一笔，每人要三十元，然后再给一百元，这样的话，陆荣廷部四千人，光付头款，就需要十余万元。陆部是广西最强的军队，这支军队收买下来，广西也就拿下了。可是，这笔钱筹不来，起义只好流产。看来，当时的孙中山还不敢像后人那样，可是，作为国民党史笔的邹鲁，居然连这样的纰漏都没给弥合一下，就端了出来，可见其中之不易。
双方都要讲的故事，自然就成了事件，成了起义。虽然，即便是起义，也可能只是故事而已。
【黄花岗：革命党和老百姓】
辛亥期间的革命党人是典型的英雄史观。他们是英雄，老百姓都是群氓。革命，就是先知先觉解放后知后觉，以英雄解救群氓。所以，从兴中会开始，所有的革命和起义，本质上都是少数人的密谋暴动。过去教科书总是指责革命党不发动群众，但在革命党人的字典里，根本不存在发动群众这个概念。他们认为，革命，是不需要动员的，动员了底层的百姓，对革命弊多利少。换言之，就革命而言，百姓是一种被动的物。
其实，居高临下的革命党人对于百姓大多心怀悲悯，他们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解救百姓，把他们从异族（满人）统治的奴隶状态中拔脱出来。既有民族解放的意义，也有反抗暴政的价值。这种感觉，赋予了他们决然的革命正当性。所以，虽然革命党人的起义造反，绝大多数都失败了，但被捕后的革命党人，做叛徒的却不多，慷慨赴义者，比比皆是。
辛亥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是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前费心最多，花钱最多，也牺牲最多的一次起义。这场起义的过程，人们已经说得太多了。简单地说，就是单兵作战的温生才斜次里杀出来刺杀孚琦，使得清朝官方提高警惕，大肆搜捕党人，因而破坏了起义计划，原定的十路进攻变成四路，但仓促发动之时，只有黄兴率领的一路真的动了起来，原定的新军和防营都没有响应。起义失败，是必然的。这场起义，革命党人做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筹了最多的钱，超过了十七万，按当时的标准，足以武装一个镇的军队了。清朝官方也说，起义军的枪械，比他们的还先进。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起义，也只动员了八百选锋——从各省选出来的先锋。真到发动之际，人不足四百，攻打督府的才百余人，但也敢贸然发动。似乎在革命党人看来，只消他们动起来，就这点人也足以扫平偌大的广州。广州的老百姓，会跟着他们走，不跟着走，也不会帮清政府。
黄花岗起义中，一般来说，革命党人对老百姓很好。在他们脑子里，革命就是拔救百姓于苦难之中。所以，当他们碰到百姓有难的时候，不管处境怎样，都会不由自主地帮一把。革命党在进攻督府之时，凡是碰到老人和孩子，就会暂时停止行动。原本计划在一个棺材店施放炸弹，但因该店的妇女小孩都在店后居住，遂弃之而去。行动时，碰到一个跟家人走散的女孩子，在街边哭泣，党人让她走开，她吓得只知道哭，迈不动腿。这个党人只好拉着她，走入旁边一条街，想给她找个人家躲躲，可是连敲数家都不开门，最后党人敲一家裁缝店的门，还不开，党人大怒：再不开用炸弹炸了！这家不得已把门打开，党人令其接下女孩，方才离去。
事不济了，一个党人逃走，无奈是外地人不识路，抓了一个铁匠让他带路。见这铁匠浑身发抖，党人说你是不是冷啊，我把衣服给你。铁匠说，我不是冷，我是怕你。党人回答道：我又不吃人，我们干这个是为民除大害的。铁匠方才把心放下一点，可以战战兢兢地带路了。起义失败，党人被追捕，即使在逃亡途中，碰到穷人，还是会加以施舍。在广州小北门一代，多是穷人小贩，被战火波及，妇女叫孩子哭，党人就给他们钱压惊。战火之后，好些穷人手上，都有了港币，都是革命党给的。但是，同样为起义的党人，如果碰上青壮年，看上去像有文化的人，有时就不大客气。当夜，有位旅粤中学的教师和亲戚外出，碰上一伙党人。先是被怀疑为满人，令其数数目字，从一到十（后来的武昌起义，革命党也这样辨识满人），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同胞，就强拉他们入伙。俩人畏缩着不想干，党人大怒，说：我辈冲锋陷阵，九死一生，将为同胞谋幸福，这也是你等应有之义务，你们怎么如此胆小如鼠，让我们冒险犯难，你们坐享其利！不由分说，强拉着他们跟着走，走慢点还拳脚相加。直到碰上了清兵，这些党人去迎战，二人在趁乱逃走。
比较起来，革命党人在多数的起义中，对老百姓既比会党好，更比清兵好。除了辛亥革命后期大肆扩军，良莠不齐，有很多民军胡来之外，在此前的历次起义中，这些学生出身的革命党，不管不顾的烧杀肯定是没有的，对老弱妇孺也怀有浓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对受苦的百姓，也大动悲天悯人之情。只是，革命党的这种情怀，绝对是居高临下的，他们是穷人的救星，是解救者。如果被解救者看起来读过书，而且冥顽不灵，不肯拥护革命，他们就会生气，气性大了，杀人也是可能的。革命中，会党习惯性地裹挟一些人进来，革命党人其实也可能做这样的事，只是，他们做的时候，方式方法不大一样而已。从某种意义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党人对于百姓的共同心理。只是，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
辛亥革命发生时，中国多数的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对于革命其实相当冷淡。他们对清政府不是没有不满，但决没有到揭竿而起的地步。对革命，真正有几分热心的是城市的市民。在黄花岗起义的当口，连市民都未必欢迎起义。但是，自信满满的革命党人，却觉得是自己给百姓们带来了解放，主要是从异族统治下的解放。当他们要求百姓用自己的行动——剪辫子——证实这个解放之时，却遭到了百姓的抵制，有的地方甚至引发骚乱。但是，就是用武力强迫，革命党也要贯彻这种解放。在启蒙期间，对于自由、平等、博爱也蛮在意的革命党人，到了这种时候，却纷纷热衷强制，以强力剥夺农民保留辫子的自由。革命党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力，因为他们是高高在上的解放者。剪辫子，既是一种解放，一种摆脱奴隶根性的自由，也是革命党对百姓的恩赐。
【保路运动：都是铁路惹的祸】
提到保路运动，教科书上一般都沿袭孙中山的说法，说四川的保路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先声。不过，就事件的因果而言，虽然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发生在同一年的前后脚，但两者却没有直接关系。教科书上说，由于保路运动的结果，一部分湖北新军被调去弹压，因而给武昌起义造成了便利。其实这也无从说起，因为入川的这部分新军，也一样得到革命党人的渗透，并非顽固的巡防营，革命党的人数，一点都不比留下的人少。但是，从大的政治气候而论，保路运动的确跟辛亥武昌起义的成功有点关系。自1908年清廷的少年亲贵上台以来，有诸多的倒行逆施，影响最大的，就是收权，一把地方权力收归中央，二把汉人权力收归满人。而所谓的铁路国有政策，就是这收权政策牵动面最大的一个行动。原本发动立宪请愿的汉人士绅，是要借立宪跟满人进一步分权的，结果不仅没有分到权，连已经有的人家还要拿走，一怒之下，愤而同情革命，不帮朝廷帮乱党。从这个意义上说，保路运动跟辛亥武昌起义，是有关系的。
保路运动，其实不仅仅是四川的事。凡是修建或者正在准备修建铁路的地方，都有保路这回事，比如粤汉铁路涉及的两湖和广东，沪杭甬铁路涉及的江浙。而且所有参与此事的士绅，都愤愤不平，十分火大，但相比较起来，四川人的火气更大些。反过来，朝廷对川人似乎也更为苛刻。
川人修铁路，始于川汉两地督抚的动议。1903年，时任四川总督的锡良和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商定，修建川汉铁路。铁路沿长江自武汉而上，先修到重庆，然后再由重庆到成都。以宜昌为界，宜昌以上，由四川修，宜昌以下，由湖北负责。1904年，四川铁路开始兴办，用募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由于募股方式比较灵活，到1909年，四川已经筹集了一千余万两，不仅士绅参股者众多，就是贩夫走卒也有入股的，由于相当的股份是以租股的方式征集，所以，不仅地主，就连一般农夫，也有股份。四川的袍哥头面人物，自然也少不了有份。而且，虽然四川铁路名义上是商办，但却和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筹集股本的时候，每个县都借助官方的力量，甚至通过钱粮征收之际摊派。从这个意义上讲，各省的路权，属于典型的地方势力范围，自督抚以下的各级官员到大小士绅，都属于一个利益共同体。
蜀道难，修路不易。川人修铁路，却从一开始，路线就选错了。武汉到重庆，有长江航道在，原本就不用修路。而且这一段的沿江沿线，山道险峻，地质状况复杂，修起来难度太大，即使以今天的技术条件，修起来也难，可那时的川人，却偏要顶着困难上。川汉铁路1910年在宜昌开工，修了一年，才在宜昌到香溪口一段，修了百多公里的路基，还没有进川呢。屋漏又逢连夜雨，四川铁路公司存在上海几个钱庄的几百万两银子，又因钱庄在橡胶股票风潮中，突然宣布倒闭而血本无归。显见是四川铁路公司中有人想要生息图利，结果吃人骗了。
当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四川之初，并没有像在江浙和两湖一样，引起激烈的反弹。川人只要朝廷肯将开工的费用承担下来，将赔的倒账担下来，将已经筹集的股份，部分用现金偿还，部分以股票抵账，也就可以了。看来，川人修铁路，专啃硬骨头，实在是啃累了。可是，朝廷对于各地的态度，却往往根据修路的成绩而有所区别的，对江浙，最客气，因为人家的铁路修得差不多了，对两湖和广东次之，对四川，最不客气。不仅不肯替川人赔倒账，而且连宜昌段的工程款，也要清查。其余的股份，只肯换成官股，四川铁路公司的现金，全部要提取拿走。
当时四川的总督赵尔巽已经离任，遗缺由赵的弟弟赵尔丰接任，在未到任前由布政使王人文代理。王人文知道此事所关川人的利害，屁股完全坐四川地方一边。一直在为川人说话，跟朝廷力争。四川铁路公司的大股东们，也接二连三向朝廷呈文。但蛮横的亲贵朝廷，却不肯做哪怕丁点让步，态度越来越强硬。于是，四川全省成立保路同志会。成都的大街小巷，都搭起了光绪皇帝的“皇台”，上书光绪戊戌维新时的“铁路准归商办”上谕。袍哥们空前活跃，全川上下，都动了起来。在保路的动员中，朝廷向外国借款修路，蛮横强霸，被顺理成章地贴上了卖国卖川的标签，而铁路公司自己的倒账，路线选择的失误，则不见了踪影。加之朝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在四川的强硬推行，的确损害了大小股东的权益（尽管这个权益在暗中也被主持其事的士绅们损害了很多），所以，全川上下很快就闹了起来，每次开会，都哭声震天（虽然在某些外国观察者看来，开会的人里面，下层人士，甚至地痞流氓越来越多）。这时，朝廷却依然执迷不悟，以更加强硬的态度应对，赶走了王人文，换上了不明利害也不明里就的赵尔丰，同时派端方率兵进川，明摆着就是要来硬的。结果，硬是够硬了，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请愿，罢市浪潮，赵尔丰抓了请愿的保路同志会正副会长蒲殿俊和罗纶，开枪杀了人。于是，保路运动，在革命党和袍哥的运作下，变成了武装反抗，原来领导运动的立宪派士绅，也被逼反，保路同志军遍地开花。最后，保路跟辛亥革命的洪流汇合，冲垮了清王朝。赵尔丰和端方，都在这洪流中身首异处。当然，经过这场变乱，四川的铁路，也彻底烟消云散，一寸也没了。
好玩的是，辛亥革命之后，卸任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被袁世凯任命为全国铁路督办，一个明显被忽悠的职位。但被忽悠的孙中山，却宣称要建二十万公里的铁路。可是，孙中山最后也跟川人一样，一寸铁路未建，就被迫发动再一次的革命。可是，这回轮到发动革命的人倒霉了，不旋踵就一败涂地。说起来，都是铁路惹的祸。

第三幕 过场的角儿们
〔大革命，过场的都是大角色。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发挥得好与孬，都在改变着历史。〕
【黎元洪：在黎菩萨与黎都督之间】
黎元洪是个命特别好的人。看相貌，此人国字形四方大脸，堂堂仪表。从清朝到民国，官场之中，有这样相貌的人，命都不错。在清朝举人大挑（即选拔举人直接进入仕途的一种程式）的时候，这种人属于首选，只要参加大挑，就注定会做官的。大挑的标准，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用人的相貌标准。在上面的人，大抵以为凡是长成这个模样的人，比较靠谱。所以，这样的人，但凡进了官场，官运大抵亨通，黎元洪也是这样。这个出身海军，进过北洋水师学堂，做过严复学生的人，得到张之洞的赏识，改投陆军之后，一路顺风，升到协统（旅长）。要说有什么本事，很难说，但的确比较老实，为人谨慎。做军官从不克扣军饷，带兵也比较宽厚。胸无大志，规规矩矩，在瑞小老婆眼里，是个老实巴交，从来不多说一句话的憨大头。比较起来，这个出身海军的人，知识水准似乎要比陆军将领要强些。一位接近他的外国传教士告诉我们，黎元洪能用简单的英语跟他对话。海军学堂出身的人，应该差不多，因为当年海军就是学英国的，教材和教师，都是英国人和英国的留学生。在湖北新军里，他和张彪一个混成协统，一个镇统，张彪的声誉一般，传闻颇多，但对他，几乎没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但就是这样的一个憨大头，后来居然断断续续做了好些年的民国总统。期间，多少个风云人物，至少在名分上，都得屈尊于他之下。比如后来做了民国总理的段祺瑞，前清时节已经官拜军统，但进入民国却位在黎元洪之下。有这样的好命，关键是辛亥武昌起义那天，他刚好是武昌新军的协统。
其实，起义当天，他是站在起义对立面的。此前的他，虽然从来没有镇压过思想过激的士兵，但是，在事发当时，他跟多数武昌新军军官一样，却自动地出来阻止起义。他这一协，当时在城里的部队不多，除了已经暴动的工程营和辎重营之外，只有两个营。为了防止起义扩大，他亲自到其中一个营中坐镇弹压，还亲手手刃了一个前来煽动的起义士兵。只是，黎元洪并不是一个铁腕人物，杀人弹压的效果持续了没多久，局面反而更加不稳。卫兵和随从见状不妙，劝他还是识时务为好，于是，信念很不坚定的他就忸怩地逃走了。在整个辛亥起义史上，像他这样的“反动军官”，无论逃或者不逃，多半是要掉脑袋的。逃走之后，黎元洪也感觉到了危险，因此没有回家，而是躲到参谋刘文吉家里，还跟郑重地跟刘文吉交待财产，托付了家人。
有幸的是，武昌起义是个群龙无首的士兵暴动。起义士兵中的小革命党人，熊秉坤、曹亚伯这样的普通士兵，肯定没法服人，被推为临时总指挥的队官（连长）吴兆麟，也只能临时指挥一下。在一个习惯了资历、身份、地位的社会里，即使是起义者，也习惯性地看重这些东西。如果没有革命的资历，就得看传统的资历。谁让起义前革命党的机关暴露，革命首领死的死，逃的逃呢？加上吴兆麟跟黎元洪有师生之谊，对黎印象格外好（湖北陆军办有陆军特别学堂，黎元洪任会办，学堂中特设参谋班，由在职官佐入学不脱产学习，吴兆麟就是该班学生）。开会商议，士兵们也多半对黎有好感。所以，黎元洪不仅没有被追究，反而被找来当了都督。辛亥初，策动起义的共进会已经把都督选好了，就是出钱最多的刘公，副都督为刘英。预备革命成功后，成立四个镇，每镇的统制，都委派好了，大印也刻出来了。可是，真到起义的时候，这些事先定下的领袖们都走了，却让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一个反动军官，做了都督，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革命后，人们一直传说黎元洪是个被起义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的都督。但是，几个当事人的回忆，都没有这种说法，还有人（胡祖舜）直斥为“谬谈”。只有有点文学性的《鄂州血史》，说他被从参谋家厨房后的密室中被搜出。只有不在场的居正提到从床下拉出之说，但明确说是听说的。显然，只要被人堵在了屋里，躲到床下，肯定也是躲不了的。作为军人，黎元洪还没有怕死到这种程度。虽然不是从床底下拖出来的，但“请”黎出山的过程，也相当的不客气。带队去的人马荣，是个脾气火爆动辄拔刀的主儿。由他请人，不来也得来。黎元洪是个老实人，老实人多半懦弱，即使有老长官的余威，到这份上，只能随人去了。来到楚望台，黎元洪受到了士兵持枪列队的欢迎，好生隆重，但他却对一脸笑容的吴兆麟说了几句不中听的硬话。但是，身入“梁山”，说什么都晚了，此时的黎元洪，实际上已经成为囚徒，行动没有半点自由。据说是张振武的主意，所有以鄂军军政府的通电、文告，都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等于是强行让他立了入伙的投名状，想要不从，也身不由己了。更难堪的是，张振武这些人，还动辄对他吆三喝四，颐使气指。自然，由是也种下了日后他借袁世凯之手杀张振武的根苗。被“绑”入都督府的黎元洪，在做都督的前几日，终日一言不发，一动不动，活脱一尊泥菩萨，所以，人们叫他黎菩萨。
做了几日菩萨之后，眼见得汉口、汉阳相继光复，加上汤化龙总是规劝，心里有点活动。汤化龙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话不比那些毛头小子，说了顶事。渐渐地，黎菩萨不像泥菩萨了，开始视事。虽然说，后来当战事紧张之际，他也动摇过，有消息说，当汉阳失守之后，他跟清军有过通讯的往来。但是，总的来说，他坚持下来了，成了一块招牌，革命首义的招牌，后来革命领袖黄兴赶到武昌，却只能屈尊于他之下，做前敌总指挥。从此，黎元洪成了一个象征，一个首义的象征，出现在此后的政治生活中。通过首义，他赢得了政治资本，也得到了一个能写四六句的幕僚饶汉祥。饶汉祥替黎元洪代笔的通电，骈四骊六，极尽华丽，但也出过笑话。像“元洪位备储E”，“汉祥法人也”，这样半新不旧，半通不通的句子，还曾为促狭的报人拿来开心，写成对子：“黎元洪篡袁克定位，饶汉祥是巴黎人”。
鼎革之后，挂着首义头牌的黎元洪，在多数时光，虽然没有实权，但却很有光环。后来各省代表组建临时政府，在孙中山没回来之前，他的威望甚至不下于革命元勋黄兴。临时政府，无论孙中山时代，还是袁世凯时代，都跑不了他的副总统。革命后，很多政客都喜欢这个老实厚道的副总统，先后被推举为共和党和进步党的理事长。同盟会的元老章太炎，谁都看不上，就看好黎元洪，因为捧黎的缘故，甚至宣称要在湖北找一个老婆。因机缘凑巧，骤得大名和大位的黎元洪，此后没干什么了不起的事，经常为当政者看不起，但他却能坚持他这个首义者的立场，小心看护这块头牌。袁世凯称帝，以及张勋复辟，他都没有“变节”屈从。几经反复，断断续续做了好几任总统，直到1923年被曹锟赶下总统宝座，不久驾鹤西游，人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同情绝对多于批评。试想，当时跟他同为协统的军人多了，如果他不是武昌起义时赶巧在做武昌新军的协统，赶巧没有走或者死掉，又赶巧被拥戴成都督，黎元洪绝对不可能有日后那么大的动静。
【冯国璋：反革命分子的辛亥遭遇】
有革命就有反革命。对于辛亥革命而言，冯国璋，就是第一号的反革命。很遭革命党嫉恨的满人亲贵铁良、良弼等人，固然镇压革命的叫嚣叫得很响，但真正动手镇压，而且镇得革命党人肉痛的，就数冯国璋。正是他，带领北洋军一通猛攻，拿下了武汉三镇中的两镇，让革命党号称知兵的副统帅黄兴，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武汉。
