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多精校小说尽在知轩藏书下载：https://zxcs.zip/ ========================================================== 《曹操秘史》 作者：南门太守 　　内容简介 　　千古骂名，全然加在一个国家和民族英雄的身上，一个于万民有利、使生灵免于涂炭的人身上，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剧。由此可见，你所读的、你所知道的所谓“历史”，可能本来就是假的，而且假得离谱，假得出奇。 　　单亲家庭出身的他，差一点成了令家长头疼的问题少年。投身军旅，却原来也从一个兵开始。迎汉献帝到许县，面对各方势力的虎视眈眈、面对民生凋敝的社会，他期许着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折损了心爱的大将、失去了年轻有为的儿子，站在老对手袁绍墓前深情祭奠，是英雄的相惜。回乡休整的间隙专程探望前妻，一朝攻城得胜后手舞足蹈，是真性情的流露。 　　相对于六年就打下江山的刘邦，四年就建立东汉的刘秀，他奋力拼杀了三十多年，到死还没看到统一的希望，这是英雄曹操的宿命吗？在这里，你会读到一份真的历史，看到一个真的曹操。如果因此你体会到真男儿的悲凉，看到真英雄的无奈，那么，这便是伟大与平庸的分野了。伟大，从来不计得失，不思荣耀，它便这么想了，于是也这么做了。历史自然也就这么产生了，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罢。 　　作者简介 　　南门太守，男，生于曹操故里。而立之年醉心三国，循曹操足迹访遍各地，积累数载，以再现真实曹操为使命。现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随笔集《优雅悠扬》，诗集《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 　　作者潜心研究曹操数年，本书史实均出自《后汉书》、《三国志》及裴松之《三国志注》、《晋书》、《华阳国志》、《资治通鉴》、《三国志集解》等古籍及汉魏各种文集、诗集。 　　前言 　　只要我身为男儿， 　　我就须担起我的责任， 　　若对国有益， 　　于民有利， 　　虽赴汤蹈火， 　　我亦万死不辞！ 　　纵有千古骂名， 　　我慨然而往矣！ 　　曹操于是说： 　　我出身卑微，因宦者之子，而不知父与母。少年轻狂，亦多有悲凉，终生莫忘。虽如此，我举“孝廉”而进官场，兢兢业业，报效朝邦，为政清廉且不惧权贵，常为高位者所忌。但仍我行我素，为民请命，为国分忧。天性也！ 　　当是时，国内盗贼奋起，觊觎大位者拥兵自重，令国无法度，民无生计。我虽地位卑微，却无所畏惧，领命出征，北平董卓、袁绍，而南折刘备，并服孙权，使汉朝血脉得以延续，帝国威权得以通达。虽如此，我仍如履薄冰，恭敬奉上，未敢越雷池一步。 　　凡一生，为国领政四十余年，而国政颓败，达官者肉食豪奢，百姓者衣食无着。我愤不能平天下之不平，于是，削权贵之庸碌无能者，而用人唯才，起草莽之识见卓绝者为牧为将，令万民皆颂扬，几使某汗颜。但此本为政者之责任也，何须称颂？ 　　然，幸之所至，尤有所大不幸。奈何后世责我之深，如此苛刻乎？悲兮，悲兮，“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本我之志也！ 　　自序：真性情，真曹操 　　说曹操是个好人，有一部分人不会同意，因为他们心目中的曹操没有那么好；说曹操是一个坏人，大部分人更不会同意，因为他们认为曹操没有那么坏。 　　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奸雄；有人说他是能人，有人说他是奸人；有人说他是最真实、最率真的人，有人说他是最虚伪、最狡诈的人…… 　　但是没人反对，在三国那个时代里，曹操是一个最重要的人。 　　于是，我拉开了架势，准备好好地写一写曹操这个人。 　　网友们闻讯纷纷给予郑重忠告：不要把曹操写得太好，不要把曹操写得太坏，不要为曹操辩护，不要隐瞒曹操的罪恶…… 　　网友们已经备下了一堆板砖，准备在我不听劝告时劈头砸下。 　　在我看来，曹操集众多毁誉于一身，不仅说明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更说明他是一个极具个性和魅力的人。 　　曹操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成了某种集体意识的象征。大家都在谈论曹操，评说曹操，往往又脱离事实真相来评论他。在扑朔迷离、互相矛盾的论据下，得出许多相差甚远的结论。 　　说曹操好的人未必了解他哪些地方好，说曹操坏的人未必知道他是如何坏。 　　还原历史的真相才能呈现出一个生动的曹操。在此过程中，那些重大历史事件固然吸引人，但终究是过眼云烟，只有围绕曹操的一些细节和鲜活片段留在人们的记忆深处…… 　　在一次重大战役取得胜利后，曹操兴奋异常，他在马上又吹又唱，一会儿拍马鞍，一会儿摸马头，唱歌的同时手还在舞动着，完全不顾及领导形象。 　　还有一次，在杀气逼人的两军阵前，曹操若无其事地跟对方统帅拉起了家常，不时抚掌谈笑。敌军阵营的士兵都久闻曹操大名，挤着向前想看看他长什么样子，曹操于是催马又往前走了走，好让大家看得更仔细一些。他笑着说：“大家看清楚了吧？我可没有长四只眼睛两张嘴呀！” 　　这些片段折射出来的洒脱、随意的曹操，或许才是真实的曹操。在临终前，曹操曾发布遗令，在这份万众瞩目的重要文书里，曹操却先从“半夜里觉得不太舒服，早晨喝粥的时候开始出汗，喝了碗当归汤”说起。对于重要的后事安排，他说得很简单，只说将自己安葬在哪里，并要求各单位、各部门的负责人在他死后不要擅离岗位，了了几句话。他用更多笔墨交待的是其它事： 　　〖我跟前的婢妾和歌伎们平时都很勤苦，我死后就让她们住在铜雀台上吧。在正堂里放一张六尺的床，挂上帷帐，早晚用食物供奉，每月初一、十五两天，从早到晚向帐中歌舞奏乐。你们要经常上铜雀台，遥望我在西岗的墓地。我留下来的香料，可分给各位夫人。其他没有事可做的人，可以学做鞋子卖钱。〗 　　这就是“分香卖履”的典故。有人说曹操虚伪一生，至死依然；有人说英雄老矣，儿女情长；也有人说这是曹操奸雄本色的一贯表现，临终前故意发布个假遗令来掩盖真实陵墓的位置。 　　但是，如果认真读一下这篇遗令，以及他之前写的《自明本志令》，就不难发现这些或许都是他的心里话，是内心真实思想的流露。苏东坡向来视曹操为奸雄，但是就连他也说曹操“一生奸伪，死见真情”。 　　曹操只不过在临终前像平常人一样说了几句心里话，竟然受到世人怀疑，这是曹操的悲哀，也是后人的悲哀。 　　曹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谁都不能一言以概之，这也许就是曹操拥有持久魅力的原因吧。当我透过史料的记述一步步接近他时，越来越发现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洒脱的人，一个敢于流露真情的人，也是一个可爱的人。 　　让我们走近他，认识他、理解他，还原一个真实的他。 　　南门太守 　　二○○九年九月于北京 　　第一部 英雄出道本无奇 　　第一章 风中少年 　　〔单亲家庭，长得也不英俊，加之从小缺少良好的家庭教育，使曹操成为一名典型的问题少年，在讲究礼法和看中长相的时代，就连父亲也一度对他失望了。今后，他的前途在哪里？〕 　　【一、曹操的灰色记忆】 　　印象中，曹操是汉魏时代最猛、最牛的人，无论武略还是文韬，同时代能超越他的人几乎没有。但是，这个在乱世中崛起的强人，却有着并不美好的童年，这些似乎与他的家世有点关系。 　　曹操的父亲叫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一直在京师洛阳做官。曹操的母亲姓丁，很早就去世了，提供这个信息的，是曹操本人。 　　曹操成年后写过一组叫《善哉行》的诗，其中的第二首有以下几句：“自惜身薄祜，夙残罹孤苦。既无三徙教，不闻过庭语。”大意是：由于母亲很早就去世了，自己从来没有慈母的关爱，也没有得到多少严父的训导。 　　心理学研究表明，单亲家庭的孩子更要给予特别关注，否则他们的性格就容易出现两种缺陷：一种是自卑、嫉妒心强；另一种是破罐子破摔，性格暴躁，有的甚至表现为残忍。按照这个理论观察曹操的童年，情况有些不妙。曹操自幼失去亲生母亲，父亲忙着在洛阳做官，家里又遭变故，没有精力管他。尽管曹操生活在衣食无忧的家庭，但缺少亲情关爱，没有严格的管教，形成了放纵、随意、不服约束的性格。 　　而且，曹操从小身体发育缓慢，不长个子，相貌平庸。总之一句话，他小时候不是个英俊少年。 　　在汉末官场和社交界，身材高大、英俊潇洒是一张体面的名片。曹操成年后，史书上有一句“容貌短小”的记载，但没有明示具体身高。有“民间史学家”推测他身高大约是六尺或七尺。汉代的一尺约为现在的二十三点五厘米，如果以六尺计，是一米四一；如果按七尺计，是一米六四。前一个未免太矮了点，曹操的真实身高，大概应该在一米六上下。 　　少年时期的曹操，有几件事后来流传甚广。 　　大约十岁左右，有一天下午他不好好学习，偷偷溜出来到附近的涡河里游泳。水里突然冒出一个怪物向曹操袭来，史书上说这个怪物叫“蛟”。 　　对于蛟这种怪物，《说文解字》说它“龙之属也”，是一种没有长角的龙。但大家都知道龙其实是不存在的，所谓蛟其实是一种鳄鱼。亳州的河道里现在肯定没有鳄鱼了，全世界的鳄鱼大都游到亚马逊河晒太阳去了。但那个时候，这种吓人的怪物在涡河里时有出没。 　　面对这怪物，曹操不慌不忙，“自水奋击，蛟乃潜退”。然后他心不惊、胆不颤，又继续在水里玩了一会儿，才上岸穿衣服回家，事后他没有对任何人提起。 　　后来，又相继有人在涡河里发现了鳄鱼，大家吓得四散奔退，曹操一点儿都不惧怕，还笑大家胆小。经过追问，他才说出了上次的经历。 　　这件事被梁朝人刘昭写进了一本叫《幼童传》的书里，这是当时出版的一本儿童教育读物，里面记录了大量神童的故事。 　　还有一本叫《曹瞒传》的书，是曹操成事以后他的对手孙吴方面组织一帮笔杆子们编写的，尽管也记录了一些史实，但里面到处充满了造谣和诽谤，是抹黑文学的鼻祖。 　　这本书里记载了曹操小时候的一件事。那时候曹操“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他的叔父——应该是曹瑜、曹炽或曹鼎——很生他的气，经常在曹嵩面前告他的状，结果曹操挨了不少屁股板子。 　　曹操很不爽，想找个办法报复一下他叔父。这一天，他半路上遇到这个叔父，就装着“败面呐口”，就是故意呲牙咧嘴，口吐白沫。叔父很惊讶，问他怎么了，他说：“突然中风了。”他叔父赶忙告诉曹嵩，曹嵩很着急，把曹操叫过来，但这时曹操一切正常，并没有异样。曹嵩问：“听你叔父说你中风了，病得很严重吗？”曹操一本正经地说：“没有呀，我好好的。叔父一向不喜欢我，所以不盼着我好。”曹操的计谋居然得逞，以后这个叔父再打他的小报告，曹嵩变得将信将疑起来。 　　英格兰有个古老的寓言，说小孩子一定不要说谎，不然随口一说的话也迟早会遭报应。曹操没有中风却说自己中风，本是顺口的一句话，但老天好像有意要惩罚他的这句谎言，中年以后的曹操果然得了中风的毛病，一直到死都深受其苦。 　　类似的事还有两件，都记录在著名学者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里。《世说新语》的特点是可读性强、真实性差，这两个故事在真实性方面就很可疑。 　　一个故事是说，曹操少年时代不仅“飞鹰走狗”，而且还喜欢搞恶作剧，这回他有了一个同谋，即袁绍。有一次他们玩了回抢新娘的游戏，不是真要抢人家的新娘来霸占，而是一种恶作剧，把人抢过来，然后向夫家要点喜糖吃、要点喜酒喝。 　　他们居然得手，然后原路返回，但天黑路不平，袁绍身手又差，一不小心掉到一个坑里，情急之下袁绍怎么都爬不上来。眼看新郎家的人追过来了，这时曹操急中生智，喊了一声：“小偷在这里！”袁绍一急就从坑里窜了出来。于是两人一起逃脱。 　　另一件事是说，曹操和袁绍这两个好朋友玩崩了（也许是抢新娘事件中曹操把玩笑开大了），袁绍派了一个刺客要刺杀曹操。刺客到了曹操的卧室外，隔着窗户玩了把飞剑，但是低了点儿，没有刺中。曹操估计下一次刺客会调整角度，剑来得会高一点，于是把身子尽量往下贴，结果剑果然又飞高了。 　　这两个故事说得绘声绘色，但很不靠谱。曹操出生于155年，袁绍出生于何年史无明载，但通过考证，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应该在145年至146年前后，也就是说袁绍比曹操大了九至十岁。 　　袁绍十几岁的时候曹操还是小孩子，到了曹操能抢新娘的时候袁绍早已经参加工作了（当濮阳县长）。他们虽然在青年时代曾相识于京师洛阳，但上面两件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所以，裴松之注《三国志》的时候，只录了前两篇，放弃了后两篇。 　　这四个流传甚远、广为人知的“魏武故事”，第一个是儿童文学，第二个是抹黑文学，第三个是民间文学，第四个是传奇文学。如果考究细节，都漏洞百出。但既然是文学一般就会有生活的影子，在不看细节真实性的情况下，这几个故事倒恰当地反映了少年曹操的性格特点。这个单亲家庭出身的少年有如下特点：敏感，自卑，胆大，机灵，不安分，总想引人注目。经验表明，凡是这样的孩子，将来要么成为一个败家子，人见人烦；要么会成为一个有个性、卓尔不群的人。如果又恰逢乱世的话，这样的人更容易出头，运气如果再好一点的话，就有可能成为伟人或英雄。 　　【二、曹操祖父——大长秋曹腾】 　　曹操在东汉永寿元年（155年）出生于豫州刺史部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这里位于京师洛阳的东南方向，距洛阳直线距离约五百里。 　　曹家是当地第一大家族，他们大都在县城的东边居住。这里是一片宅院群，许多房子都沿涡河而建。对于曹府的位置，史书有确切的记载，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说：“城东有曹太祖旧宅，所在负郭对廛，侧隍临水。”也就是说，曹府背后是城郭和住宅小区，旁边是城壕和涡水。曹家的兴盛来自于曹操的爷爷大宦官曹腾。曹腾担任的大长秋品秩为二千石，与外朝的九卿相同，正部长级别，供职于太后的长乐宫，在宦官中这是最高的职务。 　　曹腾之所以能担任这个职务，很大程度上缘于他是太后梁已故丈夫、帝国第八任皇帝顺帝刘保的同学。刘志登基前，梁已经是皇太后了，一切大政方针都由长乐宫发出，曹腾在皇太后身边当总管，实际上处于帝国权力的中心。 　　在《后汉书》里专门有曹腾的传记，篇幅虽小，但作为宦官能够入传，而且是以正面形象留存于史册，那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 　　根据曹腾传记载，他字季兴，这说明他不是独生子，上面至少还有三个哥哥，叫什么名字已无法考证，但估计他们的字会是伯兴、仲兴和叔兴。 　　当年，曹腾因为性格“谨厚”被刘保的母亲、摄政的邓太后看中，让他陪当时的太子刘保读书。历史上，靠着这种与未来天子同学加玩伴的关系日后翻云覆雨的大有人在，比如明朝的大太监冯保。 　　但与冯保比起来，曹腾做事更谨慎、低调，他先后侍奉过安帝刘祜、顺帝刘保、冲帝刘柄（刘保的儿子，二岁即位、三岁病死）、质帝刘缵（骂梁冀跋扈将军的那个）、桓帝刘志，前后三十余年，“未尝有过”，这堪称是惊人的纪录。如果把东汉末年所有大宦官的经历都考察一遍的话，就会发现能数十年里成为皇帝、皇后和皇太后身边的红人，又能全身而退的，几乎只有曹腾一例。 　　这也说明曹腾与梁家的关系不一般，种种迹象表明，他是一个“梁党”，否则，不管他多么“谨厚”，要想三十余年处于权力中枢而又“未尝有过”，都是痴心妄想。事实上，作为主要的政治同盟，曹腾是梁冀在宦官队伍中的代言人。 　　曹腾很有心机，他虽得梁太后和梁大将军的信任，却没有干过多少欺压人民、为非作歹的坏事，相反还做了不少好事，载于史册的，是说他推荐了不少人才，传记里列举的六个人，都是汉末响当当的人物，政界的如延固、虞放，军界的如张温、张奂，学界的如边韶、堂溪隆。曹腾扶持这些人，一方面落得为国举荐英才的美名，同时也是为自己以及后代子孙们铺路。比如张温、张奂，日后成为帝国军队里元帅级的人物，董卓、孙坚、陶谦、公孙瓒、刘表等都曾是他们的部下，在军中的影响力不容小视。后来曹操能以文职身份直接进入军界，担任重要军职，很可能就是得到了他们的相助。 　　可以说，曹腾的精心布局对于日后成就庞大的曹魏帝国居功甚伟，曹氏一族百年间的繁荣兴盛是曹腾打下的基础。 　　曹腾与梁氏的亲密关系，在拥立桓帝刘志继位一事就能看出来。本初元年（146年），刘志十五岁，只是一个外藩的县侯。当时，刘志的上一任汉质帝刘缵死了，帝国需要挑选新的接班人。 　　刘缵上岗的时候还是个童工，只有八岁，这个小朋友很不简单，就是他在朝堂上当着满朝大臣的面指着大将军梁冀说：“此跋扈将军也。”但也就因为这句话，他被梁冀在饼里下药给毒死了。 　　刘缵死的时候才九岁，自然来不及为帝国准备好下一届接班人。在接下来推选继任者的激烈斗争中，很快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派拥戴蠡吾侯刘志，一派拥戴清河王刘蒜。 　　“拥志派”的代表是辅政的太后梁，还有她的哥哥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梁冀；“拥蒜派”的代表是太尉李固、司徒胡广、司空赵戒等当朝三公，以及外交部部长（大鸿胪卿）杜乔等一批朝臣。双方势均力敌，梁家兄妹手握大权，实力占上风；李、杜等人占据道德高地，舆论占上风，一时难分高下。 　　梁家兄妹力挺刘志有两个原因，一来刘志正要娶梁太后的妹妹梁莹；二来刘志年龄相对较小，才十五岁，据说还有点智商不高，呆头呆脑，傻了吧唧。而刘蒜血统更纯、更加成熟，贤明有德，在士人中颇有声望，意味着这个人很难驾驭。 　　两派据理不让，尤其是李固、杜乔二位，甚至把这件事上升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争得很凶。“拥志派”眼看有点撑不住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梁冀打算妥协。要不是宦官集团的及时介入，东汉帝国第十一任皇帝就该是刘蒜了。 　　东汉中期以后，政坛逐渐分化出四股势力：皇帝、外戚、宦官和士人。这四股力量分治天下，当它们势均力敌时，天下就能太平一阵儿，那是国家的大幸。要是某一派或某两派的联盟突然崛起，那就不得安生，朝堂上必定斗得腥风血雨、你死我活。 　　在这场难分胜负的对抗赛中，曹腾团结了整个宦官集团，旗帜鲜明地站在了“拥志派”一边，使得胜利的天平慢慢向梁家兄妹倾斜。 　　据史书记载，在梁冀犹豫不决、甚至要让步的当口，曹腾曾深夜密访梁府，希望梁冀不要妥协，并表示全体宦官同仁都坚决支持梁冀挺刘志。 　　宦官是一个群体，共同的身世、经历、屈辱感和强烈的追求容易让他们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每当大事来临，这种同盟一次次显示出不可思议的力量，此前已然如此，此后还将继续如此。曹腾让梁冀明白，他不是一个人，他后面还有人，他们将全力挺梁冀、挺刘志，这让梁冀顿时感到信心大增。 　　第二天，朝堂上开会再议此事，梁冀当了回贿选总统曹锟：刀枪往门口一架，拥戴刘志当皇帝的站着走出去，支持刘蒜的躺着抬出去！ 　　对于在道德和舆论方面占有先天优势的士人们，梁冀改变了策略，不再跟他们比谁更道德，而是比谁更流氓，这一下子就扎中了士人们的软肋。士人们不仅流氓不起来，更要命的是往往还经不起流氓的恐吓。曹锟胜利了，梁冀也胜利了。 　　江湖老油条、号称官场“不倒翁”的司徒胡广第一个转变了立场，低下头来唯唯诺诺地说：“唯大将军的命令是从！”胡广的几个得意门生以及赵戒之流，见老师和老前辈带头服软，也都纷纷表态支持刘志。 　　只有两个人继续坚持，一个是太尉李固，一个是杜乔，他们还在据理力争。但梁冀不想跟他们再纠缠，看到同意刘志当皇帝的占了压倒性多数，也不需要举手表决，这家伙大喊大叫起来：“散会，散会！” 　　对刘志来说，公元146年真是一个吉祥年。年初，他老爸老蠡吾侯刘翼死了，他由一个干什么都要被人管、整天点灯熬夜写作业的学生，一下子成了一县之侯的户主，蠡吾县全县的税赋收入都归他支配，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还没等他放手去潇洒，更大的好事跟着来了，帝国的实际掌门人、令人尊敬和景仰的梁太后，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他小子的名字，主动要把心爱的妹妹梁莹嫁给他。迎接他的仪仗随后到达这个偏僻的北国小县，排场之大，是所有土著居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 　　刘志到了京城洛阳，此时宫内外两派人马正闹得不可开交，没人顾得上他，把他扔在招待所里。正当他心情郁闷、想找借口打道回府时，门外鼓乐大作、人声鼎沸，帝国最有权势的人物大将军梁冀带着亲王专用的青盖车，亲自把他接进北宫，坐在德阳殿里那个传说中的御座上，接受百官的朝贺。 　　对刘志来说，这简直是盖上十八床被子也捂不出来的春秋大梦！ 　　【三、曹家的靠山倒了】 　　曹腾是梁冀的政治同盟，梁冀是曹氏家族的靠山，无论曹腾自己是否承认，这都是无法掩饰的事实。 　　但是，这个靠山后来却轰然而倒，原因是梁冀这个人过于跋扈了。 　　“跋扈”这个词是由刘缵小朋友首创、专门送给梁冀的。一般词典里解释是“专横暴戾”，如果分开来看，“跋”有践踏的意思，引申如“跋山涉水”；“扈”有皇帝身边随从的意思，引申如“随扈”。“跋扈”一词的抽象解释，形象一点说，就是“践踏皇帝身边的随从”。 　　刘缵指着梁冀鼻子说这话的时候，想到的可能就是后面的意思。梁冀没有辜负这个光荣称号，因为他连皇帝本人都敢践踏，更不要说皇帝跟前的随从了。 　　梁氏一门前后封侯的有七人，当上皇后的有三人，出过六个贵人，两个大将军，夫人、女儿封了食邑、册为君的有七人，娶公主为妻的有三人，担任过卿、将、尹、校等正、副部长级高官的多达五十七人！ 　　在他们中间，梁冀无疑是个怪才。根据史书记载，梁冀生得外貌丑陋，双肩像鹞鹰耸着，双眼像豺狼般凶光直射。这个丑八怪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嗜饮酒、爱女色、擅赌博，斗鸡走狗、驰马射箭、唱下流小曲没有他不会的。大量证据表明，他和他的老婆孙寿还跟黑社会组织有关，是全国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头目，经常干一些绑架、暗杀、打闷棍的勾当。 　　总之，史书上把梁冀说得除了吃喝玩乐什么都不会。对此我常感到怀疑，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能把满朝文武治得服服帖帖的人，没有两把刷子那肯定不行。在治人拢心方面，梁冀自有独门绝技，他的手段就是黑白兼用、软硬兼施，遇着文人耍流氓，遇到流氓玩招安。 　　在梁冀大权独揽的日子里，也会时不时跳出一两个不怕死的硬骨头跟他唱对台戏。有个叫吴树的，被任命为宛县令，上任前照例来梁府辞行。梁冀掌握的黑社会组织在宛县有分部，他手下有好多人在那里混世界，梁冀直接告诉吴树某某人要照顾，某某人出了事只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偏偏吴树是个愣头青，到任后专门盯着梁冀说的那些人，一查果然是罪恶累累，于是全部抓起来，一口气杀了几十个。梁冀恼了，但人家办的案子人证物证铁证如山，不好硬来。于是梁冀把吴树调回来，升他做荆州刺史，并在府中为他饯行，结果吴刺史享受了一次质帝刘缵的待遇：被梁冀毒死了。 　　类似的事史书里还有几件，其原意可能是想说明不管什么时候总会有坚持真理和正义的人。但是，看完这些材料实在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反抗梁冀的大多是吴树这样的低级官吏，人们不禁要问：李固哪里去了？杜乔哪里去了？ 　　人间已无李、杜。朝里的公卿这时都成了顺民，都仰梁大将军的鼻息。他们要么被梁冀招安成了打手，要么低眉顺眼看梁冀的眼色行事，大气都不敢出。 　　在梁冀的黑名单上，最有影响力的人名叫陈授，他的级别比较高，担任太史令，是个司局级，也就是本朝的史官，司马迁干过的那个工作。 　　延熹元年（158年）五月二十九日，洛阳发生了日食。每到这时皇帝都要反省反省自己，听取百官进言，看由于哪些方面做得不好，让老天爷怪罪了下来。这本是一个例行的程序，问问听听，也就拉倒了。 　　偏巧与这事有点职务关系的陈授也是个吴树那样的愤青，对梁大将军飞扬跋扈早有不满，于是上了道奏折，称这次日食发生的原因全在于梁冀（日食之变咎在大将军）。梁冀大怒，让手下的爪牙找个借口把陈授抓起来，杀死在狱中。 　　如果梁冀知道后人对他有如此恶劣的评价，甚至连他的长相都要写进史书里糟蹋一番，他一定会后悔杀了陈授这个人。原因很简单：陈授是个史官。 　　有一段逸事记载在《宋史》里，是讲史官有多牛的。说宋太祖赵匡胤工作之余有个小爱好，喜欢拿弹弓打鸟。有一次，几个大臣宣称有急事求见，宋太祖就召见了，但一听汇报的都是些普通小事，老赵于是很不高兴，批评了几句。其中一个大臣争辩道：“臣以为这些事情不是小事，至少比打鸟更紧急吧。” 　　老赵一听更恼了，顺手抄起边上的一把斧子，斧柄打到那个人的嘴，打掉了两颗牙。这位老兄既不害怕，也不喊疼，而是弯着腰满地找牙。最后牙还真让他找着了，他揣进怀里。老赵骂道：“你揣个牙想干什么，难道还想保留证据告我不成？” 　　这位被赵匡胤打得满地找牙的老兄不慌不忙地回答说：“臣不会告陛下，但是我要拿给史官看，史官会把这件事情写进史书。”老赵这才醒过神，赶紧道歉，还赏给他一大堆金银布帛进行安慰。 　　赵匡胤是宋代第一牛人，其丰功伟绩梁冀十八辈子加在一起也赶不上。但人家是个聪明人，懂得什么是民意，什么是历史，于是老赵修成了“唐宗宋祖”，梁冀成了“跋扈将军”。 　　对刘志来说，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必须伴着这个长相丑陋、说话粗俗又心狠手辣的人，这个人曾经只因一句话就杀了他的前任。在这个人面前，他只是只小蚂蚁，对方却是大象，要弄死他甚至不用抬起脚，只需要吹口气他就找不着北了。 　　和平元年（150年）初，梁太后因病去世。这一年刘志十八岁，按理说到了可以亲政的年龄，但梁冀似乎没有这个安排。长妹不在了，梁冀也不着急，因为小妹还是帝宫的女主人。又过了九年，这个梁皇后也死了，这一下梁冀慌了神，因为一个重大问题摆在他面前：谁来填补后宫女主人留下来的空位？ 　　这个时候皇帝已经二十七八岁，其身边如果没有了梁家的姑娘，理论上说他这个外戚已经成了“原外戚”或“前外戚”。 　　梁冀和他老婆孙寿找来找去，最后看中了孙寿舅舅家的女儿，名字叫邓猛。孙寿的舅舅叫梁纪，虽然姓梁，却不是梁冀的同族。梁纪娶了个老婆，史书上说名字叫宣，但不知道是姓还是名，她嫁给梁纪的时候已是二婚，她的前夫叫邓香，早年死了，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了议郎邴尊，次女就是邓猛。 　　这个邓猛长得很漂亮，梁冀夫妇悄悄把邓猛接到家里，秘密改姓为梁，邓猛就成了梁猛，变身为梁冀的另一个妹妹。这时候邓猛的母亲还健在，她的家住在洛阳城里一个叫延熹里的地方。梁猛被送到宫里，立即引起了刘志的强烈好感，很快两人便如胶似膝，一刻离不开了。梁冀、孙寿暗出了口气，危机总算化解了！接下来，就等着梁猛被封皇后，梁冀继续他的外戚生涯，在梁家的族谱上，可以在皇后榜里添上第四个名字了。 　　可惜，有一个小人物不想让他们的美梦继续，他们的恶梦就要开始了。 　　要坏梁家好事的人就是那个叫邴尊的议郎，即梁猛的姐夫。作为梁猛货真价实的娘家人，看到梁冀自作主张给自家人改了姓，邴议郎很不痛快。 　　邴议郎到梁猛的母亲、自己的岳母那里一顿劝说，岳母也表示反对女儿改姓。这件事让梁冀知道了，他派了个刺客，就把邴议郎给做了。 　　梁猛的母亲见女婿遭遇不测，吓得够呛，呆在延熹里自己家里不敢出门。 　　这天夜里，月黑风高，一个人影窜上梁猛母亲家邻居的屋顶，这个人的目标显然是冲着梁猛母亲而来，但却惊扰了邻居。史书说这位邻居叫袁赦，他发觉后立即擂鼓呐喊，将刺客吓跑，梁猛的母亲被吓得半死，不知道该怎么办。 　　袁赦说：要不然我给你找个地方先躲躲吧，那里最安全。 　　袁赦领梁猛母亲去的地方果然很安全，因为那里是皇宫。原来，袁赦是个宦官，在他的安排下，梁猛的母亲不仅顺利进了宫，而且当天晚上便见到了她的另外一个女婿：当今天子刘志。刘志让人秘密把梁猛找来，母女见面抱头痛哭，一番诉说，刘志全明白了。 　　刘志怒不可遏，他已经无法再忍受，决定向梁冀集团发起挑战。后宫里到处都是梁家的人，他身边只有一个叫唐衡的宦官，平时看着还比较可靠。 　　刘志找来唐衡，问他有没有可靠的帮手。唐衡告诉他，中常侍单超、徐璜，黄门令具瑗，小黄门史左，平时都痛恨梁家人放肆蛮横，只是敢怒不敢言。 　　刘志让唐衡把这几个人叫到厕所里，召开秘密会议。皇宫里的厕所十分豪华、宽敞，而且有个最大的好处是隐秘，大家可以装着一块来方便，开个秘密集会，不容易引起外人的注意。刘志对这五个宦官说：“梁氏一家专横霸权，三公九卿以下都听他们指使，我打算除掉他们，你们几位意下如何？” 　　如果眼前这五个人里有一个是梁家安插的卧底，刘志恐怕就活不到明天了。幸运的是，这五个兄弟平时早就对梁家人看不顺眼，对梁家安插在宫里的那些同僚更是心中不愤，总想取而代之。现在机会来了，跟着皇上干，就当赌一把了！ 　　于是大家纷纷表态愿意跟着陛下干。想到事情一旦成功，荣华富贵唾手可得，众人一时间更是情绪激昂。刘志觉得这个时候最好搞点什么仪式才显得悲壮，他一把扯过中常侍单超的胳膊，在上面咬了一口。因为不是自己的胳膊，这一口咬得就比较果断，血一下子流了出来。刘志带头用手指沾了点儿血，其他几个人也都跟着学。六个人竖起滴着血的手指，在厕所阴暗的灯光下，用低沉的声音来了个歃血盟誓。 　　单超兄弟的血没有白流，几天后，他们几个都将成为万户侯，因为在这次事件中他比别人多出了一口血，胜利后其他人得到的食邑都是一万户，而他得到了两万户。 　　八月十日晚上，由具瑗带队，对宫中亲梁冀的宦官进行了秘密抓捕。之后，刘志亲自来到设在宫中的朝廷秘书处（尚书台），召集朝廷秘书长（尚书令）尹勋以下所有人员，正式宣布实施政变计划。 　　尚书令尹勋立即表态忠于皇上。单超他们弄来一批武器，把尚书台的笔杆子们临时武装起来，他们的职责是保护天子的符节、印信，因为下面所有的命令都将从这里发出。 　　刘志签发的第一道诏令是撤消梁冀的一切职务，改封比景乡侯。诏令得到了光禄勋袁盱、司隶校尉张彪等人的支持。当天夜里虎贡、羽林等武士一千多人包围了大将军府。由于事发突然，驻扎在洛阳城几十里外的北军各营还没有得到消息，梁冀的嫡系大都在这里。 　　眼看家里被层层包围，梁冀知道末日到了。北军虽然强大，但是在他们到来之前自己的人头肯定已经落地。比景乡是个什么鬼地方他根本没心思去想，他知道二十多年来自己作恶多端，即使天子本人肯放过他，在这个世界上他也断然没有活的可能了。 　　于是大将军梁冀和老婆孙寿双双自杀。 　　梁冀自杀的消息传到北军各营处，五营的将士知道天下已变，就把在此统兵的梁让、梁忠、梁戟等梁家人抓起来送交司隶校尉处。桓帝下诏，梁氏、孙氏五服以内的男人，无论长幼一律斩杀，尸体扔到市场外示众。 　　被杀的人中，担任朝廷高官的不在少数，品秩在二千石以上的就多达数十人。至此，政变计划大获全胜，貌似强大的梁氏帝国一天之内便土崩瓦解。 　　对于洛阳城的百姓和百官来讲，这件事实在有点太突然，以至于他们都感到不太适应。据《后汉书》记载：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来回传令的人跑来奔去（使者交驰），朝中的公卿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该怎么办，从官府到市井，到处人声鼎沸，好几天才稳定下来。之后，百姓无不称快。 　　【四、在清算中侥幸漏网】 　　现在，桓帝刘志坐在北宫的德阳殿里。这是宫里最雄伟的建筑，坐落在一片高台之上，站在门口，他可以俯视整个南城，也可以远眺洛水。没有梁太后，没有梁大将军，作为这次成功政变的总指挥，刘志没有理由对自己的能力不充满信心。 　　梁冀专权太久，朝廷内外已面目全非。桓帝下诏，对三公九卿及以下各级官员进行清理，查一查这些人跟梁家都是什么关系，并且欢迎互相检举揭发。 　　一查下来，他才发现朝中已经没有多少人是清白的了。桓帝下诏，太尉胡广、司徒韩演、司空孙朗阿附梁冀，没有尽到保护天子的职责（不卫宫），本应判处死刑，现作减刑处理，免为庶人。 　　与此相关的其他人，也都分别予以降职、撤职、移交司法机关等处理措施。短短几天，因梁冀事件受到诛连失去官位的多达三百多人。史称“朝廷为空”。 　　清查发现，九卿之中除了事变中立下大功的光禄勋袁盱，就要数黄琼最为清正、有名望，未与梁氏结党。桓帝下诏，擢升黄琼为太尉。在不设大将军的情况下，黄琼成为百官之首。 　　在黄琼等人的主持下，大量引进人才，弥补官员骤减带来的政府运行困难，朝廷总算慢慢步入正轨。对此次政变中立功最大的唐衡等人，桓帝开出了重赏，这五个人一天之中全部封为县侯，各食邑一万户，单超增加一万户。这五个宦官，即后世所称的“五侯”。 　　在此次事变两年前，全国刚搞过一次人口普查，当时人口总数是五千六百多万，户数不到一千一百万。六万户已超过了全国总户数的千分之五，被桓帝一天之内派发出去，实在是大手笔。接下来是清查处理梁冀的财产。梁家的金银珍宝、房地产和一切值钱的东西在洛阳令袁腾的主持下先登记造册，然后进行拍卖。最后清理的结果，梁冀一家贪污受贿的不法所得共有三十亿钱。 　　据《后汉书·食货志》记载，桓帝时一石米大约是五十钱，汉代的一石约是现在的六十斤，按照平价理论，汉代的一钱比现在一块钱要值钱些，约等于现在的两块钱左右。三十亿钱约等于现在的六十亿元，在当时可以买六千万石大米。 　　如果按照购买力计算，梁冀一案的涉案金额，仅少于清朝嘉庆皇帝办的和坤案，和坤案涉案金额折算成白银共一亿两，在当时可以买六千六百万石大米。 　　在这次大清算中，也有漏网之鱼：曹家。 　　曹腾是梁氏兄妹曾经的坚定支持者，是他们在宦官队伍中的代言人，但他却没有出现在被清查的名单中，原因是曹腾不久前刚刚去世了。鉴于他拥有费亭侯这样的爵位，故在官方发布的讣告中称他为驾崩。 　　九年前梁太后因病去世，昼夜忙碌的长乐宫一下子冷清下来。长乐宫里的宦官们都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能够跻身于皇帝或皇后的身边是最理想的选择，否则只好提前退休。 　　只有曹腾不着急，实际上着急也没有用。作为整个宦官队伍的老大，他反而不好再就业。皇帝、皇后身边已被年轻一代的宦官把持，这些曾经望见他腿都会发抖的小宦官们，如今都已当上中常侍、小黄门，他要是回去，他们怎么办？ 　　曹腾确切的生年史书没有记载。根据他被选作顺帝刘保伴读这条线索判断，他应该比刘保大一些，刘保生于115年，曹腾应该出生于这个年份之前。 　　史书记载曹腾是在安帝时入的宫，在宫中前后工作了三十多年。安帝刘祜106年继位，125年驾崩，在位十九年。曹腾入宫当在106年到125年之间，这样推算，曹腾出生于公元100年之前的可能性比较大。 　　故梁太后驾崩时，曹腾应该有五十多岁的年纪了。此后，对于他的活动，史书再没有过任何记载。 　　我们可以推测，梁太后驾崩之后，曹腾就要求退休（致仕）了。退休后他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两件事上：一件是扶持养子曹嵩，另一件是在家乡谯县大修墓地，为百年之后做准备。 　　宦官是没有后代的。顺帝刘保当年是被宦官拥戴才当上皇帝，为了感激宦官的功绩，他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允许宦官收认养子以继承家业和封爵。于是曹腾就在同宗里收养了曹嵩作养子。 　　曹腾大修的曹氏族墓在郦道元《水经注》里有明确记载，规模十分宏大。如今，历尽千百年风雨，它们依然骄傲地分列于曹腾的家乡安徽省亳州市城南。据确切的考古资料显示，这个庞大的家族墓地里，埋着曹腾、曹褒、曹嵩、曹炽等人，他们都是曹腾的族人，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这里作以简要介绍。 　　曹褒与曹腾同辈，应该是从兄或从弟的关系，因曹腾的荫护，做到了颖川太守。他的儿子叫曹炽，做过侍中、长水校尉，是曹仁、曹纯的父亲。 　　曹炽与曹嵩同辈，在这一辈的人里，至少还有四到五个族人。一个是曹鼎，做过尚书令；曹鼎的兄弟中，有一个叫曹瑜，做到了卫将军；他们还有一个亲兄弟，已不知名字，但他的儿子很有名，叫曹洪。 　　除了曹鼎三兄弟之外，这一代人中，至少还有两个支脉，其中一个当过吴郡太守，他有一个孙子叫曹休。另一个生了个儿子叫曹邵，曹邵有个儿子叫曹真。 　　如果以曹腾、曹褒为“曹一代”话，“曹二代”包括曹嵩、曹鼎、曹瑜、曹炽；“曹三代”包括曹操、曹德、曹洪、曹仁、曹纯、曹邵；“曹四代”就很多了，包括曹丕、曹植、曹休、曹真等，后面还有“曹五代”。再之后的曹氏后人们已经不是历史关注的焦点了。 　　曹嵩的出身问题历来争议颇多，这里必须交待一下。 　　陈寿一句“莫能审其本末”，害得曹家人一直被当成“黑人黑户”而受到歧视。有些野史认为，曹嵩是夏侯氏的后人，是曹腾当初从夏侯家抱来的。对于陈寿写的这句话，历来都有人怀疑要么是他的专业水准出了问题，要么是他有别的动机。 　　陈寿始撰《三国志》是晋太康元年（280年），这一年陈寿四十八岁，大约九年后他完成了该书。陈寿写《三国志》的地点是在洛阳，那时他在司马氏朝廷里担任着著作郎兼中书侍郎的公职。 　　公元280年是司马氏建立晋朝的第十六个年头，虽然曹操已经死了六十年了，但是熟悉前朝历史掌故的人还大量在世，别的不说，单就曹氏一族中仍然健在的就有“曹五代”的曹志、曹奂等人。 　　曹志是曹植之子，在晋朝担任过乐平太守、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博士祭酒等官职。太康九年（288年）即陈寿写完《三国志》的前一年才病逝于洛阳。作为同朝为官的同事兼重要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曹志理应引起陈寿的足够重视，除非曹志本人对其祖上也“莫能审其本末”，否则这一历史悬案很容易解决。 　　曹腾弟兄们应该有四个以上男丁（曹腾字季兴，上面应还有伯兴、仲兴、叔兴），即使开始曹家很穷，但到顺帝的时候，曹家应该很富有了，他怎么会放着曹家的孩子不要，收养一个异姓人呢？ 　　所以，合理的解释是，曹嵩是曹腾其他三个哥哥中某一家的孩子，也就是他的亲侄子。当然这也是猜测，曹嵩到底姓曹还是姓夏侯，或者像袁绍揭露的那样是从乞丐那里收养的，在没有更有力的考证发现前，恐怕还要继续争论下去。 　　关于曹嵩的子女、即曹操的兄弟姊妹史料十分有限，综合起来推测，曹嵩至少先后有六个儿子：长子曹操；接下来是曹德，曹操的异母弟；老三叫曹彬，与宋代那个名将同名；老四叫曹玉，死得比较早，后来曹操曾把自己的儿子曹徽过继给他；老五的名字不详，只知道他的儿子叫曹安民，追随曹操起兵，在征讨张绣时战死；老六的名字叫曹疾，也有史书说，曹德和曹疾是一个人。 　　此外，曹操至少还有两个姐妹，一个嫁给了夏侯家，一个嫁给了江东的孙氏。他还有两个堂妹，即叔父家的女儿，一个嫁给了他日后的部将任峻，一个嫁给了叫宋奇的人。 　　现在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一下，在梁冀倒台前夕，曹腾因病去世于洛阳。按照礼制，曹腾要回到家乡才能安葬，曹嵩等曹氏子弟必须辞去官职，在家守孝三年。梁冀倒台时曹嵩等人均不在洛阳，幸运地躲过了政治清算。 　　【五、至亲之家夏侯氏】 　　刻意的低调，长年的谨慎，不事张扬，努力缩小目标，不被狼群盯上，这本身也是狼的战术，是受伤之后的孤狼，面对未知世界所采取的生存策略。 　　今天的曹家，不能说已经衰落，但至少已风光不再。曹氏的当家人曹嵩本来并不具备在乱世中奋起的志向，养父在时，一切由养父操持，突然之间离开了养父的庇佑，肩负起整个家族的重担，他的心情怎么也轻松不起来。 　　在谯县，与曹家来往最多的是夏侯家，这两个家族的友好情谊已经历了几代人，他们相互通婚，互相扶持。 　　这个夏侯氏，也大有来头，可以追溯到汉朝开国之时。 　　沛国这个地方，在秦统一置天下为三十六郡时属泗水郡管辖，当时这一大片地方叫沛县，是汉高祖刘邦的老家。所以，如果拿秦朝的行政区划来说，曹操和刘邦这两位杰出人物是同一个县的。 　　刘邦当时在一个叫泗上亭的地方当亭长，是一个比村长大比乡长小的角色，类似于乡派出所所长。当时沛县县政府马房里有一个掌管养马驾车的人叫夏侯婴，也是沛县本地人。夏侯司机跟刘所长关系挺好，每次驾车送完客人只要经过泗水亭，都会找刘所长喝酒聊天。 　　有一次，这哥俩把玩笑开大了，刘所长误伤了夏侯司机，这本来是私人之间的事，夏侯司机也没有告状，本应没有事了。但由于刘所长是公职人员，根据汉代法律，伤了人无论对方是否追究都要受罚，有人将此事告发到官府，兄弟俩私下串了个供，都说没有这事。又过了一段时间，其他证人证明有这事，这样一来伤害罪就变成了伪证罪，夏侯司机被关了起来，还挨了不少板子。 　　后来刘所长斩蛇起义，成了沛公，夏侯司机就跑去找这个老伙计，刘邦任命他当了太仆，由一个县政府司机当上了交通部部长、兵车部队司令兼刘邦的首席司机，专业倒挺对口，就是升的速度比坐火箭还快。可见刘所长这人挺重情、挺念旧，所以张良、萧何这些有能耐的人都愿意跟着他干。 　　夏侯婴指挥刘邦的兵车部队南征北战，立下了不少功劳。有一次，夏侯婴处理一起涉及十几个士兵的贪污案，一口气处斩了十三个人，轮到第十四个人，是个管仓库的小官，这个人临死前对夏侯婴说：“刘邦不是想打天下吗？为什么还要杀壮士？（上不欲就天下乎？何为斩壮士！）” 　　夏侯婴觉得此人口气不凡，相貌也威武，就放了他，交谈之下，对他大为欣赏，于是把他推荐给了萧何。这个仓库主任就是韩信。 　　在楚汉大战中，刘邦经常面临不利局面，老是被项羽追着跑。有一次，刘邦又跑路，坐的是兵车，司机就是他的老伙计、兵车部队司令夏侯婴。正跑着，路上遇见了刘邦的两个孩子也在逃命，一个叫刘盈，一个是鲁元公主。这兄妹俩一见老爸坐着车来了，像遇到救星一样呼喊。夏侯婴把他们弄上车，继续跑。 　　可是追兵太急，车沉马困，眼看跑不动了。大家知道，一到危急关口刘邦的流氓本性准犯，就是只顾自己死活，不管别人，这次也不例外。情急之下，刘邦好几次想用脚把两个孩子踹下去，可每次都让夏侯婴给拦住了，真蹬下去了，他就跳下车给抱上来，两个孩子吓得紧紧搂住夏侯叔叔的脖子不放。 　　夏侯婴毕竟是老司机，驾车技术一流，最终他们都脱离了险境。 　　以后，夏侯婴又追随刘邦打了无数恶仗，帮助刘邦夺取了天下，他担任的官职一直没有变过。刘邦死后，那个险些被踹下车的刘盈继承了皇位，就是汉惠帝。汉惠帝非常感激夏侯婴叔叔，就把长安城里紧邻皇宫的一处宅院给他，赐名为“近我”，意思是这样就能离我最近了。 　　到吕后、文帝执政的时候，夏侯婴仍然担任太仆，一直到汉文帝继位八年之后才去世。算起来，夏侯婴这个交通部长前后干了三十七年，估计可以创造一项世界纪录了。 　　谯县的夏侯氏，就是夏侯婴的后人。这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家族，虽然在夏侯婴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且早在西汉时就因为什么事被剥夺了封爵，成为平民。但在谯县当地，夏侯氏一直是响当当的大家族。曹家与夏侯家很早就开始通婚，这个传统以后还继续保持，使这两个家族结成了至亲的关系。 　　由于这层原因，夏侯家也把孩子送到曹府开办的私学里接受教育，这些孩子中，知道名字的有夏侯、夏侯廉、夏侯渊等，他们父辈的名字都已不可考，他们跟曹操是同辈，年龄也相当。夏侯和夏侯廉是亲兄弟，夏侯渊至少有兄弟三个，另两个已不知名字，其中有一个，生了个儿子叫夏侯尚，夏侯尚又生了个儿子叫夏侯玄，都是后世的风云人物。 　　夏侯渊另外一个弟弟，虽然不知道名字，但却很有意思，因为他是蜀汉大将张飞的岳父，还是蜀汉皇帝刘禅的外祖父。她的女儿在一次意外事件中嫁给了张飞，生下的女儿，又嫁给了刘禅，当了蜀汉的皇后。 　　少年时期的曹操，虽然不是一个用功听话的好孩子，但却跟曹氏、夏侯氏一帮兄弟们处得特别好。多年之后，他就是领着这帮兄弟纵横驰骋，开创曹魏基业的。 　　【六、曹氏接班人】 　　这一时期，曹操曾出过一次事，差点没了命。 　　根据《三国志·夏侯渊传》的记载，曹操不知道什么原因犯了罪，在谯县被抓了起来。 　　说起来少年时期的曹操也就是调皮捣蛋爱搞个恶作剧什么的，还不至于杀人放火。但这一回他运气不好，犯到了沛国相王吉的手上。这个王吉在《后汉书》中也有传，但那是在酷吏传中。酷吏是很可怕的一类人，说他们嫉恶如仇是好听的，其实他们是一群变态狂，到最后他们实际上已变成杀人取乐了。 　　这位王吉本来也是个读书人，但一直时运不佳，饱受社会的不公，直到他认大宦官王甫为义父，情况才发生了改变，他马上当上了沛国相，成为副部级的地方大员。 　　一个人被压抑得太久不是一件好事，一旦他掌握权力，昔日被压抑的那一面便会以另外一种形式爆发出来，变成一种偏激和残暴。历史上的酷吏往往都是这样炼出来的。 　　由于养父王甫在背后撑腰，由于年轻时有那么点小名气和小才气，更由于曾经被压抑得太久、经历的挫折太多，王吉治理沛国的手段与众不同。 　　王吉在沛国推行了一套严酷的白色恐怖制度，比法西斯还法西斯。对于各种大大小小的犯罪行为，他都在朝廷的律条之外做出新的司法解释，给各类犯罪者以超乎寻常的严厉打击。 　　比如小偷小摸行为，千万不能让王相国发现，在别的地方打二十板，在沛国就要打二百板，而且他还交代打板子的人，下手务必要狠。结果好多人撑不住，被活活打死了。 　　未成年人犯罪历来都会轻判，但王相国不这么看，只要犯了事，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重判。他还特别规定，有不孝顺父母的，或者父母遗弃孩子的，一经查实，全部活埋。 　　听起来不可思议，但那个时代的法律体系相当松驰，有时候判案拿的居然是儒家经典，比如《春秋》这样的书，所以量刑的自由度很大。 　　而且，王相国杀人的方式也很不讲究，他以杀人为乐。每次杀了人，还要将尸体碎尸万段，大卸八块地放在车上，游街示众。夏天尸体腐烂了，他就让手下人把骨头串起来，继续游街。 　　每当看到老百姓吓得惊恐万状、震怖瑟缩时，王相国就会觉得特别痛快。根据《后汉书》记载，王吉一共任沛国相五年，前后杀了一万多人。根据桓帝时的人口普查数字，沛国的总人口才二十五万。五年中，沛国老百姓因为他们的行政长官喜欢玩杀人游戏，仅此一项就使人口增长率净减百分之四！ 　　曹操在这个时候偏偏犯了罪，而且犯在了王吉手上。要知道沛国的监狱不是那么好坐的，小罪在这里可以变成大罪，活罪就能弄成死罪。眼看曹操凶多吉少。 　　说起来王吉没有专门跟曹家叫劲的理由，大家井水不犯河水，而且出身又相似，不说惺惺相惜，至少也不应该惺惺相斗吧？ 　　可这位相国的脾气谁也摸不准，他已经由打击犯罪变成了杀人取乐，进而发展成精神分裂症和臆想狂，一旦杀红了眼，就会六亲不认。不过现在还好，曹操被关在县里的监狱里，还没有报到沛国相那里，曹嵩赶紧四处找人疏通，争取在案子报上去之前把曹操放出来。 　　费了好大的劲，花了好多钱，才给出一句话来，说要是有人肯主动站出来把罪行承担下来，县里可以考虑放人。 　　夏侯渊第一个站出来愿意替曹操扛罪。这样曹操就被放出来了。 　　后来曹嵩又继续活动，费了很多周折，才把夏侯渊弄了出来。曹操究竟犯的是什么罪？因为没有其它记载，就成了一个谜。不过，推测起来，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平时喜欢恶搞，有时搞出了头，弄出一些乱子，倒是有可能，至于更严重的事件，可能性倒不大。对这件事，就连以抹黑曹操为唯一目的《曹瞒传》都没有记载。 　　这件事虽然过去了，但对曹嵩的触动很大。乱世，衰世，做个顺民很难，你不惹事事情也会来找你，要做就做个强者，否则家业难保。 　　面对听话却稍显软弱的曹德和不听话却激情迸发的曹操，曹嵩曾一度想把曹德培养成接班人。现在看来，这种想法必须改变，只有强者，才能保护曹家在乱世里不受欺凌。 　　到曹操十三四岁时，按照风俗，要给他定婚了。曹嵩为曹操选了一门亲事，对方也是谯县的大族，姓丁。 　　丁家是曹氏在谯县除夏侯氏之外另一个来往比较多的大族，曹操的母亲就姓丁，估计也出自这个家族。丁氏家族里的代表人物是丁宫，此时在朝廷供职，官至尚书。丁宫的儿子丁冲日后成为曹操的好朋友和事业上的坚定支持者。丁冲的两个儿子叫丁仪和丁，深得曹操的欣赏，并成为曹植的好朋友，因为卷入曹丕和曹植争夺继承人的斗争中而被杀。 　　曹操的首任妻子就是丁家姑娘，至于跟丁宫父子是什么关系，已经不可考了。曹操跟丁夫人成婚后一直没有孩子，多年后因为一些事她与曹操离婚。这是后话了。丁夫人还有个亲妹妹，嫁给了夏侯渊。 　　三国时代，江东乔玄（不是名士桥玄）有两个女儿，大乔和小乔，分别嫁给了孙策和周瑜，成为一段佳话；丁夫人姐妹两人分别嫁给了曹操和夏侯渊，也应该成为美谈。 　　第二章 目标，上流社会 　　〔作为太学生他不安心学业，心思都用在交友上，他频繁地拜访各地名士，希望得到他们的好评。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他就以令人吃惊的方式挑战了最有权势的那些人，在清浊分明的社会里，青年曹操开始了什么样的政治谋划？〕 　　【一、乱世激流】 　　在曹操十三岁的时候，三十六岁的汉桓帝刘志驾崩了，这一年距他亲自指挥诛杀梁冀一族，夺回政权已经八年了。 　　作为一个忍受十多年的压制和磨砺的有志青年，一个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较量并且凭借自己的果敢、智慧和领导才能取得最终胜利的年轻天子，开始的时候，刘志也想有一番作为，成为汉武帝、光武帝那样的一代明君。 　　刘志经常埋头于宫里的国家档案馆——兰台，翻出前代君王治理国家留下的档案资料认真学习。 　　在诛杀梁冀的那一年秋天，刘志草草处理完梁党的清查工作，虽然天气已经很冷，但他还是坚持在年内就开始了全国的巡游计划，第一站是西京长安。 　　来不及准备庞大的仪仗，天子的车队由虎贲和羽林卫士前后护卫着，缓缓离开了洛阳。桓帝下诏，凡是沿路所经过的县，每人赐粟三斛。汉代一斛为十斗，一斗粟约相当于今天的十三点五斤，一斛即一百三十五斤，三斛超过四百斤，基本上是一个人一年的口粮。 　　车驾到了关中，桓帝更慷慨，对设有前代陵寝的县镇，每人另外多赐两斛，京兆尹下属的长安县，每人更是赐粟十斛。当时，京兆尹的人口超过二十八万，如果其中仅五分之一生活在长安县，仅赐粟米一项也能达到天文数字。 　　桓帝的大手笔来自于他的底气。出巡之前，廷尉寺、少府寺以及洛阳县共同奏报说，查抄梁氏家族的财产，变卖后可得数十亿钱，有了这笔钱，刘志觉得自己是个阔皇帝。 　　但是，不好的消息随后传来，与长安近在咫尺的凉州刺史部所属的陇西、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爆发了羌人起义。虽然在东汉一朝，羌人从来没有消停过，但这次情况有些不同，八个部落同时起事，金城陷入危机。刘志下令调名将段前往镇压。 　　刘志也不敢在长安多呆，车驾匆匆返回洛阳。全国出巡计划仅进行了一站便无果而返，刘志十分不悦。 　　更大的苦恼随即而来，段在那边大搞种族灭绝计划，军事上虽然节节胜利，但军费开支也让朝廷招架不住。 　　桓帝也许很快会像他的多位前任一样明白一个道理，对羌战争是一个大坑，是把帝国引向崩溃的陷阱。在段后来上给朝廷的一份奏折里记述了前代对羌作战的财务支出情况，在永初至永和年间的二十一年里，共花费三百二十亿钱，平均每年超过十五亿钱。须知，当时帝国每年的税收才六十亿钱左右，这就意味着在此前二十多年里，朝廷每年都要拿出四分之一的税收扔到西羌这个无底洞里。 　　段司令打仗有一套，但花起钱来也不含糊，刘志抄梁家的三十多亿钱根本不够花。加上当初梁冀倒台时桓帝一高兴，曾下诏免除天下半年赋税，西巡长安时又大赏粟米，帝国财政顿时陷入严重危机。 　　延熹四年（161年），财政危机爆发，刘志下诏令公卿以下的公职人员全部减薪，并向王侯借一半的租税。即使这样也还不能支撑庞大的战争费用，第二年甚至连天子的虎贲、羽林卫士也接到了减半俸的命令。 　　快入冬的时候，虎贲、羽林卫士们都在等着换冬天的军服，却接到命令说，凡在营地值勤站岗没有外出任务的都不换装（住寺不任事者勿与冬衣）。朝廷里公卿以下各级公职人员的官服，原本也是朝廷供给，因帝国财政困难，当年的冬衣全部减半供给。 　　刘志没有想到，好不容易从梁家人手里夺回来的天下竟然是这样的，大司农卿作为财政部门的主管，天天愁眉苦脸，一见着皇帝就诉苦，刘志烦得干脆不见他。管理皇家财务的少府寺那边，虽然情况稍好，但也紧紧巴巴，刘志这个皇帝当得有点憋屈，既不能花天酒地，也不能大手大脚。 　　宦官和朝官士人们还在继续开打，把刘志夹在中间。好在刘志是一位平衡术大师，也是抹稀泥高手，同时又能装猪扮虎，他今天哄哄这个，明天吓吓那个，总之让谁都不能太得势，又让他们觉得皇帝始终站在自己这一边。 　　“五侯”过于得意时就收拾他们一下，士人风头起来了就培植新的宦官来压朝臣。在一系列平衡手段付诸实施以后，他对“梁党”突然也有了新看法，何不启用他们，把局面搅得更丰富些？于是，“梁党”成员陆续被启用，梁冀伏诛后被免官的胡广、韩演等人回到了朝廷，胡广担任太中大夫，韩演任司隶校尉。 　　不仅国事衰败，人事颓唐，连老天爷也跟刘志作对。延熹五年（162年），从正月里开始，皇宫和多处陵园发生了神秘的连环大火。 　　先是这一年的正月，南宫一个叫丙署的地方起火。紧接着四月的一天，埋葬着安帝的恭北陵东门起火，大火还没有灭，位于宫内的虎贲寺掖门也起火。五月，殇帝康陵园寝发生火灾。七月，南宫承善门内发生大火。 　　从正月到七月，共发生了六场大火，这些大火背后有没有不可告人的阴谋？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多数人已习惯于把这些突发事件与五行、天道、神秘预言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些事件不是人为而是天意。 　　这还不算，四月里洛阳发生了地震，虽然震级不大，没有造成严重破坏，但与那些神秘的大火联系在一起，就更加令人惶惶不安了。 　　还是四月，一匹惊马和一头从御苑中跑出来的大象居然闯进了皇宫，这两个家伙在宫内横冲直撞，引发了更大的不安。在五行学家们看来，失控的马预示着“马祸”，是政治衰败的表现。其实，这是一种附会，起码这一次不是上天的预言，而是一种正常的自然现象。联系到洛阳发生的地震，这次惊马和惊象事件很可能是地震的前兆。 　　后来又发生了更令人恐慌的事，延熹七年（164年）的一天，在德阳殿的御座上竟发现了一条大蛇。蛇是有鳞甲的动物，五行学家认为蛇预示了甲兵之灾。 　　刘志是东汉诸帝中最信五行学说和神秘预言的一个，这些事接连发生，让他心情沉重。更让他感到恶心的是，在野王山上发现了死龙。 　　延熹八年后，各种灵异现象发生的频率更高，不断出现神秘大火，一会儿这里地震，一会儿那边的河水原来清的突然变浑，原来浑的突然变清。 　　还有一次，是延熹九年三月，京师洛阳的居民突然发现夜空中有一团火光在飘动，看到的人无不感到恐惧。 　　如果是现在，这一现象将成为UFO爱好者探究的对象，但在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件事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上天在表达某种感受。 　　桓帝被这些事搞得很疲惫，中兴之事早被置于脑后，现在桓帝想，只要能平平安安地过好每一天就谢天谢地了。 　　这就是刘志最后的日子，他才三十多岁，享受着人间最好的生活和医疗条件，享受着最高的权力，但他的生命活力还比不过一个农夫山民，他被周围的一切折磨得无比虚弱。 　　他终于死了，死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政治遗言，没有留下爱和恨。更要命的是：没有给帝国留下一个小太子。 　　桓帝刘志驾崩于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第二天，以太尉陈蕃为首的内外朝官员一致尊皇后窦妙为皇太后“临朝”，主持帝国的工作。 　　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先皇帝驾崩，皇后升格为太后，临朝，酝酿新皇帝人选，太后和外戚总揽朝政。 　　程序确实如此，但不同的是，这次主角换了，太后和外戚不姓梁而姓窦。 　　在太尉陈蕃和皇后的老父窦武一手策划下，河间王刘开的曾孙、解渎亭侯刘宏登上皇位，这就是灵帝。刘宏是个亭侯，比刘志的县侯矮了一级；刘宏本年十二岁，比刘志当年小了三岁。陈蕃和窦武联手之后，势力很强大，朝野上下无不对他们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一鼓作气，铲除日益不得人心的宦官集团。但是，在这一轮拼死较量中，宦官们再次占得上风，陈蕃、窦武被杀，以曹节、王甫、侯览、张让为代表的新一代宦官重新把持了朝政。 　　大约在刘宏登基前后，曹嵩重新回到了洛阳，随后目睹了陈蕃、窦武被宦官诛杀的事件。此时距离他返回谯县守孝大约已有十年。 　　这时，朝廷中有大批官员因为受到陈蕃、窦武事件的诛连而被罢官。宦官们不断以灵帝的名义发布新的任命诏书，当然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心腹和亲属，同时，还有胡广、桥玄这样政治上相对温和的士人。曹嵩就是在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大司农卿的，这个任命远远超出了曹嵩的预期。 　　曹嵩被宦官阵营重用，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在近年来的多次流血事变中，他都是局外人，与各派没有瓜葛；二是朝廷官吏在短时间内大量减员，虽然宦官也任用了不少亲信作补充，但维护帝国的正常运行更需要一些专业型官员；三是曹嵩是曹腾的养子，尽管大长秋已去世多年，现在的宦官大多与大长秋没有多少私人来往，但作为前辈，曹腾的威名仍在。 　　大司农卿是九卿之一，正部级官员，负责帝国的经济工作，农业、水利、仓储、手工业、商业流通都管，同时还是帝国的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除皇室之外的财政支出都由大司农卿来调配。从灵帝永康二年（168年）开始，曹嵩在这个职位上供职多年。 　　【二、不安分的太学生】 　　熹平元年（172年），曹操即将年满十八岁，曹嵩决定让他到洛阳来，进太学读书。于是，曹操第一次远离故乡谯县，来到了京师洛阳。 　　作为帝国的最高学府，同时也是各级公职人员的培养基地，太学是所有读书人心中向往的地方。前朝初建太学时，规模仅五十人，后来逐渐扩大到三千人，王莽时更是扩大到上万人。太学归九卿之一的太常卿管辖，太学的老师称为博士，太学的校长称为博士祭酒。“祭酒”就是在社交活动中担当首席的那个人，如“军师祭酒”，就是首席军师，也就是参谋长。 　　太学招生实行推荐、考试加保送的办法。地方上以郡为单位可以推荐本地优秀学子入学，有固定的名额。此外，在当时组织的一种明经考试中，凡取得优异成绩的，也可以入太学学习。保送的对象是公卿官员之子，品秩在六百石以上的官员，都可以送一名子弟到太学学习。曹操入太学，走的就是这条路。 　　从熹平元年（172年）到熹平三年（174年），曹操一直在太学学习。这里的教育完全按照儒家经学标准模式进行，重点讲授五经，又按五经家法的不同，分别设立不同的专修方向，类似于不同的系。 　　这些系不教别的，教的都是经学，太学其实就是经学院。 　　但曹操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他是一个偏科生。在校期间，他的兴趣一是博览杂书，另一个就是广交朋友。 　　这个高干子弟、亿万富翁家的长子、从沛国谯县来的小个子青年，以他的爽朗、率直、慷慨和好交往赢得不少同学的好感，很快成为太学里的活跃分子。 　　这些同学有依靠家庭背景入学的，也有不少是全国各地推荐来的优秀青年，能跻身太学，个个都不简单。 　　这些人带来了各地的新闻，有奇谈怪事、风土人情，也有山川风物、历史传说，曹操最喜欢跟大家聊这些话题。 　　关于曹操的太学生活，史料实在太匮乏，但从零星的记述中，可以推测曹操在此期间可能接触过下面这些人： 　　王俊（也作王隽），字子文，汝南郡人，与曹操关系最好，后来，王俊避乱到武陵郡，曹操征刘表时他刚好去世。曹操曾经亲自到河边祭奠他。 　　周颀、周昂，来自于会籍郡的周氏家族，这个家族在扬州刺史部有一定势力。多年以后，他们在关键时刻曾支持过曹操。 　　刘勋，字子台，琅邪郡人，后来做过沛国建平县长、扬州剌史部庐江郡太守等，最后归附曹操。 　　许攸，字子远，南阳郡人，也是一个活跃分子，交际很广，后来与袁氏兄弟关系尤其密切，官渡大战时从袁绍阵营投奔曹操。 　　张邈，字孟卓，东平国寿张县人，家境富裕，年龄稍大，是一个侠士，一边上学一边交结各路英豪，后来与袁绍、曹操的关系均很密切。 　　还有一个人，曹操总想结交他，但没有成功。这个人叫宗世林，南阳郡人，是太学里的学生明星，曹操主动找他想交朋友，但他却对这个宦官养子家的后人不感冒。 　　在一次聚会上，曹操和宗世林都在，曹操一直想跟宗世林说话，但没有机会。后来宗世林起身离席，估计是上洗手间，曹操抓住机会跟上去，拉住宗世林的手，想与他交往。但宗世林一点情面都不留，表示拒绝。 　　这件事在曹操的心里留下了伤害。越是心里自卑的人，越渴望别人的尊重。他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后来曹操当了司空，让人把宗世林找来，接到许县。 　　曹操说：“这一回可以交个朋友了吧？” 　　宗世林回答：“松柏之志犹存。” 　　这件事记录在《世说新语》里，它说明，太学读书期间的曹操，多么渴望交结更多的人，得到大家的认可。 　　这是一个舆论可以左右一切的年代，就连炙手可热的宦官们，有时也不得不向舆论低头。 　　曹腾的生前好友桥玄此时担任司空一职，是外朝的领袖之一。因为祖上的关系，曹操到桥前辈家去的比较多，桥玄对这个年轻人格外器重。 　　桥玄字公祖（不是那个大乔、小玄的父亲乔玄），是梁国睢阳县人，他是从县政府科长（功曹）一路干上来的实务型官员，一生廉洁自守。 　　桥玄善于评点人物，在清议界拥有一定声望。桥玄第一次见到曹操，就觉得这个青年很不一般，他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意思是：现在天下将要大乱，不是经邦济世的人才是不可能使天下安定下来的，能够安定天下的，大概就是你了。 　　桥玄还说：“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意思是：我见过的天下名士多了，没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你要好好努力。我已经老了，愿意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你。 　　这是极高的评价。显然一个六七十岁的大名士兼朝臣领袖不需要对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年轻人表示恭维，桥玄的确看出来曹操身上的与众不同之处，他对时局的判断，以及对曹操未来发展的判断，都是完全正确的，这说明桥玄作为清议界的权威之一，不是徒有虚名。当时还有一个名士特别赏识曹操，也愿意在死后“以妻子儿女相托”，这个人是党人领袖李膺的儿子李瓒。他对曹操十分推崇，经常向别人推荐他。 　　李瓒临死时，对儿子李宣等人说：“国家即将大乱，天下英雄没有一个能超过曹操的。张邈虽是我的好友，袁绍虽是你们的亲戚，但你们也不要投靠他们，你们一定要去投靠曹操。” 　　获得了两个重量级人物的推介，曹操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但桥玄认为还不够，他建议曹操应当找清议界最负盛名的汝南许氏兄弟，通过“月旦评”这个平台进一步扩大知名度，桥玄为此还给许氏兄弟写了一封推荐信。 　　汝南郡有一对堂兄弟，名叫许靖和许劭。二许凭借识人之术，在家乡清河的小岛上开办了一个讲坛，每月初一命题清议，评论乡党，褒贬时政，不虚美，不隐恶，不中伤，辩人之好坏，分忠奸善恶，或在朝或在野，都在品评之列，凡得好评之人，无不名声大振。 　　曹操怀揣桥玄写的推荐信兴冲冲跑到清河岛，却遭许氏兄弟冷遇。二许对于这个宦官后人一开始不愿意做出评论，后来经不起曹操的死磨烂缠，加上桥玄的面子，许劭最后还是送给曹操两句很有名的话：“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 　　对于这个评价，曹操相当满意，这趟汝南郡之行没有白跑。 　　此外，曹操还得到了名士何的高度评价。何很有名气，与李膺、范滂等党人交往很多，他是一个侠士，喜欢交结天下英雄，善于做一些幕后策划工作，日后成为袁绍的得力助手，是袁绍秘密组织“奔走之友”联谊会的骨干成员。 　　何见到曹操，交谈之下也给予了很高评价：“汉家就要灭亡，能够安定天下的，必定是这个人了。” 　　太学期间的生活是忙碌的，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两年过去了。举行完秋射大典，曹操这一批太学生就要毕业了。 　　【三、成为政坛新锐】 　　毕业的太学生，一般由国家负责分配工作，根据成绩随才而用。 　　各郡来的贫寒子弟学业期满后很多都要返回乡里从事教学工作，或者在地方政府里被征辟为吏，慢慢走上仕途，也可通过举孝廉察举等方式进入官员行列。 　　公卿子弟则有一条更便捷的通道，他们可以直接被征为郎，即宫中或朝廷各机构里的实习生，根据实习情况再由朝廷正式分配到政府部门工作。 　　曹操在二十岁成人冠礼之后，在家乡沛国被举为孝廉。 　　孝和廉是汉朝选拔官吏的两个科目，孝指孝子，汉朝以孝治国，很看重一个人在这方面的品行；廉即廉洁之士，有清廉的操守。二者合称即孝廉。 　　除了从太学毕业进入仕途之外，被地方推举为孝廉也是一条重要的入仕方法。其名额实在有限，东汉规定以郡和国为单位，二十万人口以上的每年只能推荐一个人为孝廉，二十万人口以下的，每两年推荐一人。 　　东汉不到一百一十个郡国，按照这个标准，每年能成为孝廉的只有几十人。这些人跟太学生一样，先被授为郎官，在天子身边或朝廷其它部门实习一段时间，然后可以到地方政府任职，也可以在中央政府任职。 　　曹操被推举为孝廉，其家庭背景无疑占有重要分量，没有在朝中身居九卿要职的父亲，曹操被推举为孝廉的可能性基本上没有。不是他不够优秀，而是这种二十万里挑一的选举，跟买彩票中大奖差不多，实力不重要，重要的是运气。 　　被举为孝廉后，按惯例曹操被聘为郎官，即朝廷的实习生，这段时间主要是熟悉朝廷行政运作程序和礼仪，等待正式分配工作。 　　郎官转为正式官吏，一般品秩在四百石到六百石之间，其中担任县令或县长的最多。郎官实习快要结束时，由所在的实习部门出具个人鉴定，然后由尚书台统一安排任职。 　　这时，洛阳令司马防升为河南尹，曹操特别渴望能得到洛阳令这一职务。洛阳令虽然是县令一级，但却是其他任何县级行政长官无法比拟的，在帝国权力机构中占据重要位置。洛阳令的品秩也比一般县令要高，为一千石，而其他县令仅为六百石，县长为四百石。县令和县长都是县一级的行政长官，所在县超过一万户的称为县令，不足一万户的称为县长。 　　要得到洛阳令，有两个人很关键，一个是原任洛阳令、现任洛阳令的上司河南尹司马防，另一个是主管二千石以下官吏选任的朝廷秘书局人事处处长（尚书台选部尚书）梁鹄。司马防即司马懿的父亲，是司隶校尉部河内郡温县人，也是士族大家出身。他不怎么好说话，也许看不起曹操的出身，也许听说曹操学习成绩并不怎么样，总之不愿意推荐曹操为洛阳令。但碍于曹家的影响力，勉强推荐曹操为洛阳令下属的洛阳北部尉，品秩四百石。 　　就这样，曹操没有得到洛阳令一职，被任命为低一级的洛阳北部尉，归洛阳令管辖。 　　一般的县，县令或县长之下设有都尉一职，负责本地的治安，相当于公安局局长。洛阳人口众多，地位重要，在东、西、南、北各设了一个都尉。洛阳北部尉，就是洛阳北部地区公安局局长，拿易中天先生的话说，是个副县级。 　　曹操对这项任命相当不满，多年以后，曹操再见到司马防时，他已经是魏王了，司马防的儿子司马懿、司马朗都在曹操手下做官。曹操有挥之不去的怀旧情结，这回又像对待宗世林那样，让人把老上司接来设宴款待。曹操说：“如果换作现在，你还推荐我做洛阳北部尉吗？”司马防回答：“当初举荐大王时，大王您只适合为尉呀。” 　　曹操于是大笑。 　　曹操虽然只得到一个副县级公安局长的职务，但他没有气馁，而是努力在这个岗位上干出点成绩来，以期引起外界的注意。 　　他一到任，就把官署的四门修缮一新，还做了不少五色大棒，悬挂在各门口，规定凡违反治安条例的，无论平民还是权贵，一律五色棒伺候。 　　前面说过，东汉的行政执法体系比较乱，尤其是执法环节，伸缩的余地很大，一个副县级的公安局局长，手里也握有生杀大权。 　　曹操的这番做派，分明是要引起各方面的关注。当然，他也有另外的选择，比如在这个岗位上慢慢干下去，通过勤恳工作，搞好与辖区内群众的关系，做些好人好事，慢慢提高声誉，得到上面的认可，等待提升的机会。 　　这需要忍耐，也需要时间。但曹操需要的是尽快向世人证明，自己是治世的能臣，也是乱世中的英雄，他渴望建立功业，不是在漫长的未来，而是在眼前。 　　偏巧，这个机会就让曹操等来了。在一次夜间巡查中，曹操带人遇到了一群不速之客，对方违反夜间禁行的命令让曹操抓个正着，领头的人是当朝红得发紫的大宦官蹇硕的叔父。 　　曹操不管对方是谁，立即下令大棒子伺候，并且悄悄嘱咐手下：尽管往死里打！一顿暴揍之后，蹇硕的叔父一命呜呼了。 　　这是曹操刚上任几个月时就做出来的惊人之举。在常人看来，这件事也太生猛了，毕竟对方不是一般人物，结下了如此的深仇大恨，蹇硕能饶得了你吗？ 　　但是，经过思考和判断，曹操看到形势对当权的宦官未必有利，这件事不至于酿成太大的危机，所以值得一试。对于已经亲政的灵帝来说，平衡宦官、党人、外戚的关系本来就已颇费脑筋，此时如果再因为一个宦官叔父而发起报复，则必须考虑事件造成的后果，更何况蹇硕的叔父的确违反了夜间禁行的命令。 　　曹操甚至想好了，最好因为此事自己落个撤职查办什么的，丢掉这个微不足道的四百石小官，收获的可能会更多。但这件事不声不响地过去了，从蹇硕那边没有传来一丝要报复的消息，而曹操棒杀权贵的事情却瞬时在京师传开了，“京师敛迹，莫敢犯者”。 　　曹操声名大振，以前没有听说过他的人，这一回也都知道了洛阳城里有个年轻的曹局长。对于这个结果，曹操心里相当满意。 　　但是，有一个人的看法却刚好跟他相反。 　　【四、遭遇短暂挫折】 　　对曹操棒杀蹇叔行为持完全否定态度的是他的父亲曹嵩。对于儿子这次所谓的壮举，曹嵩只想给予两个字的评论：幼稚。 　　在曹嵩看来，即使想表达与宦官阵营的决裂，也断然不能采用如此简单粗暴的方法。权势熏天的蹇硕在一个区区四百石都尉面前丢了面子，他一定会想办法找回来的。 　　想到这些，曹嵩觉得很可怕。他一面动用养父留在宫里的关系，试图与蹇硕沟通；一面苦思冥想，看有什么办法让曹操脱身。 　　蹇硕那边仍然很平静，既没有立即展开报复，也没有想跟曹家化解恩怨的意思。这让曹嵩心里更吃不准。 　　曹操依然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继续当他的公安局长，而且干得更带劲，领着一帮属下整天抓社会治安，把辖区内治理得井井有条。一些作奸犯科的人，都逃到其他三个区躲起来。久而久之，曹操的名气更大了。 　　蹇硕不实施报复计划，曹操心里反而有一丝失望。在他的计算中，蹇硕应该恼羞成怒，立即将他免职，投入北寺狱。 　　如果那样的话，曹操相信，太学生们会第一个起来营救他，他们会到北宫外集体上书，为他鸣冤。还有士人朝官，知道他与不知道他的，都会蜂起而奏，把他当成威武不屈、刚直不阿的英雄。 　　这不是曹操的空想，当时有一股直之风非常盛行。所谓直，就是明知不是对手，也要站出来与权贵单挑。因为他们知道，背后有强大的舆论支持，尽管会面临受迫害的危险，但同时也会获得巨大的社会声望，知名度一夜暴升。 　　有一个例子，很说明当时的这个风尚。主角是著名党人领袖李固的儿子李燮，李固被梁冀诬杀之后，李燮四处逃亡。后来桓帝杀了梁冀，李固成了与梁氏集团长期作斗争的英雄，桓帝四处打听李固后人的消息，终于把李燮找了出来，拜他为议郎。 　　这个小李跟他父亲老李一样耿直，官虽不大，却嫉恶如仇，尤其对宦官及其爪牙，小李声称见一回打一回。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个叫甄邵的人，这厮品质恶劣，出卖朋友、投靠宦官，最差劲的是一次遇着要升官，不巧他母亲死了，按制度来说本人要回家守孝三年，可这样一来升官的机会就会错过。 　　