冯国璋是袁世凯麾下排在最前列的大将，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说的就是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冯国璋被称为狗，的确有点狗性。人很聪明，至少是会考试。北洋军人中，冯国璋是在军中考上文秀才的，稀罕得跟白乌鸦一样，得到过李鸿章的赞赏。朝廷升统制的考试，段祺瑞几次都考不过，冯国璋却轻松过关。但会考试的冯国璋，却像狗一样，有点死心眼。武昌起义，清政府首先派往武汉镇压的部队，是由陆军大臣荫昌亲自率领的。可是，荫昌这个满人的纨绔子，根本没用，赖在火车上都不敢下来，随时准备跑路。一有风吹草动，就魂飞魄散。百十个农民下地摘棉花，就把他吓得要火车赶紧开动。现在讲这段历史，老是说北洋军不听荫昌的，其实不是，是荫昌自己不敢领兵上前。袁世凯复出，前线主帅换了冯国璋。此公上任，亲临前线，挥军一通猛攻，拿下了汉阳、汉口。革命军被打得没脾气，换了黄兴做前线总指挥，隆重地登坛拜将，还是没脾气。观战的俄国武官说，北洋军在炮火下有条不紊、指挥有方的进攻，以及官兵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都给他以非常深刻的印象。整个战斗，就像在对抗演习中实施计划一样。在此之前，北洋军没有打过仗，只做过演习，冯国璋就是一板一眼按演习来打的，就打赢了。可是，就在冯国璋打算一鼓作气，拿下武昌之际，袁世凯一纸命令，让他停战。冯国璋自己一肚子气，直窝火，部下却纷纷指责他耽误战机。后来做了湖南督军，名声特差的张敬尧，居然光着膀子闯到他的房里，跳着脚骂他坐失良机。卖力打仗的冯国璋居然不知道，他在前线卖命地开打，不过是袁世凯跟革命党谈判的伴奏，最终是要为袁世凯的大位做铺垫的。
即便冯国璋遵命停战，袁世凯还是不放心，随即用段祺瑞替换了他，让他回到北京。到了前线的段祺瑞，虽然对于指挥部队作战无所用心，经常在前线和后方来回窜，但却能很恰如其分地摸准袁世凯的脉搏，随着政治指挥棒起舞，带领众将，一会儿通电誓死捍卫帝制，一会儿又坚决拥护共和。一面逼得满人交权，一面迫革命党人让位，政治仗打得好，结果大受宠信。自以为立了大功的冯国璋，却只能在北京坐冷板凳，袁世凯什么真心话都不对他讲。只好闭门谢客，在家生闷气。段祺瑞派自己的心腹靳云鹏前来沟通，被他臭骂一通，赶了出去。不仅如此，他还上书袁世凯，要求坚持君主立宪，查封南北的报纸，取缔报馆，严查鼓吹叛乱的“奸人”，甚至不惜跟包庇革命党的外国人翻脸。这样的严重不合时宜且又不靠谱的上书，惹得全国舆论大哗，连在华的外国人都很生气。唯独满人贵族，倒是对这个忠臣大有好感，大有全指望他了的呼声。即便如此，朝廷也只赏给他二等男爵——都死到临头了，对汉人还这么吝啬。当然，冯国璋再死心眼，也是北洋之狗，袁世凯不发话，他什么也做不了。鼎革之际，身兼禁卫军统领的他，所能做的，也就是拼命为全系满人的禁卫军说话，保全了这支队伍。以至于后来这支没有战斗力老爷兵，就赖在了他的身上，成为他毕生的负担，从代理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还得为这帮老爷兵筹饷。
冯国璋虽然有点死心眼，但毕竟在辛亥革命中打败了革命党，为袁世凯争得了更优裕的谈判空间，无论如何都算一条好狗，忠狗。所以，战后袁世凯赶走了革命党人属意的直隶都督王芝祥，还是让冯国璋坐上了这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上。可是，这个头号反革命，怎么会被革命党轻易放过？刚一上任，就被直隶议会里的革命党人，来了一个下马威。冯国璋向省议会做施政报告，在照本宣科之后，身为丘八的冯国璋，大概是打算表表维持地面太平的决心，撇开稿子，发誓说，身为都督，他一定要维持好直隶地方的秩序，要是出了乱子，让外国人把中国人作践个王八蛋样儿，那是不行的。谁知道革命党议员马上站起来，质问他为何在省议会讲粗话？是不是有意侮辱省议会，侮辱中国人？冯国璋没想到会被当面抢白，嘴巴张开了，半晌合不上，羞得满脸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又不敢发作，干在那里，下不了台——死心眼的狗性，又出来了。真是的，过去的官场上，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最后，还是议长出面，宣告休会，冯国璋才下台离去。过后，冯国璋居然托人捎话，向发难的议员道歉，说他对军队讲话惯了，没有经过议会的场面，说了粗话，真是不好意思。还问议员有什么要求没有，他尽可以满足。同时希望跟议员见面，有话好说。
有着最可恶的反革命经历的冯国璋，遭到革命党人的憎恶，理所当然。但是，被当众羞辱的冯国璋，却有这样的胸襟，不仅没发丘八脾气，给议员小鞋穿——这并非办不到，在那个乱哄哄的时代，挟私报复的事有的是，狠一点，派人把议员做了，也不是办不到。可是，这个都督反而低声下气递小话道歉。不能不说，这位北洋宿将，还真是有些涵养。不幸成了反革命的冯国璋，其实并不懂政治，指导他行事的，往往是日常的道德和规矩。本质上，没有经过民主启蒙的他，无疑是保守的。领兵进攻武汉，作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打得正好，上头不让打了，也只能服从。但是，让他翻云覆雨，像段祺瑞那样，一会儿拥护共和，一会儿坚守帝制，却是做不来的。对民主政治，他肯定不懂，但已经民国了，议会的规矩，却要尊重。因为日常的道德告诉他，但凡规矩，都是要遵守的。毕竟，北洋之狗，是个文秀才。
【袁世凯与北京兵变：玩走火了的权术操作】
1912年，是民国元年。这一年的2月，清帝退位，民国正式告成。袁世凯成为一些国人心目中的“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欣然接下了孙中山让出来的临时大总统之位。不过，他想要最终就任，还有一个小门槛要跨，就是要南下南京当这个总统。其实，在设置这个门槛之前，孙中山还悄悄下了另一个绊马索——策动临时参议院，把他在任时候的美国总统制，改成了半总统制，即所谓法国体制。总统和内阁之间，添加了一个总理。害得民国请的美国顾问古德诺，大呼胡闹，不明白为何中国要学糟糕的法兰西。
这一切，袁世凯都看在眼里，虽然他未必明白美国体制和法国体制的名堂，但他那些留过洋的幕僚，会告诉他这是怎么回事。宦海沉浮多年的他知道，这些所谓的门槛，无非是孙中山想把他这只老虎的牙拔了，再把他装进革命党设计笼子里。可是，袁世凯并不在意这些，对他来说，只要做了总统，一切都好办。在他的思维框架里，总统就跟皇帝一样，只消坐上这个位置，大权就是咱的，些许小把戏，根本无碍大局。所以，袁世凯对孙中山的这俩小花招，都一口答应。答应的太痛快了，孙中山倒有点放心不下，急忙派出一个由前翰林蔡元培领衔的高规格迎接使团，北上前去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
2月27日，蔡元培、宋教仁和汪精卫等迎袁专使到达北京。立刻受到袁世凯的盛情接待，袁世凯下令打开正阳门，让专使们从昔日皇帝进出的大门进到内城来，享受无限的尊荣。不仅一口答应南下就职，并且大宴专使，气氛极为友好而热烈。可是，就在专使被美酒和诺言的米汤灌得迷迷糊糊，陶醉于使命达成的迷梦之际，29日夜，北京突然发生兵变，变兵非常准确但又有分寸地直接攻击了专使的住所，逼得他们仓皇逃到外国人开的六国饭店，有人据说连鞋都没来得及穿。随后查明，兵变的部队，是北洋嫡系曹锟的第三师。
据当日在场的齐如山回忆，说是乱兵不大像是成心作乱的乌合之众，上街抢劫，蒙头蒙脑，缩手缩脚，都不知道该抢什么好，也不大有伤人的意思。齐如山还在街头给乱兵做好一阵“抢劫顾问”，告诉他们什么值钱。而据当时的第三师的一位参谋回忆，在兵变发生之前，袁世凯的大公子袁克定，曾经两次找北洋宿将们嘀咕袁世凯南下就职的事情，认为这样对袁世凯不利，对北洋军更不利，兴许北洋军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最后一次直接找了第三师的曹锟和一些军官，挑明了要找点人，围住专使的住所，放几枪，叫喊几嗓子“宫保（袁世凯）走了，我们没人管了！”把这些人吓走。虽然说，此说没有旁证，但这样的诈术，此前袁克定也干过。在袁世凯已经跟南方达成协议，清室却在犹豫退不退位之际，他居然跟北方革命党人合作，收买好些人力车夫，在东安门放枪扔炸弹，吓唬小皇帝。同时暗中嘱咐警察，不要干预。这种伎俩，跟此番兵变，简直异曲同工。所以说，袁克定办这种事，是太有可能了。很可能的是，曹锟这种憨货，生生把事给办砸了。原本是不多的人出来吓唬人，结果整个师都出动了，事情闹大，烧抢的地方太多，伤及袁世凯的面子。所以，事情过后，曹锟狠狠地被骂了一顿，吓得他差点尿了裤子。当然，这种事，实在也是难以掌握，那个年代当兵的，有机会起哄抢劫，没有不乐意的。所以，事一旦闹出来，就越闹越大，刹不住车。不仅北京发生了兵变，后来天津和保定也起哄似地跟着兵变了。袁克定为了赶跑专使编出的故事，最终还真的吓到了一些北洋军人。关于兵变，还有另外的说法，身为当时北洋军人的冯玉祥就认为，曹锟的兵，原本纪律就不好，兵变不是袁世凯的阴谋。而时为第三师旅长的陈文运，就认为兵变的原因是强行剪辫，以及停发恩饷和米贴（战时的补贴）。但是据说，恰是因为陈文运是洋学生，袁克定布置的时候，没敢告诉他，怕他死心眼不肯干。显然，如果兵变是因为纪律不好，或者经济要求没满足，已经变了兵，断然没有回营的道理，他们不会不知道，在任何时代，兵变都是砍头的罪。所以，兵变更大的可能，还是设计好的阴谋。
当然，话说回来，作为北方人，袁世凯的确不喜欢南京。况且，在中国历史上，政治地理从来都是北强于南，在南边定都者，大多为偏安之局。所以，尽管所谓把袁世凯弄到革命势力较大的南方，调虎离山的策略，只是孙中山的一厢情愿，因为在今天看来，当年的南方，也未必就革命氛围有多浓烈，而北方一样也有革命党。只要袁世凯做了总统，北洋军自可以调来自卫，不愁镇不住东南半壁。但是，如果能不走，袁世凯还是不想走的。因此，袁大公子和曹锟虽然闯了祸，但毕竟打消了迎袁专使的念头，属于自家人好心犯错误，这个错误多少也有几分合自己的心意。所以，骂过一顿，也就了账。曹锟还做他的师长，参加兵变的人，更是没有可能被追究，而袁大公子，则依旧翻云覆雨，玩他的权术。这样的结果，让人分不清到底这些把戏究竟是袁公子自己的主意，还是得到他老爸的首肯呢？
只是这样一来，乱兵被姑息了，军人干政的祸端却开了头，东也是东洋刀，西也是东洋刀，民国沿着这条路，一步步走上了军国轨道。以至于后人一想起民国，就会想起军阀来。
【黎元洪假手袁世凯：副总统杀了首义功臣】
革命成功，武昌首义功臣，个个被捧到天上。毕竟，人家冒险犯难，放了第一枪，才有了民国。但是，民国的日子还没过上一年，1912年8月15日，武昌首义的大功臣张振武和他的部下方维，在北京被军法处抓走，当日执行枪决。张振武是首义三武之一，所谓孙武、蒋翊武、张振武。三人都是老资格的革命党人，孙武是共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张振武则是共进会的骨干，蒋翊武则是文学社的负责人。在革命的筹划过程中，张振武由于家境富裕，跟刘公一样，属于湖北革命党的财东，家产都卖得差不多了。起义后，他们三人共掌军务部，属于鄂军政府的核心部门。在汉阳保卫战中，张振武落水，几乎丢了性命。然而，打仗没死的首义英雄，却在战后被亲手建立的民国政府处死，的确有几分蹊跷。
袁世凯杀了首义功臣，舆论大哗，议会大哗，同盟会也大哗。面对铺天盖地的质问，袁世凯公布了黎元洪的密电。大家这才明白，原来，杀张振武是黎元洪的意思。黎元洪密电里，张振武的罪状主要有二。一是现在的罪过，所谓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倡谋不轨。武汉的几次风潮，都是他的主使云云。二是历史问题，说他在1912年初，拿了数十万去上海购买枪械，挥霍一空，有贪污嫌疑。而且，据黎的密电，说他到北京后，还经常利用京汉铁路之便，往返京汉两地，每回来一次，弄得武汉上下神经紧张。
有人说，是张振武对黎元洪这个强拉出来的都督不敬，动辄对黎元洪拔枪大呼小叫，导致了杀身之祸，我看这仅仅算是一个诱因。尽管说，当初革命党跟黎元洪的结合，原本就是无奈。黎元洪做了首义头号功臣，像张振武这样老革命党，绝对不可能把他放在眼里。但是，如果仅仅因为这个，黎元洪就动了杀心，倒也不大可能。这种不敬之怨，顶多起了添油加醋的作用。还有人说，是革命党人自身的分裂，促成了张振武的被杀，而孙武要为此负责任。的确，战后的三武，已经有了嫌隙，尤其是孙武和张振武之间，更是不和。孙武是个拉大旗的人，明明是另起炉灶，建立共进会，却还要借孙中山的名头，自家本是武汉人，跟孙中山毫无关系，却把自己的名字由孙葆仁改为孙武，谎称是孙文的弟弟，连自己的号也改成梦飞和遥仙，跟孙中山的号逸飞和逸仙遥相对应。革命后，由于跟同盟会有了矛盾，就再次另起炉灶，成立民社，奉黎元洪为首领，把昔日的“哥哥”丢在了一边。因此，湖北这些依旧奉同盟会旗号的同志，势必要跟他算账。但这些矛盾，是不是会导致孙武要黎元洪杀了张振武，也还真的不好说，至少，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当然，黎元洪的密电，关于张振武的历史问题是扯淡，当时战争并未真的停止，革命党人花钱乱来当然不假，但是鄂军政府内，这样做的又不是他张振武一个，大家都在乱花，否则湖北积攒下来的那么多钱，怎么花掉的？按当时的情形，乱花钱是有的，贪污就不一定了。即使贪污了，当时不抓，过后算账，谁能服气？显然，真正送了张振武性命的，是鄂中接二连三的风潮。这些风潮比较大一点的，有武昌军人群英会的变乱，这些人抄了孙武的家，后来被镇压，军官祝制六等三人被杀。然后是湖北裁兵风潮，退伍兵交哄作乱，到处放枪。再就是南湖马队倒黎兵变，马队第二标，整队叛变，城内还有配合的机关。幸亏黎元洪事先得知消息，预作防范，才扑灭了兵变。至于小的风波，几乎无日无之。被裁撤的退伍兵，成群结队，或上街要饭，或聚众闹事，或围衙请愿，让黎元洪焦头烂额。据说过年都不让老百姓放鞭炮了，一听鞭炮响，大家就以为兵变，军政官员都受不了了，真给吓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革命时，大肆招兵，唯恐不足。湖北一地，已经有八个师及一些零散的军队了。仗打完了，就当时的财力而言，湖北根本供养不起这么多的军队，唯一的办法就是裁（战前，湖北才一镇一协，及一个师加一个旅）。从来都是招兵容易裁兵难。裁了兵，难裁官。湖北一下子从八个师裁成三个，没法不乱。据说，对于裁兵，张振武并不赞同。是否参与了各种“倒”风，策动过兵变，还真不好说。反正，裁兵一定会导致军队内部的争斗加剧——位置少了嘛。这些革命元勋再在里面一搅和，明争暗斗，个个能量都那么大，黎元洪的椅子就坐不稳了。所以，从情势上讲，黎元洪杀一儆百，对于弹压地面，稳住局势，有莫大的好处。话说回来，从事后的反应看，那些想求个太平的市民，以及那些没有被裁撤的军人，他们对杀张振武也拥护。不管怎样，证据是否确凿不要紧，杀个把气焰嚣张的大头，对于震慑众多的退伍兵，绝对有用。
当然，黎元洪这活儿，干得很不漂亮。要杀，在武汉杀就是，只要证据确凿，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一面堂而皇之地把人送往北京，说是袁大总统另有任用；一面密电袁大总统做掉这几个人。借刀杀人，玩权术玩到袁世凯头上，当然班门弄斧。袁世凯一面当机立断，杀掉张振武，彻底毁掉革命党和黎元洪的关系；一面公布黎的密电，把黎元洪借自己的刀，递回他黎元洪自己手上去。从而确保了革命党人虽然义愤填膺，却没法因为这个，跟自己闹翻。
后来，张振武的尸体被运回湖北，在他的家乡安葬。路过武昌，孙武也好，黎元洪也好，都抚棺痛哭，厚加礼葬。但是，经此一事，两人都跟同盟会彻底掰了。最要紧的是，二次革命时，黎元洪完全站在了袁世凯一边。一个张振武的人头，让袁世凯换来了一个地方实力派的黎元洪的站边，站在自己一边，后来在跟革命党的摊牌战争中，拿到了一个关键的战略要点。有意也好，无意也罢，这活儿，干得漂亮，但的确够缺德的。
【丫姑爷张彪：起义的真正障碍】
说到武昌起义，张彪是个必须提到的人。众多关于武昌首义的回忆，有哪篇文字没提到张彪呢？很少。凡是那夜里参与起义发难之人都知道，他们的对头，就是张彪。也只有张彪，率军做了抵抗。可以说，作为第八镇的统制，新军士兵的老长官，那天夜里，是起义的真正障碍。
张彪是山西人氏，从传下来的老照片看，生得高大威猛，一脸憨态。在那个时代，凡是长成这样的人，进了官场，命都不错，因为让人觉得老实可靠。张彪是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上发现的人才，从此跟上张之洞，一路发迹。张彪就像那个时代的山西人一样，脸憨，嘴拙，腿勤，可靠而且伶俐。他原本是个武人，给张之洞做侍卫的——清朝叫做戈什哈，实际上就是下人跑腿的。做这种活计的人，成百上千，真正有眼力见儿，得到主子青眼的，还真不多。晚清到民国，从戈什哈发迹的人，据我所知，只有两个，一个是吴佩孚，一个就是张彪。张彪从一般侍卫变成贴身侍卫，然后升堂入室，成了张之洞须臾不可离开的左右手，属于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寝房的贴心人。张之洞走到哪儿，他跟到哪儿。安全由他负责，事务由他打理，钱财也由他一手掌管。大户人家，真正主内的，都是贴身丫环，主人和主妇的家，一多半都是丫环当了。所以，张之洞索性把贴身丫环赏给了张彪，张府的事，全交给这夫妻俩包办。那年月，由于贴身丫环跟主人关系非同寻常，情逾自家闺女，当然也有点暧昧，所以，凡是娶了主公丫环的，人们一律尊之为“丫姑爷”。说是尊称，其实只能背后说，因为丫姑爷本身，也有点暧昧。当然，晚清笔记，还有传说张彪是张之洞娈童的，不过，即便张之洞有断袖之癖，张彪长的那个模样，又不是清俊小生，似乎不大可能。那个时代的达官贵人，的确有好男风的，但这些人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所以，喜欢的都是长得像女孩子的清隽小生。
丫姑爷虽然是张之洞贴身的左右，但毕竟是武人，须得从武职上出身。所以，张之洞在办新军的时候，张彪就成了左右手，也顺理成章成为新军的首领。打1895年编练江南自强军干起，一直做到新军第八镇统制。最牛的时候，整个武汉的军队加军事机关和军校的负责人，都是张彪，还兼管楚字号的江防舰队。一个人几十个头衔，而且都是实职，不知他怎么忙得过来。张之洞死后，张彪的地位有些下降。瑞来做总督，代表着满人亲贵收权行动的一部分，张彪的官职虽然没有动，但权力大大受限，头衔只剩下了一个统制。好在张彪是个明白人，懂得怎样伺候上司，所以，还能混得下去。
说起来，张彪对于手下这一镇（师）的控制，还真是够严的。第八镇的军官，几乎没有什么革命党，士兵中的革命党人组织，也屡屡被破坏。武昌起义时卷入起义的军官，只有一个吴兆麟，才是个队官（连长），也仅仅算是革命的同情者。工程营打响第一枪之际，军官们一直在堵截，有的还为此送了命。只是，南方新军，士兵多为读书人，一旦接受革命党宣传，就控制不住地激进。所以，发生革命，也不是张彪所能掌握的。况且，张彪虽然是武人，还去日本考察过军事，但他之所长，毕竟是伺候长官，察言观色，揣摩主人，跑腿办事。要说指挥一个师，练兵打仗，选拔人才，就不是他的所长了。所以，他手下的军官，像黎元洪这样的老实人比较多，有个比较出色的蓝天蔚，还留不住。这些个老实人，听话倒是听话，但有了大事，就没了主意，士兵乱将起来，任谁都控制不住部队。起义那夜，张彪能掌握的成建制的部队，只有一个辎重营。当时，张彪被招到总督府，商议对策，当楚豫舰舰长劝瑞逃走的时候，他也跟着附和——这附和他的性格，顺着长官的意思说话。但是他未必不知道，一旦瑞走了，人心就散了。据打响第一枪的熊秉坤回忆，说张彪据守督府，一面机枪咯咯地放，一面竖起一面大旗，上书：“本统制带兵不严，致尔等叛变。汝等均有身家，父母妻子倚闾在望，汝等宜早反省，归队回营，决不究既往；若冥顽不灵，则水陆大军一到，定诛灭九族，玉石俱焚，莫谓本统制言之不预也！”这面写着文绉绉劝降词的大旗，大概要算是张彪最强硬的抵抗了。在瑞小妾眼里，这个膀大腰圆的将军，一向标榜自己跟部下关系好来的。不过，据后来起义的第八镇士兵说，他们也认为张彪待人不错。实际上，起义士兵对张彪也相当客气，督府被烧了，但却下令不许烧旁边的张彪府邸。张彪逃走之后，还派兵守护，不让乱兵骚扰，最后放张彪的家人平安离境。对他们来说，起义反抗是公义，张彪对他们不错，有私恩，私恩也要顾及。
武昌起义之后，张彪退出军界，回到天津日租界养老，从此不再过问政事。这时候人们才发现，作为遗老隐退的张彪，比他的主公张之洞，可要富裕多了。在那里，张彪盖了一座全城最有名的“张园”，占地二十亩，是天津著名的娱乐场所，跟上海由商人张叔和建的张园南北呼应，谁人不知。北京京剧的名角，来天津唱戏，都来张园。后来清废帝溥仪，被冯玉祥赶出宫，躲到天津之后，就住在张园。据溥仪自己回忆，张彪把整个园子都腾出来，让他和从人住，费用全包。自己不惟三跪九叩，而且早晚伺候着，亲自为溥仪打扫洒除，溥仪劝都劝不住。这个因部下起义毁了清朝的前清将领，就因为这个，死的时候得到溥仪的一个谥号：忠恪。
可是，这个忠臣，也就是在伺候主子的时候，能对得起这个谥号，否则，革命也许就不会发生，发生了，也闹不起来。
【吴禄贞：士官三杰之死】
历史经常会因一些偶然事件拐弯，明末如果没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当时尚未有中原之志的满人，显然不会那么快取明而代之。而到清祚将尽之际，如果吴禄贞不死，辛亥革命北方的形势，也将会大不一样。即使北京不会落入北方革命党人之手，袁世凯的作用也不会如此之举足轻重。革命后的天下，很可能会是革命党的，其实，天下只要不姓袁，清室爱新觉罗氏的命运，就很难说了，皇帝上断头台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1911年11月7日凌晨，是个历史出现拐点的时刻。此前的一天一夜，吴禄贞都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11月5日，他刚刚见了起义的山西都督阎锡山，商量好了组织燕晋联军的事。更早一点，他被清廷任命为山西巡抚，虽然做封疆大吏是他夙愿，但这个任命，却分明是让他带兵去拼命，收复刚刚宣布独立的山西。当然，吴禄贞没有这么做，他跨过了直隶和山西边界，在山西的娘子关跟阎锡山见了面。告诉阎锡山，他绝不会抢他山西的地盘，而是要拿下北京。于是，两边商量好，组成燕晋联军，掉过头来，直捣黄龙，完成革命大业。再加上和他一向声气相投驻扎在滦州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驻扎奉天的第二混成旅协统蓝天蔚，三下联手，趁北洋军的主力正在湖北前线，清廷北方空虚，好事，真是大有可为。因此，11月6日，他一天都没休息，一切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中，第二天就全军将士胳膊扎上白布（这是反叛的标志），进军北京。命令已经下达，好些依然忠于朝廷的部下感到不解，但还是执行了，但人心惶惶。到了晚上，他也没有回营，就待在石家庄火车站，一夜无眠。7日凌晨，他的卫队长马惠田突然带人闯进来，吴禄贞猝不及防，被马杀死。吴禄贞一死，一向以吴马首是瞻的张绍曾六神无主，不知怎么办好，随即被清政府免职，而东北那边，突然之间众叛亲离的蓝天蔚也只好出逃大连。辛亥革命的历史，就此拐弯了。
从晚清到民国，留学学军事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从日本士官学校出来的，前前后后差不多有几百位，但是，在清朝新政之前毕业的，却寥寥无几。这寥寥无几个人中，吴禄贞就是一个。一般来说，由于新政伊始，朝廷用人之际，因此，凡是1903年前后毕业的留学生，往往都会得到重用。学文的曹汝霖、章宗祥等人如此，学武的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良弼、蔡锷也是如此。这几位，在清末士官生中，位置都比较高。历史上，人称士官三杰的，是吴禄贞、张绍曾和蓝天蔚。其实，士官生更有名的应该是蔡锷和蒋方震，后面还有一大群左右了历史的灿烂群星，比如阎锡山、孙传芳、张群、赵恒惕、刘文辉等等。只是在当时，蔡锷位置过偏，而蒋方震则出道晚了点，其他人则更晚，只好排在后面。
留日学生，革命者多，这是后人总结出来的规律。学军事的，当然更不例外。所以，士官三杰，都是革命党。但是，这些革命党回国之后，是否还坚持革命，可就难说了。同盟会是个松散的团体，党人彼此的联系程度，比会党还低，所谓党的纪律，更是一句空话。留学时的时髦，多半构不成后来行为的约束。回国如果受了重用，同时国内政治变的比较好，就不一定非革命不可。教科书上说，进入20世纪，经过论战，革命派已经战胜了立宪派，其实未必。革命党人在海外的所谓胜利，不过是革命党人用棒子打出来的，并非讲道理说服了人。所以，很多出来留学的精英，是否真的从心里认同革命的道理，一丁点立宪派的道理也听不进去，是很难说的。吴禄贞在当时，是个公认的人才，得到过张之洞、赵尔巽甚至庆亲王奕恋纳褪丁Ｊ抗偻学，满人亲贵中唯一知兵的良弼，与之交情甚深。正因为如此，吴才得以步步高升。当然，这其中也有吴禄贞自己的经营。他曾贿赂庆亲王奕亮酵蛟，拜在这个当年最著名的贪官门下。据说，第六镇统制，就是这么来的。清廷任命他为山西巡抚，觐见之后，摄政王载沣给了吴禄贞一个小匣子，吴回家一看，里面装满了检举吴为革命党的书信。可见，作为一个人才，吴禄贞在清末是很受信任，也很受重用的。可惜，对于吴禄贞这样有大抱负的精英来说，个人的际遇跟整体政治的前途，是密切相关的。当吴禄贞真正放手使用之际，清廷已经因倒行逆施，风雨飘摇了。这种时候，他当然不会选择为清廷殉葬。
只是，看起来十分乐观的北方革命形势，其实存在很多的隐忧。吴禄贞统带的第六镇，原是以袁世凯武卫军的老底子为基础编练而成，属于袁世凯的基本部队。而张绍曾的第二十镇和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也是从北洋军发展出来的部队。这些部队，军官都是北洋系的，有些还是淮军的老人，士兵则是北方的农民，官兵思想都相当保守，跟南方新军完全不能比。后来袁世凯得了大位，这些部队的官兵都不大满意，背后还有骂袁世凯是曹操的，说要剪辫子，都哭哭啼啼死也不肯。另一方面，这些部队，基本的官佐，都是袁世凯亲自提拔和培养的，袁世凯在里面根基很深。要带领这样一支军队揭竿而起，反叛清朝，打到北京，其实大有难度。吴禄贞和张绍曾他们，能够得到这些个有实权的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廷当家的少年亲贵，因为赶走袁世凯，想要进一步清除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的潜势力。但自打统带第六镇以来，吴禄贞改造部队的企图，几乎是寸步难行。只有很少一部分非北洋出身的军官，如何遂、孔庚等人，受到他的影响。其他人则是既影响不了，也撤换不掉，尽管袁世凯走了，但把持朝政的庆亲王奕粒却跟北洋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袁世凯提拔的人，想动谁，都动不了。士官三杰，又个个具有名士派头，不屑于扎实地工作，从士兵动员起。据吴禄贞的好友李书城讲，吴禄贞虽然做了统制，但在部队的时候少，在北京的家里的时候反而多，很喜欢跟一班儿文人诗酒唱和。蓝天蔚也好不了多少，他在奉天密谋起义，行动未及开始，部下就把消息透露给了总督赵尔巽。开会商议，部下有反对的，没有赞同的。只有张绍曾好些，也只培养了几个倾向革命的小营长，在张去职之后，还敢贸然起义。其实，三人之中，环境最恶劣的，要数吴禄贞，连卫队长都不是自己人，身在这样一个环境里，吴禄贞偏又疏于防范，连卫士都不找几个亲信，居然让老的统制卫队长留任。遭遇暗杀，也是必然。暗杀吴贞，当然不是所谓个人恩怨，因为凶手杀了人，还把吴禄贞的头颅割下，明显是跟指使之人请赏去了。指使者当时人们多怀疑是良弼，因为他是满人，坚持抵抗革命，以至于跟吴禄贞交厚的革命党人彭家珍，带有点报仇性质，玩命刺死了良弼。其实，就情势而言，最大的嫌犯，应该是袁世凯。如果是良弼，即使知道吴贞要反，最大的可能是说服上面撤了他，而不是行刺。刺杀了吴禄贞，最大的获益者，就是袁世凯。也只有袁世凯，有这个条件，策动旧部完成任务。
最后，需要提一下那个凶手马惠田。此人为袁世凯立了大功，后来自然不会被追究，但花完了赏银之后，却没有一个人敢用他。毕竟，作为一个卫队长，杀自己的长官，在那个还讲究旧道德的时代，是职业大忌。于是，这个为北洋系立下不世之功的人，在北洋系却没有立足之地，最终潦倒而死。
【王金发：山大王做都督】
王金发的本名是王逸，字季高，金发是他的乳名，一个人以乳名名世，肯定有点特别。在我看，多半是由于他传说中山大王的身份。毋庸置疑，王金发是光复会最彪悍的战士。1907年徐锡麟和秋瑾起义失败后，他只身逃入山中，做山大王，坚持与清朝为敌，遭到朝廷和士绅团练的多重围剿，即便如此，在饭都吃不上的情况下，还能策动反击，突袭嵊县的清兵。后来离开家乡，游走于海上，则扮演了一个革命党侠客的角色，枪法好，身手矫捷，惩治叛徒，刺杀恶徒，神出鬼没，颇有后来中共特科红队的范儿。人们都说，同盟会的叛徒投靠端方的刘师培夫妇被他堵了被窝，若不是求饶答应救人，早就做了王金发的枪下之鬼了。但诱刘叛变的汪公权和告密捕杀秋瑾的绍兴士绅胡道南，就没这样幸运，都做了枪下之鬼。据说，都是王金发干的。
革命党杭州起义，攻打抚台衙门的两支敢死队中的一支，也是他率领的。杭州光复，众人推举名绅汤寿潜做都督，但王金发却认为在秋瑾案中，汤有些不明不白的嫌疑，所以坚决反对。反对不成，自己带着敢死队，直奔绍兴，学齐天大圣，杏黄旗独树，占了绍兴，招兵买马，咱也做了都督。
王金发在革命党里，是粗豪之人，在绍兴、嵊县一带，是出了名的山大王。山大王做了都督，容易让人联想起《水浒传》里李逵做知县，《堂吉诃德》里桑丘做公爵采邑的总管。不过，王金发其实是读过书的人，据说还中过秀才，到日本留过学。只不过比起做书生，他更喜欢江湖，比起革命道理，他更热衷江湖道义。大王做了都督，当年在嵊县一带的江湖人士，都来了，他的部队，很快从不满百人，扩充到一个旅，然后将近一个师。绍兴在他没来之前，已经有一些士绅主张“独立”过了，成立了新政府，但他来之后，把所有的人都赶走，换上了自己的人，当年资助过他的嵊县乡绅黄氏父子兄弟，成为政府的核心人物，不管做好做歹，王金发基于江湖义气，照单全收。
靠义气统治一个地方，有病是自然的。部下纪律不好，但都是昔日的兄弟，王金发没法约束，军队勒索、敲诈，强取财物，甚至强奸妇女之事，时有发生。这种事被他撞上了，一枪毙掉，兴许能好上几日，然后一切照旧。几个把持府政的亲信，也只能一任他们营私舞弊，弄权弄钱。按鲁迅的观察，就是天还没凉，就由刚来时的布袍子，换成了皮袍子。当年闹革命，王家的家产荡尽，还欠了不少债。现在做了都督，就派人挑着银元，到处还债。凡是嵊县的亲戚来绍兴看他，一律赏钱，弄得王家有一搭无一搭的亲戚，相望于道，都来都督府走亲戚。他把外祖父接来绍兴享福，摆队鸣炮迎接，吓得他年迈的外祖心惊肉跳，说什么也不在绍兴待了，回家不久就死掉了。显然，对于中国人来说，骤贵耀富，倒不是太大的失德。王金发最让人看不过的，是他自己放浪形骸的行为举止。这个曾经在日本混过多年的革命党人，做了都督，还跟在日本时一样，携下女或者艺妓郊游。当时人送给他一个美婢侍寝，他就带着这个漂亮女孩，每日到处驰马，饮酒，放枪，还自以为得意，大丈夫当如是焉。这样的浪漫风流，在一个内地小城，大众的观感，自是不好。加上王金发是本地人，当初跟徐锡麟、秋瑾办大通学堂闹革命，加上他自己后来做山大王，跟当地的乡绅，有着太多的是非和纠葛。加上义气为上的王金发立意要为秋瑾报仇，当了政，复仇的面自然会扩大，睚眦之怨必报倒也不至于，但牵连较广也是事实。跟别的光复后新政府不同，绍兴有个执法处，专门审理和枪毙人犯，前前后后，据说一共杀了五十几个人。这样的镇压反革命的纪录，在当时是罕见的。那些有满人抵抗的地方，都没有这样杀人。
但是，王金发治绍的恶名，还不仅仅在于多杀了人，关键是百姓乃至乡绅的负担加重。从本质上讲，王金发矢志北伐，扩军速度奇快，一个小小的绍兴府，居然不到八个月就招了将近一个师的军队，军队多，筹饷压力自然大。绍兴没有多数现代工商业，只能从赋税上想办法，不仅传统的盐茶两税加重征收，而且光复地区普遍的减免田赋，在绍兴也提前开征。同时，王金发还借口镇压反革命，严禁鸦片，对当地粮户和乡绅大肆勒索，没收田产。这样的话，原本就对山大王充满敌意的当地乡绅，不免对他的统治群起而攻之。连他资助办的《越铎日报》，也刊登抨击他的文章。王金发的士兵前去捣毁了报社，伤了报人，结果引起更大的反弹。革命党人用武力压制言论，使得王金发在全国都有了恶名。其实，随着时间推移，王金发在舆论的抨击下，行为是在逐步收敛的。原本逮捕了秋瑾案中传说是主要告密者的章介眉，最后在各方的说情下，还是把他放了。《越铎日报》大张旗鼓地骂他，他也没把这境内的报纸封门。
尽管平时老百姓挺喜欢山大王，绿林好汉劫富济贫的故事到处流传。可一旦真的山大王来了，他们还是有些害怕的。加上山大王的统治过于随意，百姓的负担反而重了，地方的秩序反而不好了。原本在政治上跟着乡绅走的百姓，自然也就对王金发怨声载道。于是，在全国统一撤销各地军分政府的压力下，在绍兴人的告状声和舆论的抨击声中，王金发灰溜溜地离开了绍兴。唯一的收获，是手上有了几十万的大洋。
此后的王金发，就基本上变成了上海滩上的一个豪客，成天醇酒妇人，花天酒地，豪饮豪赌，收了名妓花宝宝，买了座小洋楼，安享温柔乡之福。国民党二次革命，他虽然不能说一点没有参与，但毕竟没有出来亮亮枪法。再后来，他渐渐跟党人也不怎么来往了，还有传说他将要自首投靠袁世凯，帮忙缉拿革命党人的。但是，这种事毕竟没有发生，北京政府陆军部的批文也说，他一匪未缉，空有自首的虚名。王金发的最终结局，是在1915年袁世凯统治的盛期，惩治革命党的风声早已过去，他准备在西湖边安家之际，被浙江督军朱瑞诱捕，当即于1915年6月2日，被枪杀于杭州军人监狱。看临刑前被五花大绑的照片，王金发神态自若，虽多年以妇人与酒自戕，还不失为一条汉子。而杀他的朱瑞，其实在当年攻打抚台衙门时，还是同志。就当时的档案材料看，显然浙江督军朱瑞比北京政府更有积极性杀这个昔日的同志。也许，山大王的名声害了王金发，有这个名声，回到家乡，无论有无作为，地方官总是会担心的。
【谭延]：变乱的受益者】
在民国，谭延]是个人物。他在汪记国民政府做过政府主席，蒋记的国民政府，做过行政院长。虽然好像实权不在手里（此老做什么，实权似乎都不在手里），但毕竟是顶了天的大官，死后，要举行国葬的。也真就国葬了，葬在中山陵，孙中山的旁边，一个蒋介石一直想要，却最终求之不得的地方。
但是，谭延]不是老同盟会员，作为一个大人物，革命的资格很浅。他跟国民党的关系，跟孙中山的关系，始于辛亥革命。革命是他一生事业的转折点，如果不是这场革命，他可能会是一个名绅，或者高官，抑或著名的书法家，但无论如何，不会跟革命扯上关系，不会涉及那么多场的战事，不会当罢督军、司令、军长，再当主席和行政院长。
其实，谭延]的崭露头角，是在清末。谭延]是个贵公子，父亲谭钟麟，做过清朝的陕甘、闽浙和两广总督。谭延]是个远近闻名的才子，少年得志。十三岁中秀才，二十四岁得中清末最后一届科举的会元，即会试第一名，破了湖南的天荒。要不是西太后因年头不利，刻意追求吉利，也许状元就不一定是直隶的刘春霖，而是湖南的谭延]了。但是就这个会元，也让湖南人一时很是扬眉吐气。晚清湘人很牛，但最牛的胡林翼、曾国藩和左宗棠，都不是科门高第，一直也没有科门高第。一个谭延]，把面子挽回了许多。
谭延]的父亲，是个保守派。戊戌维新时，拥护维新的大吏不多，跳出来反对新政的封疆大吏也不多，但有他一个，在两广总督任上，首先裁撤新政事务。可是，儿子谭延]却是个趋新的人物。辛亥年，他是湖南谘议局的议长，是立宪派的领导人之一，给清政府添了不少麻烦。此前的立宪请愿，他也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不仅如此，湖南的谘议局，属于当年最活跃的谘议局之一，搞得风生水起。每有举动，全省为之瞩目。因为加税案，他跟巡抚官司打到资政院，而且取得了胜利。革命前，他跟革命党没有关系，但辛亥年巡抚余诚格几次要杀党人，都为谭延]所阻止。革命发生的时候，跟湖北的汤化龙一样，谭延]也对清政府失望到了极点，因此，尽管对革命党人不明里就，还是很配合，不仅出面说服立宪派士绅接受焦达峰和陈作新，而且出任军政府的军政部长。只是，在一个讲究资历的国度，焦达峰这样在革命党和社会上都藉藉无名的会党好汉，在绅权特重的湖南，无论如何是无法立足的。即使焦达峰当了都督之后，没有那样的江湖做派，胡乱封官，天天摆席，他的都督也做不长，因为总有人不服。
不服的人策动士兵作乱，杀了焦达峰和陈作新，但却拥戴谭延]做都督。那日，众军汉涌入谭家，直入堂奥，大呼小叫：“谁是谭延]？”吓得谭延]面色如土。军汉不管三七二十一，将他拥入都督府，大有当年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味道。有史料说，“军士以强迫手段，以四人负之入轿，四人舁（抬的意思）之迳去”，跟绑票一般。作为外国人的长沙税务司向上司报告说，谭延]在去都督府的路上，是一路哭着去的。到了那里，谭延]半晌定下神来，才明白这些军汉不是要他的命，而是要他做都督。他提了两个条件：第一，要厚葬焦、陈二人，因为他们毕竟是革命元勋；第二，军人要守纪律，服从军法。如果不答应，他宁死也不做这个都督。事已至此，军汉们只能答应他，大家一起高呼万岁。那情形，就像当年赵匡胤被军士拥戴，黄袍加身一样。
由于谭延]成了这场变乱的受益者，所以，后来的史家，每有说刺杀焦达峰是他的指使，虽然并没有证据。其实，谭延]在当时，也感觉到了某种尴尬。他刻意疏远作乱的军官梅馨，致使此人一直郁郁不得志。同时，他对焦达峰任命的都督府人员，一律留任，以示安抚。作为一介文人，被一群军汉拥戴为都督，没有能力制裁作乱者，大概也就只能这样了。据说，谭延]也有一手好枪法，曾经在军人面前露过一手。也曾遭遇过闹饷军人的围攻，他都处变不惊。但是，他毕竟不是军人，在那个乱世，一个文人，很难让军人心服口服。他做了都督之后，湖南在他手上，作为湖北前线的直接后方，一直维持到南北和谈成功。有意思的是，当立宪派们纷纷倒向袁世凯的时候，谭延]却加入了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成为著名的国民党都督，直到被袁世凯免掉。在督湘期间，对革命党人特好，对“革命伟人”一律刻意逢迎，还把长沙的一条路，改名为“黄兴路”。
此后的谭延]，就一直作为国民党人，活跃于政治舞台。前后三次督湘，最后大革命时北伐做了北伐军第二军的军长。跟蔡元培一样，他是国民党内两个革命的翰林之一。只是蔡元培一直都是文官，而谭延]却一直在做着将军。可是这个将军，脾气特别好，人们一边尊称他为畏公（他的号是无畏），私下却称他为谭婆婆，谁也不畏他。谭婆婆字写的好，更好求，当年的湖南，一个小点心铺子，都可能有他写的招牌，不过都是免费的。谁撞上他，一求，准答应。做了那么多年的将军，在国民党内，也没有人当他是军人。国民党有两个人缘特好的大人物，被叫做“甘草”（中药里，甘草药性平和，跟哪种药都可以配合不打架的），武甘草是何应钦，文甘草就是谭延]。脾气好的人，官运也好，不服不行。但是这个官运，不仅跟他的脾气有关，而且跟他赶上了辛亥革命有关，跟他在辛亥后的选择站班，更有关。
【张宗昌：一个流氓的革命崛起史】
在众多军阀中，张宗昌是一个标准的流氓，外国人称他是狗肉将军，中国人称他是三不知将军——不知自己有多少钱，多少兵和多少姨太太。他得势之际，中原所有的土匪流氓都喜欢投奔他。队伍每天都在扩大，真的不知有多少兵。另一个较小的流氓军阀孙殿英，跟的大人物人无数，但私下说起来，还是跟张宗昌的时候最爽。他的钱当然不少，但关键他不在乎，没了就没了。部下贪污，从来不是一个问题。手上的钱被骗，他从来都懒得追究。姨太太多到没法辨认，如果有的跟人跑了，跑了也就跑了，从来不会追杀。这种流氓到家的人，不在乎人家花他的钱，也不在乎人家睡他的女人。流氓做到了这个境界，如果不考虑到他对民众的危害，还就是有人喜欢。流氓多了，能做到统兵数十万的人不多。为人再讨人喜欢，也得有机会，而且能抓住机会，这个曾经一度统治过直鲁两省的军阀大帅，起家就在辛亥革命。有谁知道，这个声名坏到家的狗肉将军，当初，居然是正经八本的革命军呢？
辛亥前夕，张宗昌在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做警察。当时海参崴华人特别多，整个城市都靠华人撑起来的。为了方便管理华人，沙俄的远东当局雇了好些华人警察，或者说叫门警和协警，张宗昌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他是华人警察中的老大，地位相当于当年上海法租界的黄金荣。张宗昌一米九的大个子，相貌堂堂，胳膊粗力气大，可能还会个两下子，会讲一口洋泾浜俄语，为人也挺仗义的。所有的华人警察都听命于他，华人在那里大小事情都会找他，连俄国人也让他三分。他干过胡子，做过地痞，做警察之后，包娼包赌包贩毒，在海参崴周围方圆几百里的地界，黑道白道都买他的账。当年海参崴新来的雏妓，第一夜必须是他享用。
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就注意到了东北这个日俄杂处，没有规矩的地方。从来不惮于跟黑社会打交道的他们，把发展势力的目光，投向了著名的东北土匪和马贼。从大连到黑龙江，都有革命党人的身影，也的确联络了不少人。虽然说跟会党一样，这些绿林好汉到时候能不能顶用不得而知，但毕竟有了联系，某些土匪马贼也表示乐意效命。由于当时进入东北，坐船到海参崴更加方便，因此，张宗昌这个黑社会的翘楚，也在革命党的视线之内。由一个留学过俄国的留学生做过他的工作，因此也得到过他的帮助。到了革命爆发，上海光复之后，南方的革命党人开始筹备北伐。鉴于南方革命军缺乏骑兵，而东北马贼举世闻名，于是，黄兴和陈其美先后派了若干人乘船来到海参崴，转道进入东北，准备在马贼中招募一些骑兵。