甄邵偷偷把他娘埋在马棚里，等拿到委任状以后才发丧，道德水平差到如此地步。但他投靠宦官，官场上一帆风顺，没有人敢惹。 　　小李也知道这个人，早就看他不顺眼，这回恰巧遇上，怎能放过？他下令让随从把甄邵的车子推翻，扔到沟里，上去将其一顿暴揍。打完之后还不解气，小李找来一个条幅，批了几个大字：“谄贵卖友，贪官埋母”，挂在甄邵的背上，让这小子游街出丑。 　　事情过后，李燮竟然什么事都没有，反而名声更大。 　　这是因为宦官们权势虽大但内心很虚，尤其一涉及到民意、舆论，他们更是胆颤心惊，在貌似强大的外表下，他们实则有一颗脆弱不堪的心。 　　直的人之所以不害怕宦官报复，是因为这件事情已然被他们闹大。这是全部的要领，一定要闹大，成为舆论的焦点，这样结果只有一个：风平浪静。吃了亏的也不敢立即报复，否则反而成全了闹事的一方。 　　所以曹操棒打蹇硕叔父时偷偷告诉手下往死里打，打而不死，就是没有闹大，减弱了事件的影响力，反而对己不利。 　　蹇硕按兵不动，也许是想发作但却找不到发泄口。蹇硕或许这样安慰自己：你狂，让你狂，你小子等着点，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曹操等不了那么久，他心里希望来一场风暴，而他居于风暴的正中心，他要利用这场风暴使自己的人气进一步飚升。 　　但依然是什么事都没有。到了熹平五年（176年），他任职满两年，按照制度有关部门将对他进行述职考核。结果出来了，他居然考核为上等，这意味着他可以升一级。 　　有关命令随后下达，他被任命为顿丘县令，品秩提高到六百石。 　　这个任命有什么背景我们不得而知，是蹇硕等人的阴谋，还是曹嵩为了使儿子避祸而争取的结果？似乎都有可能。 　　但这不是曹操希望的结果。可没有办法，他必须离开洛阳，告别父亲，前往顿丘上任了。 　　对于这两年在洛阳的任职经历，曹操自我评价还不错，后来常常回忆。有一次征孙权，曹操留下儿子曹植守邺县，曹植刚好二十三岁，与曹操当时年龄相同。曹操告诫曹植说：“我当年担任顿丘令的时候，也是二十三岁，回想之前在洛阳的所作所为，至今无悔。”曹操临终前的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冬天，他从汉中前线回师路过洛阳，还特意关照有关方面把洛阳北部尉的衙署重新整修一下。 　　现在，曹县长要去顿丘上任了。 　　顿丘县在兖州刺史部的东郡，离东郡治所濮阳县很近。比曹操大十岁左右的袁绍，几年前曾在濮阳担任过县长。如今的袁绍，因为母亲去世的缘故，正呆在汝南郡的家中守孝。东郡在洛阳的右翼，因为同在黄河沿岸，所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自古以来多有大的战事在这里发生。顿丘县虽然不大，但因为接近黄河和濮阳，所以也是一个重要的县城。 　　但是，这里远离京师，远离家人和朋友，二十三岁的曹操只身一人，心里充满着孤独和惆怅。一个任期至少两三年，他不知道这段日子如何打发。 　　然而，只不过几个月，他就不用作这样的担心了，因为更不顺心的消息随后传来：他被就地免职了！ 　　这倒不是蹇硕等人背后使了手脚，而是曹家受到一门婚姻的连累。前面提到，在曹操的同辈人里有一个堂妹，嫁给了一个叫宋奇的人，而宋奇的姐姐，正是灵帝刘宏的皇后。 　　灵帝刘宏成年后，所立的第一个皇后就是宋皇后，那是建宁四年（171年）的事。宋皇后身为后宫之首，但却不受灵帝宠爱，在后宫这个充满流血斗争的地方，注定要成为他人攻击的对象。 　　宦官王甫等人也不喜欢宋皇后，于是伙同其他嫔妃一共诬告宋皇后与一桩谋反案有关。结果宋皇后死于宫里的监狱（暴室），宋氏一族被诛杀，包括宋皇后的弟弟、曹操的堂妹夫宋奇。因为这桩婚事，曹操被免职。按理说，担任大司农卿的曹嵩也应该在免职之列，但史书并未有明确记载。 　　二十多岁，正是风华正茂之际，接连遭遇仕途的不顺利，曹操有点烦闷。 　　因为诛杀了蹇硕的叔父，曹操与蹇硕结下了仇。如今另一个大宦官王甫因为宋皇后的关系，也势必与曹家成为对立面。看来，洛阳暂时不能回去了。 　　于是，曹操打定主意回谯县老家，在那里好好休养一番，读一读书，思考一下未来。 　　【五、涡水结缘】 　　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冬天，曹操在顿丘县令任上被罢官，回到故乡谯县，这一年他二十四岁。 　　自十八岁离开谯县，一晃已经六年。这些年来，他在外面学习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也结交了不少朋友。 　　但是，现在他突然间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人。宋皇后被废发生在仓促之间，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天子对这件事的态度以及是否还有后续动作，决定着曹家人的命运。 　　曹嵩让人捎回一封信，叮咛曹操短时期内务必不要回洛阳，在谯县的活动也尽可能低调，不要抛头露面，专心闭门读书。 　　风云陡转，昨天还渴望施展抱负的人，今天就被阴霾压得喘不过气来。 　　但曹操心里还算平静，他相信一切都会变，而且会来得比较快，不仅是他个人和家族，还包括整个天下。在与桥玄、何、许劭等这些名士的交流中，他切身感受到局势将发生重大变化。天下大乱，刘汉的江山将分崩离析，尽管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相信，但那将是不争的事实。天下大乱，将因宦官们的专权、贪腐而引起，也将以这群无耻之徒的灭亡而收场。 　　曹操对兵法产生了兴趣，从尉缭子到司马法，凡是能收集到的兵法著作他都悉心研读，读得如痴如醉。最近，他开始读一本叫《孙子兵法》的书，作者是战国时期的将军孙武。如今，《孙子兵法》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在曹操之前，知道这部书的人确实很少。兵书在汉代是与违禁物品等同的东西，不仅正规学校和图书馆里看不到，就连在公开场合拿出来，都被视为有罪。 　　这个罪是谋反大罪。一个老百姓，不打算谋反读兵书干什么？所以只能偷偷地读。 　　曹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这部书的。这部书对战争有详细的描述，内容广泛，文字简约但却极为深刻，不仅讲战争理论，还有很多战争方面的实务。既是理论教材，也是操作指南。 　　曹操每天在家里读书，很少出门。自家的几个兄弟姐妹，除二弟曹德在洛阳陪父亲外，其他人都在家料理家业。堂兄弟中曹仁、曹洪他们几个不在谯县，曹仁带着弟弟曹纯到扬州刺史部做马匹、食盐生意去了，据说生意做得很大，还结识了不少江湖朋友和地方豪绅。前一段时间，由曹鼎出面给曹洪谋了个蕲春县长的职务。这样，曹洪跟曹操一样，都当上了县官。蕲春县也在扬州刺史部。 　　夏侯、夏侯渊兄弟倒是在家，曹操回来后，他们经常过来陪他。三个人经常到涡河边找个僻静的地方闲坐，聊小时候的事，也聊天下大事。曹操把《孙子兵法》介绍给他们，让他们认真读一读。 　　曹操告诉他们，天下将乱，乱世中要想自保，依靠的是实力，必须早做筹划。 　　夏侯氏兄弟在外面拥有很大的壁坞，也就是带有防卫工程的庄园，为了保卫本族人的安全，他们还招募家丁进行训练。 　　偶尔，兄弟几个也悄悄到县城最繁华的酒肆、茶楼和书肆里逛逛。在一个茶楼里，曹操遇到了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女人。 　　这个女人是个歌伎，史书上说她出身于“倡家”。汉代的倡家属于民间演艺团体性质，出入于权贵和有钱人之家，在宴席和聚会上表演歌舞、伎艺，是民间文艺工作者，没有其它方面的内容。 　　这种职业往往以家族为单位，一代代相传下去，称为倡家。曹操遇到的这个倡家，老板姓卞，叫卞远，祖籍琅邪郡的开阳县（今山东临沂）。卞远有个女儿，容貌美丽，是这个家族演艺公司的台柱子，这时候刚好二十岁。曹操对卞姑娘一见钟情，同行的夏侯氏兄弟看出了端倪，想到曹操的正妻丁氏至今没有生育，后娶的刘夫人又因病去世，曹操不妨再纳一个妾，使作为长子的他，可以多为曹家生几个男丁。 　　于是他们从中搓合，卞姑娘也愿意嫁到曹家，结束四处流浪的生活。于是，曹操在谯县正式娶卞姑娘为妻。 　　这个卞姑娘，就是曹丕、曹植的母亲，可惜史书并未记下她的名字。结婚前我们就称她为卞姑娘，结婚后称她为卞氏，等被封为王后、皇后的时候称她为卞王后、卞皇后，曹操死后称她为卞太后。 　　卞氏到了曹家，表现出与丁氏、刘氏不同的行事作风。丁、刘两位都出身大家族，人品不错，但没有经过多少磨难，对人生的艰辛没有切身感受。 　　卞氏不同，她不仅长得漂亮，身上有艺术细胞，而且长年流离在外，耳闻目睹许多事，一方面增长了见识，另一方面知道人生的不易，因此操持家务能够细心周到，处理事情井井有条，待人和蔼可亲，曹府上下很快对这个琅邪郡来的新夫人交口称赞。 　　曹操正妻丁氏一直未生育，第二位妻子刘氏生下了曹操的长子，取名曹昂，成年后取字叫子修。刘氏还生了一个女儿，即曹操的长女清河长公主，以后嫁给了夏侯的儿子夏侯。刘氏死得比较早，曹昂就转由丁氏来抚养。丁氏对这个孩子特别关爱，曹昂也很争气，长大以后文才武略都很突出。 　　曹昂二十岁时随父亲南征张绣，由于曹操的一个失误，导致曹昂在乱战中为救自己而被杀。对此，丁氏难以容忍，与曹操产生了严重隔阂。曹操一怒之下，把丁氏休了，遣回谯县老家。现在，曹操新娶了第三个夫人——年轻貌美的歌伎卞氏，正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之中。 　　就在这时，从京师传来皇帝的诏书，任命他为议郎，即刻赴任。 　　对于这次没有征兆的任命，曹操心里不仅没有喜悦，反而充满了不安。 　　这会不会是一次阴谋呢？ 　　【六、来到天子身边】 　　曹操有点多虑了，宦官阵营那边现在没有人惦记他，原因是顾不上。 　　曹节、王甫、蹇硕、张让等几大巨头最近的兴趣点发生了转移，不再是党人或后宫，因为这些都被一一摆平了。现在他们突发奇想，要策划一场对鲜卑和乌桓的战争，以此留名青史。 　　在对这场战争的指挥权上，这几个人都想露上一手，因此在暗中较劲，基本上把曹操给忘了。那怎么会突然重新起用曹操呢？况且，这个新职务也不同一般。 　　议郎和顿丘令品秩都是六百石，但地位却悬殊很大。县令算是基层干部，起早摸黑干工作，到头来皇帝连名字都不知道，而议郎是天子身边的人，主要职责是跟在天子后面“顾问应对”，就是说天子回过头来问你的时候，你能随时应对。议郎可以看成是天子的副局级秘书，天子身边的参谋和顾问。凡是能担任这个职务的，首先得有一定水平，天子不可能找个白丁当顾问。其次天子要信得过，经常跟在身边，必须可靠。一旦担任过这个职务，再出去的话就成了从“天子身边来的人”，身价不同凡响。 　　事实上，很多人以这个职位作跳板，很快便会有高升的机会，有的直接进入九卿的行列，有的担任刺史、郡守等地方要职。 　　事业正陷入低谷的曹操，迎来了令人艳羡的一次人生机遇。曹操虽然一时想不明白，甚至心里有些忐忑不安，但还是立即动身从谯县回到了洛阳。 　　后来曹操才明白，重新起用他的不是别人，正是灵帝本人。 　　灵帝废了宋皇后，杀了她全家，罢免了跟她有关系的所有人。事情过去之后，灵帝常常反思，是不是处理得过头了？ 　　宋皇后出身大族，受过良好教育，端庄贤淑，对待身边的人态度和善，史书称她“过恶无闻”。仅仅因为不受宠就落到这个下场，灵帝心里慢慢有些不安。 　　在这种情绪笼罩之下，一天夜里灵帝就做出一个梦来。他梦见前任桓帝刘志，刘志一见他就很生气，问他：“宋皇后有什么罪过，你听信邪孽，使其绝命？现在宋皇后自诉于天，上帝震怒，你实在罪在难救。” 　　梦得真真切切，刘宏醒来后惶惑不已。刚好身边有个太监，灵帝就把梦中的情节说了，问他是不是凶兆，如何化解。这个太监是羽林军的一个指挥官，名叫许永，刚好他很同情宋皇后，就替宋皇后说了很多好话。 　　灵帝跟他的前任桓帝一样，都深信五行学说，也信梦。但是，他要马上给宋家人平反，可这事牵涉的人太多了，不那么好办。但刘志还是做了一些弥补工作，他不露声色地恢复了一些受宋皇后案牵连而被免官者的职务。曹操的此项任命，就是这个背景。 　　此前，曹操曾经担任过郎官，即在宫内外各机构实习的准公务员，也曾经有机会进入宫内某个机构工作，但这样的机会比较小。顺帝以后，太学生、各地推荐的孝廉人数激增，加上特批的功臣、王侯子弟，要来宫里实习的人实在太多，安排不过来，所以有些郎官未必真的安排实习，担任郎官只是一种资历。 　　此次担任议郎，已经进入到朝廷官员的正式编制序列，办公地点设在宫内，它隶属于九卿之一的光禄勋，比较自由，直接受皇帝本人领导。议郎在宫里设有办公和休息的地方，和其他大多数在宫里办事的机构一样，他们五天赐汤沐一次，即工作五天休息一天。 　　这是曹操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天子。在太学的秋射大典上，曹操有幸目睹过灵帝的龙颜，但那时站得很远，根本看不清楚。 　　现在，曹操的日常工作就是在宫内值班，参加重要的朝廷会议和活动，在天子需要的时候随时来到天子跟前。 　　他有权从到尚书台那里查阅相关的文书和诏令，了解最新动态，以便及时向皇帝提出决策建议。 　　干这样的工作，混日子也容易，只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胡说八道就行。要想干好也挺难，必须有经验，有韬略，又得熟悉自己的老板——天子。 　　议郎没有固定的编制，少的时候几个人，多的时候二三十人。年纪大的多属学究型，都是经学、儒学方面的名宿，不管问什么前朝典故、经学疑难，都能对答如流，脑子里像装了个电脑硬盘。曹操想，这种人只能做崇敬的对象，学是学不来了。 　　年轻一点能进来的，都有点门路和背景，来这里大多是为了混资历，跟天子套近乎，只等有朝一日出去做大官。凡是这样的人往往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好表现，抓住一切机会在天子面前显露自己。如果再说一个共同点，那是好嫉妒，人家表现好了，自己一定会上去踩一脚。曹操是个新手，当学究太嫩，想表现一时间还没有资本，只能小心翼翼地干工作，还得随时提防别被人踩下去。 　　幸好同事里有一个人伸出了温暖的手，经常关照这个没有经验的新同事。这个人才华了得，品德高尚，深得灵帝信任。他，就是蔡邕。也许他出于厚道的人性，不想让这个曾经棒杀过蹇硕叔父的年轻人稀里糊涂地从这里被挤出去吧。 　　总之，从现在起直到光和六年（183年），前后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曹操一直担任着议郎的职务。根据史料记载，曹操至少有三次重要的谏言。 　　第一次是曹操上书为陈蕃、窦武平反。陈、窦事件发生时灵帝尚年少，在曹节、王甫等宦官的操纵下，陈蕃、窦武被杀。曹操旧事重提，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因为主要当事人曹节仍然大权在握（另一个当事人王甫已在一次宦官内斗中被诛杀）。这次上书的后果，是“灵帝不能用”。与上次棒杀蹇叔事件一样，宦官阵营也没有发起报复行动。 　　第二次是光和五年（182年）正月，这次谏言的起因是“谣言”，“谣”是民谣的意思。当时老百姓编了很多讽喻时事的顺口溜，把一些贪官污吏的丑事编进去到处流传，这玩意儿的传播速度一向很快，成为老百姓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事。 　　有些也传到了宫里，宫女、宦官也会了不少，灵帝听到了很生气，让三公牵头查一查，看看这些顺口溜里面说的事属不属实，都涉及到谁，并以此为线索往下挖，有犯罪行为的移送司法部门查处。 　　灵帝想查谣言本是件好事，但这种事一定要交给正直又敢碰硬的人去办，否则不如不办。灵帝交给三公，当时的三公是太尉许、司空张济和司徒陈耽，其中许和张济都仰宦官的鼻息，自己带头贪污受贿，怎么能把清查工作做好？ 　　陈耽虽然正直，但孤掌难鸣，而且三公素以太尉为首席，司空居次，他顶多是三把手，说了不算。结果清查名单出来了，一共二十六人上榜，这些人都是清正廉洁、不肯与宦官合作的人，应该在这个名单上的反倒一个没有。 　　陈耽出离愤怒了，他直接向灵帝上书，揭露事实真相，与陈耽同时上书的还有曹操，他认为三公拿出来的这个名单纯粹是颠倒黑白，是“放鸱枭而囚鸾凤”。 　　奏书“其言忠切”，灵帝终于被打动，开始怀疑三公报上来的名单。加上这时候有不少官员跑到宫门外上访，反映清查活动弄虚作假。于是灵帝下令重查，调查结果，确实是把鸾凤当成了鸱枭。 　　灵帝申斥了许和张济等人，但也只是申斥而已。对于上了名单的这二十六个人，既然查实是有德有才之人，灵帝下诏全部征为议郎。这样，光和五年正月，曹操一下子就多了二十多个新同事。 　　第三件事还是发生在光和五年。这一年从春天开始，各种异常现象又不断出现，包括旱灾、火灾以及神秘天文现象等，五行学说爱好者刘宏心里又不禁发虚，于是再次召群臣问对。 　　对于天子的问题，大部分人都打了马虎眼，说了些不知所云的话搪塞过关，只有曹操“争谏”，但也没有下文。 　　这让曹操认识到，政治的衰败已经很严重，靠他一个区区议郎改变不了任何事。而且，一再激怒宦官阵营，他终将成为这些政治群狼们打击的目标。六百石的官位不足惜，甚至搭上自己的性命也无所谓，可要因此危及到父亲以及整个曹家安危的话，曹操心里还是充满了顾忌。于是，曹操选择了沉默。史载：“是后政教日乱，豪猾益炽，多所摧毁。太祖（曹操）知其不可匡正，遂不复言。” 　　这不是曹操的个性，但他现在必须这样做。 　　【七、后宫里浴血争宠】 　　弘农郡杨氏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大族，他的代表人物杨震、杨秉父子以正直、刚毅、不屈不挠而著称。这个家族日后还出了杨彪、杨修这些名人。他们在与宦官的斗争中树立了名望，当杨秉以七十四岁的高龄去世后，群臣们一致推举他的儿子杨赐为灵帝刘宏的老师，在华光殿讲授《尚书》。 　　杨赐也是一个斗士，视宦官为寇仇。当年，在华光殿听杨赐讲课的不止刘宏一个，至少还有另一个学生在座，他的名字叫何进，字遂高，光武帝刘秀的老家南阳郡人，屠户出身，后来竟交上了好运。 　　何进有一个异母妹在宫里当贵人。在后宫等级里，贵人仅次于皇后，其下还有美人、宫人、采女等，何妹妹能混到贵人这一级，说明她不丑，能得到天子的垂爱。但何家不像窦、梁、邓、阎这样的世族大家，一个杀猪卖肉人家的姑娘，能在后宫里混到这个份上，应该可以光宗耀祖了。 　　何家的好运气远没有终结。一直没有儿子的灵帝，于光和三年（180年）突然添了一个儿子，即皇长子刘辩。自顺帝刘保以后，几代皇帝都没有子嗣。消息传来，从外朝的老臣到普通百姓都欢呼雀跃，而立下这一不世功勋的，正是何贵人。 　　在一片欢庆之中，有几个人突然发现这也许是个机会，这些人是曹节、张让等宦官。在宦官们眼里，本朝的皇后一直被几个世家大族垄断，结果造成了像窦宪、梁冀、窦武这样的强势外戚，对宦官来说这十分不利。 　　两年前，由王甫挑头，宦官阵营一起动手，废掉了宋皇后，原因之一就是宋氏之前就是外戚，宋家的势力不断上升、有成为另一个梁家和窦家的可能。 　　宋皇后被废，后宫女主人的位置一直空缺，刘宏和他的前任刘志有个相似之处，他们似乎都是博爱主义者，后宫嫔妃众多，受宠爱的贵人、美人也不少，谁来继任皇后，一下子还看不清楚。 　　现在好了，何贵人生下了皇长子刘辩，荣升为皇后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何贵人的出身，也比较符合宦官们的利益。 　　加上屠户家出来的孩子从小会说话、会来事，何贵人平时注意跟大大小小的宦官、宫女们搞好关系，尤其是对张让，还透露出想攀成亲家的想法。 　　经曹节、张让等人不断做工作，趁着天子还沉浸在长子出生后的喜悦和自豪中，灵帝下诏，册封何贵人为皇后。 　　不久之后，何皇后的妹妹嫁给了张让的养子，在新一轮竞赛中，宦官抢占了先机，与新晋的外戚何家结成了政治同盟。 　　早在何皇后还是贵人时，何进就受到了优待，先是作为同学有幸与天子一同接受大学者杨赐先生的教诲，然后成为灵帝近卫部队虎贲武士的指挥官，后来又官拜天下重镇之一的颖川郡太守。 　　在妹妹被册封为皇后的同时，何进接到命令，征召入朝担任侍中一职，不久之后又担任将作大匠、河南尹。从这几个职务的任命上可以看出灵帝对他有刻意栽培之意，侍中是天子的近侍，同样是高级秘书和顾问，但侍中比议郎的地位高，因为侍中可以自由出入禁中，是皇帝的贴身秘书，品秩为二千石，属于正部级。 　　将作大匠类似于建设部部长，虽不是九卿之一，却是准九卿。然后，何进出任河南尹，这虽是郡守一级，但却比任何郡守的地位都重要。 　　提到何进，如果你想到的还是一个杀猪卖肉的小子，一个靠妹妹的裙带关系爬上高位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何进，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大学士杨赐的学生、天子的同学，担任过近卫军指挥官、天子秘书、准内阁成员、地方大员，这是多么完整的一份履历！即使世家大族的子弟也未必都能占全。何进现在拥有这一切，有什么理由能阻止他在此后成为一个风云人物呢？ 　　曹节、张让他们要是早看到这一点，也许会后悔亲手制造出的这个新外戚。 　　不过，他们现在还看不到这一点。因为何贵人没有因为当上了皇后就换了个人，对宦官们依然谦卑，在张让的面前，何皇后更是以晚辈自居。这让宦官们非常满意，于是他们在灵帝面前使劲替皇后和皇后的哥哥说好话。 　　这个何皇后不是吃斋念佛长大的，而是专门杀生的，从社会的底层爬到人生的颠峰，她更明白只有学会斗争才能保住眼前的一切。 　　灵帝应该是喜欢何皇后的，不然也不会封她为贵人，但在灵帝的爱情观里，喜欢一个人不等于只喜欢一个人。灵帝喜欢的人还有很多，比如王美人，种种迹象表明，灵帝对王美人的喜欢程度比何皇后还高。 　　更要命的是，万一哪个嫔妃再给灵帝生出个男孩，何皇后的优势地位难免会受到动摇。灵帝可以立她为皇后，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废黜，前任宋皇后就是例子。 　　于是，在宦官们的帮助下，何皇后又玩起了桓帝梁皇后玩过的那一招，专门盯着后宫其他女人的肚子。有疑似怀上皇子的，一般都会神秘流产，好不容易生下来的，也会不明不白地夭折。 　　作为何皇后认定的第一号潜在竞争对手，王美人一直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但不巧的是：她怀孕了。 　　这让王美人陷入恐惧，她甚至找来堕胎药，但不知道是药性不足还是肚子里孩子的生命力太顽强，光和四年（181年）三月，这个孩子仍然来到了人间。 　　灵帝大喜过望，给孩子起名刘协，就是以后的汉献帝，很多年以后，成为曹操的女婿。史书上说，王美人快要生下这个孩子的那几天，总是梦见自己背着太阳艰难地向前走（负日而行）。但是，王美人在孩子出生几天后神秘死去，据说死前一直是好好的，喝了一碗小米粥后很快就断了气。桓帝得知后大怒，下令彻查。 　　调查的结果是，这碗小米粥果然与皇后有关。这其实在灵帝的意料之中，震怒之下，灵帝决定再来一次废后。 　　张让等人一下子慌了，好不容易找了个屠户出身的人当皇后，好不容易结成了儿女亲家，已经站到了一条船上，说废就废，岂不前功尽弃？ 　　张让发动了曹节等一大帮天子平时信任的宦官，在灵帝面前跪了一大片，又哭又闹，阻止灵帝的废后行动。他们还抓住灵帝贪财的弱点，表示将集资数千万钱为皇后赎罪。 　　灵帝动摇了，答应不再追究这件事。但是，他从此对何皇后态度冷淡起来，对于立太子一事，也绝口不提。 　　为了防止再发生不测，灵帝秘密命令将刘协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抚养。灵帝的想法是，等刘协长大之后就立他为太子。 　　后宫里的宦官大多跟何家人来往密切，为了把刘协推上皇帝的宝座，必须在宦官里物色新的亲信。灵帝把目光投向了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的蹇硕。 　　蹇硕，即将超越曹节、张让，成为宦官阵营里最炙手可热的人，因为他将破天荒地成为第一个手握兵权的宦官。 　　可怕的是，他是曹操得罪过的那个人。 　　第三章 燃向天边的怒火 　　〔假如没有黄巾起义，刘备、孙坚、刘表、陶谦等这些名字可能就会湮没在历史的长河里了；假如没有黄巾起义，曹操顶多成为一名“治世能臣”。黄巾起义的怒火照亮了一个时代，也给曹操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新选项。〕 　　【一、太平道要造反】 　　一个好端端的国家让不懂事的皇帝、穷凶极恶的宦官以及好斗的朝臣们折腾成了这样，国败民穷、社会凋零、政治黑暗，老百姓愿意吗？ 　　答案是：老百姓不愿意，他们正准备造反！ 　　其实早在安帝时，在现如今的四川一带，当时的益州、永昌、越等郡便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和农民起义，被称为“西南夷骚乱”，持续了50余年。帝国在这一区域的统治受到严重挑战，到灵帝时情况似乎更严重，天子跟前的部分家伙甚至提出一个馊主意：把益州从帝国的版图中分割出去。 　　此议虽然没被通过，但对此起彼伏的民变，帝国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 　　安帝统治十九年，爆发农民起义四次；顺帝统治十九年，爆发农民起义十三次；冲帝、质帝两位皇帝虽然还是小朋友，但农民起义丝毫没有忽视他们，也爆发了四次；桓帝在位二十一年，爆发农民起义十四次。 　　从安帝到桓帝，不过六十来年光景，记载在册的农民起义就多达三十五次。 　　这些农民起义来势都很猛，开始时都轰轰烈烈，一旦遭到镇压，就很快沉寂。其原因很多，有两条至关重要：缺少明确的思想纲领，没有特别牛的领导。 　　这种情况到灵帝时终于发生了变化。起义等来了一位猛人，他成了东汉帝国的掘墓人。这人是一个流民，纯粹的无产者，名字叫张角。他之所以能成为猛人，没有像其他数十个农民起义领袖那样，被杀后在历史上连名字都没能留下来，是因为他有文化。 　　有文化的人在那个时代是绝对的少数，张角有文化，所以可怕。张角喜欢看书，他最喜欢看的是一本叫《太平清领书》的书。 　　传说《太平清领书》的作者是著名方士于吉（也叫干吉、干室）。所谓方士，就是有方术的道士。所谓方术，是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东汉以后，“方士”这个词不太常用了，代替它的是“道士”。 　　于道士写的这本《太平清领书》，据说篇幅很浩大，分为十部，每部十七卷，共一百七十卷。里面内容庞杂，以老庄之道、鬼神信仰以及阴阳五行、神仙家的方术为基础，创造了一套极为神秘复杂的神学体系。这部书里既有老子的宇宙观，《周易》的元气论，也谈长生不老的修道思想。 　　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这本书真正想谈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在本书中，于吉陈述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设想，即太平盛世的建设纲领。他不仅描绘了太平盛世的模样，也阐述了要达到太平盛世，必须做到君明、臣良、民顺。 　　所以，这部书不是教人如何造反的，而更像是向君王提出的合理化建议。于吉的学生宫崇把这部书直接献给了顺帝刘保，刘保让大臣们讨论了一下，大家认为这是“妖妄之经”，于是把它封存在国家图书馆（东观）里。 　　桓帝刘志一直没有儿子，听人说有个叫襄楷的方士很有法术，就下旨召他进宫，帮助他生个儿子。襄楷不是专科大夫，治疗不孕不育不是他的长项，他能做的就是给皇帝弄一些所谓的灵丹妙药，这是他的特长。 　　桓帝吃了襄楷献上的药，可能有一定的效果，他甚为欢喜，给襄楷安排了工作。桓帝对他很是信任，处理国家大事遇到疑难问题时也经常向他请教。这个襄楷，是于吉的另一个学生，为了完成于老师的心愿，他旧事重提，再次将《太平清领书》呈报给桓帝。 　　可是，桓帝的兴趣只在能不能生出儿子，以及那些灵异事件如何解释，对于襄楷的治国理念没有太大兴趣。 　　后来襄楷与党人搅到了一块，在党锢事件中因为替党人求情而被治罪。襄楷出狱后，依然痴心不改，但这次他对皇帝失去了信心，开始把活动的重点转向民间，最后成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颠覆活动的专家，后面还会再讲到他。 　　张角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了这部书，也有说法称他是襄楷的朋友，二人志同道合，一个是理论家，一个是实践者，立即联起手来。张角对《太平清领书》佩服得要命，那些皇帝没有实施的政治纲领，他决心试试。 　　张角是冀州刺史部钜鹿郡（今河北宁晋）人，出身于社会下层。他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张梁，一个叫张宝。张角早年信奉黄老学说，对神秘预言学之一的谶纬学也深有研究，懂民间医术和巫术。他领着两个弟弟，手持一根九节杖，经常活动在冀州一带，用符水、咒语等为人治病，深得穷人的拥戴。名气一大，就有人跑来表示愿意给他当学生，张角开始吸收徒众。 　　没有想到，来的人越来越多，多到让张角感到吃惊。不过，他没有害怕，因为他是个有胆识的人，想干出一番大事业，于是琢磨如何把这些人组织起来。 　　张角深受《太平清领书》中政治主张和治国方略的影响，创建了一个民间宗教团体：太平道。其纲领、目标、教义、称号、教区组织、口号、宗教仪式、活动内容、传教方式等都依据《太平清领书》来设计。 　　当时社会上有大量的流民，这些失去土地无家可归的人都是土地兼并的受害者，没有人关心，也没有前途。太平道的出现，至少给了他们温暖和希望，所以不用动员，这些人都撵着跑着来入道。 　　还有一些人，虽不属于流民范围，但看到这个组织挺厉害，于是也加入进来，就像一些有钱人愿意给青红帮老大当门生一个道理，遇到事好有人罩着。这些人里，有基层官吏，也有宫里的宦官。 　　张角自称大贤良师，是太平道的总首领。他两个弟弟张梁、张宝自称大医，是太平道核心领导班子成员。他派出八个弟子到四面八方去宣传教义、发展徒众。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太平道势力已遍布全国十三个州中的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徒众达数十万人。张角把这些徒众划分为三十六个教区（方），大的万余人，小的六七千人，每个教区都设一个渠帅作为首领。 　　闹出这么大动静朝廷那边不知道吗？其实朝廷是知道的，而且很早就知道了。熹平六年（177年），灵帝的老师、时任太尉的杨赐和他的属下著名党人刘陶，分别上书灵帝，报告了这个民间组织的动向，请求给予关注。刘陶更是指出，据他得到的情报，张角的党羽已经潜入京师，活动于民众和官宦之中，大有觊觎朝廷之意，应速加侦缉，并诏令天下，重赏捉拿张角。不知什么原因，如此重要的上书竟然没有下文。后来杨赐因故离职，刘陶找个机会向灵帝寻问此事，灵帝居然莫名其妙地岔开话题，让他给自己编一本容易阅读的《春秋》。刘陶没有办法，只得到图书馆里埋头完成天子交付的新工作。 　　从各种迹象看，灵帝本人确实没把太平道当回事，甚至觉得有个民间团体把流民组织起来，教人向善做好事，还挺好。这种心理可以从灵帝意识形态变化的蛛丝马迹里寻找答案。灵帝这时已经开始崇信黄老之学，对老子的思想充满崇拜，他可能认为，这个同样视老子为先师的教派，与他的思想还有些吻合呢。 　　前来投奔太平道的人越来越多，人数呈几何倍数增长。张角想，既然事情已经干大了，想收手是不可能的，未来的结果只有两个：要么太平道消灭刘汉政权，要么太平道被刘汉政权消灭掉。 　　太平道的公关工作做得很出色，就连宫中的高级宦官封谓和徐奉都成为它的信徒，这样，朝廷中枢机构的消息很快就能送到张角的面前。综合分析各种情报之后，张角对形势做出了判断，他看出太平道和刘汉朝廷翻脸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谁先动手谁主动。张角马上召集几个大弟子和弟弟张宝、张梁商议，大家决定发动武装暴动，目标是推翻现政权，建立太平盛世。以冀州南部与司隶校尉部结合的邺县地区作为暴动中心，由张角全面负责，前线总指挥为大方首领马元义。暴动的时间定为光和七年（184年）三月五日。 　　这个日子选得很有讲究，它葬送了这次起义。 　　【二、精挑细选好日子】 　　即将到来的光和七年是甲子年，在六十年一轮回的历法周期中，甲子年是新周期的开始，让人联想到新天命的降临。 　　这一年的三月五日又是甲子日，也就是说，太平道确定的武装暴动时间，是更为难得一遇的“双甲子”。 　　张角和他的谋士们在选择暴动日期上可谓动了一番脑筋。但问题是，确定这一时间是在光和六年底，离“双甲子”还有三四个月，从筹备起义的角度说，时间充裕一点，可以把准备工作做得更细些。但从另外一个方面看，这又是致命的，那就是夜长梦多。 　　暴动是策划实施一场规模盛大的集体活动，参与的人数众多，涉及的区域广泛，在没有现代化通讯工具的情况下，沟通信息、协调各部行动、保证命令畅通已经十分困难，更困难的是，做这些工作的时候还必须完全保密。 　　像起义时间这种极端机密的事情，起义总指挥部竟然在几个月之前就已下达到基层，甚至还发布了起义口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在前线总指挥马元义带着他的骨干分子潜入京师后不久，洛阳城里的小孩甚至把这几句话编成了歌谣到处传唱。朝廷各办事机构的大门上，也时不时地出现用白土书写的“甲子”二字。 　　事后来看，这可是一大败笔。 　　起义军内部果然出现了叛徒，只要学过中学历史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个人，他叫唐周，济南国人，他是张角的弟子之一，在起义军内部属于高级干部。光和七年（184年）刚过了年，朝廷便接到唐周的密报，整个起义计划暴露。 　　有人遗憾地说，黄巾大起义都毁在这个唐周的身上，如果不出这个叛徒，起义的结果就会两样。问题是，如果没有唐周，张角、马元义他们就一定能于当年的三月五日这一天顺利发动起义吗？ 　　其实基本上不可能。不是因为东汉王朝强大到不能推翻，事实上东汉王朝已经很虚弱，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只要组织得当，推翻起来应该不难。问题在于，起义军不可能把保密工作做得那么好，保证在长达三个月时间里不出现第二个、第三个唐周。 　　由于唐周的告密，刘宏不敢再大意，他立即下令对马元义等骨干分子实施秘密抓捕。马元义被抓，处以车裂之刑。 　　然后灵帝清查太平道的徒众，他以通令（周章）的形式下达三公府、司隶校尉，派钩盾令周斌总负责，清查在宫省直卫、朝廷各办事机构以及百姓中的太平道信徒，很快查出来一千多人，全部予以诛杀。根据侦察到的线索，灵帝要求各州郡同时搜捕张角等太平道骨干人员。 　　起义军只好仓促起事，正史记载他们“杀人以祠天”。之后，张角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在冀州正式起义。起义军个个头戴黄巾，因此被称为“黄巾军”，但在官府下达的通缉文书里，一律称他们为“蛾贼”。 　　虽然动作仓促了点，但一开始仍然很顺手。黄巾军所过郡县，“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 　　东汉的地方政权如此不堪一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起义军深得民心，有长期准备，来势很猛，另一方面是东汉国家军制特点造成的。 　　东汉沿袭了西汉的军制架构，全国主要军力集中于南军、北军两大块。南军负责四方征战，是野战部队，北军即前面介绍过的北军五营，驻扎在洛阳附近，负责京师的防卫。北军之外，天子还有一部分近卫部队，如卫尉、虎贲、羽林等，性质与北军差不多。 　　这些都是中央军。除此之外，东汉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地方部队，即州郡不能典兵。郡、县以下虽设有都尉等职，如曹操曾担任过的洛阳北部尉，但他们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属于警察部队，而非正规军。 　　国家遇有事情怎么办？这项任务基本上都交给了南军。南军是一支常备部队，也是精锐之师，但不幸的事，此时此刻，这支武装力量却指望不上。 　　数十年来，南军主力一直奋战在西部和北部前线。在西部，帝国陷入与羌人作战的泥潭，进不可全胜，退不得脱身。在北部，虽然匈奴人暂时消停下来，但新崛起的乌桓和鲜卑，跟当年的匈奴人一样强悍不逊，你来我往陷入胶着状态。 　　帝国划出了几大边防区，设立护羌校尉、护匈奴校尉、护乌桓校尉等职，负责边境作战，所使用的主力，正是南军。也就是说，此刻帝国所能依仗的主力部队正担负着保卫边疆的重任，轻易调离不得。 　　面对已经军事化组织起来，虽然打仗不一定在行、但打起来不要命的黄巾军，州、郡、县统属的治安部队不堪一击。黄巾军节节胜利，京师洛阳震动。 　　朝廷一下子慌了神。宦官平时权大势大，但流血打仗的事从来没想过，朝官士人文的在行，与宦官斗、跟皇帝吵都不怕，但打仗从来没有弄过，面对四面开花的局面，一下子也傻了眼。看来看去，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一个人身上，仿佛只有他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颓。这个人曾经是曹操的同事，也是议郎，名叫皇甫嵩，是名将皇甫规的侄子。皇甫嵩字义真，安定郡朝那人，他的父亲皇甫节是名将皇甫规的兄长，曾担任过雁门太守。皇甫嵩少年既好诗书，也好弓马，是一个文武全才，在皇甫规的栽培下仕途比较顺利，担任过一段时间的议郎，目前担任北地郡太守，此时正好来洛阳出差。 　　北地郡属幽州刺史部的边境地区，在这里当太守与内地不同，主要职责是配合正规军对敌作战。因为有长期边防作战的经验，又身为名将之后，大家都想知道他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在灵帝主持的御前会议上，皇甫嵩列席会议，他不负重望，提出了化解时局危机的具体方案。这个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下诏各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组织地方武装，修筑防御工事，制造军器。其中，在洛阳周边地区各个方向重点构筑八个战略据点，即洛阳八关，分别是函谷关、大谷关、广城关、伊阙关、辕关、旋门关、孟津关、小平津关，每关设一个都尉，负责军事。 　　对现有的军事力量进行整合，主要是北军及天子的御林军，分路讨击冀州刺史部（中心是邺县一带）和颖川郡的黄巾主力。同时他建议将天子西园小金库里的钱和西园的厩马拿出来，以充实军力。 　　还有，就是推行政治改革，解除党禁，重新任用党人。 　　对于前两项，灵帝都认可，目前看来也只能这么做了。灵帝是少有的比较贪财的皇帝，自己建有小金库，属于个人财产，积累了大量钱财，现在国库空虚，筹备常规军费已经很吃力，根本拿不出来钱，只得由皇帝出血了。 　　但对于最后一条，即解除党禁一事，灵帝仍然犹豫。实行党禁是他做出的政治决定，解除党禁等于推翻自己以前的主张，面子上下不来，而且会不会因此造成混乱？ 　　从内心来说，灵帝比较讨厌党人，这些人一天到晚吵吵闹闹，不是对他进行批评，就是跟宦官找茬。与宦官比起来，灵帝更喜欢宦官。 　　而且，让灵帝感到困惑的是，当前要解决的是黄巾军，与解除党禁有多大关系呢？但是很快灵帝的思想工作就被做通了，一个叫吕强的宦官，只用一句话就让灵帝坚定了决心。他说：“听说黄巾军也在大量招募人才，如果我们不赦免党人，这些家伙难免会跑到黄巾军那里去。” 　　这一下灵帝总算是听明白了，立即下诏赦免党人。 　　吕强字汉盛，司隶校尉部河南尹成县人。从小即为宦官，担任过小黄门、中常侍，在宦官中是少有的正直之人，《后汉书》里有他的传，称他“清忠奉公”。 　　于是灵帝下令组建讨伐部队。在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曹操的命运也将发生又一次改变。 　　【三、灵帝的讨伐兵团】 　　光和七年（184年）三月，灵帝下令调整帝国的军事领导机构，升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坐镇洛阳，指挥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部设在洛阳城内的都亭。这是继梁冀、窦武之后，再次设立大将军，并且继续由外戚担任。 　　同时组建讨伐兵团，由何进兼任总司令。该兵团包括三支人马，约五万人左右。一支由新任命的北中郎将卢植统帅，讨伐冀州的张角，另外两支分别由刚任命的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统帅，讨伐豫州刺史部颍川郡的黄巾军。 　　东汉将军的名号比较多，也比较乱，不弄清这些就会影响到对史料的理解。有一个笨办法不一定准确，但却比较简单省事。 　　最高一级的是大将军，可以理解为上将；其次是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以及所谓的四方、四征、四镇将军，四方是前将军、后将军、左将军、右将军，四征是征西将军、征东将军、征南将军、征北将军，四镇是镇西将军、镇东将军、镇南将军、镇北将军，这些都是沿袭前代的固定称号，可以理解为中将；再下来，就是偏将军、裨将军以及杂号将军，杂号将军即临时起个名号，也称将军，如奋武将军、讨虏将军、扬威将军等，名目很多，均因事而设，事罢就撤，这些都姑且理解为少将。 　　这样理解未必准确。大将军的地位高于三公，车骑将军、骠骑将军等与三公同列，似乎把他们理解为元帅更妥当。但是，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上面的理解大体上还是可以的。中郎将就容易理解了，可以看做是准将，介于将军和校、尉之间。以后大家再遇到的时候可以先这么理解，至于东汉军队的编制，后面再作介绍。 　　在何进被任命为大将军前，帝国军队拥有高级军衔的将军还比较少，地位最高的名将“凉州三明”（即段、张奂、皇甫规）除投靠了宦官、又在宦官内斗中被杀的段外，张奂、皇甫规此时分别承担着西线和北线的防卫作战任务，他们的职务是护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大体上是个准将或大校。再往上的军衔，这时候基本上都空缺。 　　所以，灵帝一口气任命了一个上将、三个准将，已经是很破例了。 　　何进、皇甫嵩的情况前面已有提及，现在看看另外两个人的情况。 　　卢植字子干，幽州刺史部涿郡涿县人。他有几个明显特征，身长“八尺二寸，音声如钟”，八尺二寸约合现在一米九三。有资料显示，当时的人平均身高普遍低于现在，所以卢植往人堆里一扎，绝对是大高个，东汉要是组建CBA联赛，卢植即使打不了中锋至少也能打个后卫什么的。他声音洪亮，适合做配音演员或者演舞台剧。《后汉书》还说他酒量特别好，一次能喝一石酒（约合一斤装的二锅头六十多瓶，这种酒量实在不好理解）。 　　但卢植没有向体育界、娱乐界发展的打算，他的志向是做学问。他和日后的学术泰斗郑玄一道拜大名士马融为师。这个马融，除了是个大学士，还是外戚，他的一个表姨当过皇后，所以被称为“外戚豪家”。马大师有一个爱好，喜欢一边研修学问一边请些女演员表演歌舞（列女倡歌舞于前）。马大师性情超脱，他做这些事从来不避学生，讲课讲累了就把私人歌舞乐队叫到讲室里来消遣，别的学生都争着看，可卢植“侍讲积年，未尝转眄”，眼珠都不带转的。卢植谢绝了马老师的挽留，从马氏民办学院毕业回到家乡涿县当起了教书先生。他在教育方面挺有成就，学生里一口气出了两个名人：一个叫公孙瓒，一个叫刘备。 　　眼看就要混成一代名师了，但卢植心里很不满足，因为他“刚毅有大节，常怀济世志”。灵帝熹平四年（175年），扬州刺史部九江郡的蛮人造反，卢植因为“才兼文武”而被公府选中，由布衣直接拜为品秩二千石的九江郡太守。卢植还真有两下子，到任后三下五除二就把蛮人制服了，名声大震。 　　但在此时，他却以生病为由提出辞官。后来，朝廷多次征召，卢植实在没有办法，才来到洛阳，不过提出请求说只想担任轻闲自在一点的官职，于是被任命为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人志趣相投，整天待在国家图书馆（东观）里校书，补撰《续汉记》。在灵帝眼里，卢植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从事文化工作是极大的浪费。黄巾起义爆发后，便拜他为北中郎将，任命护乌桓中郎将宗员为他的副手，带领一部分由北军五营中抽调的兵士和临时征募的人马，讨伐冀州的张角。为了便于指挥，灵帝下诏卢植“持节”，即带着天子特颁的信物，形同天子亲自出征。 　　再说说朱俊。 　　在《后汉书》里与皇甫嵩合为一传的人就是朱俊，说明了他的名气和历史地位。 　　朱俊字公伟，扬州刺史部会稽郡上虞县人，家境较苦，小的时候父亲死了，母亲以贩卖一种叫缯的纺织品为业。朱俊年轻时担任过县政府的文书管理员（书佐），“好义轻财，乡闾敬之”。后来发生过一件事，让大家对他刮目相看。 　　朱俊有个朋友叫周规，“为公府所辟”，也就是在中央机关找到一份固定工作，这是一件让人羡慕的事。但是，他却干了件蠢事，差点去不成。 　　周规想现在要到京师任职了，得弄点路费、置装费，不能太寒酸，于是偷偷挪用了“库钱百万”。这当然是一笔大数目，部长级官员月薪不过一到两万钱，百万钱亏得周规也敢挪用。周规原来的想法是，反正这一去未必再回来了，就是以后被发现也奈何不了自己。但是，管后仓的人偏巧发现了，要周规归还挪用的钱，可这笔巨款已经让周规花掉了。 　　这个时候，朱俊帮了他。朱俊干了回小偷的勾当，偷的对象是自己的母亲。他们家虽然也不富，但朱俊母亲搞的是缯帛贸易，他把母亲的货物偷偷卖了，拿钱为周规解困。而朱俊的母亲，无奈失业了。 　　母亲恚责朱俊，朱俊说：“小损当大益，初贫后富，必然理也。” 　　朱俊的回答耐人寻味，他没有说为朋友两肋插刀、人要讲义气、不要把钱看得太重这些空话，而是说现在看是受到小损失，将来没准会因此得到更大的回报。说明朱俊对未来有远大的规划，也有深谋远虑。 　　他很快得到了回报。这时候上虞县县长叫度尚，这是一个老党人，以后群雄混战的时候他还会出现。度尚听说朱俊的事迹后连连称奇，把他推荐给会稽郡太守韦毅，再后来尹端接任韦毅，任命朱俊为郡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簿）。 　　熹平二年（173年），会稽郡许昭起义，尹端讨伐不利，被州刺史纠举，经过有关部门审理，处以弃市的刑罚。作为尹端的办公室主任，朱俊又干了件让人称奇的事，他带着一笔巨款到洛阳，拉关系、走后门，上下打点，费尽周折，把老领导的死罪改判为劳动改造（输作左校）。尹端保住一条命，但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朱俊也从不向别人提起。 　　后来交州刺史部梁龙造反，没有人能平息，光和元年（178年），派朱俊为交州刺史参与平乱。朱俊到任后，“斩梁龙，降者数万人，旬月尽定”。朱俊被封为都亭侯，食邑一千五百户，官拜谏议大夫。皇甫嵩是名将之后，有边疆地区与少数民族作战经验，卢植、朱俊分别在地方上平定过农民起义。从这三个人选的确定上，可以看出灵帝这回是真急了。以往出风头的事都被宦官垄断，就在数年前，宦官们还谋划过征鲜卑的军事行动。但那是形象工程，要玩真的，不能指望宦官，还要靠人才。 　　三路大军出发后，坐镇京师的最高军事统帅大将军何进也没有闲着，他开始组织招募战略预备队，并很快编成了一支骑兵部队。 　　而何进对这支骑兵部队指挥官的任命，让很多人大吃一惊。 　　【四、也是一个兵】 　　这支被赋予厚望的战略预备队共有五千人，其指挥官是骑都尉，任命公布后，虽然名字大家都知道，但很出乎意料。 　　新的骑都尉是议郎曹操。这一年他虚岁整三十岁。 　　都尉次于中郎将，中郎将次于各种名号的将军。如果把中郎将理解为准将，都尉就是校级军官。 　　东汉叫都尉、校尉的实在很多，前面已经出现过的有北军五营的校尉，还有司隶校尉、城门校尉、洛阳北部尉等。这些职务，除了司隶校尉更偏向于行政职务外，其它的都可以视为军队或警察部队里的校官或尉官。 　　具体说来还有些不同，县下面的都尉，如曹操曾经担任过的洛阳北部尉，估计应该是个上尉；而北军五营的校尉，则相当于上校。现在曹操将要履职的骑都尉，不是常规编制序列，下面有大约五千人，可以理解为大校。这个职务如果再上一级，就该是中郎将或杂号将军了。所以，曹操担任的这个新职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央直属骑兵独立师大校师长。 　　说到这里，必须谈谈东汉的军制问题了。 　　读汉魏历史，无论正史还是演义，往往感到其长于叙事或议论，而短于对历史细节的关照。比如，历史人物的出生时间，除了零星地夹杂在叙事之中外，大部分只能靠前后推理，实在推不出来的，后面写史的人只好用“？”来代替。所以，翻开历史人物传记，到处是这个符号。 　　历史细节的不足也表现在军队编制问题上，无论正史还是野史，要么简单化，要么模糊化，一般只说某某人带着几百、几千或几万人到某某地方跟某某打，而那个某某又是带着多少多少人，很少谈及双方部队的内部组织结构。军职里除了上面讲过的各类名号繁多的将军外，其下的各级建制要么不详细，要么很混乱，让人读得一头雾水。 　　其实，东汉的军队编制是很系统化、规范化的。其基本单位是军、营、部、曲、屯、队、什、伍，类似于现代军队的军、师、旅、团、营、连、排、班，但编伍方法和人数略有不同。 　　从下往上说：伍即五个人的战斗小组，是最基层的战斗单位，主官为伍长；二五为一什，主官为什长；二什为一队，主官为队率；二队为一屯，主官为屯长；五屯为一曲，主官为军侯。这样算下来，每曲的人数是五百人。 　　再往上，二曲编为一部，主官为军司马或别部司马（假司马、军假司马为其副职），是一千人；五队编为一营，是五千人，主官为都尉或校尉；二营为一军，人数为一万人，主官一般为校尉或各类将军。 　　这种编制方法，从秦到魏大体上没有变化，不过写史的往往是文人，对军事要么不重视要么不在行，于是留下来的史料中，一涉及这些方面读起来就比较费劲。 　　比如，曹操的这个新职务骑都尉，手下是五千人，如果按照正规的编制，应该是一营（不是现在的营），营是军以下、部以上的编制，这个营下面应该有五个部，约相当于五个团。 　　曹操自光和二年（179年）担任议郎到现在已经六年了。这段时间，除了偶尔上书之外，曹操没有更多的活动。后来，曹操连上书的事也很少做了，从来没有涉足军事的曹操，怎以会突然被委以如此重任呢？ 　　对曹操而言，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人生转折。但是，所有的史料都没有记录或探究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只好猜测。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曹操喜欢军事，并且有了点名声。曹操不好读死书，好读杂书，尤其是法家、兵家的著作。近几年，他酷爱一本叫《孙子兵法》的书，而且学有所得。他经常会与朋友们讨论相关问题。皇甫嵩担任北地郡太守前的职务恰巧是议郎，卢植也担任过议郎，如果曹操与他们刚好在一块儿共过事，他们应该比较熟悉，对于这个个子不高、但却干练果敢的青年，皇甫嵩或者卢植没准有过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张奂、张温等人的影响。张奂、张温可以算作上一辈的军事统帅，曹腾与他们的关系已如前述。这两个人在军界威望很深，并且仍然活跃于军界，虽然因为边境战事脱不开身，没有出现在清剿黄巾军的序列里，但在军事方面无疑保持着重要的发言权。如果曹操事先得到消息并求助于他们，他们的建议应该在灵帝的决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根本找不到合适的人。这个原因看来荒谬，但也确实存在，帝国的教育体系虽然发达，但培养的都是文人，武将基本上靠自学成才，或者像张奂、卢植那样弃文从武。由于教育结构的失衡，造成军事人才的匮乏，到了需要的时候，还真找不到合适的人。 　　而且打仗不是好玩的事，现在面对的是来势凶猛的黄巾军，带兵打仗、冲锋陷阵、马革裹尸，好多人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骑都尉看着很威风，但任职条件极苛刻，危险系数又大，前途不被看好，世家大族即使有子弟符合条件，也不会出这个风头。如袁家的袁术，担任过多年的虎贲中郎将，此兄一贯喜欢出风头，但这回也没敢吱声，毕竟干天子卫队和上战场厮杀是两码事。 　　这个时候，如果曹操主动请缨应该机会也很大。以曹操的个性，在朝廷里做议郎，然后一步步往上爬，做个九卿，再到胡子一大把时混进三公行列，这样的职业生涯规划不是不可行，但却不是他心中所想。 　　曹操欣赏许劭给自己的评论：“乱世之英雄，治世之能臣。” 　　以往认为，曹操只一心想当英雄，对当能臣不太感兴趣。其实不然，曹操不是从来不想当能臣，而是他明白当不了。 　　因为当能臣需要条件，这个条件是“治世”。现在的情况刚好相反，天下已经大乱，乱世里没有能臣，乱世里只有英雄。 　　曹操想做一个英雄，和曹操同时代的许多人也都有同样的想法。 　　不管怎么样，曹操脱下文官的制服，换上一身戎装，曹秘书成了曹师长，他要带领临时组建起来的这支五千人的队伍，开往前线。 　　曹师长接到的命令是到达目的地颖川郡后，听从左中郎将皇甫嵩的指挥。 　　在行军的路上，曹师长不断接到最新情报和皇甫准将发来的命令，中心只有一个：颖川前线战事吃紧，火速增援！ 　　【五、长社的大火】 　　对付黄巾军的主战场有两个，一个是北部的冀州，北中郎将卢植任总指挥，他的对手是张角三兄弟；一个是南部的颖川郡，分别由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俊任总指挥，他们的对手是颖川黄巾军的首领波才。 　　先说说南部战场。 　　颖川郡的位置挨近洛阳，波才又是黄巾军中最有谋略的将领，朝廷不敢怠慢，派了皇甫嵩和朱俊共同迎击。黄巾军作战英勇，面对朝廷的两路大军，不急不怕，沉着应对。 　　皇甫嵩和朱俊虽然没有吃到大败仗，但一举荡平敌人的想法没有实现。尽管有过平叛的经验，这一次他们也不敢再大意，商议之后，他们决定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与黄巾军打持久战和消耗战。 　　这个决策本来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这次出征，队伍是临时组建而成，来不及训练，各部之间和上下之间都还不够熟悉，是一支战斗力还没有完全形成的部队，稳定一下慢慢来，是有必要的。 　　同时，大将军何进在洛阳正抓紧组建预备队，朝廷的援军以后会陆续投入战场，只要坚持下来，战场敌我力量对比就会发生改变。 　　波才也看到了这一层，所以他不想长期对抗，而是全力攻击。他选择的主攻目标是朱俊负责的方向，结果朱俊盯不住，吃了败仗。 　　皇甫嵩分析了形势，认为得找一个坚固的据点屯兵筑寨据守，这样他带兵退到了一个地方，叫长社。 　　皇甫嵩和朱俊的队伍退到了长社城内，波才随后指挥黄巾军将其层层围住。黄巾军的人数几倍于朝廷的部队，形势十分危险。 　　皇甫嵩不断向洛阳发出求援信号，这样，新组建的骑兵师共五千余人，在没有经过训练的情况下，即在师长（骑都尉）曹操的率领下投入战场。这时是光和七年（184年）五月，距张角正式起义仅两个多月。 　　长社是一个小县城，去过北京西南郊宛平城的朋友们可能会有更容易理解这一点，通常这样的城池只有四个门，站在南门楼一眼就能看到北门楼。平时，里面的常住人口至多数千人。依靠这样的城池抵挡黄巾军数万人的进攻谈何容易？皇甫嵩作为经验丰富的将领，一面指挥守城，一面思考如何摆脱困境。 　　站在长社城墙上，他看到黄巾军的营寨附近都长满树木和草，他们这样做可能是为了宿营的时候更舒服一些，毕竟农历五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 　　皇甫将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容，波才，看来你只靠自学成才还是嫩了点。皇甫嵩立即布置下来，准备引火之物和大量易燃品。士兵们趁一个刮风的夜里冲出城去，他们个个手持火把和引火的东西，冲到敌营，见到树也烧，见到草也烧，见到营帐也烧。这时候风很大，火势很快起来，黄巾军数十天攻城不下，已经比较疲惫，大部分人都在睡觉，突然火光冲天，喊声四起，营帐里一下子乱了套。 　　皇甫嵩立即率兵进攻。黄巾军损失惨重，但他们没有完全退却，而是退到长社之外稍远的地方重新扎营。这时，曹操率领的骑兵部队赶到了。 　　三路人马合在一处，由北中郎将皇甫嵩统一指挥，这次皇甫嵩改变了打法，主动寻求与黄巾军决战。对于黄巾军来说，其实没有更好的办法，打持久战只能对朝廷更有利，也只能选择决战了。 　　结果，这场决战以朝廷军队大胜结束，波才弃军而走，黄巾军被斩首数万。灵帝下诏封皇甫嵩为都乡侯。 　　皇甫嵩、朱俊会同南阳郡太守秦颉、骑都尉曹操等人继续追击，不断扩大战果，于宛城斩杀了黄巾军另一个首领张曼成，最后于阳翟和西华再次找到波才和黄巾军首领彭脱率领的主力，取得大胜。 　　朝廷军队三战全胜，黄巾军被迫退出颖川、南阳等地，京师南部的形势转危为安。在首战中朱俊所部曾经吃了败仗，所以皇甫嵩在上报功劳的时候，特意将后面取得的功劳多分一些给朱俊，灵帝下诏封朱俊为西乡侯，由右中郎将改任镇贼中郎将。 　　过去虽然都是中郎将，但左在右之上，右中郎实际是左中郎将的副手。朱俊不再担任右中郎将一职，意味着他将脱离皇甫嵩单独行动。果然，朝廷命令二人分兵，皇甫嵩率领所部以及骑都尉曹操所部开住洛阳东部地区兖州刺史部的东郡，在那里黄巾军首领卜巳渐成气候。朱俊仍旧在南阳郡一带平息黄巾军余部。 　　皇甫嵩、曹操率军到达东郡，击破了东郡黄巾军，生擒卜巳，斩首七千余级。 　　再来说说北部战事。 　　卢植到达冀州后，利用自己的名望，大量招募兵马，壮大力量。在这次招募活动中，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他们是卢老师的两个学生：公孙瓒和刘备。他俩不是一块儿来的，但都不是只身前来，还带着不少人，其中公孙瓒带的人里，一定有一个叫赵云，刘备带的人里，有两个人分别叫关羽和张飞。 　　关于他们的故事先按下不讲。先说卢将军的对手张角兄弟，几仗下来，张角兄弟渐渐不支，退到了广宗。卢植在广宗城外修堡垒、挖壕堑、造云梯，准备攻城。正要一举攻下广宗的时候，意外发生了，卢植被解职。 　　朝廷往前线派来了一个人，名叫左丰，是个宦官，他来的目的说是慰问，实际上是监军，毕竟灵帝刘宏对这些手握重兵的将军们还不完全相信。这个左丰打仗是外行，搞钱却是老手，他依照惯例向卢植暗示给自己行贿，但几天过去了，卢将军那边丝毫不见表示，左丰于是很生气地回去了。 　　宦官向前线的将领索贿，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打仗得花钱，战争预算的制定和拨付掌握在宦官手里，如果不打点好这帮贪官，什么事都干不成。当年猛如“凉州三明”之一的段深知其厉害，刻意巴结宦官。 　　但卢植不是段，他本质上是个学士，打从心底里看不起这些宦官。卢植以为，到了现在这种时候，灵帝不应该再偏信这些宦官了。他也不相信宦官们会选择这个时候找事，所以没有理左丰的茬儿，继续做攻城的准备。 　　但是卢将军错了，坏人做坏事是不分时候的。左丰回去向灵帝报告前线战况，添油加醋说卢植消极怠工，故意不出战，是想邀功。灵帝大怒，给卢植派来了一辆囚车，临阵逮捕主将，押回京师问罪。 　　接任卢植的人名叫董卓。这厮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在这里是第一次说他的事。董卓长期在羌汉杂居的凉州一带长大，先后追随“凉州三明”之中的张奂、皇甫规与羌人作战，因为很会打仗，被提拔为并州刺史、河东郡太守。朝廷下诏调董卓前来冀州，指挥前线作战。灵帝重新设了个东中郎将给他，因为是卢植的职务此刻还没有免除。 　　说实话，论打仗董卓是那个时代一流的猛人，但此君长期与羌人作战，善长骑兵野战，属于速度型和力量型选手，拉到河网密布的冀州大平原上一试，居然找不到感觉。他多次想找张角的主力决战，但总也找不着。灵帝等急了，因为左丰告诉他的是，董卓只需一顿饭的功夫就能拿下张角。卢植怯战，怎么换了个够狠的角色，一样没有效果？ 　　这反而救了卢植一命。他被押到京师本来要受到严惩，但由于董卓军事上的失败，从反面印证了当初他稳扎稳打策略的正确，于是他仅受到免官的处罚。 　　董卓眼看拿不下张角，干脆向灵帝上书，说自己无能，然后向天子推荐了一个人代替自己，这个人就是正在东郡一带清剿黄巾军的皇甫嵩。 　　董卓是皇甫规的老部下，自己学艺不精，只好把老首长的侄子请出来。这样皇甫嵩就接替董卓指挥对张角的战斗。 　　这一年对皇甫嵩来说实在是个人事业的颠峰，而且他运气也好得不行。接替董卓以后，还没等他拉开阵式，这场战斗就结束了。因为对方的主帅、太平道大贤良师、黄巾军天公将军张角不幸病故。 　　张角突然去世给黄巾军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两个弟弟张梁、张宝继续统领黄巾军主力。在皇甫嵩指挥下，朝廷军队在广宗这个地方取得了决战的胜利，张梁、张宝先后被杀。张角虽然死了，皇甫嵩仍然撬开棺材，戮尸、斩首，将张氏三兄弟的人头传送京师。 　　到这一年底，朝廷军队在各个方向都传来捷报，各种战利品以及砍下来的人头不断运到洛阳。灵帝下诏将乱军的人头集中起来，上面盖上土，居然像小山那样高，被称为“京观”。 　　本次平叛功劳最大的当数皇甫嵩，灵帝下诏封皇甫将军为槐里侯，拜为左将军，由准将升为中将，同时兼任冀州牧。朱俊也升为右将军。 　　凡参与平乱的都有不同的奖赏，骑兵独立师师长（骑都尉）曹操因为配合皇甫嵩作战有功，被任命为济南国相。 　　好了，一切太平了，张角兄弟死了，人头带回来了，各地的黄巾军都被镇压下去了，尽管还有一些地方有黄巾余部在活动，但已经成不了气候。灵帝想，该喘口气了，这一年真紧张得要死。 　　光和七年（184年）十二月，灵帝下诏改元为中平，寓意天下经过一场大乱开始走向安宁和平。 　　但如果他能未卜先知，他的心情一定会更沉重，因为这才是风暴的开始。 　　【六、群雄初亮相】 　　在这场平息黄巾军的战役中，还有几个人崭露出头角，引人瞩目，换句隆重点的说法，就是登上了历史舞台。 　　其实，这几位算来也都是大家的老熟人了。 　　一位是王允，字子师，太原郡祁县人，他很早就表现出异人之处。著名党人郭泰曾经“奇之”，称他为“王佐才也”。史书上说他“少好大节，有志于立功，常习诵经传，朝夕试驰射”，跟青年曹操很相像，是文武兼修并在内心断定天下一定会大乱的人。 　　黄巾起义前，王允担任侍御史，负责监察方面的工作。这时朝廷抽调一部分中央干部到地方任刺史、太守，充实地方实力，王允被任命为豫州刺史。到任后，王允很重视领导班子建设，先后引进了两个名士，一个是颖川的荀爽，即“荀氏八龙”之一，是荀的叔父；另一个是孔圣人的后代孔融。皇甫嵩、朱竣与曹操在颖川郡与黄巾军交战，颖川郡是王允的地盘，他给予充分合作，给中央军搞后勤，同时组织地方武装作战。 　　在一次打扫战场时，王允从黄巾军那里发现了中常侍张让的宾客与黄巾军暗中相通的书信，立即呈报给灵帝，张让吓得半死。可奇怪的是，灵帝除了痛骂张让一顿外，并没有再作深究。张让“怀协忿怨”，捏造了一个罪名诬告王允。中平二年（185年）王允下狱，差点没了命，幸亏大将军何进出手相救，才保住一条命。王允随后隐居了一段时间，接着到何进手下任职。 　　中平元年从中央下派到地方的干部里还有一个陶谦，字恭祖，丹阳郡人，“以不羁闻于县中”，他的父亲做过县长，但很早就死了。十四岁的时候，由于缺少管教，陶谦整天骑着根竹棍满街跑（乘竹马而戏），但是有人却看好他，这个人是同郡的甘公，以前担任过仓梧郡太守。甘太守甚至想把女儿许配给陶谦，遭到了甘夫人的强烈反对。 　　甘太守不以为然，非把女儿许给陶谦不可，最后陶谦成了甘家的女婿。甘太守没有看走眼，陶谦后来被举为茂才，担任县令，又做了幽州剌史。名将张温主持西羌战事的时候，把陶谦调过来担任参谋（参军事）。 　　黄巾起义暴发时，陶谦还在张温那里当参谋，后来转任徐州剌史。与王允不同，陶谦担任徐州刺史可能是他要求或者积极活动的结果，因为他与上司张温正在闹别扭，急于走人。 　　张温对陶谦很不错（接遇甚厚），但陶谦偏偏看不上这个上司。一次军中宴会，张司令让陶参谋负责行酒，就是当酒司令，这位陶参谋还真当事儿，真以为自己是司令了，借着酒劲儿把张温侮辱了一番。 　　张温脾气再好，这下子也受不了，一怒之下给陶谦判了个流放边疆（徙谦於边）。刚打发走陶谦，张温的怒气就消了些，有人又从中相劝，张温于是下令将陶谦追回。按说陶谦该吸取教训了，但他见到张温的时候，仍然把头抬得高高的，一副誓不低头的样子。 　　好在张温没有再发火，只是笑着说：“恭祖，你是不是得了痴病呀？” 　　在张司令那儿不好混，陶参谋开始考虑另谋高就。正在此时，黄巾起义爆发，朝廷往地方上派干部。可能是在积极活动下，他最终被派到徐州当了剌史。陶参谋之所以敢清高，因为他确实有两把刷子，到任后，“击黄巾，破走之”。 　　陶谦从此就扎在这儿不走了，徐州成了他的根据地。 　　还有一个人，朱俊在被任命为右中郎将时，坚持提出来要调他来当帮手。这个人名叫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县人，是孙武的后代，时任下邳县副县长（下邳丞）。 　　史书上说，孙坚生得容貌不凡，性情阔达，好交朋友，年轻时做过县吏、郡保安团团长（郡司马）。当时，他家乡一带闹海盗，头目叫许昌（此为人名非地名），孙坚以郡司马的名义招募精勇，与其它地方武装共同讨伐许昌，因为有功，被任命为盐渎县丞，后又改任盱眙县丞、下邳县丞。 　　孙坚的仕途看来不太顺，换了三个地方都是副县级领导，搁在别人（如刘备）肯定撂挑子不干了，但孙副县长干得挺好，《江表传》（这本书是重点吹孙吴的，不过保存了不少孙吴方面的史料）说大家都挺爱戴他（所在有称，吏民亲附）。 　　朱俊听说孙坚打过海盗，军事上有一套，就请孙坚到手下当副团长（佐军司马）。孙坚从下邳赶往颖川前线报到的时候，不是一个人去的，屁股后面还跟了一千多号人，可见孙坚挺有号召力。 　　在随后的战事中，孙坚作战勇敢，尤其是在朱俊指挥攻打宛城时，孙坚第一个登上城头（身当一面，登城先入）。朱俊于是上报朝廷，升孙坚为所属独立团团长（别部司马）。下面该说说卢植的两个学生公孙瓒和刘备了。 　　公孙瓒字伯，幽州刺史部辽西郡令支县人，属于边疆地区人氏。在郡政府当过文书（书佐），是一表人材，“有姿仪、大音声”，受到太守的赏识，把女儿许给了她。 　　成为太守的女婿后，为了进一步栽培他，太守出学费把他送到幽州当时最有名的大学者卢植那里学习。 　　在此期间，公孙瓒认识了同学刘备。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据说是西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后，但这顶多是个象征意义，因为此时是东汉不是西汉，虽然都姓刘，待遇差得老远了。刘备的祖父叫刘雄，曾经做过东郡下属的范县令。父亲叫刘弘，很早的时候就死了。 　　刘备的母亲以“贩履织席”为业，是个体户兼手工业者。家境虽然不好，但这个母亲却很伟大，她知道读书有文化最终才能出人头地，所以刘备十五岁时，母亲就给他收拾行李让他去上学，拜的老师也是卢植。 　　这样，刘备跟公孙瓒做了同学。上学期间，他们的关系很好，公孙瓒比刘备大，刘备喊他作大哥（以兄事之）。 　　除了公孙瓒这个同学外，刘备还有一个同学叫刘德然。刘德然的父亲叫刘元起，是个大款，非常看好刘备，经常资助他，还有中山国的大商人张世平、苏权等人，也资助过刘备。 　　看来，刘备年轻时就挺有魅力，太守的女婿跟他称兄道弟，大款家的孩子跟他交朋友，大商人争着资助他。他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如果有的话，按说这些光辉事迹史书都会记上一笔的。 　　但是翻开史书却让人傻了眼，关于刘备同学的个人鉴定，史书是这样说的：“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是个典型的不学无术少年。史书还说他“身长七尺五寸（合一米七六），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并且说他“好交结豪侠，年少争附之”。 　　这也许才是他的长处，这个个体户家出来的孩子，最大的长处是能广交朋友，会交朋友，能交到真朋友。 　　交朋友是件大学问，仅靠慷慨大方不够，仅靠以诚相待也不够，仅讲义气也不行，要交到真朋友、好朋友，交很多很多的朋友，最需要的是什么？答案是：个人魅力。 　　事实证明，刘备最大的特点就是有个人魅力。这个特点终其一生，同时代很少有人能超越，因此刘备干出了一番大事业。 　　公孙瓒、刘备在卢植那里毕业后各自发展事业去了，公孙瓒继续在岳父手下当公务员（郡吏），刘备四处结交朋友，成果显著，他认识了两个陪他走过大半生的患难朋友：关羽和张飞。鉴于这两位老兄的大名已为全宇宙的人所熟知，这里就不再饶舌了。 　　卢植在冀州召兵，公孙瓒和刘备先后来到军前效力，卢植对二人的安排是不一样的。公孙瓒参军前已经是国家干部，有一定资历，被卢植直接任命为团长（军司马）。常山国真定县人赵云，这时就在他的手下。史书上说，赵云“身长八尺（合一米八八），姿颜雄伟，为本郡所举，将义从吏兵诣公孙瓒。” 　　刘备是布衣百姓，卢植把他以及关羽、张飞，还有追随他们的一干人编到校尉邹靖的下面，暂不明确军职，干着再说。 　　在讨伐黄巾军的战斗中，公孙瓒和刘备都立了功，公孙瓒后来被提升为骑都尉，成为高级军官，之后归幽州牧刘虞统辖；刘备被任命为安喜县副县长兼县公安局长（安喜尉）。如果没有黄巾起义，王允可能混个九卿之类的官当，如果祖坟上冒出青烟来，也有希望位列三公；陶谦恐怕还得在军队里混日子，由于跟上级关系处不好，自己又是一身的臭脾气，所以前途较为黯淡，干到年纪一大把，转业回家；孙坚要稍微好一点，这小子能吃苦、心态好，不过因为没有后台，能干到郡太守这一级，也得累个半死；公孙瓒行情最好，有可能混到边防部队里跟北部少数民族作战，如果战绩好的话，没准能封个侯；刘备情况最差，建议他向商业、娱乐业方面发展，或者重新回炉，到卢老师那里继续上学，然后专心搞学问；赵云群众基础看来不错，可以在家乡真定县当个公安局长（县尉）什么的，如果有机会到部队里发展，没准能混到校尉、中郎将这一级；关羽和张飞嘛，一个是流窜犯，一个是什么事都爱管的闲人，都属于社会不安定因素，估计摆脱不了受穷的命，如果不服气想造反的话，结局不会比张角兄弟更好。 　　如果没有黄巾军，曹操想当“乱世英雄”的可能性不大，不过他可以转行向“治世能臣”方向发展，以他的智商应该也能青史留个小名。 　　但是不久的将来，他们都人五人六起来，抄起家伙大打出手，跟别人打，互相之间打，嘴里都喊着“光复汉室”的口号，手底下干的都是私活。东汉帝国摇摇晃晃地又走了几十年，终于葬送在这帮人及其子孙们的手里。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黄巾起义。一场黄巾起义，改变了那个时代大部分人的命运。 　　因为黄巾起义，曹操过了一把带兵的瘾。现在，他又要脱掉戎装换上文官制服了，他是品秩二千石的地方大员，即将到那个陌生的地方上任了。 　　第四章 理想与现实 　　〔曹操在济南国刮起了廉政风暴，身处暴风雨的旋涡，他感到周身胆寒。他终于明白，政治的黑暗是他无力改变的现实，年轻有为的地方大员现在却要考虑过上岩穴隐居的生活了。曹操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用近三年的时间思考社会也思考自己。最终，他想明白了吗？〕 　　【一、济南国来了位年轻领导】 　　中平元年（184年）底，曹操被任命为济南国相，成为品秩二千石的副省级地方要员。这一年他三十岁。 　　济南国属青州刺史部，该州所辖大体包括今山东省北半部（含胶东半岛），有四国二郡，即济南国、乐安国、北海国、齐国，平原郡、东莱郡。济南国治所在东平陵县，即今济南市附近的章丘县一带。在距那时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中，济南国有户七万八千五百四十四户，人口四十五万余人，在东汉一百多个郡国中，属于中等偏小的一个。 　　东汉的“国”作为刘氏藩王的封地而存在，不过自景帝以后诸侯王已经没有行政权，只能享受封国内的赋税收入。朝廷任命的国相直接管理郡国内的事务，职务相当于郡太守。现如今三十来岁的年轻人，在各个岗位上都还是刚出道的小青年，如果在机关里能混个副处，那一定会被同僚恭维为年轻有为，并且嫉妒得要死。