在张宗昌的斡旋下，革命党人联络上了当时在海参崴以北二百多里大山里占山为王的胡匪刘弹子，此人有差不多一两万的部众，多为马贼，官兵一直拿他们无可奈何。作为山匪绿林，最高的理想当然不是占山为王，也不是被招安，而是投身一个新朝，彻底洗白，摇身一变，成为开国元勋。海参崴是俄国远东的商埠，消息一点都不闭塞，当地的华人知道南方的革命，知道清朝的统治摇摇欲坠。所以，革命党人很快就说服了刘弹子，他们下山来到了海参崴，在张宗昌的庇护下，商议好了具体的条件。最后达成协议，革命政府先给刘弹子以骑兵团长的名义，由刘挑选精锐八百人组成骑兵团，所有的费用，所有的运输安排，均有革命党人负责。
就这样，巨匪刘弹子和张宗昌以及刘的部下，连带一些张宗昌在海参崴的小兄弟，分批乘船南下，到了上海。可是，到了南方之后，原本做团长的刘弹子降级成了营长，而团长变成了张宗昌。在山里称王称霸的土匪头子，出山之后，毕竟没有见过市面的流氓头子吃的开。三转两转，就晕了。刘弹子不甘心，决意反抗，但却像老虎离开了山林，施展不开，不得已，只能带人走路，回到东北重归山林。可怜，走的时候，居然没带走几个人。同样在上海滩混的帮会大佬革命党人陈其美，看来很欣赏这个北方的同道，张宗昌就在上海督军陈其美麾下做光复军独立骑兵团的团长，后来又被编入冷y的第三师下面做骑兵团团长。袁世凯反正之后，黄兴大肆裁军，冷y的部队被保留下来，张宗昌依旧做他的骑兵团团长，随后升任旅长，红得不得了。然而二次革命时，张宗昌审时度势，阵前倒戈，投靠北洋大将冯国璋，马上变色，换了主子。换主子的人，一般都会受气，但他赶上了一个厚道的主公，部队居然得到了扩编，编为江苏暂编第一师，张宗昌成了师长。
1918年，段祺瑞要武力统一，对南方用兵。非嫡系的张宗昌，被后来的江苏督军李纯支到了湖南前线。非常滑头的张宗昌，在战争初期，刻意保存实力，没打什么硬仗。但拖到1920年，随着直系干将吴佩孚的突然撤兵，整个北军战线被拖累得土崩瓦解。张宗昌的暂编第一师也崩溃了，张宗昌只身带着一大笔军饷，回到了北方，用这些军饷买了十几个金狮子，送给曹锟，意图弄个一官半职，曹锟乐意，可是吴佩孚知道以后，坚决反对。张宗昌倒也潇洒，金狮子也没要回来，转身出关，投奔张作霖去了。张作霖收留了他，只给了这个光杆司令一个宪兵营长。但是，机会总是垂青于这个大个子流氓，前吉林督军策动人在张作霖的后方造反，张作霖忙于跟直系对阵，没有兵可派，于是给他一些老爷兵，一些破烂枪，让张宗昌前去应付一下。等张宗昌到了前线一看，哦，原来起哄叛乱的都是昔日他的流氓地痞喽。一招手，就都过来了。从此，张宗昌东山再起，越做越大。还趁十月革命之际，招募了一万多白俄士兵，编成一个白俄军团，进关之后，每仗都用这些白俄兵打头阵。那时的中国兵都怕洋人，白俄兵一来，就吓哆嗦了，因此所向无敌。直到大革命北伐战争，他才被当年革命党人的后辈彻底打败，退出历史舞台。1932年他心有不甘，潜回山东，被山东军阀韩复榘算计，送了性命。
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这个机会，张宗昌这一辈子，也许就是一个北方的黄金荣。而且到了十月革命以后，大批华人华侨被驱逐，连黄金荣也做不成，但是革命却给了他一个机会，成为不可一世的乱世枭雄。

第四幕 末世贵胄：王帽子底下的人
〔温顺，平和，礼数还大的八旗子弟，亲手惹下大祸，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覆灭，连挣扎的心思都没有。〕
【良弼：凡鸟偏从末世来】
清末满人没有人才，尤其没有军事人才，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要说一个没有，倒也不是。从晚清到民国，日本士官学校是中国军事人才的一个重要源头，好些此前此后声名赫赫的将领，都是士官生出身，论起来，可以排长长的一队。最早的三期（相对于中国学生而言）士官生，一百六十人中，只有三个满人。倒不是朝廷不送，而是满人吃不了这个苦，不肯去学。这三人中，舒清阿坐了一辈子机关，默默无闻，铁忠有点动静，辅佐湖广总督瑞，是瑞手下的第一号干将，但在武昌起义过程中，主张强硬激起事端在先，没有劝止瑞仓皇出逃在后，实在只能算是一个庸才。惟有一个良弼，的确是块料，即使革命党提及，也得树大拇指。不仅可以跟士官三杰之首吴禄贞比肩，连枭雄袁世凯都惧他三分。
良弼是清朝的宗室，努尔哈赤幼弟巴雅拉之子巩阿岱之后，大学士伊里布之孙。这个伊里布就是参与鸦片战争和谈的那位，不惟后来的教科书骂投降，当时在清朝，也属于有污点之辈，后代没有什么好日子过。良弼的父亲早亡，跟母亲一起生活，在成都长大。他出生的时候，宗室的黄带子已经被革掉，降格为觉罗，红带子，直到他后来发迹，象征宗室特权的黄带子才又重新给他系上。在外省，一个贫寒的普通旗人，没有父亲的孤儿，能有什么遭遇，可想而知。跟别的八旗子弟不同，他吃过苦，也能吃苦，加上天分不错，所以到哪儿都显得很优秀。身世的沉浮，容易激发人向上的斗志，所以，他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期间，相当刻苦，在同学中，小有名气。1903年回国后，正赶上朝廷新政，用人之际，这样的满人军事人才，马上被选入练兵处，一个军事改革的中枢机构。开初几年，对于朝廷编练新军，制定军事制度，他出了力，起了很大的作用。1906年南北新军第一次大演习，他担任北军审判长，很出风头。期间，虽然短时间的当过标统带过兵，但更多的时间是在陆军部、军谘府这种中央机构任职。中国新式的军事教育体系，基本上是在他手上建立起来的。但是，在晚清这样一个满人整体没落的环境里，像他这样的人才，注定恃才傲物，也注定曲高和寡，遭人嫉恨。即使在1908年满人亲贵用事之后，身为宗室的他，却没有按亲贵的逻辑一步登天，得到大用。官阶还是陆军部的司长，只是加了一个禁卫军协统，军谘府的军谘使头衔。他虽然是自己人，但却仅仅是疏族，在打江山的谱系中没多少份额，以贵排序，轮不到他。关键的是，他的聪明和处事明白，时常显出权贵的蠢来。仅仅是因为主掌禁卫军和军谘府的载沣的弟弟载涛是个玩家，不管事，禁卫军和军谘府才让他实际上当了家。他的建议，能否上达天听，其实很难说。即便有好主意，也架不住众多的馊主意掺和。直到武昌起义后，袁世凯出山，架空满人，为了让他让权，良弼才得了一个副都统的头衔。《清史稿》说他“刚果有骨气，颇自负，虽参军务，无可与谋，常以不行其志为恨，日有忧色”，确为知人之论。
辛亥军兴，他很是忙了一通。亲贵不派他下去统军征剿叛贼，宁肯让那个饭桶荫昌出征，在他们的小心眼算计里，也许是这样的：唯一知兵的自己人得留在身边护驾，才睡得着觉。如果当初把良弼派下去，虽然不一定能扫平武汉，至少比荫昌强上百倍。当然，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身在军谘府（相当于日本的总参谋部）的他，远没有日本参谋本部的参谋们那样的神通，调谁谁不动，一向信任的士官同学，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人，还出现“异动”迹象。良弼反对重召袁世凯出山，但人微言轻，不起作用。力主迅速立宪以图挽救，也已经晚了。废除摄政王和立宪，反而只给了袁世凯机会。到了这个时候，亲贵即使明知道招回袁世凯是急来抱佛脚，但即使饮鸩止渴，也只好喝下去。然而，毒药喝了之后，清朝的覆灭加速了。
眼睁睁看着大权旁落，袁世凯跟南方和谈卖朝廷，良弼和铁良等人则组织宗社党，力图挽救危局。由于他在禁卫军中还有潜势力，宗社党叫嚷的声音也不小，因此给袁世凯的逼宫，造成了一定的障碍。这时，革命党出来帮忙了。一个常在北洋军中厮混的军人小个子四川人彭家珍，一个敢玩命的革命党人，决计刺杀良弼。由于他经常在军界行走，门径很熟，虽然不认识良弼，却很快弄来良弼的照片，看熟记牢。又依稀记得良弼跟奉天讲武堂的监督崇恭认识。于是弄来一身标统的服装，印了若干崇恭的名刺，揣上炸弹，登门拜访，适逢良弼外出未归，彭家珍就在良弼家大门左近等候，一等等个正着。上前出示崇恭名刺求见，趁良弼松懈，投掷炸弹，一未炸继而二，炸弹炸伤良弼左腿，彭家珍则当场毙命。据说，良弼之伤，即使按当时的医疗条件，尚不至死，但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收买了给良弼治病的中医，进一药酒，服后就不行了。临死前告人：“我辈军人，死何足惜，吾见政府不可为，故组织宗社党以图挽救，今我死，清室亦亡，刺我者真知我者也。”还别说，彭家珍留下的绝命书的说法跟良弼的临终遗言非常相似：反对共和而且有军事知识且极其阴狠者为良弼，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刺人和被刺者，真是知音，理当合葬才是。
良弼死后，宗社党如鸟兽散，朝中大臣，也纷纷逃到天津躲避。晚清最后的忠臣良弼的丧事无比凄凉，前来吊唁的人，寥寥无几。上朝时，隆裕皇太后搂着小皇帝，眼见得朝堂空无一人。只好听任袁世凯摆布，下了最后一份诏书，授命袁世凯办民国。这是袁世凯的小招儿，等于告诉天下，我袁世凯得天下于清朝，不是革命党人。但是不管怎么说，从此小朝廷躲进了紫禁城，而天下变了民国，袁世凯成了世界第二华盛顿，中国第一华盛顿。
由于良弼之死，最大的获益者其实是袁世凯，所以，有人认为，刺杀行动，其实是革命党和袁大公子袁克定一起策划的。而良弼之死，基本上是死在袁世凯手里，彭家珍的行动，只是一个由头。还有人指证，直到革命党二次革命之后，彭家珍的父亲一直都由袁政府养着，每月领取一千元，可以直接见去见参谋本部的次长陈h。看来，如果此事属实，袁世凯对于彭家珍，还真是知恩能报。
良弼是宗社党的创始人，清朝最后一个铁杆保皇党，但其实他的思想并不旧。他非常赞同戊戌维新，对六君子中的谭嗣同推崇备至。为官也相当清廉，对朋友也仗义，满人中还传说他当街暴打强抢民女的庆亲王奕林子载振的轶闻（应该不是真的），有着特别好的名声。跟那些蠢猪一样的少年亲贵不同，他不赞同把权力都收到满人手里。对汉人中的人材，他极力延揽。吴禄贞和蒋方震，都得到他的推荐。直到吴禄贞谋叛前夜，他还对其信任不疑，吴被刺杀，他还下令追凶。有人怀疑吴禄贞之死跟他有关，绝对是无稽之谈——那年月的满人，只有被刺的份，绝对想不起刺杀别人。当然，良弼毕竟是满人宗室，不可能乐见自己的祖宗江山易色，就他而言，底线只能是君主立宪。可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满人最后一个军事人才，出在末世，无论如何挣扎，命运注定是悲剧。待到这根独木也断了，那个良弼又爱又恨的朝廷，就只能寿终正寝了。
【端方：名气最大的牺牲者】
辛亥鼎革之际，虽然说发生了革命，但暴力的烈度，却不怎么大。多数的满人地方官以及驻防八旗，只要不抵抗，大抵都能保住性命。很多地方，连滋扰都没有发生过。当然，激烈抵抗的满人官员，也相当少见，自杀殉节的当然也不多。只有西安除外，满城旗兵做了较为顽强的抵抗，失败后，将军自杀，旗人死了不少。在西安的传教士说，这场革命死了六千满人。革命党人在革命前的宣传中，把个满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寝皮食肉，但真个排满革命了，却客气起来。武昌起义，旗营士兵和家眷，是死了一些，但大多是乱兵和趁乱的流氓所为。在他们停止抵抗之后，革命党人并没有做穷寇之追。武昌陆军中学里的满人学生，在整个学校参加起义的时候，居然一个都没有死，看在同学面上，都被放生了。各地旗籍官员不少，但只消放弃权力，大抵没事。算起来最倒霉的，要数从武昌出来入川镇压保路运动的满人官僚端方，说是去镇压保路运动，实际上没有放过一枪一弹，但是他却在四川的资州，被带去的新军士兵割下了脑袋。
端方在清末，绝对属于满人中的翘楚。旗下三才子，大荣（庆）、小那（桐）、端老四（方），端方出类拔萃，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比前两位都多得多。此公思想开明，又能干。在那个满人普遍低能颟顸的岁月，显得十分扎眼，也深受慈禧太后老佛爷的赏识。清朝最重要的两个封疆大吏的位置，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他都干过。早在戊戌变法中，他就是满人中不多的变法支持者。晚清预备立宪，他更是非常卖力地推动。外出考察立宪的五大臣中，他是最重要的一位。据说，考察回来之后，慈禧问他立宪的事，他回答说，朝廷若能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一句话，让老佛爷定了心。他在地方任上，一边大力改革，一边着力防范革命党，但处置起来却比较温和。著名的革命党人赵声，混成新军标统（团长），被他发现，没有砍头，只是驱逐了事。江苏革命党首领人物陈道公被他抓了，不仅狱中加以优待，而且最终放了。陈道公从此改名“陶遗”，以纪念他的救命恩人（端方字陶斋）。刘师培这样的人，如果不是感念于端方的礼贤下士，也许未必会背上一个叛徒的罪名，投到端方的幕下。若不是慈禧和光绪翘得太早，端方没了靠山，大祸突降，遭政敌算计，被人弹劾，丢了乌纱，作为罕见的满人能臣，他理应在后来的政局中，起更重要的作用。他被人弹劾，罪名是在慈禧丧礼上大不敬，所谓的不敬，无非是丧礼上派人沿途照相——一个跟时髦的先进文化有点关系的罪过，其实不过扯淡而已。真正的原因是他跟袁世凯是儿女亲家，在当政的亲贵翦除袁世凯势力中，撞到了枪口上。以载沣为首的满人少年亲贵，在暂短的三年当家期间，所作所为，主要是把权揽在满人自己手里，但却先把一个属于自己人的才子加能吏给革职，想不垮台都难。
在清王朝的倒计时的几个月，端方被重新起用，受命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替这个末世王朝办一件最不该办、最得罪人的大事。现在看来，就是这件事，送了端方的性命，否则，赋闲在家的端方，料想积攒的银子不少，在革命后若是想干点啥呢，老朋友袁世凯也会答应，不想干，做遗老，尽可以躲到青岛，跟一班儿同道诗酒唱和，喝喝酒，做做诗钟，发发牢骚，颐养天年。接任之后，刚到武昌不久的端方，就赶上了四川的保路运动。职责所系，他无法置身事外。只好从湖广总督瑞那里，讨了一个多标（团）的新军，入川弹压。
可是，入川在那时候，不是件容易的事。等到他带着兵进了到了资州，川督赵尔丰已经开杀戒闯了大祸，四川遍地烽火了。当然，聪明的端方，不想去这趟浑水，于是停在资州观望起来。同时，他也不断做出姿态，表示对保路运动的理解，要释放所有被捕的人。不仅弹劾了曾经的护理总督王人文，连现任的总督赵尔丰也没放过。但是，他释放的善意，在不断恶化的局势面前，已经没有用了。武装造反的同志军，越来越激进。停在资州，吃牛肉和老酒的端方，平静的日子没过上几天，背后的武昌就炸营了。武昌起义爆发而且成功之后，尽管端方刻意隐瞒武昌的消息，他所带的这一团士兵，还是变得躁动起来。原本他们就是起义士兵的兄弟，里面的革命党人，一点不比在武昌那部分部队的少。老营反了，确切消息没有，但蛛丝马迹总会有，不反，怎生耐得住？端方也闻到了味，想要逃，人生地不熟。要当地绅士帮忙，无奈这个钦差大臣过于有名，动静太大，没人敢接茬。只身出逃，遍地烽火，也不安全。正在犹豫中，发现他带的士兵，全都剪了辫子。端方跟士兵们说，他原本是汉人，姓陶，浙江人，先辈人于清初投旗。此时的表白，已经无济于事。不久，端方和他的弟弟，根本无辜的弟弟，被士兵架了出来。他对士兵说，我待你们不薄。士兵说，那是私恩，我们求的是反满的公义。他又说，来自自流井的银子马上就到，你们可以拿了银子，放了我。士兵们干脆不说话了。在死寂的静默中，端方和他弟弟被按在四脚板凳上，砍了好些刀，脑袋才被砍了下来，被装在事先准备好的木匣里，被带回了武昌。当时，四川遍地烽火，如果入川的鄂军不杀端方，就会被视为敌人，能不能全身而退，很难说的。所以，端方的头颅成了通行证，在回鄂的路上，路过一地，川人都要打开匣子看看端方，然后摆酒送行。
就这样，端方成了清亡之际，名气最大的牺牲者。一个异族统治的朝代覆亡，牺牲掉的，往往是这个民族最优秀的人，端方算一个，良弼也算一个。
【载穆：一个殉节的满人副都统】
在辛亥革命当口，满人在各地做官的人很多，各个层次的都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满人亲贵有意收回权力的结果。至于各地的驻防八旗，更是满人的专利，无论将军和都统副都统，不是满人，就是蒙古人。而且，清政府有意改善了八旗的装备，驻防八旗的装备有的甚至要比当地的新军还要好。但是，革命发生之后，各地的旗人官僚，基本上没有抵抗的，不走即降。驻防八旗首领，走的最多，其次是降，战或者表示要战而死者不多，殉节自尽者最为罕见，但也不是一个没有，当时驻防镇江的副都统载穆就是一个。自己死，其实不容易，“吾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官做到一定份上，就是自己想死，也未必死得了。一大家子人，拖累太大。况且，晚清的人们，传统的观念已经动摇，有谁还在意忠孝节义？
镇江的八旗防营很有名，系著名的京口驻防，由一个副都统统率，常川驻扎一千六百余名士兵。当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副都统海龄率京口驻防八旗跟英国人血战，据茅海建研究，此战让骄横的英国人付出了三十九人毙命，一百三十人受伤，外加三人失踪的损失。超过整个鸦片战争中历次战斗英军伤亡的总和。鉴于那时的医疗条件，加上是远离本土的海外作战，所以，受伤的英军士兵带来的战斗减员，比死亡还要多，而且多半活不了。因此，精通军事的恩格斯当年评论道，说是如果英军在中国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当然，镇江的驻防八旗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同样据茅海建的统计，战死二百二十五人，受伤二百二十六人，失踪四十八人，三倍于英军。城陷之后，八旗兵跟英军展开了巷战，很多人肉搏到最后一息。副都统海龄，自焚身亡。鸦片战争爆发时，舆论公认八旗已经腐化，但镇江的驻防八旗却能打出这样的战绩，的确不同凡响。
当然，当年的战绩，只是八旗最后一点回光返照。也许能战的八旗子弟都在那场鏖战中死光了，随后到来的太平天国战争，镇江八旗就没有什么有光彩的表现了。八旗跟绿营一样，在太平军面前，屡战屡败。到了辛亥革命发生，京口驻防的八旗，已经拖家带口膨胀到了近万人，据说多为蒙军八旗，能拿枪的还是不足两千，虽然装备精良，但跟所有八旗防营一样，武备松弛，人无斗志。所有人想的都是怎么过日子，能过一日算一日。
在革命爆发前几个月，作为宗室的载穆升任京口副都统，他倒是想有点作为，还尽其所能，对八旗防营进行了一番整顿，只是收效甚微。武昌起义时，镇江新军有五个营，兵力超过旗营，但没有重武器。重炮和机关炮，都在旗营手里。新军不稳，各地皆然，载穆也早有耳闻，武昌起义之后，他一边下令全营戒备，一边下令把大炮拉到城墙上，炮口对着新军营盘。害得新军十分惶恐，很多人主张移营他走，虽然最后没走，很多士兵也不敢回营，住在外面。作为起义首领的营管带林述庆（起义后担任镇军都督），还多次化装到旗营周边侦查地形。并且通过关系，从已经起义的上海，弄来了大批的弹药。可见，新军对于旗营还是相当重视，做了一场恶战的准备。
然而，这场恶战根本没有发生。拉炮上城墙，全营戒备，其实不止吓到了新军，更吓坏了自己人。半个多世纪没有打过仗的京口八旗防营，已经闻不得火药味了。没等新军起义，这边的旗兵就多次跟当地商民商议“和平解决”，在当地士绅的斡旋下，私下里，旗兵居然一致同意缴械。这样的商议和谈判，其实一直瞒着副都统在进行。看到自己的部下如此，载穆也无可如何，“始则涕泗横流，哽不能语，继则曲徇众请，无复异言。”最后，咬咬牙，提出了三项要求，一、保全旗人生命；二、保护旗人财产；三、护送载穆家眷行囊出境。这边绅商当然悉数答应（其实这些条件早在商议中就已经定了），然后，这位副都统就回到内室，用一根麻绳吊死了自己。这一切在新军未发动时，就已经发生。双方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居然兵不血刃就烟消云散。蓄谋起义的新军，居然一枪没放，没有机会放。整个过程，只折了一个满人贵族，还是人家自己了断的。而载穆这个一直不怎么得志的清朝宗室，虽然回天乏术，但对朝廷守土有责的规矩，老几辈子传下来的观念，还真的在意，不走不降，就只好死了。