如果在基层工作，三十岁能当上乡长的恐怕都不多。 　　三十岁最容易成为被压制、被打击的对象，所以也最容易成为愤青。但曹操不是愤青，他已经有了整十年的官龄，在基层干过（县公安局长、县长），在中央干过（天子的秘书兼顾问），也带过兵打过仗（骑兵师师长），已经有了不错的人生履历。 　　现在，因为参加平息黄巾军叛乱有功，正式被任命为郡太守一级的国相，曹操的人生履历又再上一个新台阶。 　　与到顿丘县上任时的心情不同，此番曹操前往青州，心里颇有点踌躇满志。即使在不太强调干部任职年龄的东汉，三十岁能当上太守的毕竟也不多。 　　黄巾军掀起的高潮被压制下来，全国局势突然变得平静起来，曹操心里关于“乱世”、“治世”的思考又发生了轻微的变化。也许天不灭汉，只要天子肯振作起来，朝野上下充满正直之士，国家的根基还是稳固的。 　　在治世里做个能臣也是自己的人生选项。要做能臣，就要积累实践经验，了解民情，增添阅历，不断历练自己，此番到济南国任职，就是最好的机会。 　　所以，曹操来的时候很兴奋。 　　但是，到任不久的曹操便被迎面泼来的冷水浇了个透心凉，心情变得很差。 　　济南国下辖东平陵、於陵、台、菅、土鼓、梁邹、东朝阳、历城等十个县，由于以前历任国相疏于政务，未能严于治理，造成吏治腐坏，这些县令和县长绝大多数都存在严重的问题。现任济南王刘康，是河间王刘利的儿子，他与当地这些县官结成同盟，又与朝廷里的宦官权要们来往密切，组成了一个复杂的关系网。谁到这里来上任，也无法施展拳脚。一开始，大家并没有把这个三十岁的国相放在眼里，根据他们的经验，对付这样的外来户，只需三招即可：一哄二吓三逼，不出一年半载谁在这儿都待不下去，到时候只有卷铺盖走人。如果愿意留下来投靠他们，结成共犯联盟，他们也会表示欢迎。 　　接下来的情况让他们有点吃惊。这个年轻人似乎很沉稳，很老练，先搞了两三个月的调查研究，之后突然出手，大刮廉政风暴，一口气拿下了十个县官中的八个，罪名是贪污受贿、滥征税费、为地方黑恶势力当保护伞、鱼肉百姓等。 　　给这些人找犯罪证据太容易了，关键是敢不敢。曹国相一出手，济南国官场就炸了营，出了事的官员们家里人赶紧通过各种关系疏通，有的跑来向曹国相求情，有的跑到朝廷那里搬救兵。济南王刘康一下子也傻了眼，国相虽然名义上是他的属下，可按照朝廷体制，他根本管不了，国相既不用向他汇报工作，做任何事之前也不需要向他请示。 　　刘康是个吃软怕硬的家伙，一看姓曹的这小子是个铁腕，就想自己还是不要掺和的为好，不然这把火就会烧到自己头上。 　　奸人下台换上清正之人，老百姓一片叫好，社会沸腾。其他作奸犯科之人失去了保护伞，不用曹国相招呼，主动玩消失。这下子却苦了周边的几个郡国，史书记载：“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 　　问题也不那么简单，实际上曹操捅了个马蜂窝。吏治的衰败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不是一两次廉政风暴能解决的。表面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奸恶势力之所以奸恶，缘于那一张看不见却很可怕的网。 　　你要了人家的脑袋，关了人家的监狱，砸了人家的饭碗，这些人能做的只有一件事：跟你拼命！ 　　一时间，告黑状的、搞恐吓的、造谣的，都冲着曹操来了。有消息灵通人士甚至言之凿凿地说，主管地方官员纠举工作的青州刺史那里，以及朝廷里主管官员廉政建设的御史们手中，收到告曹操状的检举信摞起来比曹操的个子都要高了（反正曹操个子本来就不高）。 　　但曹国相置之不理，廉政风暴告一段落后，他又推出了下一阶段工作重点：禁淫祠。自汉初年以来的三四百年里，济南国这个地方一直盛行鬼神崇拜和淫祀之风。早在汉初吕后临朝称制的时候，她抛弃了高祖刘邦定下来的“非刘氏不王”的“白马之约”，大封吕氏一门，刘氏社稷岌岌可危。后来，在周勃、陈平等刘邦老战友们的协助下，吕氏被诛灭。 　　在这场斗争中，刘邦的孙子刘章也出了大力，到汉文帝时他被封为城阳景王（城阳景国即今天的山东省莒县一带，与济南国相邻）。 　　城阳景王作为保护刘氏政权的功臣，逐渐演化为维护大汉统治的保护神。三百多年来，无论是西汉还是东汉，每当刘氏皇权面临危机时，不希望改朝换代的人们都会想起城阳景王，给他修庙祭祀。 　　本来这倒不是什么大事，但这种祭祀之风刮得也太厉害了些，比如与城阳景国相邻的济南国，各种祭祀他的祠庙多达六百多座，已经变成了淫祠。淫，是泛滥的意思。 　　淫祠背后隐藏着复杂的腐败问题和不安定因素，因为这些祠庙都由一些地方黑恶势力操控，所需要的花费分摊给辖区内的百姓，百姓对此苦不堪言。 　　这些人还以淫祠为依托结成一种势力，打着祈福、禳灾和为百姓祛病的旗号，大搞各类非法活动，欺压百姓，鱼肉乡里。 　　淫祠的存在，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使民生更加凋蔽，社会风气更加败坏，治安更加混乱。曹国相颁布了新命令，禁止再建新的祠庙，对于已建的重新评估，不符合有关要求的将强行予以拆除。由于行动果断，一时间济南国内的淫祠现象不见了。 　　通过这两件事，可以看出在曹操身上有一个难能可贵之处：执行力。无论是廉政风暴还是禁绝淫祠，他都毫不手软，这体现出他的自信，也说明他在吏治和地方治理方面有一定能力。但他又势单力孤，面对整个官吏体系的腐败，在错综复杂的地方关系面前，单靠他一个人能改变的又很有限。 　　当曹操信心十足地在济南国推行新政时，外界的一些传闻也陆续传到了他耳朵里，有的说朝廷正在调查他，有的说他马上要被撤职查办，对此他都一笑置之。 　　敌人的谣言总是出现在其最心虚的时候，对于一心想成为能臣的曹操而言，半途而废根本不在考虑之列。 　　直到他接到一封密信，他的想法才发生了改变。这封信是他父亲让人捎来的，曹操看完之后觉得事情远不像自己想象得那么简单。 　　父亲曹嵩告诉他，一个针对他的阴谋正在悄悄进行，幕后指使者是灵帝跟前的红人蹇硕。这个老冤家一直没有忘记杀叔父之仇，听说不少人告曹操的黑状，蹇硕一下子来了兴趣，他之所以没有立即动手，是还想再等等，多搜集一些证据，好置曹操于死地，并且不能翻案。 　　对于父亲的话曹操没有理由不相信，祖父生前的老关系在宫里还有一些，对于来自后宫里的这些阴谋曹操也一点不奇怪。 　　看来，想干一番事业，现在仍然不是时候。 　　为了不给整个家族带来灾难，曹操做出了一个决定：请求调回洛阳。 　　下派干部由于生活不便或水土不服，要求调回原单位，是很正常，也是被允许的，但本人必须给个说得过去的理由。曹操的理由是身体有病，不适应工作。 　　好在有曹嵩在朝里上下协调，不久皇帝同意了曹操的请求，但没有更合适的地方安排他，只能回原单位继续担任议郎，级别和俸禄相应下降很多。 　　大概是中平二年（185年）年初，曹操回到了洛阳，继续担任品秩六百石的议郎。可是，他仍然经常请病假，不好好上班（常托疾病）。 　　这时候，兖州刺史部所属的东郡空出太守一职，有关方面经过考察，觉得曹操担任这一职务比较合适，就有意任命他为东郡太守。 　　放在一两年前，曹操肯定会认真考虑这一任命，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了那番激情和壮志，造成这一转变的是他在济南国的经历。 　　对于改造一个世界，他感到心灰意冷；对于成为“治世能臣”，他甚至感到了力不从心。他此刻最想做的是：思考，休息，读书。 　　他决定辞去一切职务，隐居起来。这一年，他才三十一岁。 　　【二、刚过三十岁就心灰意冷了】 　　中平二年（185年）底，曹操以生病为由，辞去刚刚被任命的东郡太守一职，回到故乡谯县，距上次因宋皇后事件受诛连罢官时回到家乡已经六年了。不过，东郡太守这一职务，曹操以后还有机会担任，那是又一个六年以后的事了。 　　近两三年来，作为帝国的年轻将领，他带兵与黄巾军作战，拿黄巾军的话说，他的手上沾满了太平道兄弟们的血。后来，他又在济南国惩治了不少贪官污吏，这些人以及一些黑恶势力也把他当成了敌人。 　　现在，他不在任上，手里没有兵权，辞官之后就是一名普通百姓，那些成心想报复他的人就有了机会。所以，他不能大张旗鼓地回家，最好也不要住在府里，否则时间一长难免会走漏消息。 　　谯县城以东五十里有一处林木茂盛之地，涡河从这里流过时拐了一个弯，形成一块三面环水、面积很大的林带，曹操亲自动手设计了一处房子，在夏侯渊等人的帮助下很快就修好了，对外宣称是夏侯家的精舍（别墅），其实是给曹操秘密居住用的。 　　从中平二年（185年）底到中平五年（188年）初，曹操在此生活了近三年，期间从未离开，真的过上了隐居生活。 　　隐居在士人心里是挥之不去的情结，尤其当人生出现挫折或对社会现实失望的时候，这种心态就更加强烈。在那个时代，隐居还是士人的一种时尚，是受人敬重的生存方式。 　　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清静无为，被视为一种美德，由此造就了不少名声很大的隐士，有的人愈隐愈显，愈显愈隐。 　　曹操隐居没有做秀和沽名钓誉的意思，他是真隐居。这是一段不算短的日子，二十五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当时的心路历程时，曾这样说：“辞官之后，年纪尚少，看身边的人，有的年已五十还不算老。我私下在想，就是稳居上二十年，等到天下清平，也不过与周围这些人年岁相当。所以我回到乡里，在谯县以东五十里筑精舍，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把自己彻底封闭起来，杜绝与宾客往来。” 　　精舍周边林木绵延，是各种动物喜欢出没的地方，冬春季节可以在此射猎。曹操此时在精舍里主要是读书和思考，不过他对射箭和骑马也都很感兴趣，现在有时间也有条件了。经过反复练习，他的骑术更精进了。日后曹操南北征战，经常亲自带队出征或偷袭，其中他最喜欢带领的就是骑兵。成为一名优秀的骑士，在他日后的军事生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精舍隐居期间曹操写了不少诗作，保留下来的有一首叫《对酒》的诗，描绘了他心中理想社会的模样：吏役不上门叫嚷，君王圣贤，大臣们都是忠良；人民不争斗，人人都知道礼让；三年耕种，够九年的口粮，家家户户粮满仓…… 　　这是多么美好的太平盛世景象。曹操心中依然向往着一个升平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政治清平，君王贤明，大臣忠良，官吏爱护百姓，徭役轻薄，民风淳朴，人人都能善终。此时曹操一心向往的还是“治世”。虽然在治世里实现不了当英雄的理想，但做一个贤良有为的能臣，也是他乐意追求的目标。 　　但这些与现实的反差实在太大了。他当过县令，带兵与黄巾军作过战，又担任过济南国相，在这些实践中，他接触到了社会真实的一面。作为官僚士大夫队伍中有良知、头脑清醒的年轻一辈，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矛盾、痛苦和无奈吧。 　　室外是奔流不息的涡河，周边尽是郁郁葱葱的树林，空气清新，远离尘嚣，没有纷争与恐惧。在精舍这一小片天地里，正值而立之年的曹操，思考着现实，规划着未来，但却理不出头绪来。 　　夕阳一次次挂上天空，日薄西天，水流无言，就连曹操自己也觉得，完全遁世的想法是不可行的，还有很多路得走。 　　日子过得很快，一眨眼就到了中平四年（187年），即曹操回乡隐居的第三年。这一年，曹家接连发生了两件值得庆贺的事，让他心中稍稍得到些安慰。 　　先是这一年的十月，卞氏生了一个男孩，这就是后来的魏文帝曹丕。由于事前采取了严格的保护措施，孩子生得很顺利，曹操心里特别高兴。 　　就在喜气还没有散去的时候，十一月从洛阳传来了另一个好消息，曹操的父亲曹嵩被灵帝任命为太尉，这样曹家终于也出了一个位列三公的人。 　　曹嵩复出后一直担任大司农卿一职，他在理财和管理商业方面颇有能力。两年前，九卿之一的大鸿胪卿空缺，他改任该职。 　　在秦汉时，认为诸侯王、列侯、各少数族首领以及外国君主的使臣都是天子的客人，处理与这些客人有关的所有事务由一个专门机构来负责，即大鸿胪寺，因此这个部门类似于外交部。大鸿胪寺的长官大鸿胪卿品秩为中二千石，正部级。 　　曹嵩担任此职属于平调，由财政战线转到了外交战线，工作倒没有什么难度，但曹嵩对于新的岗位不是特别喜欢，大鸿胪卿这个职务其实就是专门伺候人的活。经济专家曹嵩干了一段时间，一点感觉都没有，心里盘算着还是找个机会回去干老本行。 　　这时，灵帝刘宏推出了一项新的干部选拔任用政策，给一心想调动工作的曹嵩提供了一个机会。 　　当初，黄巾起义爆发，刘宏不得已拿出自己的小金库用来平乱。谁都知道打仗是最烧钱的事，前线一开打每天都要消耗大量金钱，灵帝多年来积攒的私房钱一下子用掉了许多。刘宏看在眼里，心疼得睡不着觉。 　　不过灵帝也颇会理财，他很快想出了挣钱的新招。这一招很简单，不用投资，没有风险，见效快。这招儿就是：卖官。 　　在人们的印象中，买官卖官都是贪官污吏之间干的勾当，一般都是悄悄地干，天知地知你我知，很少有人公开进行。 　　刘宏作为天子带头干这种事，在古代帝王中十分少有。而且他不干则已，一干就弄得轰轰烈烈，不仅打广告，明码标价，亲自做动员，还为此设立了专门机构，办公地点就设在皇家花园西园内。刘宏按照拟任官职的品秩进行标价，品秩一石合一万钱，比如品秩六百石的县令，标价六百万钱，品秩二千石的太守，标价二千万钱，至于太尉、司徒、司空这三公，品秩通常是一万石，标价达到空前惊人的一亿钱。 　　灵帝还搞了一些促销和优惠活动，对于那些被认为声誉好的人，经过灵帝批条子，可以给个优惠价，最低能打到五折。而对于郡太守等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职位，灵帝再次发挥了他的金融天才，创造了公开拍卖的办法，由亲信宦官当拍卖师，出价最高者才能得到这个职位。 　　尽管有打折促销活动，但价位也实在太高了点，有人很想买官，可没有那么多现金，这种情况一度影响到销售活动的开展。这没有难倒刘宏，他再次创新营销理念，开发出分期还款的方式，先上任，再付款。 　　大鸿胪卿曹嵩赶了趟时髦，买了个太尉的职务，花费是一亿钱，而且一次性付现，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办理按揭。 　　对此，有人认为曹嵩当了回冤大头，因为此时的太尉已经完全成为荣誉性职务，还没有州刺史、郡太守实惠。但曹嵩不那么看，他认为三公的职位长期处于有价无市的状态，营销总监刘宏常常为此犯愁，就差挥泪大甩卖了。此时他慷慨解囊，无疑带了个好头，说明这个职位还是有市场前景的，足以让那些整天跟天子侃价的家伙们羞愧。 　　如此，灵帝对曹嵩无疑将有更佳的印象，这是用金钱无法估量的。 　　理财高手兼投资专家曹嵩在投资问题上的判断一向准确，灵帝不仅对他的表现很满意，而且很快送来了回报。 　　【三、一群“奔走之友”】 　　就在曹嵩花费一亿钱的天价买下太尉一职的几个月后，是中平五年（188年）春天，在家赋闲三年的曹操再次接到朝廷的任命，职务是帝国刚刚组建的新军师长（都尉），品秩仍然是二千石。这是曹操再次担任军职。 　　黄巾起义的第一次高峰被压制下来以后，各地仍不平静，为了加强帝国的军事力量，防备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出现，在大将军何进的主持下，一系列军事扩充计划得以实施，组建新军就是其中之一。 　　曹操没有拒绝这个任命，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和观察，他发现原打算隐居二十年的想法太不切实际。如果天下大乱，唯一能拯救自己和国家的办法，就是奋起抗争，成为中流砥柱。 　　与地方行政官员相比，曹操觉得在军队里发展更有价值。近三年来，他阅读了大量兵法和相关著作，迫切需要在军事实践中进行检验。 　　于是，他离开谯县前往洛阳上任。他有意带卞氏和曹丕一快走，但曹丕刚出生不久，想想还是算了。 　　到了洛阳，曹操刚一上任，就有人前来拜访。这个人是老相识，好多年没有见了。这些年来曹操一直注意打听他的消息，但得到的信息总是很少，仿佛他已经失踪了一样。 　　如今这个人精神焕发地来到他面前，从此之后，成为他生命中的重要部分，他们二人影响了那个时代的进程。 　　这个人就是袁绍，在曹操担任都尉的时候，他在大将军何进手下任职，是何进最倚重的亲信。 　　出身于汝南袁氏家族的袁绍，是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之一，但是近十年来，他好像没有太大的作为。党锢事件中被迫害的党人里没有他，与宦官作斗争的人里没有他，黄巾起义爆发后上前线打仗的人里也没有他。 　　鼎鼎大名的袁绍在做什么？答案是：在家乡汝南郡守孝。 　　袁绍字本初，豫州刺史部汝南郡汝阳县人。这个家族自袁绍的高祖父袁安以下，前后有四代人位居三公的高位。袁绍不仅拥有这个令人炫目的高贵出身，还有堂堂的仪表（姿貌威容），在那个时代要想受追捧，这些都是必要条件。 　　袁绍出生于何时，史料没有明载，一般认为他出生于本初元年（146年），所以他字本初，大概比曹操大九到十岁。 　　与曹操一样，袁绍也是首先从“郎”，即天子身边的侍卫做起。在曹操被任命为洛阳北部尉之前的几年，袁绍获得了第一个正式的行政职务，东郡濮阳县县长。濮阳坐落在黄河岸边，据说袁绍在这里干得还不错，几年后，他离开了这里。 　　党人被禁锢时，袁绍面临着一生重要的人生考验，他与著名党人李膺有姻亲关系，李膺被杀后，袁绍也有受牵连的危险。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帮他化解了危机。 　　袁绍的母亲死了，按照规定，袁绍将解除公职，回家乡为母亲守孝三年。 　　袁绍母亲下葬的事在史书中有具体记载，袁绍故意把丧仪搞得很大。通常这个时候死者家属都是被同情的一方，袁绍用哀痛换来了同情，没有人再追究他与党人的关系了。 　　袁家办丧事惊动了各路豪杰，大家纷纷前来吊唁，乘坐的各式车辆竟达数千辆，其中也包括特意赶来的曹操和好朋友王俊。 　　曹操与袁绍最早相识大概也正是在此时。当时袁绍、袁术兄弟的名气已经很大，曹操不仅年龄要小得多，还是个无名小辈。 　　在这些吊唁的人中，还有几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是朝廷通缉的政治犯何，也就是那位曾经盛赞过曹操的党人领袖。这个神秘人物此刻正被宦官们高价悬赏捉拿，此时却秘密地现身于袁府。何是来吊丧的，还是另有目的呢？ 　　自从遭党锢之祸而被中官们通缉，何的行踪就变得十分诡秘，但是周围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都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实际上在到处串联立志干一番事业的各路英雄豪杰。借着袁绍为母亲办丧事的时候，何密潜而至，有更重要的事与袁绍面谈。 　　他们商谈的内容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材料，但是袁绍行完母丧后决定追行父丧，时间也是三年。其实他是借服丧之名继续隐居，这一决定很可能与何商谈的内容有关。 　　袁绍早年丧父，可能没有来得及行父丧。现在主动提出追服三年父丧，于情于理自然没有什么可说的，朝廷批准他延长三年丧假，袁绍的名声因为孝心进一步扩大。 　　当然，再隐居三年不是为了换取声名。何等一帮人认为，现在时机还不到，为了干一番大事业，还必须等待和准备，洛阳耳目众多，反倒不如汝南郡这里便于活动。于是袁绍在父亲袁逢的墓前修了一座草庐，大家看到他一整天都在看书或深思，而到了晚上，他开始接待秘密的访客。 　　行完父丧后，袁绍回到洛阳，按惯例他可以继续因行父母丧而中断的仕途，要么接受朝廷的任命，要么接受公府的征辟。回到洛阳后，袁绍的行为方式更加低调，虽然也有公府征辟，可全被袁绍谢绝。他过着一种隐居式的生活，“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 　　能经常接触到袁绍的，除何外，只有张邈、许攸、伍孚、吴子卿等几个人。这几位都不是普通人物，王粲在《英雄记》里，把他们称为“奔走之友”。 　　张邈、许攸前面已经介绍过，他们与曹操早年相识，这些年来，与袁绍的来往更密切。伍孚字德瑜，跟袁绍是同乡，都是汝南郡人，是侠士一类的人。吴子卿的情况不太清楚，应该跟伍孚相类似吧。 　　这些人应该算党人和士人的新生代，与前辈不同，他们对社会和汉室朝廷的看法更清醒、更深刻，因而也更绝望。他们都有参与救世的大志，但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天子或者现有官僚体系身上。比如何，早年与李膺、陈蕃互相引为同志，但一夜之间，重要的党人或被杀戮，或被禁锢，其本人也被朝廷长期通缉。 　　血的事实不断教育着他们，使他们在斗争中更加理性和现实，他们在寻找一条新的道路，不是杀几个宦官或权臣那么简单，要干就干彻底一点，改朝换代也再所不惜。 　　在他们眼中，袁绍是可以高举的一面旗帜，政治上的志同道合，又具有无与伦比的号召力。现在需要的是，尽可能多地联系同志和豪杰，把准备工作做到最充足，一旦最佳时机到来，立即出手，一举而成。 　　于是，他们的活动中心随着袁绍回归京师也转到了洛阳，除了以上骨干分子外，他们还秘密联系了各地的豪杰志士，史书记载竟然达到上千人之多。但这样一来，无论做得多么机密，也不能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了。 　　一天，新的宦官首领之一中常侍赵忠对下面的人说：“袁绍这个人只顾抬高自己的身价，不断招募、私养侠士，不知要想干什么（此儿欲何所为乎）？”这话后来传到了袁绍的叔父、本朝太傅袁隗耳朵里。袁隗立刻感到事态的严重性，他把袁绍痛责了一番，限袁绍马上断绝与那些江湖朋友的来往，应公府征辟老老实实出来做事，以绝他人非议，不给袁家带来灾祸。袁绍也预感到有树大招风之虞。刚好在这个时候，大将军何进征袁绍为属下（掾吏），袁绍这一回不再扭捏作态，痛快地应征了。 　　袁绍到大将军府上班以后，深受何进的倚重。他本人利用这个舞台，变得更加活跃。听说老朋友曹操重新复出担任军职，袁绍立即前来拜访。 　　袁绍给曹操透露了一些他的想法，但他不会说得太深，因为曹操还不能算他们的核心成员。不过，袁绍很清楚，曹操可以视为“自己人”。 　　【四、政变未遂】 　　黄巾起义成就了一大批英雄，他们即将在历史的舞台上大展拳脚。大将军何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黄巾起义所成就的，在其后的若干年中他成为帝国最具实力的人物。 　　中平四年（187年）河南尹治下的荥阳县发生小股农民起义，当时担任河南尹的是何进的弟弟何苗，他组织力量镇压了这次起义。这本不算多大的功劳，但因为主角是何苗而被大大渲染了一番，何苗居然被封为车骑将军，从一名地方干部直接挂上了中将军衔。 　　皇甫嵩、朱俊等名将们看了肯定会气个半死，因为在他们南征北战辛苦了大半辈子时，也不过才到准将、少将这个层次。但大家都很无奈，谁让人家宫里宫外都得势呢？ 　　何进心里也很明白，外戚的身份就是那么回事，不能太当真，实力才是一切。如果不在朝廷内外建立起稳固的根基，名位越高越容易出事，一觉醒来可能会稀里糊涂地被满门抄斩。前一个外戚窦家，窦家之前的梁家，都是前车之鉴。 　　要想根基牢固，必须培养自己的势力。这时候袁绍在家乡服完丧回到洛阳，何进听说袁绍的大名，觉得可以拉拢和利用，于是主动提出征辟。 　　袁绍也把何进看做是成就大事可以借用的一面旗帜，于是二人一拍即合。何进告诉袁绍，可以把他的朋友都介绍过来，想担任什么职务只管提。袁绍也不客气，立即开出了一张有二十多个人的名单来，上面不仅有“奔走之友”里的何、张邈、许攸，还有袁术、荀攸、郑泰、王允等。何进给他们分别任命了官职，都是要害职位。其中，何为北军联合参谋长（北军中侯），袁绍的弟弟袁术为虎贲卫队司令（虎贲中郎将），荀攸为天子的机要秘书（黄门侍郎），郑泰为尚书，王允被何进任命为身边的参谋（从事中郎）。这些人里，除“奔走之友”外，郑泰是著名的党人，王允即前面讲过的曾经担任豫州刺史被宦官迫害险些杀头的那个人。这里重点介绍一下袁术和荀攸。 　　袁术也是袁逢的儿子，在血统上是袁绍同父异母的弟弟，但在法律上却是袁绍的堂兄弟。因为袁绍已经过继出去，当了袁术伯父袁成的嗣子。 　　虽然都是一个父亲，但袁术为袁逢正室所生，袁绍为袁逢的妾或丫环所生，因为这一点袁术一向看不起袁绍。 　　袁术在仕途上也很顺利，像曹操一样先在家乡汝南郡被举为孝廉，因为出身好，分配到一个好工作，到尚书台担任尚书，后来担任军职，成为北军五营之一的长水营指挥官（长水校尉）。何苗升任车骑将军后，把空下来的河南尹一职给了袁术，之后他再次升迁，担任更重要职务，成为准将一级的天子近卫军指挥官（虎贲中郎将）。 　　荀攸字公达，出生于汉桓帝永寿三年（157年），小曹操两岁。他是著名的颖川郡荀氏家族成员，是荀的侄子（但却比荀大六岁）。荀攸的祖父叫荀昙，做过广陵郡太守。史书上说荀攸外表愚钝懦弱，内心却机智勇敢。若干年后，荀攸和荀都成为曹操重要的谋士。 　　曹操这次回京成为新军的将领之一，主要精力放在军队的训练上。袁绍对曹操的能力十分欣赏，尽管袁术多次在他面前流露出对曹操的不屑，但袁绍始终认为曹操是一个可以合作、能够一起商议大事的人。袁绍与曹操之间的联系，主要靠双方的老朋友许攸、张邈等人从中传递。 　　许攸还经常到外地去，按照袁绍的安排四处活动。他们联络的对象是各地的豪杰，以及地方上的要员，冀州刺史王芬就是他们发展的对象之一。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冀州刺史王芬手里积攒了一定实力，活跃在他周围的几个人，包括已故太尉陈蕃之子陈逸，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术士襄楷，一个叫周旌的沛国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梦想着改朝换代。 　　许攸到达冀州后，与王芬建立了秘密联系。许攸带来了一个重要情报，灵帝刘宏正打算回河间国老家看看，时间可能就在当年夏天。由洛阳到河间国，必须路过冀州刺史部的辖区。 　　许攸带来的消息让大家一阵激动，王芬让襄楷占卜一下吉凶。襄楷的拿手好戏是星象学，他看了看天象，说天象出现了变异，预示着宦官和小人将要灭亡。 　　于是王芬决定大干一番，他们迅速制定了一个计划，想在灵帝回乡的路上发动兵变，挟持灵帝，之后另立刘氏宗族里的合肥侯为帝。 　　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计划，以区区一个刺史部的力量完成这样的大事根本不可能。更不靠谱的是，这些人还闹出来好大的动静，一方面由王芬出面以黄巾余部闹事为由向朝廷上书要求扩充军队，另一方面由许攸、襄楷等人四处活动，拉拢更多的人参加。 　　他们也找到了曹操。曹操给许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完整地收录在王沈所撰的《魏书》里。曹操在信中引用了霍光、伊尹的例子，说明废旧帝立新帝是“天下最不吉祥的事”，劝他们不要作此打算。 　　曹操心里很明白，靠王芬、许攸等人的实力很难完成这么大的事，其结果必然身败名裂，所以他不会参加。 　　这件事后来很神秘地结束了。据史书记载，当年夏天，有一天夜里一道赤气从东到西贯穿天际，太史令上书灵帝，说北方隐藏阴谋，千万不能前往。灵帝于是打消了回故乡一游的计划，同时命令王芬解散新招募的军队，并征王芬来洛阳汇报工作。王芬以为密谋败露，弃官而逃，逃到平原国时自杀。 　　这段记载很蹊跷，中间漏洞百出。太史令难道会对天象看得那么准？抬头望望天，就能把王刺史搞的政变阴谋看出来？方位、时间、参加人员都判断得那么精确，这基本上不可能。 　　即便计划失败，王芬又凭什么判断出灵帝已经洞悉一切？他已经逃到了很远的平原国，干嘛还要自杀呢？ 　　种种奇怪现象的背后只隐藏着一种可能：有人告密。 　　王芬、许攸好像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他们要搞政变似的，四处放风，到处招人，就连还是布衣身份的华歆和陶丘弘都接到了入伙邀请。搞政变不保密，最后的结果必然失败。 　　灵帝取消北行计划，一定是得到了秘密情报，才要把王芬召回来审讯。王芬逃亡，进一步证明情报的准确。王芬逃到平原县后，一种可能是朝廷派出的人从后面追来，王芬感到前途无望，于是自杀。 　　另一种可能是别的什么人把王芬杀了。计划败露以后，一块儿参与密谋的人都面临着危险，王芬死了，就可以把这些秘密带到地下。 　　不管怎么说，这起意外事件很快平息了下来。 　　【五、帝国的新军】 　　曹操担任的都尉一职，是灵帝组建新军计划的一部分。经过黄巾起义的洗礼，灵帝认为没有什么比武力强大更重要的了。 　　这个计划在大将军何进以及袁绍看来，不失为是一个机遇，所以一开始他们就给予了足够关注，目的是把自己信得过的人安插进来，掌握这支生力军。 　　在袁绍看来，曹操虽然是宦官的后人，但是从他一贯的言行来看，他已经跟宦官阵营彻底决裂，是个完全可以信赖的同志。 　　天子的扩军计划越来越大，何进告诉袁绍必须物色更多的人进入到高级将领的行列。袁绍本想推荐许攸、张邈等人，但考虑到他们资历尚浅，外界不太熟悉，又与自己过从太密，容易引起别人的警觉，所以推荐了另外一些人给大将军，包括鲍鸿、赵融、冯芳、夏牟、淳于琼。鲍鸿为北军将领，担任北军五营之一的屯骑营校尉；赵融、冯芳、夏牟、淳于琼都是文官，其中赵融、冯芳是议郎，夏牟、淳于琼为谏议大夫。这些人都与袁绍以及“奔走之友”们鼻息相通，都是“自己人”。 　　在袁绍等人的帮衬下，大将军何进的势力迅速膨胀。对此，灵帝产生了一些警觉，在对待皇后家族的态度上也发生了微妙变化。 　　灵帝的生母董太后对这个屠户出身的儿媳妇有越来越多的不满。在宦官方面，也出现了争权的迹象，张让跟何皇后一家结亲之后，更为得势，曹节明显站在了张让的一边。 　　当天子与大将军一家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后，小黄门蹇硕等人坚定地支持天子，他们开始在天子面前说大将军的坏话，支持太后对付皇后。 　　灵帝对蹇硕这个身材高大魁梧的宦官寄予了厚望，同时也在思索着未来新军领导权该如何布局。 　　组建新军实在不是灵帝和蹇硕的长项，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必须与大将军何进合作，对于何进提出的人员名单，灵帝不能全部予以否决，否则这件事就得黄。新军总指挥部设在灵帝的后花园西园，这里有灵帝几年前建造的小金库万金堂，为了区别于传统的南军和北军，这支队伍被称为“西园军”。 　　新的兵团下面共有八个师（八营），灵帝接受了何进的建议，将鲍鸿、赵融、冯芳、夏牟、淳于琼等人都任命为师长（校尉），此外还有先期投入到新军组建工作的曹操以及何进竭力推荐的袁绍。对于最后一个人选，灵帝说出来之后何进和袁绍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灵帝将要任命的这个人是宦官蹇硕。不仅如此，灵帝还表示蹇硕是新军的总司令，其他七个师长都要接受他的领导。 　　宦官直接担任军职此前没有先例，蹇硕这个家伙的政治立场十分可疑。何进听妹妹说这个人整天围着董太后转，不把皇后放在眼里。把新军的指挥权交给他，何进万万不能答应。但灵帝也很干脆，如果不接受这个条件，大家都别干，另外找人。 　　眼看僵持不下，袁绍悄悄告诉何进：可以接受。 　　袁绍的算盘是，即使蹇硕是名义上的指挥官，也仅占八分之一而已，实权还是掌握在自己人手里，怕他做什么。 　　中平五年（188年）八月，万众期待的新军将领人选终于颁布。具体是：上军校尉蹇硕，中军校尉袁绍，下军校尉鲍鸿，典军校尉曹操，助军左校尉赵融，助军右校尉冯芳，左校尉夏牟，右校尉淳于琼。 　　对于这个结果，何进表示满意，天子派来一条狗，我就给你放出一群狼。 　　由于得到了大将军何进的配合，新军组建工作进展顺利，各营都加紧了人员招募和武器配备，然后开始训练。 　　两个月后，在洛阳上西门外的平乐观组织了盛大的阅兵仪式。为了把仪式搞得隆重热烈，有关部门突击修建了一座高台，作为主阅兵台，台上还修建了阁楼，总高达十余丈。离主阅兵台不远，又修了一个小阅兵台，高九丈。 　　十月十六日，灵帝刘宏亲自登上主阅兵台，站在台上的阁楼下，他一身戎装，自称“无上将军”。在不远处的小阅兵台上，是同样一身戎装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何进。阅兵开始，灵帝走下阅兵台，亲自跨上有护裙的战马，检阅整齐列队的数万名将士。灵帝纵马疾驰，绕场三周，然后把象征指挥权的战刀交给何进。 　　这样的场面近年来很少有过，在黄巾余部仍不断起义的情况下，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在灵帝看来可以壮大国威，让谋反者胆寒。 　　灵帝绕场检阅完毕回到主阅兵台上，兴奋之情仍然没有散去，他一回头发现身边站着受邀参观阅兵式的嘉宾盖勋。作为在西羌作战很有名气的将领，灵帝很想知道今天的仪式够不够威武，于是就问盖勋对仪式有何感想。 　　盖勋字元固，凉州刺史部敦煌郡广至县人，世家出身，在与羌人作战中立下战功，此时担任西部边防某师的师长（讨虏校尉），回京师公干。 　　天子正在兴头上，盖勋应该说些让天子听着舒服的话。谁知道盖师长偏偏不开窍，他说：“我听说古代圣明的国王只展示恩德而不炫耀武力，如今盗匪集中在边疆，却在京师展示武力，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盖师长不给面子，灵帝并没有生气，因为他认为盖师长说得有理。 　　其实，灵帝心里的想法不能完全说出来，羌人也罢，黄巾军也罢，都是远处的敌人，而近处的敌人更可怕。虽然贵为天子，拥有一切，但失去了对权力的掌控，就会成为别人砧板上的鱼肉。 　　自己身边像盖勋这样有能力的人实在太少，宦官虽然听话、可靠，但能力、名望都不足。灵帝想到这儿，不禁打了个寒战，他回头望了望旁边的蹇硕。 　　灵帝想：靠着苦心栽培的这个人，能让自己心里的那个愿望最终实现吗？ 　　【六、灵帝的烦恼】 　　灵帝培植舅舅一家的势力，是针对何皇后及大将军何进势力膨胀采取的对策。因为王美人事件，灵帝对何皇后开始厌烦，但由于何进在外面不断发展势力，灵帝暂时不能对她有所动作。 　　董太后扶持了哥哥和侄子仍然觉得难以与儿媳妇一家相抗衡，可自己家里的人实在有限，她把目光转向同族，仍然没有什么收获。这时，一个人出现在董太后的视野之内，这个人也姓董，而且手握兵权，具有相当的威慑力。 　　他就是董卓。 　　董卓因为与冀州黄巾军作战不利而被免职，陷入事业的低谷。其实这家伙天生是打仗的好手，尤其在西羌地区，与羌人打交道很是得心应手。 　　中平元年（184年）冬天，西羌地区的汉人拥立羌人北宫伯玉、李文侯为将军，杀死帝国的护羌校尉冷征，后又归顺金城（今甘肃兰州）的汉人边章和韩遂，杀死了金城太守陈懿，声势大振。第二年，他们打着讨伐宦官的旗号，大规模向关中地区进攻。 　　朝廷赶紧调集军队迎战，车骑将军张温此时已被授予司空的头衔，他担任对羌作战总指挥，率领董卓、袁滂、周慎等几支部队屯兵美阳（今陕西武功一带），掀开了新一轮西线战事的高潮。 　　这一场混战，打了好几年，最终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赢家，反倒给双方阵营打出了几个军事寡头，董卓就是其中之一。 　　董卓一开始在张温手下。张温的性格在前面处理陶谦问题时已能看得出来，这是个好人，打仗也有一套，但心肠不够狠。董卓比陶参谋还过分，作为下级，屡次不听张司令的调遣，让他开会他不来，让他进攻他观望。 　　有一次通知要召开一个重要会议，董卓仍借故不到，惹恼了张司令手下的一个参谋，此人就是跟随朱俊打黄巾军的孙坚。孙坚见董卓如此无理，就向张司令进言道：“董卓此人太无理了，将军可以此为由将他军法处置，免留后患。” 　　事后证明，孙参谋很有眼光，他不仅明察现在，还能洞悉几年之后的事。到那时，大汉的江山将被这个董卓糟蹋得不成样子。 　　可张司令优柔寡断的一面又出来了，他担心地说：“董卓在凉州一带很有势力，如果杀了他，我们会有大麻烦。”孙坚叹息而出，后来他离开边防部队，到荆州刺史部的长沙郡当太守去了。在另一方，韩遂杀了北宫伯玉、李文侯等人，逐渐兼并了各路反抗势力，成为朝廷在凉州一带最大的两个敌人之一。 　　在凉州刺史耿鄙的一次招兵活动中，有一个做苦工的人跑来报名参军，他的名字叫马腾。此人相传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代，他父亲马肃娶了羌族女人，所以马腾身上有一半羌族血统。 　　由于有良好的基因，马腾生来人高马大，作战勇敢，职务不断提升。不久，他的上司凉州刺史耿鄙以及汉阳郡太守傅燮被韩遂杀死，已经在耿鄙手下当了团级军官（军司马）的马腾于是投靠了韩遂，并和他结为异姓兄弟。 　　马腾成为朝廷在凉州一带未来若干年里的另一个重要对手。 　　董卓继续与边章、韩遂、马腾等人作战，不断立下战功，职务升到了前将军（中将级别）。这个人搞队伍确实有一套，尽管有些简单粗暴，但手下军官对他都服服帖帖，大家不认朝廷的命令，只认董将军的话，这支部队成了他的私人武装，整个陇西地区都成了他的势力范围。 　　“军阀”这个词，通常被解释为“以武力作为政治资本、拥兵自重，占有国家土地、国家资源，以扩充地盘为唯一目的，对于其他方面的建设通常少有建树”。按照这个定义，董卓就是不折不扣的军阀。放眼整个中国古代社会，董卓很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军阀。董太后又是怎么跟董卓续上家谱的呢？ 　　董卓出生于凉州刺史部所属的临洮郡，属西部偏远地区，长年与西北少数民族羌人相邻而居。董太后祖籍不详，作为冀州刺史部辖区内解渎亭侯的夫人，出身于西部遥远边疆的可能性实在不大。 　　但这没有关系，只要都姓董就好办，董卓也乐意结下这门亲戚。董卓的弟弟董此刻正在京城，董太后就认下了这个晚辈，让儿子灵帝任命他为左将军（也是中将级别）。 　　之前，灵帝曾任命董太后的哥哥董宠为骠骑将军，侄子董重为卫尉，姓董的一家人现在有了四个带兵的将军（董宠、董重、董卓、董），安全系数大增，在儿媳妇面前腰杆也硬多了。董太后经常这样教训儿媳妇：“看你得意的样儿，不就是依仗你哥哥吗？小心我让骠骑将军要你哥的人头！” 　　被后宫无休止的婆媳之争搅得心烦意乱的灵帝，不到四十岁的年纪，已经感到身体越来越差。他现在着急的是，在他死后谁登上皇帝的宝座。 　　灵帝有两个儿子，长子刘辩和次子刘协。刘辩是何皇后所生，刘协是被何皇后毒死的王美人所生。为了防止刘协出意外，这些年来灵帝一直把他交给母亲董太后抚养。出于对王美人的思念，灵帝对这个孩子的感情远远超过了长子刘辩。 　　此时，刘辩十四岁，刘协九岁。可以想象，一旦自己不在了，刘协也将生命不保，还有自己的母亲、舅舅一家的人。 　　灵帝暗暗下定决心，不能让何皇后和何进得逞，必须想办法阻止刘辩成为继任者。灵帝重用蹇硕也是这个目的，蹇硕支持刘协继任皇位。 　　就在这个当口，还发生了一件对后来影响很大的事。 　　在刘氏宗亲里，有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名叫刘焉。刘焉字君郎，荆州刺史部江夏郡竟陵县人。他是皇族出身，先祖刘余是汉景帝之子，被封为鲁恭王，后来迁到竟陵县。 　　刘焉出身高贵，好学上进，在刘氏宗亲里属于头脑还算清醒的人。他看到刘氏这个金字招牌越来越不顶事，与其躺在上面睡大觉，还不如自我奋斗，自我救赎，闯出一片新天地。当时，有这种想法的刘氏宗亲还有不少，比如刘虞、刘表、刘岱，以及后来的刘繇、刘馥、刘晔等人。 　　当然，因为出身的原因刘焉在仕途上进步比较快，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南阳郡太守，以后又担任了九卿之一的宗正卿、太常卿。 　　刘焉经常跟侍中董扶探讨时局问题。董扶是益州刺史部人，对于星象学、占卜学很有些研究。董扶觉得刘焉是个有雄才大略的人，又出自皇族，前途不可限量，他劝刘焉找机会独立发展。董扶给刘焉出了个主意，让刘焉上书天子，改刺史为州牧，增强州这一级机构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 　　刺史是监察官，是中央特派员，理论上说除了监察权以外不能干预地方政务，改为州牧以后，则成为郡守的直接上司，负责管理本州的行政事务，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大员。 　　这项改革的核心是，变中央、郡国、县、乡、亭五级行政体制为六级，即在郡国与中央之间正式加上州这一级。 　　刘焉用董扶的建议上书天子，灵帝认为很有必要，决定马上付诸实施。鉴于州牧一职举足轻重，对于人选必须用重臣担当，第一步先挑几个民变比较突出的州进行试点，试点成功后，再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经过一番酝酿，决定首批试点的州为豫州、益州、幽州，拟任人选包括太常卿刘焉、宗正卿刘虞、太仆卿黄琬。这三个人都是现任的九卿，品秩二千石。 　　诏书很快下达，任命刘焉为益州牧，刘虞为幽州牧，黄琬为豫州牧，三个人现有的级别及待遇（品秩）不变，即刻到任。 　　这项政治改革对其后政局的影响很大。随着州牧制的逐渐推行，加重了地方分权，催生出许多手握重权的实力派人物，东汉末年割据局面的形成虽然不全是刺史改州牧造成的，但也有它推波助澜的作用。 　　【七、英雄趁乱而起】 　　灵帝发现，大将军何进的势力正以超常的速度继续膨胀，由大将军推荐的官员名单越拉越长。除了前面介绍过的袁绍、伍孚、荀攸、王允、郑泰、何等人外，还包括荀爽、陈、华歆、孔融、申屠蟠、王谦、卢植、刘表、王匡、鲍信、张邈、刘岱、韩馥、蒯越、陈琳、郑玄、逢纪、边让等。 　　还有许攸这样的政治活跃分子，以及何苗、袁术、曹操、鲍鸿、赵融、冯芳、夏牟、淳于琼等手握兵权的青年将领。 　　荀爽、陈、华歆、郑玄、边让都是著名的文士，很有影响力。王谦出自山阳郡著名的王氏家族，知道他的人不多，但如果说起他的父亲王畅和儿子王粲，则都大名鼎鼎，这个家族后来还出了一个更牛的年轻人，名叫王弼。何进久慕王氏家族的大名，把王谦弄来当秘书长（长史）。 　　何进还想把关系搞得更近一些，于是向王谦提出结亲请求。别人巴不得的好事，却被王秘书长一口拒绝了，完全不给领导面子。 　　卢植已经介绍过，学者兼军事家，在镇压黄巾军的行动中立了功，但为宦官所陷害，后侥幸被赦免，隐居了一段时间，被何进招回重新就业，现在的岗位是尚书。 　　刘表字景升，比曹操大十三岁，跟王谦同郡不同县，是高平县人，曾经拜王畅为师，两家的关系很密切，所以到后来王粲要去荆州投奔他。何进把他找来，在大将军府当处长（掾），后来更被委以重任，担任北军五营的联合参谋长（北军中候）。 　　王匡留下的史料不多，只知道他小的时候跟大名士蔡邕很要好，为人轻财好施，以侠义闻名。鲍信字允诚，兖州刺史部泰山郡平阳县人，属于当地的豪强。刘岱可能是袁绍的亲戚，跟袁绍的妻子刘氏有关。这几个人都跟张邈差不多，尚侠义、好结交，黑白两道都吃得开。 　　韩馥字文节，豫州刺史部颍川郡人，是“袁氏故吏”，被袁绍拉来入伙，此时担任御史中丞。蒯越字异度，荆州刺史部南郡人，蒯家是荆州数一数二的大族，何进聘任他为处长（掾）。因为与刘表一块共事，彼此有了一定交往，后来刘表到荆州发展，蒯越主动支持老同事，是刘表的铁杆。 　　陈琳字孔璋，比曹操小一岁，徐州刺史部广陵郡洪邑县人，是个大笔杆子，著名的文学家、诗人和檄赋家，被何进聘为办公室主任兼首席秘书（主簿）。 　　逢纪字元图，袁绍的同乡，大概在袁绍在家乡守孝那段时间结识，从此一直跟在袁绍的左右，是袁绍早期的追随者之一，擅长出谋划策。 　　上面这些人，有的是何进找来装点门面的，如郑玄、陈、华歆、申屠蟠、荀爽、边让；有的是实用型人才，如王谦、陈琳、逢纪、许攸、蒯越；有的是何进的后备军事干部，如王匡、鲍信、刘岱、韩馥、张邈。 　　袁绍替何进张罗这些人可谓不遗余力，他这样做其实不吃亏，表面上看这些人都尽入大将军的囊中，其实他是在别人的地盘上建起了自己的小王国。这些人里的大多数买何进的账，也买袁绍的账，关键时候更买袁绍的账，不久的将来，何进就会有苦说不出。 　　灵帝不必动用秘密情报组织就已然能对外面发生的一切有所察觉，何进明目张胆扩充势力，不仅对反对何家的宦官们产生了威胁，更让灵帝坐卧不安。 　　刚刚担任了上军校尉的蹇硕看出了灵帝的苦恼。别看蹇硕长得五大三粗，关键时刻动动脑子还真有两下子，他给灵帝出了个主意：以西羌战事吃紧为由，调大将军西征。 　　这一招够毒也够厉害。因为何进要是服从命令率军西征，那就不是三两个月就能办结的差事，弄不好还有可能一去无还或功败名毁；如果不服从命令，那就是抗旨，跟通电造反差不多。诏书正式下达，何进居然没有了主意，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急得团团转。 　　袁绍走过来，微微一笑，说此事何难？他给大将军何进出了一个主意，立刻以四两拨千金的力道轻轻将危机化解。 　　袁绍让何进上一道奏章，说谨遵圣谕将立即着手进行西征的准备，但目前兵力不足，需要到京师周围的州郡募集人马，需要一定的时间。一旦人马齐备，即刻出征。 　　何进听罢豁然开朗，心中的愁云立即散去大半。他一一照着做了，还像模像样地派王匡、鲍信、张邈、刘岱等人赴泰山、并州、丹阳、陈留等地招募人马。 　　袁绍正愁没有机会扩充实力，借着为何进解套，顺便把自己的人派到下面去抓队伍，何进再一次被利用。 　　这几路人一撒出去就没有了音讯，为了糊弄灵帝，何进派袁绍带了些兵到徐州、兖州一带活动，号称是打黄巾军，其实连黄巾军的面都没有照过，到处闲逛，目的是拖时间。 　　王匡等人到达各地后动作倒很快，招兵工作也卓有成效，但他们不急于回洛阳报到，一切都听从何进和袁绍的安排。 　　听说朝廷要扩军，有些地方开始有组织地参与进来，并州刺史丁原就是个积极分子。还有的直接结伙跑到洛阳来投军，比如刘备等人。 　　丁原字建阳，比曹操大十二岁，益州刺史部人，是一员武将，担任过京师卫戍司令（执金吾），后下派到地方担任并州（今山西一带）刺史。他招募了一千多人，派张杨、张辽两个人带着到洛阳报到。 　　张杨字稚叔，并州刺史部云中郡人，是一员猛将。张辽字文远，并州刺史部雁门郡人，曾担任郡吏，因为武力过人，被丁原召为从事。丁原很猛，他手下的人更猛，除了张杨、张辽外，还有一个叫吕布的人，担任办公室主任（主簿）。 　　刘备这时候也赶到了洛阳。他曾跟着卢老师在冀州打黄巾军，因为有功被任命为中山国安喜县副县长兼县公安局长（安喜尉）。 　　县尉这个职务看来挺锻炼人，曹操当过洛阳北部尉，刘备当过安喜尉，孙坚更厉害，连干了三个县（盐渎县、盱眙县、下邳县）的县尉。三国时代三大割据势力的奠基人都是从县尉这个基层岗位上干起来的。 　　但刘备没有孙坚的好耐性，县尉干得不太如意。一次中山国相派检查组到县里来检查工作，刘备跑到招待所想向检查组组长（督邮）汇报工作，督邮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拒绝接见，刘备一时怒起，把督邮暴打一顿。这种以下犯上的行为罪名很大，刘备只好带着关羽、张飞两个结拜兄弟弃官跑路。 　　刘、关、张三人到处流浪，听说朝廷开始招兵买马，觉得是个机会，就跑到洛阳来了。据王粲写的《英雄记》记载，刘备等人参了军，编在一个叫毋丘毅的人手下，在这个乱哄哄的时候，刘备、关羽、张飞还是不起眼的小角色，在后面的乱局中他们跟着上司立了些功，刘备又先后担任了下密丞、高唐尉、高唐令等低级官职。刘备真正发达起来，是投靠了老同学公孙瓒以后。 　　袁绍等人还在外面晃悠，洛阳到处是前来报名参军的人，时局扑朔迷离，瞬息万变。大将军一方和灵帝、蹇硕一方都在加紧谋划，从后宫到朝野上下，到处弥漫着一股杀气。 　　谁都知道先动手可以占据主动，但谁也不敢先动手，因为谁都没有完全的胜算。就在这个紧张得让人窒息的时候，帝国发生了件大事，让紧张的气氛一下子失去了方向。 　　中平六年（189年）四月十一日，灵帝刘宏驾崩于洛阳南宫嘉德殿，终年三十四岁。 　　刘宏是一个颇有传奇色彩的皇帝，也是一个极具个性的青年，比曹操小一岁，原是正在走向衰落的一个亭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为皇帝。 　　灵帝继位以来，看到的全是党人、外戚与宦官们如何恶斗，期间发生了第二次“党锢之祸”，他因此在党人心中形象极差。其实“党锢之祸”基本上是宦官们一手操持的，他只是被作为工具利用。中间他也曾试图励精图志，革除社会及官场弊端，但还未及施展就觉得力不从心。从此他变得心灰意冷，耽于享乐，昧于朝政，他在文学艺术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同时对发明创造情有独钟，指挥钩盾令宋典、掖庭令毕岚等一批发明家，发明了类似于喷泉的“天禄虾蟆”和人工洒水车“翻车渴乌”。另一方面，据说他还兴建了裸游馆等纵欲场，以消解心中无休无止的苦闷。 　　长期的抑郁和不节制的纵欲，使得三十多岁的天子身体日渐衰弱。自中平六年初，灵帝便一病不起，他自知来日无多，最放心不下次子刘协。灵帝把蹇硕叫到病榻前，托付他照顾好爱子刘协，蹇硕流泪答应。 　　灵帝死了，桓灵时代结束了。 　　诸葛亮日后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他曾经常跟先帝刘备一块儿闲聊，每次聊到桓帝和灵帝时，“莫不痛恨”。诸葛亮认为，后汉之所以倾颓，主要缘于桓帝、灵帝两位当权者“亲小人、远贤臣”。 　　桓灵时代确实算不上一个光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宦官当权，奸臣阻道，正义得不到申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代，民族矛盾尖锐，土地兼并严重，变民频起，国家风雨飘摇。 　　总之，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恐怖的时代，但它也是一个孕育新时代的时代。 　　作为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象征，桓帝刘志和灵帝刘宏确实不够称职，他们没有带领国家走向振兴，没有使正义得到弘扬，反而一次次亲信小人，压制贤良。他们自己生活奢侈，大起宫殿，安于享乐，为了聚敛财富，他们不仅加重赋税，还推行了卖官制度，使吏治彻底崩坏。 　　但是，他们的内心又充满了太多的无奈。从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开始被别人操纵，没有亲人，没有真正的亲信，整天生活在没有亲情、没有安全感的皇宫里，时刻提防宦官，提防外戚，党人不理解，人民埋怨。 　　在权力的争夺战中，他们只学会了一种本事：平衡术。他们小心翼翼地平衡各派之间的势力，借助一派打击另一派，没有永恒的同盟，只有不断增加的敌人。 　　生活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他们都是三十多岁便离开了这个世界。 　　现在，这个时代终于结束了！ 　　第五章 横柴入灶 　　〔宦官们带着悲愤的心情乱刀砍死了何进，紧接着他们又被更加愤怒的人们一个不留地消灭干净。外戚、宦官这两个帝国肌体上的毒瘤，竟然短短几天内神话般地被割除了。但是，士人们显然还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 　　【一、何进的屠刀】 　　中平六年（189年）东汉帝国将要发生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以灵帝驾崩为启始，短短数月之间，沧海桑田，斗转星移，有人谢幕，有人上台，闹哄哄，没有人能看清时局的走向。灵帝驾崩前，向蹇硕口述了自己的遗愿。为了实现灵帝的遗愿，蹇硕当即决定，在外界还不知道天子驾崩的消息前，发起迅雷行动，对皇后及大将军一党果断出手。他召集身边自认为可靠的人，做了精心布置，然后用已故天子的名义召何进入宫议事，何进一入宫即予以诛杀。何进还不知道灵帝已死，丝毫没有戒备，还像平时一样进宫。眼看大事将成，但蹇硕一方出了叛徒，一个叫潘隐的宦官是何进的人，得知蹇硕的阴谋后他赶紧跑到宫门外，名义上是迎接大将军，其实是通风报信。何进到来时，潘隐不停地挤眉弄眼，何进终于会意，立即掉头就走。 　　考虑到城里也不安全，他直接疾驰进西园军中。 　　最近一段时间形势紧急，宫中也传出灵帝生病的消息，何苗、袁绍、曹操、袁术等人都不敢大意，都住在各自己掌握的军营里，随时应对突发状况。 　　何进到达西园，立即命令袁绍、曹操等人将能调动的人马集合起来，开进城里，陈兵于各郡国驻京办事处（百郡邸）附近，以备不测。袁绍、曹操把自己人都叫来，大家一商量很快就猜出来，是天子已经发生意外，蹇硕等人开始动手了。 　　多年来，袁绍这些人等的就是这一天。他马上告诉何进说，宦官弑杀天子要造反，得赶快采取措施将其党羽一网打尽。 　　这时局势已基本被大将军和何皇后掌握。何进驻进更安全一点的北军大营，北军联合参谋长（北军中侯）刘表在那里迎接他，何进声称有病，拒绝进宫。 　　两天后，皇子刘辩登极，尊母亲何皇后为皇太后，由何太后临朝主政，改年号为光熹。他还擢升袁绍的叔父袁隗为太傅，与大将军何进同时辅政（参录尚书事）。 　　何进没有对蹇硕等人立即动手，但绝望中的蹇硕感到这更可怕，试图做最后挣扎。他写信给赵忠、宋典、郭胜等其他几个宦官头领说：“何进兄弟控制朝廷，独断专行，而今更与袁绍等奸党通谋，要诛杀先帝左右的亲信，消灭宦官，只因我身兼西园军司令（上军校尉），才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情势危急，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关闭宫门，下诏逮捕何进，予以诛杀。” 　　到这个时候了还说这样的话，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不会跟着他去送死的。赵忠等人虽然平常跟蹇硕关系不错，但经过判断，他们都选择站在大将军一边，郭胜把蹇硕的信递呈给何进，有了证据，何进决定动手。 　　四月二十五日，何进下令黄门令逮捕蹇硕及其同党，处死。 　　五月六日，何进派兵包围骠骑将军府，逮捕董宠，将他就地免职。董宠随即自杀。又过了一个月，董太后（此时应称她为董太皇太后）在忧虑恐惧中死去。 　　至此，大将军及何太后已经完全满意，南阳郡屠户出身的这一家人，此时才算有了真正的安全感。可惜，他们满意得太早了。 　　何太后和何大将军想的只是如何使权力更加巩固，维护好有血缘关系的帝位大统，让宦官更加忠心耿耿，争取士大夫的认同和支持。但对袁绍等人来说，革命刚刚才拉开序幕，怎么能就此收手呢？如果仅仅是换了个皇帝、换了一拨外戚，那与前朝又有什么区别？ 　　袁绍等人提出的目标是诛杀宦官，同时也不希望再出个梁翼一样的外戚把国家玩弄于一人股掌之上。在追求政治理想的道路上他们实在等待得太久、太苦了，因而已经没有太多的耐心。就在大将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他们接二连三地向大将军进言，要他一鼓作气，趁势诛杀所有宦官，改革朝政。 　　在这个问题上大将军犹豫起来，他不能说袁绍等人的主张没有道理，毕竟宦官的名声已差到极点。但是，具体到行动上，他的革命热情显然小得多。他也向妹妹提出了诛杀宦官的建议，但遭到何太后直截了当的反对，兄弟何苗也不赞成他这样做，大将军一时又没了主意。 　　如果没有袁绍等人不依不饶地坚决要除掉宦官，何进此时肯定会选择收手，说不定还要想点办法与赵忠、张让这些宦官修补一下感情，在宫里彻底巩固何家的地位。 　　但袁绍他们态度太坚决了，而且不是袁绍一个人，大将军信任的人几乎都跟袁绍一个声音。如果不拿出实际行动来，何进担心会寒了他们的心。 　　大将军试着与袁绍商量：“能不能只诛杀其中民怨较大的宦官，对其他宦官予以宽赦？”袁绍坚决地说：“不行，要做就要斩草除根，否则后患无穷。” 　　大将军为难起来：“我也同意诛杀全部宦官，可皇太后不答应，这如何是好？” 　　袁绍看出来皇太后只是大将军的借口，要想让何进没有退路，不用点狠招不行。他给何进出了个主意，招外兵入京以胁迫太后同意诛杀宦官。 　　事实证明，对何大将军而言，这是个很馊的主意，这个主意最终要了他和他整个家族的命。但在袁绍等人面前，何进明显智商不足，他没有看出袁绍的私心，批准了这个行动计划。 　　袁绍的私心是，把局势弄得再混乱一些，于乱中寻找机会。他的具体计划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渠道，迅速向京师周围各路实力派人士发出信息，让他们即刻带兵入京。 　　这个计划是非常冒险的。京师之所以还在可控范围内，缘于洛阳四周设立了八个关口，像八道大门紧紧护卫着京师的安全。东汉自建国之后，还没有一支中央军以外的武装力量在事先未接到天子命令的情况下进入洛阳。 　　如果开了这个先例，大量的外军涌入，不知道洛阳会是什么样？ 　　对于袁绍这个“兵谏计划”，同一阵营内也有很多人反对。在何进召集的临时会议上，何进的秘书兼办公室主任陈琳、侍御史郑泰、尚书卢植等都表示了不同意见。曹操参加了会议，也发了言，他说： 　　“宦官制度自古就有，只不过是君王把权力交给了他们，才弄成今天这个样子。问题不在制度本身，而在于管理疏失。当前应该惩治首恶，做这项工作派个狱卒就能完成，何必招外将入京呢？我看这个计划肯定要失败。” 　　但何进已经被袁绍彻底洗脑，不再怀疑这个计划的可行性，授权袁绍立即执行。 　　袁绍高兴地领到命令。他也知道这个计划很冒险，但他和他的智囊团仔细分析后认为，这个计划能够成功。因为招来的外将都在他的控制范围之内，只等这些兄弟们带兵入京，他就可以实施另外一个计划了，那才是他的目的。 　　袁绍自以为高明，可是这一回他失算了。 　　【二、箭已上弦】 　　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诛杀蹇硕和董宠，董太后不明不白地死了，大将军的外甥如愿登上了皇位，看似风光无限的何氏一族，此刻却面临着巨大的危机，这一切都源于民意。 　　尽管灵帝是个不称职的皇帝，但他的地位在一般人心中还是至高无上、不可替代的。作为灵帝的生母，董太后无论有多少过错，也不应该在儿子尸骨未寒时被迫害至死。司马光叙述到这里时评论说：从此何家失掉了民心。 　　民意的变化，使袁家成为稳定局面的众望所归。袁绍的叔父袁隗此时担任太傅一职，即所谓的“上公”，是个非常设职位，比三公还要高。这本是个荣誉性职务，但由于袁隗与何进一样“录尚书事”，即总揽一切政务，主持朝廷日常工作，所以实际是辅政大臣的角色。 　　袁绍的官职并不很高，他是西园军八个师长（校尉）中的一个，最近又被任命为司隶校尉（相当于清代的直隶总督），在这一时期所有的重大决策背后，都有他的身影。无论是袁隗还是何进，都离不开他，袁绍在大政方针上具有绝对的影响力。 　　袁家在政治上几世的积累与袁绍个人号召力的完美结合，又恰恰在这个最佳时间点上爆发，于是成就了今天的局面。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目前局势要稳住，就要看袁绍的了。就连何进也下意识地有这样的看法。所以，当袁绍提出引外兵入洛阳的建议时，他居然同意了。 　　袁绍前一阵派了不少人到各地募兵，现在大致都有了一些成果，这次引外兵入京，就是给这些人到洛阳来提供一个合法的理由。这些人包括张邈、鲍信、王匡，以及张杨、张辽、毋丘毅等，他们都是袁绍的铁杆支持者。 　　还有并州刺史丁原、东郡太守桥瑁等地方实力派人物，经过前一阵秘密联络，他们也都表示支持袁绍。 　　应该说，袁绍的判断是对的，行动方案也是正确的。引外兵入京是一个必须的步骤，只有拥护袁绍的这些人马到了洛阳，袁绍的软实力才能成为硬实力，在与宦官和大将军的角逐中才能真正占据上风。 　　当曹操等人反对袁绍的计划时，袁绍心中的想法已经无比坚定。袁绍怕的是夜长梦多，他担心大将军回过味来反悔就不好办了。于是，他派人赶紧分赴各地，传达率兵进京的命令。如果不是董卓，袁绍就大功告成了。 　　要不要董卓也来凑个热闹的问题上，袁绍的智囊团发生了严重分歧。一种观点认为不能让这个凉州军阀来，这厮一向缺乏纪律性，手下军士没有教养，野蛮成性，不好驾驭，让他们来无异于引狼入室。另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因为凉州军有强悍暴虐的名声，对宦官的压力才足够大。 　　持后一种观点的人肯定脑子进了水。引兵入京师对付宦官只是个幌子，这一点除了还在犯糊涂的何进以外，其他人心里都很清楚。所以，这是一个伪命题，而不是真正的前提。既然如此，一旦付诸实施，引狼入室的后果才是真正要考虑的问题。 　　袁绍难道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还是袁绍的智商太低？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招来了凉州军人，把国家弄得大乱，他自己以及整个家族也因此遭殃。 　　那一刻他究竟是怎么想的，是一个令人费解的事。 　　如果试图破解一下，也许可以这么看：袁绍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的脑子也不会进水。尽管曹操、陈琳、郑泰等人反对他的计划，但这几个人还不是袁绍的核心成员，想必有些话袁绍还不想说得太直白。 　　甚至对他的核心智囊团，这些话袁绍也不想明说：董卓跟刚刚死去的董太后是同宗（虽然是胡拉乱扯上的），在感情上必然反感何进。此时的宦官已不是袁绍重点打击的目标，袁绍的剑已经暗中指向了何进，对于这一点，一般的人还难以觉察。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早年袁隗当司徒时，在段的推荐下，董卓曾经在袁隗手下有过一小段幕僚的经历（据《吴书》），应该属于“袁氏故吏”之一。 　　“袁氏故吏”当时在官场上是一个时髦的词，好比蒋中正时代的“黄埔同学”。袁家当过三公的人太多，袁绍的爷爷辈以及几个叔叔都位至三公，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开府”的名义培植私人势力。这些人也乐意认这门亲，哪怕只在袁家干过一天，也喜欢贴个“袁氏故吏”的标签，仿佛在官场上获得了通行证和护身符。 　　所以，尽管有人认为把董卓招来是件不靠谱的事，袁绍还是通知了他。 　　这一回他要为此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现在的董卓已经不是给袁隗当马仔的那个董卓了，翻脸的速度比谁都快，不管是老领导还是老部下，只要惹他不痛快，举刀就剁。 　　成为军阀的董卓随着实力上升，野心也在急遽膨胀，其情形有点像发迹后的袁世凯，他们的共同之处是拥兵自重，朝廷指挥不动，得哄着才行。 　　前不久，董卓被任命为少府卿，朝廷本想以此解除他的兵权。出这个主意的人显然不了解董卓，也不了解什么叫军阀，这个任命被董卓公然拒绝了。在本朝二百多年的历史上，这种事还很少发生，但此时朝廷居然没有办法，只好改任他为并州牧。经过反复讨价还价，最后在允许董卓可以带领一支武装前去上任的条件下，董卓才勉强接受了任命。 　　现在，董卓率领一支约三千人的精锐之师慢慢悠悠地向并州开拔。他一边走一边观察形势，并州不是他的目的地。 　　走到半路上，他接到大将军何进签署的命令，要他领兵入京师。他立即嗅出了其中的味道。队伍已行进到河东郡的安邑，他下令立刻掉转方向，向南渡过黄河，朝函谷关开来。看着这个兴冲冲杀过来的凉州大汉，何进的脑子一下子清醒了不少，他突然明白过来：原来这厮也姓董。想到这时，大将军脊背上冒出不少冷汗来。 　　这时董卓的队伍已离渑池不远，距京师只有二百里了。何进真急了，他不再跟袁绍商量，马上派谏议大夫种劭带着少皇帝刘辩的诏书迎头挡住董卓，让他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听候调遣。 　　种劭是已故度辽将军种的孙子，董卓也曾接受过种嵩的征辟，是“种氏故吏”。在汉代这种举主与故吏的关系一向被看得很重，何进也抬出老领导来压董卓，看来真是急眼了。但对方既然是董卓，老领导本人来了也不会有用，抗诏对董卓也不是第一次了，这一回仍然没有例外。凉州军继续前进，进入函谷关，再往前，就能看到洛阳北面邙山的影子了。 　　接下来的局势越来越混乱，听说凉州军马上要进城了，人心开始惶惶不安起来。宫里的何太后也吃了一惊，想到因为自己偏袒宦官，结果竟然招来了外兵。惊吓之余，何太后传下话来，遣散宫里所有宦官，让他们回到宫外各自家中反省，此举无异于让宦官们束手就擒，坐以待毙。 　　宦官们在大将军府门外跪了一大片，他们涕泗横流，叩头请罪，尤其是张让，已经跟何家联姻，论起来还是大将军和太后的长辈，此时也可怜兮兮的，跪在当街求一条活路。看到此情此景，大将军的心又软了，于是宦官们又可以暂时回到宫中。 　　袁绍再次鼓动何进说服太后下决心诛杀宦官。袁绍这小子软硬兼施，在何进面前也不再那么低三下四了，袁绍告诉何进，必须抓住机会诛杀宦官，给天下一个交待，否则局势就会失控。 　　袁绍是在吓唬何进，他认为一切尽在掌握。其实袁绍自己还蒙在鼓里，因为局势已经慢慢离开了他的掌握。 　　【三、局面果然失控了】 　　夏季通常会有暴雨、雷雨或者冰雹，灵帝驾崩这一年的夏天，据史书记载，洛阳连降“霖雨八十余日”，算起来，那就要一直下到本年的秋天了。 　　这雨不是为灵帝去世悲伤而下的，倒更像是给五行学家们下的。因为在他们看来，此后发生的事情，如果不来点自然灾害、灵异现象作注脚，那就太说不过去了。 　　梁冀被诛杀时，下了几十天连阴雨；陈蕃、窦武被宦官所杀，也是几十天阴雨不断。如今，这个雨又要为谁而下呢？ 　　何进抬头望了望洛阳的天空，心里也像有厚厚的云层压着那样轻松不起来。何进隐约感到，他被利用了，从头到尾都在被人操纵。现在他似乎已经无计可施，如果他再偏袒宦官，他就会被视为宦官的同党。 　　何进要再次进宫，向妹妹阐述利害。何进习惯性地又一次抬头望了望天，他还不知道，这是他最后一次可以专注地看着这片天空了，因为他的生命正飞快地进入倒计时。 　　像往常一样，何进只身一人从南宫的西门即白虎门进宫，何太后、少帝刘辩、刚被封为陈留王的刘协此时都住在南宫。按照规距，他的随从不能进宫，何进让部将吴匡和张璋带领随行的警卫在宫门外等候。 　　宫门关闭，吴匡和张璋以及忠于大将军的二百名警卫列队于白虎门外。这个时候应该还下着雨，雨水打在卫士们的甲胄上。 　　等了很久，仍然不见宫门开启，吴匡和张璋有点急了：大将军不会出事吧？这时他们才认真地想了想，宫里至少有上千名宦官，大将军此次进宫，就是商议除掉他们。如果消息让宦官们知道…… 　　不幸的是，宦官们确实知道了。蹇硕死后，宦官们停止了内斗，重新团结在张让、赵忠、段等人跟前，面对宫外的杀气，他们明白只有拧成一股绳才能获得一线生机。他们一边在张让的带领下继续不停地向何太后哭诉、求情，一边派出耳目打探宫外的消息。 　　他们很快得到消息，何进已下决心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不留，还马上将进宫与太后商议此事。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暂时的恐惧之后，是临死前的激愤。袁绍想杀他们可以理解，何进竟然也想除掉他们，为什么？他们都是何家的恩人，没有他们就没有何家的今天。恐惧变成仇恨，宦官们就是死也要在临死前把何进这小子剁了！ 　　何进居然送上门来了。当何进路过南宫嘉德殿时，事先埋伏好的宦官们一涌而上，他们手中举着刀，连喊带骂，群情激愤，一阵乱刀就把何进给杀了。砍何进第一刀的是个叫渠穆的宦官，这一天是中平六年（189年）八月二十五日。 　　何进被杀，留下了一个迷。是谁给宦官们通风报信的？从何进计划要杀宦官，到这一天何进到宫里来的时间、路线，宦官们似乎事先都很清楚。 　　何进死得太顺利，让人不由得不去多想。 　　接下来的事更要让人多想了。何进被杀后，他的人头被扔出宫来，吴匡和张璋才知道大将军已遭不测，震惊之余想下令攻门，但又拿不定主意，毕竟这是皇宫。正在这时他们的援军也神秘出现了。 　　增援他们的是虎贲中郎将袁术。袁术的岗位应该在宫里，现在却现身于宫外，并且立即下令进攻宫城。 　　袁术对这座宫城应该再熟悉不过，因为他的主要职责就是保护这里的安全。但袁术的行动开始并不顺利，当他指挥吴匡、张璋以及自己手下的虎贲勇士向皇宫发起进入时，却发现并不那么好攻，宫墙高大，环绕着护城河，攻城的士兵都是轻装而来，没有带攻城的装备，费了半天劲，也没能打进去。这为里面的人争取到逃亡的时间。 　　张让、段指挥宦官裹胁何太后、少帝和陈留王从南北两宫中间的复道逃往北宫。这种复道，就是过街天桥，连结南宫和北宫。到了复道上，他们发现下面有人喊话，仔细一看，是名将卢植。 　　卢将军此时担任尚书，工作地点在北宫的尚书台。听到南宫大乱以后，经验丰富的他先跑出北宫，不知道从哪里还找来一把长矛，老将军要只身救驾。到了南北宫之间，恰好遇到复道上正在逃亡的一群人。 　　卢将军威名远远胜过手中的长矛，张让等人一慌，把何太后给推了下去。卢植赶紧去救太后，复道上面的人趁机跑到北宫。 　　袁术指挥的人随后杀到，眼见攻城不顺，这小子让人四处放火，一副惟恐局面还不够乱的架势。他同时下令，见着宦官就杀，一个不留。 　　后宫里除了宦官以外，还有不少士人任职的办事机构，如尚书台、侍中寺等，但局势已经完全乱了，来不及辨别，只要是没有胡子的，全都遭了殃。事后统计，共杀了两千多人。 　　住在南北两宫周边的朝官士人都知道宫里出了大事，在突如其来的变故面前，大家茫然不知所措。只有两个人很镇定，一个是前西园军指挥官之一、现司隶校尉袁绍，一个是袁绍的叔叔太傅袁隗。 　　何进死后，袁隗就成了朝官唯一的首领。袁绍立即与他联手，成立应急指挥部，对外发布一道道命令，让袁术、曹操、王允、刘表等自己人迅速掌控各个要害之处。 　　但是，袁绍却不急着组织人到宫里救火，也不贴安民告示，他更着急办另一件大事：把何进的弟弟何苗收拾了。 　　这件事确实很重要，因为何苗知道很多机密，对于哥哥的被杀，日后何苗一定会有话要说。袁绍不能给他机会，在他的授意和挑拨下，平时与何苗就有矛盾的何进部将吴匡，带人趁乱把何苗杀了。 　　袁绍忙着搞这些事时，宫里就相对松懈，居然隔了一天，直到八月二十七日，都没有找到天子及张让、段等人。后来发现，张让、段等少数宦官带着少帝和陈留王已经从北宫的谷门突围而出，向洛阳以北的黄河渡口小平津方向跑去了。 　　看来他们想要渡河北上。过了黄河不远，就是冀州的地盘，那里黄巾军余党活动频繁，如果天子落入他们的手里，问题就复杂了。于是，在袁隗、袁绍等人主持下，迅速组成多支搜救分队，沿路寻找天子一行。 　　卢植和一名叫闵贡的地方官带领的搜救队最先发现了天子一行，这时他们已到达黄河边。张让、段等数十名宦官眼见无路可逃，向天子叩行大礼之后，全部跳入黄河自杀。 　　卢植、闵贡等保护惊慌失措的少帝和陈留王往回走。这时应该是深夜，半路上，他们遇到一支疾驰而来的军队，带队的正是董卓。在董卓的护卫下，天子回到了洛阳。 　　在整个事变中，曹操作为典军校尉，一直住在城西一带的军营。由于他率领的仅是一支刚刚招募来的军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还没有形成战斗力，所以也没有接到具体的战斗命令。 　　他的上司是蹇硕，蹇硕死了应该归何进指挥，何进死了，他也不知道该归谁来指挥。在这次事变中，曹操还不是核心人物，他能做的，只是等待和观察。 　　又等了两天，外面的乱局慢慢平定下来，宫里的大火据说也扑灭了。曹操在军营中接到命令，让他第二天上朝议事。 　　【四、最后的宦官】 　　得知天子安然无恙的消息，袁绍长长地舒了口气。在他整个计划中，天子的安危是关键的一环，一旦天子出现不测，那将无法收场，他就可能从挽狂澜于既倒的忠臣变成千古罪人。现在天子平安地回到宫中。舅舅被杀、母亲受伤、目睹身边的人一个个死去，这个十四岁的少年感到从没有过的恐惧，所幸天子本人没有什么损伤。 　　袁绍有了志得意满的感觉。计划出现了很多意外，但结果却是最好的，因为何进死了，宦官们也死了。 　　长久以来，士人们心中挥不去的痛，一是宦官弄权，二是外戚当道，现如今，短短几天时间里，这两座大山就被掀到了一旁。 　　据考证，宦官制度周朝就有了，但一开始仅限于干个门卫、打扫个卫生、当个勤务员什么的。这个人群没有太高的文化素养，加上身体有残缺，又没什么地位，因而有强烈的自卑感。 　　宦官得势起于秦朝，这行里出了一个让同行引为骄傲的人物赵高。赵高被秦始皇信任，恰恰缘于宦官的弱点：无后和卑贱。 　　历史上有一些帝王，专喜欢用无后的人，不仅限于宦官，对于一般士人，如果没有后代也会令这些帝王格外看中。无后的人野心相对小，势力相对薄弱，容易驾驭。 　　宦官的卑贱，决定了他即使大权在握，即使一呼百应，却始终无法站在道德的殿堂里趾高气扬。所以在整个古代，有搞兵变的，有和平演变的，也有逼人禅让的，在这些勾当里宦官通常是从犯，从不是主谋，因为他们无后的特点令其不会有想当皇帝的野心。 　　历史上唯一的宦官皇帝，据说是曹操的爷爷曹腾，是他的重孙子曹丕当了皇帝后追认的。对于君王来说，宦官即使专权，威胁也比士人小。因此，宦官更容易被重用，在东汉更是如此。 　　东汉皇室的婚姻制度有点问题，专挑世家大族、功臣之后联姻，结果造成了若干家强势外戚的出现。