对于载穆的死，让镇江士绅很是感动。地方士绅首领镇江中学校长杨振声发起募捐为他立祠纪念。在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杨振声还上书袁世凯，请求为载穆建立专祠。认为他不仅防止了战火发生，而且舍命尽了效忠之义。显然，尽管民国了，能够殉节的人，还是能让人感动。可惜，在辛亥年，这样殉节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作为一个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王朝，垮台的时候，居然是树倒猢狲散，没多少人在意它的死活。遗老遗少们，真正感慨清朝之“深仁厚泽”的，是在清朝垮台之后，民国办得又没什么起色之后。对于当时多数上层人士而言，辛亥革命还真不仅仅意味着改朝换代，而是一场符合进化公理的制度变革。有西方的榜样在，没多少人会怀疑这个变革的正当性。即便是拥护清朝的人，在内心深处，对自己拥戴的王朝，也没多少自信。他们能做到最好的，就是像这个死心眼的载穆一样，结束自己的生命，给王朝留最后一丝面子。
【拿了洋枪，八旗兵也不中用】
自晚清以降，八旗兵的没用，已成典故。这个典故流传了很长时间，一说谁没用，就说是八旗子弟，好像直到今天这个典故方才有点过时，已经有段时间没人用了。大约是前些年铺天盖地的辫子戏演多了，辫子戏里的勇士也忒多了点，晚清时节拎鸟笼子闲逛，百无一用的八旗子弟，经电视剧一折腾，已经变了身披铠甲挥舞战刀的斗士，潜移默化中，八旗子弟似乎被平反昭雪了。
不过，在晚清那阵，真实的八旗子弟，真的是没用。任何一群人，无论他们当初如何生猛，如果将他们放在那里，管吃管喝管住管钱花，什么都不让做，一放放了两百多年。结果会怎样？原来说不事生产是为了让他们打仗，后来仗也不用打了，自打湘淮军兴起，八旗兵连以往出兵做样子的事都免了。不用做事，但待遇优厚，寻常兵丁，每月也有四两饷银，还不算粮米。除了当兵之外，还有油水特足的关丁、漕丁和盐丁可做，坐在家里，就可以拿钱。这些差事，在清朝都是专门留给旗人的。旗人如果断文识字，那么做官的机会要比汉人不知大到多少倍。打江山坐江山的蛮理，落在一个小民族上头，让满人过足了瘾，瘾大了，人也就废了。
满人的特权，在当时其实并不特别招人恨。原因是这些人由于铁杆庄稼的缘故，大多不操心钱财之事。有钱就花，买东西不屑跟人讲价，钱花没了就赊账，再不就当当。反正国家是他们的，不担心让他们因欠债进监狱。于是这些老爷就整天当冤大头，人家一厘能买到的，他们得花一分。高层的亲贵，如此奢费，还能抗住，反正进项多，不够了，上找皇上，下找庄头要就是。而下层一月四两的八旗兵，就只能寅吃卯粮——其实这样的收入，在汉人一家子都活得很滋润。熬到一段时间，大家都穷得不行了，皇帝没辙，只好动用国库，给他们救济，替他们还债。
不做事的八旗子弟，吃饱了唯一能做的，就是玩儿。遛鸟、斗蛐蛐，听戏，唱戏，凡是没用的事，无所不能。这是好的，不好的则抽大烟。不过，坑蒙拐骗。杀人越货的事，旗人一般不干。当然，皇上指望他们的骑射之事，也顺带着别指望了。刀枪生锈，马生肥肉，反正也没人用，没人会骑。杭州驻防八旗一个八旗子弟回忆说，当年整个杭州旗营，只有他父亲一个会骑马。连当关丁（海关），坐关揩油，也雇个人替他们干。但凡有一个操心钱财的，就会被大家瞧不起。凡是旗人开买卖的，旁人问起来，都会说，那哪是买卖，开着玩的。
晚清朝廷开始军事现代化，其实也想把八旗“现代”一番。可是，练八旗洋枪队，没用。八旗老爷把洋枪锁在柜子里，看都不看，只有上面来人点校了，才发枪拄在那里，站一站，装装样子。过后，洋枪还是进柜子里。一个八旗兵回忆说，他练了六年的洋操，只放过三枪，连枪的构造是什么样都不知道。估计那可怜的三枪，也多半是仆人帮忙压的子弹。而淮军，也就是汉人的洋枪队，至少还可以吓唬吓唬造反的老百姓，而他们八旗的同仁，连这点事都做不来。
八旗洋枪队没用，太后和皇上都不死心，到了朝廷开始搞新政，编练新军的时候，又开始练八旗新军。尽管待遇好，装备优良，全军上下，制服鲜亮，军官佩戴进口的指挥刀，走起路来，拖在地上直响。可八旗老爷们，就是不好好练。开始出操出工不出力，后来连出工也雇人顶替。广州驻防八旗新军三个营，一千七百多名士兵，练了两年，新来的将军费了很大力气，搞了一次实弹射击，所有官兵全算上，能射中靶子的，数来数去没几个。
辛亥年，革命党人在广州动作频频。来自马来的革命党人温生才，单枪匹马，想来谋刺清朝大员，本来的目标是水师提督李准，结果却杀了署理广州将军的旗人孚琦。孚琦当时坐在八抬大轿里，前去看飞机表演，周围十几个旗全副武装的新军亲兵护卫，结果却让温生才一个人从容行刺。时人记载，温生才直闯轿前，当头一枪，孚琦尚能言语，大叫救命。“旗兵以事起仓促，相顾错愕。该刺客续放一枪，复中头部，将军即不能言。旗兵互相走避。”一口气逃出老远。接下来温生才又放了两枪，看清了孚琦已死，这才从容逃走。如果不是温生才大意，被一个汉人便衣警察盯上，根本不会被捕。后来孚琦的夫人感到非常愤怒，要追究随从护卫的责任。没想到其中一个领头的协领因受到惊吓，回家后昏迷不醒，经家人灌救才活过来，却依旧语无伦次，夫人也只好算了。
接下来党人发动广州起义，抵挡起义军的，也是汉人官僚张鸣岐和李准以及他们率领的巡防营。到了这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广州的汉人官僚并咨议局的士绅不再打算帮朝廷的忙了，广州光复。尽管广州驻军中旗营占了大半，其中还有两三千新军，德国产的克虏伯大炮和马克沁机枪都有，却眼睁睁看着自家的江山垮台，一枪不放。开始民军还有点担心，到后来发现旗兵真正是银样蜡枪头，也就不怕了。八旗新军最大的本事，是坐在家里，等着民军前来收编然后遣散。广州八旗新军如此，北京的八旗禁卫军也如此，在革命到来的时候，只有一个曾经的旗人旅长（协统）良弼表示要抵抗，等到良弼被革命党人炸死，就没有人做声了。只消新来统领冯国璋表示，禁卫军待遇永远不变，他们就心甘情愿地卖了自己祖宗的江山。
旗人的好日子，就这样完了。不是没有明智者想做挽回的努力，也不是没试试努力一下，但坐江山坐久了，身子和脑子都麻木，就是明知道等下去是死路一条，大家还就是等。等到了那一天，也是束手待毙，连挣扎一下的勇气都没有。看来，坐江山，不能坐得太悠闲，太舒服——太舒服了，人也就废了。
【辛亥福州旗营的“似抵抗”】
八旗驻防制度，是清朝入主中原之后，确立的用以监视汉人，控制四方的祖制。虽然说，这个制度连同驻防在外的八旗兵，早就看不住天下了，但是，一直到清王朝咽下最后一口气，这个制度依旧维持着。其间，进行过多次改革，力图让驻防八旗重振雄风，花大价钱买来洋枪洋炮，外聘洋教练加以训练，但大抵一点用都没有。变成统治群体之后，八旗无论贵贱贫富，都成了闲人外加废人。
但是，这群闲人，在辛亥革命的时候，有了大麻烦。革命党人的革命，在当初就是排满。宣传的时候，杀气腾腾，似乎恨不得食满肉，寝满皮，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仇。革命到来，市面风传，革命党白盔白甲，替崇祯皇帝戴孝，要杀光所有的满人。所以，八旗驻防之地，尤其是那些位于城市之中的满城，没法不恐慌。总不能让人家像杀鸡似的给杀了吧？所以，要抵抗。于是，架枪、拉炮，上岗。有的还加紧训练，充实军官。可惜，八旗老爷兵，已经做闲人做了二百多年，急来抱佛脚，再怎么急，也没有用。好在，即使革命党，其实对满人没那么大仇恨，宣传只是宣传而已。只要满人不抵抗，几乎没有起义者喜欢杀人的。然而，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当口，双方都不大摸底。虽然多数满城里的旗兵，比如杭州、广州、南京都没有抵抗，满人大抵无恙。也有城市如西安，里面的满城发生了真正的抵抗，当然，旗人死伤也比较多。还有的地方，比如福州，驻防的将军死活要打，似乎也真的打了，但却只是双方放了些空炮，人基本没死的。只有一个将军，因为头脑顽固，当时“斗志”过于坚强，在旗人投降之后，丢了性命。这种抵抗，其实只能算“似抵抗”。
福州的将军名叫朴寿，系满人镶黄旗人，科举正途出身，光绪三十三年（1907）坐的这个位置，一直等到革命发生。朴寿《清史稿》有传，关于这场抵抗，《清史稿》说的颇为惨烈：“宣统三年，省城民军起，（朴寿）率防军与搏，火器猛利，民军几不支。然民军虽被创，辄随时募集，防军以猛斗故，伤亡多，卒败溃。朴寿被执，受挫辱，不屈，遂肢解之，弃尸山下，其死状为最烈云。”当然，这位旗人将军，的确很顽固，也很认真。大概算是外地驻防八旗将军中，唯一一个有心有点作为的。据说待属下旗人相当厚道，辛亥年黄花岗起义之后，整个南方的官场风声鹤唳，福州官府，也迭次接到暗杀的恐吓信，他出行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把他吓得魂都要掉了，以为暗杀团来了，好容易惊魂甫定，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卫兵走火，一怒之下，下令杖责这个冒失鬼，令刚下，转念觉得不妥，不应这样得罪人，马上又取消，保下了那冒失卫兵的屁股。武昌起义一爆发，他就开始整顿旗营，充实军官，加强训练。凡十三岁以上的男子，人手洋枪一支，子弹三百发，妇女发小刀一柄，发誓跟汉人决战。可惜，将军的励精图治稍微晚了点，福州的旗营，跟其他旗营一样，缺员太多，即使全数上岗，也多为老弱病残，扛不动枪，能扛起的，也不会用。满城之外起义的新军大炮一响，这边就不战自溃，连将军衙门都空无一人了，白瞎了将军的报国之志。其实，新军那边，炮也放的乱七八糟，漫无目的。但是旗人怕炮，从来如此，炮一响，人就没了。不一会儿，旗营的白旗就挂出来了。在开战之初还豪气满满的将军，这会儿也没电了，躺在椅子上，一言不发，任凭部下缴械投降。据当日在场的旗兵回忆，投降的白旗上，还写了四个大字“愿缴军械”，这四个字，就是副都统明玉的儿媳妇亲手写的。再过一会儿，起义军派人进来，带走了朴寿，杀了他，副都统却被放了回来。肢解是没有的，但是朴寿的脑袋肯定是掉了。放回来的时候，人已经装在棺材里了，并没有弃尸山下。
当日唯一激烈的交火，发生在城外山上的一座寺庙里。守在里面的旗兵，在寺院墙上挖了很多枪眼，闻听起义军来攻，人影还没见着，就拼命放枪，而起义军也不进攻，跟旗兵一样，只是往寺院打枪。双方都没有经过战阵，都不敢来真的，只管霹雳啪啦地放枪，一个人都没伤到，子弹打光了，旗兵只好投降。显然，这部分旗兵比起他们的同事来，要勇敢得多，那些人炮一响，就都换上便衣开溜了。一场战斗，在起义军方面没有什么损失，旗营也没什么损失，大家都没怎么死人，只是浪费了好些枪弹。福州的革命党人，很讲文明，凡是放下武器的旗兵，一律不杀，交了枪，还发给一元大洋，见着若干没辫子的，给三块。应付来不及走的旗人，还专门成立了旗民生计筹备处，给他们发粮米。这么一来，那些提前开溜的人，再次溜回来找饭吃了。毕竟，福建里北方有点距离，外面兵荒马乱，还不如在原地待着。
革命党在跟立宪派争论的时候，往往强调破坏，鼓吹大乱。但是，一来革命其实是革命党和立宪党人联合发动的，二来即使革命党人，除了少数出身会党、土匪的人，大抵是读书人，还未脱旧日绅士的风范，其实从心里也不乐意破坏。所以，尽量减少杀戮，成为多数起义者的共识。革命尚未成功，革命的旗帜就从排满，变成了“五族共和”，满人也混在里面，咸与维新了。其实，如果各地驻防八旗早知道是这么回事，连少数的抵抗也不会发生，革命的过程，会更加平和。
【清末的殉节问题】
改朝换代之际，有一道风景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缺了，后来修史的人就会感到莫名的遗憾，这就是殉节，具体说就是有前朝的臣子，在穷途末路之际，为王朝自尽。王朝消亡之际，如果殉节的人多，据说是说明这个王朝深恩厚泽，待士大夫不错。如果殉节的人少，就说明这个王朝不怎么样，官员士大夫对它没什么想头。因为所谓的殉节，理应是官员士大夫的事，食君之禄，才忠君之事，老百姓就是再念这个王朝的好，好像也没听说有殉节的，因为没有那个名分，也没有资格。如果按后来大批的遗老遗少的说法，清朝统治两百多年，绝对深仁厚泽，大够意思。但是很奇怪，在这个王朝消亡之际，殉节之人却相当稀罕。众多的汉人官僚，绝少有人念着这个王朝好的，就是念好，也不肯陪上命。事变之时子弹不长眼，被打死的有，但却罕见有人抹脖子、喝药或者跳井自杀。
“我本欲殉节，奈小妾不肯何？”其实，历朝历代，无论殉节者多还是寡，不死的官员，总是比死的多。也就是说，殉节的，永远比不过变节的人多。宣称被小妾拖累的，当属真情表白，更多的人，往往是打着尽孝的幌子，拿自己的父母做挡箭牌，骨子里还是惜命。不过，像清亡那样，殉节者如此之少，倒也有点不寻常。满人殉节的倒是有几个，比如镇江驻防八旗副都统载穆，还有湖北安陆知府桂荫，都属于自杀殉节。尤其后者，夫妻两个一并吊死在文庙，多少有点悲壮。但是，十八行省，汉臣里面，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这样的封疆大吏，除了个别人比如山西巡抚陆钟琦被义军打死之外，居然一个殉节的都没有，大多数都脚底抹油，一走了之。包括那些中兴名臣之后，也都是走为上。比之太平天国时，一个接一个城破就自杀抹脖子，真好像不是一个朝代。
当然，这么说有点绝对，在汉臣里，辛亥当口想自杀殉节的人还是有的，只是不够坚决，朝服都穿戴停当了，没死成。此人，就是武昌起义时湖北的按察使马吉彰。马吉彰是个回民，当年的回民是信教的概念，论民族那年月是算汉人的。一个回民，做到按察使的位置，挺不容易的。起义发生时，闻听总督走了，武昌城给起义军占了，不知那根筋搭错了，下决心殉节。告诉家人不许走，自己穿上朝服，径直走到臬司衙门大堂，抱着大印，端坐在椅子上，说是等革命党一到，他就自杀。开始还有若干衙役随从陪着，后来一个一个全溜了，只剩下臬司老爷一个，傻坐在大堂上。革命党没来，倒来了许多看热闹的民众，大家像看猴一样看着马大老爷，马大老爷感觉有点不自在了——革命党根本忘了这个地方，一个也不来，当然臬司老爷也就没有了自杀的借口。也有消息说，其实是有人想来杀他的，但被拦住，说是不给他机会。根本原因是，一个按察使衙门，没钱，也没有兵，革命了，要忙的事很多，没有人打它的主意。其实，臬司老爷若真的要自杀，一进大堂拿手枪冲自己脑袋开枪就是，非得等革命党来了再说，说明心里开始就有点怯。等死的功夫一长，再有决心的人也会动摇。这时候，他的大老婆在后堂，只听老公吩咐不许走，不明里就，时间一长，耐不住了，遂率领众小妾来大堂探看。见老公全身披挂，一本正经地一个人傻坐在椅子上，不禁哑然失笑。于是，众婆娘一拥而上，把臬司老爷拥了出去。边走，老爷还嘀咕，怎么乱党不来呢？老婆、小妾都不肯，殉节肯定没戏了。臬司老爷回家换上便服，带上家小和细软，溜出了城。清末历史上唯一可能的殉节事迹，就这样半途而废。一个先进典型，就这样在革命党的忽视和他的妻妾起哄下，化为乌有。
没汉人殉节，成了后来《清史稿》的修撰者的一个严重的缺憾。众所周知，这些修史的遗老，自赵尔巽以下，都是汉人，也都是清朝的热爱者，自己所爱的朝代没有殉节者，事关自己的脸面。于是，我们在《清史稿》上看到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殉节的事迹。事迹的当事人姓胡名国瑞，以举人大挑，到云南做官。但革命发生时，他并没有官职，滞留云南未归。《清史稿》的传里，修史者让他发表了一番无人殉节的愤慨，然后跳井自杀，被人发现时，他的背上有遗书，言：“自经不死，又复投井。”又说：“京师沦陷，用以身殉。达人不取，愚者终不失为愚。”但我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这个投井的好汉，究竟是怎样把字写到自家背上的。一个个守土有责的大员，能溜都溜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却跳井自杀。这样的先进事迹，从来都比较可疑。没准此公是穷困潦倒，没人理才死的，正好赶上鼎革之变，顺便造个由头报上去，也是好事者们常做的好事。不管怎样，就算他真的是为清殉节，死的光荣，其实也挽回不了众多不肯死节的清政府官员的脸面，毕竟，所有的人，包括《清史稿》的总撰赵尔巽，也都没动过死的念头，实在不行，只想到走。在王朝的最后时刻，小皇帝和隆裕太后身边，连个上朝的人都没了。王朝末世，悲凉莫过如此。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多年欧风美雨的侵袭，传统道德有点绷不住了。也可以说是革命党人多年的排满民族主义宣传，多少还是起了点作用。其实，在一个多年流行进化论的上层社会里，若要全身心地抵抗一场接受西方最先进制度的革命，多少都是有困难的。尤其是在清王朝统治的正当性已经很小，而且又在新政期间犯下过于不得人心的大错之际，作为汉臣，想这样做就更加困难。更何况，贪生怕死，是人的天性，原本改朝换代，能决心死节就少，有赶上这样一个时代，一个趋新的时代，即使感念朝廷的恩义，比如曾、左、李辈的后人，大不了也就是不做新朝的官而已，真的要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可真叫愚了。坚持“愚者终不失为愚”的人，当初怎么能做上官呢？清朝的遗老遗少多了起来，其实是在民国成立，事没办好之后。一些人感觉，相比之下，觉得新制度下的国家，反而不如旧朝，而且不管矜持与否，在民国也得不到重用，想卖也卖不出价去。所以，一个个成了九斤老太，冷嘲热讽，牢骚满腹。早知如此，当初为何会这样轻易地放弃了这么值得宝贝的王朝？

第五幕 谁在革命，怎样革命
〔好些积极革命的人，其实原本不想革命，想革命的阿Q，偏又不许他革命。〕
【农民：不许革命】
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讲，听闻革命到来，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赵老爷和秀才们开始不明里就，不知革命底细，因此对阿Q低声下气。后来假洋鬼子回来，他们发现革命并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神气活现起来。阿Q想要参加，假洋鬼子不许。鲁迅写的是小说，但在江浙一带，还真的就有农民想要革命（虽然他们跟阿Q一样，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不惟乡绅地主们不许，当地革命后的军政府也不许。
1911年11月间，即传统的收租季节，江苏无锡、常熟一带，发生了若干次的抗租骚动，最大的一次，是一个名叫“千人会”的农民组织搞起来的。跟阿Q一样，这些农民听说了革命，但并不太清楚革命是怎么回事。阿Q要参加，参加干什么，他自己也不清楚，打破天，能想到的无非劫富济贫，自己捞点油水。但革命要革掉皇帝，他们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没了，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往好处想，皇帝没了，地方都换了新政府，没有了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江浙一带抗租这事能闹得比较大，跟这种想法不无关系。但是，千人会不是阿Q，他们有组织，可以闹出点大动静。
那时候各地的独立，在县这一级，无非是几个乡绅加几个教员或者学生，再运动一下当地驻防的防营，然后赶跑了原来的知县，就当家做主了。按说，农民也可以如法炮制。可是，想闹事的农民，却相当糊涂。他们拉起人马，舞枪弄棒，但真正的意图却是要抗租。说是抗租吧，他们还搞组织，成立了“仁义农局”，首领无锡的孙二、孙三，还叫都督。除了都督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读书人樊文涛做军师。有了都督、军师，还有人马，按革命的道理，他们也可以算是革命，自立为王了。可是，无锡、常熟两地的革命政府，都不同意。他们自己可以自立为政，但农民不行，为什么不行？没道理可讲，不行就是不行。跟假洋鬼子可以挂上“银桃子”革命，而阿Q就不行一个道理。
其实，千人会这种组织，原本在革命前就在农村广泛存在，就是一种农民之间的互助团体，一种互相借钱、周济粮米的民间组织。就是一种古已有之“会”与“社”，千人会的规模只是大了点而已。但是，由于革命的缘故，千人会的野心也大了一点，介入农民跟田主之间减租的谈判，要价太高，谈判谈崩了，常熟地方王庄千人会跟当地的大族的义庄发生了冲突，其首领周天宝被常熟县政府派人抓了起来，结果事情就闹大了。无锡、常熟两地的千人会成员成千上万地涌进了王庄，打烂了义庄，抓了田主的亲戚做人质。然后在王庄城隍庙里设立都督府，打起“千人大会”，“仁义农局”的旗帜。四下贴满了都督孙二、孙三和军师樊文涛联名的告示，俨然是成立一个农民的政府。只是这个农民政府，没有太大的出息，要求只有一个免租，并没想杀上县城，弄把交椅坐坐。既曰免租，当然谈好了，少交点也不是不可以。虽然农民闹事用了武力，手里无非是锄头、鱼叉，并非来真格的暴动，而且一个人也没杀。