外戚担任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太后临朝称制在东汉轮番上演，要演好这些戏，离不开宦官的配合。 　　宦官很容易爬上高位甚至权力的顶峰，这是一群缺少深厚学养和道德积淀的家伙，他们没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不在乎对富贵权势的预期收益，只在乎当期利益的取得，所以在政治操守上表现为急功近利和对道德、伦理的轻视。 　　他们长期生活在宫里的一亩三分地，抬头看到的只是那一小片天，生活区域狭小，见识短浅，让他们显得愚蠢和狭隘。 　　他们没有节操，因为在后宫这样的地方，有节操的人无法生存。 　　他们是充满自卑的一群人，更容易激起仇恨和反复。 　　东汉帝国就是被这群人玩弄了上百年。尽管他们中间也曾出现过蔡伦、吕强这样有才识和品德的人，但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小群体。 　　物极必反，一切终有了结。随着张让、段、赵忠等一批著名宦官在短短几天内相继死去，这个群体将暂时从历史舞台中央退出。宦官制度还将存在，但宦官专政的事暂时没有了。 　　袁绍认为，这一切都是他的功劳。历史如果公正，一定要记上这一笔！ 　　现在，袁绍考虑的是如何收拾残局。首先，一定把各路奉诏而来的外兵安顿好，包括董卓、王匡、桥瑁、鲍信、丁原等人。不太好办的是董卓，这个人虽说是“袁氏故吏”，但看来政治道德较差，野心不小，还得哄着办，实在不行就给他个车骑将军、封个县侯什么的，让他继续待在凉州打羌人吧。 　　其它的事就好办多了。叔父袁隗的这个招牌还要用，自己这些年来网罗的这批人，无论武的还是文的，正好派上用场。在没有外戚、没有宦官的情况下，大汉一定会走向正轨，而自己就是那个中兴之臣，跟陈平、萧何、霍光一样青史扬名。 　　也许直到这个时袁绍还在想，以上都是现实的，是绝对可以把握的未来。 　　【五、董卓火中取栗】 　　袁绍眼中的“袁氏故吏”董卓，是个历史评价很差的人，就连一向温和委婉的陈寿，对他的评价也是：“凶狠残忍，暴虐不仁，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坏蛋。”陈寿给《三国志》凡有纪和传的人都有一条评语，给董卓的这条，恐怕要列入恶人榜第一名了。 　　这个评语有点全盘否定的意思，不太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一分为二看问题的观点。说起来，董卓还为汉朝做过不少事，至少在他带兵来到洛阳之前，他对朝廷还是以贡献为主。他很早便参军，发挥自己在军事方面的特长，帮助朝廷打羌人，虽然算不上（也不能称为）民族英雄，至少也是给朝廷守住了西大门，由于打仗勇猛，军衔节节高升。这绝不能引来嫉妒，这是人家玩命换来的。 　　后来他又帮助朝廷打黄巾军，虽然没什么战绩，但也没有误过大事。在战况不利的情况下，他还有自知之明，把领导岗位让出来给更有能力的人，称不上高风亮节，也算有大局意识吧。不过他打起仗来有点私心，喜欢搞小山头，拉帮结派，关键时刻保存实力，不听长官调遣。这个毛病越来越严重，最后他连朝廷的命令也不好好执行，调他来中央工作他不来，让他到并州他开口就提条件。 　　综合以上来看，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说这个人多坏，不是一个好同志但也不是一个大坏蛋。董卓在历史上的恶名，来自于他此后的所作所为。 　　这个同志有个毛病，喜欢自以为是，袁绍吃他的亏，就吃在这上面了。 　　按照袁绍的逻辑，凡是给他们袁家打过工的都是“袁氏故吏”，以后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听袁家人的招呼。这事放在别上身上行，放在董卓身上不好使。 　　如果袁绍的逻辑成立的话，董卓不仅是“袁氏故吏”，他还是“张氏故吏”（张奂、张温）、“种氏故吏”（种嵩）、“皇甫氏故吏”（皇甫规、皇甫嵩）……，都要董卓听招呼，董卓听得过来吗？何况，董卓压根也没打算听。 　　董卓只相信自己，除了自己之外，他还相信实力。与凉州其他军阀不同，早年董卓曾被荐举到洛阳担任一些较低的文官职务，对朝廷内部的情况有所了解，他瞧不起那些满嘴经学仁义的士人，也不信任他们。 　　董卓要完成的是自我奋斗、自我救赎，他依靠的是自己的实力。 　　率领三千凉州精锐一路向东而来的董卓，与逃难中的少帝等人“不期而遇”，更加让董卓坚信这是天意。 　　八月二十八日清晨，惊惶了一夜的洛阳百官及民众，听说天子、陈留王一行平安无事即将返回城里的消息，都跑到北门外迎接。北门的正门是谷门，其大道两边都是人，以太傅袁隗为首的百官及民众在这里迎候天子归来。 　　他们没有看到天子的仪仗，看到的是穿戴着重甲的凉州铁骑，这些士兵与洛阳官民平时见到的北军和虎贲、羽林卫士不同，他们看起来更加强壮和冷血。 　　走在凉州骑兵最前面的是威风凛凛的董卓，此人有些胖，显得很壮硕。身后有三千甲士帮衬，更显得桀骜不驯。 　　站在路旁的袁绍看到这一情形，心头是不是掠过了某种不安？ 　　天子被众人迎进了南宫，何太后受伤后也在南宫养伤。朝廷大事现在就要看太傅袁隗等人如何安排了。 　　主持国家大事，袁隗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他已位极三公之上的上公，超越了同族中的前辈与同辈，足以在家族的光荣史上再续写更耀眼的一笔，他只想在这个岗位上光荣退休，整个社稷江山如何治理并不在他的考虑之列。 　　他也许不知道，仅仅不到三年，他将以叛臣家属的名义被砍头，在袁氏几世几公的历史上他也是独一份的。 　　现在，好在有侄子袁绍支撑着，袁隗还算不太慌乱。袁绍好像早有主意，他请叔父出面召开一次会议，邀请公卿以及目前在洛阳的所有重要人物参加，包括董卓在内。 　　对于下一步如何安排董卓，袁绍还没有想好，一切等到会上再看吧。 　　这时候，有一个人比袁绍看得更清楚，他就是刚从陈留郡（今河南开封一带）募兵回来的鲍信。作为各路募兵队伍中最先抵达洛阳的一支，鲍信建议袁绍趁董卓人马较少之际一举将其拿下，免生后患。 　　类似的话多年前孙坚曾跟张温讲过。但结果是一样的，袁绍的反应跟张温差不到哪儿去（绍畏卓，不敢发）。鲍信失望之下，借口回去再征点兵，重返陈留郡去了。 　　如果采纳了鲍信的建议，拿下董卓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但董卓兵团的大批人马随后就会赶到，他们不会放弃这个用兵的借口，会趁机攻占关中乃至洛阳以西的地区，他们还会转而跟韩遂、马腾这些新崛起的反叛武装联手，整个帝国的西部将丧失。 　　然后就要看袁绍等人有没有能力重新夺回这些地区的主导权。这个结果虽然不好，但却比后面将要发生的事强得多。 　　由于袁绍胆气不足，丧失了清除董卓的唯一机会。在后面召开的会议上，董卓因为有三千战斗力极强的凉州兵作后盾，左右了话语权，司空刘弘被当场罢免，因为他要给董卓腾个位子。董卓被任命为司空，成为三公之一。 　　没过两天，董卓又想当太尉，于是少帝下诏任命其为太尉。 　　在董卓的主导下，人事安排有了较大调整。袁隗仍任太傅，但录尚书事（主持朝廷日常工作）不再提了。司徒由杨彪担任。 　　袁绍仍任司隶校尉。袁术的职务有了变动，由虎贲中郎将改任后将军，由准将直接升为中将，看起来挺美，实际是明升暗降。 　　虎贲中郎直接指挥天子的御林军，而后将军只是一个名号，毫无意义，袁术掌握的兵权被剥夺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袁隗、袁绍都明白，眼前这个董太尉已经不是昔日那个仰袁家人鼻息的小董了，对于最坏的结局，他们必须有充分的打算。 　　曹操的职务也有了变动，此前他的职务是都尉，负责训练步兵新军。董卓任命曹操到另一支骑兵部队任职。有人认为这也是明升暗降之举，目的是夺去曹操手中的兵权。但还有人认为，董卓对曹操比较器重，在此用人之时，有意对他进行拉拢。 　　袁隗、袁绍在这次人事变动中也没有完全失败，毕竟董卓此时立足未稳，还要考虑合作。这样，亲袁氏一派的荀爽、王允、丁原等人进入九卿行列，何、郑泰、周毖、伍琼、郑泰等成为董卓身边的幕僚。 　　何等人是如何赢得董卓信任的，情况不清楚，这是一件颇为匪夷所思的事。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只能说何等人是优秀的地下工作者，此前一直隐藏得很深，董卓不太清楚他们与袁绍的真实关系。 　　从以后的事情发展看，何等人主动来到董卓身边帮助出谋划策，更像是一场精心设计好的潜伏计划。 　　现在不是撕破脸的时候，对董卓是还不能，对袁绍是还不敢。接下来，双方展开了各自的布局，在表面相安无事的情况下，跟时间赛跑。 　　【六、董卓玩起了心理战】 　　印象中，这个时候的袁绍在董卓的淫威面前有点束手无策，祸是他闯下的，他却没有办法收场，最后只好一逃了之。 　　印象中，董卓也就是靠耍野蛮镇住了朝廷里的百官，这个家伙之所以能大权在握，除了袁绍是个草包外，就是运气实在太好。他掌权后无恶不作，纵容凉州兵祸害百姓，成为社会公敌。但这些都只能称为印象，因为它不是或者不完全是真实的情况。 　　真实的情况是，袁绍并不是草包，董卓也不是一味耍横。这二位都是有本事的人，面对何进被杀以后的新局面，他们都没有坐等。 　　先说董卓，他此番能够趁虚而入决不是靠运气，靠的是嗅觉，是准确的情报工作和果断的决策。在果断这方面，袁绍比董卓差得多。 　　但董卓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他带来的人实在太有限。 　　因为是去并州上任，按规定他只能自己去，后来经过跟朝廷讨价还价，允许他带少数凉州兵前往。他能公开带出来的只有三千人，尽管是挑出来的精锐，但人数也有点少。长驱直入到达洛阳后，实际上成为孤军。 　　此时他的旧部还远在长安以西的右扶风一带，即使日夜赶路，没有十来天也到不了洛阳。如果袁绍采纳鲍信的建议，董卓必将在援军到达之前被解决掉，但袁绍没有这样做，给董卓留下了反扑的时间。 　　董卓一方面派人急令后续部队快速前进，一面玩起了小花招。 　　据《后汉书》记载，董卓每隔四五天就趁夜把队伍调出城去，住在城外的军营里，第二天隆重地搞一个入城仪式，反复运用，造成凉州军源源不断到来的假象。 　　这种小把戏瞒不住袁绍等人，但却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董卓的危机暂时得到缓解。不久之后，这种心理战收到了实际效果，何进、何苗以前的旧部，在吴匡、张璋等人带领下，率先向董卓表示效忠。 　　洛阳附近此时驻扎有许多互不隶属的武装力量，何氏旧部投奔董卓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更多的武装力量倒向凉州军，最有影响的是并州军。 　　并州军作为一支相对独立的队伍，虽不如凉州军那么闻名，却也十分善战。并州军的核心人物是丁原，他是前并州刺史，现京城卫戍部队司令（执金吾）。 　　丁原字建阳，出身贫寒之家，是一员猛将，打起仗来不要命，但在谋略方面相对较差（为人粗略）。他担任并州刺史，张杨、张辽都是他的部下，他坚定地支持何进，派张杨、张辽领兵驻扎在洛阳外围。 　　何进被杀后，丁原陷入迷茫，他不是袁绍一伙的，袁绍也没有及时派人来跟他联络，丁原本来就缺少谋略，下一步如何行动，真是不知道。 　　丁原在用人方面也问题，吕布这时候给他当办公室主任（主簿）。这是一个公认的反复无常的人，丁原将要毁在他的手里。 　　吕布字奉先，并州刺史部五原郡九原县（今内蒙古包头一带）人，骁勇而有武力，精于骑马射箭，力量过人，号为飞将。 　　当时的洛阳，能单独跟董卓动手的除了袁绍就是丁原，丁原在人数上占优，再加上张杨、张辽、吕布这样的猛将，如果真打起来，袁绍、袁术、曹操这些人再帮把手，董卓必败无疑。不管丁原有没有这个想法，董卓都认为这很可怕，必须先发治人。但不能硬来，只能智取，吕布就成了拿下丁原的关键。 　　董卓也先摸了摸底，发现吕布这个人道德水准差，可以作为攻击的目标。他策反了吕布，然后由吕布杀死丁原。董卓升吕布当师长（骑都尉），后来又升他为中郎将，封都亭侯。 　　丁原的旧部张杨见势不妙退到黄河以北的河内郡，在那里独立发展，成为割据军阀。丁原的另一个旧部张辽在洛阳无依无靠，也投降了董卓。 　　张辽字文远，并州刺史部雁门郡马邑县（今山西朔县）人，也是数得上的猛将，他勇力过人，为丁原所器重，此后一直追随吕布，吕布死后，成为曹操手下的重要将领之一。 　　董卓短时间内收服了何进、何苗旧部，策反了吕布，将并州军纳入自己帐下，一时间势力大增。这时，他的后续部队也到了，先期抵达的有两万人之多，兵力不足的危机完全解除。 　　当董卓大搞策反和兼并的时候袁绍也没有闲着。经过与许攸、逢纪等核心幕僚商议，他采取的策略是保存有生力量，不跟董卓在洛阳死拼，积极向外部发展，扩充实力，积蓄力量，跟董卓在洛阳之外决战。 　　这个战略也不失为当前形势下的一种高明之举。在袁绍的安排下，王匡、桥瑁等人秘密带人离开了洛阳，向东部的冀州、兖州一带发展，加上此前离开的鲍信，袁绍在洛阳以东的外围地带布下了几颗棋子。 　　在袁绍的秘密授意下，何、周毖、伍琼等人摇身一变，成为董卓的谋士。董卓是个武夫，手下也都是武将，最缺文人和谋士，这几个人取得很大成功，慢慢得到董卓的信任。 　　周毖等告诉董卓要想稳定局面必须重用一批党人和名士，这与董卓的想法吻合，他绝不是街头打打杀杀的混混，既然干到了这个份儿上，做个中兴之臣、开创自己的王朝也不是没有可能。既然这样，就必须提高品味，上点档次，干出点让人称道的事。 　　对于周毖等人的建议他全部采纳。董卓让何开出一份名单来，他全部任用。何先拿出一份名单，上面有荀爽、陈纪、韩融、蔡邕、申屠蟠等人的名字，董卓照单全部录用。 　　这些人大多数是何进当年重用的名士，只有一个蔡邕，本朝最具知名度的大学者、音乐家，一直在外面流放，他是何的好朋友。何告诉董卓要是把他也能弄来加以重用，影响力将非同一般。于是董卓立即派人寻找蔡邕，果然被他找到了。董卓请蔡邕到洛阳来，加以重用。 　　周毖等人其实只是虚晃一下，他们的目的是取得董卓的信任，让董卓觉得他们是真心为自己着想。这个目的达到后，他们亮出了自己的真实意图，又给董卓递上了第二份名单。这份名单上有韩馥、刘岱、孔、张邈、张咨、张超等人，这些人其实董卓都不大认识，全凭何忽悠。何说这些都是老实人，且都深得名望，如果能任用这些人当地方官，地方上的局面就能稳定下来。 　　韩馥、刘岱、张邈已经作过介绍。孔字公绪，陈留郡人，最初为名士符融所举荐，在陈留郡太守冯岱手下当郡政府驻京办主任（上计吏），能言善辩，有一定活动能量，也有一些小名气。张咨情况知道得很少，张超是张邈的弟弟。 　　这些人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袁绍的死党。 　　董卓不明就里，稀里糊涂地把他们全部任命了：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为豫州刺史，张邈为豫州刺史部陈留郡太守，张咨为豫州刺史部南阳郡太守，张超为徐州刺史部广陵郡太守。 　　接到任命，袁绍悄悄和这些人分别谈了话，交待了下一步行动方略。然后，这些人一刻不停地离开洛阳上任去了。 　　这个任命很有讲究，冀州、兖州、豫州以及陈留郡、南阳郡、广陵郡，自北向南呈一个弧状，在洛阳以东和以南地区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半包围圈。董卓，这就是给你预备的！董卓没有心思照着地图看这些，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整合洛阳的武装上。除此之外，就是想办法收买人心。 　　荀爽在老家颖川郡待得好好的，突然接到诏书，纳闷极了，自己老百姓一个，怎么会突然被任命到上千里之外的青州刺史部平原国当行政长官？ 　　但诏令写得很明确，不接受就是抗旨。荀爽只能动身，刚出发就被人追上，让他掉转马头去洛阳，因为第二道诏令刚下达，他被改任为九卿之一的光禄勋卿，由副省长改任中央政府部长。总算到达了洛阳，就任部长刚三天，他再次接到职务晋升通知，改任三公之一的司空。 　　由一介布衣，成为国家领导人之一（司空高于部长级的九卿），有人会用一辈子时间，更多的人用完一辈子的时间也没有完成，而荀爽前后只用了九十三天。 　　董卓确实有点求贤若渴了。为了进一步争取党人的支持，他还做了一场秀：给陈蕃、窦武平反。 　　陈蕃、窦武的事已经过去了二十一年，董卓旧事重提，搞得极其夸张。他以太尉的身份，约了司徒黄琬、司空荀爽二人，身上套着刑具，跪到宫门外上书（俱带诣阙上书），要求给陈蕃、窦武平反。 　　他们上书的对象是十四岁的天子刘辩，陈蕃、窦武被杀时他还没有出生。现在哪怕是想给王莽搞平反，也只是董卓一句话的事，董卓把声势搞得那么大，就是让天下人知道他是党人的可靠盟友。 　　有人相信，有人冷笑，有人不以为然。 　　韩馥等人赴任后，袁绍整天盯着日历表算时间，他在做最后的等待。 　　该走的都走得差不多了，现在洛阳的盟友，只有身边的许攸、逢纪，以及袁术、曹操等少数人。袁绍秘密通知他们也做好撤退的准备，因为跟董卓最后摊牌的时候快到了。 　　【七、分歧大爆发】 　　在袁绍琢磨如何跟董卓摊牌时，董卓先出手了。他突然提出来，想废掉少帝刘辩，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 　　其实，董卓一来到洛阳就有这样的想法。有人认为，董卓之所以固执地推行废帝之举，是因为九岁的陈留王刘协以机智、镇定和回答问题大方得体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刘辩在他眼里懦弱不堪，不足以承担天子的大任。 　　但这失于表象，于逻辑上似乎也不通。对于董卓这样的人而言，拥戴一个智慧、贤明的君主还是拥戴一个懦弱、愚钝的君主，哪一个更有利，回答肯定是后者，除非他脑子进水了。如果要解释他执着地想立刘协为帝的原因，唯一靠谱的理由是年龄，因为少帝十四岁，陈留王九岁，拥戴小一点的做傀儡，便于掌握。 　　但这仍然不是真相。真相是：董卓要彻底肃清何进遗留下来的势力。 　　少帝刘辩是何进的外甥，何进虽然死了，但忠于何进的人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十四岁的天子身上，再过几年，天子成人就可以亲政了，这是一部分人的想法。 　　董卓一直支持刘协，刘协的背后是灵帝刘宏和董太后。董卓跟董太后曾经续过家谱，皇太后很高兴地认下了他这个“远房侄子”，他成了刘宏的“皇兄”。如果刘协当了皇帝，他就跟皇室有了名义上的血缘关系。 　　刘辩登基后董卓的打算落空了，所以他第一眼看到刘辩时就没有多少好感，还是想把刘协换上去。董卓的想法可以理解，这么做也没有大问题，但他犯了致命的错误：时机不对。 　　董卓的当务之急应该是解决袁绍，通过分化瓦解的办法，将袁绍的同盟各个击破。袁绍没有了活动能力，其他事情都好解决。拉拢党人也罢，废立新君也罢，尽在掌握之中。 　　董卓选错了顺序，把废立的事先提了出来。他身边新近增加了何等一批谋士，这些家伙不会不在这个问题上给他支招，说不定还会给他支些损招，鼓动他把错误越犯越大。 　　废掉刘辩、另立刘协对袁绍而言是不能接受的事。作为何进政治遗产的继承人，袁绍深知周围一部分人之所以仍坚定地支持他，很大程度上缘于何进。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他站在董卓一边，这些人会从支持他转为反对他。 　　对袁绍来说，这是个政治问题和立场问题，是丝毫不能妥协的。 　　今后，这个问题还将如幽灵一样一直伴随着袁绍。他反对立刘协为帝，但反对无效，刘协最后成为天下公认的皇帝。后来，在要不要迎取刘协的问题上，尽管他比别人的机会和条件都好，可他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他并不承认刘协的合法身份。 　　结果，刘协被曹操迎走了，他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都无法改变事实。于是他改变初衷，承认刘协的合法地位，接受刘协的任命，也使自己的阵营内部产生了混乱。 　　每当面对这些问题，袁绍就会陷入矛盾和混乱中。 　　现在，是他必须表明自己态度的时候，尽管反对无效，他也要坚决反对。 　　矛盾在一次会议上爆发。据记载，董卓提出这个问题后，二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最后董卓急了，手按剑柄，大声喝叱道：“你是什么东西，竟敢用这种态度对我！你难道还不明白，天下大事，已在我掌握之中，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谁敢反抗！你小子难道以为我董卓的刀不够锋利？” 　　旁边的人都吓傻了，因为董卓这个人说杀谁就杀谁，从不分时间和场合。 　　可袁绍一点都不怕，他也拔出佩刀，怒吼道：“天下的英雄，难道就你一个吗（天下健者，岂独董公）？”说完扬长而去。 　　这件事不会发生在朝堂上，因为在那个地方董卓和袁绍都不可能带剑带刀。这件事发生的地点可能是董卓的府里，袁绍跟董卓闹翻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有人把袁绍称为草包，事实上袁绍一点都不缺英雄气概。 　　袁绍从董卓家出来，立即叫上逢纪、许攸、陈琳，并找来曹操、袁术等人商议，决定马上逃出洛阳。 　　对于出逃，此前已经有了预案，袁绍往北逃，去找冀州牧韩馥；曹操往东，找陈留太守张邈；袁术往南，找南阳太守张咨。逢纪等人跟随袁绍行动。到了目的地，迅速组织力量，大家共同起事，讨伐董卓。 　　袁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然跟自己闹翻，然后又不辞而别，这是董卓没有料到的。董卓这时候想的还是如何让袁绍屈服，把面子找回来，压根没有想到袁绍不跟他玩了。等确切消息传来的时候，袁绍、曹操、袁术等人已经逃出了洛阳。 　　袁绍、曹操、袁术是如何逃出来的，史书没作交代，但应该也不难，因为他们在洛阳还有一定影响力，且早有逃亡的准备。袁绍逃亡的时候一点都不狼狈，应该有不少人保驾，因为他还挺从容，出洛阳东门的时候，还不忘把朝廷颁发给他的司隶校尉的印信挂在门上。 　　早在去年（188年）四月，曹嵩的太尉一职就被罢免了。花一亿钱买来的这个官职，干了不到二百天，每天合五十万钱以上，代价真是不菲。 　　曹嵩在任的六个月里没有到太尉府上过一天班，原因是根本不用。太尉执掌兵事，但是近些年来实际兵权被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等掌握，太尉既不管京师的防卫，也不管四方的战事，成了名副其实的闲官。说到底，花钱从天子手里买的只是个名义。 　　既然是个荣誉职务，曹嵩很明白千万不能恋栈，差不多就得下来，空出来的名额，天子还可以继续找买家。如果不识相，赖着不走，等到天子赶你走的时候，大家脸上可就都不好看了。曹嵩被免职后决定带着小儿子曹德回谯县养老。曹嵩走后，卞氏带着刚两岁的曹丕来到了洛阳。有迹象显示，曹操逃离洛阳的时候很仓促，甚至没来得及回家一趟。 　　据《三国志·武宣卞皇后传》记载，曹操逃走后，袁术这小子临跑路之前还干了件缺德事，他拐到曹操家一趟，告诉卞氏说曹操已经让董卓杀了，结果引起曹府上下的恐慌。 　　危难关头，卞氏保持了镇定，她告诉那些想各奔东西的家人：“曹君生死未卜，如果大家今天散了，明天他回来，我们有何面目与他相见？再说，即使曹君发生了不幸，大家就是死在一起又有什么了不起！” 　　关键时刻她稳住了局面，曹府上下安定了下来。后来，卞氏带着曹丕居然平安地逃出了洛阳，与曹操会合。 　　【八、是是非非逃亡路】 　　有证据显示，袁绍不是一个人逃出洛阳的，除了逢纪、许攸、陈琳等人，还带着夫人刘氏，以及三个儿子袁谭、袁熙、袁尚。 　　袁绍的这几个儿子也挺有本事，日后都显露出过人的才能。但这似乎又不是什么好事，无论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家庭，能人太多反容易出事。 　　袁绍带着老婆孩子和谋士浩浩荡荡地离开了洛阳，他刚走董卓就开始通缉他，但奇怪的是没有关于他在路上遇到麻烦的记载，说明他的出逃是早已设计好的，沿途都有人保驾护航。 　　袁绍的目的地是冀州，州治在魏郡的邺县（今河北临漳），出洛阳走东北方向的大道可以直达。大体上的走法是，先沿黄河往东，过河内郡到达朝歌，然后一直往北。 　　在折往北方的时候，袁绍决定把妻子刘氏和三个儿子留在黄河以南，派人护送到兖州刺史刘岱那里。刘氏与刘岱可能是同族，有亲戚关系。 　　对于冀州之行，袁绍心里不是完全有底，得给自己留条后路。 　　袁绍的担心不无道理，“袁氏故吏”冀州牧韩馥对于袁绍的到来并不完全持欢迎态度。他把袁绍一行安排到治下的渤海郡，这里是沿海地区，海岸线北起如今的天津市区，南抵山东省利津县一带。 　　韩馥告诉袁绍渤海郡是全国数得着的大郡，人口数超过凉州和并州，可以在此招兵买马，积蓄实力。 　　等到袁绍一行到了那里，发觉不太对劲，渤海郡已成韩馥的势力范围。韩馥的人整天盯着他们，说是搞后勤，实际上是搞监视，袁绍他们想干什么事都先要请示。那个时候没有电话、电报，不能到互联网上发邮件，一个请示就得一半个月，而且往往没有下文。 　　实际上，袁绍他们被软禁起来了。 　　往正东方向跑的曹操，运气更差。 　　由于走得急，没有带上卞氏和曹丕，连个招呼都没有来得及打，也不知道他们急成什么样，会不会遭到董卓的报复？曹操离开洛阳时，心境差到了极点。 　　曹操出逃的待遇也比袁绍差得远。他是一个人跑出来的，身边没有人，遇到事没有照应、没人商量还在次要，关键是遇到事身边没有证人，因此闹出了一桩说不清楚的公案。 　　曹操的目的地是陈留郡，老朋友张邈在那里当太守，根据袁绍的安排，曹操到了陈留郡就以此为基地扩充实力，等待与各地同时举兵。 　　从洛阳往陈留郡交通十分方便，曹操走的是东方大道，中途路过成皋、荥阳、中牟等地。在路过成皋附近时，曹操突然想起这里有一个老朋友叫吕伯奢，于是就到他家串了个门。吕伯奢不在家，他儿子和几个朋友想抢曹操的马匹和财物，结果让曹操发觉，亲手把吕伯奢的儿子等人杀了。 　　这件事还有一个版本，说曹操到了吕伯奢家，吕伯奢不在家（同上一版本），他家五个儿子（数字更具体）热情接待了他。曹操因为是逃命出来的，疑心很重，怀疑吕伯奢的儿子要杀他（没有交待为何怀疑），于是先下手为强，亲手杀了包括吕伯奢儿子在内的八个人（作案细节更清楚）。 　　但上面这两个都不是流传最广的版本，最具知名度的版本是：曹操到了吕伯奢家，吕伯奢不在家（同上两个版本），他儿子热情地接待了曹操。曹操听到食器相撞发生的声音，以为是兵器相击，此时他正在跑路，疑心很重，以为吕伯奢的儿子要杀自己（交代了原因），于是把他们全杀死。事后还说了一句曹氏名言：“宁我负人，毋人负我。”（有情节有细节，更生动） 　　这三个版本一个比一个具体，令人仿佛身临其境。但问题是，曹操如果真干了这件事，当事人又全部被他灭口的话，是谁把这件事记下来的呢？ 　　这个人只能是曹操。也有可能，有人喝高了，会说“想当初兄弟我怎么怎样……”曹操喝高了，也许会从嘴里把这事突噜出来，但是像后两个版本那样的生动鲜活，除非曹操是二百五，否则即便喝得再高他也不会说出来的。 　　答案只有一个：第一个版本或许存在，且转述者是曹操本人；后两个版本压根不可能存在。第一个版本出自王沈的《魏书》里，第二个版本出自郭颁的《世语》，第三个版本出自孙盛的《杂记》。这三本书的成书顺序是：《魏书》最早，《世语》稍晚，《杂记》最晚。 　　最晚出的《杂记》对细节记录得反而最详细、生动，这是奇怪的事。 　　曹操的倒霉事还没完。他离开成皋继续赶路，下一站到达中牟，又出了意外。 　　当地有个派出所所长（亭长），工作责任心比较强，对来往的可疑人等都要认真盘问。结果让曹操给撞上了，所长看着他脸比较生，形迹又可疑，就带了回去，交给县长。 　　这时通缉曹操的文书已经到了，县政府人事科科长（功曹）一眼认出眼前这个人就是通缉犯曹操，但他没有声张，而是悄悄向县长说情，县长居然把曹操给放了。 　　这两个东汉的基层官吏没有想到他们无意间处理了一件关系到后世历史走向的大事。他们都没有留下名字（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县长名字不叫陈宫）。 　　就这样，曹操惊心动魄地来到了陈留郡，接下来他比袁绍幸运得多。张邈比韩馥大气，他热情地迎接了曹操，安排曹操到治下的己吾县、襄邑县一带展开募兵计划。 　　再说说南路的袁术。 　　他很顺利地逃到了南阳郡，但是到了以后发现很难开展工作，原因是没有人支持他。 　　南阳郡太守是新上任不久的张咨，还没有什么实力。南阳郡再往南，是荆州刺史部，这时候荆州的主人还不是刘表，它的刺史叫王，不是革命党，不好张嘴要支持。袁术一筹莫展。 　　这是中平六年（189年）年底的事，袁绍、曹操、袁术三个人逃出了洛阳，袁绍待在离海边不远的渤海郡每天晒太阳，曹操到陈留郡境内的己吾县、襄邑县一带大张旗鼓开始了招兵活动，袁术窝到南阳郡，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此时，他们三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朝廷的通缉犯。 　　过了年，朝廷改年号为兴平，他们等来了朝廷撤销通缉令的命令。不仅如此，袁绍还得到了一个新头衔：渤海郡太守。 　　接到任命的袁绍心里明白，潜伏在董卓身边的那几个兄弟开始工作了。 　　【九、在董卓身边潜伏】 　　在洛阳，董卓要废少帝立陈留王的想法很执着，尽管有不少人反对，董卓仍然要干。 　　但是，每次他一开口，就立即有人反对。董卓很头痛，这些士人不好对付，他们始终占据着道义的高地，你要进攻只能发起冲锋，人家以逸待劳，动动嘴你就吃不消，弄得董卓郁闷至极，忍不住要发作。 　　董卓是个军阀，是武人，也是流氓。事实证明，对付雄踞于道德高地上的士人们，流氓最有效。一天，董卓主持召开有关会议，很多人参加，有个叫扰龙宗（扰龙是复姓）的侍御史有事向董卓报告，刚走到董卓跟前，突然，意外发生了，董卓从旁边抄起一柄锤子朝扰龙宗脑袋上打去，扰龙宗顿时脑浆迸裂。 　　所有人都吓得目瞪口呆，董卓却跟没有事人一样，用靴子底蹭蹭锤上的血水和脑浆说：“这小子到我跟前还佩着剑，肯定要刺杀我！” 　　大臣觐见天子不能佩带武器，除非有特别允许。但董卓不是天子，大家还没有养成跟他一起开会先交出武器的习惯，倒霉鬼扰龙宗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董卓的目的达到了，以后很多人见到他腿都开始发颤，这就是他要的效果。 　　董卓还时不时请大家吃饭，吃到中途，他突然说要表演个节目，在大家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几个被绑着的人就带了上来。董卓说这是刚抓到的罪犯，于是当众玩开活体解剖，剥皮、挖眼、抽筋，凡能想到的人类惨剧都给你上一遍，心理正常的人吃多少肯定要吐多少，董卓仍然跟没事人一样，该吃吃，该喝喝。 　　用这种流氓手段，董卓迅速建立了绝对权威，这一回，他就是宣布自己想当联合国秘书长也没有人敢反对了。 　　中平六年（189年）九月一日，于崇明殿召开百官大会。在董卓的胁迫下，何太后下诏罢黜少帝刘辩，降为弘农王，改立陈留王刘协为帝，这就是汉献帝。 　　史书记载，刚刚受过摔伤的何太后呜咽流泪，文武官员满目悲怆，但都不敢吱声。 　　完成了这一法定程序，何太后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三天后，董卓下令用鸩酒将她毒死。何进的母亲、一个被封为舞阳君的老太太也未能幸免，被杀死后，尸体还让人抛入御花园。何进的弟弟何苗被开棺戮尸。东汉帝国最后一家有权势的外戚何氏家族彻底灰飞烟灭。 　　董卓因为拥立新帝有功，被封为侯，擢升为相国。这是东汉官职序列里没有的职务，如果追溯起来，只有西汉初年萧何享受过这一殊荣。董卓不仅上升到萧何的高度，同时还获得三项特权：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 　　按照礼制，大臣朝见皇帝的时候旁边要站一个司仪官，把他的官衔和名字都喊出来。比方说董卓去见皇帝，司仪官就要喊“侯、相国董卓，参见皇上”，然后董卓跪下来高声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趋”是小步快走的意思，见到皇帝为表示恭敬，大臣老远就得一路小跑过来，这就是“趋”。另外，大臣见皇帝时既不能携带武器，也不能穿鞋子，表示诚惶诚恐。 　　现在董卓拥有了三大特权，皇帝的司仪官喊完“侯、相国”的时候可以省略董卓的名字不喊，这就是“赞拜不名”；老远见到皇帝也不用一路小跑，可以端个架子慢慢走，这就是“入朝不趋”；上朝的时候别人光脚板，自己可以穿鞋，还可以佩带武器，这就是“剑履上殿”。 　　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看似很无聊，却大有名堂。因为一百多年前王莽兄玩过一次篡汉夺权的把戏，上面这几出就是篡权全攻略之一，所以但凡提出这样的特权，下面就只剩一步了：自己当皇帝。 　　把这些事摆平，董卓腾出手来要收拾袁绍等人了。按照董卓的想法，对于这些逃犯，要继续加大追捕力度，把他们没有跑掉的亲属全部抓起来杀掉。 　　太傅袁隗等袁绍、袁术的亲属，以及曹操等人的家眷此时都在董卓掌握之中，眼看凶多吉少。这时，周毖、伍琼等出面及时阻止了董卓。 　　周毖此时担任尚书，伍琼任城门校尉。根据记载，周毖是凉州刺史部武威郡人，跟董卓算是老乡。董卓大权在握，但是总为缺少熟悉京师情况、能为自己出谋划策的心腹而苦恼。周毖是老乡，有才学，又肯听自己驱使，所以董卓很高兴，对他言听计从。 　　周毖劝董卓说：“袁绍本不想跟您作对，因为在废立的事情上得罪了您，他内心恐惧，所以才逃亡。这个人没有多大志向，但追捕得太急，他势必反抗，袁家四世三公，影响力很大，如果他挑头造反，情况很麻烦。现如今不如来软的，赦免他的罪过，给他个郡太守当，袁绍肯定感激您，不会造反了。” 　　在董卓面前说这些话的时候，周毖心里一定在想：很久没有把假话说得这么光辉灿烂了！但是，董卓居然相信了。他马上发布命令，赦免了袁绍等人的罪过，任命袁绍为渤海郡太守，对于袁隗等人，不加为难，给予优待。 　　这是董卓一个败笔，但如果就此认为董卓头脑简单，任凭周毖等人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玩转，那也是对董卓智慧的一种侮辱。董卓是个武人，决不是白痴，之所以他同意这么做，是因为他只能这么做。此时的董卓，有难言之隐。 　　在董卓忙着收拾洛阳一摊子事的时候，有一伙儿兄弟趁机给他捣了回乱，这些人是黄巾军在河东郡一带的余部，他们号称“白波军”，活跃在洛阳西北至关中一线。 　　这里恰是要董卓命的地方，如果被白波军控制，董卓与凉州的联络线以及后援补给线将被切断。董卓不敢小视，立即派他的女婿牛辅前去剿灭。 　　牛辅是凉州军里的猛角色，战斗力很强。奇怪的是，面对类似于民兵组织的白波军，牛辅却吃了败仗。 　　让董卓烦心的还不只这些。在董卓浩浩荡荡开赴洛阳的时候，朝廷在西部地区仍然驻有重兵，其统帅是董卓的老上级左将军皇甫嵩。他手下至少有三四万精兵，驻扎在槐里（今陕西兴平）一带，随时可以向自己发起攻击。 　　面对左右夹击，董卓自忖没有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胜算，他只能个个击破。当前，对他最具直接威胁的是白波军，其次是皇甫嵩，至于袁绍等人，先让他们闹腾吧，等腾出手来再收拾也不晚。 　　因此董卓对东面之敌来了个缓兵之计，把主要精力用在对付西面的敌人上。 　　这为袁绍、袁术、曹操以及关东其他实力派的复苏创造了条件，他们立即准备联合起来，甩开膀子大干一番。 　　第六章 长刀试锋 　　〔作为少数几个真心投入到讨伐董卓事业中的人，信心满怀的曹操开始了他建功立业的第一步，但迎接他的是汴水岸边的惨败。在失败中重新奋起，而新的失败又摆在了他的面前。是能力不足，还是时运不济？〕 　　【一、在己吾起兵】 　　己吾，是兖州刺史部陈留郡所属的一个普通县城，在梁国、陈国与陈留郡交界处，位于如今河南省商丘市的西南方向。中平六年（189年）底，这里突然热闹起来。 　　有一群外地人来到这儿，在县城外支起了营帐，开始招募男人参军，营门口贴的是本郡太守张邈亲自签发的公告。 　　最近几年来，由于民变不断，朝廷在招兵，地方官吏以至豪族也在招兵，有路过的太平道义军也招兵。开始有的人对此还挺有兴趣，但随着当了兵的本地人一个个离开这里便从此失去消息，大家对这种事慢慢也失去了兴趣。 　　直到有一天情况突然发生了改变，应征而来的人络绎不绝，都争着来报名，原因是大家听说本郡最有名望和实力的卫孝廉亲自带着上千人参加了这支队伍。 　　卫孝廉名叫卫兹，是本郡的知名人士，他曾经是何苗的部属，何苗死后又在司徒杨彪的手下干过，后来他也潜回家乡。在张邈的授意下，卫兹利用自己在本地的号召力，组织了一支上千人的队伍。 　　卫兹在洛阳做官多年，虽然跟曹操没有什么交往，但早就知道曹操的大名。他感到自己缺乏领兵打仗的能力，听说曹操到了己吾，在与张邈商量后，就带着已经招募起来的一千多人前来投奔。 　　不仅如此，卫兹还带来了全部家财作为募兵的经费，这让曹操格外感动。 　　在卫兹带来的这支队伍里，还有一个壮士，名叫典韦。 　　典韦是己吾县本地人，史书上提到的重要人物除了名以外一般都有字，但典韦字什么却没有记录，也许他本来就没有字，这说明他出身于寒门。典韦体型魁伟，膂力过人，是本地知名度很高的侠士，说得直白些，类似于黑道大哥。 　　这可不是瞎说，史书中记载了一件典韦给别人当打手的事。与己吾县不远有两个县，襄邑和睢阳。襄邑有个姓刘的人跟睢阳一个叫刘永的人有仇，典韦受雇替襄邑这个刘氏报仇。刘永在南方当过县长，有些财势，平时防范很严。典韦坐着车，带着鸡和酒，伪装成要拜访刘永的人，门一开，他从怀里掏出刀子就杀了进去，不仅把刘永杀了，连刘永的老婆也没有放过。刘永家住在集市附近，典韦出来，肯定是一身血。外面整个震动了，一下子有上百人追了过来，可没有人能靠近他，一直追了四五里。接应典韦的弟兄赶到，一阵乱战，典韦脱身。 　　从此典韦在江湖上名气大振。卫兹招募人马，他加入了卫兹的队伍。不过，典韦在队伍里目前的职位还很低，在一个叫赵宠的团长（司马）手下当兵。 　　有了卫兹的加盟，原本冷清的募兵活动一下子火爆起来，有人还专门从附近的梁国、陈国跑来应征。在这些应征的人里，曹操发现有一个人个子不高，目光炯炯有神，说话办事干净利索，还有一身的武艺，曹操很喜欢他，就让他当警卫员（帐下吏）。 　　这个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乐进。 　　乐进字文谦，兖州刺史部东郡卫国（是个侯国，相当于县）人。曹操个子不高，选警卫员不能要个子太高的，乐进也是沾了这个光。 　　曹操刚进入陈留郡时，派人到谯县送信，让曹洪和夏侯他们火速来己吾县会合。没有多久，他们也先后到了。 　　这些兄弟包括曹洪、曹仁、曹纯，以及夏侯、夏侯渊，还有侄子曹安民。安民是这个侄子的字，他的名字以及他的父亲是曹操的哪一个弟兄，都已经不知道了。 　　曹洪、曹仁、曹纯是前不久陆续返回谯县的，这一段时间里，他们依照曹操的嘱咐，注意招募徒众，已经有了一定基础，现在刚好有了用武之地。由他们几个带来的也有一千多人。在这支队伍里，日后较为有名的将领有一个叫史涣。 　　史涣字公刘，曹操家乡沛国人，是以雇佣兵（客军）身份前来的，以后常跟随夏侯行动。 　　这些族人中还没有曹休、曹真等人。曹休投奔曹操的时间稍晚，他此时应该身在江南，听到叔父起兵的消息，才“易姓名转至荆州”，历尽千辛万苦找到曹操。曹操见到曹休很高兴，对左右说：“这是我们曹家的千里驹呀。” 　　而曹真此时年龄很小，与曹丕相当，大约三四岁的样子。曹真的父亲曹邵听说曹操起兵的消息，也在当地招募徒众，可惜引起地方官的怀疑，结果被杀。后来曹真辗转被人领着找到了曹操，曹操以养子视之。 　　以上两支队伍，加上新招募的，大约一共五千人，虽然不是很多，但相比此时的袁绍和袁术，已经是很有成就感了。 　　这支队伍的成分，谯县来的约占三分之一，己吾本地的约占三分之一，其他县以及附近郡国的约占三分之一。在没有经过系统训练和经历大战磨练之前，这还是一支典型的民兵组织，大家参军的积极性很高，穿上军服腰里别把刀走在亲戚熟人面前固然威风，但是在战场上拼命的精神和会拼命的经验明显不足。这直接影响到曹操首次军事行动的结局。 　　有一个问题是：谯县离此不远，也就是不到二百里的样子，曹操当初为什么不回谯县老家募兵呢？ 　　有人认为曹嵩对儿子干的事不支持，不让他回谯县。有人认为曹操害怕连累家里人。其实，这些都是猜测而已，曹操之所以把大本营设在陈留郡，是因为陈留郡一带是当下反董势力的前线，他不能离这个中心太远。 　　曹操以己吾为基地，将这五千人分别安置在周边地区，然后开始训练。在训练新军方面，曹操有很多经验，他按照正规军的建制对这支队伍进行了编组，基本单位是团（部），每个团（部）一千人左右，分别任命卫兹带来的赵宠等人以及曹洪、曹仁、夏侯、夏侯渊当团长（司马）、副团长（假军司马）。 　　此时最大的困难是武器不足，曹操命人支起了铁匠炉打造兵器。在唐代人虞世南编著的《北堂书钞》一书中，收录了曹操曾经发布的一条军令，里面记述了曹操起兵初期，在己吾的邻县襄邑曾经亲自动手和工匠们一起打造兵器的事。 　　当时，曹操正在和工匠打造一种叫“卑手刀”的武器。一个叫孙宾硕的朋友来看他，感到很不解，说：“你现在应当考虑大事，干嘛干工匠的活？”曹操回答说：“既能做大事又能做小事，有什么不好呢（能小复能大，何苦）？” 　　在己吾一带拉起来的这支队伍，是第一支曹操亲手缔造并完全控制的军队，标志着曹魏帝国在此正式奠基，己吾小城成为“曹家军”的诞生地，曹氏兄弟、夏侯氏兄弟以及乐进、典韦、史涣、卫兹等人成为这支军队的创立者和最早参与者。 　　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支队伍里来，有慕名而来的，有从敌方阵营里来的，有武将也有文士，使这支队伍越来越壮大。 　　曹操率领这支队伍南征北战，有胜利，也经历过失败，最终奠定了一个新的王朝。 　　【二、没人敢当的盟主】 　　年底之前，张邈派人通知曹操将所属人马带到本郡北部的酸枣县一带，那里即将有重大行动。己吾县和酸枣县同属陈留郡，一个在东南，一个在西北，两地相距三百多里。酸枣临近黄河，北岸是司隶校尉部所属的河内郡。 　　曹操率部到达酸枣的时候，张邈已经提前到了。他向曹操引荐了两个人，一个是自己的弟弟、徐州刺史部广陵郡太守张超，另一个是张超的部下、郡政府人事处长（功曹）臧洪。 　　臧洪字子源，也是广陵郡人，“体貌魁梧，有异于人”，早年上过太学，举过孝廉，当过县长，这段经历跟曹操有点像。后来他弃官回家，太守张超听说他很有能力，就请他出来当人事处长。 　　臧洪劝张超起兵，张超认为有理，就带着臧洪到陈留郡找自己的哥哥张邈商议，几个人一拍即合。张邈见臧洪虽然只是个功曹，但见识不俗，口才又好，就派他为代表，联络附近的各路实力派，很快就与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国相鲍信等人达成共识，大家同意一块儿起兵反对董卓。 　　黄河岸边的酸枣被确定为这次联合起兵的总指挥部。以此为中心，周边的实力派除了徐州刺史陶谦以外，基本上都在其中了。刘岱是袁绍的亲戚，袁绍北渡黄河之前把妻子刘氏以及三个儿子送到他这里来，可见关系非同一般。袁遗是袁绍的从兄。桥瑁、鲍信前面已有介绍。加上张邈、曹操，这些人都与袁绍关系密切，袁绍虽然不在此地，但俨然是精神领袖。 　　曹操提醒张邈，自己离开洛阳前夕，曾与袁绍、袁术商定起兵的事，现在即将共同起事，不能漏掉他们两个。 　　张邈告诉曹操，自己已派人到冀州和渤海郡分别联络过韩馥和袁绍，袁绍暂时在渤海郡不能前来，不过这次会盟虽然没有袁绍，大家仍然会共推袁绍为盟主。至于袁术方面，相距较远，情况不明，就不能等他了。 　　不久，各路人马陆续向酸枣集结，先后到达的是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郡太守张超等，鲍信聚齐人马，却因路途较远，暂驻原地。张邈让人临时修起了一个大坛，作为会盟的场地。 　　马上就要举行会盟仪式了，有一个问题摆在人们面前：如此重大的活动，有什么法律依据呢？盟约又该如何措辞？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即使申明不是造反，但没有朝廷批准的大规模军事活动也必须有一个合法理由，最好还有一个合法的程序，这样义举才能成为合法之举，联军才能成为合法组织。正在大家为这个问题挠头的时候，桥瑁很神秘地拿出一件东西，让即将参加会盟的人精神一振。 　　桥瑁拿出来的是一封当朝三公共同签署的告天下百姓的公开信（三公移书）。在这封信里，三公告知天下说，恶徒董卓胁迫君臣，窥伺社稷，无法无天，希望天下人跟随袁绍、袁术共举义兵，以赴国难。 　　这封信来得正是时候，如此一来大家的行动就变成了响应三公号召的义举，铲除国贼，拥戴皇帝，有了一身合法的外衣。 　　尽管大家明白这封信不早不晚来得十分蹊跷，但仍然有许多人相信它是真的。董卓就任相国以后，朝廷的三公分别是太尉黄琬、司徒杨彪、司空荀爽，加上太傅袁隗，清一色的党人，说他们联名签发了这封公开信，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且桥瑁不是外人，他是已故太尉桥玄的族子，高干子弟，与洛阳上层人士来往密切。由桥瑁拿出这封信也更容易让人相信，于是张邈等人把这封信四处散发。 　　这封信确实是桥瑁伪造的。他的目的一是要帮联军的忙，二是要借机捧袁绍一把，因为他是最崇拜袁绍的人之一。不过，这家伙只顾了一头，也不管随着这封信影响力日益扩大，会不会对仍控制在董卓手里的黄琬等人产生不利。 　　解决了合法性问题，隆重的会盟仪式如期举行。 　　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正月，各路人马在酸枣设立坛场，共同盟誓。在由谁宣读誓文的问题上，大家又互相谦让起来。公认的老大袁绍不在，剩下的人都“莫敢当”，最后一致推举臧洪来读。于是臧洪走上坛场，宣读了下面这篇有名的誓文： 　　“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趁机作乱，弑杀天子，残害百姓，我们非常担心他会灭亡整个国家，颠覆天下。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广陵郡太守张超等人，聚合天下义军，共赴国难。凡是参加结盟的人，都要齐心协力，以臣子应有的节操，虽抛头颅洒热血也绝无二心。如果违背了盟约，不但让他丧命，还要让他断子绝孙！皇天后土，祖宗神灵，请共同见证！” 　　誓文写得言简意赅、掷地有声，臧洪读得“辞气慷慨、涕泣横下”，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在场的人无论是将校还是普通士兵，都万分激动，为莫大的正义感所激昂。 　　这篇誓文里只提到两位刺史、三位太守，没有曹操的名字，因为他目前没有合法的官衔，不方便写进去，更重要的是，他现在还只被视为张邈集团的一部，这是曹操举兵以后的真实情况。这支联军共推袁绍为盟主，名义上张邈就是袁绍的属下，而曹操是张邈的属下，这种格局还将持续一小段时间。 　　在酸枣会盟的名单中，没有看到徐州刺史陶谦的名字。他于中平五年（188年）冬天被任命为徐州刺史，负责镇压黄巾军。陶谦到任以后，重用泰山郡藏霸、孙观等人，迅速打败了境内的黄巾军。之后，在本地人陈登、麋竺、张昭等的协助下，陶谦控制了徐州的大部分地区，在东部各州郡中，是实力最强的。 　　但他的政治态度十分暧昧，既不反当今天子，也不反董卓，别人与朝廷断绝了往来，陶谦还按时上表进贡。他刻意与酸枣联军拉开距离，因为他认为联军没有前途。当然，他也不公然与联军为敌，持中立态度。 　　酸枣会盟的消息产生了极大震撼力，这是第一次有人公开打出反抗董卓的旗号，这支队伍总人数达十余万，驻扎在洛阳正东方向，与洛阳的直线距离不到四百里。盘踞在洛阳的董卓对此无法小视。 　　这还只是个开头，积蓄了很久的火药库顷刻间被点燃，更大规模的反抗行动立即由北向南迅速展开。 　　【三、引起了连锁反应】 　　酸枣会盟的消息以及桥瑁伪造的三公致天下的公开信迅速传遍了冀州刺史部，治所邺县距此也不算太远，从酸枣过了黄河，越过河内郡，就可以到达。 　　这个消息对冀州刺史韩馥来说虽然不太突然，但也不愿意接受，因为三公的公开信里明确号召大家团结在袁绍、袁术的旗下，酸枣的那些人也明确表示愿意听从袁绍的调遣。 　　韩馥心里很是埋怨大家，这么重大的事情也不事先和自己商量一下，别人尊崇袁绍可以，自己也把袁绍当领导却有些不好办，因为袁绍现在是自己的属下。 　　韩馥受命来冀州，前期超乎寻常地顺利，不仅迅速稳定了局势，手下还聚集了沮授、田丰、审配、耿武、李历等谋士，以及赵浮、程涣、闵纯、义、张等武将，势力基本上覆盖整个冀州，可以调集起来作战的人马就有数万人。 　　在同一时期开始创业的各路军阀中，韩馥开局最顺，最得天时和地利，但他也最缺乏雄才大略。所以，有今天这个局面，只能有一个原因：他的运气实在太好了。 　　如果袁绍不来冀州，韩馥就会以此为基地，慢慢向外扩张，成为一路诸侯。现在袁绍来了，烦恼也跟着来了。 　　不用说他也明白，袁绍不是投奔他来的，而是来接管他的。当初洛阳密谋，他是袁绍等人布在冀州的一颗子，现在到派上用场的时候了。 　　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凭双手奋斗而来的，与袁本初何干呢？要把这些拱手送上，韩馥心里实在不甘。 　　不仅是韩馥，换成谁都不会心甘。 　　可是，袁绍这小子丝毫没有退让的意思，人虽然呆在渤海郡，眼睛却紧盯着邺县。韩馥派去监视他的人报告，陈留郡那边不断有人来找袁绍，也不知道密谋些什么。 　　按照韩馥的想法，袁绍才是心腹之患。至于董卓，二人素来没有个人恩怨，只要他不打到冀州来，反不反他都无所谓。 　　正当韩馥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时，董卓的特使也到了。董卓以献帝的名义诏令韩馥讨伐刚刚起兵的酸枣联军，同时将联军领袖袁绍捉拿归案，押送到洛阳。 　　如果接受董卓的命令，意味着自己的冀州刺史将继续是一个合法身份，还可以得到董卓集团的支援。拒绝接受，他就不得不把自己与袁绍捆在一起。 　　接受，还是不接受，成为韩馥痛苦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宏图大略的人，虽然运气比任何人都好，但眼光和气度比任何人都差，他不明白乱世生存的法则是不进则退，他只想守住自己的地盘，不想干任何冒险的事。后世对他的评价没有太大争议：懦弱。不过看来还应该再加一条：自私。 　　懦弱而自私的韩馥思考的结果是站在董卓一边。不过，他心里没有底，也不知道手下人怎么看，于是先征询自己心腹治中从事刘子惠的意思，应当帮助袁绍还是董卓（今当助袁氏邪，助董卓邪？）。 　　刘子惠是中山国人，跟酸枣的许多人都有交情，尤其跟刘岱很熟，常有书信来往。刘子惠回答韩馥：“现在起兵是为了国家，哪来的姓董还是姓袁？”这个回答让韩馥颇感惭愧。刘子惠进一步说服韩馥打消倒向董卓一方的念头，全力支持袁绍。 　　韩馥也考虑到支持袁绍是民意，便放弃先前的想法，给袁绍写了封信，转告酸枣会盟的情况，支持他起兵。 　　袁绍重新获得了自由，立即携许攸、逢纪等人动身前往邺县，到邺县以后，他听说河内郡太守王匡也加入到义兵的行列，就赶到河内郡，避免与韩馥发生冲突。 　　河内郡属司隶校尉部，更靠近洛阳，是联军与凉州军对峙的前线。袁绍从大后方渤海郡来到河内郡，实现了靠前指挥，使整个联军阵营有了更明确的中心，大家深受鼓舞。 　　在南边的袁术，也时来运转。 　　酸枣会盟霹雳一声响，也传到了南方的荆州、扬州各郡县，有几个郡动手比较快，马上开始行动起来。 　　反应最快的是荆州刺史部长沙郡太守孙坚，他从西北战场转到南方当地方干部，干得也很不错。这是个革命热情一向很高的同志，这一次也不会落后。孙坚整顿人马，即刻北伐。 　　与孙坚同时起兵的，还有荆州刺史王睿和南阳郡太守张咨。王睿这个荆州刺史当得很失败，下面至少有两个郡太守跟他有矛盾，都想找个机会算计他一下。一个是武陵郡太守曹寅，另一个就是孙坚。 　　平时没有机会，现在一乱机会就来了，孙坚与曹寅合演了回双簧戏，由曹寅假冒当时正在荆州视察工作的朝廷特派员（案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密令孙坚将王睿逮捕处死。 　　孙坚拿到这个假密令，立即起兵前往荆州刺史部的治所汉寿，他们骗开城门，孙坚拿出密令，要逮捕王睿。王睿又急又气，问孙坚他犯了什么罪？孙坚回答：“我也不知道（坐无所知）。”王睿吞金而死。 　　孙坚引兵继续北上，一直到达南阳郡，南阳郡的太守张咨也是当年袁绍他们密派出来建立根据地的，本来是友军，可二人最后也动上了刀子。 　　孙坚到达南阳郡，给张咨写了封信，要求提供军粮。可能是孙坚摆的谱太大，张咨有点不爽，跟下面的人商量后，大家认为孙坚不过是本州相邻另一个郡的太守，大家平起平坐，互不隶属，无权调发粮饷。张咨认为言之有理，对孙坚不加理睬。 　　这一下子惹恼了孙坚，刚杀过刺史的孙坚，又动了杀太守的心。孙坚先备了礼物拜访张咨，按照礼节，次日张咨也要备下礼物前来回访，就在孙坚军营里的酒桌上，孙坚突然发难，将张咨斩杀。 　　朝廷对各地已经失去了控制力，像孙坚这样擅杀朝廷高官的行为，过后居然什么事都没有，于是大家便纷纷效仿，看谁不顺眼就杀谁，这与流寇已经没有两样了。孙坚敢这么做，靠的是实力，谁有实力谁就说了算，天下由法制、礼制阶段进入到拼实力的阶段。 　　孙坚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在军队里长期供职，有勇有谋，还善于拉队伍，此时他手下已经聚集了程普、黄盖、韩当、朱治等一批日后的名将，很有战斗力，所以才敢如此行事。但是短短几天里连续大开杀戒，地方震怖，人心不稳，孙坚也有点心虚。这时，他听说后将军袁术驻扎在南阳郡内的鲁阳县（今河南鲁山县），立即前往拜见。 　　袁术自从到了南阳郡，工作局面一直打不开，因为张咨、王睿这些实力派都不真心买他的账。正在郁闷之际，听说来了个猛人孙坚，连杀王睿、张咨。袁术不禁暗自吃惊，担心这小子杀红了眼，会不会把刀舞弄到自己头上来。 　　哪知孙坚一到鲁阳就主动前来拜访，表示愿意听从他的指挥，态度极为恳切，那阵势真有点你不接受他就真给你玩命的意思。 　　袁术确定孙坚不是忽悠自己之后，大喜过望，立即表奏孙坚为破虏将军，兼任豫州刺史。他们以鲁阳为基地，休整人马，准备继续北伐。 　　“表奏”这个词就此出现。说起来，任命职务一定要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地方要员和军中的高级将领还要由天子亲自以诏令的形式任命，即使基层推荐，实行的也是报批制，没有正式批准即为非法。 　　可是现在，天子控制在董卓手中，报个请示上去希望他来批复基本上不可能。于是，下面的人自作主张，把报批制改为报备制，自行批准，报你备个案就行了，这就是“表奏”。 　　这个口子一开，大家都开始表奏起来，但凡有点实力的，都兼职替朝廷干起了组织人事工作，不仅大肆封官，而且还你表我、我表你，互相送人情。方便归方便，也容易造成混乱，从此之后，就经常出现同一个郡、同一个州有几个太守或刺史、州牧同时存在的现象。 　　袁术表奏孙坚职务一事就有很大问题，豫州不属于他们的控制范围，豫州刺史也没有空缺，又弄出来个豫州刺史的头衔，不是成心挑事吗？ 　　朝廷正式任命的豫州刺史是孔，也是反董阵营里的积极分子，他也在同一时间起兵，驻扎在洛阳东南方向的颖川郡。 　　现在，一下子出现了四个反董基地，从北到南依次是：河内、酸枣、颖川、鲁阳，刚好形成一个弧形的半包围圈，与以洛阳为中心的董卓集团形成对峙局面。 　　【四、董卓愤怒了】 　　现在再来看看董卓。 　　虽然他靠着流氓手段把洛阳的局面控制住了，但背后有关中的皇甫嵩和河东郡的白波军，弄得他头痛不已。这些事还没有理出个头绪来，东方诸郡忽忽啦反了一大片。 　　袁绍、袁术、韩馥、张邈、桥瑁、王匡、鲍信、曹操这些人，都曾经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现在公然打出了反叛的旗帜，矛头直指自己，其中的一大罪状，便是废黜天子，另立新帝，有篡逆之心。 　　看来这帮人对新立的刘协不服，恐怕是还做着再立刘辩的打算？刘辩此时十五岁，刚被废为弘农王。董卓于是命郎中令李儒出面，给刘辩献上鸩酒，迫其自杀。 　　刘辩说：“是欲杀我耳。”不肯喝。李儒说不喝不行。刘辩无奈，只得和他最心爱的妃子唐姬以及宫人饮宴作别。在宴席上，刘辩悲痛而歌：“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唐姬边舞边歌：“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异路兮从此乖，奈何茕独兮心中哀。”两人泣下呜咽，所有在座的莫不欷流泪。 　　弘农王饮鸩酒而死。唐姬回到老家颍川郡，父亲唐瑁想让她改嫁，她坚决不愿意。后来李乱长安，劫略关东，虏获了唐姬，还想娶她为妻，这是后话。 　　弘农王刘辩，灵帝刘宏的长子、何进的外甥、何皇后的亲生儿子，在位不满七个月，直到被废仍未来得及更改年号，因此没有被正式列为皇帝，后世以“少帝”称呼他。在两汉历史上，共有二十四人得到“帝”的称号，除此之外，还有四位：西汉的刘恭和刘弘，东汉的刘懿和刘辩，因为在位时间过短或者继位后很快被废，没有进入“帝”的序列里，均以少帝相称。 　　董卓及时出手杀了刘辩，在政治上倒也是高明的一招，因为那些口口声声反对他废帝的人，一心想的就是恢复刘辩的帝位，现在主角没了，帮场子的人一下子失去了政治目标。果然，消息传出，袁绍等人悲痛不已。关东联军阵营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既然灵帝的长子刘辩死了，次子刘协做皇帝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这是袁绍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他仍然不承认献帝的合法地位。 　　袁绍等人公开起兵以后，苦了两位老兄：董卓身边的周毖、伍琼。他们潜伏在董卓身边，骗取了董卓的信任，一直在帮袁绍、袁术、韩馥、张邈等人说好话，帮助他们取得合法地位。现在同志们真的反了，董卓的怒火可想而知。 　　董卓下令把他们抓起来，咆哮道：“我刚到洛阳，你们劝我擢用能人志士，我一一听从，可这些人一上任，就公开起兵反抗我，是你们出卖了我，不是我要出卖你们！”于是在初平元年（190年）二月十日，将二人处斩。 　　周毖、伍琼被杀是关东联军的一大损失。不过，很快另一个卧底补上了他们的位置，这个人是郑泰，时任尚书。 　　董卓鉴于关东联军不断壮大，想调集重兵讨伐。郑泰想联军组建时间不长，很多队伍刚刚完成长途转移，需要休整才能形成战斗力。如果此时董卓真的派重兵征讨，联军肯定吃亏，于是他跑到董卓那里忽悠了一把。 　　郑泰说：“政治成败，取决于恩德，而不取决于武力，所以讨伐无益。” 　　董卓听了有些不爽：“照你的说法，要军队就没有用了吗？” 　　郑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关东的敌人力量很有限。袁绍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公卿子弟），一生都在京师；张邈不过是一介没有见过大世面的老汉（东平长者），坐在那里眼睛都不敢乱看；孔只会高谈阔论，把死的说活，把活的说死（嘘枯吹生）。这些人都没有军事才能。您出自西州，少为将帅，他们怎么能跟您相比？关东承平日久，人们都不愿意打仗，不像关西地区，连妇女儿童都会使用弓箭。另外，袁绍肯定镇不住局面，别看他们人多势众，肯定会各自保存实力，到时候可不攻自破。现在发动大军讨伐，反而让他们凝聚在一起，所以，现实的情况是，应该以政治手段来解决。” 　　郑泰不愧是老一代党人，那名声看来也不是白来的。这一番话正好切中董卓的心理，董卓不仅取消了军事讨伐的打算，还发现了郑泰这个人才，一高兴直接任命他为前敌总指挥，让他负责统筹前方战事。 　　如果郑泰掌握了前敌指挥权，董卓死得会更快。好在有人及时提醒董卓：郑泰这个人有党人背景，跟关东那些人的关系说不清楚，给他军权，十分危险呀。董卓清醒过来，收回成命，改任郑泰为议郎。 　　不过，郑泰的话还是影响了董卓，他也认为关东同盟刚刚形成，还是一盘散沙，逼得太厉害，这些人反而团结得更紧，政治手段倒是可以一试。经过准备，董卓派出了几批特使，分别由大鸿胪卿韩融、少府卿阴修、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修、越骑校尉王环等重臣带队，分别往河内、酸枣、鲁阳等地，归劝袁绍等人回归朝廷。 　　这些人一到联军控制的地区，就被袁绍下令抓了起来，除了韩融德高望重，跟袁绍的父辈、爷爷辈都有交往而免于一死外，其他人都被处死。 　　董卓这一招很阴损，他也知道这些特使出去有可能无功而返，但仍然派他们去，袁绍杀了他们是董卓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这些人都是党人和士人，跟袁绍等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袁绍杀他们，就是自相残杀的开始。 　　还真让董卓算对了，联军内部的裂痕显现出来，矛盾开始激化。 　　董卓知道，迟早仍免不了一打，他加紧了军事准备，把主力调往东线，分北、中、南三路展开布防，与联军主力形成对峙。 　　北路由董卓的女婿牛辅为主将，对抗河东郡、河内郡的联军以及白波军；中路以凉州军中最能打的宿将徐荣为主将，对抗酸枣联军；南路以胡轸、吕布、华雄为主将，对抗鲁阳的袁术、孙坚。 　　董卓还有一手，如果战局顺利就留，打得不顺就开溜，他做好了挟持刘协迁都的准备。初平元年春天，以沁水、河内、酸枣、荥阳、阳翟、鲁阳等战略要地为中界，一条长达上千里的战线拉展开，两边都在往前线调集人马，大战一触即发。 　　这一仗，势必要改变很多人的命运。 　　同时，也决定着东汉王朝的命运。 　　【五、激战成皋】 　　董卓在做迁都准备的同时，前线已经开打，最早打起来的是北线。 　　在河内郡屯驻的袁绍、王匡离前线最近。袁绍此时自称是车骑将军，这个职务类似于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或副总司令（要看有没有大将军），他此前在军中的资历仅是西园八个校尉之一，连个少将都不算。 　　但袁绍此时坐镇河内郡的治所怀县，指挥各地的联军，同时也需要一个很高的名分。冀州牧韩馥驻扎邺县，负责后勤供应。 　　怀县在黄河北岸，与洛阳的直线距离不到一百里，轻骑兵不用半天即可到达。袁绍命令王匡在平阴渡口过黄河，作尝试性进攻。牛辅率董卓军在平阴渡口一带与王匡对峙，暗地里派出精锐从另一个渡口小平津渡过黄河，绕到背后，抄了王匡的后路，王匡所部损失惨重，退回到怀县与袁绍汇合，暂时不出。 　　联军首战失利，让中路酸枣方向的各位将领变得迟疑起来，聚集在这里的人马最多。大家似乎都不急着进攻，每天大吃大喝（置酒高会），曹操看到这种情况很着急。 　　酸枣在陈留郡的地盘上，张邈在联军中说话最有分量，曹操多次找到这个老朋友，请求发起进攻。 　　曹操说：“咱们共举义兵，讨伐董卓，现在人马已经聚集完毕，还等什么呢？董卓劫持天子，焚烧宫室，海内震动，这正是天要灭亡他的绝好时机（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可定，机不可失呀！” 　　曹操反复陈述，张邈也不好再拒绝，但表示无力调遣其他各部，让曹操自己想办法。在各路人马中，曹操与济北国相鲍信有一定交情，此人已来到了酸枣，曹操又找到他，说服鲍信一同行动。 　　鲍信是曹操早期事业上的坚定支持者，他愿意跟弟弟鲍韬一起与曹操共同行动。曹操有五千余人，鲍氏兄弟有一万多人，编成一支混合部队，分别由曹操、卫兹、鲍信、鲍韬实际掌握，由曹操任总指挥，向西进发。 　　队伍进入司隶校尉部所属的河南尹境内，并未遇到抵抗，阳武、原武等县甚至连地方官都找不到。东西军事对峙形成后，这一带就成了最前沿，无论谁胜谁败，这里必遭战火涂炭，地方官们早就开溜了。 　　时任中牟县令的杨原也想弃官而逃，有个人劝他不要这样做。这个人叫任峻，是本县人，他劝杨原说：“董卓作乱，天下没有一个人不恨他（莫不侧目），但是都不敢先起事，不是不想，形势还不成熟罢了。您若能趁这个机会做一个倡导者，必然得到天下的响应。” 　　杨原可能是个外地人，所以也想溜，而任峻是本地人，没有地方可跑，不如拿起武器保卫家乡。杨原听从了任峻的建议，自称河南尹，任命任峻为主簿，将临近几个已无人管理的县都接管起来，实行临时地方自治，招集散勇，扩充人马，等待时机。 　　这时，听说曹操率一路队伍来到，任峻与本地另一个知名人士张奋一起，率数百人加入到联军的队伍来。曹操将这些人暂编为一个师，任命任峻为师长（骑都尉）。 　　任峻加入曹操阵营以后，深得曹操信任，后来曹操还把一个堂妹嫁给了他。任峻以后主要负责后勤工作，成了一名出色的农业问题专家，是曹魏搞屯田的早期负责人之一，于建安九年（204年）去世。 　　有任峻的意外加盟，联军士气大增，队伍很快进发到荥阳、成皋一带，他们的目标是占领战略要地敖仓。 　　敖仓之所以成为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因为它是当时天下最大的粮仓。荥阳、成皋附近有一条人工运河叫汴水，用来连接黄河水系和南方的淮河等诸河道，可以把东南各郡的物资很便捷地运到这里来。 　　自秦朝开始，国家就在附近的敖山上修建仓库，囤积粮食等物资，也囤积了一些军械，成为朝廷储备粮基地和军队的后勤基地。曹操率军直奔荥阳和成皋而来，除了这里是西征的必由之路外，攻占敖仓意义更为重大。 　　开始，他们一路顺利，队伍渡过汴水后，敖山隐约的山影都能看到了，大家兴奋异常，以为大功告成。 　　然而，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惨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没有机会再次渡过汴水。因为，他们面对是一个可怕的敌人，已经精心给他们布下了一个陷阱，只要一进去就很难活着出来。他们对面的敌人叫徐荣，是不折不扣的猛人。 　　董卓集团目前有两支主力，一个是自己的凉州军，一个是归顺来的并州军，两部合起来有十多万人。别看人数不是特别多，但全部是精兵悍将，说他们在战场上能以一当十，也不算夸张。 　　尤其是凉州军，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大多数出身于凉州一带，由于各民族混居形成的基因优势，个个身体强壮。他们身经百战，战场经验丰富，而且家属子女都在凉州，打起仗来没有拖累，一上战场就玩命。 　　他们还有一个要命的优势：战马。战车退出战争主角地位后，战马就成为冷兵器时代致胜的武器之一。衡量一支队伍的战斗力，要看骑兵人数的占比，以及马匹品种是否优良。在这方面，凉州军无疑占有绝对优势。 　　董卓手下的凉州军，主要将领是牛辅、李、郭汜等人。牛辅已经作过介绍，是董卓的女婿。李字稚然，是凉州刺史部北地郡（今甘肃庆阳一带）人，作战勇猛，诡谲残忍。郭汜又名郭多，也出身于凉州，是一名悍将。 　　这三个人可以算军长一级的将领，在牛军长手下，比较有名的师长级将领有张济等人；在李军长的手下，有名的师长级将领有李暹、李利（李军长的侄子）、张苞（不是张飞的儿子）等。董卓直接指挥的师长级将领，有徐荣、董越、段煨、胡轸、杨定、李蒙、樊稠等。 　　他们大多数人跟董卓一样，生在凉州、长在凉州，在与羌人作战中建功立业，军衔节节上升。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比较特殊，就是徐荣。 　　徐荣是东北人，一个说法是幽州刺史部辽东郡襄平县（今辽宁辽阳）人，另一种说法是幽州刺史部玄菟郡（今辽宁沈阳）人。他本是朝廷军队里的下级军官，在凉州作战时因为作战勇猛，职务不断晋升，后来归董卓指挥，是董卓信任的少数几个非凉州出身的将领之一。 　　徐荣虽然力量很猛，但却不硬拼，他比较喜欢动脑筋。眼看联军队伍冲自己而来，徐荣考虑所部人数不足，不宜把战线拉得太长，于是主动放弃前沿的武阳、原武、中牟等据点，在成皋一带布下重兵，以逸待劳，等敌人渡过汴水后发起攻击。 　　战斗在敖仓周围的成皋一带打响。联军人数虽然占优，但多是新兵，训练时间短，战场经验不足，装备也差，骑兵人数不多，在凉州职业军人面前，基本上不堪一击。 　　但是在曹操、鲍信、卫兹、鲍韬、任峻等人以及曹氏、夏侯氏诸兄弟的带领下，联军并未退却，拼死血战。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联军一方明显处于下风。 　　关键时刻，曹操的战马被乱箭射死，失去战马的曹操，随时会在混战中被杀。紧要关头，曹洪把自己的战马拉过来让曹操骑，曹操不愿意，曹洪急了。 　　曹洪说：“天下可以没有我曹洪，不能没有大哥你呀！” 　　曹操这才上马，杀出重围。曹洪随后也设法脱身。立下大功的这匹马，传说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白鹄（一名白鹤）。不过，这都是后人的附会之言罢了。 　　退到汴水岸边，看到敌人没有再追，曹操这才把人聚拢了一下，经过清点，发现卫兹和鲍韬战死，自己和鲍信都挂了伤，所幸曹洪、曹仁、曹纯以及夏侯、夏侯渊、任峻他们倒没有什么大碍。 　　两万人左右的队伍几乎全军覆没，没有死在战场上的人，大部分都开了小差，只有从谯县带出来的人还紧紧跟随他们。 　　一行人趁夜渡过了汴水，回到大本营酸枣。 　　【六、南线战事】 　　成皋之战董卓集团虽然取胜，但联军的顽强精神让董卓很是吃惊。对于这支军事素质很差的队伍，按照董卓的想法，派凉州铁骑一个冲锋即可搞定，但结果却出乎意料，双方一度杀得难解难分。 　　成皋之战打消了董卓继续坚守洛阳的念头，他决定即刻迁都。 　　反对的声音让他始料不及，担任河南尹的老将朱俊、司徒杨彪、太尉黄琬、司空荀爽等齐声反对。为了说服大家，董卓拿出了一本叫《石包谶》的神秘预言书，上面说后汉经历十一世皇帝以后应该迁都。该书被杨彪直接斥责为妖书。董卓说不过他们，只好再玩老把戏，耍起了流氓，喊着要杀人。 　　司空荀爽一看杨彪他们有危险，赶紧出来打圆场，董卓免除了杨彪、黄琬等人的职务，提拨王允当司徒。王允，那可是一个玩潜伏的高人。 　　这时皇甫嵩率三万余人驻扎在长安以西的右扶风郡，管理长安的最高行政长官是盖勋，也就是曾在阅兵台上跟灵帝刘宏对过话的那个边防军师长（都尉）。董卓征盖勋为议郎，征皇甫嵩为城门校尉，解除二人的实权。 　　有人劝皇甫嵩起兵讨伐董卓，被皇甫嵩拒绝。他收拾行李准备就任，结果这一去，一代名将便从此黯然退出军界。 　　皇甫嵩之所以没有动手，一来因为董卓手里有天子，皇甫嵩认为征他为城门校尉，不是董卓的命令而是天子的命令，反对董卓就等于反对天子；二来自己虽然手里有三万多人，但身处关陇地区，在董卓大军的合围之中，边章、韩遂、马腾等叛军跟董卓有默契，一旦开战，他们将联手对付自己，失败是肯定的。 　　初平元年（190年）二月十七日，天子下诏正式迁都。 　　根据记载，董卓临行前在洛阳搞了一次大屠杀活动，把所有富豪集中起来，胡乱安个罪名，集体处死，财产全部没收。普通百姓被强迫迁往长安，不愿意走的也全都处死。 　　董卓撤到城外的御花园毕圭苑后，纵火将洛阳城焚毁，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洛阳就这样化为废墟。董卓下令在洛阳周围二百里范围内大搞“三光政策”，烧光、抢光、杀光，还命令士兵开棺掘墓，盗取珍宝，邙山一带密集地排列着本朝多位先帝的皇陵和许多贵族的墓地，无一幸免。 　　以前还有顾忌，不敢太过分，现在要走了，凉州军开始到处烧杀取乐。阳城县（今河南登封）乡民正在举行祭神仪式，凉州军开到，立即大开杀戒，所有男人全部被杀，头颅割下来挂在车上，凉州军载着抢来的妇女，一路敲敲打打，宣称在前线打了胜仗。 　　在前线被抓住的俘虏情况更惨，凉州军用布涂上油裹在他们身上，然后从脚下点火，活活将他们烧死，围观的人看着取乐。 　　三月五日，天子一行到达长安。此时，袁术、孙坚开始攻击洛阳，董卓无法脱身，长安的事务都由刚刚提拔为司徒的王允来主持。王允妥善处理了方方面面的关系，对天子给予尽心保护，对董卓曲意逢迎，让董卓很满意，放心地把长安的行政事务都交给了他。 　　三月十八日，董卓做了一件他早就想做的事：下令将已经转移到长安的袁氏家族所有人全部处死，包括太傅袁隗、太仆卿袁基，无论大小，不分男女，连怀中的婴儿都不放过，一共杀了五十多口。 　　袁绍、袁术从此对董卓由国恨又添了家仇。 　　做完这些事，董卓开始全力对付从南面一路杀过来的孙坚。 　　董卓深知自己这个老同事的厉害，所以在三路大军的安排上，特别重视南面这一路，布置了胡轸、吕布、华雄三员猛将共同对付。 　　胡轸此时担任陈郡太守，是董卓嫡系中的嫡系，吕布属于并州军，虽然跟董卓以父子相称，但手下的队伍在董卓集团里属于杂牌军，华雄也是董卓手下的一员猛将，担任都督一职，但对他的其他情况所知甚少，他的实际影响力与他后来的名气相比差得多。 　　南路的力量本来最强，可凉州军和并州军在配合上好像出了问题。胡轸这个人打仗或许有一套，但处理人际关系却不太行，他性格急躁，手下士兵纪律性也差，谁要是作战不利，他就喊着要杀军官，弄得大家很紧张。 　　他们探听到孙坚的主力到了一个叫阳人聚的地方，立即急行军赶到那里，想把孙坚包围。到达时天色已晚，士兵们还未吃饭，胡轸和吕布产生了分歧，胡轸想休整一夜明天再说，吕布认为应该搞突袭。胡轸无奈，下令攻击，结果人困马乏肚子饿，加上孙坚早有准备，攻击无果。 　　孙坚采取反击，胡轸、吕布大败。孙坚率部向东北方向运动，想与颖川郡、酸枣县等地的友军会合。董卓安排徐荣、李蒙在梁县附近进行截击，这回大败了孙坚。这是徐荣近几个月内第三次露脸，第一次在黄河两岸大败袁绍和王匡，第二次在成皋大败曹操，第三次在梁县大败孙坚，三次都是全胜。 　　孙坚很狼狈，只领着程普等几十骑突出重围，徐荣的兵穷追不舍。孙坚头上戴着一个红色头巾，平时看着挺酷，这时候就要命了，红头巾成了一个标志，凉州兵拼命追着打，孙坚手下将领祖茂提醒孙坚，把头巾摘下来给自己戴上，孙坚才得以解围。梁县之战和汴水之战有许多相似之处，对手都是徐荣，联军一方都是大败，曹操危急时有曹洪赠马，孙坚逃命时有祖茂解围。 　　徐荣的结局有点出人意料。如此战功显赫的将领在凉州集团内部似乎混得并不是太如意，与牛辅、胡轸、李、郭汜等人相比，徐荣始终只是个配角。董卓被杀时徐荣在胡轸手下，李、郭汜杀回长安，王允命令胡轸率徐荣迎战，胡轸暗通李，徐荣不明就里，出战李、郭汜，结果战死。 　　现在，孙坚好歹逃过了一劫，到颖川郡整顿散兵，与友军豫州刺史孔会合。 　　他们两个见面的时候应该很尴尬，因为一个是朝廷正式任命的豫州刺史，一个是袁术刚刚“表奏”的豫州刺史。好在也没人在公开场合提起，为了反董大业，孔给了孙坚很大的支持，帮他补充了人马。孙坚重新向阳人聚方向杀了回来。 　　孙坚再次与胡轸、吕布、华雄在阳人聚交手，别看孙坚打徐荣不行，打胡轸和吕布倒很顺手，不仅取得大胜，还斩杀了华雄（华雄不是关羽所杀）。胡轸和吕布逃回洛阳。 　　孙坚继续追击，董卓有点扛不住，派人给老同事捎去一封信，希望和解，为表示诚意，还提出两家合亲的请求，遭到孙坚断然拒绝。 　　董卓派吕布守洛阳，自己则率主力向西撤退，到达渑池一带，做出回师长安的姿态。孙坚向洛阳发起进攻，守城的吕布败走，孙坚由洛阳南门之一的宣阳门攻入城去，将洛阳收复。 　　洛阳此时已成一片废墟，就连南宫和北宫也荒无人烟，孙坚命令士兵打扫宫殿、太庙的卫生，整理邙山一带被破坏的诸陵，还意外在宫中一口井里发现了传国玉玺。 　　董卓无心在洛阳一带跟孙坚纠缠，命令主力全部撤向关中。 　　孙坚本想追赶，但袁术命他火速回军，因为后方不稳，南阳郡有被他人吞并的危险，孙坚只好撤军。 　　【七、再遭亢龙兵变】 　　曹操、鲍信带着从成皋前线打了败仗的队伍回到酸枣时，他们看到的景象让人既愤怒又伤心。在他们浴血奋战的时候，这帮人还在醉生梦死，压根没人关心前线的战事。 　　曹操心里很着急，他多次找张邈等人陈述自己的用兵计划，张邈虽然也能听进去一些，但此时屯扎在酸枣的人马并不全听他指挥，曹操又找到桥瑁等人做工作，不过成效不大。曹操、鲍信几乎全军覆没，让酸枣的其他几路联军更加坚信不能盲动，他们甚至想，幸好当时没有被曹操忽悠去，否则就是鲍信今天的下场，部队基本上打光，还搭个自己的弟弟。 　　在一次联席会议上，曹操建议采取以下军事部署： 　　“袁绍从河内郡进攻，逼近黄河上的孟津渡口；酸枣的各路联军攻击成皋，占领敖仓，封锁轩辕关和太谷关，控制各战略要地；袁术率领南阳郡的大军进攻丹水和晰县，攻入武关，扰动关中。以上各路大军实现第一步目标后，高筑壁垒，不与敌人作战，多布疑兵，发动舆论和思想攻势（示天下形势），以正义之师讨伐叛逆，天下即可平定。如果我们迟疑不敢进攻，不仅天下人将失望，我也为诸位感到羞耻（窃为诸君耻之）！” 　　曹操提出的行动计划很具体，也很现实。计划的关键是要同时行动，给敌人造成首尾难顾的局面。以当时的形势看，这是最有效的进攻方案。 　　虽然曹操把话都说到快翻脸的程度了，刘岱、桥瑁、袁遗等人还是不表态，张邈束手无策。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郑泰的话，虽然郑泰的目的是忽悠董卓，但他对酸枣这几个人的评价看来还挺准。 　　曹操失望已极，他决定离开酸枣，到外地重新募兵，东山再起。在这段时间里，他与鲍信结下了深厚友谊，在曹操看来，鲍信与桥瑁、刘岱等人不同，是个有理想、有远见的人。经过汴水激战，鲍信对曹操也有了更多了解，虽然他失去了弟弟，但对曹操的敬佩之情始终不渝。 　　二人就在酸枣告别，相约重新招人马、拉队伍，鲍信重回济北国，他在那里还算有基础，再拉起一支队伍来问题不大。曹操决定带着曹洪等人前往南方的扬州刺史部一带，在那里招募人马。 　　不久之后，曹操和鲍信还会继续合作。 　　汴水失利让曹操认识到，兵源的素质至关重要，一支队伍不在于人数多少，而在于士兵的身体素质、训练水平和战斗意志。为了能招募到素质精良的兵卒，曹操想到了丹阳郡。丹阳郡属扬州刺史部，治所在宛陵县（今安徽宣城），所辖大体包括现在的皖南、苏南的一部和浙江西部，今天的南京、铜陵、芜湖和黄山都在其中。这一带多山地，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山民身体强健，好武习战，自古即是出精兵的地方。“丹阳兵”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自秦汉以来就扬名疆场。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秋天，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骑兵三万出征匈奴，在天山与右贤王激战，汉武帝命令李陵出击，辅助李广利的正面作战。当时战马不足，李陵只率一支五千名步兵出征，在大漠旷野之上，面对匈奴的铁骑，步兵单独出战只能是送死，但这次却不那么简单，因为这五千步兵的主要成分就是丹阳兵。 　　李陵率领这些丹阳兵从居延北行军一个月，在浚稽山与且侯单于的三万骑兵遭遇，匈奴人原以为可以虎趟羊群般结束战斗，但眼前这支神奇的部队居然反败为胜，五千步兵杀得三万骑兵不断后退，单于大惊，急调八万多骑来攻，李陵率领大家且战且退，重伤员躺到车上，伤轻员推车，伤势再轻的持兵器搏战。 　　由于汉军后援迟迟不到，这支丹阳兵最后只剩下四百人突围，主帅李陵被迫投降，副帅韩延年战死。但是，丹阳兵却打出了威名，面对数万匈奴铁骑之勇，五千丹阳兵竟然能令单于丧胆，几乎要撤退，在得知汉军无援兵的情况下才敢进攻。丹阳兵的善战可见一斑。丹阳兵战斗力之所以这么强，与他们善长的一门技艺有关：弓箭。正是由于高超的射击技术，才能以步兵抵挡骑步的冲击。 　　此时扬州刺史是陈温，丹阳郡太守是周颀。曹洪与陈温很熟，曹操在太学求学期间与周颀、周昂是同学，他们便分成两路，曹洪到扬州刺史治所历阳找陈温，曹操携夏侯等人去宛陵找周颀。 　　开始很顺利，周颀很快帮助曹操集齐了四千人，并派弟弟周昂随曹操一同行动。在行军的路上出了事，差点要了曹操的命。 　　他们过了淮水，刚进入沛国境内，到达龙亢县，在这里相约与曹洪会合。不久曹洪带来了二千多人，是在陈温协助下于庐江郡招募的。两支人马会师，实力大增，可还没来得及高兴，夜里就发生了兵变。 　　据王沈的《魏书》记载，这些丹阳兵可能不想离家太远，觉得受骗上当了，于是晚上发动叛乱，点火焚烧曹操的大帐。曹操亲自持剑，连杀数十人，才得脱身，六七千人跑得只剩下五百人。 　　汴水失利，龙亢兵变，换成别人早就一蹶不振了，但曹操仍然没有气馁。他整顿剩下的人，一边往回走，一边沿路继续招募人马。 　　这次他有机会回谯县看看，卞氏和曹丕洛阳脱险后已经回到谯县，曹操很想回一趟家，但他还是没有回去。根据史料记载，他的行军路线是县、建平县等地，他在这两个地方又招了不少人，总兵力勉强达到一千多人。 　　也许曹操考虑到带着这么多外地兵回谯县很容易弄出乱子来，所以才没有回去吧。 　　曹操不想再回酸枣了，他率领这一千多人来到黄河北岸的怀县，这里是河内郡的治所，袁绍正屯扎在此。 　　此时正是董卓把袁家一门五十余口全部处死之后，袁绍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不过，见老朋友到来，袁绍仍然十分高兴，他赶紧招呼曹操说有大事商议。 　　曹操还以为商议征讨董卓的事，去了才知道原来跟这毫不搭边。失去五十多个亲人的袁绍，并没有被巨大的不幸所击垮，他正化悲痛为力量，日夜操劳，忙着另一件大事。 　　不过，这件事在许多人看来并不靠谱。 　　第七章 走向大河之南 　　〔困惑和苦闷中，老朋友鲍信的话提醒了曹操，他南渡黄河，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失意中的曹操迎来了重要的人生机遇，他小心地把它抓住，一点点扩大胜利成果。现在，他不仅有了自己的地盘，还得到了张良那样的人才。〕 　　【一、袁绍的心结】 　　袁绍正在忙活的是另立新帝。 　　在袁绍的心里，被董卓杀掉的前少帝刘辩才是灵帝的法定继承人，现任皇帝刘协不仅登基的程序不合法，是不是灵帝的血统都有疑问。袁绍在给袁术写的信里，就宣称刘协不是灵帝的儿子（帝非孝灵子）。 　　在这点上，袁绍与众不同。别人是反董卓不反皇帝，袁绍是董卓、皇帝一块反。他的本意是消灭董卓，拥立刘辩复位，哪知董卓下手更快，把刘辩毒死了。 　　袁绍不甘心，刘辩死了，他就在其他刘氏宗亲里寻找，反正就是不承认董卓挟持下的伪皇帝。最近袁绍一直醉心于这件事，他的想法得到了韩馥的支持。 　　袁绍执意此举可以解释为他野心的一种暴露。就当前而言，消灭董卓才是当务之急，即使他这边立了一位新帝，也不能指望董卓让刘协退位，结果就是两个皇帝并立，国家将因此陷入分裂。 　　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可袁绍没考虑那么多，他就是要另立一个朝廷，与董卓抗衡。作为这个朝廷的缔造者，他应当具有无可争辩的地位。问题是，找谁当这个皇帝呢？袁绍最终把目光停在了幽州牧刘虞的身上。 　　刘虞是光武帝刘秀之子东海恭王刘强的五世孙，出身正统，德高望重，外放幽州牧以来，安抚边界少数民族，深得众望。去年，董卓为了拉拢刘虞，借用了一个大司马的名号，派人到幽州送给刘虞，同时进封为襄贲侯。此前，本朝的三公及以上的高位均在朝廷中任命和就职，三公由外官兼任，刘虞开了先河。 　　方案一定，袁绍、韩馥就大造舆论，他们暗中安排人，说发现了一颗印，上面居然有“虞为天子”四个字。袁绍还声称，当年光武帝刘秀登基前，担任的职务是大司马领河北军政，刘虞担任的大司马领幽州牧与其相仿，这是天意。 　　袁绍还写信给各路联军首领陈述想法，寻求支持。对于袁绍的这个建议，大多数人都认为没有必要，但也不便公开反对，就迟迟不予答复。 　　答复最快、最明确的是袁术，他表示反对。袁术此人，当皇帝的瘾比乃兄更大，只是现在条件不成熟隐而不发，岂容别人插队？袁绍再写信给袁术，说我们全家都被董卓所杀，我们怎么能向他称臣？袁术回信说：“全家被杀是董卓的主意，与天子何干？我一片赤心，志在消灭董卓，不知道其他的事（不识其他）。” 　　袁绍仍然不死心，派前乐浪郡（今朝鲜半岛北部）太守张歧携拥戴书前往幽州，向刘虞奉上皇帝的尊号。哪知刘虞压根不领情，他斥责道：“天下分崩离析，天子蒙难，我等深受重恩，不思雪耻，反而行叛逆之事，于情于理何堪？” 　　袁绍得到回报立刻心灰意冷。韩馥心有不甘，他又派人恳请刘虞“录尚书事”，就是主持朝廷日常工作，这样可以代表皇帝任命官职，可刘虞仍然拒绝。 　　刘虞还放出狠话，如果再逼，他就投奔南匈奴人。韩馥只好不再提。 　　后一个举动是韩馥一个人干的，袁绍没有参与。韩馥此举看似为国着想，结束谁都可以表奏封官的乱局，实际上矛头暗指袁绍。行使表奏大权最多的是袁绍，他封自己为车骑将军，然后想封谁就封谁，俨然成了皇帝第二。 　　如果刘虞真的接受了皇帝的封号，董卓还是挺紧张的。董卓的战略是，不与关东联军死磕，让他们内斗。如果群龙有首，内斗的计划就不好实施了。所以董卓挺感激刘虞，袁隗被杀后，董卓把太傅的名号给了刘虞，只是道路阻隔，无法派人前往宣布任命。 　　这一次拥立新帝的闹剧又无果而终。曹操千辛万苦从南方募兵回来，正赶上这出戏。上一次曹操就不同意王芬等人另立合肥侯，这一次更不会给予支持。不过他明白自己现在的身份和处境，当袁绍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只是笑了笑。 　　亲曹派史学家王沈写的《魏书》有两则记载。一则是曹操答复袁绍的话，他说：“董卓之罪，暴于四海，我们合大众、举义兵，天下莫不响应，这是因为义的缘故。现在幼主微弱，制于奸臣之手，但还没到亡国的地步，一旦改易，天下谁来安定（孰其安之）？你们且面朝北，我独自面向西（诸君北面，我自西向）！” 　　另一则是袁绍得了一颗玉印，可能就是王定献的那颗，拿着它在曹操面前晃了晃，很得意的样子。曹操大笑说：“我不相信你。”袁绍派人再去说服曹操，对曹操说：“现在袁公势盛兵强，二子已长大，天下群雄，谁能超过？”曹操仍然不应，从此之后对袁绍更为反感，暗中打算要诛灭他。 　　这两则记载都是奉承之言，不可全信。虽然“诸君北面，我自西向”掷地有声，成为曹操名言录里的又一条，但他在当时实在不大可能说出这些话来。事实上，曹操现在没有太多的发言权，说他“笑之”可能更符合真实。好在这出闹剧无疾而终，用不着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真的与袁绍翻脸。现在的情况是，自己的力量过于弱小，还得依靠袁绍的支持。 　　拥立是一件大事，曹操一生多次面临这个问题，他的态度也深为当世人及后世人所关注，亲曹派的史学家们必须给出一点都不带含糊的交待。 　　这时，一起来怀县的周昂脱离了曹操，直接听从袁绍的调遣，这意味着所剩不多的丹阳兵也不再听从曹操的指挥。袁绍给了周昂一个新任命：豫州刺史。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这已经是第三个豫州刺史了：朝廷任命的孔，袁术的孙坚，袁绍任命的周昂。 　　袁绍此举实在有点不怀好意。周氏兄弟虽算不上自己的嫡系，但也是南方的实力派，派他去豫州，正好捣一下乱。二袁相斗的序幕就此拉开，在未来七八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陷入一片混战，交战的双方主要就是他们这两大集团。 　　从这时起到次年的七月，曹操一直随袁绍驻扎在黄河北岸的河内郡。这一段时间是他比较苦闷的时候，初举义兵便连遭挫折，他现在能做的，只能等待时局变化，寻找新的机会。 　　【二、公孙度和刘表】 　　在介绍曹操下一步动向之前，还有两个人要作以交待：公孙度和刘表。 　　公孙度字升济，原籍幽州刺史部辽东郡襄平县，到他父亲公孙延的时候，为了避难逃到玄菟郡（治所在今辽宁沈阳一带），跟董卓手下的猛将徐荣成了同乡。公孙度小时候名叫公孙豹，这个名字给他带来了好运。 　　客居在玄菟郡的公孙延一家人，过的是背井离乡、四处打工、朝不保夕的生活，不可能送儿子公孙度上学。玄菟郡太守叫公孙，有个儿子也叫公孙豹，跟公孙度年龄相仿，公孙太守家的儿子死得比较早，太守见到这个公孙豹，很是喜欢，就出钱送他读书，又帮他娶了妻室，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 　　公孙度后来被推荐到朝廷任尚书台的办事员（尚书郎），以后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高升，最高做到了冀州刺史，后来因为别的事被免了官。 　　公孙度与徐荣不仅是同乡，而且关系很好，徐荣连败袁绍、曹操、孙坚之后，深受董卓的信任。董卓迁都长安前后，考虑任命一批人到地方任职，目的是往关东联军地盘里渗透。徐荣得到消息，力荐老乡公孙度担任辽东郡太守。 　　辽东郡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整个辽东半岛，治所就在公孙度的老家襄平县（今辽宁辽阳），管辖面积很大，看来灵帝时的“三互法”到现在执行得已经不那么严格了。公孙度走马上任，开始并不顺利。 　　在家门口当官，很多人对他都知根知底，觉得这家人过去在这里见谁都点头哈腰的，怎么摇身一变成了人上人？有人心理上接受不了，有点不太服气，襄平县令公孙昭就是这么一位。 　　公孙度想，必须找点事来立威，目标选中了公孙昭。他找了个茬，将公孙昭抓起来，于集市上公开审判并判刑，一顿板子下去，将公孙昭活活打死。 　　这还不够，公孙度大搞扫黑行动，对于当地的不法豪强以及黑恶势力大开杀戒，将田韶等百余户豪强灭族（夷灭百余家），举郡震撼，没有人再敢跟他叫板。公孙度还整顿人马，讨伐玄菟郡的乌桓人和高句丽人，势头很猛。 　　辽东与内地远隔千山万水，幽州牧刘虞虽然是公孙度的顶头上司，也没有力量管他。公孙度有了实力，就搞开地方自治，把势力不断向周边发展，新设郡县，自行任命太守，成了独立王国。 　　与公孙度到东北上任的同时，董卓还任命了一位荆州刺史，就是刘表。 　　前面已经介绍过刘表，他与现任三公之一的王畅同是山阳国（今在山东境内）人，王畅是他的老师，师生二人都很有名气，同时列为“八俊”之一。何进掌权时，对刘表很信任，任命他为北军联合参谋长（北军中侯）。 　　从刘表的政治倾向来看，他与袁绍等人关系一般，加上他是刘氏宗亲，对朝廷忠心耿耿。董卓正是看中这一点，在袁术、孙坚等人即将控制荆州的情况下，任命刘表为荆州刺史。董卓希望这个能干的人到荆州搅和一下，给袁术、孙坚制造点麻烦。 　　刘表单人匹马到了荆州，他取得的成果远远超出了董卓的期望，没用多长时间居然把袁术和孙坚的势力挤出了荆州，而且杀掉了孙坚。 　　司马彪所著一本叫《战略》的书对刘表创业经过有详细记述。当时荆州一代拥兵自重的人很多，袁术、孙坚不用说，还有苏代、贝羽、张虎、陈生、蒯越、庞季、蔡瑁、黄祖等人。荆州刺史部的治所原来在汉寿（今湖南常德附近），刘表一个人先到了宜城，和他曾一同在何进大将军府共过事的老朋友蒯越就在这里。 　　在蒯越的支持下，蒯良、蔡瑁、庞季、黄祖等都来投奔刘表。刘表向他们请教取得整个荆州的策略，蒯良认为取荆州重点是取南郡，取南郡重点是取襄阳，只要守住襄阳，奉行仁政，安顿百姓，荆州其它各郡可传檄而定。 　　蒯家、蔡家在襄阳一带很有势力，在他们的协助下，刘表迅速控制了南郡的大部分地区，只剩下张虎、陈生领兵守在襄阳。蒯越和庞季二人进城，劝说他们投降，刘表成功占据了南郡。 　　刘表索性把荆州刺史部的治所搬到襄阳来，不再去汉寿就任。正如蒯良分析的，南郡平定之后，不费一兵一卒，荆州的江夏郡、长沙郡、武陵郡、零陵郡、桂阳郡都归顺了刘表，荆州七郡中，只有南阳郡在袁术控制之下。 　　此时袁术坐镇鲁阳，孙坚北伐，联军一路势如破竹，攻占了洛阳，把董卓赶向关中，孙坚正准备乘胜追击。新到荆州的刘表让袁术很不爽，同时，袁绍在背后也搞起了小动作，任命周昂为豫州刺史，跑来抢地盘。面对这些新的情况，袁术命令孙坚火速回师，商议对策。 　　看来，董卓把刘表安插到袁术、孙坚的后面实在是一招妙棋，关键时刻还真替自己解了围。 　　据晋人张勃所撰《吴录》一书说，孙坚听说袁绍派周昂来抢地盘，伤心得落了泪。他说：“大家同举义兵，抢救社稷，董卓逆贼眼看就要灭亡，还有谁能跟我合力同心呢（吾当与谁戮力乎）？” 　　孙坚回师，出兵迎击周昂，周昂大败。袁术和孙坚共同对付南面的刘表。 　　初平二年（191年），袁术派孙坚出兵攻打襄阳，刘表派手下将领黄祖在樊城、邓县一带迎击。黄祖大败，孙坚率军渡过汉水，包围了襄阳。 　　刘表闭门不战，同时派黄祖乘夜出城调集军队再战，结果又被打败。黄祖败逃至襄阳西郊的岘山，孙坚追击途中，遭黄祖手下人从竹林间发射暗箭的袭击，一代名将孙坚中箭而亡！ 　　陈寿对孙坚的评价是：勇猛果毅，从社会底层开始奋斗，建立了功业，劝说张温杀董卓，收复洛阳后修补宫室陵墓，有忠壮之烈。但陈寿同时指出，孙坚和他儿子孙策一样，行事轻率暴躁（皆轻佻果躁），以至于因为意外事故而丧生，招致整个事业的失败。 　　孙坚死时，他远在舒县的长子孙策仅十六岁，次子孙权九岁。在程普、黄盖、韩当等一批追随孙坚多年征战老部下的扶持下，孙策迅速成长，挑起了续写家族荣耀的重任。 　　孙坚之死对袁术是个沉重打击，袁术本质上是个花花公子，尽管野心比谁都大，但实际才能却有限。孙坚在时，袁术可以整天守在鲁阳老窝坐享其成，现在孙坚不在了，他不敢贸然攻击，先守住南阳郡看看形势再说吧。 　　这样，荆州刺史部除南阳郡以外，都掌握在了刘表的手中。 　　【三、往何处安身】 　　现在，我们来盘点一下初平二年（191年）年初全国的形势。 　　一、幽州刺史部：辖涿郡、上谷郡、广阳郡、代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东郡、辽西郡、玄菟郡、乐浪郡等十郡，治所为蓟县（今北京附近）。州牧刘虞，兼任大司马。在他的地盘上，还有两个难对付的人物：公孙瓒和公孙度。公孙瓒的正式职务是北部边防军司令（降虏校尉），公孙度的正式职务是辽东郡太守。 　　二、冀州刺史部：辖魏郡、钜鹿郡、常山国、中山国、安平国、河间国、清河国、渤海郡等十郡国，治所邺县（今河北临漳）。州牧韩馥，在他的地盘上有一个更难对付的人物：袁绍。袁绍的正式职务是渤海郡太守，但他以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车骑将军）自称，毫不客气地当上了韩馥的领导。 　　三、青州刺史部：辖济南国、平原国、乐安国、北海国、东莱郡等五郡国，治所临淄（今山东临淄）。刺史焦和，兵多粮足，但不善带兵，总被弱小势力欺负。大约在去年底，袁绍又表奏了一个青州刺史，即酸枣会盟时大出风头的臧洪。公孙瓒后来也不甘落后，任命田楷为青州刺史。一年前，本州所辖的北海国来了一个名人当国相，此人就是孔融。这里地处偏远，斗争形势却很复杂。 　　四、兖州刺史部：辖陈留郡、东郡、东平国、任城国、泰山郡、济北国、山阳郡、济阴郡等八郡国，治所昌邑（今山东金乡附近）。刺史刘岱，酸枣会盟的主要参与者。辖区有济北国相鲍信、东郡太守王肱、陈留郡太守张邈、山阳郡太守袁遗等实力派人物。 　　五、徐州刺史部：辖东海郡、琅邪国、彭城国、广陵郡、下邳国等五郡国，治所郯县（今山东郯城），刺史陶谦，控制主要郡县，辖区内的广陵郡太守张超是张邈的弟弟。 　　六、豫州刺史部：辖颖川郡、汝南郡、沛国、梁国、陈国、鲁国等六郡国，治所谯县（今安徽亳州）。刺史有三个，朝廷任命的孔，袁术任孙坚（此时尚未战死），袁绍任命的周昂。 　　七、司隶校尉部：辖河南尹、河内郡、河东郡、弘农郡、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等七郡国，治所洛阳。此处的司隶校尉好像不太有名，查了万斯同《汉季方镇年表》，得知此人叫刘嚣，跟他的上一任宣播一样，都为大家所不熟悉，应该是董卓所署。所辖河内郡太守为王匡，河南尹为老将朱俊。 　　八、并州刺史部：辖上党郡、太原郡、上郡、西河郡、五原郡、云中郡、定襄郡、雁门郡、朔方郡等九郡，治所在晋阳县（今山西太原附近）。辖区内有大量黄巾军余部，著名的有黑山军、白波军等。董卓一直兼任并州牧。 　　九、荆州刺史部：辖南阳郡、南郡、江夏郡、零陵郡、长沙郡、桂阳郡、武陵郡等七郡，原治所汉寿，现治所襄阳（今湖北襄樊）。刺史为刘表，控制全部七郡中的六个，另外一个南阳郡由袁术控制。 　　十、扬州刺史部：辖九江郡、庐江郡、丹阳郡、吴郡、会稽郡、豫章郡等六郡，治所历阳（今安徽和县附近）。刺史陈温，曾支持曹洪募兵。辖区内丹阳郡太守周颀，支持过曹操的募兵行动。 　　十一、益州刺史部：辖蜀郡、汉中郡、广汉郡、巴郡、犍为郡、郡、越郡、益州郡、永昌郡等九郡，治所雒县（今四川广汉附近）。州牧为刘焉。 　　十二、凉州刺史部：辖陇西郡、汉阳郡、武都郡、金城郡、安定郡、北地郡、武威郡、张掖郡、酒泉郡、敦煌郡等十郡，治所陇县（今甘肃天水附近）。刺史韦端，由朝廷任命。辖区内除董卓集团外，还有叛乱武装韩遂、马腾等。 　　十三、交州刺史部：辖南海郡、苍梧郡、九真郡、日南郡、交趾郡、郁林郡、合浦郡等七郡，治所番禺（今广州附近），包括两广、海南（时称朱崖洲）及越南一部分，地处偏远，与内地交往有限，常常作为流放发配之地。刺史为朱符。 　　以上是全国十三个州的情况，在这些主要地方实力派中，支持董卓或拥戴朝廷的有刘虞、刘表、刘焉、陶谦、焦和、公孙度、公孙瓒以及凉州、司隶校尉、交州等势力；参加关东联军或给予声援的包括袁绍、袁术、韩馥、孙坚、刘岱、孔、陈温、王匡、张邈、曹操、鲍信、桥瑁、袁遗、张超、周颀等。 　　由于刘表、刘焉、陶谦、刘虞、焦和等实力派没有公开表态支持关东联军，一举击垮董卓集团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从初平元年（190年）下半年南方募兵回来，曹操一直呆在河内郡怀县，这里是袁绍的大本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曹操过着无所事事的日子，他所能控制的不到二千人中，大多数人远离家乡，由于看不到光明前景，队伍中不断有人开小差，人数在逐渐减少。 　　曹操也没有到附近招募新兵的打算，毕竟这是袁绍和王匡的地盘，跟他们抢兵源必然遭致猜忌。 　　此时，曹操派人把卞氏接到了怀县，一同接来的还有十六岁的长子曹昂、五岁的曹丕和一岁多的曹彰。曹昂已经长成了大人模样，骑马射箭都像那么回事，他一心想上前线打仗。作为曹家的长子，曹操觉得有必要让他早点接受锻炼，就把他放在曹仁手下，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 　　在这段日子里，曹操写下了那首题为《薤露行》的名诗。诗中写道：“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沐猴而冠带，知小而谋强。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贼臣持国柄，杀主灭宇京。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 　　“薤露”就是薤菜叶子上面的露水，意谓人的生命就像它一样，太阳一晒，就会干掉。《薤露行》属于乐府《相和歌》歌辞，和另一首比较流行的乐府歌《蒿里行》一样，都是古人出丧时所唱的歌。曹操借旧瓶装新酒，借古乐府写当下的时事，在诗中写了董卓之乱，哀叹国家不幸、君王遭难、百姓受殃，写得悲凉慷慨。对这首诗，后人给予了极高评价，使曹操与杜甫一样也获得了“诗史”的称号（明代钟惺《古诗归》：“汉末实录，真诗史也。”）。 　　酸枣那边又出了内讧，加上粮食告急，几路人马最终散了，回到各自驻地。袁绍正在密谋与韩馥争权的事，顾不上曹操。只有鲍信回到济北国后，重新召集了不少人马，期间他曾到怀县来过，跟曹操有一次密谈。 　　鲍信对袁绍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对曹操说袁绍其人野心很大，整天谋划自己的事，将来难免成为另一个董卓。鲍信说：“想制止袁绍，但力量又达不到，贸然行事只有招来祸患。唯今之计，可以暂到大河（黄河）之南，等待他内部发生变化（且可规大河之南，以待其变）。” 　　鲍信的这些话，正说到了曹操的心里。对于袁绍的看法，他比鲍信更清楚，但以他现在的地位和实力，还不能有任何表露。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袁绍仍是一面旗帜，可以一呼百应，而他没有这样的天然优势。 　　不过鲍信的话提醒了他，曹操在考虑，继续呆在袁绍的身边不会有任何前途，只能作为袁绍的附庸存在。他应当寻找机会，脱离袁绍独立发展。黄河之南似乎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四、曹操的意外收获】 　　正当曹操苦苦寻找机会的时候，机会竟然主动来了。带给曹操这个机会的，是黑山军。黑山军与黄巾军一样，都是农民起义军，有人也把他们算为黄巾军余部。其实，他们与黄巾军没有隶属关系，当黄巾起义的高潮过去之后，这股力量反而逐渐壮大，在一片乱局中脱颖而出，成为数此后十年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黑山也叫墨山，是太行山的余脉，在太行山的南端。太行山介于冀州、并州之间，东面是华北平原，西面是高原。太行山主脉高峰迭起，大多数山峰海拔都在两千米以上，其中分布着无数条由平原通往高原的山谷和陉道。 　　由于地势错综复杂，便于出击和隐藏，这些山谷很多都由农民起义军发展为基地。在张角等人起事的同时，这些地方也出现了大大小小许多支农民起义队伍。据史料记载，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主要变民领袖多达二三十人，他们的名字很有趣，如“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畦固、苦哂”等，每支队伍多者二三万人，少则六七千人，活动区域主要在中山国、常山郡、赵郡、上党郡、河内郡等地。 　　这些头领都出身于社会底层，从他们的名字就能看出来。常活动在白波谷的就叫“白波”，骑白马的就叫“张白骑”，动作麻利的就叫“张飞燕”，说话嗓门大的就叫“张雷公”，胡子多的就叫“于氐根”，眼睛大的就叫“李大目”。这些人里，最有名气的是常山人张燕。 　　以上这些队伍统称为“黑山军”，内部比较松散，有了战事相互帮忙，为了战利品也互相打架。关于他们的总人数，《后汉书》认为多达百万，实际上没有那么多，或者人数虽然有那么多，但不全是战斗人员，还包括随军家属和后勤人员。造反是诛九族的大罪，队伍转移到哪里，家属们也得跟到哪里。 　　以前皇甫嵩、朱俊、公孙瓒等人都与他们交过手，黑山军吃了不少败仗，但由于有太行山地势的依托，打得了就打，打不了就跑，朝廷也拿他们没有办法。大约在董卓进入洛阳之前，张燕厌倦了整天奔命的生活，主动向朝廷投降。朝廷在此设置黑山独立师（黑山校尉）进行管理。 　　中原大乱时，各派势力忙于攻伐，黑山军又活跃起来。他们一方面趁势壮大实力，另一方面逐渐向外围的魏郡、东郡、阳平郡等地作尝试性进攻。 　　关东联军忙着对抗董卓，没料到斜刺里杀出这么一彪人马，被打得措手不及。初平二年（191年）秋天，于毒、白绕、眭固等几股黑山军联合作战，人数约十余万，攻击魏郡和东郡等地。 　　东郡属兖州刺史部，在黄河两岸，治所濮阳县是黄河上的著名城市，也是战略要地，自古以来常有大战在此发生。当时黄河是主要航运河道，濮阳的地位有点像现在长江上的重庆、武汉或者南京。袁绍曾在此当过县长，曹操在距此不远的顿丘县当过县令。 　　黑山军越过魏郡、河内郡后，迅速进入东郡境内。当时的东郡太守是王肱，他组织人马迎战黑山军，但不是对手，被打得落花流水。史书未记载王肱是否战死，但其后再不见关于此人的记载。 　　东郡眼看要落入黑山军的手中，袁绍十分着急。东郡虽属兖州刺史部，但它与袁绍的大本营河内郡相邻，若东郡陷落，袁绍的侧冀将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唯今之计是尽快收复东郡，赶走黑山军。 　　但袁绍既抽不开身，又派不出人。他与韩馥争夺冀州的斗争正进入到紧张阶段。想来想去，袁绍觉得只有一个人可用，那就是曹操。 　　初平二年（192年）秋天，曹操的命运迎来了又一次转机，他受袁绍之命，率所部渡过黄河，进入东郡境内，与黑山军作战。卞氏和儿子们暂时留在怀县。 　　曹操有了脱离袁绍单独发展的想法后，就注意对队伍进行训练，这支队伍人数虽然不多，但经过严格训练，加上有曹洪、曹仁以及夏侯、夏侯渊等人作为骨干，战斗力大为增强。 　　黑山军的白绕部驻扎在濮阳城，经过侦察曹操把这儿作为主攻目标。曹操率部攻击濮阳，黑山军惯常打游击战，对守濮阳这样的城池没有经验，很快曹军就占领了濮阳，白绕逃走。 　　曹操指挥人马进一步肃清了东郡境内的黑山军，基本控制了整个东郡。袁绍接到报告后，任命曹操为东郡太守。 　　六年前，朝廷打算任命三十一岁的曹操担任东郡太守，但曹操以生病为由没有接受。现在，他终于担任了这一职务，看来曹操注定与东郡有缘。 　　东郡除治所濮阳外，还有阳平、东武阳、卫国、白马、东阿、聊城、东武阳、发干、博平等县。考虑到自己立足未稳，黑山军新败，有反扑报复的可能，曹操决定把治所由黄河南岸的濮阳迁到北岸的东武阳。 　　黑山军并未再来袭扰，他们退到太行山区，继续在那里发展，以纵横交错的山谷为依托，把冀州、并州和司隶校尉部所辖的许多郡县作为游击区，首领张燕几乎成了袁绍的魔咒。袁绍最终失败，也有这位身轻如燕老兄的一份贡献。黑山军结束其作为一股独立力量存在，是十四年后张燕投降曹操之后的事了。 　　曹操在东武阳站住脚，立即把卞氏和儿子们接来，在此过程中袁绍没有表示异议。几年之后，袁绍回想起来一定有些后悔。那时，为了控制曹操，他千方百计想把曹操的家眷弄到邺县去，但都没有成功。 　　取得东郡，曹操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此前他依附于张邈和袁绍，虽有雄心壮志，但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东郡虽小，却可以从这里成就自己的事业。 　　查阅这一时期的史料，会发现一则有意思的记载。根据《后汉书·光武十王列传》记载，时任琅邪王的刘容此时派遣其弟刘邈到长安进贡，路过东郡，见到曹操并跟曹操有过交谈。刘邈后来到了长安，盛赞曹操“忠诚于帝”，曹操知道后，对此深表感谢。 　　如果这则记载属实，那么它从侧面反映了曹操此时的政治立场，这个立场与之前他反对另立合肥侯和刘虞相一致。作为袁绍的属下，虽然自己的领导热衷于搞废立，但他始终对当今天子怀抱着忠诚。 　　【五、可惜了这个全明星阵容】 　　在曹操进入东郡的时候，袁绍与韩馥的争斗也告一段落，韩馥拱手让出了冀州，袁绍终于实现了先占有冀州、再图谋天下目标的第一步。 　　游走于河东郡、河内郡一带的并州军旧部张杨率部已于此前归降袁绍。张杨原是丁原的部属，应何进的派遣回并州募兵，何进被杀后率领队伍独立发展。在张杨看来，只有袁绍有资格接受他的归顺，因为何进和袁绍都是他的老领导。 　　继张杨之后，南匈奴的一支在单于于扶罗的带领下也归顺了袁绍。有这两支队伍的呼应，袁绍力量壮大了很多。 　　但从实力对比来看，袁绍仍无法与韩馥抗衡，袁绍虽然以车骑将军自称，但只能屈居在河内郡的怀县一带，冀州的大部仍然为韩馥所拥有。袁绍作为关东联军的盟主，交给韩馥的任务是担任后勤部长，负责军粮供应，韩馥自然不会好好干，常常克扣军粮，或者以次充好（每贬节军粮）。袁绍不满，但也无计可施。 　　韩馥手下武有义、张、颜良、文丑，文有沮授、田丰、审配、荀谌，在群雄割据时代，这是一个豪华的全明星阵容。但有道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支队伍的主帅不行，打起仗来挺吃力。韩馥跟部下的关系也不好，领导没本事，容易被有本事的部下欺负。第一个跳出来的，是韩馥手下头号大将义。 　　史书上说义“久在凉州，晓习羌斗，兵皆骁锐”，但凡这样的人，往往是个直肠子，在优柔寡断、懦弱无能的韩馥手下做事，心情肯定不大痛快。 　　不知什么原因，义与韩馥最终走向决裂，兵戎相见，结果韩馥很丢人，没有打过自己的手下。袁绍抓住这个机会，迅速与义联络，义投降了袁绍。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义之叛就是袁绍策反的。袁绍手下有这种人才，除了许攸、逢纪，原来在韩馥那里干的荀谌、郭图、辛评等人都或明或暗地归了袁绍，他们都擅长做这样的工作。这虽不见任何记载，但推断起来并非不可能。 　　荀谌、郭图、辛评等人最早可能是韩馥派来协助袁绍工作的，一来二往，与袁绍的关系倒日渐加深。荀谌是颖川郡荀氏家族成员，他的父亲荀绲是“荀氏八龙”之一，叔父荀爽是当今的司空。郭图字公则，不知道祖籍是哪里，不太像是冀州本地人，根据他与荀谌、辛评等人关系不一般的情况判断，他也是颖川郡人的可能性较大。辛评字仲治，颖川郡阳翟人，他有一个弟弟叫辛毗。 　　义的归降令袁绍士气大振，韩馥却陷入惊恐。袁绍又不失时机加了一把火，他暗中联络北方的公孙瓒，邀他和自己一块夹击韩馥，事成之后平分冀州。 　　公孙瓒已事实上脱离刘虞独立发展，势头很猛。接到袁绍的邀请，哪能错过机会，他亲自率军南下，打的旗号是讨伐董卓，要求从冀州借道，实际上是来抢地盘。韩馥当然明白，他知道这一仗非打不可，于是抖擞精神，再战公孙瓒。 　　韩馥连手下人都打不过，当然打不过勇猛异常的幽州铁骑，结果大败。袁绍觉得火候差不多了，便把身边的策反专家们派了过去，游说韩馥主动让位。 　　尽管韩馥一败再败，但实力仍存，硬拼起来未必有把握，而且贸然刀兵相见，也有损联军盟主的形象，所以袁绍还是想来文的。为了保证忽悠韩馥成功，他干脆组了个忽悠团，团长是他的外甥高干，副团长是刚才提到的荀谌，团员还包括辛评、郭图等人。 　　这几位果然不负袁绍之望，他们连哄带吓，把韩馥搞得精疲力尽，不费一兵一卒，居然说服韩馥愿意让位。消息传出，韩馥的手下一片哗然，大家跟着领导鞍前马后，为的是奔个事业前程，你说不干就不干了，这不是开玩笑吗？耿武、闵纯、沮授都跑来劝他，可韩馥实在不想硬撑下去了，他只想舒舒服服过日子，拒绝了部下的请求。 　　黄河上的重要渡口之一孟津驻扎着韩馥的水军，冀州从事赵浮、程涣二人率上万精兵及数百条战船在此，闻听领导高风亮节要让贤，也给惊呆了。他们指挥战船由黄河入淇水，一路向邺县方向回师。 　　当时袁绍本人在淇水岸边的朝歌。傍晚时分赵浮等人指挥的船队经过，袁绍看到对方声势浩大、军容威整，浑身都感到紧张。 　　赵浮、程涣见到韩馥，苦口婆心地相劝，仍然没有效果。 　　韩馥主动从所住府邸搬出来，住到宦官赵忠在邺县的一处私宅里，派他的儿子带着州牧的印信，亲自迎接袁绍到来。袁绍进入邺县，以车骑将军的身份兼任冀州牧。这两个职务，一个是自己封的，属于伪造；一个是抢人家的，属于盗版，总之都不合法。 　　袁绍不管这些，他给了韩馥一个奋威将军的虚名，既不给兵也没有官属，把韩馥挂了起来。对于韩馥的手下，肯与自己合作的继续使用，如沮授为奋威将军，协助袁绍分管军事；田丰为别驾，协助袁绍分管行政事务；审配为治中，协助袁绍分管总务。对于不肯合作的耿武、闵纯等人，袁绍毫不客气，直接处死。 　　袁绍得了冀州，不再提跟公孙瓒平分的事。公孙瓒气得要命，这也是他们日后翻脸的原因之一。不过，公孙瓒那目前还有跟刘虞的事没有掰清，他主动撤回。 　　冀州从此改换门庭，除了被杀的耿武、闵纯等少数人以外，其他人不仅没受什么影响，大多数反而升了官。大家心里可能想，这样挺好，升官涨工资，还换了个能干的领导。 　　只有韩馥很难受，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看得多了不看就是，但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上门来找茬就没办法了。他有个下级叫朱汉，此人人品不怎么样，过去韩馥可能不太待见他，现在世道变了，此人就想报复一下，出出气。 　　朱汉担任都官从事，负责执法方面的工作，他琢磨袁绍的心思，以为袁绍要除掉韩馥，于是找了个借口，将韩府包围起来，要进去搜查。韩馥吓得跑到楼上躲起来，韩馥的儿子被抓住，朱汉用铁锤将他的双脚砸断。袁绍听到报告，赶紧派人过来及时制止，否则韩馥非给朱汉拍成肉饼不可。 　　韩馥再怎么说也是冀州过去的老领导，朱汉的做法太无耻，为了不让同情韩馥的人寒心，袁绍下令处死了朱汉。但韩馥心胆已裂（馥犹忧怖），恳求袁绍放他一条生路。袁绍同意，于是韩馥到陈留郡投奔张邈。 　　后来，袁绍派使者到张邈处，韩馥刚好也在座，使者有密事与张邈协商，就凑在张邈的耳边说了几句话，韩馥看到，以为袁绍密嘱张邈对自己下手，于是跑到洗手间（如厕），用一把刻书刀自杀了。 　　要评选三国时代最窝囊的人，没有几个人能与韩馥相争。韩馥人窝囊，事做得窝囊，死得也窝囊。跟着这样的领导干不出大事业，当他的下属也挺窝囊。 　　韩馥之死给很多人一个警示：在乱世中是没有退路可言的，只有不停往前走，想歇下来或者退而求其次，那是做不到的。 　　正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六、旷世奇才荀文若】 　　韩馥是颖川郡人，在他当权期间，很重视人才引进，曾派人到老家招聘名士，荀谌、辛评、辛毗、郭图等人大概就是那个时候来到冀州的。韩馥的策略是用颖川郡人压制冀州本地人，这恐怕也是韩馥跟下属关系搞不好的原因之一。 　　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当领导的要坐稳位子，不能让下属太团结，要设法让他们斗起来。韩馥可能就有这样的潜意识，作为一个外地人，他最担心的就是压不住本土势力，所以他有意制造出派系斗争，以此平衡各种势力。 　　但派系斗争对政权稳固的伤害更大，韩馥手下能人众多，但战斗力不强，缺乏凝聚力，韩馥本人也没有足够的威望，这些原因造成了他最后的失败。 　　袁绍夺权之后，沮授、田丰、审配等本地人争先恐后到城门口迎接袁绍进城，袁绍一改韩馥的做法，开始重用冀州人士，用冀州人把颖川郡人压下去。但他也留了一手，他也要搞平衡，用的是汝南郡人，那是他的老乡。 　　袁绍也学韩馥的做法，派人到老家汝南郡搞人才招聘。冀州人很郁闷，原来的领导重用老乡压他们，好不容易下台了，换上来的领导继续这样搞。汝南郡人、颖川郡人、冀州本地人在袁绍阵营里成为三大派。 　　袁绍对手下人派系斗争情况很清楚，但他只当没看见，有时候还会来点小权术，让他们斗得更厉害。由于袁绍默允和纵容各派争斗，以后在他的阵营里，逢纪与沮授不合，审配与许攸交恶，郭图一直想找机会置张于死地，重要的文臣武将都陷入内斗之中，为袁绍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从这个角度反观曹操用人则明显高出一个层次，曹操不拘一格用人已为大家所熟知，他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反对派系斗争。作为一个有事业心的领导，如果看到手下派系斗争很严重却任由其发展，最终受伤害的一定是自己。 　　曹操阵营里团结工作做的相对较好，袁绍、刘表、刘璋、刘备乃至孙权都做不到这一点，一来出于曹操的个人权威和领导魅力，对属下产生了凝聚力，二来是曹操在人事安排上更讲求公平，反对拉帮结派。 　　到了后期，曹操在选接班人问题上出现了犹豫，给喜欢拉帮结派的人以可乘之机，内部出现了两大派，严重削弱了曹魏的实力。这从反面说明，一个组织出现内斗，对谁都不会是件好事。 　　荀谌当初应韩馥之邀来到冀州，开始挺受重视，袁绍势力起来之后，荀谌一看不妙，主动抛弃老乡韩馥，投靠了袁绍，为袁绍取得冀州立下了大功。袁绍掌权后，重用沮授等冀州人和汝南郡人，颖川郡人有些失势，荀谌无可奈何。 　　荀谌的哥哥就是被何称为有“王佐之才”的荀。受荀谌的影响，荀也来投靠老乡韩馥，刚到冀州，正好赶上韩馥下台、袁绍上台。 　　荀字文若，生于163年，此时二十九岁，小曹操八岁。小的时候，荀就显露出相当的才华，袁绍的坚定支持者、“奔走之友”骨干成员何见到他，很是惊讶（异之），说：“这是能辅佐君王成就大业的人才呀（此王佐才也）。”何看人很毒，曹操还是刚参加工作的小青年时，他就看出曹操日后能成大事。在荀更小的时候，他看出此人日后能力不凡，关于这两个人，何都说对了。 　　荀后来也被举为孝廉，参加工作，担任守宫令一职，这是个较低级的职务，属九卿之一的少府寺，掌管皇宫所用纸笔、墨、封泥等办公用具。荀在宫中供职的时间是永汉元年，即189年，这是献帝刘协的第一个年号，只用了四个月，所以习惯上还把这一年称为中平六年。 　　袁术围攻南北宫、大杀宦官的时候，没准荀就在场，但他躲过了这一劫。董卓把控朝廷后，荀的叔父荀爽由布衣百姓直接担任了三公。在荀爽的帮助下，荀得到一个亢父县令的职务。这个地方在哪里荀并不想知道，因为他的目的只是逃离洛阳。 　　荀没有去上任，而是回到了颖川郡，他的老家在颖阴县。一到家，他就告诉父老乡亲说：“颍川是四战之地，现在天下有变，这里必遭劫难，应该尽快离开，不要久留。”但故土难离，大家心里都很犹豫。这时候，韩馥的招聘团来颖川招募人才，应聘的人不多（莫有随者），荀带着家里人到了冀州。后来，董卓的军队果然侵犯到颖川郡、陈留郡等地，留在家乡没有走的人很多都被杀了。 　　袁绍夺了韩馥的位子，对荀谌、辛评、郭图等人表面上不错，但颖川郡人已不像原来韩馥在位时那样吃香了。这个时候的荀，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并没有引起袁绍的特别关注。由于有弟弟荀谌的关系，加上颍川郡荀氏的知名度，袁绍对他还算礼遇（待以上宾之礼）。 　　但荀对自己在这里的前景并不看好：一来袁绍此时帐下已是精英汇集，发展空间有限；二来袁绍反韩馥之道对颖川郡人予以压制，颍川郡士人的处境十分微妙；三来袁绍明里暗里纵容文臣武将争斗，弄得文武失合，说明袁绍虽有盛名，却很难有更大成就。 　　还有一个原因对荀来说挺重要，但却无法说出口，这与荀的家事有关。荀的正妻是大宦官、灵帝时“五侯”之一中常侍唐衡的女儿，那时权势如日中天的唐衡一心结交士林，想把女儿嫁给汝南郡人傅公明，但被傅公明拒绝。在唐衡极度难堪之时，荀的父亲、“荀氏八龙”之一的荀绲主动请求把唐小姐娶过来与儿子荀成亲，此事影响很不好（或为论者所讥）。 　　这件事记载在《典略》一书中，虽然裴松之对此表示过怀疑，主要是唐小姐的年龄和荀年龄不太相符，但这件事不会完全没影，可能不是唐衡的女儿，是其他宦官的女儿，总之这成了荀的一个污点。荀跟曹操一样，因为家族或家室与名声极差的宦官有关而承受有言与无言的诟病。 　　在袁绍那里，荀虽然受着上宾之礼的款待，但在颍川郡士人整体受抑制和排挤的情况下，远大的抱负无从施展，敏感的内心还要承受他人的暗中讥讽，对于出身名门、少年时代即为大名士何称誉的荀来说，留在邺县一天，就会痛苦一天。 　　荀的心境与此时另一个年轻人很相似，这个人就是郭嘉。 　　郭嘉字奉孝，生于170年，小荀七岁，此时二十二岁左右，他也是颖川郡人，跟韩馥同一个县。与荀不同，他出身寒门，从小就有远大的志向（少有远量），后来喜欢暗中交结有识之士，可能就包括荀、辛评、郭图等人。郭嘉此时也在袁绍这里，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对袁绍的评价更差。他对老乡辛评、郭图说：“明智的人应该认真辨别领导（智者审于量主），袁绍只是效仿周公那样礼贤下士的做法，但却没有领会用人的实质，他生性多疑寡断，好谋无决，想跟着他打天下、定霸王之业，简直太难了。” 　　郭嘉劝辛评、郭图离开袁绍另寻明主。辛评和郭图不太同意这样做，他们认为袁氏的恩德和威风布于天下，现在人们都来归顺，力量越来越强，放着这么有前途的地方，为什么还要离开？郭嘉知道他们听不进去，不再多说，就自己离开，找了个地方闲居起来了。 　　郭嘉离开前有没有跟荀商量不得而知。不过荀跟郭嘉关系很好，以后正是在荀的力谏下，郭嘉才重新出山，成就英名。郭嘉的出走，对荀深有触动，初平二年（191年）的一天，他终于也决定离开袁绍。 　　大概是这一年的冬天，在黄河北岸的东武阳，三十七岁的曹操与专程来投奔自己的二十九岁的荀第一次相见，二人做了一次长谈，谈完之后曹操激动异常，他拉着荀的手久久不放，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你就是我的张子房呀！” 　　张子房就是西汉开国功臣张良，后来有人常常拿这句话攻击曹操，说他早就有野心，因为如果荀是张良，曹操就自视为刘邦了。 　　不管怎么样说，曹操得到荀格外高兴。正在事业上升期的曹操对人才十分渴求，尤其是能出谋划策的人，目前在他跟前基本上没有。 　　曹操更深知荀的潜在价值。荀家是颖川郡大族，有相当的影响力。曹操说过一句名言：“汝颖固多奇士也。”“汝颖”即汝南郡和颖川郡，东汉末年，在这两个地方诞生了一大批风云人物。有数字统计，在东汉一百八十年中，担任过三公、有名可记的共二百二十六人次，其中出自汝颍二郡的有三十三人次，是各郡国平均水平的七倍以上。朝廷里一度曾有“汝半朝”的说法，即说半朝的官员都来自汝南郡，这固然有点夸张，但足以反映汝颖二郡人物之盛。 　　荀的到来，让曹操十分高兴，因为他虽然怀着一颗渴求人才的心看待盛产名士的汝颖，但与他们没有太多的交往。曹操早年曾与袁绍、何等人过从甚密，但他在这个领域显然不具备号召力。荀的到来，真的是恰逢其时。 　　更让曹操激动的是，他不仅得到了一个荀，也不仅跟一个荀氏家族建立了联系，通过荀这座桥梁，他与整个颍川郡士人都建立了联系。在以后的岁月里，在荀的介绍下，戏志才、郭嘉、荀攸、钟繇、陈群、辛毗、赵俨、杜袭、应、繁钦、邯郸淳、和洽、孟建、石韬、郭诞、袁忠等一大批颍川郡士人都聚集到曹操阵营里，成为“武有谯沛、文有颍川”的人才格局。 　　【七、好事不断】 　　对曹操来说，好运气一旦开了头就挡也挡不住。 　　历尽挫折的曹操，迎来了意外取得东郡和荀主动投奔的好事，不过这还没有完，他的好运还在持续。这一次，给他带来运气的还是农民起义军，不过不是黑山军，而是青州的黄巾军。 　　黑山军东进的同时，青州黄巾军也开始行动，这支队伍人数众多，号称百万以上，不过这一数字包括了所有随军家属及后勤人员，真正能参战的要少得多。 　　青州刺史焦和生性软弱，一见到黄巾军就跑了，袁绍马上任命臧洪为青州刺史，跟公孙瓒任命的青州刺史田楷抢地盘。臧洪到任后，一改焦和的软弱政策，主动寻求与黄巾军决战，黄巾军连吃败仗，不得不考虑战略转移。初平二年（191年）十一月，就在曹操就任东郡太守后不久，青州黄巾军主力进入兖州境内的泰山郡，被太守应劭所击破。 　　由此可见，青州黄巾军人数虽多，战斗力却一般。他们此后又进攻渤海郡，此时公孙瓒已经向这一带发展，青州黄巾军又受公孙瓒的攻击，再打败仗。 　　公孙瓒的老同学刘备就是这个时候走马上任青州刺史部平原国太守的，他的任务就是来抢占地盘，关羽、张飞等人跟随着他。刘备也是在这个时候接触了赵云，赵云深感刘备的情义，脱离公孙瓒追随在他的左右。刘备担任平原国相，前后大概有两年左右。 　　赵云转投刘备，跟荀转投曹操有点类似，公孙瓒和袁绍之所以没有在意，事后也没有影响到他们跟刘备、曹操之间的关系，原因在于此时无论刘备也罢，还是曹操也罢，名义上都是公孙瓒和袁绍的属下，荀和赵云相当于在同一个系统中内部工作调动。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此时的荀和赵云还没有崭露头角，并没引起公孙瓒或袁绍的重视。 　　青州黄巾军接连受挫，便想跟西边的黑山军联合作战，改变战场上的被动局面，于是他们集合力量，向西面的兖州、冀州一带杀来。于毒、白绕、眭固等人率黑山军主力离开太行山区的基地，向东边的河内郡、东郡进攻，配合青州黄巾军的行动。 　　曹操打败白绕后，黑山军基本上撤出了东郡，曹操声名大振。与东郡相距不远的山阳郡豪族李乾和侄子李典率部众投奔了曹操，曹操的实力进一步增强。 　　李典字曼成，此时才十八九岁，作战勇敢，同时好学问，为人儒雅，敬贤士大夫，以后成长为曹军的一员儒将，有“军中长者”之称。 　　初平三年（192年）春天，曹操率主力离开东武阳，驻扎在离战略要地濮阳不远的顿丘县，此行目的可能是配合袁绍的军事行动。袁绍夺取冀州后，与公孙瓒的矛盾激化，二人正在冀州北部和幽州一带酝酿大决战，为免后顾之忧，袁绍命令曹操护卫南线的安全。但曹军一动，就出事了。 　　悄悄摸过来的黑山军看到曹操率军西进，于毒立即集结人马进攻东武阳。 　　东武阳此时是曹军的后方基地，家属和粮草辎重都在这里，于毒这一招既快又准，消息传到顿丘，曹军将士都慌了神。 　　根据史书记载，大部分人主张立即回师救援，曹操认为回师已晚，不如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直击黑山军老巢，迫使黑山军回兵。于是曹军弃东武阳不顾，向西北进击，直扑位于太行山南部的黑山军基地。进攻东武阳的黑山军闻讯果然撤兵，曹操又率军在路上打了个漂亮的伏击，击败眭固。之后，路上又遇到了刚刚归顺袁绍、但又趁袁军北上而反叛的南匈奴单于于扶罗，曹操又将其打败。 　　一个奇谋，两场胜仗，东武阳之围应声而解，确实称得上经典战例。如果在地图上复原一下此战的路线，就会发现有诸多疑点。顿丘虽然在东武阳以西很远的地方，但再往西去的太行山更远，中间远隔整个河内郡不说，敌人的老巢究竟在哪里，也实在不好说。 　　黑山军的组织很分散，黑山不是一座城池，也不是一个山寨，是一大片地域的统称，曹操能长途奔袭的部队顶多也就几千人，用这几千人去围攻一大片山区，肯定不知如何下手。 　　而且黑山军打起仗来老婆孩子都带着走，所以一行军就有几十万人，曹操抄人家的老窝，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真这么打，东武阳之围解不了，曹操先被人家抄了老巢。 　　可包括陈寿在内的著书者，都对这场运动战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容怀疑。如果我们带着疑问再翻一下史书，发现陈寿资料的来源是王沈的《魏书》，这一下就好理解了。作为亲曹派史书的代表，王沈的《魏书》经常不失时机地夸大和渲染曹操的成就，有时不妨也搞点虚构和挪移。关于初平三年春天的这场“围黑山救东武阳”的战例，基本可以认为是虚构出来的。 　　真实情况是，黑山军确实围攻东武阳了，但在留守部队的抵抗，东武阳一直没有被攻下。黑山军的优点是不恋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以主动撤退。曹操在回师的路上遇到眭固所部，将其击败。至于在河内郡的内黄县（今河南黄县）迎战于扶罗，如果有的话，可能是曹军一部，不会是曹操亲自率领的。 　　在黑山军围攻东武阳的同时，青州的黄巾军也向这个方向运动，总人数（非总兵力）达百余万人。他们首先进入兖州刺史部的任城国，任城国相郑遂被杀。消息传到山阳郡的昌邑，在此据守的兖州刺史刘岱决定出兵迎击。 　　济北国相鲍信也在这里，他劝刘岱不要冒进，鲍信的战法是坚守，让队伍养精蓄锐（蓄众士之力，先以固守），等敌人进退不得、粮草耗尽之时再出击。刘岱不听，非要率军出击，结果被杀。 　　刘岱死后，兖州八郡国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面对来势汹汹的黄巾军，当务之急是推出一个有实力、有能力的领头人打退黄巾军，保护地方安全，这是兖州本地官民们共同的愿望。在这种形势下，陈宫出场了。 　　真实的陈宫没有在中牟当过县令，更没有“捉放曹”的那一出。陈宫字公台，东郡人，史书上说他“刚直壮烈，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接”。他属于地方的上实力派，说话有一定影响力，为了保卫家乡不被涂炭，他联络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物色新的兖州首脑，最后把目标锁定在东郡太守曹操身上。 　　据《世语》说，陈宫亲自到东武阳拜见曹操，说：“兖州现在没有首领，我自告奋勇说服州中众人，迎接阁下到州中，凭借这里夺取天下，成就霸王之业。”陈宫回到兖州又游说州中官吏和士绅，鲍信第一个表示拥护，大家也跟着表示同意。最后，大家推选鲍信和州吏万潜作代表，前往东武阳迎接曹操来就任。 　　这样，曹操就任了兖州最高行政长官，不过不是刺史，而是州牧。曹操几年前便担任过济南国相，品秩是二千石，刺史的品秩只有六百石，以曹操既往的资历，担任州牧是够条件的。但这不是朝廷正式的任命，顶多算群众集体推荐吧。 　　不管怎么说，兖州牧曹操成为与刘虞、刘焉、袁绍等人并列的地方大员，而此时的刘表、陶谦等人还只是刺史，在名义上比州牧要低一些。 　　曹操就任后，立即整顿兵马，准备与黄巾军决战。黄巾军前无退路，后有强敌，拿出了拼命的劲头，往日一打就跑的情况不见了，让这场仗打得异常艰难，就连王沈在《魏书》中也不得不作如下记载： 　　一次，曹操率领一千余人在战场间巡视，突然遭遇黄巾军主力的攻击，手下一下子死伤近半，不得不撤退。黄巾军不依不饶，继续进攻，他们久经战阵，士兵强悍，而曹军队伍尽是新兵，缺乏经验，士气也不高昂。曹操亲自披甲持胄，身临一线，严明军纪，明确赏罚，士气才稍稍提高。 　　这场战役的高潮是寿张之战，恶战中曹操多次陷入危境，其中一次全赖鲍信的拼死抵抗才得幸免，而鲍信却战死了。 　　鲍信是曹操事业起步时期最忠实的战友和最可靠的盟军，对曹操充满敬佩，多次给曹操以帮助。鲍信的战死是曹操的一大损失，曹操极度伤心。鲍信死后连尸首都没有找着，曹操下令悬赏寻找，仍然没有找到，他只得让人用木头刻了一个鲍信的雕像来祭拜。 　　对手其实打得更艰难，黄巾军慢慢有点招架不住，他们给曹操写了一封信。在信中先套近乎，从曹操当济南国相禁淫祠开始说起，说曹操的政治主张与他们太平道教义其实是一致的，然后劝曹操顺应天道，不要与黄巾军为敌。曹操不理，继续攻击，史称曹操“遂设奇伏，昼夜会战，战辄擒获，贼乃退走”。 　　黄巾军向济北国方向败走，曹操指挥人马追击，黄巾军没有退路，只好请求投降。曹操接受了他们的投降，就地整编，组建了一支新的队伍：青州兵。 　　根据陈寿等人的说法，这次受降共有降卒三十多万，曹操组建青州兵的人数不详，只说“收其精锐者”，如果十个里面选两个的话，也至少有六万人以上。 　　其实不然，青州黄巾军能作战的士卒肯定没有三十多万人。曹操一下子也不可能增加六万人的队伍，比较可靠的数字，应该在二三万人左右，这其实已经很可观了。鲍信战死后，曹操把他原来的队伍交给鲍信的老部下于禁来指挥。于禁字文则，兖州刺史部泰山郡人，早在中平元年（184年）鲍信起兵抗击黄巾军的时候就跟随他。曹操听说于禁作战勇猛，提拔他当了团长（军司马），于禁从此进入曹军一线将领的行列。 　　曹操虽然当上了兖州牧，但他此时实际控制的地方还有限。兖州的治所原来在山阳郡的昌邑县，这里距黄河太远，与曹操的后方基地东郡也有相当距离，曹操就把大本营迁到了济阴郡与东郡相交的鄄城，仍然把战略重点放在黄河一线。 　　刘岱死后，董卓听到消息，也任命了一个兖州刺史，此人叫金尚，是一个老党人。金尚带人前来上任，曹操当然不干，就在金尚进入州界的地方布下了兵，金尚一看打不过，跑到南阳郡投奔袁术去了。 　　占据兖州使曹操的事业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曹操担任兖州牧，尽管还不能全部控制兖州，但在政治上形成了主动态势，兖州本地的名士慕名而来投奔，除了陈宫外，还有程昱、毛、满宠、吕虔等人，他们的事将在以后进行介绍。 　　曹操屯驻鄄城后，把卞氏他们也接了过来，这年冬天，卞氏生下了第三个儿子，曹植，此时曹丕六岁，曹彰三岁。曹丕日后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他五六岁时，曹操曾亲自教他射箭，使他从小就养成好弓马的习惯，说的正是此时的事。 　　第八章 暴政的终结 　　〔王允和吕布设计终于除掉了董卓，一场暴政结束了。但王允的褊狭使得和平的曙光一闪而逝，朝廷和天子继续掌握在军阀们的手中。对此，有人漠视，有人投机。曹操的使者历尽千辛万苦，只为表达对汉室的敬意，却遭到了冷遇，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前仆后继】 　　北面的战事暂告一段落，让我们再来看看同一时刻西边发生的事。 　　初平二年（191年）夏天，董卓退入函谷关以西的关中地区。在他率军进入长安城的时候，文武百官都到郊外迎接。当他如愿地看到跪地迎接的人里有他希望见到的那个人时，始终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脸上露出志得意满的笑容。 　　匍匐在董卓脚下的这个人是他曾经的领导，前左将军、现在已被剥夺兵权并降职为御史中丞的皇甫嵩。董卓走下马来，握着皇甫嵩的手说：“义真（皇甫嵩的字），你怕不怕我（怖未乎）？”皇甫嵩说：“以德服人，天下共庆，人民欢喜，我怕什么？如果滥杀无辜，全国人民都怕，岂只是我？” 　　董卓看到老领导气儿还不是很顺，呵呵笑了笑，暂时不去理他。 　　连威震天下的皇甫嵩都臣伏在自己脚下，董卓觉得现在的事业很有成就感。他感到当个太师有点委屈自己，于是授意心腹，打算让他们参照周朝开国宰相姜子牙的先例，给自己上个尊称，叫“尚父”。 　　董卓要干的事，自然没人敢反对。大家心里说你愿意叫自己太空人都没有关系，反正保住我们的脑袋要紧。但尚父这个称呼岂是谁都能叫得的，弄不好很容易闹出历史笑话来。最后还是蔡邕站出来提醒董卓，现在关东未平，再上尊号容易成为敌人攻击的口实，不如等消灭了关东联军，再上尊号也不迟。董卓想想也有道理，就暂时作罢。董卓自己镇守长安，让女婿牛辅屯驻在河东郡、函谷关以及关中一线，伺机出动向东部各郡骚扰一下。 　　不久，最能打的孙坚战死了，关东联军爆发了严重内讧，无暇顾及关中的董卓，董卓感到已没有人能把自己怎么样，就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 　　史书没有记载董卓儿子的事，可能他没有儿子，但至少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婿牛辅深受他的信任。此外，他还擢升兄弟董、侄子董璜等为高级将领，掌握守卫长安的大权。董家的亲戚都当了高官，就连董卓小妾抱着的婴儿都被封了侯爵。他吃的、用的、穿的都跟皇帝一样，朝廷各部门实际上处于放长假状态，日常工作都改到太师府处理。 　　董卓还嫌玩得不过瘾，又突发奇想，在他的封地县（今陕西眉县）修建大型城堡（坞）。据记载，城堡墙高七丈，厚度也是七丈，里面储存了可供全城吃三十年的粮食。董卓说：“大功如可成，称雄天下；如果不成，守着它安度晚年！” 　　可是，有些人不想看到恶贯满盈的董卓也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他们无时无刻不想把这个祸国殃民的匹夫除掉。他们就是从洛阳被裹挟至此的士人们。 　　他们多是何进在位时引进的，与袁绍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他们的同志伍琼、周毖被杀后，他们忍辱负重，一面迎和董卓，一面继续在董卓身边当卧底。他们认为现在的乱局都是董卓一个人造成的，如果把他杀了，然后夺取兵权，趁着凉州军群龙无首，占据函谷关，“挟王朝以号令天下”，则大事可成。所以，他们开始谋划除掉董卓的行动。 　　这个小团体里有荀攸、郑泰、何、种辑、伍孚、士孙端、华歆等人，了解他们计划并给予支持的还有荀爽、王允、黄琬等。郑泰善于忽悠、尤其在忽悠董卓方面比较有经验。他出了一个主意，由董卓比较信任的司徒王允出面提出一个建议，任命护羌校尉杨瓒为左将军，朝廷秘书局副局长（尚书仆射）士孙端为南阳郡太守，领兵由武关道（由陕南沿汉水通豫鄂方向）攻击袁术。 　　他们的想法是先抓到一部分兵权，控制武关道，说是征讨袁术，实际上放袁术由武关道进入关中。然而，董卓此时的战略是防守，能守住就行，对于主动出击没有兴趣，这个军事计划就泡汤了。 　　士人们等得实在有点不耐烦了，伍孚决定铤而走险。这个伍孚，有的书上也说跟伍琼是一个人，其实伍琼之前已经被董卓杀了。对于伍孚，我们所知甚少，大概是跟伍琼、何一类的侠士吧。 　　一天，伍孚内穿小铠，外套朝服，怀里藏把刀来见董卓。谈完事，趁着跟董卓并行之机，伍孚突然拔刀直刺董卓。董卓是行伍出身，身手也不错，躲过了这一刺，伍孚随后被董卓的卫士拿下。 　　董卓气愤地说：“你小子想造反不成？” 　　伍孚道：“你我不是君臣，何来造反之有？你这个乱臣贼子，我恨不得诛杀你，将你车裂于市以谢天下！” 　　伍孚随后被杀。 　　但是，一个伍孚倒下了，又有好几个伍孚站了起来。 　　在何策划下，他们又迅速制定了新的暗杀计划，参与的人包括郑泰、种辑、荀攸、华歆等人，结果计划提前暴露，郑泰、华歆侥幸逃脱，辗转出了武关，投奔袁术去了。何、荀攸被捕。何不堪酷刑，在狱中自杀。 　　袁绍要是知道何死了，一定痛惜不已。袁绍早期的事业一直离不开这个侠客兼策士的辅助，作为“奔走之友”的重要成员，何东奔西走、南下北上，为袁绍积极联络各路英雄，做了大量幕后工作。 　　此时已身在东郡的曹操和荀如果知道何死了也会伤心，他们彼此都是老朋友了，何应该比他们大得多，在曹操还是小青年、荀还更小的时候，何就看出他们不是一般人物，给予高度评价，使二人的知名度大增。 　　荀攸在狱中倒泰然自若，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董卓居然没有杀他。荀攸一直坐牢到董卓被杀以后，他在出狱时看到了胜利的那一刻。 　　三次计划均告失败，从伍孚到何，士人们付出了惨重代价，却拿董卓无可奈何。尤其是第三次计划的失败，使士人们的有生力量几乎全部丧失，现在只剩下王允、荀爽和黄琬这几位了，年轻人没有干成的事，他们能接着干完吗？ 　　【二、终于把董卓杀了】 　　看到董卓一次次躲过暗杀，有一个人心急如焚，他就是王允。 　　王允此时五十五岁，作为政治家是一个成熟的年龄，作为暗杀行动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也许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赖以引为同志的何他们被杀的杀、关的关、逃的逃，王允觉得再挑战董卓几乎已不太可能。 　　难道就让这个恶人继续逍遥地活下去，继续危害国家社稷？王允心里充满了仇恨，心绪难平。环顾左右，能帮上忙的也就是杨彪、荀爽、黄琬等人，但他们年龄普遍偏大，黄琬、杨彪虽比自己小几岁，也超过了五十岁，荀爽比自己年龄还大。搞政治还可以，搞暗杀没有经验。勉强能帮上自己的，只有在尚书台供职的士孙端。 　　其实，士人队伍里还有一个人，此时深得董卓的信任，可以经常出入太师府面见董卓，这个人就是蔡邕。但一提起他，王允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个蔡邕，曾经也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是士林中的一员，自从来到董卓身边，立即变了个人似的，极尽讨好、奉承之能事。董卓当太师，就是蔡邕带头倡议的。 　　王允对蔡邕的成见还可以追溯到二人许多年前在胡广府里共事的时候。王允曾是胡广的首席幕僚，蔡邕是胡广的得意弟子，二人一起共事，互相知根知底，但关系却很一般，这与他们的性格有关。王允好激动，蔡邕好沉静；王允路见不平一声吼，蔡邕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王允有点看不惯蔡邕。 　　现在，王允和蔡邕虽然都深受董卓的信任，但在王允看来，这有本质的区别。自己是卧薪尝胆，等待时机消灭董卓，而蔡邕是结结实实的士林败类，已经完全沦为董卓的走狗。所以，图谋董卓的事，不仅不能跟蔡邕商量，还要提防着他才行。 　　就在王允冥思苦想不得要领之际，一个人进入他的视线，他的同乡李肃。 　　李肃也是并州人。现在，像他们一样在长安的并州人还有不少，当年丁原手下人多势众，在吕布、张辽的带领下都归顺了董卓，一同来到了长安。 　　但他们来了以后却感到很失落，与凉州军相比，并州军得不到重视。以李肃为例，不仅在并州军倒戈事件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协助凉州军与关东联军作战，在抗拒孙坚的战斗中卓有战功。但是，他的职务升得很慢，勉强当了个大校师长（骑都尉），不仅与董家的弟兄子侄不能比，与凉州军系统的牛辅、李、郭汜、樊稠、张济等人相比，也差得远。 　　李肃如此，并州军的领头人吕布也好不到哪去，他为董卓立下的功劳更大，职务仅比李肃高半格，是个准将（中郎将）。并州军其他人的情况可想而知。 　　因为同乡的关系，李肃和王允有了一定交往，言谈间常流露出来不满和牢骚。王允脑海中灵光一闪：难道这是个机会？ 　　王允不露声色地加紧了与李肃的往来，通过李肃又联络上了吕布，大家都是老乡，搞个同乡会什么的，一块吃吃饭、郊游郊游，总还不至过于引起大家的注意。一来二去，他们越说越投机，越说越能说到一块。 　　他们谈论的中心议题是：董卓太不够意思，太对不起并州的弟兄们了，大家舍生忘死、背井离乡跟随董卓到长安来，头上顶着忘恩负义、卖主求荣的骂名，为董卓的事业出生入死、玩命打拼，到头来得到的却是如此不公。 　　说心里话，王允对吕布的为人也看不上，光是卖主求荣这一条，王允就能鄙视他一辈子。但现在为了反董大业，王允也跟吕布套上了近乎，随声附和，添油加醋，有时还会编一些不利于董卓和吕布团结的小道消息，让吕布越想越恨，越想越觉得跟董卓这一步棋走错了。 　　偏偏这个时候，董卓跟吕布之间又发生了两件小插曲，加速了吕布反董的步伐。 　　对这两件事陈寿和范晔的记载均相同。 　　一件是：董卓这个人性格急躁，冲动起来不计后果。有次因为一件小事对吕布不满意，拔出手戟（一种防身的短兵器）就朝吕布掷去，幸亏吕布身手好，躲过了，不然就没命了。事后吕布主动承认错误，董卓的气也消了，对董卓来说这事可能就过去了，对于吕布，心有余悸之下又增添了许多新的不满（由是阴怨卓）。 　　另一件是：吕布可以经常出入董卓的内室（中），一来二去跟一个侍婢私通上了，吕布怕这个事最终被董卓发现，心中一直惴惴不安。 　　这是正史对这两件事的全部记载，没有更多的细节了。至于把这两件事合并成一件，并且指明了事发地点（如凤仪亭）和当事人姓名（如貂禅），那就纯粹是虚构了。关于这方面的考据文章有很多，在此就不予赘述了。 　　反正几种因素一综合，王允居然把吕布成功策反，答应除掉董卓！ 　　董卓撤回长安后，老将朱俊被任命为河南尹，留守洛阳一带。朱俊马上打出反董大旗，与关东联军相呼应，陶谦表奏朱俊为车骑将军，还给朱俊增援了三千人马。 　　陶谦支持朱俊可以理解，但他不该没事找事，明知车骑将军已经有主了，即联军总指挥袁绍，还要表奏朱俊，这不是让袁绍难堪吗？这笔账袁绍先给他记下了，日后有翻脸的时候。 　　为了对抗朱俊，董卓派牛辅驻扎在陕县，派李、郭汜等人率主力数万人征讨朱俊。朱俊实力不够，被击败。 　　凉州军团主力此时东进，给王允、吕布消灭董卓创造了机会。 　　据王粲的《英雄记》记载，吕布刺杀董卓的这一天是初平三年（192年）四月二十三日。当天，生病很长时间的献帝刘协大病初愈，按照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刘协将在长安的未央殿接见文武百官，董卓穿着朝服，乘车前往。董卓有很多特权，他的车子可以一直到达殿门外，但他还嫌不够安全，沿路布置了很多警卫，夹道布岗，一边是步兵，一边是骑兵，搞得密不透风，无泄可击。 　　但这次再严密的保卫措施也将不堪一击，因为负责董卓保卫工作的是中郎将吕布。吕布已事先布置好，让李肃带着壮士秦谊、陈卫（《九州春秋》说还有一个人叫李黑）等十几个人混在卫士中间。董卓的车子一进宫门，李肃手疾眼快，举戟刺向董卓前胸！ 　　这一下来得太突然了，董卓身手再好，也来不及反应，加上董卓在车上，不好腾挪，这一戟就给刺上了。没料到董卓朝服之内穿着铁甲，戟没有刺进去，戟锋滑了下来，只刺伤了董卓的手臂。董卓从车上一头栽下。 　　董卓大喊：“吕布快来！” 　　吕布其实就在他身后，手里拿的不是兵器，而是不知从何而来的一份圣旨。 　　吕布高声宣布：“奉皇帝诏书，在此处决逆臣！”然后他抄起铁矛，直刺董卓。 　　董卓在临死前一刻还在大骂：“狗东西，好大的胆子（庸狗，敢如是邪）？！” 　　董卓的随行亲信田仪等人想上来营救，吕布手起矛落又杀了三个人。吕布宣布：“诏书指定只诛杀董贼一个人，与其他人一概无关。”于是没有人再反抗了。 　　被范晔评论为罪恶滔天、冒犯天、地、人的常道，被陈寿评论为凶狠残忍、暴虐不仁的一代奸雄终于毙命。 　　消息传出，整个长安城都沸腾了，压抑已久的人们终于扬眉吐气，大家载歌载舞，举行了盛大的狂欢。有人卖掉了珠宝手饰和漂亮衣服，换来酒肉进行庆贺。长安城大小街道上都是人，一片欢乐。 　　董卓的弟弟董、侄子董璜以及留在坞的全体董氏家族成员均被诛杀，董卓的尸体被拖到长安城的市场上示众，首级已被吕布剁下来拿走了。董卓的尸体搞完展览后，又被人焚烧。袁家的门生故吏还觉得不解恨，他们看着残渣烧成灰烬，然后扬撒在路旁。 　　【三、蔡邕的一声叹息】 　　董卓以最彻底的方式被消灭了，王允顿时感到一阵轻松，他多年来忍辱负重期待的正是这一刻。作为一名忠于汉室的士人，他在关键时刻挽狂澜于既倒，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感到骄傲的还有吕布，是他一矛刺死了董卓，整个计划是他制定和付诸实施的，没有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但是，论功行赏的时候，吕布再一次失望了，王允宣布自己以司徒的身份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录尚书事），仅仅给他一个奋威将军（与袁绍给韩馥的名号一模一样），这让吕布很失落。吕布想，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王允对吕布从心底里瞧不起，一则认为他是个武人，二则认为他多变，缺乏节操。王允的政治洁癖又犯了，尽管他也曾低眉顺眼地侍奉董卓，但他认为那是地下工作的需要，而别人要这么做，那就不能容忍。 　　除了看不上吕布，王允还看不上蔡邕。 　　王允迫不及待地下令把蔡邕关进监狱，理由据说是蔡邕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后，当众叹息了一声。 　　这一声叹息最终要了蔡邕的命，尽管太尉马日等很多人出面求情，蔡邕本人也写信给王允，表示认罪，愿意像司马迁一样承受宫刑或黥首刖足之刑以求保全一命，让自己能够完成正在写作的当朝国史《后汉纪》，但王允坚决不从。 　　一代才子最终血洒长安，终年六十一岁。 　　张写的《汉纪》一书说王允后来也后悔了（允悔欲止），但没有来得及制止。这其实是不可能的，王允杀蔡邕的意志十分坚决，因为大家是老熟人，互相知道的东西太多，而蔡邕偏偏又提到了司马迁，这对王允是一个重要提醒。