但是，上千的农民，拿了家伙，占了一个大村庄，还扯旗搞了一个都督府，即使没有动武杀人，也犯了大忌。于是，无锡、常熟两地的军队出动，枪炮齐发，前来围剿。当然，只有锄头鱼叉的农民，只能做鸟兽散，倒霉的，就做了枪下之鬼，跑得不快的，做了俘虏。原来已经抓进监狱的千人会首领周天宝被枪毙，孙二、孙三和樊文涛出逃，不知所踪。一场农民自发的辛亥革命，就这样悲剧地走进了阿Q式的大团圆结局。唯一的好处是，当地的租额，在事件过后，还真的有比较大幅度的减少。
类似的农民革命，在南通丝鱼港也发生过。当地的农民，在南通光复之后，也宣称光复，组织政府，有总司令、军政长、财政长等官衔，拉起一支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装备起来的队伍。可是这个农民式的光复，目的也是抗租抗税，自然难以为革命政府所容。不久，南通军分政府就派兵来剿，经过一番战斗，丝鱼港的农民政府被摧毁，领头的阿Q第二掉了脑袋。
革命党人革命是革命，但不动员群众，尤其不动员农民。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就对外国人讲，他们不需要群众的主动精神。这样的做法，一向属于被谴责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党宁愿策动会党，利用黑社会，也不愿意动员普通的农民。在当今的历史学家看来，这完全是资产阶级阶级局限性导致的错误。从阶级分析史观来看，这种说法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历史观的问题是，分析的前提，须把社会各色人等套上阶级的归属，然而各色人等恰恰很难像中药铺子里的药材一样一一装进分门别类的盒子里。革命党的这些华侨、学生和会党，很难说真的属于新式企业家和商人阶级。如果说生活习惯和观念而言，所谓的中国资产阶级，倒是跟立宪党人更接近。但是有一点，革命党的中坚，的确也属于当时中国的精英，在尽量保持社会稳定这个目标而言，他们跟立宪党人心有相通之处。所以，无论是立宪党人的改良，还是革命党人的革命，对于动员社会底层，都没有兴趣。说他们害怕底层动员损害他们的阶级利益也没有大错，但他们更担心的其实是底层动员之后对社会秩序的冲击。中国传统农民造反的破坏力惊人，太平天国殷鉴不远，他们都清楚。所以，在几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后会党势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权都乐于跟当地的乡绅合作，尽可能维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为了这种稳定，自然，乡绅的利益就必须得到捍卫。不许农民革命，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学生：学堂不能碰】
辛亥革命期间，中国的学堂，扮演了一个相当特别的角色。由于学堂是新式教育，教的是新东西，教材要引进，教师也得用留学生，所以，就给了革命党人以可乘之机。不仅声光化电要洋学问，体操也得找留学生才能教。大批在日本速成学校混出来的人，不见得都是革命党，但有“异端”思想的人，却也不少。这些人也不见得懂西学，但既然在日本混过，一两套新式体操，或者军操，还是可以对付的。加上体育课是个新玩意，国内的人怎么看着都新鲜，于是，很多学堂里的体育老师，都是留学生，其中相当比例的人，有革命党的嫌疑。再加上还有一些新人物，直接得到当地官僚或者乡绅的信任，被委派为学堂的监督（校长）。于是，很多地方的学堂，就成了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机缘凑巧，甚至可能成了革命党人的活动据点。
在任何时代，学校都是思想比较活跃，异端容易发生的所在。辛亥革命前，中国新学堂的历史虽然并不长，真正大规模办学不过几年时间，但学堂里依然躁动着不安分的血液，是革命滋生的最好场所。而且，学堂对于革命党人的活动来说，还有一个天然的便利，那就是，在这里活动，相当保险。传统上，学堂是清正之地，跟圣人有关系，政府方面的大兵，一般不敢轻易进来。
我在前面一篇文章里，讲过一个辛亥前发生广东紫金县的故事。一个广州来的学生，只身来到人地两生的紫金，因没有辫子，遭到巡防营的追捕。他逃进当地学堂，被主管学堂的士绅没有根据地就保护了起来，仅仅因为这个人是个学生。结果，不仅巡防营的士兵不能进学堂搜捕，还被士绅讹为进学堂抢劫，开列了失物清单要求赔偿。最后，还是知县出来请客调解，才算完事。
当年，在山西运城，由于出产盐，是个富裕的地方，省政府专有河东道派驻此地。凡是富裕的地方，新政都办得不错，因此，运城居然有个女子学堂。这个女子学堂，在辛亥年主持者是老革命党人景梅九的夫人，因此也成了当地革命党人的据点，革命党人总在里面开会，学堂甚至藏有枪械。进进出出的闲杂人等一多，加上革命的人多半活动不知收敛，时间一长，难免不透出消息来，终于，当地的道台大人听闻一些消息，派兵前来搜查了。大兵临门，没有硬闯，敲门让校长出来，说他们听说里面有革命党，奉命前来搜查。偏巧这个时候，学堂里面真的就有不少革命党，被堵了门，有人都准备抄家伙拼了。危机关头，景夫人出来，面不改色，对前来的士兵大声呵斥，断然否认指控，连唬带吓，连声骂士兵野蛮，摧残教育，说是这样要亡国的。还一口一声说士兵的到来，败坏了学堂的清誉。骂得这些士兵面面相觑，最后居然说，算了，我们回禀大人，说人家不让搜。不让搜，也就不搜了。
不仅如此，在辛亥革命进行中，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广东阳江县的巡防营不肯屈服，跟起义的革命党人打了起来，最后把革命党堵在当地学堂。在交战当口，由于发现学堂里还有师生，双方居然自动停战，把学堂里的学生和老师放出来，撤到安全地带，然后再打。
中国的新式学堂，不是清末新政的时候才有的。鸦片战争后不久，教禁开了，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尤其是新教的教士，一站住脚，就开始办学堂。新学堂在新政废科举之后，成为了科举的替代，堂而皇之如雨后春笋一般地遍地开花。在人们眼里，跟原来就有的官学，发生了严重的混淆。一时间，似乎小学生就是秀才，中学生就是举人，大学生就是进士。但是，在实际上，新式的教育，跟旧时的科举，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学堂里学的，圣贤之书只占一小部分，余下的，都是西方的学问。因此，离经叛道的思想，不免要渗透进来。更要紧的是，新式的学堂，出口不像科举时代的官学一样，是科举，学生的目的是进入仕途，即使进不去，也可以附在官方的体系中讨生活。而学堂的学生众多，出口是社会，但当时的社会，又没有能力容纳。学生的对官方体系的依附，在新式教育中，已经大体瓦解，容易离经叛道。可是，由于转型不久，社会上对于学堂，却依旧有着旧时官学的认识。认为那是清要之地，读书人的所在。别说在社会上地位不高的大兵，就是官员，到了学堂，也得把身段放低。旧时的官学，就跟孔庙一样，有牌坊，有下马石，上面写着：文武官员到此下马轿。新式的学堂门口虽然没有这样的下马石，但人们心里却有。所以，要大兵们进学堂搜查，他们自己的心理就有障碍。
社会对学堂的尊重，对于一个靠兴学启动现代化的国家来说，当然是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尊重知识，尊重教育，国家才能兴盛。但是，转型时期的新式教育，跟其他的新事物改革一样，都有两面性，属于双刃剑。因为凡是新的事物，都含有不稳定的因素。如果国家政策出了大乱子，而且没有纠错机制，那么，新事物内部蕴含的不稳定因素，就会冒出来，成为摧毁体系的炸弹。
【女人：战争不让女性走开】
过去几千年，战争都是男人的事，而女人，则是战争的目标之一，男人抢夺的对象。浪漫的，有为了美女海伦的特洛伊战争，不那么浪漫的，则有千千万万个争夺子女玉帛的缠斗。崇尚和平，或者不得已崇尚和平的人们，则聪明地提议“和亲”，在人家没打上门来之前，先把女人献上。生物学家对此看得很淡，嘴一撇说，人类的战争跟动物一样，无非是争夺交配权。细想想，还真不好反驳。
不过，女性在某些场合下，也会主动掺和到战争里来，偶尔也会有个把女性，变成战士。中国有花木兰，西方有圣女贞德。只是，贞德实有其人，花木兰却更像是传说。这样的传说，在中国的小说和戏剧里，愈出愈奇。著名的杨家将的故事，里面的女人据说都比男性的英雄们武艺高强，从佘太君到穆桂英，最后，杨家的男人死光了，佘老太君和众寡妇们居然可以率军出征。当这样的戏，后来演给英国的二战英雄蒙哥马利的时候，居然因此让他看不起了中国男人。中西之间，文化上的误会，实在是太多。
其实，这个英国人不懂中国人的幽默。中国的战争，一般来说，比西方还要彻底地排斥女性。中国人不懂浪漫，但对争夺子女玉帛，却更加在意。在传说中比男性更勇武的女性，不过是中国人调侃男人，戏谑英雄的一点小伎俩，就像世界上多数民族都喜欢嘲笑男人怕老婆一样。只是，这种幽默，还有一点附加作用，就是鼓舞士气——女人都出头了，男人怎么可以不争先呢？再怎的，也不能不如个娘儿们！
这样的战争激励，在辛亥革命中也出现了。在南方各省纷纷独立之后，革命党人声言要北伐。在各省的暴动中没有用上的女性，这回用上了。各地的革命党组织的北伐军中，都有女子北伐队，或者女子北伐敢死队。其中广东的女子北伐队，还真的随广东北伐军来到了南京。从留下了的老照片看，各地的女子北伐队，人数虽然不多，但个个全身披挂，长短枪，身上挂上炸弹，威风凛凛。这样的照片，在当年的报纸上，估计都在显著的位置。让革命的人看了提气，让不革命的人看了丧胆。参加过女子北伐队的人后来回忆说，各地的革命政府对女子北伐队，都十分重视，要钱给钱，要枪给枪，要服装给服装。巾帼英雄，个个戎装，精神得很。一些女子北伐敢死队的成员，即使按今天的眼光，也相当漂亮，比如杭州女子北伐敢死队的队长沈佩贞，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的队长沈警音，均堪称美女。所以，后来沈警音嫁给了上海军政府首脑之一的黄郛，以后夫唱妇随，好不风光。而沈佩贞，则闹出了无数的风流与非风流的韵事。
不消说，连男人组成的几十万革命党的北伐军，都没有北伐的可能。如果他们真的想打的话，多半不会总是祈求袁世凯反正的，一口一声说，只要袁世凯一反正，就把大总统让给他。女子北伐敢死队，无论照片上每人炸弹挂了多少颗，基本上是没有参战的可能的。况且，除了广东女子北伐队的成员，有的人是真正的天足之外，其他地方的女子敢死队成员，都是女学生，大多为解放脚，即缠足之后，再放开的，这样的脚，行军打仗估计都没戏。加上女子北伐队虽然有的有点训练，多数的只是摆样子耸动视听的。她们到了哪里，哪里就是新闻热点。既然原本就不是用来打仗的，所以，各地女子北伐队在南北议和，清朝翘辫子之后，也就消于无形。由于多数人是女学生，很抢手，大都嫁了人，做贤妻良母去也。还有人在二次革命之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青灯黄卷，打发了一生。只有极少数的豪杰，一直不肯消停，把女权真的当了回事，总是在做敢死队状。1912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为了迁就众多裹进来的小党，在党纲上对男女平权，只字不提。昔日的女子敢死队长沈佩贞和唐群英，打上门去。国民党实际的主持人宋教仁，吃了耳光。最后还是孙中山出面，才勉强摆平。大约是看在孙中山是个帅哥的面上，女英雄的拳脚没有施展。但是，当第一届国会开会的时候，看门的人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当时的国会选举，女子没有选举权，所以，两位敢死队队长再次打上门去，看门人出来拦挡，吃了两位的解放脚，又不敢回脚，只好自认晦气。
再后来，漂亮的沈佩贞，虽然凶悍如故，却传出了许多绯闻，而且都是大个的，事关黎元洪和袁世凯，一个副总统，一个总统。据说她有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大总统门生。其实，这种事不算什么，既然革命党的大男人都跟袁世凯妥协了，做官的做官，做议员的做议员，一个小女子名女子，跟袁氏套套关系，也无可厚非。况且，人长的漂亮，又不拘小节，自然会被报纸盯上，就像此前做敢死队队长时一样。不止沈佩贞，唐群英也不能幸免，没有绯闻，则有负面消息。只是，当初盯她们，发出来的都是正面歌颂，现在被盯，尽是负面报道。于是，两位女英雄，先后大打出手，带领一群女豪杰，把人家报馆给砸了。幸好，这个时候，当年身上挂的炸弹已经没有了，所以，没有出人命。
【帮会：赶个革命的热闹】
尽管帮会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明末清初，跟反抗清朝异族统治扯上关系，还编了跟少林寺有关的神话。但如果学术一点，考据起来，帮会的兴起，最多在清朝中叶。社会上人口多了，离开土地出外谋生的人多了，一切跟市场交易，跟商品流通，跟人员流动相关的行业，比如车、传、店、脚、牙兴盛起来之后，帮会自然会应运而生。说到底，帮会，无论旗号打的是什么，无非是离开土地和宗法的人，在异地他乡干非农业的行当谋生，赖以自助和互助的组织，它实质上就是把宗法组织，用另一种形式复制呈现出来。当然，统治者不喜欢这种组织，因为它们在原有的社会网络之外，对皇帝钟爱的秩序有点威胁。帮会不是不想洗白自己，但在帝制时代，一个农业社会，没有这个可能。皇帝不容，乡绅也不容。因此，这种组织，只能半地下地活动，而且因朝廷的镇压，带有一点反叛的味道，包括自己杜撰的历史，都是这种味道。但本质上，帮会并不想招惹朝廷，他们要过日子。很多人，被革命党人动员的时候，包括一些龙头大爷，都不知道自家帮会还有所谓反清复明的宗旨。
革命党人生来是要推翻清朝的，他们看上了帮会。一来帮会有一顶若有若无的反清复明的帽子，二来，帮会的确受到政府的压迫，也干点非法的勾当，具有第三社会的性质，有反叛的潜能。其实，革命党跟帮会不一样，革命党不想过日子，或者好好过日子。但帮会其实还是想过日子的，如果能够跟官府相安无事，他们宁可相安无事。只是政府不容他们，总是采取进攻姿态，这就给了革命党拉拢的机会。帮会跟革命党人的结合，使得原先对于朝廷没有实质危险的帮会，躁动不安。显然不是所有的帮会都喜欢革命党，但沾了革命党的帮会，无论青帮还是洪帮，以及有着哥老会、三合会、袍哥之类名称的帮会，都反叛性大增。其实，在清末革命党策动帮会参加的起义中，帮会的会众证明是靠不住的。除了几个受到革命宣传煽惑的会首，真的动了刀兵，喽们大抵脚底抹油，溜之乎也。当年同盟会三个系统，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都热衷鼓动帮会造反，但没有一起能成事的。
可是，造反不成，不等于起哄也不行。辛亥年武昌起义，各地响应。至少有四个地方，帮会对于推动革命是有份的。一个是广东，一个是陕西，一个是上海，一个就是革命党人多年深耕的湖南。湖南的辛亥起义，是会党和新军联手干的。由于是大势所趋，起义根本没碰到任何抵抗。起义当天就被杀掉的巡防营统领黄忠浩，看起来根本没有抵抗的意思。黄忠浩本是个游学日本的新人物，跟湖南咨议局的立宪派士绅走得很近，据说深受士绅们的拥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独立，跟各地咨议局立宪派不打算帮朝廷忙有着莫大的关系。黄在当时，不算革命的敌人。其实，在当时如果黄打算抵抗，怎么也该带兵出来的。但不管怎的，这么一哄，起义成功，湖南洪门的首领焦达峰做了都督，出身新军也是帮会的陈作新做了副都督。
在革命党，看焦达峰是同志，在洪门，焦达峰则是大哥。大哥做了都督，天下自然是洪门的了。全省各地的洪门弟兄，一股脑全进城了。在都督府安营扎寨，支锅造饭。都督府成天开流水席，人来车往，个个要求安置，回家乡做县太爷，做司令。少不如意，即大嚷大叫，说都督不讲义气。洪门本是做违法的买卖的，此时则做到大街上，聚众开赌还算好的，白吃白喝，甚至白日行劫，无所不为。洪门各派纷纷大开香堂，广散海底，明目张胆，招摇过市。一时间，街上为非作歹之事，都归在洪门的名下了。不少人打扮得一如戏剧中的武生，一身夜行衣，帽子上还有一个绣球，以为这就是汉官威仪。革命党另一位加入洪门的大佬谭人凤，见状意欲整顿，提出《社团改进意见书》，还没等实行，办公处就吃了炸弹，只好赶紧走路。
另一个大开香堂的地方是陕西。参加起义的会党中人，跟新军混编成为民军。民军的编制跟新军一样，旅团营连排。但是，会党的组织，实际上取代了军队编制，香堂才是士兵们真正的组织。内八堂，外八堂，山主，军师，洪棍，老幺。红旗，蓝旗，黑旗。不进山寨，在军中就混不下去。当然，最有创意的当属会党首领张云山，他自拟一官衔曰：见官大一级，听调不听宣，天下都讨招兵马大元帅，比个临时政府的大总统还大。这样的官衔，大概只有戏里才有，也只有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才打得出来。
这样掺和了会党的革命，热闹固然热闹，可是不仅乡绅不高兴，老百姓也受不了，外国人更是感到愤怒。陕西革命后成了哥老会的天下，在外国神父的描绘中，简直成了人间地狱。不仅满人大量被杀戮，连一般平民也难幸免，甚至一些传教士也被侵犯。革命党人拼了命保护教会，但也保不住。所以，湖南的俩都督被暗杀了，其他地方的会党，也被先后整掉了。只有陕西的会党比较顽强，但是也在压力下自我收敛，一直捱到袁世凯出手，陆陆续续才进了山，变成了职业刀客。没等袁世凯出面，先后响应武昌起义的各省，会党不是被新军挤到边上，就是被原来咨议局的人赶走。害得洪门在革命后，对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大为不满。后来洪门成立政党，居然奉孙中山的叛徒陈炯明做领袖。但是，反过来，革命党也受累名声大坏。在很多人眼里，会党和革命党没有分别。
中国的革命，流民的确是一股力量。但是，依靠这种力量，革命就难免变成了一场毫无秩序的大集。热闹，但也麻烦。让革命变得毫无秩序，使革命者毫无纪律，招人反感。自然，也就没了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袁世凯对革命党开刀，号称有半壁江山的革命党人，不旋踵就土崩瓦解的缘故。
【苏北之一：一场被清兵逼出来的革命】
苏北的盐城，现在是因做过新建的新四军军部而闻名，属于第二层次的革命老区，当下已经变成苏北明星级的中等城市。但是在清朝末期，这个小城市，既不当要冲，也不怎么富裕，藉藉无名，所以，革命到来的时候，根本没有人理它。本地没有革命党，外面的革命党也不屑来。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两江总督张人骏还在顽抗，两边都没有心情管一管盐城，一任其自生自灭，自求多福。
但是，革命和反革命的不管，不等于所有人都不管，打盐城主意的人，还是有的。革命来了，天下大乱，对于当地，就意味着没有秩序，没人管了。凡是这种时候，就会有人趁机弄点事出来，浑水摸鱼。当时，当地没有正规军，只有三个缉私营，驻扎在城外，一个水师营，两个步兵营。其中一个步兵四营人数最多，枪械也比较好一点，其他两营，均唯其管带马首是瞻。这种缉私营，多半由绿营改编，旧军队积习很重，兵员世袭，世代为兵，与社会隔绝。一有战事，作战无心，抢劫有份。革命来了，对他们来说，等于发财的机会来了。武昌起义之后，他们对当地的绅商提出两个要求，一是筹发以前的欠饷，二是从此以后发双饷，理由是世道太乱，他们维持地方治安比较辛苦。当然，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呢，也没有什么，苦就苦一点了，只是他们没准就约束不住自己的部下了。这样的威胁，傻子都知道是啥意思。
原本是保护地方的驻军，在这乱世，成了威胁地方安全的定时炸弹，说炸就炸，引信在人家手里控制着，不给贿赂，人家就要进城开抢。怎么办？什么法子没有，盐城的绅商们只好答应。盐城虽然也算一个小商埠，但却不富有，所需款项，只好由商会出面，向当地的裕宁官钱局借贷，不仅发了此前的欠饷，还按期给这三个缉私营的“匪兵”发双饷。平时还小心伺候，殷勤招待，不时地犒赏牛酒，以求稳住军心。
但是，这样下去，毕竟不是个了局。一方面，缉私营的胃口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借贷数额越来越多，官钱局也快干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局势才能稳下来呢？一旦钱没有了，盐城的祸也就到了。于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盐城绅商马上派人去南京请愿，找到临时政府的陆军部，要求派兵来镇守。但是陆军部也是个空架子，调不出兵来管一个小城的事儿，就把请愿者推到江苏省政府，省政府也没办法。他们去找名绅张謇，但也不得要领。最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他们在路过扬州的时候，去找了盐枭出身的扬州都督兼某陆军司令徐宝山，献上礼物，要求徐一定要帮盐城一把。江湖出身的徐宝山倒是一口答应，包在他的身上。