如果当朝国史任由蔡邕来写，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 　　所以，蔡邕必须死。 　　柏杨先生进一步分析说，这些年来，王允“如果不把董卓的马屁拍得舒舒服服，董卓焉能把中央大权全部托付，其中一些丑态毕露的行为，蔡邕先生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王允不得不预防蔡邕泄漏他的底细”。冠冕堂皇的理由虚晃一枪，真正的理由因为太卑鄙的缘故，往往说不出口。 　　蔡邕被杀后，有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备感痛心疾首，他的名字叫王粲，字仲宣，山阳国高平县人，前面已经提到，他是何进的秘书长（长史）王谦之子。 　　王谦这时候已因病去世。献帝西迁后，王粲来到长安。当时，蔡邕深得董卓厚遇，又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家中经常宾客盈坐，如果来晚了，在蔡邕家门口的街巷里连个停车位都不好找（常车骑填巷）。 　　有一次，蔡邕家高朋满座，他正跟大家谈话，家人递上来一张名贴，说有人在外求见，蔡邕看了一眼，竟慌忙从座上起来赶紧跑出去迎接，结果一着急把鞋子都穿反了（倒屣相迎）。大家纳闷，这是什么样的重量级人物，能让蔡大师如此激动呢？ 　　等进来一看，大家都傻眼了，蔡邕陪着进来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不光年龄小，而且其貌不扬，个子不高（容状短小），又黑又瘦，结果举座尽惊。 　　蔡邕给大家介绍道：“这是王公（王畅）的孙子，很有才能，我不如他。”蔡邕同时宣布：“我家里的藏书，死后全部给他。” 　　蔡邕的反常举动让人十分不解，王粲即使再有才，也不至于以十几岁的年龄就能让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折服吧？蔡邕厚遇王粲，要猜测一下的话，或许跟他的女儿有关。 　　蔡邕的女儿蔡琰，字文姬，在蔡邕的影响下，自幼博学多才，在音乐、诗词方面很有造诣，作为少年天才的代表，事迹有幸也入选过南北朝时期编纂的那部《神童传》中。一般认为蔡琰生于177年前后，与王粲同龄。 　　蔡琰结过一次婚，丈夫出身于河东郡的世族，名叫卫仲道，是个读书人，夫妇很恩爱，但就在前不久，卫仲道病逝。卫家人有点嫌弃她，认为她刚嫁进卫家的门就克死了丈夫。蔡琰无法忍受，回到了娘家。 　　关于蔡琰离开夫家后到了哪里，也就是她最后在什么地方被南匈奴人掳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她回到了故乡陈留郡，在那儿被掳走的；另一种说法是她来到了长安，是在长安被掳的。如果蔡琰在长安，王粲应该能见到她。蔡邕刻意栽培王粲，并且说出那些不同寻常的话，也许有把女儿蔡琰许配给他的意思。 　　王粲跟曹操一样，因为“容状短小”在政坛和社交场所没少吃亏，不过他似乎很招人喜欢，蔡邕想招他为婿，以后刘表也有这个想法，只可惜王粲似乎都没有那个缘分。 　　蔡邕被杀后，王粲悲痛不已，后来王允想招王粲任黄门侍郎，他坚决不从。长安大乱后，王粲南下荆州投奔祖父的学生刘表去了。 　　王粲到荆州去，最可能走的是武关道，作为当时最有才情的诗人之一，王粲在路上回首长安岁月，不禁哀从心起，于是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七哀诗》，记述了此次南下荆州的过程，里面有“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以及“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样的诗句。蔡琰最终没有跟王粲走到一起，在一片乱局中，她被南匈奴首领掳到了异乡，直到许多年以后，被曹操以重金赎回。关于她的故事，以后再说。 　　【四、贾诩一谋动千危】 　　处理完蔡邕的事，王允面对着如何解决凉州军的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让老将皇甫嵩重新出山，统帅凉州军，以皇甫将军的威名，应该可以镇住他们；另一种意见认为应把凉州军全部杀掉。前一种意见占大多数，持后一种意见的，是吕布等并州派。 　　并州派想借用士人和社会力量趁机消灭凉州派，然后自己独霸朝廷。王允没有采纳吕布的主意，但自己又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他一会儿想赦免凉州将领的罪过，一会儿又想下令解散凉州军，弄得外面谣言四起，都说王允要大开杀戒，最少要杀十万人。 　　后来王允决定还是解散凉州军，马上有人表示异议，说如此一来凉州军人都会人人自危，天下必乱。 　　然而王允认为，关东联军是自己的盟友，现在董卓死了，还把大军驻扎在函谷关、陕县一带，必然让盟友疑心。他坚持将凉州军就地解散。 　　凉州军人都在想，蔡邕那样的人王允尚且不放过，现在我们要是被解散了，马上就会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所以，当李肃带人拿着诏书到陕县宣布解散凉州军的时候，牛辅等人起兵反抗，李肃大败而回。吕布斩杀了李肃，亲自迎战牛辅。 　　还没等吕布动手，牛辅自己先出了事。晚上大营里发生夜惊，全营一片混乱，牛辅心惊胆颤，准备只身逃走，结果被手下人干掉了。 　　李、郭汜、张济等凉州大将听说牛辅被攻，急忙驰援陕县，到达后牛辅已死。李等人没了主意，派人到长安向王允请降，王允既没有立即同意，也没有说不能赦免。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一年之内，不能有两次赦令。” 　　本年的正月里曾经大赦过一次，一年不能有两次大赦，这倒也是制度规定。王允这时候变成了遵章守纪的模范，只不过在此时这非常不合时宜。 　　李等人六神无主了，他们原来都是跟着董卓混世界的，所有的大主意都由董卓拿，他们只管打打杀杀，他们既来不了文的，也搞不了政治，只想荣华富贵，能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现在领路人董卓、牛辅都死了，他们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好。 　　既然人家不愿意现在赦免他们，等明年可以颁布赦免令时再打报告上去的话，这中间还有大半年时间，显然不大可能。李等人简单商议一下，决定让队伍自行解散，大家化整为零绕道逃回家乡凉州。 　　这时候，原牛辅所部的一个师长（讨虏校尉）出来对大家说，这样做万万不可。他警告道：“如果分散突围，必然会个个击破，不如向西进攻长安，给董太师报仇，事情成功可以拥戴皇上，号令天下；事情不成，再跑也不迟。” 　　他一下子把大家说醒了：是呀，跑什么呀，咱们实力也不差，干嘛求人呢？于是集齐人马，大家向西挺进。 　　出这个主意的人叫贾诩，字文和，凉州刺史部武威郡人，此时四十五岁，比曹操大八岁。 　　贾诩早年也被举孝廉为郎，后因有病辞官回武威郡老家，路上遇见氐人，与其同行的几十个人全部被抓。抢完东西之后，氐人要把他们活埋。贾诩骗他们说：“我是段太尉的外孙，你们别埋我，我家必然拿钱来赎。”段太尉即“凉州三明”之一的段，大名威震西土，贾诩拿这话吓唬氐人，氐人果然不敢害他，还与他磕头拜把子，送他回去。 　　董卓当了太尉以后，贾诩以凉州出身的缘故被聘为太尉府里的处长（太尉掾），后来升为黄河上的平津渡口守卫司令（平津都尉），再升为师长（讨虏校尉），驻扎在陕县一带，归牛辅指挥。 　　后世多认为，贾诩的这个主意闯下了大祸，使得有可能出现的和平契机化为乌有，令帝国再次陷入混乱状态。 　　裴松之注《三国志·贾诩传》的时候忍不住评论说：这个时候，元凶已除，天地始开，但随之国家又四分五裂，黎民百姓再次遭受涂炭，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因为贾诩的一句话吗（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贾诩的罪过，竟然如此之大！ 　　将天下重新陷入动荡的罪过全部归于贾诩一人，未免夸大了他那一句话的作用。没有贾诩，天下该乱还会乱，只不过，此时此刻，他的一个主意至少改变了局部事态的发展。李等人率兵杀来，路上凉州军越聚越多，除李、郭汜、张济、贾诩外，樊稠、李蒙等凉州将领也来加入，人数达十多万。此时长安的守军也就一两万人而已，形势危急。 　　偏偏这个时候，守军里有人反水，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名叫“叟兵”。 　　叟人是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叟兵以打仗勇猛而著称，这支叟兵人数不详，可能是益州牧刘焉派来的。这伙人打仗有一套，战场上随机应变更有一套，作为川军里的雇佣军团，他们犯不着跟别人一块送死。 　　王允、吕布等人守了八天，叟兵打开城门，凉州军杀入长安。吕布不敌，带领几百名骑兵杀出城去，这一行人里，应该有张辽、高顺等人。吕布临走时不忘把董卓的人头挂在马鞍上，这个东西他见着袁术、袁绍时还用得上。 　　吕布路过青琐门的时候，招呼王允一块走，王允不想走，就请吕布带话给关东诸位首领，要他们设法来救皇上。 　　太常卿种拂、太仆卿鲁馗、大鸿胪卿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等大臣在混乱中被杀，和他们一同被杀的有一万多人。司徒王允、司隶校尉黄琬、左冯翊郡太守宋翼、右扶风郡太守王宏等被抓，几天之后一块儿被凉州军处死。 　　李胁迫献帝任命自己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为中郎将。三个月后李又任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郭汜、樊稠分别为右将军和后将军，他们三个人组成领导小组共同主持朝政（朝政）。张济为骠骑将军，出屯潼关以东的弘农郡一带。 　　与凉州集团关系密切的韩遂、马腾等人听说长安大乱，也带兵前来凑热闹，看能不能混水摸鱼。“三人小组”任命韩遂为镇西将军，屯驻金城（今甘肃兰州）；任命马腾为征西将军，屯驻董卓昔日苦心经营的大本营坞。 　　这些多年来与朝廷水火不容的叛军，被正式任命为朝廷的高级将领。此时同在长安的皇甫嵩，以及将要来到长安的朱俊等老将看了之后想必无言以对。 　　凉州军人又把持了朝政，和平的曙光虽曾一闪，但再次与帝国无缘。接下来，将是无休无止的混战。 　　【五、通使长安】 　　李、郭汜、樊稠等主持朝廷工作的“三人小组”成员虽然都是行伍出身，但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对于关东联军，他们不想继续打下去了，为此，初平三年（192年）八月，由献帝下诏派太傅马日、太仆卿赵歧为正副特使，前往关东宣达罢兵诏，抚慰天下。 　　这二位都与已故著名经学大师马融有亲戚关系。马日是马融的族孙，小时候曾得到马融的亲自教导；赵歧是马融哥哥马续的女婿。马日此时年龄不详，但不会小于七十岁，而赵歧已高达八十四岁。 　　“三人小组”把这两位老同志搬出来实在是动了一番脑筋，因为马家跟袁家关系不一般。袁绍和袁术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婶娘，也就是袁隗的妻子，一代才女马伦，正是马融的女儿。按这个论法，马日跟袁绍和袁术是平辈，赵歧是他们的长辈。 　　“三人小组”大打名士牌和亲情牌，让既是士人领袖、又是袁家亲戚的马、赵二人前往关东，化解他们与关东联军之间的矛盾，哪怕争取一个互不侵犯、划地为安的局面也行。当然，这仅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马特使和赵副特使从长安出发后分成两路，马日去南阳郡找袁术，赵歧去冀州找袁绍。马日此去颇费周折，到南阳郡时袁术已不在这里，后来他辗转到扬州刺史部九江郡的寿春县才找到袁术。《献帝春秋》一书记载，袁术见到马日就把他扣了下来，压根不谈正事，袁术先是要借马日的符节（皇帝亲颁的信物，马日作为朝廷特派员的凭据）看看，看完就耍起了无赖，再不说归还的事。 　　不仅如此，袁术还让马日以朝廷特使的身份任命他手下人的官职，名单报上来，马日差点没气晕：这份候任干部名单上多达一千多人。 　　马日请求袁术放他走，袁术不放。马日又急又气，最后在忧愤中死于寿春。 　　相比较而言，赵歧还算幸运。 　　听说长辈来了，袁绍亲自迎出了数百里，据《后汉书·赵歧传》记载，在迎接赵副特使的队伍里，还有已经身为兖州牧的曹操。 　　赵歧分别给陶谦、公孙瓒等人写信，传达朝廷“罢兵安人”之道。公孙瓒经界桥战败后，仍然与袁绍在冀州北部、幽州以及青州一带全面开战，双方目前均处于疲惫期，打不动了仍然硬扛着。赵歧的到来给了双方一个休战的台阶，公孙瓒立即送来一封言辞恳切的回信，表示尊重朝廷，热爱和平，立即停战。 　　袁绍、曹操等还与赵歧相约，不久之后将迎献帝回洛阳（与歧期会洛阳，奉迎车驾）。这个约定对袁绍来说也就是说说而已，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公孙瓒，送走赵歧，袁绍回去就开始谋划新的军事计划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着实让袁绍受惊不小。 　　袁绍送走赵歧返回邺县，路过漳水之上的渡口薄落津时，在此大会宾客，曹操也有可能在其中。正吃喝热闹的时候，突然接到情报说他的后方基地魏郡有人造反，叛军与黑山军的于毒部取得联系，人数多达数万人，已经把袁绍的大本营邺县占领，郡守被杀。 　　在座的很多人家都在邺县，听说之后顿觉五雷轰顶，“皆忧怖失色”，有的人当场就哭了起来。面对突然而来的变故，袁绍再次表现出从容不迫的气概，他当时正在玩投壶游戏，就是把箭投向远处的一个壶中，看谁投得准，输的人罚喝酒。听到消息，袁绍仍然言谈自若，催促监壶的人继续玩（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后来，幸亏黑山军里有一个叫陶升的人投降袁绍，把袁绍以及众人的家属送到斥丘，并帮助袁绍重新收复了邺县。后来袁绍任命陶升为建义中郎将。此事发生于初平四年（193年）三月，记录在《献帝春秋》一书中。 　　唯一认真思考了赵歧建议的人就是曹操了。朝廷特使一行带来了长安的最新消息，也表达了奉迎天子回洛阳的渴望。曹操回到鄄城，就与荀、程昱、毛（应该还有戏志才）等人商议此事，荀赞成派人出使长安，向朝廷进贡。 　　毛的看法更进一步，他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毛说：“现在天下分崩，天子流亡，国家没有储备，百姓不能安居，这种状况难以持久。袁绍、刘表等人，虽然人多势众，但都缺乏远大志向，不能树基建本。当今之计，应该奉天子以令不臣，发展农业，积蓄军资，这样以来，霸业可成。”曹操认为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敬纳其言）。 　　毛字孝先，是兖州本地陈留郡平丘县人，当过县吏，为人清廉公正。中原地区陷入动荡后，他本想到荆州投奔刘表，听说刘表政令不明，能力有限，于是转道去了鲁阳。曹操担任兖州牧以后，征他为州政府的治中从事，负责州里的人事工作。曹操发现毛深有谋略，清正无私，就改任他为奋武将军府的功曹，从事人才选拔工作。以后曹操的地位不断提升，毛一直是人事系统的领导。 　　曹操一边忙着巩固兖州，一边考虑派人到长安走一趟，至于派谁去，曹操一时没有想好。这个人首先要有胆识和能力，因为此去长安路途险阻，要穿越各种势力以及黑山军的防地，必须随机应变，保证顺利到达长安并安全返回；其次要熟悉那边的情况，最好认识长安那边的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忠诚可靠，因为除了代表他以兖州牧的身份向朝廷进贡以外，还要找机会替他拜会几位在长安的老朋友。 　　想来想去，曹操觉得只有一个人具备上面的条件，这个人就是王比。 　　王比的个人情况不详，似乎很早就跟着曹操了，类似于家臣的角色，曹操多次委他以特别的任务，体现出对他不同一般的信任。如果真是曹操的家臣，他有可能在曹嵩时代便在洛阳的曹府呆过，熟悉此时仍在长安的丁宫、丁冲、钟繇等曹操的朋友。 　　初平三年（192年）冬天，王比受命出发，但一开始就极不顺利。 　　他们一行刚到河内郡，就被河内郡太守张杨扣留。曹操虽然没有跟张杨发生过冲突，但张杨跟袁绍曾经有过降而复叛的经历，曹操是袁绍的人，张杨自然不把曹操当成好人，他不想让王比过境。 　　这时候张杨身边出来一个人，劝他说：“曹操虽然跟袁绍是同盟，但二人情况不同，不可能永远相亲近（势不久群）。曹操现在虽然弱小，但他的确是个英雄，将军您应当结交他。现在刚好是个机会，应该帮他完成通使长安的事，并且上书表荐他。如果事情成了，曹操一定感激将军您。” 　　张杨想了想，觉得说得也是，于是同意王比过境。 　　这个帮曹操说话的人不是张杨的手下，而是张杨的客人，他的名字叫董昭。 　　董昭字公仁，老家是兖州刺史部的济阴郡，就是曹操现在的大本营鄄城所在的郡。他被举过孝廉，当过县令，后来在袁绍手下当参谋（参军事）。袁绍属下的钜鹿郡太守李邵等人想叛变投靠公孙瓒，袁绍抽不出兵来征讨，董昭自告奋勇愿只身前往把事情摆平。袁绍大喜，还以为他有什么好主意，问他具体如何办，董昭实话实说：还没有想好，只能随机应变（计当临时，未可得言）。袁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让董昭去试试。 　　董昭到钜鹿郡经过明查暗访，发现李邵反叛这件事是由郡里的大户孙伉等人在背后策划的。 　　董昭当即立断，将幕后分子一网打尽。由于来不及向袁绍请示，董昭伪造了袁绍的公文，说抓到敌人的间谍安平、张吉，据他们交待，孙伉等人暗中通敌，以为内应，现在发布檄文，将其逮捕，军法处置。 　　董昭用这一手段迅速平定了钜鹿郡，为袁绍立下大功。后来冀州治下的魏郡发生动乱，袁绍又派董昭兼任魏郡太守。董昭到境后软硬兼施，又平定魏郡。 　　董昭一再立下大功，但在袁绍那里却待不住。起因是董昭有个弟弟叫董访，在张邈手下任职。袁绍跟张邈因为一些事已经闹翻，这一对革命战友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袁绍欲除掉张邈而后快。这时，有人在袁绍面前进谗言，说董昭不可靠，是张邈派来的卧底，董昭听到风声，不敢再待。他想干脆到长安去在朝廷里谋个职，但也是在路过张杨防区的时候被扣下。 　　董昭确实不错，自己的事没有弄明白呢，还替曹操说了话。其实董昭也是为自己铺路，他是真的看好曹操。正是因为有这件事，日后曹操见到他时，将其视为自己人，引以为心腹智囊。 　　王比总算离开了河内郡，辗转到了长安。“三人小组”对袁绍、曹操都不太感冒，想把王比扣下。他们认为曹操是袁绍阵营的人，袁绍对天子的态度一向暧昧，一会儿另立天子，一会儿散布谣言说天子不是灵帝亲生的。 　　这时，曹操昔日的好朋友、现任黄门侍郎钟繇出来说话：“现在群雄并起，大家都以天子的名义行独断专行之事，只有曹兖州心系皇室，如果我们拒绝他的诚意，那些也有同样想法的人必会感到失望。”李等人想想也有道理，于是放王比回去，并给了一些回礼。 　　钟繇不仅跟曹操相熟，还跟荀是同乡兼同事。根据谢承的《后汉书》记载，南阳人阴修当颖川郡太守时，把颖川郡的才俊都延揽到自己手下，其中钟繇担任人事处长（功曹），荀担任办公室主任（主簿），荀攸担任司法处长（贼曹掾），郭图担任驻京办主任（计吏），还有名士张礼、杜等人，堪称当时天下最强的郡级领导班子。 　　王比回到兖州后，详述了通使的经过。曹操多少有些失望，他原本想，此行与朝廷建立正常联系，朝廷对他即使不升官晋爵，也会正式下达命令对他的兖州牧一职给予确认，但李等人压根没理这个茬。 　　不过这次也有很多收获，王比此行想必会让献帝以及长安的公卿们对自己忠于汉室的心迹有所了解，董昭、钟繇等人在关键时候替自己说话，说明这些人以后还会对自己给予帮助，加上在天子身边供职的丁宫、丁冲等人，日后真要按照毛说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话，这些人都能用得上。 　　【六、幽州风云】 　　再来看看幽州，说说公孙瓒的事。 　　大约在曹操和于毒、眭固等人在东武阳、顿丘一带激战的同时，袁绍率冀州的主力部队向北移动，他们面对的敌人是公孙瓒率领的十分强悍的幽州兵团。 　　中平年间，公孙瓒在卢植、皇甫嵩等人麾下与黄巾军交战，因为作战勇猛、战功显赫，先后升为骑都尉、降虏校尉、中郎将等，成为帝国的高级军官，被封为都亭侯，率军驻扎在幽州北部一带，与黄巾余部张纯、乌桓首领丘力居作战。 　　公孙瓒天生是打仗的好手，他最擅长使用的是骑兵，最喜欢骑的是白马，他经常亲自带领几十个善于骑射的人，一律骑上白马，在战场上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杀伤力很大，他给这个突击队起了个名字，叫“白马义从”。 　　很快“白马义从”就成了公孙瓒的一个招牌，乌桓人提起来都害怕，不敢再来进犯。公孙瓒一看这个牌子好使，干脆把“白马义从”扩编，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全部是骑兵。“白马义从”自此成为汉末驰骋在疆场上的一支铁军，所向披靡，很少打败仗。至于这支骑兵部队是不是全都骑白马，则有点可疑。因为白色的战马是比较难得的，找几十匹还行，一下子找几千匹，那是相当的困难。不过，要是真的能凑齐几千匹白马来，往阵前一列，不用开打，光那白花花的一片，就够晃人眼的。公孙瓒看来还懂点行为学，这个创意挺不错。 　　自从有了这支部队，公孙瓒实力大增，按照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看法，他成为帝国北部边界一带的实际控制者。但公孙瓒自己总觉得不爽，因为朝廷派刘虞来当幽州牧，成为公孙瓒的顶头上司。 　　刘虞跟公孙瓒的做法不一样，对少数民族主张怀柔。他到任以后就派使者到乌桓各部族那里晓以利害，丘力居等乌桓部族首领有感于刘虞的声名和诚意，纷纷派遣使者表示愿意归附。 　　公孙瓒眼看刘虞不费一兵一卒就把边境的事摆平了，心里充满嫉妒，他暗中派人搞破坏，挑拨朝廷与这些少数民族的关系，甚至不惜派兵在乌桓使者必经之路上埋伏，将使者杀害。但乌桓各族识破了其中真相，归意坚定，他们就是绕道也要跟刘虞保持联系。 　　边境问题解决后，刘虞上报朝廷要进行裁军，公孙瓒的部队包括步兵、骑兵在内被裁得只剩下一万来人，指挥部设在右北平郡。 　　公孙瓒郁闷坏了，敢情这个老头子很阴呀，看着慈眉善目，手段倒挺黑，以和平手段解决了边境问题，裁军就有了借口。说是裁军，其实就是削减公孙瓒的实力。 　　虽然公孙瓒很不满，但刘虞却获得了更高的威望，后来张纯被手下人王政杀死，把首级献给了刘虞。张角兄弟死后，张纯在黄巾军中的影响力最大。此次消灭张纯，对朝廷来说是一件大事，于是献帝专门派使臣来幽州，拜刘虞为太尉，后来又升为大司马，仍然兼任幽州牧。 　　公孙瓒因为助战有功，被任命为奋武将军。 　　公孙瓒心里很不服气，北部边界的和平是靠他出生入死打出来的，凭什么让刘虞坐享其成？但是慑于刘虞的巨大威望，公孙瓒也只好忍气吞声，待在右北平郡为帝国站岗。 　　如果放在和平年代，公孙瓒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但偏偏现在是乱世，在乱世中偏偏恶人、强人更容易出头，公孙瓒的机会来了。 　　幽州的黄巾民变又起，为了镇压起义军，公孙瓒的队伍也得到扩充。在与青州黄巾军的东光之战中，他一次投入的兵力就达到两万多人，说明此时他的实力已迅速扩张，活动范围也很广。如此一来，他与刘虞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了。 　　刘虞有个儿子叫刘和，此时在长安献帝刘协身边供职，都是老刘家的人，献帝对刘和很倚重，他派刘和逃出长安，到幽州找刘虞带兵来救驾。刘和路不熟，没有走河东郡，也没有走函谷关，而是走的武关道，奔南阳郡来了，结果进入袁术的防区，袁术将其扣留。 　　袁术扣下刘和，据说是想争功，不想把救驾的功劳让刘虞一个人分享。他给刘虞写了封信，让刘虞发兵做后援，自己为先锋，到长安救驾。刘虞接到袁术的信，想派兵去，公孙瓒劝他别去，因为袁术此人不可靠，派出去的人马可能有去无回，但刘虞不听。 　　公孙瓒一想不对劲，他说的话要是传到袁术那里，袁术肯定恨他。为此，他干脆比刘虞更积极，派他的堂弟公孙越率领一千多骑兵去南阳郡，一方面支援袁术，另一方面暗中挑拨刘虞跟袁术的关系。 　　刘虞派的人大概是步兵，公孙越率领的骑兵因此先到了南阳郡。公孙越暗地里让袁术扣留刘和，等刘虞派来的人马到了之后，又将其全部吞并。这些事当然瞒不过刘虞，公孙瓒和刘虞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 　　事情还没完，在孙坚攻打周昂的那一仗中，袁术派公孙越支援孙坚，结果被流矢射中而死。袁术担心公孙瓒埋怨自己，就把火往袁绍身上引，说公孙越是袁绍杀害的。公孙瓒果然被激怒，咆哮道：“我弟之死，全是因为袁绍引起。”于是出兵磐河，进攻袁绍。 　　这个时候袁绍刚取得冀州，立足未稳，听说公孙瓒来挑事，不敢硬来，跟公孙瓒赶紧谈判，最后把自己担任的渤海郡太守一职让给公孙瓒的另一个堂弟公孙范，公孙瓒才怒冲冲撤兵。 　　公孙范上任后，他的领导应该是袁绍，但他专门跟袁绍捣乱，以渤海郡为基地，配合袁术把势力往冀州、青州发展。公孙瓒以打黄巾军为借口，大肆封官，任命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他还任命了郡太守、国相以及县令等若干。 　　公孙瓒的做法摆明了就是跟袁绍对着干。任命冀州刺史是成心恶心冀州牧袁绍一下，任命青州刺史是趁原青州刺史焦和之死去抢地盘，兖州虽然现在还八竿子打不着，但兖州牧曹操是袁绍的人，先派个刺史去搅和他一下，这种未经允许就把筷子往别人碗里伸的行为必然招打。袁绍与公孙瓒的矛盾不断激化。 　　以上是史书所载袁绍与公孙瓒彻底闹翻的经过。这个过程是没有错的，结果大体上也如此，但其中的内幕肯定更为复杂。 　　献帝刘协派刘和搬兵是有可能的，但仅凭刘协的这道“口谕”，袁术、刘虞因此就要发兵前去救驾，尤其是袁术，看他的架势肯定以为只要进兵长安马上就能立下奇功一件似的，还要抢功，这就不好理解了。 　　长安是什么地方？那里有十多万凉州精锐，袁术能不能打到函谷关下都十分难说。袁术会那么幼稚吗？ 　　背后的真相也许是：袁绍、公孙瓒都意识到决战不可避免，他们同时想到的，就是给自己拉外援，给对手制造敌人。袁绍拉的外援是刘虞，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加之当初他曾力推刘虞为帝，虽然事情没有弄成，但至少说明他对刘虞是尊重的，刘虞对他不会有恶感；公孙瓒拉的是袁术，因为二袁此时已交恶，周昂与孙坚之战就是证据。 　　没成想出现了新情况，公孙越意外战死，公孙瓒与袁绍的矛盾进一步升级。不用袁术挑拨，这一仗也要开打了。 　　【七、“白马义从”的最后一战】 　　袁绍要与公孙瓒决战，必须过一道难关：白马义从，这又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汉末的幽州铁骑是骑兵中的精锐，“白马义从”又是幽州铁骑中的精锐。在公孙瓒的多年经营下，这支雄师百战百胜，令敌人闻风丧胆。乌桓人之所以愿意归顺，与其说是给刘虞面子，不如说是被这支铁军打怕了。 　　公孙瓒可以调用的总兵力有十万人左右，除了“白马义从”之外，在其他部队里骑兵所占的比例也比较高，这与幽州跟北方少数民族地理相近有关。袁绍一方的主力大都是韩馥原来的人马，虽然张、义、颜良、文丑都是一流的猛将，但都是归顺不久，忠诚度尚待考验，万一战场上出现失利的情况，他们会不会落井下石还不太好说。 　　相比较而言，义投奔自己比较早，与韩馥曾经彻底翻脸，可靠度较高，关键时候可以委以重任。 　　袁绍人马数量不足，要守的地盘很大，能集中起来作战的也就三四万人左右，而且骑兵太少。在华北平原这样的开阔地带，用步兵打骑兵，人数又不占优势，胜算实在很小，更何况敌人拥有“白马义从”这样的战场终结者。 　　让袁绍头疼的还不止这些，有情报显示，公孙瓒跟黑山军的张燕联系上了，同时还策反了刚刚归顺袁绍的张杨和南匈奴单于于扶罗。公孙瓒又跟徐州刺史陶谦建立了联系，加上老盟友袁术，袁绍基本上算是四面楚歌了。 　　所以，当公孙瓒以公孙越之死为由南下兴师问罪时，袁绍确实很紧张，赶忙把自己兼任的渤海郡太守一职让给公孙范，用割地的办法先把公孙瓒哄了回去。 　　在袁绍的阵营里，只有曹操在兖州方面进展顺利，但曹操此刻又不能动，他承担着监视袁术、陶谦等人，护卫冀州南线的重任。袁绍整天跟沮授、田丰、逢纪、许攸等智囊一块商议，试图找到一条破敌之策。 　　袁绍还在冥思苦想之中，公孙瓒那边已经等不及了，他先发布了一个“讨袁檄文”，然后调集大军向冀州杀来。 　　这份“讨袁檄文”写得挺下功夫，列举了袁绍的十大罪状，这些罪状里有歪曲事实和无中生有，有夸大其辞和造谣中伤，但也有实事求是。罪状主要是： 　　一、制造了董卓之祸（袁绍确实负主要责任，但并非全部责任）； 　　二、不反抗董卓，置天子于不顾，是为不忠（这个大家都有责任）； 　　三、起兵反抗董卓却不告诉家中长辈，使家族五十多口丧命，是为不孝（这个应该是董卓的责任）； 　　四、起兵两年来不对付敌人，只顾壮大自己（这倒是事实）； 　　五、指使韩馥另立新君（这个也是事实）； 　　六、信任一个叫崔巨业的江湖骗子、算命先生，打仗也要挑好日子，缺乏大臣的风范（人家喜欢，关别人什么事）； 　　七、杀害有功之臣刘勋（刘勋是谁没查出来，以后曹操手下有个刘勋，但肯定不是此人，袁绍该不该杀他，待考）； 　　八、向别人要物资，给得不够翻脸就杀人（没有具体线索，不好判断真伪）； 　　九、身为贱妾之子，还要与嫡出的后将军袁术相争（揭人家的隐私，不厚道，而且这是袁家的私事，不关别人的事）； 　　十、派周昂攻打孙坚，致使孙坚的讨董大业失败（虽属事实但有些夸张，周昂不去捣乱，袁术、孙坚的讨董大业也难以成功）。 　　在进行了强大的舆论宣传之后，初平二年（191年）底，公孙瓒亲率大军南下，屯兵于界桥。次年初，袁绍整顿人马也开到了，两军在界桥以南二十里的地方摆开战场。 　　两军对阵，公孙瓒一方阵容齐整、甲盔鲜明、旌旗飘扬，很有气势，尤其是队列正中的“白马义从”，更是令人闻风丧胆。对面的袁军却摆出了一个奇怪的阵形，也许是来不及训练，也许不善于打这样的阵地战，袁军列于正中的只有八百名步兵和一千多弓箭手，身后隐约有二三万人，队列不整，斗志不高。 　　那一刻，公孙瓒的嘴角一定露出过一丝轻蔑的微笑，他太熟悉这样的打法了，打张纯、打青州黄巾军，包括打乌桓都是这样的打法：号令一发，他的“白马义从”会风卷残云般杀过去，下面的事就只等后续部队上去给敌人收尸了。 　　公孙瓒抽出指挥刀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果断且优美的曲线，随后下达了总攻的命令。 　　数千“白马义从”席卷而出，马蹄声如闷雷，夹着数千人的嚎叫，仿佛不用刀剑仅凭这吓人的气势就足以把任何敌人撕个粉碎！ 　　当敌人的铁骑呼啸而来时，袁军的队形仍然没动，但列队于最前面的八百名步兵突然伏下身子，用随身携带的皮盾蒙住身体，然后一动不动地等待敌人骑兵的到来。 　　敌人一点点近了，这些人仍然不动。“白马义从”都是马上的射箭高手，离对方还有一箭之地时，他们一边冲锋，一边在马上搭弓射箭，雨点般的箭支射向袁军，但袁军有皮盾相护，没有人受伤。 　　说话之间，骑兵就到了，伏在皮盾下的这八百人突然跃起，骑兵们这才发现，他们手持一种样子奇怪的武器向自己刺来。这些袁军像是受过专门训练，把这种武器用得很老练，无论刺人还是刺马，一刺一个准，把把不落空。 　　这种武器是袁绍专门为“白马义从”设计和定做的，叫做“大戟”，是一种带钩带刺的长枪，有点像岳飞大破金人连环马的钩连枪。这的确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队伍，它的指挥官是义，他们是袁绍的杀手锏和秘密武器，数月来他们秘密训练，反复模拟，为的就是这一天。他们被袁绍称为“大戟士”。 　　“白马义从”遭受了自诞生以来最残酷的重创，但这才是恶梦的开始。守候在这八百名步兵后面的一千多名弓箭手早已为客人准备好了丰盛的礼物：弓箭。待敌人接近时，一齐怒射而出。 　　弓箭手通常会分拨轮换射击，这意味着虽然可以侥幸躲过“大戟士”的重创，但随之迎面而来的是由近距离射出的、密不透风的箭雨。威名远扬、从未有过败绩的“白马义从”成了袁军弓箭手练习射击的移动靶，纷纷被射落马下。 　　“白马义从”遭受到第一次、并且也是最后一次惨败。此后，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作战单元，他们在战场上消失了。 　　“白马义从”神话般的覆灭震惊了公孙瓒的阵营。还在敌人错愕的当口，袁绍即指挥后面的队伍全线出击。公孙瓒大败，袁军一路追杀，公孙瓒刚任命不久的冀州刺史严纲未及上任即战死。 　　按理说这一仗可以就此结束了，但中间却出了惊险的一幕，险些让胜利的天平倒转过来。 　　袁军虽然得胜，但指挥系统和士兵的训练可能真有问题。在追击过程中，袁军乱了章法，大家只顾追敌人，把主帅袁绍给忘了，此时袁绍跟前只有一百多人。在混乱中，他们与二千多敌人相遇，败兵反而把获胜一方的主帅团团围住！ 　　幸好对方不知道这里面有敌军主帅，所以攻击并不激烈。袁绍指挥手下展开防卫，等待援军的到来。 　　敌人开始射箭，情况十分危险。田丰跟袁绍在一块儿，田丰拉着袁绍要到一处断墙后面躲避，袁绍不仅不去，索性把头盔也摔了，喊道：“是大丈夫何惧向前战斗而死（大丈夫当前斗死）！” 　　有人说袁绍是草包，有人说公孙瓒、董卓是一介武夫，也有人说刘表、陶谦没本事。凡此种种，其实都是误解，犯了“胜者王侯败者寇”的经验主义错误，以为只有最终取得胜利的人才有资格称为英雄。 　　其实，能在风云莫测的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能在群雄逐鹿中哪怕只是走个过场，都必然有过人之处。在袁绍的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在危险关头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事实证明袁绍不缺英雄气，更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关键时刻他能拉得出、顶得上，有时候也能打得赢。在危急关头，他用行动给手下人做出了表率，激励大家的斗志。 　　在袁绍的带动下，袁军士兵拼死抵抗，袁军的后援部队也及时赶到，迅速化解了危机。界桥之战虽然没有全歼公孙瓒的主力，但给公孙瓒以重创。界桥之战前袁绍处于挨打的局面，界桥之战后，二人实力取得平衡，袁绍还逐渐占据了上风，公孙瓒虽然在北方一带还能活跃几年，但已经没有实力发动大规模的决战了。 　　界桥之战是以步兵战胜骑兵的经典战例，也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此战的全胜，使袁绍打破了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为最终统一北方各州奠定基础。 　　第九章 保卫兖州 　　〔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曹操打跑了袁术，打退了公孙瓒和陶谦，瓦解了故人的联合军事行动，显示出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但是，有几股暗流已经在他身边涌动，张邈、吕布、陈宫这些各怀心事的人，能做出什么事来？〕 　　【一、敌人的联合军事行动】 　　初平四年（193年）年初，也就是马日和赵歧出使关东前后，天下总体格局是南北对峙，以袁绍、袁术为核心，形成了两大阵营。 　　除去盘踞在长安的凉州集团和偏安于益州的刘焉集团外，从北至南，刘虞、公孙瓒、袁绍、曹操、陶谦、袁术、刘表等实力派都牵涉到这两个集团的对抗中，中间还穿插有黑山军、河内郡的张杨、南匈奴于扶罗等势力。 　　这两大阵营大致划分如下：袁绍阵营有袁绍、曹操、刘表、刘虞；袁术阵营有袁术、公孙瓒、陶谦，以及张杨、黑山军、于扶罗等。至于孙策和刘备，这时候势力还十分有限，分别附属在公孙瓒和袁术之下。逃出长安的吕布，后来也加入其中，曾短暂依附于袁绍，更多情况下算是袁术阵营的人。 　　这种格局很有意思，用一句话总结就是“远交近攻”，眼前的都是敌人，敌人的身后就是朋友，最终形成了夹击和反夹击的局面。以后，这种局面还会不断变化，在打败对方阵营里的人后，同一阵营又开始厮杀。 　　现在，袁绍眼中的最大敌人是公孙瓒，而公孙瓒与袁术结盟，让袁绍很恼火。待在南阳郡的袁术，在初平四年（193年）初突然向北运动，目标直指曹操的势力范围兖州。 　　关于袁术离开南阳郡另谋发展的原因，一种认为是袁术配合公孙瓒、陶谦的军事行动，另一种认为是刘表给袁术施加了压力。刘表不断向北出击，攻击袁术的粮道，袁术在南阳郡发展困难。 　　这年春天，袁术亲自带兵进入陈留郡境内，陈留郡太守是张邈。说起来，仅在三四年前，袁绍、袁术、曹操、张邈都还是好朋友，在洛阳时常小聚。现在，却要刀兵相见了。 　　在曹操担任兖州牧之后，张邈的心态有了一些微妙变化，但支持曹操的立场总体上仍未改变。面对袁术这个不请自来的客人，他立即通报曹操，请求增援。 　　袁术开始行动后，黑山军和于扶罗立即响应，在西北方的侧翼给袁术助威。袁术的前锋由刘详率领，进驻到匡亭。 　　匡亭的位置，在陈留郡的平丘县，这里已深入陈留郡内一百多里，再往前就是曹操的后方基地东郡了。曹操不敢大意，亲自引兵迎战。 　　荀等人分析，刘详北上只是袁术的试探性进攻，可以先围住匡亭不打，看袁术下一步的反应。曹操采纳，将匡亭围住，袁术果然率军北上增援。 　　曹操在平丘、东昏一带摆下阵式，就等袁军开到。曹军以逸待劳，袁军北上的只是一部，实力稍逊一筹，结果大败，袁术退到封丘。封丘离关东联军会盟的地方酸枣不远，也在陈留郡境内，曹操挥军追赶，将封丘围住。 　　这是一个机会，因为袁军主力部队还未赶到，袁术又是孤军冒进，如果曹军行动迅速一点的话，有可能将封丘城围死，袁术就走不了了。但那将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无论杀掉袁术还是将他活捉，都不符合曹操目前的利益。曹操决定围城的时候留下一个缺口（未合）。 　　袁术倒也识趣，知道这是老朋友诚心放自己一马，于是顺着缺口突围逃走。他逃向的地方是襄邑，仍然在陈留郡的地盘上，曹操不能不管，又追到襄邑。 　　袁术未等曹军开到，主动撤到襄邑附近的太寿，这时袁术的增援部队也赶到了。一败再败，袁术颜面尽失，他想这回不能再跑了，必须打一仗赢回面子。但是，这只是他的愿望而已。 　　围攻太寿虽然不像前几次那么容易，但曹军仍然取得了胜利，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掘开附近的渠道，用水灌城。袁术不敌，放弃太寿，逃到宁陵。襄邑、宁陵相距不远，曹操曾在这一带募兵，这里是曹操事业的起点。曹操带兵再次追击，袁术这回干脆向九江郡逃去。曹操五战五胜，把袁术彻底从陈留郡赶了出去。雄心勃勃的袁术深受打击，没想到自己一向颇为自负，亲自领兵打仗水平居然这么差，如丧家之犬般一路逃命。从此之后，袁术心中的雄图大志锐减，不再奢望吞并中原、虎步天下，能偏安于淮南一隅他已经相当知足了。 　　由匡亭到宁陵，曹操现身说法地给老朋友上了一堂军事课，把袁术打服了。 　　其实，袁术敢于轻军冒进，在于有公孙瓒和陶谦的配合，他们原计划统一行动，从各个方向同时向曹操施压。袁术一直逃到九江郡都还纳闷：另外那两个哥们干嘛去了？ 　　其实，公孙瓒和陶谦并没有失约。公孙瓒一边与与袁绍艰苦对抗，一面派他任命的兖州刺史单经和平原国相刘备配合袁术的行动。单经率部进驻平原国，刘备率关羽、张飞、赵云等人进驻高唐县，这里在平原国境内，正好位于东郡的北部，其中高唐县距东郡的东武阳、东阿等地已经不远了。 　　据陈寿记载，陶谦也参加了这次联合军事行动，他进驻的地方是发干。但如果对照着地图看一下，这似乎又是不可能的。发干县属东郡，距曹操的后方基地东武阳不过四五十里路，陶谦能否将部队布防到这么纵深的地方另当别论，身为徐州刺史的陶谦能否离开徐州，越过多个敌占区，到千里之外的发干县来，就首先是个疑问。 　　也许发干县确实有徐州的小股部队，但不是陶谦本人率领。 　　陶谦如果配合袁术、公孙瓒联合行动，可行的方案是攻击徐州的北邻，即兖州刺史部的泰山郡、任城国、东平国、山阳郡等地，给曹操制造麻烦。从后面的事态发展看，陶谦也确实这么做了。 　　上述联合军事行动将使曹操北面、南面和东南面同时受敌，兖州将十分危险。但曹操轻易化解了这场危机，原因是：时间差。 　　联合军事行动之所以称为联合，必须在时间、地点上达到默契。北路的单经和刘备到达预定地点后，袁术的队伍还在路上，这样曹操在袁绍的支持下，很从容地先解决了北面之敌，他们主动出击，将刘备和单经击退。单经撤走，刘备退保平原国，公孙瓒方面首先退出联合作战。 　　曹操一路追击袁术的时候，陶谦本可以帮忙，但一来路途有点远，二来陶谦想保存实力，他抱着先看看再说的想法，想等曹操和袁术打上一阵再上前帮忙。让陶谦吃惊的是，呼声一向很高的袁术，军事才能竟如此之差，被曹操一路打来，没有任何招架之功，只有逃命的份儿。见此情景，陶谦放弃了增援行动。 　　这样，三方联合作战计划被曹操成功瓦解，打退了刘备、单经，打跑了袁术，剩下一个陶谦，那就好办多了。 　　【二、轰动一时的血案】 　　初平四年（193年）夏天，曹操率军到达定陶，这里位于兖州刺史部济阴郡的中部，是济阴郡的治所。 　　在打退袁术的进攻之后，曹操顺势扩展了“曹统区”的范围。现在整个兖州刺史部的形势是：东郡、济阴郡、山阳郡、任城国为曹操所直接控制，陈留郡太守张邈、泰山郡太守应劭作为曹操的属下听从他的调遣，济北国、东平国处于和公孙瓒拉锯状态，双方互有攻防。 　　曹操担任兖州牧以后，把东郡太守一职交由夏侯来代理，驻守在黄河岸边的战略要地濮阳。曹操想让队伍集中起来休整一段时间，思考一下如何对付陶谦。相对于远道而来的袁术，以及中间隔着袁绍的公孙瓒来说，对付眼前的陶谦更是当务之急。 　　而且，在逐渐巩固了兖州后，下一步朝哪个方向发展也需要尽快决定下来。北边是袁绍，往东以及东北方向目前是公孙瓒的地盘，不可能有发展的空间；往西是残破不堪的司隶校尉部，人口大量外逃，稍大一点的城市都成了废墟，又处在各种势力的交汇处，别说不好占，就是占住了也没法待；只有南边以及东南方向的徐州适合于发展。在这个方向的敌人是陶谦。 　　陶谦是一个狡猾的人，在凉州一带打过仗，能带兵，有些谋略，手下也有一些人，经营徐州有几年了，这样的敌人不容易对付。双方虽然还没有正面交过手，但早已经在心中把对方当成了假想敌。 　　曹操盯着墙上的地图，目光在兖州与徐州交错的郡县间游走。他的目光停在了徐州刺史部最北面的琅邪国附近，这里是夫人卞氏的老家，它东邻大海，远离中原，是个避乱的好地方。突然，曹操想起了什么，心里一惊。 　　曹操突然想到，他的父亲曹嵩等人此时正在那里。 　　曹操在己吾起兵之后，除曹操的弟弟曹德外，曹氏以及夏侯氏兄弟们纷纷离开家乡追随曹操去了，曹家在谯县变得不安全。曹嵩经过考虑，决定找个地方避难，大约在一两年前，在谯县的曹家人都来到了琅邪国。 　　当时，从中原地区到这里避难的人还不少。即便是现在，原属琅邪国的山东省日照一带仍然是河南、河北、安徽以及陕西人到海边买房居住的首选之地。 　　曹嵩一行到这里不是为了欣赏海景，而是来避难的。之所以选择这里，与卞氏的老家在这儿有一定关系，卞氏老家在开阳县，是琅邪国的治所，曹家人来琅邪国应该住在开阳县一带。 　　与一般逃难的人家不同，曹家人非常富有，尽管刻意保持了低调，但从他们的吃穿住行以及随行带来的众多仆人等方面也能看得出来。 　　但此时琅邪国是陶谦的地盘，在开战之前必须把家里人从那儿接出来。琅邪国紧邻兖州刺史部的泰山郡，曹操派人到琅邪国通知父亲准备离开，同时命令泰山郡太守应劭派兵接应，把父亲一行接到鄄城来。 　　但是，有人却抢先了一步，把曹嵩等数十口人杀得一个不剩，制造了一起轰动一时的血案。关于这个案子，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都与陶谦有关，说是他派的人或者他手下人干的。具体情节大致有以下不同版本： 　　据郭颁的《世语》一书说，陶谦派去的人扑了个空，曹嵩一行已离开了琅邪国。他们于是追赶，在泰山郡的华县一带追上。曹家人正在这里等应劭来接应，还以为这是应劭的人，没有防备，结果全部被杀。 　　《后汉书·应劭传》与这个说法差不多，说曹嵩携曹德等一行进入泰山郡，应劭派人已经接上了，但此时遭遇陶谦的突然袭击，全家人被杀。 　　对此，同书中的《陶谦传》进行了补充，说不是陶谦派人干的，而是陶谦手下一个将领（未记载姓名），此时驻扎在距事发地华县不远的东海郡阴平，其手下士兵听说曹家人很有钱，就在路上设伏，在华县、费县一带把曹嵩等人杀了。 　　韦曜的《吴书》持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陶谦听说曹嵩想儿子，就派部将张带领二百人护送。曹家人很有钱，光值钱的东西就装了一百多车，张等人见财起了异心，在华县、费县一带将曹嵩等人杀了，抢光了东西，跑到淮南去了。 　　上述各种记载中，《世语》写得最细。说陶谦的人先把曹德杀了，曹嵩听到外面有动静，知道不妙就往后院跑，后院墙上有一道缝，他想从这里钻出去。跟他一块儿跑的还有一个他最喜欢的妾，曹嵩想让她先钻，无奈这个妾长得太胖，钻不过去，曹嵩没办法，只好跑到厕所里躲起来，但被人发现，一行人全部被杀。 　　考察一下这些说法，《吴书》最不可靠，这部书一贯吹捧孙吴，对于曹操能贬则贬。按照他的说法，陶谦是个大好人，好心好意办了个好事，曹操不仅不领情，事后还归罪于他，实在冤枉。 　　《世语》的说法有点像传奇故事，尽管细节很生动，却不可靠，陶谦如果想杀曹嵩等人，恐怕早就动手了，琅邪国在他的地盘上，非等曹操来接人他才动手吗？况且，把人杀得一个不剩不符合陶谦的利益，如果他真想跟曹操翻脸，把人控制起来作为人质也许更明智。 　　当这些不同的材料摆在司马光面前时，经过慎重分析，他采用了《后汉书·陶谦传》中的说法。《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述这件事的：“前太尉曹嵩避难在琅邪，其子操令泰山太守应劭迎之。嵩辎重百余辆，陶谦别将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掩袭嵩于华、费间，杀之，并少子德。”应该说，这个说法比较合理。 　　不管怎样，曹嵩、曹德等数十口全部被杀死在泰山郡华县附近，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否则也不至于有那么多版本了），这已成为事实。与此有关联的，一个是徐州刺史陶谦，他是重大的犯罪嫌疑人；另一个是泰山郡太守应劭，这个著名的学者、《风俗通义》的作者，害怕曹操连他一块儿追究，干脆弃官而逃，到邺县找袁绍去了。 　　消息传到兖州，还在定陶休整的曹操几乎不敢相信，他简直疯狂了。 　　虽然父亲对自己选择的道路一向不看好，但作为自己事业上最大的支持者，父亲一直对自己都尽可能地给予帮助。自己起兵以来，父亲整天担惊受怕，不敢待在谯县，远避琅邪国，如今又命丧他乡，说起来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 　　由于曹家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回来，应劭又不知去向，对于整个事件的经过，曹操不是很清楚。但曹操不用太多思考，就得出结论：这件事只有一个人能做，也只有一个人敢做，那就是陶谦。 　　陶谦，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曹操迅速调整了计划，命令部队停止休整，全部进入战备状态。他要亲自领兵杀往徐州，找陶谦报仇雪恨！ 　　【三、展开复仇行动】 　　曹操的复仇行动还未及展开，陶谦那边反倒先动起了手。 　　陶谦率先向兖州发起进攻，时间大约是初平四年（193年）的夏天。在此之前，陶谦这边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需要交待一下。 　　一件事是，陶谦此时已被长安的“三人小组”正式任命为徐州牧，此前他一直担任的职务是徐州刺史。 　　大约在曹操派王比出使长安的前后，陶谦也派人到长安进贡，他派的人叫赵昱，是当地的名士。当时陶谦手下有几个名人，除了赵昱以外，还有王朗、张昭等。王朗字景兴，是前太尉杨赐的学生，算起来跟灵帝刘宏和前大将军何进还是师兄弟，他跟赵昱共同劝陶谦通使长安，陶谦接受了建议，派赵昱到长安。 　　与曹操的情况不一样，陶谦的特使在长安受到欢迎，这是因为陶谦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刺史，而曹操的兖州牧则查无出处。最后，朝廷拜陶谦为安东将军，由徐州刺史升格为徐州牧。同时任命赵昱为广陵郡太守，任命王朗为会稽郡太守。王朗就是这时候离开陶谦到江南上任的。另一件事是陶谦与黄巾余部阙宣联合，势力大增。 　　根据《后汉书·五行志》的记载，这一年夏天中原及华北地区出现了罕见的自然现象：正值炎夏，却刮起了寒风，像冬天一样。 　　这种神奇的自然现象鼓励了想造反或者正在造反的人，在他们看来这是天亡刘汉的又一明证。徐州刺史部下邳国一带有个叫阙宣的人领头造反，响应的人很多，当他看到上天也出来惩戒当权者时，于是不再客气，自称天子，与长安的献帝分庭抗礼。当时敢造反不算什么本事，但敢于自称天子那绝对是勇气可嘉。 　　刚刚被朝廷任命为徐州牧的陶谦不仅不率兵讨伐，反而跟阙宣联合起来，势力进一步增强。陶谦一方面派人跑到长安向天子宣誓效忠，一方面与自称天子的人称兄道弟，这位仁兄的务实主义作风实在可以。 　　但是后世也有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比如司马光，他不相信身为徐州牧的陶谦真的会和造反分子公然搅到一块儿，因为这种行为跟直接造反没有什么两样。持这种看法的还有黎东方先生，他认为不仅曹嵩被杀与陶谦无关，而且和阙宣联合这样的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这代表了一种很流行的看法，在许多人眼里陶谦是个谦谦君子，而非小人。 　　但是，如果结合陶谦早年在西北前线时就流露出来的独特个性来看，说他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温和的长者似乎有点不可能，陶谦到徐州后亲信小人，打压正直之士，玩弄手腕，大搞两面派，一桩桩事件都有记录，关键时刻与阙宣这样的实力派结合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得到徐州牧的头衔，联合阙宣，如果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看，此时的陶谦既提高了名分，又增强了实力，正是事业的上升期。他未必会把曹操放在眼里，如果陶谦早就有挑战曹操的想法，有意策划曹嵩被杀事件，也有这样的可能。 　　有意策划也罢，被误会也罢，眼下与曹操的一战已是难以避免。陶谦与阙宣组成联军，率先向兖州发起了进攻。 　　他们进攻的方向不是曹操正面的陈留郡、济阴郡，而是右翼的泰山郡、任城国等地。泰山郡太守应劭已弃官逃往袁绍那里，曹军在这里的防守相对薄弱，任城国以及泰山郡的很多地方被陶谦占领。 　　面对敌人先发制人的进攻，曹操决定兵分三路：一路由夏侯统领留守兖州，重点是鄄城、濮阳、定陶、东武阳等战略要地，荀、程昱留下协助他；一路由曹仁率领，由东郡的北部进入东平国、任城国，进而到泰山郡进攻那里的徐州军；一路由曹操亲自率领，由济阴郡南下，进入已为陶谦所控制的豫州刺史部沛国的北部，进而攻击徐州刺史部的彭城国（治所在今江苏徐州一带）、下邳国（治所在今江苏邳县一带）等地，直捣陶谦的大本营郯县（今江苏郯城）。 　　总体来说，就是以偏师对抗陶谦的主力，而将主力向敌人之侧冀发起进攻，对于已失去先发优势的曹军来说，这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是一场无法预料结局的战争，曹操离开鄄城前告诉夫人卞氏说，如果自己回不来了，就让卞氏领孩子们前往陈留郡投奔张邈（我若不还，往依孟卓）。 　　战事从这年秋天拉开，曹军一路顺风，势如破竹。曹操亲自率领的这路一口气拿下兖州境内十几座被陶谦占领的城池，直逼徐州境内的战略要地彭城，逼着陶谦从右路撤军，亲自率军来战，双方在彭城进行了激战。 　　古代九州里就有徐州，徐州也被称为彭城。彭城是座古城，城池四周虽然被大小不等的丘陵、高地所环绕，但交通却十分发达。东汉有一条起自洛阳的东方大道，其基本走向前半段约沿着现在的陇海铁路，后半段约沿着现在的京沪铁路，彭城就是这条大道上的交通枢纽。 　　彭城周边还有泗水、水在此交汇，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大兵团交战的理想战场。四百年前，刘邦和项羽曾在此有一场大战，结果刘邦大败，项羽险些把刘邦生擒。曹操与陶谦的彭城之战没有楚汉战争时打得那么惨烈，战事呈现出一边倒的趋势。曹军大胜，陶谦所部有近万人被杀，陶谦撤军，向东退到郯县。 　　对于这场大战，《三国志·武帝纪》里只有十六个字：“秋，太祖征陶谦，下十余城，谦守城不敢出。”同书的《陶谦传》与此大体相同，只是多了十个字：“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后面这一句翻译过来，大意是：被杀死的接近上万人，尸体阻塞河道，使泗水都要断流了。 　　早期的正史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就只有这二十多个字。可是后来，不知道哪位仁兄把“万数”有意或者无意地改为了“数万”，事情就有点不一样了。到了司马光的笔下，这件事已经演变成了下面的模样： 　　“秋，曹操引兵击谦，攻拔十余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保郯。初，京、洛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之不流……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 　　一次活埋了几十万人，简直是骇人听闻！ 　　如果这件事真是曹操干的，我们一定把汉魏恶人榜第一名的帽子从董卓头上拽下来给曹操戴上，告他一个反人类罪！ 　　可惜，这不是真相。 　　由于史料缺乏，还不太清楚这件事是如何从陈寿版演变到司马光版的。在较早一些的桓帝时期，彭城国全部人口不足五十万，当时全国人口是五千多万。经过黄巾起义、自然灾害、战争屠杀，到再晚一些时候，全国人口已锐减到一千多万，此时彭城国的人口想必也已大幅下降。 　　曹操一边打仗，一边还得派人四处出击，把彭城国全国的老百姓都抓到一块儿，然后全部活埋？真的匪夷所思！ 　　曹操远途奔袭，此时用在彭城的士兵人数充其量也就二三万。攻破彭城后，曹操下令大家先不要打扫战场，也不忙追击敌人，而是干一件更重要的事：每个人分配十多个敌占区抓来的士兵和老百姓，把他们领到泗水河谷里活埋了，干不完活不给吃饭！ 　　即使被抓来的人已有人提前帮忙捆好、绑牢，即使将要被活埋的这些人愿意配合，完成这项任务所涉及的工程量也是巨大的。 　　坑杀男女数十万口，规模堪比南京大屠杀，你能想象得出来吗？但由于司马光的权威，很少有人动脑筋细想，这样的说法在后世逐渐流行。 　　不说这桩公案了，且说陶谦退保郯县。曹操继续追击，在郯县以东的武原与陶谦主力部队又进行了一场恶战，再次取得胜利，兵临郯县城下。从鄄城出发到郯县，直线距离已有上千里，曹军远道而来，虽然节节胜利，但自身消耗也很大，士卒减员，战斗力下降。对方已退无可退，拼命死守，曹军攻城不克。 　　郯县难攻的原因还有一个：城里来了生力军。 　　陶谦开始还信心满怀，原来想至少也能跟曹操拼一拼吧，但没想到自己的部队在曹军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眼看郯县危急，在曹军围上来之前，他赶紧派人向盟军公孙瓒求救。 　　袁术被打跑后，陶谦如果再被消灭，公孙瓒对袁绍、曹操南北夹击的战略部署就要落空，所以对陶谦的求救他不能不管。公孙瓒命令距离徐州最近的田楷、刘备驰援郯县。 　　田楷和刘备分别是公孙瓒任命的青州刺史和平原国相。刘备带着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率先到达，这时候他兵力还很有限，只有一千多人，再加上一些乌桓骑兵，以及数千难民，那阵势不像是来帮忙打架的，倒像是来吃大户的。 　　但这些都是生力军。兖州军和徐州军已经打了几个月，双方都很疲惫了。郯县因为有刘备的加盟，防守力量明显增强，所以尽管曹洪、夏侯渊等人亲自督战，试图一举拿下郯县，但猛攻了几次，都没能攻下。 　　长期围城是不现实的，这是敌占区，敌人的后援会越来越多，而自己队伍将面临后勤补给等方面的难题。曹操决定放弃攻城，回师兖州。 　　郯县攻防战想必给曹操留下了较深的印象，从情报人员的嘴里他也许听到了刘备这个名字。在此之前，他对这个名字可能还比较陌生，但今后他的生命将与这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相知、相交也相斗，一直到死。 　　在泰山郡方向，曹仁进展得也很顺利，打败了陶谦在那里的部队，收复了开县、华县、费县等地，将“曹统区”的范围扩大到整个任城国和泰山郡。 　　过了年，在长安的献帝刘协下诏改年号为兴平。兴平元年（194年）春天，曹操结束了为期近半年的第一次远征徐州之战回师鄄城，陈留郡太守张邈亲自到州界迎接他们凯旋。想到半年前出征时生死未卜、曹操以家室相托付的情景，两位老战友不禁“垂泣相对”。 　　【四、赤兔之奔】 　　在董卓被杀、李等人控制朝廷后不久，刘表也派使者前往长安，向献帝表示忠心。像对待陶谦一样，长安的“三人小组”对于曾经被朝廷正式任命过的刘表也表示欢迎，刘表不仅升了一格，由刺史变为州牧，而且被同时加上了镇南将军的头衔，封为成武侯。 　　没有跟关东联军搅和到一块，并且与袁术刀兵相见的刘表，被李等人寄予了厚望。 　　刘表的使者来回都应该走武关道，这条沿着汉水南下的道路，在当年来说比今天还显得重要和热闹。刘表的使者在这条路上匆忙行走，也许会遇着一支数百人的马队，率领这支队伍的是在当时已天下闻名的飞将吕布。 　　吕布从长安城杀出来，虽然狼狈不堪，但所幸把他最亲近的子弟兵一块儿带了出来，综合《英雄记》等书的记载，跟随吕布杀出重围的数百人里，有他手下的得力干将张辽、高顺、成廉、魏续、魏越、侯成、宋宪等人。 　　这里对于吕布手下的这几个人也顺便介绍一下。张辽前面已经说过了，是资历堪与吕布相比的并州军将领，董卓死后依附于吕布。高顺是吕布手下的猛将，善长指挥骑兵作战，历来对他评价不错，因为他不仅能打，而且人品也好，不争功，不搞内斗，即使人家斗到他的头上，他也不记仇。吕布看他是难得的人才，也用他，但对他却不是很好，高顺并不在意，至死都忠心耿耿地跟着吕布。 　　成廉后面这几个人的详细情况都不太清楚，反正都很能打，恐怕要想让吕布看得上，这是首要条件。但他们似乎不怎么团结，看来武人也相轻。魏续、魏越或许是兄弟，他们跟吕布好像有亲戚关系，吕布对他们是无条件地信任，每当他们与高顺闹别扭，吕布总是袒护他们。 　　吕布领着这哥几个还有几百名骑兵顺着武关道到了南阳郡的治所宛县，见到了袁术。其后的情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袁术隆重地接纳了吕布，但吕布却不好好待着，他自恃亲手杀了董卓，是袁家的恩人，所以一安顿下来就要这要那。要知道袁术此时被刘表逼迫得日子也不好过，对吕布自然不能有求必应。袁术稍有怠慢，吕布就放纵手下人去抢，结果二人的关系闹得很僵，吕布在南阳郡待不下去，就领着哥几个还有几百名骑兵走了。 　　另一种说法是，袁术压根没有接纳他。袁术知道吕布这个人，在丁原手下杀了丁原投董卓，在董卓手下又杀了董卓，现在来投自己，莫非自己就是下一个丁原和董卓？袁术这个人一向很迷信，也经常神经兮兮的，有这些想法也难怪。袁术不接纳，吕布无奈，只好领着人另找出路。 　　前一种说法来自《后汉书》，后一种说法来自《三国志》。但不管说法怎么不同，结果都差不多：吕布的南阳郡之行很失败，高兴而来，扫兴而走。 　　其实，即使他不走，在南阳郡也待不长，因为没有多久，袁术自己也集齐大军前往豫州、兖州方向打曹操去了。 　　离开袁术，吕布下一个去依靠的人是张杨。 　　吕布和张杨是并州老乡，过去都在丁原手下做事，董卓把持洛阳朝政以后，张杨没有像吕布和张辽那样投靠董卓，而是率领自己招募来的几千人在黄河北岸的河东郡、河内郡一带发展。这一地区也是黑山军、白波军以及南匈奴的游击区。张杨跟他们结成了一个松散同盟，在袁绍和公孙瓒之间倾向于公孙瓒。 　　吕布到河东郡见到了老同事张杨，但形势仍然不容乐观，长安朝廷的“三人小组”对吕布恨之入骨，一直在通缉他。张杨的防区离长安最近，早已接到悬赏捉拿吕布的通告，他手下看到长安开出的赏金很高，就想把吕布杀了换赏钱。 　　吕布听到风声，有点害怕，主动跟张杨说：“看在咱们是同乡的情谊上，我给你出个主意，杀了我未必划算，不如把我活着押到长安，可以得到更高的奖赏。” 　　吕布这话像是老朋友之间在开玩笑，那时他哪有心思开玩笑的，不过是想试探张杨的态度。但张杨却把吕布的话真当成玩笑了，所以也回了句玩笑话：“我认为你说得很对。”刘震云在《故乡、面和花朵》里开篇第一句话是：“为什么你的眼里常含满泪水，因为玩笑开得太过分。”现在吕布的眼里就该有泪水了，那是因为张杨的玩笑开得太过分。 　　吕布决定再跑，河东郡之行宣告失败。当然，还有一个说法，说张杨其实一直在保护吕布，在张杨的调停下，李等人也不再视吕布为仇人，他们封吕布为颖川郡太守。这个说法仅见于《英雄记》，不太靠谱，各家史书均未采纳，吕布也没有到颖川郡去上任。 　　偌大个中原，难道就没有我的立足之地吗？吕布思来想去，只有投袁绍了。 　　袁绍正与公孙瓒在冀州北部、幽州南部直至青州一线全面开战，公孙瓒虽然有界桥之战的惨败，但实力犹存，经常也压得袁绍喘不过气来。在这个时候，袁绍的左翼、也就是太行山一线又出了问题，黑山军首领张燕支持公孙瓒，袁绍派兵攻打张燕，却不见成效，袁军的一部分主力被牵制到这一线。 　　袁绍也不大喜欢吕布，可见做人还要讲点口碑，牌子倒了什么都没了。吕布吸取在袁术那里的教训，不敢再耍大牌，只求袁绍接纳自己，给安排个出路，干什么活都行。 　　袁绍看此人可利用，就派吕布带着他的人去打张燕。袁绍打张燕费劲，但吕布一出马情况就不一样，虽然人数处于劣势，但吕布连战连胜，把张燕打得很是吃不消。 　　并非吕布比袁绍高明多少，而是情况有了变化。张燕的主力是一支数千人的骑兵，战斗力强，机动性也强。以步兵为主的袁绍曾创造过战胜精锐骑兵的战例，但那是在双方主力的对决中，给袁绍施展谋略留下了空间，现在张燕的策略是你来我走，你走我来，比谁跑得快，这样一来袁绍就没辙了。 　　现在换选手了，你快，上来的人比你还快；你对地理熟悉，人家也都是从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动起手来熟门熟路，一点儿都不吃亏。 　　吕布跟手下的成廉、魏越等人，再挑了几十个身手好的，骑上快马，组成一个突击队，专门冲击敌人的核心区，一会儿闪电战，一会儿斩首行动，来如疾风，去如迅雷，无人能挡，打得黑山军直犯迷糊。吕布是一员骁将，吕布的马也是一匹好马，打张燕不仅进一步成就了吕布的名气，也成就了吕布坐下的这匹战马。据《曹瞒传》记载，吕布在太行山下的出色表现，为他赢得了当时人所共知的两句话：马中赤兔，人中吕布。 　　吕布的马名叫“赤兔”，大部分史书里都这么写，但它其实还有一个叫法，叫“赤菟”，出自《后汉书》。如果仔细考察一下的话，后面这个名字似乎更恰当。 　　从字面上看，用“红色的兔子”来比马，实在不知道想说什么，是说马跑得快？但只能跑过兔子的马肯定还不是快马。说马的威猛？跟温顺可爱的兔子又不搭边。如果换成“赤菟”，那意思就容易理解得多。“菟”是一种植物，开一种淡红色的花，“赤菟马”就是像菟花一样颜色的马。另外，它还有一解，古人把老虎称为“於菟”，“赤菟马”就是红色的、像老虎一样威猛的马。 　　陈寿评价吕布用的也是类似的词，叫“虎”，意思是怒吼的猛虎。要论战斗力，吕布以及他的手下都是超一流的。但陈寿同时认为，吕布只是勇敢、勇猛，没有“英奇之略”，加上他“轻佼反覆，唯利是视”，在外界没有公信力，公众形象大打折扣，这些构成了他的致命伤。 　　现在，张燕被打败，退入太行山深处，袁绍侧翼的威胁解除。这时候吕布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自以为给袁绍立下大功，开始向袁绍伸手要这要那，要别的还好办，吕布要袁绍给自己增加部队，然后帮助自己到司隶校尉部发展。 　　袁绍头痛已极，让他协助吕布当上司隶校尉那是不可能的，这就好比是养一个小虎仔当宠物，不消两年功夫小虎仔长成大老虎就该吃主人了，这事吕布最拿手。袁绍经过考虑，决心除掉吕布。 　　这绝对是过河拆桥的做法，不管吕布既往的历史怎样，毕竟人家杀了你们家的仇人，还帮你打张燕解除你的后顾之忧，怎么说也是个功臣吧。但袁绍还是决定解决吕布。 　　袁绍假装答应吕布的请求，表吕布为司隶校尉，给他拨了三千甲士，随他一同去上任。《英雄记》里说袁绍派的不是三千人，而是三十人，但这不大可能，因为张辽、高顺等一直跟随吕布的嫡系应该一块儿同行，他们不会低于三百人，派区区三十个人来只能是送死。 　　司隶校尉的办公地点应该在洛阳，吕布一行走的路线原本是由冀州往南经河内郡渡黄河，然后往西。这是吕布计划走的线路，但不是袁绍的计划，袁绍没有打算把这趟旅行安排得那么远，他的人得到命令，半路上干掉吕布。 　　但吕布早有预料，他使了一计，晚上故意让袁绍的人住在自己大帐外，半夜里让人在自己的帐中弹筝，自己则悄悄逃走。袁绍人的冲进来，只能向着吕布的床乱砍一通。 　　袁绍得报，吓得够呛，问左右谁愿意带兵去追吕布，飞将的威名居然让袁绍手下众人无人敢应征（募遣追之，皆莫敢逼）。袁绍害怕吕布回来报复，下令关闭邺县的城门，严加防卫。 　　袁绍这里也没法待，吕布想找公孙瓒，但必须经过袁绍的防区，不可行。找曹操去，没有什么交情不说，听说曹操是袁绍的人，去了就得给绑上送还袁绍。吕布现在最能体会到穷途末路的含义，他想了想，还得去投老同事张杨。 　　吕布二次去投张杨依然没什么结果，但在此行的路上却发生了一件事，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使他来了个咸鱼大翻身。 　　【五、暗流涌动】 　　吕布在何处摆脱袁绍的暗杀不详，应该在冀州境内或者司隶校尉部的河内郡。吕布要投张杨，最便捷的路径是走东方大道一直西行，如果他走的是这条道，现在他首先要渡过黄河。 　　站在黄河边上的吕布，想来心情无比沮丧。吕布生年不详，但他后来第一次见到刘备时以兄长自居，由此推断他此时应该四十岁左右。多年来他纵横驰骋，奋力拼杀，干的都是玩命的活，换来的却是众人的冷眼，以至于到现在仍然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 　　吕布就是怀着这种心情过的黄河。 　　过河之后，他正要向西行，却被一伙不速之客拦下，这些人好像是在此专门等候他的。问清是吕布本人之后，他们报上了自己的名号，原来是附近陈留郡太守张邈的人，奉张太守的派遣，专门在此迎候吕将军。 　　吕布与张邈素昧平生，他顶多知道这个人是当年酸枣会盟领头人之一，放在数年之前彼此当分属水火不相容的两个阵营。张邈找他，不知是什么事。据说张邈是袁绍的人，如果依袁绍的命令在此专门等候自己，那一定不是什么好事。 　　但吕布很快否定了这个判断，如果是那样的话，张邈何苦要先礼后兵，不如直接在此埋伏下重兵，待自己经过时打个冷不防。吕布决定走上一遭，会一会这个张邈。吕布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去投张杨本来也是可去可不去的事，除此之外他现在实在没有什么事可干。 　　等见到张邈，吕布受到热情的款待，心里的疑问也随之打消。他与张邈谈得很投机，两个人在一块密谈了很久，谈话内容谁也不清楚，只知道吕布要走的时候，二人已经有点难分难舍了，“临别把手共誓”。 　　张邈和吕布共誓何事？这一点史书没有交待清楚，给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好朋友分手，可以握手而别、挥手而别，也可以洒泪而别，至于把手共誓而别，那一定有一个共同约定，什么约定？暂时谁也不知道。 　　张邈的反常之举迅速被情报人员报告到袁绍那里，袁绍大怒。据《后汉书》记载，袁绍直接给曹操下了一道密令，让他杀了张邈。《三国志》记载得稍有不同，没有说袁绍的密令，而是说张邈自己担心曹操终有一天会按照袁绍的命令杀了他，所以“心不自安”。推测起来可能的情况是，张邈听说吕布路过，主动联络，二人确有密谈及共誓。原本都是秘密活动，却被袁绍侦知，他授意曹操除掉张邈，但这个消息也为张邈所侦知，因此“心不自安”。 　　问题是张邈为何要这样做？他难道不知道吕布是袁术阵营里的人，此刻正是袁绍急于除掉的人？ 　　张邈当然知道，但他结交吕布自有他的考虑，从以后形势的发展看，这是一系列预谋中的一环。 　　张邈这个人，由于在《后汉书》和《三国志》里都没有单独的传记，所以后人对他的了解比较有限。关于他的性格，突出的一点是个“侠”字，但凡是侠士，一般都比较仗义，性格也比较直。张邈就是这样的人，做朋友能两肋插刀，一块共事不玩弯弯绕，你有困难就帮你，你有缺点就指出。 　　曹操当年只身来到陈留郡，如果没有张邈的帮助他什么都做不成。张邈待曹操就是一个“侠”字，只要是朋友，帮人就帮到底，如果换成袁绍来，估计也一样，这与韩馥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张邈又是一个直脾气，张邈很欣赏臧洪，原因就是在这方面二人脾气相投，都属于敢恨敢爱也敢说的人。据《后汉书》说，袁绍当了联军的盟主后，逐渐骄傲自满（有骄色），张邈口直心快，说过他（邈正义责之），让袁绍在众人面前下不了台，得罪了袁绍。袁绍很不高兴，又加上这次吕布事件，袁绍对张邈的不满进一步加深，密令曹操除掉张邈是完全可能的。 　　而且，这里面可能还隐藏着一个让人不易觉察的阴谋。 　　在袁绍眼里，张邈和曹操都是他的同盟，替他缓冲着南线袁术、陶谦造成的压力，使他可以放手与公孙瓒作战；同时袁绍又是他们的后盾，充当二人保护伞的角色。这就好比大哥与小弟的关系，既要让小兄弟卖命，也要给小兄弟壮胆。不过在大哥看来，小兄弟最好别太强大，太强大了就不好驾驭了。 　　袁绍不想张邈和曹操太强大，就是这样的心理。但张邈和曹操的发展势头正在偏离着袁绍希望的这个轨道。曹操得东郡，进而得兖州，在与袁术和陶谦的对抗中表现出非凡的战斗力，其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而张邈也不一般，在陈留郡乃至兖州都有很强的号召力，趁着其他人大打出手之际，他一直埋头扩充实力。据后来陈宫在一次谈话中透露，此时的张邈已拥有“十万之众”，数目可能有水分，但即使打个五折也相当可观了。 　　如果这样来看，袁绍突然密令曹操杀掉张邈，背后的动机就不一般了。要解决张邈，不是派几个人到张邈办公室亮一下逮捕证就能把人带走的，你先得解决张邈的“十万之众”。袁绍的这个命令，其实就是让曹、张二人火拼，无论最终谁胜，二人正在上升的势头都会被遏制。两个强大的盟友不如一个弱小的盟友，有时候就是这样的。 　　袁绍甚至想过，曹操不会接受他的这个命令，不是曹操不忍心下手，而是曹操不认为自己有这样的把握。但是没有关系，袁绍还有一手，他故意把给曹操的密令泄漏出去，闹得社会上沸沸扬扬，目的就是要让张邈知道。这个直筒子不像曹操那么有城府，说不定先动手。 　　这样狠的招袁绍自己未必想得出来，此时他手下云集了许攸、审配、逢纪、荀谌等策反专家兼忽悠高手，炮制出一个这样的计策来还不太费劲。 　　对于袁绍让自己杀张邈的命令，曹操果然置之不理。不幸的是，张邈中招了。与此同时，还有一股凶险的暗流也在曹操周围涌动着，它的制造者是陈宫。 　　陈宫等人当初力推曹操为兖州牧，想法是引进一个强人来保卫自己的家乡。曹操确实是个强人，袁术被他打败，陶谦也不是他的对手，但陈宫并不喜欢他，因为曹操不仅是强人，而且太招事。曹操就任兖州牧以来战事不断，袁术打上门来当然该还击，但打跑就行了干嘛还要追？陶谦挑事，把他拒于州境之外也就行了，干嘛要深入徐州上千里，打到陶谦的家门口？这样的战略不符合兖州本土派的利益，陈宫在心里坚决反对。 　　前线一开打，兖州这边就得供人、供粮、供支前，曹操让陈宫在后方搞后勤，陈宫感到给家乡人民造成的负担很重，思想压力很大。曹操打仗为的是他自己的事业，干嘛让兖州人为他买单？陈宫想不明白。 　　陈宫逐渐坚定了一个决心：一定想办法把曹操赶走。他自己没有能力做这件事，于是把联合本地实力派的张邈作为突破口。 　　害怕袁绍、曹操加害于自己的张邈，与一心想把曹操赶走的陈宫一拍即合。这个预谋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开始，甚至在曹操征徐州归来二人“垂泣相对”时就已经有了，吕布的陈留郡之行，便是这个预谋的一部分。 　　顺便说一下，张邈、陈宫之叛，有人认为边让被杀是一个重要原因。边让是陈留郡浚义县人，在何进征召天下名士的时候曾经出场。这个人很有名望，但也有点看不上曹操，“多轻侮之言”。他最终是叫曹操给杀了，但不是现在，而是在几年之后的建安年间，此事记录在《后汉书》文苑列传里。 　　认为边让被杀导致张邈、陈宫之叛是没有依据的，无非是给张邈和陈宫找点借口。现在对陈宫、张邈来说，需要找一个时机，居然很快就来了。 　　【六、再战徐州】 　　曹操自郯县回师的次年，即兴平元年（194年）的春天，他再次聚集兵马，南征徐州。鉴于前次征徐州时虽打到郯县城下，却没有力量攻破城池，致使整个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目标，这次再征徐州，曹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不仅将能抽调出来的人马悉数带上，而且还向冀州的袁绍请求增援。袁绍倒也爽快，派朱灵率三营人马前来，听曹操指挥。 　　朱灵字文博，冀州刺史部清河郡人，后来也成长为一代名将。汉代军制一营满员是五千人，三个营应该有一万五千人。 　　曹操留下夏侯、荀、陈宫、程昱等人分率不多的守军留在兖州，其他人都随他出征。曹操和手下大多数人的家眷都在鄄城，由荀、程昱留守；夏侯驻守在濮阳；陈宫负责处理地方日常政务，并督办粮草，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 　　此次，曹操决定改变主力部队的攻击路线，派少部分人由兖州刺史部的济阴郡、山阳郡向徐州刺史部的彭城国、下邳国方向佯攻，主力部队则绕到泰山郡，攻击徐州刺史部北面的琅邪国和东海郡。陶谦的大本营郯县就在东海郡。这个进攻路线与上次刚好相反，可以避开陶谦重兵把守的彭城防线和下邳防线，攻击其相对薄弱的东北部地区，还可以直捣其大本营，令陶谦措手不及。 　　果然，曹军主力突然从泰山郡杀出后，防守在徐州北部的陶谦军始料不及，琅邪国的五座城池接连被曹军攻占。根据史书记载，曹军攻下这几个地方以后，“多所杀戮”、“所过残破”。 　　史书没有记下这是哪五座城池，应该是琅邪国东南部的缯国、即丘、开阳、临沂、阳都。其中开阳是琅邪国的治所，也是曹操夫人卞氏的老家。而阳都一般认为是现在的山东省沂南县，当时这里住着一位十四岁的少年，他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对于打到家门口的这些外地军队他心里充满了厌恶。这个经历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今后的政治取向，使曹操未来的岁月里增添了一个可怕的对手。这个少年名字叫诸葛亮。 　　曹军北线的进攻出乎陶谦的意料，他赶忙派人给驻守在小沛的刘备送信，让他火速增援郯县。同时，他也调集人马，准备应战。 　　上次保卫郯县的战斗结束后，刘备没有回青州而是留了下来，陶谦表刘备为豫州刺史，增派了四千名丹阳兵给他，让他驻扎在小沛。 　　小沛是汉代对沛县的别称，即现在的江苏省沛县，属豫州刺史部的沛国。这里虽然与徐州刺史部的彭城国近在咫尺，却是豫州刺史部的地界，刘备这个豫州刺史倒也名至实归。陶谦对刘备如此优待，甚至不惜拿出自己最嫡系的家乡兵补充刘备的实力，做的不是亏本的买卖。陶谦看中刘备很有能力，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替自己抵挡曹操。 　　从地图上看，小沛这个地方的位置十分微妙，它虽属于豫州刺史部的辖区，却远离豫州刺史部的中心地带，像一把剑插在兖州刺史部和徐州刺史部的中间。 　　陶谦又送官又送人，说白了就是想让刘备给他当盾牌，曹军一旦来攻，有一个缓冲区。这个思路后来刘备、吕布也都用过。吕布走投无路时投刘备，刘备如法炮制，让吕布守小沛给他当盾牌。有趣的是，后来刘备被吕布暗算，也走投无路，反投吕布，吕布一样把他安排在小沛，作用仍然是盾牌。 　　若干年后，仍旧走投无路的刘备南投刘表，刘表接纳了他，把他安排在新野，那个地方处在曹操和刘表势力的结合部，是小沛的翻版，刘备依然是盾牌。 　　刘备屯驻小沛期间，纳本地人甘氏为妾。刘备正妻的名字无考，史书只说他几任正妻都死了（数丧嫡室）。刘备的生育能力好像也有问题，至少到现在也没有儿子。甘夫人到荆州后给刘备生下了后主刘禅，刘备称帝之后，封她为皇后。 　　现在，曹操率军从琅邪国攻入东海郡，直逼郯县城下。刘备率所部也从小沛赶到了，陶谦命手下将领曹豹率军出城与刘备会合，在郯县外围与曹军展开激战。 　　战斗在郯县东郊的沂水两岸展开，虽然对于这场战斗没有留下更多的文字记载，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推测出双方的参战阵容：曹操方面应该有曹仁、曹洪、曹纯、夏侯渊以及还是基层军官的史涣、典韦、乐进等人，刘陶联军方面，应该有关羽、张飞、赵云以及曹豹等人。 　　曹操和刘备亲自指挥了这场战斗，以后他们直接交手的机会还有很多。像大多数情况那样，这次胜利的一方属于曹操，曹军占领了距郯县以东仅四十里的襄贲，曹操有了落脚点，攻打郯县更加方便了。 　　困守在郯县的陶谦日子很难过。说起来，陶谦手下的能人也不少，王朗、陈圭、陈登、赵昱、薛礼、糜竺、张昭等人都曾是陶谦的属下，孔融、郑玄也曾投奔于他，但他用人失度，不亲信正直君子，反而任用曹宏、笮融等小人，结果王朗到南方另谋高就，赵昱、薛礼被排挤到外郡任职，张昭被抓起来差点丢了命。 　　陶谦最大的问题出在用人上，否则他也不会这么早就退出历史舞台。 　　最近以来，陶谦最亲信的人是笮融，这个人在汉末人物中显得颇为另类。 　　笮融曾经被陶谦任命为下邳国相，由于善长溜须拍马，深得陶谦信任，掌握了不少的实权，他背着陶谦大搞贪污活动，积累了不少财富。他有了钱，不像别人那样花天酒地挥霍无度，而是专心搞一项在当时很新鲜也很时尚的活动：信佛、礼佛。 　　佛教当时虽然早已传入了中国，而且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总体而言还处于初级阶段，信佛的人还不是很多。笮融无疑是佛教早期的狂热信奉者之一，他在下邳国广修佛寺，命令人民日夜颂读佛经，每到佛祖诞辰日就举办盛大的浴佛会，每次活动花费都多达上亿钱。他又是一个十足的小人，在下面黑同事，对上哄领导，欺压百姓，贪污腐化。笮融经常拿佛教经义来忽悠陶谦，把陶谦弄得一头雾水、似是而非，但又觉得笮融特有本事，很多重大决策都听笮融的意见，把很多重要的事交给他来管。 　　陶谦问笮融，曹操要是再次攻打徐州会从哪个方向来？笮融煞有介事地说，我来问问佛。结果昏天黑地弄一通，他告诉陶谦说，曹操会从西方来。陶谦深信不疑，把重兵摆在彭城、下邳一线，结果吃了大亏。陶谦让人找笮融来，问问这是怎么回事。下面的人回来报告笮融早已不知去向，陶谦差点没气死。陶谦派人一查，发现笮融前几天已经领着手下人以及信徒共一万多人逃往广陵郡。陶谦气得要命，却又无可奈何。眼见曹操大兵压境，陶谦也想一走了之，他想学笮融，撇下徐州不管了，溜回丹阳郡老家养老去。 　　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陶谦还真就那么做了。 　　关键时刻曹操那边出了大事，给了陶谦以喘息之机。 　　第十章 致命的背叛 　　〔再征徐州，曹军一路势如破竹，来增援的刘备也无可奈何，陶谦已经做出了逃跑的打算。一个宏伟的蓝图将要在曹操心中渐渐生成之际，挚友的背后一刀击碎了他全部梦想，让他的事业陷入了空前低谷中。〕 　　【一、老战友在背后举起了刀】 　　曹操率主力离开兖州后，陈宫认为时机已到，他不再管督办粮草的事，直接跑到陈留郡找张邈密谋反叛。 　　张邈自己本可以挑这个头，他也有这样的号召力。但是，正如郑泰曾经分析的那样，张邈是个侠士，没有成为霸主的雄心。他跟陈宫商议，还是秘密把吕布接来，尊吕布为兖州的新盟主。 　　张邈命陈宫去迎接吕布。此时吕布在哪里，史书没有明载。上次分手后，吕布又去投奔张杨，但没有关于他这一段时间活动的任何记录，也许吕布就没有到张杨那里，而是随便找了个地方待了起来，等待张邈、陈宫这边的消息。 　　吕布到达兖州境内后，张邈派手下人刘翊通知留守鄄城的荀，说吕布将军听说曹将军攻打陶谦，特来帮忙，请提供粮草。 　　张邈这样做有点不可理解，吕布的政治立场已明朗，他更倾向于袁术一方，虽然帮袁绍打过仗，但目前是袁绍要抓的人，曹操是袁绍的盟友，听从袁绍的指挥，吕布怎么能帮助曹操呢？不用说荀，就是一般人也能看得出来。 　　张邈要想背后给曹操来一刀，最有效的方法是突然发动袭击，同时进攻鄄城、濮阳等战略要地，虏获曹操等人的家眷，生擒或杀死荀、夏侯、程昱等人，则兖州的其他地方可不攻自破。刘翊找荀要粮草，东西没要着，反而给荀报了信。 　　荀跟程昱此时在鄄城，二人一商量，马上判断出情况有变，张邈可能已经反了，吕布也来到了兖州，情况十分危险。荀迅速做出两项部署：一是派人火速前往徐州前线给曹操报信，二是派人通知夏侯放弃濮阳，率所部到鄄城会合，固守待援。 　　夏侯接到荀的敌情通报大吃一惊，若鄄城丢失，怎么向大哥交待？于是立即点齐所部人马，放弃辎重，轻军前往鄄城。结果，半路上出了险情。 　　刚出濮阳，夏侯就与吕布军相遇。吕布派人假装来投降并说有重要情况报告，骗取了夏侯的信任，趁夏侯不备之际，将其劫持。这件事史书上没说是几个人干的，只明确指出是吕布指派的。如果真是那样，这些人应该把夏侯杀掉，如此一来曹军必然大乱。然而，他们没有杀死夏侯，提出了一个要求：给钱（责以宝货）。 　　夏侯的副手是韩浩，河内郡人，他让人守住营门口，然后直接跟劫持者对话，义正辞严道：“你等凶逆之徒，竟然敢劫持我们将军，你们还想不想活？我们受命讨贼，怎么能因为个人原因而废了军法，去纵容你们呢？” 　　韩浩同时向夏侯涕泣而言：“这是国法，我等无可奈何！”于是指挥人向劫持者发动攻击。劫持的人一看硬的不行，赶忙叩头求饶。韩浩不理，把他们全部杀了，幸好夏侯安然无恙。 　　尽管曹操后来得知此事，对韩浩的做法给予表扬，并颁布命令，要求以后遇到类似的事都按这个办法处理。但是，韩浩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似乎并不完全恰当，当对方要求财物时，他应该给予权衡，而不能一味蛮干。他说的那些话如果是一种心理战未尝不可，在对方有投降意愿的情况下，仍然发动攻击，这个险就没有必要再冒了。夏侯没有死，只是他命大。 　　刺杀夏侯没有成功，双方展开激战，但他们的心思都在别处：吕布想趁机夺取战略要地濮阳，有一个自己的根据地；夏侯一心考虑着鄄城的安危，双方都无心恋战。 　　吕布率先脱离战斗，直奔夏侯刚刚放弃的濮阳，将其占领，还获得了夏侯的不少辎重。夏侯指挥人马撤向鄄城。 　　陈宫在东郡的根基很深，此次反叛除他以外还有很多人参与其中，他们有的此时还在鄄城内，这些人都在暗中寻找机会里应外合。夏侯进入鄄城后，跟荀、程昱一道，连夜查获想谋反的几十个人，全部处死，稳定了鄄城的局势。 　　吕布、陈宫到达濮阳后，兖州各郡县都给予响应，据史书记载，全州一共有近八十个县，没有反叛曹操的只有三个：鄄城，东郡的范县、东阿县。 　　从这个情况看，曹操入主兖州后治理得并不成功，他打败黄巾军保护了兖州，大家表示拥护，但此后他的主要精力在与袁术、陶谦等人的战争上，不符合兖州地方人士的利益。张邈和陈宫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敢公开向曹操叫板。 　　鄄城里加紧防守、积极备战，城外又来了一支人马，人数多达数万，城里顿时紧张起来。荀等开始以为是张邈的人，或者是吕布从濮阳回击鄄城，后来城外的人主动通报，才知道他们是豫州刺史郭贡的人，点名要见荀。 　　历来对郭贡这个人关注不多，但从他手下最少有数万人马这一点看，他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小角色。他是谁的人？又是怎么来的呢？ 　　关于郭贡的史料不多，只知道他这个豫州刺史是袁术所表，应该是袁术集团的人。近一个时期，曾经担任和正在担任豫州刺史的有孔、孙坚、刘备、吕布和郭贡。孔是朝廷任命的，孙坚是袁术所表，孙坚死后，孔也生病死了，袁术又表郭贡为豫州刺史。而刘备的豫州刺史是陶谦所表，吕布是刘备所表。 　　袁术此时退到了寿春，在扬州刺史部的九江郡等地发展势力，同时，派郭贡向豫州方向发展，派孙坚的儿子孙策向长江以南的吴郡、会稽郡方向发展，在这两个方向，进展都比较顺利，孙策在江东势如破竹，郭贡也很快有了一定实力。 　　张邈本隶属于袁绍、曹操，与袁术手下的郭贡属于不同阵营，但造反之后敌人的敌人就成为可供借用的朋友。基于这个道理，郭贡此番横插一扛，可能是张邈、陈宫拉来帮场子的。 　　郭贡也可能是吕布联络来的，吕布与袁术虽然闹得不愉快，但毕竟没有翻脸，也是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道理，吕布需要帮助之际，袁术考虑也可以帮一把，于是命令郭贡前来走一趟。袁术给郭贡下的命令肯定不是全力相助，曹操的战斗力他有切身的领教，此番前去能站在一边帮帮场子就不错了，瞅着机会捞上一票当然更好，千万不能动真家伙。荀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当郭贡点名见他面谈，大家都认为太危险劝他不要去时，荀分析道：“郭贡与张邈等人交情并不是很深，现在来得这么仓促，说明他们未必是统一行动。趁着郭贡主意还没有完全打定，可以游说他，最少让他保持中立。如果不见，他心中起疑，倒有可能让他跟张邈等共同行动。” 　　荀于是只身出城，来见郭贡。 　　诚如荀所料，郭贡点名要见荀确实是一种试探，当他见到荀毫无惧意时，猜想城里早有准备，未必好攻，于是率兵离去。 　　在曹操回师之前，荀守住鄄城倒还有些把握，要做到这一点，范县、东阿县也得守住，以形成呼应之势，分散吕布等人的兵力。此时范县令是靳允，东阿县令是枣祗，不知道他们那边的情况如何。荀跟程昱商量后，派程昱和兖州从事薛悌等去实地查看。 　　程昱等人到范县时，陈宫派的范嶷也到了，程昱和靳允埋下伏兵，将范嶷刺死，稳定了范县的局面。范县东临黄河上的重要支流瓠子河，陈宫的军队已经抵达河对岸，程昱派人抢占河上的重要渡口仓亭津，使敌军暂时过不来。 　　安排好范县的事，程昱又马不停蹄赶到东阿县，东阿县令枣祗是曹操手下日后著名的农业问题专家，此时已经率领军民做好了在城里坚守的准备。 　　程昱、薛悌、枣祗、靳允等人在这次叛乱活动中不仅没有参与，关键时刻还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协助荀、夏侯守住了鄄城、范县、东阿县这三个最后的据点，为曹操回师反击赢得了时间。程昱、薛悌、枣祗日后都成为曹操阵营里的重要人物。 　　【二、陷入苦战】 　　兖州有变的消息传到徐州，曹操正指挥部队攻打郯县。与第一次出征徐州相比，这次准备工作更充分，一路势如破竹。来增援的刘备被打败后，徐州城内早已是一片恐慌，就连陶谦本人也产生了一走了之的想法。 　　郯县拿下后，徐州全境可望在握，到时候西可以向豫州方向发展，南可以扩展到扬州，一幅宏伟的蓝图正在曹操的脑海中形成。 　　虽然吃了不少苦，走了不少弯路，但总算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刚好四十岁的时候，曹操迎来了事业上新的里程碑。 　　但这个美好的前景一下子被打破了，因为张邈、陈宫背后的一刀。曹操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立即撤军。因为即使他本人愿意赌一次，置后方于不顾，把郯县打下来占领了徐州再说，但他手下的这些将士里大多数人的家眷、财产都在兖州，听说兖州被占，早已没有心思在这里打下去了。曹操率军从原路回撤，这样，陶谦又躲过一劫。上次是因为曹操自己消耗太大，无力再发起进攻，这次是因为张邈和陈宫帮了忙。 　　曹操回师要路过亢父这个地方，即今天的山东省济宁市附近，微山湖西岸，这里山势险峻，又是西去的交通要道，苏秦称之为“车不得方轨，骑不得并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极险峻所在。曹操回师，这里是必经之地，如果绕道他处，则要大大耽误时间。曹操特别担心吕布已派人占据了此处，所以督促大军日夜行进，等过了泗水一看，这里并无吕布的军队，才放下心来。 　　曹操对大家说：“吕布虽然占得一州，但没有乘机占领东平国，进而占据亢父、泰山之道，凭险地截击我们，而是屯踞在濮阳，从这一点看，我就知道他没有什么谋略。”有人认为，曹操说这番话是自我激励，或者是在给部下打气。其实，吕布真要有这样的战略眼光，占领濮阳之后迅速东进，趁着各地都在反叛曹操的有利时机，一举占领曹军回师的必经之地东平国，以亢父之险阻击曹操，迟滞曹军的行动，然后由陈宫联合张邈全力攻击鄄城，那将是另外一个结果。 　　曹操庆幸吕布没有这样做，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曹操没有急着去救鄄城，而是直奔濮阳，与吕布交战。这是曹操与吕布第一次直接交手，曹操吃了败仗。不仅夏侯被射伤一只眼，成了“盲夏侯”，曹操自己也受了伤，差点丢了命，《献帝春秋》一书记述了这场战斗的细节。 　　濮阳城有一个田姓大户愿意作曹军的内应，趁夜打开濮阳的东门放曹军入城。曹操亲自率军入城，进了城后他下令焚烧城门，以示不能取胜就不回来。 　　如果此役全胜，曹操无疑又创造了一个类似于“破釜沉舟”的战场佳话。可惜，吕布没有给他这个机会，那个姓田的大户是吕布安排的反间计，曹军杀进濮阳城便遭到了埋伏。打巷战无疑对防守方更有利，攻击方对环境陌生，到处都有可能遭到暗算。曹军失利，曹操赶紧往城外突围，好不容易杀到城门口，却发现了很搞笑的事，这里倒没有吕布的重兵埋伏，但自己刚才放的火还在烧，大火挡住了去路。 　　无奈之下，曹操只好带头冲进火中，结果被烧伤了左手，从马上掉了下来。危急之中，手下一个叫楼异的团长（司马）发现他，把曹操扶到马上。楼异，情况不详，史书中以后也没有再提到过他。更惊险的还在后面。曹操往外逃的时候遇上了吕布的人，他们把曹操拦住，却没有想到这个小个子会是大名鼎鼎的曹操，于是问他曹操在哪里。曹操随便一指，说：“那个骑黄马的就是。”吕布的人于是放下曹操去追骑黄马的，曹操才得以脱险。这个拦住曹操的人不是吕布本人，因为据吕布后来讲，他在洛阳的时候曾经见过曹操，应该能认出曹操来。 　　《汉帝春秋》喜欢把历史当成小说写，颇多传奇性，这段记述就是一例。如此绘声绘色，细节、人物对话俱全，素材来源于何处呢？答案一个是吕布手下那个挡住曹操的人，另一个就是曹操本人。 　　吕布手下的那个人不认识曹操很正常，那时候没有电视，名气再大的人没有见过面也不会知道长什么样，可当时不知道，后来怎么就能知道呢？可见来自于吕布手下的人可能性很小。 　　如果来自于曹操本人的话，他说这件事可能是炫耀一下自己的英雄事迹，看我多么机智勇敢，不是反应快早就挂了。可是，曹操应该知道，这一仗都输成那样了哪里还值得炫耀？所以，如果不是曹操说漏了嘴，就是《献帝春秋》的作者道听途说得来的。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这件事仅见于该书，一向喜欢记述类似情节的《英雄记》都没有记载。 　　初战失利，曹军士气低落，曹操不顾有伤，亲自劳军，并下令营造攻城器具，继续攻城，但没有进展，双方相持了一百多天。在濮阳城西四五十里靠近白马县一带，驻守着吕布的一支部队。曹操决定趁夜偷袭。战斗开始比较顺利，天亮前就将敌人消灭了，在打扫战场之际，吕布援军从北、东、南三面合围上来，吕布亲自冲锋，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曹操手下虽然有不少猛将，但打这种仗更是吕布的长项。吕布志在必得，不肯罢手，曹军陷入苦战。尤其是吕布的骑兵，冲杀太猛，无法阻挡，让曹兵望而生畏。曹操临阵招募敢死队（陷陈）来破吕布的骑兵，典韦自告奋勇应征，他挑了几十个人，都穿上两重铠甲，拿着长矛撩戟。 　　敌人骑兵又冲过来了，一边冲一边在马背上放箭，弓弩乱发，矢至如雨。典韦命人蹲伏，看都不看两边的箭，告诉旁边的人说：“敌人离我们十步时，再告诉我。” 　　不一会儿，手下人报告：“只有十步了！” 　　典韦大喊：“五步再报告！” 　　手下人大惧，高喊：“敌人到了！” 　　典韦应声而起，他背着十几只戟，一边呼喊着，一边刺向敌骑，敌兵无不应声而倒。 　　被典韦的英勇气概所激励，敢死队员们个个奋勇争先，与敌人展开肉搏。敌军被打退，战场形势稍稍稳定下来。一直拖到天黑，曹军才趁着夜色解围。 　　典韦此战成名。事后，曹操升典韦为都尉，正式成为曹军的高级军官。曹操让他率领亲兵数百人，每次布阵时，都安排他们防护在指挥部周围。 　　在曹操回师以及与吕布相持于濮阳的这几个月里张邈在做什么？对此史书没有记载。张邈此刻应该还在陈留郡，他的弟弟、前广陵郡太守张超也来帮他，如果像陈宫说的那样，张邈此时手中握有近十万人马，他应该有所动作。 　　曹军主力在濮阳前线陷入胶着状态。鄄城有荀把守，虽然曹操可以抽调一些人马来充实鄄城的防卫力量，但人数不会太多，因为负责鄄城防卫的夏侯都已经被抽走，并且在濮阳前线还受了伤，说明曹操此时力量有限。 　　张邈如果举全力攻击鄄城，曹军将陷入两面作战的极被动局面，在首尾不能相顾的情况下，全线溃退应该是张邈马上能看到的事。 　　但张邈的策略似乎只是观望。当初袁术进攻曹操，一口气打到了东郡，几乎横穿陈留郡全境，袁术进军得那么痛快，说明张邈早已闪在了一旁。现在，他又看着吕布和曹操相持于濮阳，事实证明，这种坐山观虎斗的思维方式很害人，不仅害别人，最后也会害到自己头上。这个时候是兴平元年（194年）四月份，天下大旱，又闹起了蝗灾，粮价暴涨，谷子一斛五十万钱，豆麦一斛二十万钱，较正常年景上涨了数千倍，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况。在长安的献帝刘协命令侍御史侯汶调出太仓的米和豆子为难民熬粥，但杯水车薪，救不了那么多的人，结果饿死者无数。刘协怀疑有人从中克扣粮食，于是亲自坐在大锅前看着熬粥，其实根本原因是粮食太少，灾民太多，仍然无济于事。 　　曹操和吕布同时陷入粮食危机。本年，兖州地区因自然灾害，夏粮严重减产，秋粮还未跟上，双方都无力再打下去。曹操从濮阳撤军，双方暂时进入僵持状态。 　　这次粮荒严重的程度超乎想象。《世语》一书记载了一件事，可以从侧面说明曹军粮食匮乏的程度。程昱是兖州本地人，眼看军中粮食不够吃了，他回到自己老家东阿县弄粮食，不是向老百姓买，因为有钱也没人肯卖。《世语》说程昱“略其本县”，“略”就是“掠”，就是抢，估计跟日本鬼子进村没有什么区别。但就是这样，把全县粮食全抢光，也仅够曹军三天的口粮。 　　这些粮食分发到士兵手里，大家惊讶地发现里面有一种恐怖的东西：人脯。脯是晒干的某种东西，人脯是什么，大家自己猜吧。 　　粮食不够，就连军中也到了人吃人的地步，普通百姓更可想而知。这件事让程昱的个人形象大受影响，程昱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卫尉，以他的资历和贡献早就应该再升一级，进入三公行列，但由于这件事，程昱到死都没有成为三公，只是在死后由曹丕追赠他了一个车骑将军的头衔。 　　这场粮食危机让曹操和吕布之间的激烈对抗暂时得以缓和，要想取得胜利，先得解决生存问题。 　　【三、事业的低谷】 　　兴平元年（194年）秋天到来之前，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在这场饥荒中有无数的人饿死，要不是这年九月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被饿死的老百姓还会更多。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这一年九月，“桑复生椹，可食”。 　　桑椹是桑树的果实，也叫桑实、鸟椹、桑果、桑子、椹子等，可以生吃，也可以晒干食用。中国很早便有养蚕的传统，中原、华北地区种植的桑树更多，桑木一身是宝，后世有一首民谣说：“人吃桑椹甜如蜜，蚕食桑叶吐黄纱；桑皮造纸文官用，桑木雕弓武将拉。” 　　桑树一般春夏之季生桑椹，秋天桑椹又生出一茬来则十分罕见，因此救了很多人的命。在兖州，曹操和吕布一边嚼着桑椹一边想着下一步的打算。他们就像两个一流的拳击手，每个人都打了几百个回合，体力已经严重透支，现在需要的是休整。但他们也都明白，对手不会给他们放大假，让他们缓过劲来再打。 　　曹操退军到鄄城，与这里负责守城的荀以及养伤的夏侯会合。荀向曹操报告了一件事：兖州州政府里很多办事人员的家人分布在各地，吕布、张邈等人突然叛乱，把他们的家眷抓了起来作为人质进行要挟，要他们离开曹操，荀感到这件事很棘手。 　　曹操说孝行是人之常道，不能因为我曹某人让大家都背上不孝的罪名，凡是这种情况的，都让他们走吧。 　　州政府秘书长（别驾）毕谌是东平国人，吕布占领东平国之后把毕谌的母亲、弟弟以及妻子儿女都抓了起来作为人质。毕谌临走前，曹操亲自找他谈话，对他前面做的工作表示感谢，让他放心而去。毕谌感激不已，向曹操叩首，并表示自己只是因为母亲的缘故而离开，心一直会在这里。说得很激动，曹操握住毕谌的胳膊，二人都流下了眼泪。 　　曹操与荀、毛、戏志才等众谋士分析了形势，大家普遍觉得情况很严峻，因为迄今为止，曹军占据的仍然只有鄄城、范县、东阿三个据点，兖州的其他七十多个县大部分都掌握在张邈、吕布联军手中。 　　当秋粮收完，对手的后勤保障将更优于自己，长期拉锯下去，将使自己更被动。由于有强大的后勤支持，他们可以动员更多的人参军，敌众我寡的局面会进一步突出。唯今之计是尽快发起进攻，决出胜负来。对手能等，我们不能等。 　　曹操也明白，现在已经没有别的路可走，必须速战速决，消灭吕布或者将其赶走。但就现在的实力对比而言，这一目标又不可能完成。曹操思来想去，也许只能向袁绍求援了。这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虽然此时他仍被视为袁绍集团的一部分，二人有多年的交情，一块儿诛杀过宦官、反对过董卓，一块儿从洛阳出逃，但在曹操的心里，天底下最不愿意求的人，就是袁绍。 　　这是个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人，头上顶着祖上留下来的光环，仪表堂堂，谈吐雍容，随便站在哪里手一挥立即就有一大片人响应。在这些方面，曹操全部与他相反：出身不好，长得不俊，还常被人诋毁。 　　但是没有办法，只有袁绍能帮自己，只有袁绍有实力帮自己！ 　　曹操写信派人送到邺县，向袁绍请求支援。袁绍的回信很快到了，奇怪的是，他在信里不谈如何出兵援助曹操的事，而是大谈兖州形势如何危险，不如把弟妹、侄子等人接到邺县来。 　　这明显是趁火打劫，是给出的交换条件，就是让曹操把家眷送到邺县当人质。曹操顿时觉得一种屈辱感涌上心头。 　　袁绍可能有点后悔当初让曹操轻而易举就把家眷接走了，没有人质在手里，虽然名义上是领导，但心里还是不踏实。袁绍可能就喜欢这样控制手下的人，多年以后当曹操的事业又一次陷入低谷时，他又提出过同样的要求。 　　袁绍这个人性格很执着，想干一件事纵使失败了也念念不忘，一定要把事干成。另立新帝，一次不成，又来一次；想把曹操的家眷当人质弄到自己身边，提了一次，不成，后面找机会又提。 　　但是，事情该成的自然会成，不该成的怎么弄都成不了，既使袁绍这么火爆的人，也有好多事办不成。 　　这次曹操差一点就答应了，不是他愿意，而是他舍此之外已没有更好的办法。如果不是有个人恰好从外面办事回来，听说这了件事，赶紧来劝他改变主意，卞氏和曹昂、曹丕、曹彰、曹植等人的户口就要迁到邺县去了。 　　这个人是大胡子将军程昱。张邈、陈宫叛乱以来，程昱成了最忙的人了，作为曹操阵营中的东郡人，程昱利用自己在本地的影响力，一边忙着巩固最后的几个据点，一边替曹军搞后勤。最近，他被曹操任命为东平国相，一直在外地，刚回来就听说了这件事，他认为此时万万不可走此下策，就赶紧来见曹操。 　　程昱：“听说您要把家眷送到袁绍那里，有这样的事吗？” 　　曹操：“是的。” 　　程昱：“我猜想您大概是因为当前的困难太多而过于忧虑了（意者将军殆临事而惧），否则不会考虑得这样不全面。袁绍占据燕赵之地，有吞并天下之心，但他智谋不够，将军您能永远屈从于他吗？现在兖州虽然残破，但人马还有上万，依靠将军的神武，还有文若等，一样可以成就霸业，希望您三思啊！” 　　这是陈寿版的谈话记录，还有一个王沈版，在《魏略》里是这样记述的： 　　程昱：“以前田横在齐地称王，与刘邦等人地位相当，后来刘邦得天下，田横成为败将，在这种情况下，他能够心甘吗？” 　　曹操：“是呀，这对大丈夫的确是一种羞辱！” 　　程昱：“我很愚钝，不明白将军为何做出那样的决定。把家眷送到袁绍那里，就等于拥戴袁绍为主，我认为以将军这样的英武，不应该屈居于袁绍之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都为将军感到羞愧！” 　　尽管具体内容不一样，但大意相同，结果也相同：曹操深以为然，打消了原来的念头。这是一次颇为重要的谈话，它的核心不是程昱讲的这些道理，这些道理曹操焉能不知？最终使曹操改变想法的是程昱的态度，以程昱代表的一批东郡本地人关键时刻给曹操以支持，这重新给了曹操以信心和决心，曹操决定对袁绍的要求置之不理。 　　曹操也考虑到，现在自己需要袁绍，但袁绍何尝不同样需要自己？兖州处在南北对攻的要冲，自己在这里挡住了袁术的进攻，拖住了吕布、张邈，对袁绍而言这是相当重要的。曹操决定跟袁绍赌一把：兖州如果真丢了，看谁更着急？ 　　【四、曹军发起冬季攻势】 　　袁绍没有等来曹操的家眷有点生气，不过他是个聪明人，坐视兖州的局势不管那将带来可怕的后果，吕布如果消灭了曹操，袁绍在南线将直接与吕布、袁术两个强大的对手照面。 　　袁绍决定给曹操以支援。他命令青州刺史臧洪率部进入东郡，不久之后任命其为东郡太守，治所在东武阳，以黄河以北为基地，伺机进攻濮阳等方向的吕布军主力。 　　原青州刺史焦和死后，臧洪与公孙瓒任命的青州刺史田楷在今天的山东半岛一带展开争夺。参与这一地区争夺的，前期有平原国相刘备，后期有北海国相孔融。孔融一度被黄巾军赶出了青州，跑到陶谦那里避难。刘备入主徐州后，又支持孔融回到北海国。 　　臧洪率领他在青州的主力进入东郡，之后袁绍任命他的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这说明臧洪还算不上袁绍的嫡系。 　　袁绍命令臧洪援助曹操包藏了自己的私心，他自以为得意，但这个决定马上就将使自己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袁绍下达的第二道命令是让朱灵率领上次支援曹操的三营人马直接归曹操指挥，协助曹军从鄄城、东阿一带向北攻击，对濮阳的守敌实施南北夹攻。 　　战事在兴平元年（194年）冬天展开，持续了将近三个月时间，在袁军和曹军的夹击下，吕布在濮阳渐渐不支。 　　濮阳虽是战略要地，但有个缺陷：离张邈的主力太远。 　　曹军处在吕布和张邈之间，将二人隔断，濮阳与黄河北岸的袁军主力又太近，地理位置十分不利。吕布决定放弃濮阳，这是他错误的第一步。 　　正确的选择应该是守住濮阳，由张邈从后面对曹军实施包抄，那将是一场混战，结果如何很难料定。 　　正如当年的东北战场，国民党军经常陷入攻击还是后撤的痛苦选择中，结果常常选错。从兵法上讲，守和撤都蕴含着战机，但该守的时候撤了，或者该撤的时候还继续坚守，都是大忌。 　　吕布要撤出濮阳是有机会的，他可以在当年夏天撤往济阴国、陈留郡一带与张邈会合，巩固出一块根据地来与曹操对峙。现在敌人围上来再撤，就等于承认失败，一旦溃退下来，走的路线就由不得你挑了，损失也会更大。 　　吕布由濮阳撤出后，退到了济阴郡的乘氏县一带，这是吕布错误的第二步。这里靠近巨野泽，那时候这里是一处面积数千平方公里的天然湖泊，周围河网纵横，吕布擅长的骑兵突袭战术在此根本无法施展。 　　乘氏当地人李进倾向于曹操，他指挥一支类似于民团的武装居然将吕布击破。吕布退到山阳郡，这是他错误的第三步。 　　吕布此时进军的方向仍然应该是陈留郡，山阳郡境内多山，泗水、济水等河流在其间流过，吕布应该尽可能向平原地区转进。陈留郡辖区地势平坦，面积广阔，从史料上看曹军似乎很少在那一带活动，这里是张邈控制的地盘。吕布不往西进，而选择向东，离友军越来越远。 　　吕布向乘氏进军，可能是想与济阴郡太守吴资会合。吴资其人情况不详，不是吕布的人就是张邈的人，他守在济阴郡的治所定陶。吕布乘氏失利后即使不去陈留郡与张邈会合，至少也应该继续向定陶进军，抢在曹军的前面。 　　但曹军更快一步，很快打到定陶城下，吴资奋力还击，曹军攻城不利。这个时候，已进入到山阳郡的吕布似乎才明白过神来，向定陶回援。 　　曹操故伎重演，再玩围点打援，先置定陶于不攻，以坚定吕布驰援的决定，然后在吕布进军的路上设下埋伏，将吕布击败，一举故克定陶。 　　定陶战役后，曹军继续扩大战果，让曹仁、曹洪、夏侯渊、于禁以及典韦等人“分兵平诸县”，将济阴郡占领。之后，将攻击重点转向山阳郡，寻找吕布主力进行决战。 　　山阳郡最北面的巨野县是吕布的一个重要据点，吕布手下的薛兰和李封在此守卫。已投奔曹操的李乾就是巨野人，曹操之前派李乾回老家安抚民众，吕布抢先一步派薛兰、李封占领了巨野。薛兰、李封把李乾打败并抓了起来，他们试图招降李乾，李乾不从，于是被杀。 　　曹操进攻巨野，将薛、李二人击破，全部斩杀。曹操收集李乾的旧部，让李乾的儿子李整继续率领。不多久，李整也死了，曹操又让李乾的侄子李典统领这支部队。这支由山阳郡人为主组成的军队以后发展到数千人，一直由李典率领，立下不少战功。 　　在发动巨野之战期间，曹操估计吕布还会来救助，于是又演围城打援技法，在吕布进军的路上设伏，将吕布击败。 　　撤出濮阳之后，吕布已经接连四败，他终于明白，这样打下去根本不行，这时他才想起来要与张邈联合行动。他派陈宫前往陈留郡，向张邈求援。 　　这个时期的张邈最不可思议，坐视盟军被打得落花流水而不管，没有见到他有任何行动。他似乎认为守住陈留郡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亲率主力守在陈留郡的治所陈留县（今河南开封东南），让他的弟弟、前广陵郡太守张超守离陈留县不远的雍丘县（今河南杞县）。 　　此时济阴郡已经成了“曹统区”，陈宫冒险从中穿过，跑到陈留郡，说动张邈派出一万人由陈宫率领支援吕布。 　　当时的主战场已移至山阳郡，陈宫率军抵达山阳郡的东缗县（今山东金乡）与吕布会合。这支生力军的到来，让战场局势发生了改变。 　　曹操此时正亲自在山阳郡指挥作战，吕布、陈宫很快摸到了曹操总指挥部的位置，立即率人马杀来。此时在曹操身边的人马并不多，《三国志》记载只有不到一千人，敌我对比至少是十比一。事情来得太突然，曹操险些丧命。 　　曹操的人马都干什么去了？由于战事发展得太快，曹军的战线拉得太长，很多将领率人马在各地作战。在曹军将领的传记中可以看到，曹仁此时在句阳攻打刘何，于禁先在须昌攻打吕布的部将高雅，后又转战到寿张、离狐。 　　面对敌人的突袭，曹操沉着应战，迅速调集周围的部队投入战斗，顶住了敌人的压力，然后发起反击，反而将吕布、陈宫打败。 　　这给亲曹派史学家又留下一个表现的机会，王沈的《魏书》像写传奇故事一样描述了此战的经过： 　　此时曹操身边不到一千人，屯营守卫力量十分薄弱。面对数倍于已的敌人，曹操命令妇女们都登上屯营的城墙守卫，把精壮士兵集中起来迎敌。屯营的西面有一个大堤，大堤的南面是一片茂密的树林，吕布率军来到，看到树林怀疑里面有埋伏（最近他被曹军打怕了），便对手下说：“曹操多诈，这里面肯定有埋伏。”于是率军离曹军屯营十里处扎寨。第二天又来，此时曹操把队伍隐藏在大堤内，派一半兵力在堤外。吕布率军进攻，曹操派少数人迎击，等敌人逼近，伏兵杀出堤外，吕布大败，曹军缴获了不少敌人的武器，一直追到吕布大营才回军。写得很生动，但却不真实，如果有人拿这个当案例指挥打仗，结果只有一个：敌人打不垮，自己反而要全军覆没。 　　打仗不能离开一些基本常识，在这些常识中有一条是：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在阵地战中区区几百人是打不退上万人的，更不要说对方是吕布、张辽、高顺这样一流的猛将了。曹军获胜是有可能的，但不是这样的打法。面对远远优势于自己的敌人，曹操可选择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突围，承认自己失败，能不能安全冲出去全靠命了；另一条是固守待援。 　　曹操身边的人马虽然不多，但附近的人马不会离得太远，因为曹操再弱智也不可能只带几百人深入敌后。曹操应该选择固守，等大批曹军闻讯赶到后再一举把吕布击退。 　　其实曹操的战绩不用猛夸已经很耀眼了，在最近几个月时间里，他指挥大军一路杀来，打得有章有法，完全像是给对手上战术课。 　　山阳郡内的战事进入尾声，曹操派人攻占了山阳郡内的各县，兖州八郡中的东郡、济阴郡、山阳郡、东平国基本为曹军控制，任城国、济北国、泰山郡的一部分也到了曹军的手中。吕布与张邈联合作战失败，吕布在兖州已无法立足了。 　　【五、臧洪的悲剧】 　　短短不到一年时间，吕布从兖州全线溃败，结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吕布没想到，张邈没想到，袁绍也没有想到。 　　一直驻守在陈留郡的张邈这才意识到，吕布之后曹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就是自己了。曾经的挚友，为了反董大业并肩作战的盟军，这么快就要在战场上刀兵相见了。张邈想到这儿，一定会老泪纵横。 　　张邈的年龄不详，郑泰曾把他称为出生在东平国的那个老汉（东平长者），想来他的年龄应该比曹操和袁绍都大得多吧。 　　果然，曹操把吕布赶出兖州之后并没有追击，而是挥师西进，冲着张邈来了。张邈想，如果跟曹操在阵前相见，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同时，他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于是放弃陈留郡，让他的弟弟张超守住雍丘，他去搬救兵。 　　如果换成另外一个人，或许会考虑另一个选择：放弃陈留郡，追随吕布。但张邈在此经营多年，乡亲、部下、家属、财产都在这里，弃之不顾，张邈好像下不了决心。 　　现在能给张邈帮助的人只有一个：袁术。作为袁绍的敌人，袁术是唯一有可能帮助自己的人。以前在洛阳，张邈与袁术也有交情，事已至此，张邈只能亲自跑一趟碰碰运气了。但是张邈已经没有机会见到老朋友袁术了，因为他在半路上被自己的部下杀死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仅记录在《献帝春秋》里，说张邈到了袁术那里，但袁术并没有派兵来，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张邈于是就滞留在了袁术那里，两年后袁术称帝，张邈还劝过他。 　　兴平二年（195年）八月，曹军围住了雍丘，城里有张邈的弟弟张超，以及张邈的家眷。雍丘是座古城，在春秋时称为杞国，“杞人忧天”的典故就出自这里。凡是做过国都的城池都比较坚固，雍丘也是这样，曹军攻城数月，没有将城打下。 　　雍丘城防坚固的另一个佐证是唐朝天宝年间的雍丘之战。天宝十五年（756年）唐朝的真源令张巡率军民二千多人守卫雍丘，安禄山手下的令狐潮率四万多人来攻，从二月份打到七月份，前后大战三百多回，居然没有把雍丘打下来，最后守军利用偷袭战术反而将敌军击溃，创造了古代城防作战以少胜多的精典战例。 　　如果守城的人觉得自己已经逃无可逃、去无可去，就会拼死抵抗，激发出来的战斗力也会相当惊人，雍丘城里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他们大都是本地人，早就听说曹军每攻下一座城都会大肆杀戮，他们心中唯一的选择就是誓死抵抗，把希望寄托在张邈太守搬来的救兵上。 　　但是救兵迟迟不到。张超给大家鼓劲：“不要紧，很快就有人来救咱们了，别人不来，臧洪肯定会来的。” 　　张超在广陵郡当太守时，发现了臧洪这个人才并延揽到自己手下。臧洪后来到袁绍那里发展，现在是袁绍新任命的东郡太守。 　　大家都认为臧洪此刻在袁绍手下，是不可能来的。张超说：“臧子元是个义士，我相信他一定会来的！”子元，是臧洪的字。 　　奉袁绍之令驻扎在黄河北岸东武阳的臧洪听说曹操率军围困了雍丘，他大吃一惊，马上向袁绍请求，要袁绍给曹操下令，停止进攻。 　　袁绍当然不予接受，让藏洪原地待命，不得擅自行动。 　　兴平二年（195年）十二月，曹军在经历了五个月的进攻后，终于将雍丘城拿下，此战乐进立下头功，第一个登上城墙（先登）。 　　攻破雍丘，张超自杀，曹操下令夷灭张邈三族。据《汉书》刑法志，“三族”一般包括父母、妻室儿女、同胞兄弟姐妹。 　　消息传来，臧洪无比悲痛，他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嚎啕大哭（徒跣号泣）。臧洪宣布，与袁绍正式脱离关系。 　　袁绍闻讯大怒，亲自率兵来攻。奇迹出现了，小小的东武阳愣是打不下来，居然让袁军在城下苦攻了一年之久。 　　期间，袁绍让自己的大笔杆子兼首席秘书陈琳给臧洪写了封信，责备他忘恩负义，让他明智一些，尽早投降。陈琳也是广陵郡人，跟臧洪是同乡。陈琳的文笔十分了得，他写的信一定慷慨激昂、有理有据，但是陈琳的这封信没有保存下来，因为史学家们觉得对方的回信更精彩。 　　这封长达一千五百字的长信完整地保留在《三国志·臧洪传》中。这封信写得声情并茂、义正辞严。袁绍看后，知道臧洪不可能投降了，于是增兵继续攻城。 　　臧洪看到城肯定要破了，于是对身边的人说：“袁绍不行大义，我反对他，与大家无关，连累你们遭此大祸，你们现在逃命去吧。” 　　可是没有人逃，大家说：“将军与袁绍无怨无仇，为的是申明大义，我们怎么能离您而去呢？”臧洪先后派了几批人出城找救兵，其中有一个叫陈容的同乡，是个书生，跟随臧洪一块从家乡广陵郡出来，很仰慕臧洪。陈容一出城就被袁绍抓住了，扣了起来。 　　东武阳被围一年之久，城里可吃的东西基本没了，开始还能挖个老鼠什么的，后来连弓上的牛筋都给煮了，最后全城只剩下三斗米，身边的人想拿它煮点粥给臧洪吃，臧洪流着泪说：“我怎么能单独享用呢？”让大家一块吃。 　　据《三国志》记载，臧洪还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把自己的爱妾杀了，分给将士们吃（杀其爱妾以食将士）！ 　　但是，城终于还是破了，袁军进城后发现城里饿死的就有七八千人，大家一个个互相枕着躺在那里。 　　臧洪被抓，袁绍一直很喜欢他，有意留他一条生路。袁绍说：“臧洪，你为什么辜负我？到了这个地步，你现在服了吗？” 　　臧洪虽然饿得发晕，但还是精神抖擞，当着将士的面将袁绍痛斥了一番。袁绍无奈，下令把臧洪杀了。 　　当时陈容在座，他马上冲袁绍叫道：“臧洪是个义士，你怎么能杀他呢？” 　　袁绍不想再杀陈容了，让人把他拖出去。 　　陈容不干，他叫道：“仁义是天常，遵守的人是君子，违背的人是小人，我宁意与臧洪一同死，也不愿意跟你一同生（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 　　袁绍无奈，下令把陈容也杀了。 　　臧洪因为重节义历来受到推崇，但客观说，他的行为有很大的问题。张超固然是他的老领导，曾经对他有恩，但这似乎构不成他反对现任领导的理由，他的这种行为到底能不能完全算做忠义，似乎存在疑问。看来，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袁绍对部下这方面的教育还得多搞点。 　　此事对袁绍的打击是沉重的。长达一年的时间里，袁军主力被拖在南线，在北线只能处于守势，看着公孙瓒在易水河畔大修防御工事，西面的张燕、于扶罗等又趁机闹事，给袁绍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假如没有臧洪事件，兴平二年（195年）这段时间袁绍可以专心对付公孙瓒，让公孙瓒来不及修筑易水防线，袁绍解决幽州问题就可能提前。一年后，当献帝刘协回归中原时，袁绍就不会因为受制于公孙瓒而无法分身了，抢得历史先机的或许应该是他。 　　最终，袁绍虽然也消灭了臧洪和公孙瓒，但在时间进程上刚好都落后了一步，正所谓“一步没跟上、步步跟不上”：袁绍打臧洪的时候，公孙瓒有了喘息之机；袁绍打公孙瓒的时候，给曹操迎接献帝留下了机会。 　　袁绍为当初看似高明、实为败笔的一个安排付出了沉重代价。 　　【六、迟来的任命】 　　现在，让我们检讨一下兴平元年（194年）下半年到兴平二年（195年）夏天曹操的军事行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曹操率军纵横驰骋于兖州大地，所向披靡，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与刚从徐州回师时的情形判若两人。 　　首先是曹操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在极端劣势的情况下，他没有惊惶失措，而是收缩防线，集中兵力，固守战略要地，寻找机会，发动反击。 　　其次是袁绍的支持，由于袁军在黄河北岸的行动，动摇了吕布固守濮阳的决心，在军粮匮乏、远离友军的情况下，吕布决定向南运动，进入了他不擅长作战的河湖交叉的济阴郡、山阳郡一带，给曹操取胜创造了条件。 　　再者，是对手接二连三的失误。在整个战役中，张邈作为吕布的友军，应该明白唇齿相依的道理，但他迟迟没有具体的军事行动，在与吕布的配合上态度消极，吕布被赶走，他也无法在陈留郡再呆下去。 　　还有一个内在的原因，就是曹军的逐渐成熟。曹操手下的将领经过两次徐州之战以及与袁术之战而逐渐成长起来，曹军从最早的硬冲硬打、常吃败仗，到现在声东击西、游刃有余，对战场形势的把控能力已有新的跃升。此战役期间，曹仁、乐进、于禁、李典、程昱等人均有率军独立作战的记载，曹军由最初独立的一支军事力量，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相互呼应、配合作战的集团军。 　　吕布、陈宫被赶走，张邈、张超被杀，兖州八郡国重新回到曹操手中。这一年的十月，献帝下诏，正式任命曹操为兖州牧，曹操终于拥有了合法身份，这是他一仗一仗打出来的。 　　这是一份迟来的任命，当曹操派王比历尽千辛万苦前往长安进贡的时候，就是想得到这样的确认，用自己对皇室的忠心换来一份肯定。但长安的“三人小组”对曹操没有好感，在他们眼里曹操比袁术、刘表、陶谦差得远，尽管丁冲、钟繇等人从中斡旋，但曹操也只得到了几句冠冕堂皇的慰问而已。 　　现在，曹操靠自己的实力打败了袁术，消灭了陶谦，打跑了吕布，统一了整个兖州，终于赢得了长安朝廷的重视，主动送来了任命。 　　《曹操集》中收录有《领兖州牧表》，是曹操接受兖州牧后的谢表。在这份上表中，曹操回顾了爷爷曹腾、父亲曹嵩以及自己深受皇恩的情况，表示自己将效忠帝室，继续努力进取。在《太平御览》一书中还保存了曹操以兖州牧的身份向献帝进贡的记载，他进的贡大体上都是兖州当地的土特产，如山阳郡特产的美梨二箱，以及一种青黑色的枣二箱。 　　在很多人心目中，曹操是汉室的奸臣，但最少到现在，曹操的内心对汉室都是充满敬意的。即使在以后的岁月里，曹操也很少说汉室的坏话，相较于同时期的那些空发议论的人，曹操对汉室的贡献更大，相对于袁术、袁绍这样对当今天子充满敌视的人来说，曹操似乎更应该受到尊敬。 　　在张邈、陈宫叛乱中，兖州有很多官民跟随他们背叛了曹操，曹操重新取得兖州后，很多人心存不安，不知道曹操会不会追究。针对这种心理，曹操通过重用毕谌让他们打消了顾虑。 　　如前所述，毕谌因为母亲等人被叛军扣留离开了曹操，与曹操话别时还流了泪，毕谌表示决不会依附吕布，但他一离开曹操，就投靠了吕布。吕布失败后，毕谌被抓，大家都认为老毕这一回算是完了。 　　没想到曹操并没有追究他，曹操说：“一个人能做到对亲人尽孝，岂能不忠于君吗，这正是我所要的（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不仅如此，曹操还让他做了鲁国相。曹操对毕谌的安排很恰当，不追究反而褒奖，让过去反对过曹操的人吃了定心丸：连毕谌都能得到曹将军的原谅，我们还怕什么呢？ 　　但是毕谌毕竟有投敌行为，如果让他继续在自己身边处理机要大事，曹操已经信不过他了。于是安排他到外地鲁国任国相，这里是孔子的故乡，孔子主张孝，更主张忠，孔子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就是“移孝入忠”，曹操让毕谌到鲁国去，就是让他继续思考忠与孝的关系。 　　跟毕谌情况差不多的还有魏种，曹操对魏种很赏识，担任兖州刺史后曹操有资格推荐孝廉，他推荐了魏种。兖州反叛时，曹操说：“假如都参加叛乱，魏种也不会的。”后来听说魏种竟然也参加了叛乱，曹操大怒：“魏种如果没逃到南越、北胡，我就决不放过他！” 　　叛乱平息，魏种也被抓了，捆着带到了曹操面前。但是，曹操的怒火却不见了，说：“魏种这小子是个人才呀！”解开绳索，继续用他。后来，魏种在曹操手下一直干到了河内郡太守。 　　曹操在处理毕谌和魏种事件上很理性，他知道必须尽快平息兖州人的不满和恐惧，弥补以前处理兖州事务的不足。 　　对于下一步的行动，曹操汲取了第二次征徐州的教训，考虑军事行动应该暂停，抓紧时间巩固地方。荀等人也认为，吕布投奔刘备以后，他们二人未必能真心合作，如果此时攻打徐州，他们反倒会团结起来，不如先观察一段时间，让他们自己内斗。 　　这是一个正确的战略选择。现在，曹操终于可以把精力放在对兖州的治理上了，他多次向程昱、毛等兖州本土人士征求意见，毛劝曹操重视农业，发展经济，曹操接受了他的建议。这是一项重要的政策建议，对曹操日后的事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毛替曹操分析道，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动荡，国家的经济将陷入更大的困难，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就是物资供应和装备，对此必须早做准备。唯今之计应该鼓励农业生产，积蓄力量，成就霸业。 　　毛的思想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十分有远见的。经过长时间的天灾人祸，各地的经济几陷于崩溃，粮食和其它军需物资很难保障，要成就大业，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曹操立即下令在“曹统区”范围内着手恢复农业生产，到第二年夏收时，“曹统区”农业得到一定恢复，曹操手里积累了足够的粮食。这些粮食成了曹操的秘密武器，让他处处居于主动。 　　【七、少年诸葛亮】 　　当十四岁的少年天子刘协在长安亲自监督为灾民熬粥的同时，远在徐州刺史部琅邪国的阳都县（今山东沂南）也有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在目睹着家乡的战乱，在惊惧中对侵略他们家乡的这些人也留下了深刻印象，成年之后，这些少年时期的印象难免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的政治选择。 　　这个少年就是诸葛亮，字孔明，生于灵帝光和四年（181年）。 　　之所以拿诸葛亮跟当今天子刘协作个对比，不仅因为他们同一年出生，而且他们也是同一年去世，说起来这也是一种缘分。 　　关于诸葛姓氏的起源，有三种说法：一是说出于葛姓，在伯夷后裔葛伯的封国灭亡后，原来居住在琅邪郡诸县的葛氏一支迁往同郡的阳都县，因为阳都县已有葛姓，为了区别，就把后迁来的葛姓称为诸葛氏。二是说春秋时期齐国有熊氏之后有复姓詹葛的，总是被读为诸葛，以后干脆改成了诸葛氏。三是说秦末陈胜吴广起义时，大将葛婴屡立战功，但是被陈胜听信谗言后杀害，汉文帝时封葛婴的孙子为诸县侯，其后代就以诸葛为姓了，称诸葛氏。 　　根据《吴书》的记载，诸葛亮一族属于第一种情况，也就是他的祖籍原来在同郡的诸县（今山东诸城），后来迁移至此，但这已经是很早的事了，因为葛伯是夏商之际的诸侯，到诸葛亮能追溯到的先祖诸葛丰时，诸葛氏就早已在阳都县生活了。 　　诸葛丰字少季，西汉初年人，以刚直著称于世，在汉元帝时担任过司隶校尉。两汉时期历任的司隶校尉当数诸葛丰名气最大，因为他执法公正，不畏权贵，深得百姓尊重。因此，诸葛丰仅仅凭着担任过司隶校尉的资历就在《汉书》里有了自己的传。 　　曹操在洛阳、顿丘和济南当地方官时的所作所为，在某些方面也深受诸葛丰的影响。多年以后，邺县成为曹操的大本营，曹操为找不到合适的管理者而苦恼，他曾经感叹：“到哪里能找到像诸葛丰这样的人才呢？” 　　诸葛亮的父亲叫诸葛，母亲姓章，有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哥哥叫诸葛谨，比他大七岁，前几年曾到洛阳等地游学，是一位学者，对《毛诗》、《尚书》、《左氏春秋》等素有研究。中原动荡以后回到了家乡。他弟弟叫诸葛均，此外，诸葛亮还有两个姐姐。 　　在诸葛亮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章氏就去世了，诸葛为他们娶了一个继母。不久，诸葛也去世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叔父诸葛玄照顾。 　　在曹操从北路二次征徐州的战役中，曹军主力进入琅邪国北部地区，连下五城，其中就有阳都县。综合史料记载来看，曹军早期的军纪确实比较差，屡次留下屠城和残杀百姓的记载，后来曹操注意了这个问题，在严明军纪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情况才有好转。 　　曹军在琅邪国的行动肯定影响到诸葛亮一家人的生活，原来以为琅邪国已经远在海边，在这偏远的地方应该相对安全，现在看来也难免刀兵之灾了。 　　诸葛亮的叔父诸葛玄也是一个挺有名气的人，早年跟袁术、刘表都有过交往，这时候袁术盘踞在寿春，正积极向北面的豫州、兖州以及南面的扬州发展势力，扬州刺史部的豫章郡太守周术死了，袁术就表诸葛玄为豫章郡太守。 　　豫章郡大体上相当于今天江西省的范围，治所南昌县（今江西南昌），这里并没有完全为袁术所控制，荆州的刘表以及已脱离袁术渡江发展的孙策对此地都有想法。说是去那里上任，其实是帮袁术打天下，其中有很大的风险。但是，面对家乡的不安定，诸葛玄还是决定去。经过商量，诸葛玄带上诸葛亮、诸葛均以及诸葛亮的两个姐姐同行，诸葛谨暂留在家乡伺奉继母。 　　大约就在兴平二年（195年）左右，诸葛亮随同叔父前往豫章郡上任，这一年，他十五岁。 　　曹操由徐州退兵后，陶谦虽然暂得喘息之机，但忧虑过度，一病不起。陶谦在病床上把主要助手（别驾）麋竺叫来，告诉他自己可能不行了，徐州今后的大事，只能交给刘备了（非刘备不能安此州）。 　　作为军阀，陶谦也想把位子交给自己的儿子。陶谦有两个儿子，名叫陶商和陶高，但陶谦觉得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只适合做普通老百姓。陶谦对担惊受怕的日子实在过够了，不想儿孙们受这个罪，所以临死之前交代由刘备来继任。 　　曹军撤退后，刘备仍然回到小沛。陶谦不久死了，麋竺遵照陶谦的临终嘱咐，率领徐州官民代表前往小沛迎接刘备，同行的还有地方实力派人物陈登，以及流亡到此的前北海国相孔融。对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这个大馅饼，刘备不敢贸然去接。他在徐州没有什么实力，在小沛局面也尚未打开，虽然头上有个豫州刺史的头衔，但豫州主要还是由袁术、刘表以及各种地方势力控制，自己的活动范围顶多也就是小半个下邳国那么大。能得到徐州地方实力人士的支持掌握一州，对于刘备来说还真没做过这么大的美梦。 　　在与迎接团座谈时刘备表示推让，无非说些才不足用、德未服人的话。 　　陈登说：“现在汉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于今日，徐州户数超过百万，虽然有点委屈您，但仍然希望您能屈尊就任。” 　　刘备继续客气：“袁术先生在寿春，离这儿也不远，袁先生家四世五公，海内所归，这个位子应该由他来坐。” 　　陈登说：“袁术这个人既骄且豪，不是治乱之主，我们可以帮助阁下组织起十万军队，上可以匡主济民，成就春秋五霸那样的事业；下可以割地保境，在史册上留下英名。” 　　孔融也从旁边相劝：“袁术这个人不是忧国忘家之人，顶多是坟墓中的枯骨而已（冢中枯骨），又何足挂齿？现在百姓拥护的是有能力的人，天赐良机，您要不接受，将来后悔都来不及。” 　　在刘备的心目中孔融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前两年孔融在北海国被黄巾军管亥部围困，不得已派部将太史慈去向邻郡的平原国求救，刘备那时正好担任着平原国相，他听说大名士孔融有求于己，激动不已：“孔北海先生也知道天下有个刘备吗？”于是发兵帮孔融解了围。 　　孔先生都发话了，刘备就不能再推辞了。刘备看火候也差不多了，不再摆谱，于是随同迎接团前往郯县，就任徐州刺史。 　　此事也有人反对，这个人是孔融的好朋友，此时在刘备手下任豫州别驾的陈群。陈群劝刘备：“袁术的力量现在还很大，如果您此时去徐州就任，一定招致他的怨恨，袁术和吕布联手，您即使得到徐州也难以成事。” 　　书上是这么记载的，从后来发展看也正如陈群之所料。但问题是刘备不接受徐州就有更好的选择吗？恐怕也不是。还是那句话，既然已经人在江湖，那就身不由己了。既然徐州有这个机会，没有风险要去，有风险也要去。 　　陈群字长文，颖川郡许昌县人。他的祖父陈、父亲陈纪、叔父陈谌都有名于当世。孔融的年龄介于陈纪、陈群之间，孔融先跟陈纪关系很好，以哥们相称，后来又交往了陈群，把陈群视为兄弟，把过去当哥们对待的陈纪改以长辈来待，以前见面拥抱握手拍肩头，如今再见面必然行跪拜之礼。 　　这就是孔融，在这些细节上很讲究。 　　现在，刘备由困难户转眼成了暴发户，有人看着眼红，有人看着不愤。袁绍不爽但没有办法，因为他正忙着对付公孙瓒，曹操不舒服也没有办法，因为他正与吕布艰难相持。但刘备还不能高枕无忧，因为袁术还闲着。 　　此前，袁术可能都没有怎么听说过刘备这个人，这小子居然坐收渔利，什么功夫都不费就得到了徐州，看着就来气。 　　袁术于是挥师北上，目标是徐州的刘备。刘备赶紧整顿人马，南下迎击，双方在徐州刺史部南部的下邳国、广陵郡一带交战，这里就是如今的微山湖南部地区，双方交手，刘备打起来有些吃力，虽然没有全线败退，但再打下去形势肯定会越来越不利。 　　刘备从平原国出来后也打过了几场仗，虽然有关羽、张飞和赵云这些猛将，但总是吃败仗的多。打曹操打不过，打袁术也不行。不过，刘备有一个优点，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屈不挠。另外，他还有个一般人不具备的优点：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能迅速调整自己的姿态，能屈能伸，能甘居人下。 　　面对袁术的凌利攻势，刘备做出决定：向袁绍求援。 　　这是刘备、袁绍的第一次合作。刘备原来属公孙瓒集团，后来依附于陶谦，这两个人都与袁绍集团相对立，袁绍不是刘备的盟友，而是敌人。 　　但敌人的敌人自然可以成为盟友，现在的敌人是袁术，袁术的敌人是袁绍，那袁绍也可以成为盟友。刘备派陈登前往邺县，递上亲笔信，表达愿意接受袁绍统一领导的意愿。 　　袁绍很高兴，刘备虽然属敌方阵营，但从来没有直接交过手，现在是袁术的敌人，自然是自己扶持和声援的对象，于是让陈登带回去双方合作的意向和他对刘备的良好祝愿。 　　有了袁绍的声援，刘备军威大振，危机暂时度过了。 　　第十一章 新的势力版图 　　〔公孙瓒杀了刘虞，吕布鸠占鹊巢与刘备共治徐州，刘璋成为益州的继任者，孙策靠着自身努力崛起于江东，刘表大力推行荆州的内部治理，加上袁绍和袁术，在这个势力版图上，曹操的对手们正在变得更加强大。〕 　　【一、刘虞之死】 　　在曹操忙于跟陶谦、吕布等人交战时，幽州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在回头看一下。 　　公孙瓒界桥失利后退回到蓟县，虽然他对袁绍的绝对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但实力仍然相当可观。袁绍被突如其来的胜利搞得似乎有点晕，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休整，就出师北伐，进攻公孙瓒。袁绍的情报工作可能做得不够好，没有完全摸清公孙瓒的底细。这个时候的公孙瓒仍然控制着幽州刺史部的大部分地区和冀州刺史部、青州刺史部的一部分，经过短时间动员，仍然可以征调起十几万大军。 　　这不是推测，而是有依据的。一年之后，刘虞发动十多万人攻打公孙瓒，公孙瓒轻松将其战胜，并将刘虞活捉，公孙瓒的实力可见一斑。 　　而袁绍派来攻打公孙瓒的只有几万人，实力并不占优势。更为不利的是，他既没有亲自出征，也没有派义、张徙这样的猛将来，而是派了一个专业很奇怪的人当主帅，这个人的名字叫崔巨业。在界桥之战前公孙瓒发布的讨袁檄文里，列举了袁绍的十大罪状，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他与星象学家（星工）关系密切，不仅对他们深信不疑，而且还整天跟他们一块吃吃喝喝（与共饮食），袁绍根据他们的天象报告占卜吉凶，然后决定哪一天可以到哪些地方抢劫。 　　公孙瓒的说法有些抹黑的嫌疑，但这些事总是有些根据的。袁绍的确信任几个搞星象学的人，其中最有名的就是这个崔巨业。 　　崔巨业率数万人马北上，攻入幽州刺史部的涿郡，此时公孙瓒的大本营在广阳郡的蓟县，与涿郡紧邻。崔巨业将军事重镇故安围住，开始攻城。这里虽然河网密布，但无险要可守，故安若失，则公孙瓒的南大门洞开。 　　公孙瓒没有给星象学家留下建功立业的机会，他亲自率领三万精兵由蓟县南下，增援故安。崔巨业围城多日没有进展，也不知道晚上偷偷跑出去看了多少回夜空，但脑子里仍然没有头绪。正在这时，听说公孙瓒亲自来解围，他倒也知趣，赶紧下令撤军。 　　然而，公孙瓒连这个面子也不给，追上他一顿猛揍，双方战于巨马水之畔，袁军死了七八千人，遭受惨败。公孙瓒挽回了界桥失利的面子，趁势将势力范围向南推进，委派田楷为青州刺史，把冀州刺史部的渤海郡、青州刺史部的平原国等地发展成敌后根据地或游击区。 　　崔巨业败北，袁绍心疼不已，不敢再大意，于是亲自率军北上，寻找公孙瓒的主力进行决战。袁军在龙河一带与公孙瓒军相遇，袁绍再摆迷魂阵法，让老弱残兵在前面诱敌，等公孙瓒主力冲杀而来时袁军主力杀上，再次大败公孙瓒。 　　巨马水之战和龙河之战，双方一胜一负，战成平局。战后公孙瓒的主力退回蓟县，继续派田楷、刘备等人向山东半岛一带发展。袁绍则派长子袁谭来与田楷、刘备来抢地盘，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在将近二年时间里他们互相不分胜负，并且也面临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史书记载，他们“互掠百姓，野无青草”。 　　龙河之战后，公孙瓒看到南线战事暂时无法取得突破，把着力点放在巩固幽州内部、壮大自身实力上，他决定跟刘虞彻底翻脸。 　　自从上次公孙越被杀之事发生后，公孙瓒与刘虞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公孙瓒这个人一向目无领导，自以为是，不执行上级决定，刘虞制定的民族政策是怀柔为主，为了搞统战，经常送给少数民族首领一些礼物，公孙瓒偏偏喜欢动武，半道上就给劫了，还在刘虞跟少数民族首领之间挑拨离间。 　　作为公孙瓒的顶头上司，刘虞对公孙瓒的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老头子一向待人谦逊，脾气也好，就这样经常也被气得要死。刘虞通知公孙瓒来开会，公孙瓒每次都推说有病不来。刘虞跟自己的心腹、太傅府人事处长（东曹掾）魏攸商量，想攻打公孙瓒。 　　魏攸知道真动起手来刘虞根本不是公孙瓒的对手，但没这么说，换了个说法：“现在天下人无不对您仰望，你手下也需要谋臣，公孙瓒文武双全，是有用的人才。现在虽然有些小过错，应该对他迁就一下。”刘虞听了才作罢。 　　可是不久，魏攸死了，刘虞再因为公孙瓒的事气不过的时候就没人来劝了。初平四年（193年）冬天，忍无可忍的刘虞调集十多万人马攻打公孙瓒。临出发前，手下一个叫程绪的参谋上来劝阻，盛怒之下的刘虞将程绪砍头示众。 　　公孙瓒此时在蓟县，他的人马还分散在各地，刘虞发动突然袭击，公孙瓒就是再能打也凶多吉少。关键时刻，公孙瓒在刘虞身边安排的卧底发挥了作用，这个卧底名叫公孙纪，因为跟公孙瓒同姓，二人以前来往就比较多，后来发展成公孙瓒的耳目，此时在刘虞身边担任参谋。公孙纪及时把情报送出，为公孙瓒防守和反击赢得了时间。 　　刘虞大军开到蓟县城外，刘虞下令：“只杀公孙瓒一个人，不要伤及无辜。”他同时命令士卒注意战场纪律，不要毁坏百姓的房屋，不得骚扰百姓。刘虞确实是个好人，是个有德之人，是幽州人民的好领导。但他不是一个好统帅。 　　司马迁借韩信的嘴评论项羽说：“项王对人，恭敬慈爱，说话从不高声大气（言语呕呕），人有疾病，一边流泪一边亲自送吃的，但这仅是所谓的妇人之仁。”作为幽州牧的刘虞，理应爱民如子，行仁爱之心。但作为十几万大军的统帅，此时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取胜，因为你必须为十几万条生命负责。 　　开展了仁爱教育的刘虞的军队，打起仗来畏手畏脚，攻了半天也拿蓟县城没有办法。公孙瓒瞅准时机，晚上派精锐数百人出击，一边攻击一边顺风放火，刘虞军大乱。刘虞携带家属和一部分士兵退到上谷郡的居庸县（今北京延庆一带），公孙瓒追击，围城三日城破，将刘虞及家人抓回蓟县。 　　开始公孙瓒还没有打算杀刘虞，州政府的往来文件还让他看（犹使领州文书），但是到第二年，发生了一件事，让公孙瓒不得不把给刘虞杀了。 　　这一年秋天，远在长安的朝廷不知道怎么又想起了刘虞，派段训为使臣前来幽州，增封刘虞的食邑，并任命刘虞一个新职务：督六州事。 　　这六个州，指的是幽州、并州、青州、冀州、兖州、凉州，简言之，就是整个北中国。刘虞集这六个州的军政大权于一身，这将是史无前例的一个职务。 　　但这对刘虞已毫无用处，即使他此时不是公孙瓒的阶下囚，他也无力调度目前实际控制着这六个州的公孙瓒、袁绍、曹操、吕布、刘备、袁术等人。 　　长安朝廷掌握在李等“三人小组”手中，他们抛出这项任命，目的是分化瓦解联军阵营，以党人来治党人。因此，“三人小组”在任命刘虞的同时，也拜公孙瓒为前将军，封易侯，督幽州、并州、青州、冀州四州，范围比刘虞小一些，但这四个州都跟刘虞的任命相重。 　　公孙瓒面临的选择是，如果承认朝廷的任命，刘虞仍然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如果不承认朝廷的任命，就要给出一个说法。公孙瓒于是旧事重提，向段训提出刘虞曾与袁绍合谋造反，想自己称帝。然后，他借用朝廷特使的名义，将刘虞斩首于集市之上。 　　临刑前，公孙瓒公开宣称：“如果刘虞真有天子的命，上天当有风雨相救。”这真是瞎扯，此时华北地区已经旱了很久了。刘虞于是被杀。公孙瓒下令将刘虞的首级送往长安，但是中途被刘虞一个叫尾敦的故吏劫下，进行安葬。 　　公孙瓒害怕民意反弹，就拉段训下水，胁迫他当幽州刺史。 　　刘虞在幽州多年，深得民望，有不少景仰者和追随者。公孙瓒杀了刘虞，在幽州的势力虽然扩大了，但也因此埋下了灭亡的祸根。刘虞一派的势力始终存在，代表人物有鲜于辅、阎柔、田畴等人，袁绍利用他们与公孙瓒周旋，最后消灭了公孙瓒。但袁绍似乎又处理不好跟他们的关系，这派力量中的大多数人日后转而支持了曹操，在曹操统一北方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吕布反客为主】 　　兴平二年（195年）夏天，吕布被彻底赶出了兖州。从他上一年夏天被张邈、陈宫迎进兖州到现在，刚好是一年时间。 　　一年之间，兖州八郡经历了天翻地覆的转变，也饱受了战火的摧残。所以，当战事告一段落之后，荀、毛等人就建议曹操暂停军事行动，发展地方经济，休养生息，恢复元气。 　　就在曹操考虑如何经营兖州的时候，失去地盘的吕布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他想了想，只好投奔徐州的刘备。 　　吕布此举实属无奈。他此时已是天下闻名的人物，论资历和知名度，刘备差得都不是一两个档次。但若论实力和地盘，吕布又跟刘备没法比。一个是新上任的徐州刺史，正跃跃欲试；一个被曹操打得落花流水，无处可去。 　　吕布亲自前往徐州来见刘备，表达愿意投靠的意愿。此时的刘备，已将大本营由徐州刺史部的治所郯县移到下沛国的治所下邳县。吕布见到刘备时，态度毕恭毕敬，跟刘备还套起了近乎：“我跟您都是边地人，真是缘分呀。我杀董卓，本应该得到天下人的敬重，但却没有人愿意接纳我，所以来投奔您。” 　　吕布是并州刺史部五原郡人，刘备是幽州刺史部涿郡人，本来拉不上老乡关系，但在吕布嘴里五原郡和涿郡都是边地，怎么说也算半个老乡吧。 　　吕布把刘备请到自己营帐中做客，喝完酒，邀请刘备到内帐之中，请刘备坐在自己妻子的床上，然后把自己的妻子叫出来拜见刘备，为刘备斟酒布菜（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吕布的妻子名字叫什么没有记载，但肯定不叫貂婵，因为那只是个虚构的人物。“貂婵”这两个字也不是人名，而是后宫里女官的名称。关于这方面的考据文章甚多，此处不予赘述了。 　　吕布跟刘备还称兄道弟，刘备生于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小曹操五岁，此时虚岁三十五岁。吕布生年不详，但他把刘备称为老弟，可见他比刘备年长。 　　印象中，此时的刘备应该是三缕长须飘在腮下，一副长者模样，而吕布则是英俊小生的打扮，成为女士们的偶像。看来，这纯属误解。 　　当年，担任青州刺史部平原国相的刘备接到了被黄巾军管亥部打得抬不起头来的北海国相孔融的求救，激动得瞬间心跳到了一百八：海内大名士孔融居然知道他刘备的名字！ 　　而现在，刘备的心跳估计应该达到了二百：比孔融更有名、更有本事的当代名将吕布不仅知道他刘备的名字，而且对自己如此恭敬，愿意投奔到自己手下！ 　　刘备好激动，也有点感动，他亲自迎接吕将军，给予盛情接待，对于吕布投奔自己的请求，更是想都没想就表示同意。 　　刘备犯了一个大错，在这一点上他不如袁术、袁绍甚至张杨。 　　先不说吕布的诚信记录有问题，仅从目前局势判断来看，刘备也不应该收留吕布。刚刚就任徐州刺史的刘备，立即受到袁术的攻击，无奈之下，刘备主动向袁绍表示效忠，并得到袁绍的认可，名义上他跟曹操一样，都属于袁绍阵营。 　　吕布是什么人？吕布是袁绍正在通缉的人，也是刚跟曹操拼得你死我活的人。刘备收留了吕布，将自己的战略思想引向了混乱。 　　刘备在微山湖南部一带被袁术压制得喘不上气的时候投靠了袁绍，虽然没有此后袁绍提供给刘备哪些具体帮助的记载，但刘备因为有袁绍作外援，已经度过了当时的危机。 　　日后，当刘备再次面临敌人攻击的时候，袁绍还会不会提供帮助呢？ 　　这个问题刘备没有多想，可能他被吕布拍得有点晕乎，也可能他贪慕吕布手下的人马，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他正式接纳了吕布，并且给他找了一个好地方，安排了一个好差事。 　　刘备当年作为外援被陶谦引进的时候，陶谦让他驻扎在沛国的小沛，这里好比是日后荆州外围的新野，地处敌我之间的要冲，实际上是徐州的一面挡箭牌。 　　刘备给陶谦挡过一回箭，现在刘备又把这个光荣的任务转交到吕布手上，希望他给自己也挡一回箭。当然，这仅仅是刘备的个人想法。 　　小沛即沛县，汉高祖刘邦的老家，因为它属于沛国，为了在名字上有所区别，习惯上把它称为小沛。沛国不属于徐州刺史部，而属于豫州刺史部，如前所述，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像是插在兖州跟徐州之间的一把剑。由于吕布到了豫州的地盘上，刘备顺便也送给吕布一个新头衔：豫州刺史。这个职务此前由刘备兼任，是陶谦生前表奏给刘备的，刘备此时已经担任了徐州刺史，就把豫州刺史让给了吕布。 　　豫州至少还有一个刺史叫郭贡，是袁术表奏的，郭贡之前，袁术还曾短暂地表奏过孙坚的侄子孙贲为豫州刺史，但不久就派他到南方工作去了。刘备让吕布当豫州刺史，目的至少有两个：一是替自己抵挡名义上的盟友、潜在的敌人曹操，二是跟自己眼前的敌人袁术抢地盘。 　　刘备盘算得很好，但事情的进展却不如他所想，因为他对吕布这个人实在太缺乏了解了。 　　第二年，也就是建安元年（196年）春天，袁术再次由寿春对刘备发起了进攻。刘备让张飞留守在下邳，自己率领关羽、赵云等人南下迎敌，双方交战的地点跟上次差不多，在盱眙、淮阴一带，即今天的微山湖南部地区。 　　在河网密布、丘陵纵横的江淮地带刘备跟袁术都没能取得速胜，双方陷入僵持，这样一来，刘备的后方基地出了问题。 　　刘备入主徐州以后，内部形势并不稳定，徐州本土派人士不是所有人都服气刘备，也有暗生不满的，下邳国相曹豹就是其中的一位。 　　