代表们回到盐城之后，左等徐宝山不来，右等也没个信。实在没辙了，情急之下，大家一起商议，三个臭皮匠，真顶一个诸葛亮，最后居然憋出来一个假革命的招儿来。他们找来几个面孔比较陌生的人，剃光了头，扮作革命党（其实革命党并不剃光头）。这时候，就用得着炸弹了。连夜着铁匠铺赶做了一些假炸弹，每个假革命党身上挂满炸弹，上街行走。放出话去，说是外面的革命党来了。接着开光复大会，各色人等上台演讲，煞有介事，演说革命，说的驴头不对马嘴，但这种荒僻的小地方，谁又能辨出真假？台上假革命党手搭在假炸弹上，四旁站立，一脸杀气。大会之后，宣布成立新政府。一时间，所有的消息都表明，一场外来的革命已经在盐城发生了。不仅如此，新政府还从监狱里提出来两个据说不老实的囚犯，当场处决，杀鸡给猴看。还成立了民团，巡防城区，当然，领头的，必须光头而且挂上炸弹。
显然，这一场革命戏，是专门演给缉私营看的。缉私营敢于讹诈盐城绅商，但对于革命党却不明里就。他们原本就是半警半军的地方部队，由绿营改编而成，根本没有多少战斗力。唬人有余，真打则没戏。听说革命党进了城，而且还有炸弹（当时，炸弹就是革命党的标志）。关于炸弹威力的传说，他们也略知一二，就更是害怕。虽说还有点将信将疑，因为毕竟没听说过外面的人进来。但从此不敢轻举妄动了，银子也不敢要了。
假革命的空城计这样唱了一阵，眼看要露馅了，在这时候，也许是出于扩张势力的需要，坐镇扬州的徐宝山亲自带兵来了，呼啦啦，收缴了缉私营的武器，士兵遣散，把个为首的管带带走审讯，盐城的威胁，彻底消失。憋了好久一心打算发国难财的缉私营，最终也没有用武之地。假革命也就以假做真，做起了新政府。所有的头面人物，官照做，一切如旧。唯一的变化，就是原属淮安府的盐城，暂时归了扬州，变成扬州一块飞地。
辛亥革命各地的独立光复，盐城属于独特的一种类型。虽然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但也反映出当时的中国，一些地方对于革命的真实态度。这些没有革命党渗透，也没有经过革命宣传影响的地方，对于革命，其实是有抵触的。但是，革命还是来了。最糟的是，清朝抛弃了他们，革命党却也不来。暂时的真空，给当地的兵匪提供了作乱的机会。当地绅商不知革命，也不喜革命，但为了应付这种无妄之灾，却还只能借助革命的假戏，唱一出空城计吓住觊觎者。
【苏北之二：杀吾仇者吾君也】
位于江苏北部的海州，即今天的连云港，在清末地位相当特殊。一方面，它是一个直隶州，直接归省管。但是它又位于江北的最北边，接壤山东，而清末习惯上，江北自成体系，居民风俗习惯，跟山东南部更接近。所以，它跟江北其他地方走得近，江北提督也能管得到它，而居民则跟山东来往密切，连说话都跟山东更接近。相反，江苏省府对它倒是不大管，有点鞭长莫及的感觉。海州濒海，是个出盐的地方，盐业为其大宗出产。因为有了盐，相对于江北其他城市，要富裕得多。而盐业则地方官管不着，归在扬州的盐运使管，但出产在自己的地界的物产，地方多少能分润一点好处。由于被远隔在江北之北，海州的风气很不开通。苏南、苏中政治上的诸多热闹，海州都没有份。教育也相当落后，新政之前，科举就不发达，一个贡生，在这里就是老大了。新学堂倒是有，但没什么名气。上海的报纸，基本上辐射不到这里，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流传甚广的革命党宣传品，在这里，即使想看也看不到。
武昌起义爆发时，此地的军事力量有三股人马。一股是绿营，世袭为兵的一群老弱残兵，只有几条破烂洋枪，剩下的都是大刀长矛。还有就是知州的护营。按道理，一个小小的知州，没资格有护营，但是此地盐多钱多，知州可以借机自己招募私人武装，天高皇帝远远，也没人深究。清末最后几年，地方军政分隔的体制已经被打破，有钱的地方官，为了控制地方，剿灭匪盗，多半成立自己的护营，俗称“小队子”。护营的武器要好些，但没有人训练，战斗力也不成。唯一像样的是盐防营，这是一只归盐运使管的军队，专门抓私盐的，所以，不仅枪械精良而且能开枪打一打（因为私盐贩子多半有武器）。革命一来，民变蜂起，民间豪强拉起队伍，有的打着革命旗号，有的则没有。但大都没有大志，进攻州城，只是守着道路打劫，让海州的交通变得十分凶险。海州没有粮食出产，吃粮全靠进口，而盐也要外运，所以，交通受阻，对海州威胁很大。
暂时独立的山东巡抚孙宝琦和已经独立的江北都督蒋雁行都给海州打电报，通报状况。海州知州见状只好召集当地绅商开会商议，海州要不要独立。可惜，这个地方的绅商，都不知道革命是个什么东西。尽管知州已经暗示，自己也是汉人，但大家支支吾吾，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一位老贡生说了一句：“杀吾仇者吾君也”。然后发表一番演说，说现在海州最大的威胁是匪患，谁能把匪患给灭了，我们就跟谁。这样的“政治正确”而又功利主义的提议，有谁能不赞同呢。于是，大家应和。既然绅商们是这样的意见，那么恋栈不肯走路的知州一想，如果我能剿匪，不就可以继续干下去了吗？所以，会后他马上着手扩招自己的护营，积极联系绿营，准备剿匪，打通运盐的道路。
然而，知州和绅商们的一厢情愿，很快就落了空。他们忘记了，扬州的盐运使已经溜了，扬州方面，好久没了联系。手里有枪，而且富有战斗经验的盐防营，兵员都是外来人，手里有枪，年纪轻轻的外来汉子，在无人管控的情况下，很容易变成卧榻之旁最危险的敌人。结果，不仅城外的匪没剿成，装备精良的盐防营反而炸营反了，一天夜里，他们突然打进城来，打开监狱，放走囚犯，然后大抢一通，商铺、州衙一概没能幸免。知州新招的兵，也跟着起哄。护营和绿营，老实待在营里，既不敢出来起哄，也不敢出面制止。还好，乱兵只顾抢劫，倒不怎么伤害人命。抢完了，就一哄而散，回老家纳福去也。居然根本没有想到占领这个有盐有钱的摇钱树，慢慢享用。有意思的是，当乱兵进城之际，老百姓都传说，革命党来了。
不管真的假的，乱兵过后，革命党还真的来了。大约是知州发现，以自己的力量实在无法维持局面，于是向江北都督蒋雁行求援。这样的一座大商埠，一个大盐都，送上门来的肉岂有不吃的道理？就这样，江北都督派来了一营的新军。海州居民，此时总算明白了，前几天抢人的，不是革命党，真革命党现在才来。即便如此，绅商们一朝被蛇咬，还是战战兢兢的。列队欢迎的时候，推青年学生站在前排，自己躲在后面。他们的害怕不是没有道理，其实这些新军，也是那边兵变之后，重招来的，原来也有抢劫的前科。
不过，这些新军到来之后，没有抢劫，跟知州、知州的护营以及没有用的绿营，相安无事，大家咸与维新，一起走到共和。营长大人就任海州的民政长，拿到了最大那块蛋糕。
辛亥革命，沿海的都市与内地的城乡居民，反响大不一样。沿海都市的居民，大抵欢迎革命，但是，内地则不同。他们无论绅商还是平民，其实对革命并不感兴趣。只是，在革命到来之际，大势所趋，他们无力说“不”，只能应付。在很多人眼里，革命党，跟土匪乱兵没本质的区别。革命党也罢，清政府也罢，袁世凯也罢，他们最真实的态度就是：杀吾仇者吾君也。谁能维持秩序，给个太平，就拥护谁。镇江海关税务司根据他了解的江北情况向总署报告说，当地的中国人，不怕革命党也不怕清军，就怕趁火打劫的强盗。
【江北之一：天上掉下个革命党】
辛亥各地光复，多有浑水摸鱼者，小地方被摸也就罢了，江北重镇扬州也被摸过一下。扬州这个地方，在清朝中叶之前，属于江南繁华胜地，南北盐商集聚地，人多，钱多，美女多。扬州瘦马，闻名天下。若干不想进官场，也不想务农的才子，在这里大抵可以混得很好，比如扬州八怪。但是，到了上海开埠兴盛起来之后，就把扬州的财、才两气，连同美女给吸走了。这里固然还是个富庶地方，但早没了昔日的繁华如锦的光彩。革命一起，正经的革命党人没把此地看在眼里，清政府也没派兵前来镇守，于是，就给了一个混混可乘之机。
混混名叫孙天生，即使1949年以后专门为他“平反”的调查，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流氓无产者。混混做革命党，在当时也是有的。只是，在当时留下的文字材料中，孙天生是个比较纯粹而且彻头彻尾的混混，似乎跟任何组织都没有关系，更别说革命党了。而后来的调查，却一口咬定，他就是革命党，在上海跟革命党人建立的联系。可是，如果说他是革命党的话，不惟在当时他被剿灭之际，没有人替他出来说话，事后革命党也一声不响。如果说他跟革命党一点关系也没有呢，他带人来扬州时，打着白旗，前导士兵各执两面旗帜，上写：“还我山河”，“光复大汉”。所贴告示，用黄帝纪年，后署扬州都督孙天生，一切都跟革命党操办的光复没什么两样。这一切，如果没人教，或者没跟人学过，凭他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江湖小混混，肯定是办不来的。
至于说自己作了都督之后，没有什么举措，倒也没什么奇怪，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也没做过什么，顶多强迫民众剪辫子。孙天生奇怪的是连辫子也不张罗剪，每日光骑马在街上抖威风。但是，说起来，这倒是件便民的好事。一进城就问藩库的银子，不奇怪，把剩下的银子都抢光，也不奇怪，有哪个革命党夺了权不要钱呢？人家说了，要钱是给士兵发饷的，奇怪的是他居然不扩军，如果拿银子招上几千人，别人也许想打他的主意，也得掂量掂量。打开监狱释放囚徒，也不稀罕，很多地方光复之后，只要不是立宪党人当家，也这么干。至于通告扬州三年不完粮，苛捐杂税全免，平抑物价，每石大米不得超过三元，每斤猪肉不得超过二百文，也是那些比较有民生理想的革命党当家之后常做的事。当然，在孙天生身上，不大符合革命党惯例的奇怪事也有。头一件就是进城之前，抢了一家绸布店，抢了一匹白绸子，裹在了身上。当时都传说，革命党是在为崇祯皇帝戴孝，白盔白甲。白盔白甲比较难弄，但弄一身白衣服倒是没什么难处。只是，为崇祯戴孝，成了抢劫的借口。这个，革命党人似乎并不做，真要干，也是打着革命党旗号的会党中人。第二件奇怪的事，是他们占领盐运使衙门之后，自己抢光了值钱的东西，还打开大门，对周围居民大呼：大家快来发财呀！于是大批的穷人蜂拥而入，把家具搬了一空，甚至连门窗和地板都撬走了。孙天生对居民说，我们发大财，你们发小财。这样的做派，更是太有会党风范了。
会党是革命党人借以发动革命的助力，被利用的会党，其实多数人并没有接受革命党的主张。但是革命一起，他们也趁机起来，冲锋在前。他们自以为就是革命党，但是，做起事来，还是会党这一套。开仓放粮，释放囚犯，大家发财。比较起来，孙天生他们，既没有在大街上开娼开赌，大散海底，也没有在大街上横冲直撞，招摇过市，比起其他当家的会党中人，他还是有所收敛的。实际上，最大的可能是，趁乱占了扬州的孙天生，就是一个跟革命党有关系的会党人物。但是属于底层的会党群众，到过上海，见过世面，估计也听过革命党的宣传。在他周围，除了若干清军防营士兵，就是一些有着大癞子、小癞子之类外号的拳师、衙役、闲汉这类的帮会人士。只是他们这伙人规模太小，孙天生在帮会里，估计地位也不高，没有过硬的靠山，又没有像其他会党参加革命的团伙那样，弄若干懂行的真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就拉起队伍进城了。
其实，剿灭孙天生的人，号称镇军都督林述庆部下的徐宝山，也是一个帮会头目，做过大盐枭，后来被清朝招安收编，成了巡防营的头目，革命时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军。做盐枭的人对扬州是有感情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大流氓在前，扬州这样的肥肉，断不容小流氓吃了。于是，大流氓以小流氓假冒革命的罪名，杀掉了孙天生，追回了孙天生好容易抢到的库银。像孙天生这样，革命不拉革命党人入伙，自己当家，当了家又被一个更大，更有名的帮会大佬干掉，会党和革命党两边都不会理他，所以，孙天生就只能是假冒的了，失掉组织也罢，组织不成人也罢，反正没有待见他。
孙天生自己，倒是有点豪气，不失江湖本色。临死，没像阿Q那样窝囊，连句唱都没有。他大叫：“做人要做大丈夫，我孙天生也做了三天皇帝！谁敢说个不字？”慨然赴死。而当地的老百姓则唱道：“扬州城，新旧十二门。九月十七日，来了一个冒充孙天生。鼓三更，进衙门，库银元宝四下分，放走监牢众犯人，宣统江山坐不成。”当然，清朝的江山，是不大可能被像孙天生这种不安分的流氓无产者，主动捣乱，四下捣乱就捣完的，他们能做的，就是趁乱摸一把。无论乱子是什么性质的，能摸他们都会摸的。
【江北之二：由革命始以兵变终】
武昌起义爆发，朝廷和报界，最初都说是兵变。但在一般人的习惯里，兵变跟起义是不一样的。兵变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之所以变，首先因为对上司不满，但这不满，往往跟钱财有关。所以，变起来，就大抢一通然后呼啸而去，戴着抢来的钱财四散回家，就像吃了一顿丰盛而且连吃带拿的散伙饭。除非像民国元年北洋第三师这种有组织的兵变，才会抢完了还回营。但是革命或者起义不是这样，像武昌起义，从统治者视角，的确士兵哗变了，但哗变了的士兵，是要夺取政权，不是抢银子分银子。因此，虽然政权易色，但政府的库银和商家的银子都没有事。因为哗变的新军士兵有理想，有抱负，他们干这种掉脑袋的事，不是为了钱。但是，革命起来之后，参加的人多了，良莠不齐，纪律就靠不住了，而也介入革命的一些北方军队，革命理想淡漠，就更不靠谱。发生在江北清江浦的一场革命，就由革命变成了兵变。
清江浦又叫袁江，现在是淮阴市所在地。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清朝在此设置江北提督，并有北洋军一个混成旅驻扎。提督官衔跟巡抚相若，一省两提督，分明有分而治之的意思。而江北提督，一向由北洋系统的人充任。所以，虽然江苏是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辖区，但北洋的势力，却已经伸了进来一只脚。只是清末革命党的渗透，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而西太后死后，满人亲贵的上台，立意摧毁袁世凯的北洋山头的做法，更是给了革命党人机会。不仅像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这样的大人物进到北洋军掌了大权，下面的一些小营长小连长，也有接受革命党宣传的。革命一起，大人物革命未成，但小人物还是闹出了点事，几个小营长发动的滦州起义，就是一例。驻扎在清江浦的第十三混成旅，也有这样的小营连长。
当时，原任江北提督的段祺瑞，因袁世凯的出山，被调往湖北，位置由淮扬道满人]良护理（代理）。]良是个好好先生，六十多岁了，跟多数满人官僚一样，吃喝玩乐都行，但就是带不了兵。所以，当地这一协北洋军，渐有不稳之势。所以，在段祺瑞走了不久，十三混成协的两个管带（营长），一说是队官（连长），带了几十个士兵，突袭道台府，噼噼啪啪打了两个多小时，由于事不机密，]良事先有备，里面守军颇多，没有得手，革命党退出城外。]良遭此乱，想了好久，没有什么好办法，只好安抚收买，于是购买了近百头猪，让官兵们大吃二喝，还许诺加发一个月的军饷。没想到，这点小恩小惠，反而勾起了这些士兵的野心，让他们觉得提督府里银子不少。原本只少数人作乱，下回，当两个小营长返回鼓动造反时，反而大批人马都加入了。一时间枪声密布，四面楚歌，士兵们把炮也拉出来了，对着城门一通乱轰，城里人心大乱。没办法，道台老爷只好带上家眷翻墙走路，一夜之间，清江浦变了颜色。
可是，等到第二天城里的绅商打开城门，挂起白旗，列队欢迎革命军入城时，却出了乱子，跟着闹的没有军官，部队的建制早就打乱。跟武昌起义不一样，这些士兵根本不听两个小营长的，进了城，就大开抢戒，抢完了库银就抢商铺，抢完了商铺就抢百姓。这些士兵，大半是徐州人，家乡不远，抢完了之后，就集体开溜，回老家去也。他们一开头，城里城外的流民，也乘机抢劫，乱了好些天，才由绅商推举的江北提督督练公所的蒋雁行出面，带了少数没有参与兵变的军队，把局面稳定下来。就这样，一场革命，变成了兵变。
显然，这两个小营长或者连长，所能影响的人有限。开始攻打道台府，只有几十人，就算是俩连长，也应该能调动两百人才对。后来鼓动起参加的人，多半不是为了革命，只是想着发财。因为士兵们传说，道台府有几十万两银子。革命成功，道台走人，只是给了这些乱兵一个机会。北洋军不像南方的新军，整体文化素质比较高，比较能接受文明的价值观，他们就是些在土地上刨食吃不上饭的北方农民，当了兵，就是为了吃粮拿饷，眼界又窄，听说有几十万两银子有机会拿，没个不眼红的。碰巧驻地又是帮会、教门丛集的所在，历史上就是所谓刁民难治的地方，难免不接受坏影响，而鲁南淮北一带的第三社会，恰恰没有接受革命党的宣传，跟革命党没有什么关系。天下大乱之际，对他们来说，仅仅是趁机发财的好时机。所以，只要有人开了头，他们就敢跟上，跟上不是为了革命，就是为了抢钱，就这样，革命就变成了兵变，变成了抢劫。大抢之后，这些士兵，就纷纷往徐州老家跑。有些后来还被轻易追到，追回了赃物，掉了脑袋。有些回家的士兵被革命学生说服，回来革命，结果时过境迁，做过抢匪的士兵，没有人再相信，学生被杀掉，队伍被缴械遣散。参与兵变的士兵，后来大部分被来到徐州的张勋所收编，成为辫子军的一部分。
有资料表明，山西的起义军，有相当部分的参加者，也没有什么革命理想。当革命发生，很多人不仅见钱眼开，见了鸡鸭鹅猪，也眼开。革命当口，把街上的活物都吃光了。副都督领兵去占领藩库，结果到了那里，已经有人在抢了。下令带来的士兵制止，没有人听命，悬赏也不行。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士兵们全乱了。抢的过程中，有被塌下来的银箱砸死的，也有争抢中斗殴打伤了的。大批的银元宝，被乱兵抢走，还有用东洋车拉的。当然，抢到了银子，这些士兵也就散了。参加起义作为领导人之一的张培梅说，当时南京临时政府有人鉴于山西革命军的行径，说山西没有民军，只有土匪。当然，这种说法有点过分，但山西革命军纪律不好，却是实情。难怪山西的民军，这么不能打，易守难攻的娘子关，稍微一战就放弃，然后就一个劲儿地撤，拱手把山西让给了北洋军。
除了一少部分在革命前就参加革命党的人之外，士兵的政治倾向，实际上是很可疑的。对他们来说，参加革命军还是参加不革命的军队，都是吃粮当兵。没钱，是万万不能的。要想他们在大乱之际，安分守己，委实是件难事。
【江南：商团包办的光复】
辛亥革命在我们的教科书上，属于标准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属于同盟会系统发动和参加革命的人，多半跟资产阶级扯不上关系。作为革命主力的南方新军士兵，无非是农村失业的读书人，而其他的成员，会党是流氓无产者，只有华侨和学生跟资产阶级可能有点瓜葛，但也很难说。在海外的人，不见得都是资产阶级，学生的出身，更多还是传统的士绅。当然，革命闹起来之后，作为新市民的商人和企业主，对于革命，还真的比农村的人更热心。但拥戴革命与否，其实跟阶级无关，跟生活的开放程度，欧化的程度有关。我们说过，武昌起义中，就有商团的参与。这样的参与，在很多发达地区都有过。江南的无锡和江阴，革命的光复，基本上没有外来的革命党人什么事，竟然全是商团包办的。
无锡在清代，一城之内，有两个县府，一个是无锡，一个叫金匮。在苏州的巡抚程德全宣布光复独立之后，有些府县立刻“奉宪独立”，挂起白旗。但有些县不肯，他们宁可听两江总督张人骏的。无锡两县，就是如此。无锡是个钱庄业相当发达的地方，钱业子弟，经常来往上海，受新思潮新思想影响很大，很早就成立了体育会。那个时候，搞体育就等于操练兵操，因此，多半要购置枪械，雇懂军事的军官来教练，立正稍息，瞄准放枪。武昌起义一爆发，钱业同人在体育会的基础上，成立商团，有四、五十人，成为无锡地方最大的一支武装力量。无锡两知县不肯听巡抚的，但是钱业商团乐意听。有大印的没枪，有枪的没大印。于是，商团转身成为光复队，荷枪实弹，进军县署。到了无锡县衙之后，知道里面没有一兵一卒，光复实际上等于演戏。先示威性地先放了三排枪，然后进入内堂，把头脑冬烘的知县揪出来，让他交出大印。然后留下人留守，大队再往金匮县署，如法炮制，再演一回。跟其他地方的光复不同的是，其他地方一般都不管监狱，一任囚犯逃出，甚至有的还特意打开监狱，释放关押的囚犯。但是，无锡钱业商团，在进攻县衙的时候，首先注意的就是保护监狱的安全，特地派出一队人马，弹压因狱卒逃散而蠢蠢欲动的囚犯们。当实在控制不住了，就软硬兼施，稳住局面。然后把一些轻犯放出，重犯依然留押。显然，商团的光复，对于本地的秩序更加在意，生怕犯人出来，会扰乱了社会的治安。整个革命过程，枪是放过了，但一个人没伤，顽固的知县，在交印之后，就放他走人，整个过程，连监狱的囚犯都没逃逸，真是匕鬯不惊，和平到了家。
江阴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这个地方属于要塞，驻军较多，有江防营、要塞兵，还有常驻的湘军。但是，在武昌起义之后，当地商民也组织了公团，收罗一些枪支，由学生为骨干，维持治安。上海光复之后，又从上海弄来更多的枪械，公团进一步壮大。同时，由于周边驻军自武昌起义之后，粮饷两绝，公团主动承担起他们的粮饷，驻军都答应听命于公团。在这种情况下，知县当然不敢不听命。于是，光复独立就成了彻头彻尾的仪式。到了选定的日子，公团列队出发，驻军的号手被借来在队伍前面吹号，举行声势颇大的入城式。队伍先到纪念清初江阴抗清起义的阎应元等三人的三公祠，全体肃立行礼，昭告先贤光复了。然后列队吹吹打打进城，沿着大街走一圈。沿途的居民，原来以为是外面来的革命党人马来了，结果出来一看，都是熟面孔，自己家的娃，欢喜得不得了。最后走到县衙，原来的知县，交出印信，被要求留任民政长，知县忸怩了一下，也就答应了。每日依样画葫芦，办的也是过去的公务。跟无锡一样，公团也特别在意稳定秩序，光复后，马上清理监狱，把罪过较大的枪毙了两个，放了一些轻犯。整个过程，除了枪毙人犯，一枪都没放，更没有死伤。
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样没有破坏的革命，是要遭到谴责的。但是，平心而论，当地的老百姓，无论穷还是富，除了少数痞子，其实更喜欢这样的革命，制度变了，却没有破坏，生活节奏也没有改变。连当家并护院的人，都是自己的娃，有多好。辛亥革命，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之所以进行得比较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了立宪党人的参与。相对于革命党，立宪党人更能代表新兴的企业家和新老商人的利益。像无锡和江阴这些地方的商团，其实就是立宪党的基础。无锡商团的首领蔡容在一年后叙述他们光复的经过时，明确说明他们之所以对清朝政府不满，就是因为清廷假立宪，搞皇族内阁，还收回各省的路矿权，觉得满人已经不可理喻。这样的认识，跟当时立宪请愿运动的领袖，张謇、汤寿潜、汤化龙他们的想法几乎一模一样。由于对清廷倒行逆施的极度不满，工商界人士、城市的市民乐于响应革命。但是，他们却比革命党人更在意秩序，他们不想因为革命，使得原来的生活发生重大变化，尤其不想那些社会边缘人士，黑社会分子趁机冒出来破坏秩序。在这方面，他们跟那些其实不想革命的乡绅们，有了共同语言。所以，只要他们能当家，就肯定用全力遏制会党势力的抬头。如果不能，也会想办法限制会党势力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处于社会边缘的会党，实在是太可怕的东西。由于嫌革命党跟会党走得太近，他们在革命后，宁肯选择袁世凯，不愿依从孙中山。
【上海之一：远东最大商埠的易帜】
辛亥革命，上海的光复是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环节。如果没有这个远东最大的商埠的易帜，没有江南制造局源源不断的军火供应，那么南京就多半拿不下来，而接下来汉口和汉阳的陷落，如果没有南京光复的胜利及时扳回一分，兴许整个革命的形势就一蹶不振，坠入低谷。革命能否成功，也就不好说了。上海的光复，从来都是记在革命党人账上的，革命的领袖，陈其美和李燮和无疑都是革命党人，但是，实际上革命的主力，却是商团，上海的商团，是由从前不那么革命的上海商人们组建和指挥的。
上海的商团，起于新政。新政不光朝廷在动，民间也动。民间呼应比较突出的一种，是习武强身，提倡尚武精神。各地纷纷成立体育会，研习体育，学校开设体育课，那时的体育，就是兵操。大家换上军装，扛着木头枪或者真枪，在鼓乐声声中立正稍息，齐步走，更进一步的，还要真刀实枪地打靶。上海的部分商会，也建立了若干个体育会，后来各个体育会合并成最初的商团，成立临时司令部，统一指挥，由老资格的上海士绅兼实业家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和商界领袖曾少卿负责。在上海这个地方，官府一向跟着商人走。1906年，即由当时的上海道台蔡乃煌请示两江总督，拨发七九步枪一百二十支，子弹五千发。官厅有令，商团负责华界各区的治安巡逻，巡逻之时，如果碰到匪徒顽抗，可以格杀勿论。也就是说，上海的警务虽然有官方的人员在办理，但实际上是商团在做，有了商团，等于民间有了一定规模的自卫武装。商团一问世，其发展，如滚雪球一般。各区域，各行各业都在办，很快，就发展到二十四个。按行业计有珠玉业、洋布业、水果业、豆米业、书业、参药业、杂粮业、花衣业、纸业、镌业、第一工商团商团，以及商务印书馆体育部。按地域有沪西、闸北、沪城、南区、高昌庙、十铺、十五铺、十九铺、二十三铺、二十七铺等商团，还有一个由回教徒组成的清真商团，官府不发枪，他们自己买。商人的组织，跟学校的体育仅仅是玩玩不同，要有实效的。于是，商团跟原来就有的救火组织联成一体，同时也跟各地兴办警察之举联系了起来。商团，救火队以及警察，三位一体，承担起上海华界维持治安的功能。
武昌起义爆发，上海的市民和商人跃跃欲试，李平书等人开始倾心革命，趁机把这些商团联合起来，约定以南市救火会钟楼鸣钟为号，各商团统一行动。
火爆的革命党人兼青帮老大陈其美回来之后，加快了商团行动的步伐。拿下上海，制造局是关键，掌握了制造局，商团有了这个巨大的武器库，上海就在手中了。此前，革命党人还在商团的基础上组织了敢死团。1911年9月13日下午，陈其美率领敢死团开始行动，一些巡警甚至艺人也加入进来，著名的革命艺人潘月樵和夏月珊、夏月润兄弟，还有那个后来带人打登州的刘艺舟，都参加了行动。革命是种时髦，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乐意掺和。敢死团除了步枪还有十几颗炸弹，都是陈其美他们用香烟罐装上炸药和铁片做成的。他们乘制造局工人放工之际，冲入局中。制造局守卫放空枪警告，阻挡不住，遂开枪射击，当场敢死团一死一伤。虽然是敢死团，但毕竟从未真刀实枪干过，人一死，大家呼啦全退了。陈其美没退，拿出炸弹，想要玩命，结果还没扔出去，就被局勇抓了个现行。还有一说，是陈其美见突袭不成，自愿进入制造局，想凭三寸舌说服制造局总办投降，结果被捆了起来。
不过，在攻打制造局的过程中，有两个事实肯定是真的。一是陈其美的确被抓了，一是制造局里面的人抵抗意志不那么坚定。上海这个地方，自打开埠以来，凡是叫个衙门的所在，就不是玩命打仗的地方。尽管守卫者有机枪，弹药有的是，但守卫的士兵不多，而且里面的职员和工人都跟外面的商团一条心，渴望革命。陈其美的敢死队行为，其实并没有跟商团商量好，但他一行动，大家都跟上了。制造局的总办，当然不是一个坚定的保皇派，当外面围攻的商团士兵得到里面的内应，在里面放起火来，他就逃走了。各个商团齐赴制造局，换上局里的新枪，列队进城，沿途高唱军歌，举行入城式，万人空巷。淞沪驻军已经反正，上海警察原本就跟商团联成一气，此时也已经起义。道台和知县，早就逃到了租界，上海就这样光复了。上海这个地方，一向闲人多，吃白相饭的多，流氓地痞更多，光复之后，一干人全出来了，人人司令，个个元勋，纷纷攘攘，涌入制造局抢东西，新造出来的千余杆毛瑟，被一抢而空，还问商团司令李平书要钱要饷。幸好李平书手里有商团，还能镇得住局面。不久，传来北洋军舰来了，有传闻北军南下了，司令和元勋们个个如鸟兽散，但商团没散。事实证明，北洋军没来。接下来，一队队的商团开到上海总商会，此时，总商会广场前的旗杆上还挂着清朝的龙旗，陈其美他们扯下龙旗，换上五色旗，登台宣布，上海光复，沪军都督府成立，大局遂定。
辛亥革命期间，凡是发达地区的城市，被商团光复的很多，但就数上海最关键。上海的光复，直接带动了浙江的光复，使得苏浙沪联成一片。由于江南地区最大的兵工厂落入革命党之手，而且上海港还存有大量的外国进口的武器，尽管海关奉清政府之命，不把武器交给革命党，但架不住海关的中国职员里应外合，武器最后还是都到了革命党手里。这些武器弹药，支撑了苏浙沪联军围攻南京的行动，比如原来有枪没子弹就起义的第九镇，从此如虎添翼，这些武器弹药对克复南京，起了决定性作用，使攻城一方占据了火力上的优势。过去，一般都把上海的光复，记在陈其美的账下。当然，陈其美的冒险犯难，的确有点作用，但这作用，主要发酵在他后来抢都督上了。在很大程度上，商人不喜欢在这种政治的大事上站在第一线，才让陈其美捡了便宜。革命的当口，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上海的商团，事实上背后是上海的商人。清政府满人亲贵最后时刻种种倒行逆施，得罪的不止是立宪派士绅，而是整个新兴的工商界。凡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市民商人，大多拥护革命，而内地则无论农民和商人以及乡绅，则反乎是。然而，在那个时代，声音大的群体，恰好是沿海发达地区的市民和商人，当然还有知识界。在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声音的群体的作用总是会被放大，起决定时局的作用，辛亥革命当然也不例外。不过，恰是由于上海的光复，是商人的主导，所以，尽管革命过程中担任都督的革命党人陈其美声音很大，作用也很大，可一旦革命告成，革命党人还就只能走路。南京可以成为二次革命的基地，但上海却不是，也不可能是。
【上海之二：掠地的风波】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当一个军阀占据了一个较大的州之后，必然派出军兵到这个州的所属、甚至不所属但毗邻的郡县去，拿掉原来官员任命的长官，换上自己的人。这个过程如果遭遇反抗，那就武力解决。这个过程，叫做“掠地”。演义好多事儿都是编的，是故事，但掠地却是实有其事。之所以需要掠地，是因为汉室衰微，中央政府失效，一个军阀混战的时代，大家抢地方，谁有本事抢到，就是谁的。拿下了州，自任州牧，但属下的郡县却不一定非要服从不可，若要实际控制，就得动武。军阀的原则是抢地盘，抢得越多越好，越界抢夺，也是当然，若要立足，必须得掠地，不掠，就没有地。
辛亥革命，也是群雄并起，大家逐鹿，大鹿逐，小鹿也逐。各地的革命党人原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和部署，各干各的。动手早、动作快的，抢下了省城，就是大都督，动手晚的，就只能抢较大一点的城市了。抢下来，对外也称都督，大抵跟省里的大都督分庭抗礼，谁的帐也不买。做了都督之后，跟汉末的军阀相似，也要派兵掠地，扩大自己的地盘。
上海这个地方在清末地位相当特殊，按行政区划，仅仅是一个县城，但自开埠之后，地位日渐重要，于是安了一个省政府的派出机构——道台。鉴于这种管辖地方的道，事实上等于是高于府的一级行政机构，所以，上海的行政地位，等于是仅次于省的行政区。到辛亥年的时候，上海已经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第一号商埠，市区人口越百万。实际的地位，无论经济还是政治，都远远超过它所属的江苏省省会苏州和两江总督驻地南京，其实际地位，跟它的行政单位，还是不相配，但没人会小觑它。当时，革命党对上海相当重视。几位知名人士，陶成章、李燮和与陈其美，都在上海谋划策动起义。
虽然说，以章太炎、陶成章为代表的光复会中人，在辛亥前就已经跟孙中山闹翻，但亲孙的陈其美和反孙的陶成章，以及居于中间立场的李燮和，在起义过程中，还能够合作，至少没有互相拆台。由于驻上海的新军多在吴淞，而且成员以湖南人居多，所以，李燮和作为湖南人，居间活动比较方便，新军拥护他的也比较多。但陈其美和陶成章则是帮会大佬，在上海青红帮中有很大势力。在攻打制造局的关键之战中，陈其美表现突出，玩命地往里冲，最后被抓，他自己挺身进入制造局，游说对方投降。虽然没有成功，但这种敢入虎穴的胆略，为他争了荣誉，很快，制造局总办就逃了。这个创立于李鸿章的江南制造局，是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的军火工厂，拿下了这个大工厂，东南方面的革命军，至少在弹药方面，就无需愁了。这个大功劳虽说不尽能算在陈其美头上，但的确有他的份。因此，虽然攻打制造局的临时总司令是李燮和，但在此后的推举沪军都督的会上，一群青帮干将，拔手枪，拍桌子，硬是半强迫半民主地把陈其美推为都督。这么一来，光复会人士跟拥孙的陈其美及同党之间，矛盾一下子就尖锐起来。论革命的资历，李燮和与陶成章，都比陈其美老得多，加上李燮和手上掌握的武力又比较多，所以，很多拥李的人感到不平。陶成章以及他背后的江浙一带的洪帮势力，也忿忿不平。双方剑拔弩张，陈其美感到了极大的压力。由是，也种下了第二年陈其美派蒋介石刺杀陶成章的根苗。
李燮和是个加入过同盟会、光复会和华兴会这革命三会的元老，相对而言，性情比较平和。审时度势，不想跟陈其美起冲突。但拥戴他的新军又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在吴淞另行立了一个军政府，让李做了吴淞都督。所以，事实上上海的光复，诞生了两个革命政府。
两个政府都需要掠地，扩张自己的势力。两者都在江苏境内，于是，手就伸向江苏。在太仓这个地方，就演出了一场掠地的争夺。太仓在清朝，有两个行政单位，一个是直隶州太仓州，一个是镇洋县。州是虚的，县是实的。在沪军和吴淞军政府派人掠地之前，其实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已经宣布独立，电令所属州县，一律挂白旗独立。知州刚到任不及五日，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不想做新朝的官，所以，痛快交割印信。知县是个老实人，但有些恋栈，接电后立刻挂起白旗，上书“奉宪独立”，意思是奉巡抚的旨意独立。这时候，吴淞军政府方面来了五十个军士，进城之后，拉开架势要打仗，进攻县署。当地人士出面，说是已经独立过了。但是，吴淞方面的革命士兵，对此不能满意，革命不仅要改换门庭，还要改换内容。于是就把当家的人换了，知县交出印信走人，当家的改了民政长。就在这个当口，沪军军政府也派了三十余人赶到。发现城里已经有了革命党，就声言是假的。吴淞方面的人当然不干，双方抄家伙要打。太仓人好事者，赶来看热闹的，不下二三百人。把打仗当戏看，是那个时代的一种风气，直到20年代之后，仗打得激烈了，子弹不长眼，观众才没有了。
当然，真要动家伙，一边人多，一边人少，原本气势汹汹的沪军人士，感觉底气不足。经过十分不愿意开仗的太仓士绅说和，双方终于发现大家都是自己人，同属革命同志，只是因为协调不好才有了误会。沪军方面承认吴淞方面选的行政人员，一场冲突化为无形。沪军退出，吴淞军留下二十人镇守。当然，这个结果，沪军心里窝火，人来的太少，如果多一点，结果就该是吴淞方面让步了。他们都忘记了，两下抢的，其实是程德全的地盘。
这样的掠地，各地都有一些。掠来掠去，掠得革命党更加不团结了。比较起来，陈其美势力扩张最快，在革命过程中举足轻重。陶成章终于被自己的革命同志暗杀在医院里，李燮和渐渐心灰意冷，最早退出政界，变成了商界大佬，跟二次革命后的袁世凯政府关系密切，后来还稀里糊涂变成了筹安会六君子，成为世人心目中主张复辟的反革命了。
【浙江：咱们商人有力量】
宁波是浙江最大的商埠，鸦片战争第一批开放的五口，就有它的在内。宁波人善于经商，也是有名的。宁波帮在上海声威赫赫，手眼通天，在本土也干得不错。所以，在这个城市，商人以及接近商人的士绅，是最有势力，也最为活跃的一群人。每个大一点的家族，都会有人走仕途，有人学商业。走仕途的，退休之后，也进入商界。武昌起义爆发时，宁波跟其他地方一样，新旧军皆有。新军是一个协统带领的一个标，而旧军则是巡防营统领麾下的一千多人。也跟其他地方的新旧军一样，两边明争暗斗，积不相能。但是，跟其他地方的新旧军不同的是，两边对于革命或者保皇，都没有太多的追求。新军固然新，但旧军久居宁波这种开放的商埠，思想早就开化。他们互相较劲，往往出于彼此之间的意气。
但不管怎样，两支军队在城里怄气，甚至于拉出大炮，解开炮衣，相互对峙，总让市民感到不安。万一两军打起来，倒霉的当然是这所城市。这种时候，商人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几个头面人物，总商会会长，纱厂总经理，做过翰林、兼着商会的公行先生的大绅士，以及教育会会长，自治会会长出来开会商议，决定成立自己的民团，先有了自己的武装，才有底气。当即决定招募五百人，按城里城外八区，分设分团，每个分团设分团长一名，每分区两个小排，每排二十人。由一个留日学生，有革命党嫌疑的人做总团团长。民团的薪饷没问题，一上来就是高水平，跟新军一个等级，每月八元，比巡防营高一倍。只是仓促之间，武器有点麻烦。政府武器库里，已经没有像样的枪械，最多的是当年打长毛时用的第一代洋枪火绳枪，显然不能拿出来现眼。于是只划拉了几十杆后膛快抢，权做训练之用。另为团总配了一匹高头大马，另外找了四个身材高大的汉子，给团总做保镖，一人一把大刀，刀把上长长的红缨子，进来出去地跟着。然后陆陆续续买了一些枪，还从巡防营那里借了一些枪弹。巡防营统领虽然跟新军较着劲，但心里发虚，其实并不真的乐意打仗，见绅商出面跟他联络，十分高兴，乐见民团成气候——三足鼎立，架也许就打不起来了。
其实，在联络巡防营的同时，商人们也没忘了联系新军，大家都没有太多政治理想，加上乱世里，各自的统属系统都不管事了，薪饷都要指望着商人。于是，新军旧军，在商人的说和下，咸与维新。当地最大的地方官，满人的道台，见势不妙，溜之乎也。没了政府，民团当家，民团在团总的带领下，每天巡行街巷，团总骑着马，四条大汉四把大刀随行。然后旗帜，军乐队，服装齐整，浩浩荡荡，比新军还鲜亮，军威雄壮，警察和原有的商团也加入，每天沿城转一圈。据说，吓得连小偷都不敢出来了。民团和商团这样的阵势，市民吃了定心丸，所有的店铺都照常开门营业。接下来，宁波人，无论军民商学，开始筹备新政府了。大家坐在一起开会，新军的协统被推举为宁波军分政府都督，巡防营的统领成了副都督，底下做事的各个部长，都由商人和士绅担任。实际上，宁波的家，还是昔日绅商在当。一切的一切，几乎一点变化都没有。然后，民团商团、新军、巡防营，加上各界代表，齐聚小校场，宣布宁波光复，新政府成立。然后派新军北上，派巡防营四下光复各县，民团和商团守城，实际上成了宁波最大的武力。
跟老牌革命党人王金发进了绍兴，首先把监狱打开，释放囚徒不同，宁波新政府不仅不放囚徒，而且马上枪毙了五个死囚（如果按清朝的规矩，这些死囚得最终朝廷秋审决定，革命了，这个规矩就不作数了）。其中一个女囚，是因奸情谋杀亲夫的，万人痛恨。枪毙那天，新政府选出来几个学政法的学生当审讯员，依照改良后的清朝刑律，判处这五人死刑，立即枪决。向大众宣示，过去犯什么罪该死，现在也是一样。杀囚，是为了立威，维持秩序。这个秩序，严格讲不是革命的新秩序，而是昔日的旧秩序。
比较起来，绍兴由山大王王金发带兵建的军分政府，绅商的色彩就要淡得多，城市的秩序也差得多。显然，这是因为在宁波，绅商的主动作为，主导了这场变革。不仅避免了革命中几乎不可避免的新旧军的火并和冲突，而且当了这些武夫的家。不消说，尽管两个相邻的城市，光复都没有动过武，但革命后的秩序，绍兴却难以跟宁波相比。作为昔日的会党大爷和山大王，王金发的部下，有着太多的来自山区的流氓无产者，王金发昔日的兄弟，而宁波的民团和商团，却大多为本地的良家子弟。有些人来自退役的巡防营士兵，也是在宁波安家了的人。绍兴王金发的部下，违法军纪者多，对民间多有侵犯，奸掠之事不断，甚至聚众捣毁批评他们的《越铎日报》。后来，绍兴人上省告状，声言“金发祸绍”者比比皆是，但宁波就没有这种事。
任何地方的绅商，都比一般平民更在意秩序，追求变革的平稳，但能否采取主动，控制局面，关键取决于当地绅商的力量，以及他们办事的能力。这一点，宁波的商人，跟无锡和江阴的同道一样，露了一小手。当然，这样的革命光复，跟革命党实在没有多少关系。浙江这个市场经济非常发达，商人社会相当成熟的地方，尽管当年光复会在此深耕多年，但革命后，却不是革命党的地盘。就一个王金发控制了绍兴，还因为名声太坏，待不下去。不是说下层的农民就没有力量，但是，农民的力量需要动员，而且是深度动员才能出来，这样的动员，恰是革命党人，包括王金发这样的山大王，所竭力避免的。所以，即使一场大革命之后，还是商人有力量。绅商一旦不向着革命党了，革命党也就没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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