曹豹见刘备被袁术牵制在南线作战，留守的张飞兵力有限，认为机会难得，就有意挑起叛乱，但被张飞提前发现，把曹豹杀了。 　　曹豹虽死，但叛乱未停，下邳国大乱。袁术知道消息，派人秘密给在小沛的吕布送去一封信，让他趁机夺取下邳，进而占领徐州，抄了刘备的后路。 　　袁术写给吕布的信保留在《英雄记》一书中。袁术对南阳郡的不愉快只字不提，反而大大吹捧吕布，说他立下了三件大功，分别是诛董卓、袭兖州、帮助自己破刘备。 　　吕布在张邈、陈宫的帮助下从背后下手袭取了曹操的兖州，这件事在袁术看来是正义的行动，他的理由是，当时朝廷正式任命的兖州刺史是金尚，他到兖州上任，结果被曹操打跑，是吕布为朝廷主张了公道（复明目于遐尔）。 　　其实这有点东拉西扯，袁术起兵的时候恐怕并没有想过自己的身份是否合法，他还扣留过朝廷的特使，随意任命官吏。现在，就连朝廷都变得很务实了，已经正式任命曹操为兖州牧，袁术还旧事重提，实在是相当无聊。 　　不过，袁术的目的是吹捧吕布，跟他拉近乎。袁术说完吕布三大不世之功以后，紧接着开出了双方合作的条件，袁术请吕布拿出当年袭取兖州的劲头再袭取徐州，为此他愿意为吕布提供二十万斛粮食，而且说明这仅是第一批，以后还会源源不断，至于兵器战具，要多少有多少（它所乏少，大小唯命）。 　　吕布接到袁术的信，大喜过望，立即整军出发，直奔下邳。 　　据《英雄记》记载，吕布奔袭下邳不仅带来了步兵和骑兵，还有一支新军：水军。这应该是吕布到小沛后新组建的部队，这支水军行进的路线应该由泗水河南下而来，因为小沛和下邳城都在泗水河畔。 　　吕布率水陆两军在下邳城以西四十里的地方会合、驻扎，张飞手下的中郎将许耽悄悄派出一个叫章诳的团长（司马）来见吕布，表示曹豹被杀后，城里大乱，丹阳兵决定反攻刘备，他们有一千多人控制了下邳的西门，可以里应外合。 　　许耽是丹阳郡人，是陶谦的老乡，此人可能跟曹豹一样，是陶谦的旧部。吕布得信大喜，连夜进军，到达下邳城西门。此时天刚亮，负责守卫此门的丹阳兵果然打开城门，迎接吕布入城。 　　下邳城当地人称西门为白门楼，这是一个跟吕布有缘的地方。吕布此时登上城楼，坐在上面指挥城内的巷战。张飞不是对手，落荒而逃。吕布把刘备的妻小以及刘备手下各位将领的家眷全部俘虏。 　　整个事件进行得很顺利，吕布是受益者，袁术的受益更大，让人不由怀疑从曹豹到许耽都是袁术精心策划的，加上吕布的配合，让事情进展得出奇顺利。 　　在前线作战的刘备闻知此讯如五雷轰顶，他顾不上袁术，立即回师下邳，但手下人知道眷属们都在吕布手里，无心作战。刘备看到没有获胜的希望，只好带着人又南下，与袁术作战，但被击溃。狼狈不堪的刘备一直退到广陵郡的海西县，此地大约位于今江苏省灌南县，如今是内陆，而在当年则是沿海。刘备再退就得到海里当渔民去了。当时城里严重缺粮，官民甚至相残，出现人吃人的惨象。 　　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刘备手下的从事麋竺给了他最大的支持。麋竺是徐州刺史部东海郡人，是陶谦的旧部，对刘备很看好。麋家世代经商，是当地的富豪，麋竺和兄弟麋芳散尽家财支持刘备，同时集合了仆人、宾客和族人共两千多人加入到刘备的队伍中。不仅如此，麋竺还把自己的妹妹嫁给刘备当夫人。刘备在小沛时娶的当地人甘氏，此时已落入吕布手里。 　　麋竺在刘备事业最低谷的时候倾全力支持刘备，看得出来他很有眼光。麋竺此后一直追随刘备，深得刘备信任，是商人从政的成功代表。 　　虽然有麋氏兄弟的大力支持，刘备暂时可以不当渔民，但前途仍然黯淡。在走投无路之际，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决定：投降吕布。 　　这件事要换成袁绍或袁术，那是宁死也不会干的。换成是曹操，估计也够呛。但吕布能做出来的事，刘备也能做出来，在别人看来不可能的一件事，恰恰成了最现实的问题解决方案。吕布听到刘备来降，慨然接纳，不仅把俘获的刘备及手下人的家眷全部归还，还给刘备找了一个好地方，安排了一份好工作。 　　想必大家已经猜出来了，这个好地方就是小沛，这份好工作就是豫州刺史。 　　吕布的逻辑跟之前的刘备以及刘备之前的陶谦都一样，把刘备放在敌我之间的缓冲地带当盾牌使。吕布自称徐州牧，表奏刘备为豫州刺史，二人的职务来了个乾坤大挪移。这样，徐州的局面总算暂时稳定了下来。 　　对曹操而言，刘备和吕布都是不能掉以轻心的对手，这两个人如果团结起来，问题更麻烦。现在，他们出现了内讧，相对容易对付的吕布又暂时得势，这不失为一个好消息。 　　【三、易水岸边的超级防线】 　　此前，公孙瓒杀刘虞，占据大部分幽州，并积极向冀州、青州等地扩展。 　　但是，此人打仗有一套，搞地方治理却不怎么行，尤其是用人上，他有一个奇怪的理论，即不重用品德高尚的人，而重用那些平庸无才之辈。有人问他原因，他说：“对衣冠子弟以及品格高尚的人，你给他富贵他认为这是应该的，而不会感激你。” 　　受到公孙瓒重用的人有刘纬台、李移子、东何富等人，光看看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厉害的角色。公孙瓒跟他们结拜为兄弟，自己称老大。这几位完全符合公孙瓒的用人条件，其中刘纬台是算命的出身，李移子是布贩子，东何富是小商贩。 　　公孙瓒还重用太原郡人关靖。此人一贯严刑峻法虐待百姓，在公孙瓒面前一味逢迎拍马却没有什么才能。幽州被公孙瓒和他所亲信的这帮人弄得民怨沸腾，大家都思念刘虞，对公孙瓒颇有怨言。刘虞的旧部鲜于辅、齐周、鲜于银等人趁机反抗公孙瓒，他们知道广阳郡人阎柔素来有很高声望，就推举阎柔为乌桓司马，由阎柔出面征召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军队，加上汉人，组成联合军团，人数多达数万人，进攻公孙瓒所属的渔阳郡太守邹丹。 　　双方战于潞河（今朝白河）以北。邹丹不是对手，向公孙瓒求救。 　　公孙瓒不去救援，他的理论是，如果救援，会让以后遇到类似情况的将领因为依赖援兵而不奋力战斗，如果不救，反而会激发他们的斗志，奋力自救（救一人，使后将恃救不力战；今不救此，后将当念在自勉）。 　　看来公孙瓒的思维方式真有点与众不同。邹丹因为等不来救兵，被阎柔、鲜于辅等人所杀。以后，公孙瓒的手下遇到了邹丹这种情况，都知道公孙瓒不会来救他们，干脆投降。 　　鲜于辅等人也得到了袁绍的响应，袁绍命令义和刘虞之子刘和领兵北上，配合鲜于辅的行动。公孙瓒前后受敌，势力范围受到很大压缩。 　　如果袁绍一鼓作气，公孙瓒可能提前被消灭，但此时发生了臧洪事件，袁绍不得不抽调主力转入南线作战，公孙瓒得以喘息。 　　袁绍主力在东武阳城下被臧洪牵制达一年之久，袁军还未强大到能同时打赢两场大战，只好在此期间北线暂时转入守势。公孙瓒趁机将主力集结到易水一线，在此修筑了闻名于世的易水防线。易水位于幽州与冀州的交界处，由上游的卢水、雹水、顺水、徐水等河流交汇而成，这是条古老的河流，战国时期燕太子丹送荆轲刺秦王时于此作别，高渐离击筑而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使此河名扬天下。唐代骆宾王有一首诗《于易水送人》：“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公孙瓒此时被封为易侯，其封地易县位于易水之上。公孙瓒趁袁绍腾不出手来进攻自己的空档，以易县为中心，沿着易水大修军事工事。 　　公孙瓒在易水的北岸挖了十多重战壕，每隔一段又堆起五六丈高的土山，在土山上修起楼观，据《英雄记》所载，这种楼观数以千计，公孙瓒手下的将领分别居于这些楼观之内。 　　这其实就是由密网交织的交通壕所联结的碉堡群，这种碉堡被称为“京”。“京”是甲骨文里的象形字，即筑起的高丘，上面有耸起的尖端。 　　这上千个碉堡筑起了坚固的易水防线，其核心地带是公孙瓒亲自居住的易京，其下的土山高达十余丈，足有六七层楼高，在上面修有楼观，下面用铁门封死。公孙瓒居于楼上，楼里只有婢女和女官，有需要公孙瓒批阅的公文，都通过绳子吊上来，等批示完再用绳子吊下去。 　　公孙瓒在堡垒里囤积了三百万斛粮食，他告诉手下：“从前以为天下事可以挥手而定，现在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兵法上说‘百楼不攻’，现在我有上千座楼观（楼橹千重），等到这些粮食吃完，也就能把天下事弄明白了（足知天下之事矣）。” 　　公孙瓒引用的“百楼不攻”不知道出自哪部兵书，也许是公孙瓒个人的军事思想。汉代一斛合如今约一百三十五斤左右，三百万斛约合四亿斤、二十万吨，载重八吨的卡车要拉二万五千车。这么多的粮食不可能都囤积在公孙瓒住的易京一座碉堡里，可能是易水岸边上千座碉堡囤粮的总和。公孙瓒发明的易水防线与对传统的城池型防御工事完全不同，它更注重立体作战和协同作战，一改拒敌于城外的战法，把敌人放进来再打，凭借坚固的工事和充足的粮食，待敌军进入碉堡网后四处出击，将其击败。 　　袁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终于将东武阳的臧洪解决了。等他缓过劲来重新审视北线战场时，吃惊地发现横亘在他眼前的是一道数百里长，从未见过、却牢不可破的超级防线。 　　袁绍试图展开进攻，却遭到了惨重打击，进攻的部队好不容易攻到堡垒下面，结果都被占据有利地形的敌军以弓箭、乱石等武器打得抬不起头来。 　　袁绍想突破这道防线，连攻了数年之久，仍然一筹莫展，不得要领。易水防线，成了袁绍的梦魇。 　　公孙瓒此后也不再出击，只待在他的超级堡垒里，在一大群婢女和女官陪伴下，过着他的逍遥日子。直到四五年后，袁绍充分解决了各种外围的敌人，力量发展到足够大，才集结优势兵力于易京之下，费尽心机，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才将其攻破。 　　这道防线迟滞了袁绍统一北方的步伐，牵制了袁绍的行动，给曹操发展壮大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 　　从这个意义上说，臧洪和公孙瓒都是袁绍的克星，也是曹操的福星，没有他们，曹操超越袁绍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四、孙策：成长最快的明星】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初平三年（192年），一代名将孙坚在荆州襄阳城外的岘山死于敌人的一次袭击，享年三十七岁。此时，孙坚的长子孙策年仅十六岁，次子孙权九岁，正跟他们的弟弟孙翊、孙匡、孙朗以及母亲吴氏在庐江郡的舒县。 　　孙坚死时，他手下应该有数万人之多，这些是孙坚一手拉起来的队伍，其中不乏韩当、程普、黄盖、朱治这些日后的名将。但是，由于孙坚死得突然，没有一点征兆，也没有留下任何政治遗言，他的这些子弟兵，后来都被袁术吞并了。 　　袁术把这些队伍的编制打乱，另行组编。孙坚死后孙氏在部队里的唯一代言人是孙坚的侄子孙贲，开始他接替孙坚成为豫州刺史，不久，袁术另表他为丹阳郡都尉，把他派到南方打游击去了。孙坚拉起来的队伍，彻底让袁术给黑了。 　　当初把孙策母子留在舒县，一半是孙坚的决定，另一半是因为舒县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跟孙策关系特别要好。这个人，就是周瑜。 　　周瑜字公瑾，舒县本地人。周家在舒县可谓第一大户，他祖父的兄弟周景当过太尉，周景的儿子周忠此时正在长安的朝廷任职，先担任太尉，后改任卫尉。周瑜的父亲周异当过洛阳令。周景在士人中名望很高，曾经提拔过李膺、陈蕃、杜密、荀绲、朱寓等著名党人。 　　周瑜长得相貌英俊，跟孙策同岁，关系十分要好。孙家到了舒县后，周瑜把府里最好的南大宅让给他们住，两家成为通家之好。 　　孙坚死后，孙策一下子挑起了整个家族的重担，对于下一步如何发展，他心里很是茫然。周瑜建议他去找一下名士张，听听他的建议。 　　张字子纲，广陵郡人，早年上过太学，拜韩宗为老师，专习《易经》和《尚书》，成为一名学者。这个人不读死书，喜欢将书本知识活学活用，视野开阔，看问题很有见解。孙策大老远跑去找他，正逢张因为母丧在家守孝，见到了张，说明来意后，却被张婉言拒绝。 　　孙策很着急。据《吴历》一书说，孙策急得涕泪横流，对张说：“久闻您的大名，今天的事，只有您能给拿个主意（今日事计，决之于君），请您务必给出建议，以不负我对您的高山之望。如果我能微志得展，血仇得报，这是您的功绩，也是我心中所望啊！” 　　孙策的真诚打动了张。张帮孙策分析了形势，指出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他们之间的这次谈话很重要，有人认为是孙吴版的“隆中对”，因为这次谈话的地点在广陵郡的江都，也被称为“江都对”。张说： 　　“从前周朝国运衰落，但是有齐国、晋国一起来光复它，这是诸侯王应尽的职责。现在您继承了令尊的事业，又有骁勇善战的名声，如果现在投奔丹阳郡，在江南的吴郡、会稽郡一带发展，那么日后扬州、荆州也不在话下，据守长江，奋威德，诛除郡秽，匡辅汉室，功业岂不跟当年的齐桓公、晋文公一样？如果是这样，我愿意联络各地的好朋友，渡江辅佐将军。” 　　孙策听了，如梦方醒，激动不已。 　　在这个规划中，张告诉孙策不要在袁术这边耽误时间了，应该及时向长江以南发展。扬州刺史部有六个郡，其中江北有两个郡，分别是庐江郡和九江郡；江南有四郡，分别是丹阳郡、吴郡、会稽郡和豫章郡。袁术移师寿春后，江北的两个郡已经基本为其掌握，而江南的四个郡，则基本上不在袁术掌握之中。 　　江南四郡的郡守或实际控制者分别为吴景、刘繇、王朗和诸葛玄。吴景和诸葛玄名义上属于袁术，但吴景是孙策的舅舅，加上都尉孙贲是孙策的堂兄，丹阳郡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袁术表诸葛玄为豫章郡太守，但豫章郡形势很混乱，各种势力都想染指，诸葛玄到任未能控制局面，袁术失去了对豫章郡的控制。剩下的吴郡实际控制者刘繇，原为扬州刺史，袁术来寿春后把他赶到了江南，可以看做是袁绍在袁术身后布下的一颗子，袁术必欲除之而后快；会稽郡太守王朗，原是陶谦的属下，是长安朝廷正式任命的太守，政治倾向不明朗，还算不上袁术阵营里的人。 　　江南四郡此时正是一团乱，袁术想一口吞下，无奈力不从心，其他势力相距较远，鞭长莫及。所以，张劝孙策南渡长江，以丹阳郡为基地，统一江南，之后虎视荆、扬，成为一方霸主。孙策认为有理，就跑到寿春，见着袁术，想要回父亲孙坚留下来的子弟兵，之后渡江南下。 　　据《江表传》记载，袁术很欣赏孙坚的这个儿子，但“不肯还其父兵”。孙策找得多了，袁术就出了个主意，说丹阳郡是出精兵的地方，你的舅舅在那里当太守，你不如到丹阳郡去募兵。孙策无奈，渡江去了丹阳郡，在舅舅吴景的帮助下，很快募得几百人，但是到泾县（今安徽泾县）时，遭到当地土匪祖郎的袭击，队伍被打散，孙策险些丧命。泾县，就是后来皖南事变的发生地，看来这里林深树密，地势险峻，自古以来行军至此就很容易遭遇埋伏。 　　孙策募兵无果，又回到寿春，隔三岔五去找袁术要他爹留下的队伍。袁术烦了，就把孙坚当年队伍里还没有被拆散的一千多人还给了孙策。这支队伍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其中包括韩当、程普、黄盖、朱治等人，对孙策的意义非同一般。 　　袁术把人给孙策也是有条件的，他让孙策帮助自己平定九江郡，答应事后任命孙策为九江郡太守，孙策给袁术出了力，但到头来袁术却任命陈纪为九江郡太守。袁术又让孙策帮他平定庐江郡，并且特别说明，上次食言是自己的不对，这回一定任命孙策为庐江郡太守。孙策又帮助袁术平定了庐江郡，但袁术像是得了失忆症，再也不记得当初说过的话，任命刘勋为庐江郡太守。这个刘勋，就是曹操早年的那个好朋友，后来他也归附了曹操。 　　摊上这种朝三暮四、毫无信誉可言的领导，孙策真的觉得很受伤，也很无奈，他决心离开袁术，按照张的建议到江南发展。 　　孙策告诉袁术：“我愿意到江南去，协助舅舅吴景平定江南各郡，到时候至少可以为您募得三万甲士，助您完成匡辅汉室的大业。”袁术一听大为高兴，批准了孙策提出的行动计划。大约在兴平二年（195年）初，也就是曹操二次征徐州回师与吕布苦战的时候，孙策渡过长江，开始了自己的拓疆之旅。 　　长江流到安徽境内时有一段向东北方向斜流，古人习惯以此段为标准确定东西和左右。把今天安徽省芜湖市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即苏南、浙江北部、皖南部分地区以及今江西的赣东北称做江东。司马迁《史记》中就有“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干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同时，古人以东为左，以西为右，江东又称为江左，江西则称为江右。 　　孙策的开拓江东之战打得激烈壮阔，在程普等宿将以及周瑜、张、张昭等人的帮助下，依靠舅舅吴景、堂兄孙贲等人的鼎立支持，打死了刘繇，赶跑了王朗，打退了陈登、刘勋等人的进攻，清剿了境内的严白虎、邹他、钱桐、王晟、许贡等土匪，收服了华歆、虞翻、太史慈、祖郎等人，仅用了三四年时间，就基本上拥有了江南四郡。 　　关于这段历史，与以后叙事有关的还将补述，此处只作简单交待。 　　孙策的崛起是汉末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孙策靠着自己卓越的军事才能和个人号召力，趁着其他割据势力无力插手江东之机，迅速平定了丹阳郡、吴郡、会稽郡的大部以及豫章郡的一部，拥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事实上脱离了袁术的控制，成为上升最快的割据力量。 　　孙策的崛起短时期内对曹操是有利的，孙策渐渐脱离袁术的控制，为曹操下一步战略布局提供了新思路。面对袁术这个敌人，曹操可以通过拉拢孙策来牵制袁术。 　　从长远来说，孙策及他的继任者孙权，最终将成为曹操最可怕的对手之一。 　　【五、刘璋：生性软弱反而占便宜】 　　兴平元年（194年），在西南方的益州刺史部发生一件大事，益州牧刘焉死了。 　　刘焉就是那个提出“刺史改州牧”建议的人，这项政治改革被朝廷采纳后，他又是首批被任命的州牧之一，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他来到益州上任。 　　跟着刘焉一块来益州的，还有他的心腹智囊、星象学家董扶，以及赵韪、吴壹等人。他们一行人打算从荆州溯长江而上到达益州，但到了州界一打听，把他们吓了一跳：益州境内的农民起义闹得正厉害，就靠他们这几个文官，贸然前去必定是送死。 　　前面说过，益州的民风向来剽悍，充满反抗精神。前益州刺史俭贪婪残暴，激起了马相、赵抵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也打着黄巾军的旗号，杀死了俭，后来马相干脆自己称帝，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 　　刘焉等人徘徊不前，不知道该进还是该退。正在心灰意冷之际，好运气来了，从益州传来消息，马相等人被镇压下去，益州基本上平定了。立下这件大功的，是益州刺史部前从事贾龙。贾龙的角色，有点像陈宫、麋竺，是本地人，也是实力派，他们的政治倾向足以影响本地的局势。贾龙平定益州后，听说上级派来的新领导被困在州界，赶紧派人前来迎接。 　　这样，刘焉拣了个大便宜，没有费劲就得到了益州。他把州治迁到绵竹，开始了对益州的治理。刘焉这个人，应该说还是有些本事的，在摆平本土派与外来派之间的矛盾上，可以看出他颇有些手段。 　　当时益州的政治格局分为两大派，一派是贾龙这样的本土人士，在镇压马相起义中立下大功，本应得到回报；另一派是董扶、赵韪这样的外来户，根基尚浅，但占据高位。 　　刘焉本人也是外来户，当时还有大量涌入益州避难的从关中、荆州地区来的人，刘焉从他们中选拔出一支队伍，称为“东州兵”，是外来派的嫡系力量。 　　刘焉本来还不能跟本土派撕破脸，后来由于有东州兵撑腰，他决定先发制人。灵帝初平二年（191年），刘焉找了个借口杀了本土派重要成员王咸、李权等十余人，逼得贾龙、任岐等本土派人士起兵反抗，其实刘焉早有准备，不仅调动了东州兵，而且引进了羌族雇佣军，很快便将贾龙、任岐杀了，本土势力受到打击，刘焉在益州的地位得以巩固。 　　但这是威权之下的表面现象，益州本土势力的生命力依然顽强，他们暂时虽然屈服，来日还将爆发。到那时，益州的政治分野更加复杂，随着大量外地人口的涌入，除了本土人、外地人、东州派这些政治势力之外，扶风集团在益州也悄然兴起，大家各怀心事，有劲不往一处使，加上继任者的软弱，终于一步步把刘焉父子在益州经营的基业引向了灭亡。 　　在处理益州内部政治矛盾上，刘焉虽然手段很强硬，但这种“硬着陆”的手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政治硬伤，也为日后留下隐患。 　　刘焉平定益州后的另一个重大动作是与汉中割据势力张鲁集团的结合。 　　张鲁和他的父亲张衡、祖父张陵都是早期的道教领袖，经过他们祖孙三代人的努力，创建了一支叫“五斗米教”的道教组织。到了张鲁时，他自称天师，以秦岭以南的汉中地区作为根据地，通过传教扩大势力。 　　汉中郡属益州刺史部，作为益州牧，刘焉有义务对张鲁集团出兵镇压，但他却采取了另一种策略：合作。 　　刘焉私自授予张鲁一个督义司马的官职，并且派司马张修协助张鲁攻击自己的下属、汉中郡太守苏固，让张鲁占据了汉中。张鲁在汉中郡站住脚以后，仍然大力推行道教主张，建立了一套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名义上受刘焉节制，但是有很大的独立性。 　　汉中郡是益州的北部屏障，要进入益州，必须先进入汉中，再越过数重极险要的关隘才能到达。关中和汉中之间是巍峨的秦岭山脉，在高山峡谷间仅有数条险峻的小道可以通行，在最险要的地方，只能靠人工修筑的栈道通过。 　　刘焉密令张鲁烧掉秦岭山中的那些栈道，切断了益州北面的出入口。益州的东面是大巴山和长江三峡，南面是尚未开化的少数民族地区，西面是荒无人烟的高原，在这个四面封闭的世界里，刘焉找到了做皇帝的感觉。 　　刘焉挺感激董扶，当初就是他力劝自己来益州，看来这个地方真好，只要张鲁替自己守好北大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让刘焉对张鲁放心的还有一个原因，它记录在《后汉书》里。据说张衡的妻子、张鲁的母亲很懂得养生，年龄已经挺大了但面容仍然像少女一样（有少容），而且很会装神弄鬼（兼挟鬼道），经常到刘焉家做客，一来二去就跟刘焉好上了。在刘焉眼里，可能已经把张鲁当成半个儿子看待了，所以更放心。 　　刘焉自己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刘范、刘诞、刘瑁和刘璋。刘焉来益州上任时，身边只带着老三刘瑁，其他三个儿子都留在了洛阳。这估计是朝廷有意安排的，把刘焉的三个儿子留在洛阳也算是人质吧。 　　董卓以及以后的李、郭汜等人对刘家当人质的这哥几个还不错，让老大刘范当了左中郎将，老二刘诞当治书御史，老四刘璋当奉车都尉，基本上都属于中高级领导干部。 　　有一天，朝廷接到了密报，说刘焉在益州图谋不轨，证据是他在益州制作了只有天子才能乘坐的舆车，并且多达千余辆，这可是大逆不道之罪。 　　打这个小报告的人是刘表。刘表告状信上有一句很意思的话，说刘焉现在就像当年子夏在西河教书时被人当做圣人孔子一样（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子夏是孔子的弟子，他在西河教书的时候，由于处处摆的是老师孔子的谱，所以被人误以为是孔子。 　　刘表向朝廷强烈暗示：刘焉想造反。 　　朝廷此时已迁到长安，献帝刘协接到刘表的报告不能不管，就派刘焉的四儿子刘璋回到益州规劝老爸认清形势、迷途知返。在刘焉三个儿子里之所以选刘璋回去，一来因为他年龄最小，二来刘璋这个人性格软弱，温和宽厚，不具有攻击性，未来对朝廷的危害最小。 　　可是，刘璋却没有完成任务，反而被老爸留了下来（焉遂留璋不还）。 　　兴平元年（194年），益州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一场莫名其妙的“天火”将绵竹城烧得面目全非，大批百姓的房屋被烧成废墟，同时把刘焉暗地里制作的舆车也全部烧毁，刘焉不得已，把治所迁到绵竹邻近的成都。 　　刘焉是个特别迷信的人，他觉得这把火来路不明，非常不吉利，心情很沉重。就在这时，传来他留在长安的两个儿子刘范和刘诞因为参与了一场未遂政变而被杀的消息，刘焉痛不欲生（既痛其子，又感祆灾），背上发毒疮（痈疽）而死。 　　刘焉作为刘氏宗亲成员，自身有一定能力，始终都在为一己之利而忙活，在后世落下个野心家的名声。 　　刘焉死后，赵韪等实力派力推刘璋继任。刘璋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叫刘瑁也在成都，但赵韪等人一致支持刘璋，有分析认为，这是缘于刘璋的性格，由于他为人温和、软弱，反而被实力派们相中。在此后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刘璋一直统治着益州。 　　【六、刘表在搞什么】 　　安南将军、荆州牧刘表告了刘焉的黑状，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自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没有问题，对朝廷忠心耿耿，按时派人朝贡，从没有非分之心。 　　事实也确是如此。虽然都姓刘，刘表比刘焉的野心小得多。刘表只想当他的荆州牧，既不想招惹谁，更不想篡位当天子，刘表不是野心家。 　　但是，他的这种立意自守、无四方之志的性格，在当下的乱世中，注定会以失败告终。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你不想吃掉别人，结果就是你被别人吃掉。 　　不过，现在还是刘表事业上最辉煌的时期，因为他待的荆州这个地方实在太好了，占尽了天时和地利。 　　岘山之役，劲敌孙坚意外丧命，让刘表度过了最大的危机，袁术不久又撤离了鲁阳，刘表身边的威胁全部解除。 　　中原地区连年战乱，形成多次难民潮，为了躲避战乱，中原地区的人开始向边境地区大规模迁移，主要的目的地，一个是辽东地区，一个是益州，还有就是荆州和江东。当然，也有一小部分逃到了更远的交州，即今日的两广、越南一带。 　　在这些地方中，逃到荆州的人最多，因为相对而言这里与内地的交通最便利，而且刘表主政以后，荆州很少再起大规模的战事，相对安宁。 　　荆州气候适宜农业发展，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也吸引大量逃难的人来此定居，其中包括大批的士人、官吏。 　　人力资源是重要的生产力因素，也是国力、军力的重要体现，没用几年时间，刘表就发展成为“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割据势力，在当时，其综合实力仅次于袁绍集团。 　　如果把“治世能臣”的称号给刘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刘表在地方治理方面确实有一套，他来荆州之前，这里是“人情好扰，加以四方震骇，寇贼相扇，处处糜沸”，经过他的治理，这里变成了“万里肃清”之地，俨然是东汉帝国最后一片乐土。 　　据《后汉书》说，刘表在荆州的治理很有成效，做到了“沃野千里，士民殷富”，官民们都很高兴而且佩服（大小咸悦而服之）。这应该不完全是溢美之词。 　　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之后，刘表大抓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他兴建学校，援引名师，博求儒术，培养人才。当时洛阳残败，太学被废，刘表在襄阳设立的官学，成为当时全国最好的学府，进一步吸引了各方有识之士和希望求学的人纷纷从各地迁往荆州，使荆州代替洛阳成为全国的学术中心，荆州学校的规模和制度远远超出郡国学校的范畴，不妨说是洛阳太学的南迁。 　　文化教育事业在荆州的大繁荣，催生出一个新的学派：荆州学派。其代表人物有宋衷（一名宋忠）、司马徽、颍容等，使得帝国的文脉不至于因战乱而中断，成为动乱年代文化事业上硕果仅存的一朵奇葩。 　　这个时期来荆州避难的北方士人，较为知名的有徐庶、石韬、孟建、崔州平、王粲、和洽、杜袭、赵俨、裴潜、韩暨、司马芝、繁钦、傅巽、邯郸淳、司马徽等人，其中有些人前文已有提及。王粲在老师蔡邕被杀后怀着悲愤之情来到荆州，他跟刘表是同乡，他的爷爷王畅是刘表的老师，因为这层关系，王粲到了荆州以后很受重视，成为为数不多的在刘表手下任职的北方士人。 　　王粲确实很有才，刘表曾经打算把女儿嫁给他，但是王粲长得不怎么样，身材不高，还有点儿丑。刘表这个人是大高个儿，仪表堂堂，他很看重外表，所以这件事后来没有成。 　　刘表用王粲，仅是把他当成“文学之士”看待，不让他插手政务和军事，这让王粲很失望。王粲是个对事业充满激情的人，一心想建功立业，在刘表手下写写文章，当个笔杆子，显然不是他全部的人生志向，为此他挺郁闷。王粲的代表作《登楼赋》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的。 　　和洽字阳士，跟袁绍是老乡，袁绍派人到家乡迎接士人时，来了不少人，但和洽看不上袁绍，托故没来，去了荆州。他看到刘表也徒有虚名，也不肯出来做事，干脆跑到更南边的武陵郡去了。曹操夺取荆州后，和洽进入曹操的幕府，和毛一起，长期负责曹操集团的组织人事工作。 　　邯郸淳字子叔，是著名党人度尚的学生，当代最有名气的书法家之一，此时也在荆州避难，建安十三年后他归顺了曹操，在曹丕、曹植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因为“站错了队”，结局有点坎坷。杜袭字子绪，颍川郡定陵县人；繁钦字休伯，赵俨字伯然，他们都是杜袭的老乡。三家人到了荆州以后关系很好，有饭一块吃、有钱一块花（通财同计，合为一家）。他们发现刘表不是他们心目中的“拨乱之主”，于是都跑到长沙郡去了。裴潜字文行，河东郡闻喜县人；韩暨字公至，南阳郡人；司马芝字子华，河内郡温县人，应该是司马懿、司马朗的同族。这三个人都跟王粲很要好，也都对刘表不看好，躲起来不出仕。以上这几个人，后来都归附了曹操，大多成为曹魏重要的地方行政官员。 　　傅巽字公悌，北地郡泥阳县（今陕西耀县一带）人，是汉末著名的傅氏家族成员，这个家族以后出了个名人叫傅玄。 　　至于徐庶、石韬、孟建、崔州平等人，都是诸葛亮的好朋友。这个时候的诸葛亮随同叔父诸葛玄南下豫章郡就任，其后的情况，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是陈寿所记，说诸葛玄到豫章郡上任，但是朝廷此时已派朱皓为豫章郡太守，诸葛玄只好改投好朋友刘表。 　　另一种说法来自于《献帝春秋》一书，说诸葛玄已经到南昌上任了，这时朝廷委任的豫章郡太守朱皓也到了，朱皓向时任扬州刺史的刘繇搬来援兵，攻击诸葛玄，诸葛玄退出南昌，到了西城，后来西城闹民变，将诸葛玄杀了，首级被送往刘繇处。 　　不管怎么说，诸葛玄的豫州之行以失败而告终，诸葛亮及弟弟诸葛均，还有两个姐姐辗转来到了荆州，这时候他大概十六七岁。 　　第十二章 迎接天子 　　〔汉献帝的东归之路成为朝廷最不堪回首的一幕，也搅动了各路势力的新一轮角逐。对曹操而言，迎接天子也许是事业再上新高度的一次机会，但也许是葬送事业的一个大坑。面对争议，曹操会做出怎样的抉择？〕 　　【一、凉州军阀的内乱】 　　在帝国的临时首都长安，朝廷大权一直由李、郭汜、樊稠组成的“三人小组”共同掌握。王允被杀、吕布外逃后，这里仍然是凉州军阀的天下。 　　凉州军阀是个大概念，如果细分，除了他们几个人之外，已被朝廷收编并正式任命为征西将军马腾和镇西将军韩遂也应该属于这一阵营。过去，他们曾经互为敌手，现在大家都有朝廷的正式任命，也分不清你黑还是我白了。征西将军马腾驻扎在董卓曾经苦心经营的坞（今陕西眉县），镇西将军韩遂驻扎在金城（今甘肃兰州）。兴平元年（194年）初，马腾与“三人小组”发生矛盾，动起手来。 　　据《后汉书》说，马腾当时到长安公干，率部移住到了长安东郊的灞桥。马腾因为有私事想走一下主持朝廷工作的李的后门，结果李不理，马腾觉得很丢面子，于是翻脸（腾私有求于，不获而怒）。 　　其实这背后还隐藏着玄机，马腾此行不是普通的出差，而是有预谋的。马腾秘密策划了一场政变活动，参与的人有侍中马宇、右中郎将刘范、前凉州刺史种劭、中郎将杜禀等。刘范是刘焉的儿子，被留在长安作人质，他的弟弟刘璋刚被派回益州给老爸传话不要搞分裂活动。种劭是名人之后，他的爷爷种嵩、父亲种拂都位至三公。这是一场由几个高干子弟和年轻军官策划的政变，马腾是真正的幕后推手。 　　李没给马腾面子，马腾便以此为由要与“三人小组”翻脸。眼看矛盾升级，朝廷希望息事宁人，于是动员韩遂前来调解。韩遂堂而皇之离开金城进入关中，到了之后就公开与马腾站在一起。 　　不仅如此，刘范出现在政变者名单上说明情况更不一般。据《英雄记》等书记载，刘范不是以个人名义参与的，而是代表了刘焉。兴平元年（194年）二月，马腾、韩遂的联军已经进军到长安以西五十里的平乐观，这时马宇等人的计谋败露，马宇、种劭等逃了出来，带着一部分政变武装退守到槐里（今陕西兴平）。李命令郭汜、樊稠以及自己的侄子李利等人率兵与马腾交战。失去内应的马腾不敢在长安周围久留，向凉州撤退。郭汜、樊稠进攻槐里，马宇、种劭等参与政变的人被杀。《英雄记》还说，造成政变计谋外泄的人是刘范。事情败露后，他先逃到了马腾的军营，之后又逃到了槐里，这两个地方在不同的方向，刘范此去可能是向槐里的政变武装传达马腾的命令。 　　刘范同时还向刘焉求救，刘焉派遣校尉孙肇率领五千蜀兵前来助战。这一来一往肯定需要很多时间，孙肇还未到，槐里即被攻破，刘范跟马宇等人一同被杀，刘焉留在长安的另一个儿子刘诞随后也被杀。 　　事后，“三人小组”既恨马腾和韩遂，又害怕他们卷土重来，于是以献帝刘协的名义，赦免了此次叛乱参与人的罪过，重新任命马腾为安狄将军，任命韩遂为安降将军，此事暂告一段落。 　　在这次行动中，李的侄子李利有点摆谱，不太听郭汜、樊稠的招呼，让郭汜和樊稠很看不惯。“三人小组”虽说共同执政，但李常以首席领导人自居，早就让他们心生不满。现在更不能接受李的侄子在他们面前耀武扬威。 　　郭汜还有点涵养，没有吱声。樊稠却忍不住，教训李利道：“现在天下人提起你老叔都恨不得杀了他，你这条狗还仗什么人势？难道我不敢杀你吗？” 　　李与郭汜、樊稠之间的矛盾有扩大的趋势。韩遂这个老江湖在退回凉州的路上，顺手又玩了一次漂亮的离间计，让他们的矛盾一下子爆发了。 　　据《九州春秋》记载，马腾、韩遂失败后，樊稠一直追杀他们到陈仓（今陕西宝鸡），韩遂派人给樊稠送了一封密信，说你我都是同一个州（凉州）的人，咱们又没有什么个人恩怨，虽然有一点小小的不和，但大方面的利益还是一致的，以后难免还要打交道，天下改朝换代的事谁能说得准，干嘛不留条后路？ 　　樊稠想一想也是，就命令士兵撤退。樊稠还应邀与韩遂在战场上相见，他们各自催马来到阵前，靠得很近，别人只能看到他们言谈甚欢，却听不清说什么，他们一起说了很久才完事（却骑前接马，交臂相加）。 　　李利恰巧也在现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回来后即向叔父李打了小报告。李怀疑樊稠与韩遂勾结，于是通知樊稠来开军事会议，樊稠一到，当场被诛杀，“三人小组”正式解散。 　　事实一再证明，在乱世中权力是不能分享的，尤其是最高权力。那时候没有长老院，没有议会，唯一可行的权力模式是强人统治，失去董卓的凉州集团，最缺少的就是万众归一的强人。只是樊稠死得挺冤，要密谋什么事，有当着几万名将士面的吗？但是，这种事往往又容易让人相信。韩遂的这招给另外一个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就是贾诩，没准当时就在现场。 　　十六年后，曹操领兵西征潼关，面对马超与韩遂的联军，曹操问计于贾诩，贾诩微微一笑，只说了四个字：“离而间之。”曹操会意，于是两军阵前同样上演了这一出，约韩遂拉家常，“交马与移时”。事后马超果然起了疑心。 　　曹操的这一招并不新鲜，发明人原来是韩遂自己。 　　其实，李未尝没有想过这是敌人的一计，但他与樊稠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加上樊稠打仗勇猛，爱护部下，很有威望，让李早就心存不满，一场火拼已在所难免。现在正好有一个借口，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和宁可错杀也不能漏网思想的指导下，李还是下决心把樊稠干掉了。他干这件事之前一定没有跟郭汜商量。郭汜素来跟樊稠关系不错，樊稠被杀，郭汜立刻有了兔死狐悲之感。李、郭汜二人表面相安无事，但私底下都在做着刀兵相见的准备。 　　兴平元年（194年）到兴平二年（195年）间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也波及到关中地区，为了筹集军粮，凉州兵在三辅一带又杀又抢，弄得民不聊生，人口急剧下降，物资严重匮乏。 　　据《献帝记》一书记载，献帝的宫人以及文武百官就连穿衣都成了问题，献帝想从御库里调一些布来给大家做制服，李不同意，说宫人们已经有衣服了，干嘛还要再做？献帝无奈，只好自力更生，他下令卖掉了一百多匹马，又让大司农卿想办法弄了些绢绸，准备给大家做衣服。 　　李听到了，说他们家正缺这些东西呢，就把钱和绢绸给截了。贾诩听说后，劝说李不要这样，李根本不听。 　　《后汉书》还记载了李干的一件荒唐事，他差点纳当今天子的嫂子、已故少帝刘辩的爱妻唐姬为妾。刘辩死后，唐姬回了家。李的军队在关东作战时将其掳获，李看她长得漂亮，就想霸占，但唐姬坚决不从。贾诩听到消息，赶紧报告给献帝，刘协大悲，派侍中带上他的信物（持节）到李那里才把人要来。 　　【二、天子沦为人质】 　　李和郭汜还是动起手来，导火索据说跟郭太太有关。 　　据《典略》记载，郭汜的夫人是个有名的醋坛子，一天到晚总担心哪个女人把他丈夫从自己身边抢走。李经常留郭汜在家里过夜，郭太太头痛不已，总想找个机会离间他们，让丈夫不再夜不归宿。 　　女人有这样的想法，倒也无可厚非，一切缘于爱，爱是没有错的。 　　但是，在目前这个阶段，在双方矛盾一触即发的情况下，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太可怕了，弄不好就是血流成河，人头滚滚。这些，郭太太没有想过。 　　郭太太终于等来了机会。李派人送来一些食物，郭太太提前弄了些毒药放到了里面，郭汜刚要吃，郭太太说：“从外面来的食物，还是检查一下为好。”于是查了一下，果然发现了毒药。郭太太进一步挑拨说：“一山难容二虎，对于李这个人，我早就怀疑了。”弄得郭汜也跟着疑神疑鬼起来。 　　刚好没过两天李又请郭汜喝酒，郭汜因为有心事，没喝几下就高了。这也是常有的事，平时八两的量，心情不佳时也许刚喝半斤就醉了。但郭汜不那么想，尽管喝得晕晕乎乎，他仍然保持了高度警惕，他怀疑又是李搞的鬼，于是离席偷偷跑到厕所里，弄了点粪汁喝下去，把胃里东西都吐了出来。 　　这两个人确实已经到了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的地步，就看谁先动手了。 　　终于，郭汜忍不住先动了手，李迅速还击。刘协命令侍中、尚书等分别前去调解，但这二位都表示不接受，非分出你高我低不罢休。 　　李接到报告，说郭汜密谋把天子及百官劫持到自己那边去，于是他先下手为强，命令另一个侄子李暹率领数千人包围了皇宫，要把天子及百官转移到李的大营里。 　　太尉杨彪还想分辩：“自古以来天子就没有住到大臣家里的先例，你们怎么能如此行事？”李暹不搭理他：“李将军的决定，任何人都不能更改！” 　　刘协无奈，只好跟着走。李暹只带来了三辆车，献帝以及伏皇后、董贵人各乘一辆，其余宫人及百官只好徒步跟随。伏皇后，是侍中伏完的女儿，于去年立为皇后。她的母亲是桓帝刘志的女儿阳安公主，伏完是刘志的女婿。 　　大家刚一离开，李暹的手下就蜂拥而入，到皇宫里抢夺御用物品以及来尚未离开的宫女，之后将皇宫以及政府办事机构一把火烧成灰烬。 　　李、李暹的思维跟董卓差不多：我把皇宫给你烧了，让你想回都回不来！同时还有一个动机，就是毁灭抢劫的罪证。可惜洛阳宫和长安宫，两汉四百年积累起来的精华，全毁于凉州军阀之手。献帝派百官到郭汜那边调停，郭汜趁机把大家扣下来当人质，被扣的人包括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尚书王隆、光禄勋卿刘渊、卫尉士孙端、太仆卿韩融、廷尉宣、大鸿胪卿荣、大司农卿朱俊、将作大匠梁邵、屯骑校尉姜宣。 　　这批人质里两个三公和五个九卿，可以组成一个临时内阁了。 　　大司农卿朱俊是员老将，也是帝国的功臣，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窝囊气，结果被活活气死了。郭汜召开大会，商议如何进攻李。杨彪质问道：“臣属互斗，一个劫持天子，一个劫持高官，你们这算什么事？”郭汜大怒，拔刀就要朝杨彪剁，边上的人赶紧上来劝住，郭汜才愤愤不平地停下手。郭汜秘密联系了李手下的张苞，准备背后下手。 　　李那边也没有闲着，他招来了羌人、胡人充当雇佣军进攻郭汜。李先赏给他们一些从皇宫里刚刚抢来的金银财物，并承诺事成之后赏给他们宫女。 　　四月二十五日，郭汜首先发起进攻，一路杀到李大营的门口，一阵乱箭，就连献帝御帐的帷帘都被射中了，有一支箭还贯穿了李的左耳朵。在混乱中，张苞反水，去烧李的营帐，但不知何故，死活点不着火。李指挥部将杨奉展开反击，打退郭汜和张苞。 　　李看大营不安全，就把献帝一行转移到他在长安城北的另一处军营里，献帝与外界的联系完全隔绝。这里条件极差，正常的饮食都供应不上，献帝还好一点，一天勉强有两餐可吃，但其他人就有一顿没一顿的了，饿得个个一脸菜色。 　　献帝向李要五斗米、五碗牛肉，打算赏赐给身边的人吃。李不给，说：“已经给你早晚两顿饭了，还要米做什么？”献帝再要，李就让人送来几根已经发臭的牛骨头。献帝大怒，打算派人质问李。 　　献帝跟前有个贴身的秘书（侍中）叫杨琦的，劝献帝说：“我看陛下还是算了，这个李分明知道自己犯的错很多了，已经不在乎了，听说他还要把陛下送到黄白城（今陕西三原），陛下还是能忍则忍吧。” 　　三公中唯一留在献帝身边的是司徒赵温，也听说李有把献帝送到黄白城的打算，就写信质问李。李大怒，要杀赵温，李的弟弟李应等人劝了又劝，李才稍微消点气。 　　李似乎有点神经错乱的征兆，他找了一批巫士、神女作法术，又在军营门口修建了一座董卓庙，经常用三牲进行祭祀。李见到献帝，一会儿称“陛下”，一会儿又称“明帝”，弄得刘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含糊其辞地随声应和。 　　据《献帝起居注》一书说，李经常在营门口以及朝廷各办事机构门外装神弄鬼，完事之后进去向天子请安。大家一看李进来，背着三把刀，手里还拎着一条长鞭和一把刀，还以为他要行凶，天子的秘书们（侍中和尚书）也都抄起家伙围到献帝身边，以防不测。 　　李挺纳闷：这些人要干嘛呀？他有点不高兴。天子的秘书里有一个叫李祯的，跟李是老乡，平时挺熟，看出来李不高兴，赶忙上前打圆场，说了不少称赞李的好话，他才稍微舒服点。其实，李带的那些家伙都是刚才祭鬼神仪式的道具。他来见天子的目的是告郭汜的黑状。李一说起郭汜的不是，立即滔滔不绝，说得义愤填膺，别人连话都插不上，献帝只好唯唯应付。就这样，他隔三岔五地必然要来上一回。 　　李这个人看来领导能力也有问题，张苞反水的事刚了，他手下另一员大将杨奉也要反他，准备直接下手把他干掉。但是，这次又提前泄露，杨奉率军叛变。 　　李、郭二人在长安附近打开了内战，几个月里死了上万人。看到这种局面，凉州集团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坐不住了，他就是张济。 　　当初李、郭汜和樊稠组成了“三人小组”，把张济排斥在权力核心之外，让他以骠骑将军的名义驻守在弘农郡陕县（今河南陕县）。眼看闹成这个样子，张济来到长安，进行调停。 　　百官的调停李、郭二人可以不理，但是老朋友、老同事出面他们不能不给面子，在张济的撮合下，李、郭汜同意和解，并愿意交换爱子互相为人质，如此一来，和平的曙光似乎不太远了。 　　但是，还是出了问题，这一回出在李太太身上。 　　李的夫人非常喜欢儿子，听说要送他到敌营里当人质，当然不干，交换爱子互为人质的计划就搁浅了。 　　刘协心里更烦闷。一天他正一个人生闷气，忽然听到营门外人声嘈杂，喊声不断。让人出去一打听，原来是李找的那些雇佣兵，一个个在营门外高喊：“皇上是不是在里面？李将军答应我们的宫女，都在什么地方啊？” 　　刘协又气又怕，侍中刘艾出了个主意，说贾诩这个人还不错，在凉州军里也有一定威望，不如请他出面摆平此事。刘艾找贾诩一说，贾诩表示没有问题，一切包在他身上。 　　贾诩摆下酒宴，请雇佣军的头目们吃饭，代表天子允诺封给他们侯爵，又赏赐他们不少东西，这些人心满意足之后，打道回府。 　　失去雇佣兵的支持，李实力大减。张济趁势提出了新的调解方案，双方不再互换爱子为人质，改换女儿为人质，同时鉴于长安已经残破，筹粮也极为困难，张济愿意把天子及百官接到他的弘农郡去。 　　激战了数月，李和郭汜都有点打不动了，对于新的调解方案，他们表示同意。这样，被扣压在郭汜军营里的百官们重新见到了天子，大家都觉得必须趁着李、郭汜没有反悔，立即离开长安。 　　事不宜迟，要走得快！ 　　【三、血染逃亡路】 　　兴平二年（195年）七月，大约在曹操与吕布激战于山阳郡、任城国等地，最终把吕布赶出兖州时，献帝刘协携文武百官在张济的护卫下离开长安，前往弘农郡，其路线大约相当于出西安市沿陇海铁路一直往东，目的地弘农郡在洛阳以西。 　　支持天子东迁的除了张济外，还有杨定、杨奉和董承等手握兵权的将领。杨定在凉州军中的地位仅次于“三人小组”，被封为安西将军。杨定跟樊稠十分要好，樊稠被杀后，杨定一直心存不安，在献帝东迁的问题上，他竭力支持，并愿意一同东进。杨奉原是李的部将，临阵反水，自然不愿意留下来等李跟他秋后算账。 　　董承是个特殊人物，他是灵帝刘宏母亲董太后的侄子，算是刘协的表叔。因为董卓一度跟董太后攀过亲戚，董承也就成了董卓的本家，因为这个缘故，董卓对董承给予了特别关照，让他到自己的女婿牛辅军中带兵，是献帝目前唯一能拉上血缘关系（尽管绕得很远）、又能和凉州军搭上话的人。 　　献帝对董承很看中，董承对献帝也忠心耿耿，献帝纳董承的女儿为贵人，董承又成为献帝的岳父。 　　献帝下诏，擢升杨定为后将军，杨奉为兴义将军，董承为安集将军。为了让郭汜痛快放行，擢升郭汜为车骑将军。 　　献帝一行刚离开长安，郭汜就反悔了，他不想失去对天子的控制，想把天子弄到长安以北不远的高陵（今陕西高陵），那是他的地盘。但是，天子以及百官们实在不想在长安这个鬼地方再待了，一致要求去弘农郡，张济等人也表示支持。 　　双方相持不下，刘协使出了最后一招：绝食。刘协一天没吃饭，郭汜听到报告，担心事态更加恶化，同意让天子的队伍一边往前走，一边再商量。 　　这样，天子一行到达新丰（今陕西临潼）。郭汜想了几天，还是想把天子留在关中，他提出定都坞的想法。坞在今天陕西省眉县境内，是董卓以前修建的超级堡垒，董卓原打算在此地长期退守。郭汜的计划被侍中种辑提前得知，他秘密通知杨定、杨奉、董承等人，把所部人马悄悄集结起来，准备跟郭汜硬拼。据《后汉书》说，在新丰郭汜实力不占优势，他害怕出意外，离开军队仓惶逃入终南山中，后回到李那里。 　　《三国志》进一步补充说，天子开始已经被郭汜弄到了自己的军营里，杨奉率兵攻打，把天子抢了回来。郭汜逃到终南山里，后来又逃往李的大营。 　　天子一行在新丰住了两个月，到十月初，才行进到华山脚下的华阴（今陕西华阴），在此迎候的是宁辑将军段煨，他已为天子一行的到来准备了充足的食物、衣服及各种器物。 　　这个段煨是哪里来的呢？此人是前太尉、名将段的族弟，后来成为董卓集团重要将领之一，是贾诩的老领导，此时驻扎在潼关附近，听说天子路过，特到华阴来迎驾。作为帝国的名将之后，段煨对天子的感情较一般的凉州军阀要深得多，所以迎驾的态度很积极。但是，杨定曾经跟段煨有矛盾，他散布谣言说段煨跟李、郭汜是一伙的，受杨定的影响，包括张济、杨奉、董承在内，都对段煨表示不信任。 　　太尉杨彪、司徒赵温等人从中劝解，愿意用性命担保段煨不会谋反，但杨定等人不相信，他们报告献帝，说有情报显示郭汜已经秘密进入段煨的军营，情况随时有变。 　　献帝无奈，只好出城，在城外露营。杨定等人向献帝请令，要求讨伐段煨。献帝说段煨还没有谋反的迹象，为什么要攻击他？杨定派去的人不甘心，仍然苦苦纠缠，一直到半夜都不走，献帝仍不松口。 　　杨定、杨奉、董承不管，直接向段煨展开攻击，双方势均力敌，相持十多天没有分出胜负来。段煨继续供应天子及百官饮食起居，毫无二心，献帝派人从中调解，杨定等人勉强接受，暂时休兵。这一闹，耽误了东进的时间，同时也提醒了长安的李和郭汜。这二位如今已尽释前嫌，和好如初。他们突然明白过来，当初是如此愚不可及，让天子脱离了自己的掌握，于是挥兵向华阴杀来，要重新夺回天子。 　　李、郭汜打的旗号是援救段煨，这一招有点损，因为他们跟段煨本不是一伙的，通过造这个势，让段煨更加受怀疑，可以把水搅得更浑。 　　杨定跟李有仇，眼看李气势汹汹杀来，有点害怕，干脆开溜，离开部队跑到荆州投刘表去了。杨奉、董承保护天子一行赶紧东进，张济不知何故，与杨奉、董承又起了矛盾，这时站在了李、郭汜一边。这样，杨奉、董承护卫天子一行在前面跑，李、郭汜、张济带兵在后面追。追到弘农郡内的一个山涧，终于追上了，双方激战，董承、杨奉大败，文武百官和士兵死了不计其数，天子的御用品、符节、皇家档案丢得满山涧都是。 　　天子一行逃到了附近的曹阳（今河南陕县境内），在田野中露宿，董承、杨奉假装与李、郭汜、张济和解以争取时间，暗地里派人渡过黄河，向白波军的首领李乐、韩暹、胡才以及南匈奴右贤王栾提去卑求援。 　　这是帝国历史上最不堪回首的一幕，堂堂一国之君，不得不向曾经被视为流寇、土匪的农民起义首领求救，因为舍此已无其他更好的办法。 　　李乐、韩暹、胡才这些人有点类似黑山军的张燕、于毒、眭固，常年在潼关、中条山和太行山一带打游击，现在听说皇帝走投无路到了门口，赶紧带兵来接应。他们未必有那么好的心，但他们都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天子是奇货，先弄到手里再说。 　　李乐等人率数千人马渡过黄河，与李、郭汜和张济的联军交战，结果将李等人打败。董承提出边撤边往前赶路，李乐和董承护卫天子在前，杨奉、胡才等人断后，开始撤退。 　　李等重新整顿人马，又杀了上来，这一回杨奉等人大败，死伤惨重。光禄勋卿邓渊、廷尉宣、少府卿田芬、大司农卿张义等朝廷高级官员战死，司徒赵温、太常卿王绛、卫尉周忠、司隶校尉管被俘，李本来打算把他们全部处死，经过贾诩的苦苦相劝才作罢。周忠，是周瑜的堂叔父。 　　天子一行人狼狈不堪地逃到了离黄河更近的陕县（今河南陕县），追兵紧跟着也到了。此时，天子的虎贲、羽林卫士加起来不到一百人，李乐、董承手下的兵力损失也很大。凉州军日夜不停地在城外鼓噪，城里的人胆战心惊，只想早点逃出去。 　　在商议如何逃时，大部分人主张顺黄河滩东下，到河上著名的渡口孟津，由那里登岸到达黄河以北的白波军控制区。从地图上看这倒是一条捷径，但实际上它是一条死路，因为充满了危险。 　　幸亏太尉杨彪是弘农郡人，对这里的地形很熟悉，他说：“从这里往东，有一个地方叫‘三十六滩’，那里十分险要，根本无法通过。”侍中刘艾曾经在这一带工作过，也说那里太危险。最后决定直接在陕县附近强渡黄河，命李乐先行探路，准备船只。 　　随后，献帝以及百官们悄悄出城，开始向黄河边上徒步行进。大家行迹匆匆，都怕走晚了命就没了，所以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带。只有皇后伏寿的哥哥伏德例外，他一手搀扶着妹妹，另外一边夹着十几匹绸缎。大家都有点纳闷：这哥们够贪财的，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舍不下这点布？ 　　可很快大家都将明白过来，这些绸缎是如此重要，成为救了很多人命的那根稻草。 　　一行人向黄河边上奔命，一路上拥挤不堪，就连皇后的卫士们也只顾往前跑，大家把路都堵住了。符节令孙徽急了，在人群中挥着刀，一通乱剁，皇后衣服上都溅满了血。不过，总算来到了黄河边。 　　到了以后，大家都傻眼了：黄河的大堤太高了，离下面足有十多丈，相当于六七层楼高，无法下去。这时候伏德把随身携带的绸缎拿了过来，董承又弄来几个马笼头，就用这些东西捆扎成一个简易的“坐辇”。行军校尉尚弘劲大，由他背着献帝刘协，坐在上面，由顶上的人拉着往下吊。 　　其他人用伏德剩余的绸缎结起来陆续往下滑，排不上号的，索性跳了下去，有的当场摔死，有的摔伤。 　　李乐弄来的船很有限，装不了那么多人，大家一拥而上，都想往上挤。董承、李乐只好用暴力阻止，可大家仍然不愿意放弃，跳到水里死死抓住船帮不放，船上的人举刀乱剁，船舱里落下了不少砍断的手指。 　　只有少数人上了船，保住了一条命。停留在岸边的人遭到了随后赶来追兵的劫杀，侥幸没有被杀的，衣服也被乱兵给扒了，此时是十二月底，黄河中下游最冷的时候，黄河虽然没有结冰，但异常寒冷，有人活活被冻死。 　　李亲自来到岸边，看到天子已经渡河，就派出侦察兵（斥候）前去追赶，董承害怕他们放箭，在船上找了条被褥当盾牌护着献帝。经历了这样的惊心动魄之后，天子一行总算到达了黄河北岸，驻进李乐在大阳（今山西平陆）的军营。 　　虽然暂时稳定下来，但粮食成了问题。李乐这里本来就不富裕，要供应天子及百官的饮食，更是一筹莫展。正在此时，送粮的人来了。 　　河内郡太守张杨听说天子东归，就派了一支部队前来接应。他估计天子一行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是没有吃的，于是让接应的这几千人每人都背上足够的军粮（使数千人负米贡饷），这真是雪中送炭。 　　这里是河东郡的地盘，河东郡太守王邑也随后赶到，送来了一些布帛，给大家做衣服。献帝下诏封王邑为列侯，拜韩暹为征东将军，李乐为征北将军，胡才为征西将军，张杨为安东将军。 　　就这样，天子一行在董承、杨奉、李乐、胡才、韩暹、张杨、王邑等人护卫下暂时停驻在黄河北岸的河东郡。河的对岸是李、郭汜和张济的联军，他们手里有在黄河岸边俘虏的百官、宫人，以及此前弘农郡山涧俘虏的司徒赵温等人。献帝特别惦记他们的安危，派出使者到对岸与李等人谈判，李接受和谈，把俘获的赵温等百官以及宫人们放了回来，并送还一部分缴获的御用器物。 　　张杨虽然送来不少粮食，但此时聚集在这一带的部队越来越多，后勤供应很快又成为一大难题，大阳又是个很小的地方，天子日常起居及办公只好因陋就简。据《魏书》记载，献帝议事的地方外面只围着篱笆，他与大臣们议事时士兵们都挤在外面看，这些兵大部分前不久还是农民起义军，刚刚被收编，还不习惯军纪，一边看一边嘻嘻哈哈。 　　司隶校尉管可能长得有点怪，成为军民们取乐的对象，每次他进去向献帝汇报工作，门口的人都向他扔东西，逗他开心。曾经，司隶校尉是何等威严的职务，眼皮一抬就够老百姓心惊肉跳的。献帝一心想尽早回到洛阳，但是跟前的这些人情况很复杂，各自想法都不一样，没有人关心天子的想法，只想如何伸手向天子要官，不仅自己要，而且还帮手下人要，就连各位将领们的私生医生、马夫、警卫员等一眨眼都成了校尉这样的高官，负责刻制公章的御史们忙得不可开交，日夜加班仍供不应求，刻字来不及，只好改用锥子画字（御史刻印不供，乃以锥画）。这还不够，这些人整天琢磨如何斗法，如何把别人甩掉使自己成为最终的受益者，终于又爆发了内讧。 　　【四、重返洛阳】 　　河内郡太守张杨提出迅速护送献帝到洛阳，但得不到其他人的响应，张杨一怒之下回到了河内郡野王（今河南沁阳）。 　　对于天子下一步的行动，大家其实都没有更好的办法。过了年，正月初七，献帝下诏改年号为建安。 　　建安元年（196年）春天，内部矛盾终于爆发，韩暹攻击董承，董承不敌，逃到野王找张杨去了。白波军另外一个首领胡才联合杨奉要攻击韩暹，被献帝劝阻。 　　献帝周围的这几路人马，面对下一步的行动计划，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正在这时，他们迎来了袁绍派来的使者。 　　此时的袁绍正面临南北两线同时作战的艰难局面，前不久曹操围住雍丘，城破后把张超杀了，袁绍不理臧洪发兵相救的请求，激起臧洪的严重不满，臧洪于东武阳起兵反抗袁绍，袁绍亲自带兵攻打。袁绍现在就在东武阳前线。 　　而北线的公孙瓒也频频给袁绍制造麻烦，他大修易水防线。袁绍不敢等闲视之，命令义配合刘虞的儿子刘和以及刘虞的旧部鲜于辅等攻击公孙瓒。袁绍的主力全部压在这两条战线上，没有力量前来护驾。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袁绍对当今天子有所不恭，不仅多次试图另立他人，而且扬言天子的血统有问题，不是合法继承人。对于这些，刘协肯定早有耳闻，所以对郭图一行态度也较为冷淡。 　　双方没有商谈下一步如何行动，郭图到大阳看了看就走了。 　　但是，在郭图看来，献帝此时已走投无路，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就有可能落于他人之手，比如袁术，或者刘表，甚至是吕布和刘备，到那时候将对袁绍集团更加不利。据《三国志》记载，郭图回到东武阳前线，向袁绍报告此行情况，建议把献帝一行迎接到邺县来。但是，袁绍没有接受这个建议。 　　《献帝传》一书的记载与此有所不同，该书提出迎接献帝来邺县建议的是冀州本土派代表沮授，而持反对意见的是郭图和淳于琼等人。郭图、淳于琼认为：“汉室陵迟，为日已久，现在要重新振兴，那是多么困难的（今欲兴之，不亦难乎）！现在各路英雄据有州郡，个个人多势众，正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为王。如果迎接天子到自己身边来，以后干什么事都要先请示报告（动辄表闻），如果听天子的就削弱了自身的权力，不听天子的就是违命，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 　　以往论者多以为郭图、淳于琼此番谈论实属目光短浅，只看到眼前的一点，没有着眼于长远，结果让袁绍错失了一次“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好机会。但是，如果从更长远的发展来看，他们此番谈论也未必全无道理。 　　不管怎样，袁绍集团内部对是否迎接天子的问题产生了分歧，加上袁绍对献帝刘协潜意识里不大接受，又有当前南北两线战事的困扰，于是，目前距离天子最近、实力最强的袁绍集团暂时放弃了迎接天子的打算。 　　献帝一行在河东郡一直待到了六月份，天气已经很热了，才在张杨的建议下，杨奉、韩暹重新和好，一块护送天子到洛阳。 　　七月一日，献帝一行终于进了洛阳，此时距上一次离开共五年四个月零十五天。至此，天子一行算是彻底摆脱了凉州军的控制。 　　李、郭汜等凉州军阀的最后结局这里也作以简单交待。三年后，已经迎接献帝定都许昌的曹操开始经营关中，派裴茂到长安，联络当地将领攻击李，把他杀了，夷灭三族。郭汜一直退守在坞，实现着老领导董卓当年制定的踞守坞以观天下的宿愿，他的部将五习背叛了他，把他杀死。 　　张济率所部辗转到了南阳郡，他在转战途中被杀，所部由他侄子张绣率领。张绣在贾诩的建议下南投刘表，刘表让张绣驻防在南阳郡一带，成为自己的北部屏障。 　　此外，李乐和胡才留在河东郡，胡才以后被仇家杀死，李乐病死。 　　现在，呈现在刘协眼中的洛阳已是满目疮痍，这个当年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片废墟。南北二宫多成瓦砾，罕有人迹。城里只有已故宦官赵忠的住宅可住，献帝一行把这个地方作为临时行宫。 　　赵忠这个人好像特别热衷于投资房地产项目，当初韩馥让位于袁绍后，搬离位于邺县的州政府，住的也是赵忠的住宅。 　　献帝下诏，大赦天下。张杨等人在南、北二宫里寻找相对完整的宫殿，最后在南宫里找到了一处，经过一番整修，献帝搬了进去。张杨认为自己在迎接献帝重返洛阳一事上功劳最大，于是将这座宫殿命名为杨安殿。 　　根据制度，除了北军、中央禁卫军、守护皇城的卫尉、执金吾等部队外，其余武装力量不得常驻京师。张杨带头执行这个制度，主动撤退至他的大本营，位于黄河北岸的野王，另一个实力派杨奉无奈，只好跟着撤了出去，驻扎在洛阳以南的梁县（今河南临汝）。董承和韩暹负责京师的守卫。献帝下诏，擢升张杨为大司马，这是一个很崇高的职务，此前刘虞曾担任过。擢升韩暹为大将军，同时兼任司隶校尉。擢升杨奉为车骑将军。以上各位，都享受“持节”的殊荣，即可以代表天子视察工作，任命一定级别的官职，代表天子发布一些命令。 　　张杨和杨奉之所以愿意撤出洛阳，并不是他们高风亮节，而是看到了一个现实问题已经摆在面前：洛阳城中粮食极度短缺。 　　此时的洛阳，除了天子、百官及守卫部队之外，已经没有什么百姓，也找不到吃的东西。献帝不得不下令尚书台的秘书（尚书郎）以下的公职人员到洛阳郊外挖野菜充饥。献帝也想到了向周围手握重兵的实力派们求助。起先，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吕布，对于这个亲手杀了董卓的人，献帝深有好感，听说吕布在兖州、徐州一带发展得挺快，献帝对他寄予了厚望。 　　早在河东郡的时候，献帝就给吕布亲笔在一块木板上写了封信，让吕布来迎驾。献帝的使臣也见到了吕布，但吕布当时正被曹操打得灰头土脸，有心报效却没有这个能力，于是派人向献帝说明情况。献帝下诏擢升吕布为平东将军，封平陶侯。此时吕布已经到了徐州，献帝派的使臣必须穿过“曹统区”山阳郡，一不小心，把任命书及封侯的凭证都弄丢了。 　　除了吕布以外，献帝最信任的人是袁术，相较于袁绍，献帝对袁术更有好感。还有刘表和刘璋，虽然路途远一些，但献帝相信他们会来迎驾的。 　　献帝想了一大圈，就是没有想起曹操来。说起来，曹操的兖州牧也是献帝亲自颁发的，但他知道曹操是袁绍集团的人，献帝向来对袁绍很排斥，他觉得袁绍很不可靠，也很有野心，难保不会成为董卓第二，所以献帝接连派出去了多路使臣，就是没有到冀州和兖州的。 　　但让献帝深感失望的是，这几位接到诏书后都没有什么实际行动。袁术此时正在寿春，天子一行在曹阳被追杀的事当时传遍了全国，很多人都认为天子已经遇难了。当这个消息传到袁术那里时，袁术的第一个反应是机会来了，因为他一直以来就想自己当皇帝。 　　后来虽然知道天子并没有遇难，可袁术的皇帝瘾一旦被勾出来就再压不回去了，在这个当口就是献帝本人亲自来求他，他也不会前去迎驾的。还有刘表和刘璋，也没有把天子接到他们那里住住的打算，都以路途遥远为借口作推辞。 　　被献帝寄予厚望的这些人要么来不了，要么不愿意来。 　　但是，有一个他没有打招呼的人却主动来了。 　　【五、一次机会，还是一个大坑】 　　兴平二年（195年）底，曹操在雍丘城外发动最后攻势，一举攻占雍丘，杀了张邈的弟弟张超，巩固了兖州的局势。此时正是献帝一行受困于河东郡的时候，也是孙策渡江开拓江东的开始。 　　曹操也敏锐地注意到了献帝东归事件，之前毛曾提出过“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建议，曹操觉得现在正是机会。 　　但是，曹营内部对于是否去迎接天子有不同的看法，他们的理由估计跟郭图、淳于琼差不多，认为迎奉天子得不到什么好处，还会带来许多麻烦，别的不说，单就后勤保障就是一个大包袱。同时，大家认为兖州周边还面临着吕布、袁术这些敌人（山东未平），而洛阳及周围的韩暹、杨奉、董承、张杨等人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插手洛阳的事务，没有特别的把握（未可猝制）。 　　荀坚决赞成去迎接天子。荀认为：“当年晋文公因为接纳周襄王而使诸侯影从，汉高祖东讨项羽时因为给被项羽杀害的义帝服丧而深得人心，这说明天子的号召力。之前将军您虽然力所不及，但仍然派使者到长安朝贡，说明您心在王室，有匡扶天下的素志。现在天子蒙难，百姓忧愁（百姓感旧而增哀），如果奉主上以从民望，这是大顺；秉至公以服天下英雄，这是大略；扶持大义以招引天下俊杰，这是大德。天下虽然也会有不服的人，但成不了大气候，区区韩暹、杨奉又能怎样？我们如果不早做决断，一旦他人抢先，我们后悔都来不及了！” 　　荀的意见得到了毛和程昱等人的支持，这同时也正合曹操的心意。这时，曹操还接到了一直跟随在献帝身边的老朋友兼老乡侍中丁冲派人送来的一封信，告诉曹操献帝身边的一些情况，也建议曹操立即前来迎驾。丁冲信中说：“您平时常常表露出匡济天下、辅佐皇帝的志向，现在到了实现志向的时候了。” 　　丁冲的来信让曹操进一步坚定了迎接献帝的想法，他调整了战略部署，对徐州的刘备、吕布暂时采取守势，把攻击的重点转向西面的豫州。 　　建安元年（196年）春天，献帝一行还困在河东郡的时候，曹军主力便开始向西移动，进入豫州刺史部陈国境内的武平县（今河南柘城），属于袁术集团的陈国相袁嗣投降。拿下陈国，曹操继续挥师西进，进入汝南郡和颖川郡。这两个郡都是天下知名的大郡，但此时以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为首的黄巾军在此势力很大，他们曾先后依附过孙坚和袁术，算是袁术集团的盟友。 　　曹操命于禁等人与黄巾军作战。黄邵夜袭曹操的大营，于禁率麾下人马将其击破，斩杀了刘辟和黄邵，何仪等人率众投降，曹操提升于禁为平虏校尉。 　　此时天子已到了洛阳，曹操派曹洪为先头部队，向洛阳进发，前去迎接献帝。但是，曹洪却遭到了董承、杨奉等人的武力抵抗，不得前进。杨奉有一定战斗力，因为他手下有一个能打的猛人，名叫徐晃。 　　徐晃字公明，河东郡杨县（今山西洪洞）人，年轻时曾在河东郡做小吏，后追随杨奉镇压黄巾军的蓝本部，因为战功逐步升至骑兵师师长（骑都尉），成为杨奉手下一名高级将领。 　　西行受阻，曹操心里有点郁闷。据考证，著名的《善哉行》组诗的第三首就作于此时。诗中有“虽怀一介志，是时其能与”，以及“我愿于天穷，琅邪倾侧左。虽欲竭忠诚，欣公归其楚。快人由为叹，抱情不得叙。显行天教人，谁知莫不绪。我愿何时随？此叹亦难处”等句子，表达了虽欲尽忠却无法实现的失落之情。正在进退不得之时，曹操又一次得到了贵人的暗中相助，这个人还是那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董昭。 　　董昭到了长安以后被任命为议郎，也经历了千里大逃亡，侥幸活着回到了洛阳。听说曹操所部在洛阳以东地区受阻，董昭决定用自己的智慧再帮曹操一把。 　　他看到董承、杨奉、韩暹、张杨这些人互相都有矛盾，于是先从杨奉下手，伪造了一封曹操的信，信中说：“久闻将军大名，早就想表达敬意。现在将军率领军队，不怕万难，让天子重返旧都，这样的功勋举世无双（翼佐之功，超世无双）啊！”在对杨奉大拍一顿之后，信中表示愿意与杨奉结盟，杨奉主内，曹操甘为外援，并表示自己粮草充足，保证供应。 　　董昭看来擅长一门技艺：伪造文书。当年奉袁绍之命只身前往钜鹿郡平息叛乱的时候，因来不及向袁绍请示，就伪造过袁绍颁发的命令。王比奉曹操之命出使长安被张杨扣留，董昭不仅说通张杨放行，而且模仿曹操的口气给李、郭汜写信，进行疏通。现在，他又一次模仿曹操的口气给杨奉写信，董昭看来是这方面的高手。 　　杨奉接到书信，真以为是曹操所写，高兴不已，对手下诸将说：“曹将军人马就在附近，有兵有粮，正是国家现在要仰仗的呀（国家所当依仰也）！”于是向献帝上书，封曹操为镇东将军，承袭其父曹嵩的封爵费亭侯。 　　在《曹操集》中至今保留有三篇文章：《上书让封》、《上书让封亭侯》和《谢袭费亭侯表》，都是曹操此时依照惯例所上的奏章。 　　另一边，董承和韩暹因为不合曾经刀兵相见，为了扼制韩暹，董承暗中给曹操送信，让他带兵来洛阳。曹操很高兴，机不可失，立即率兵向洛阳进发。 　　建安元年（196年）七月，曹操到了洛阳，在南宫旧址新修的杨安殿内见到了献帝刘协。当时，献帝君臣正深受粮荒所困，曹操此来不仅兵力充足，还带来许多粮食。献帝很高兴，宣布由曹操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录尚书事），并授予能代表天子的节钺，即拥有临时决断之权。“录”的意思是总管，“录尚书事”就是总管尚书台的各项事务。尚书台是朝廷日常办事机构，类似于朝廷的秘书局，尚书台的主管是尚书令，副主管是尚书仆射，在尚书令之上再设一个“录尚书事”，意味着此人可以决断尚书台的一切大小事务，实际上就是主持朝廷的日常工作。这可以视为曹操总揽朝廷大权的开始。 　　曹操也见到了故人丁冲和钟繇等人，经过长途跋涉和多次生死考验，他们所幸还都健在，今后他们都将是自己事业上的重要助手之一。 　　曹操同时见到了董昭，这个神交已久却从未谋面的朋友让曹操十分感激。曹操让董昭跟自己并肩而坐（引昭并坐），向他讨教下一步如何行动。 　　洛阳及周边除了曹操所部外，目前还有董承、杨奉、韩暹、张杨等四个实力派，董昭建议曹操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各个击破。 　　曹操采纳了董昭的建议，先联合董承和杨奉，攻击张杨和韩暹。曹操上书，弹劾张杨、韩暹的罪状，韩暹不安，只身匹马跑到张杨营中躲了起来。献帝念二人迎驾有功的份上，要曹操不必再追究。 　　八月，献帝下诏，任命曹操为司隶校尉，在曹操的主导下，诛杀了尚书冯硕、议郎侯祈、侍中壶崇等三人。这三个人情况不详，曹操为什么掌权伊始就大开杀戒，原因也不太清楚。也许这三个人早已恶名在外，诛杀他们既为自己立威，又顺应了民意。 　　同时，由献帝下诏封十三个人为侯，以奖励他们一路上护卫天子的功劳。这十三个人是：卫将军董承、辅国将军伏完、侍中丁冲和种辑、尚书仆射钟繇、尚书郭溥、御史中丞董芬、彭城国相刘艾、冯翊郡太守韩斌、东郡太守杨众、议郎罗劭、议郎伏德、议郎赵蕤。 　　通过一罚一赏，曹操进一步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加上兵力最强，有充足的后援保障，曹操对朝廷的控制力在逐渐增强。 　　但是，洛阳周围十分残破，朝廷落户于此后勤保障终究是个沉重负担。而且，董承、杨奉、张杨等人还掌握一定实力，随时可能向自己发起进攻。如何摆脱这种被动局面，曹操继续问计于董昭。董昭建议干脆迁都到许县去，并说“要行非常之事，必须有非常之功”，唯今之计，必须迁都。曹操也有此意，但他觉得天子刚刚回到洛阳，人心思稳，这个时候提出迁都的想法，大家能接受吗？ 　　【六、开启新的时代】 　　董昭提到的许县，属于豫州刺史部的颖川郡，如前所述，曹操现在及将来手下有许多重要的文臣都出自该郡，曹操进军洛阳走的也是这条路线，在基本肃清了颖川郡内的黄巾军余部后，这里已经为曹操所掌握。 　　颖川郡之所以人才备出，与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有关。这里地处中原腹地，沃土千里，气候温和，雨量充足，生物茂繁，自旧石器时期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的聚集区。颖川郡共有十五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不少名人，如阳翟县的辛评、辛毗、赵俨、郭嘉，襄城县的李膺，颖阴县的荀氏诸杰，许县的陈父子，长社县的钟繇，阳城县的杜密等。 　　许县位于颖川郡的东部，曾经是古代许国的国都，许国虽然不大，却前后传承了十九世，存在六百多年。 　　曹操也看中了许县这个地方，原因至少有四个：一来这时已经为自己所掌握，属于新开辟的“曹统区”；二来许县有六百年作为国都的历史，城市建设有一定基础；三来这里物产丰富，颖川郡以及相邻的汝南郡、南阳郡一带是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区，有利于长期的后勤保障供应；四是自己手下有许多谋士是这里的人，颖川郡乃至汝南郡的这些世家大族们会站在自己这一边。 　　但是，把天子迎接到属于自己的地盘上来，这是件颇为敏感的事，杨奉、董承、张杨、韩暹这些人会不会从中阻挠呢？ 　　董昭分析后认为，献帝本人可能会倾向于迁都，原因很简单：再待在这里文武百官及宫人们恐怕都要饿死了，只要能提供粮食，迁到哪里去献帝都不会特别反对。献帝如果不反对，董承也不会反对。 　　张杨驻扎在黄河以北，可以暂时不管他，韩暹已没有太大势力，关键是对付好杨奉，此人最有实力，驻扎在洛阳以南的梁县，与颖川郡紧邻。 　　董昭出了一个主意，先找杨奉谈，以洛阳残破、粮食不足为借口迁献帝于鲁阳。鲁阳这个地方，属于荆州刺史部的南阳郡，与梁县较近，此时大概属于杨奉的控制区，杨奉必然乐意。等献帝一行出了洛阳，先向南行，之后突然改道向东，很快便可以抵达许县，杨奉即使发觉也措手不及。 　　曹操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找杨奉商议。 　　最近以来，杨奉对曹操一直印象颇佳。杨奉跟董承、张杨这些人没有太深的渊源，他也没有外援，虽然实力较强，但总觉得别人会在背后算计自己。曹操到来后，杨奉潜意识中把曹操当成了自己人，献帝初次封曹操为镇东将军，就是杨奉竭力推荐的。杨奉希望曹操的到来，可以使洛阳的权力结构更加平衡。 　　对于曹操提出来要迁献帝于鲁阳的建议，杨奉觉得挺不错，他举双手赞成。洛阳的残破有目共睹，后勤保障已经成了大问题，也只有离开洛阳这一条路。与其让天子被张杨迎到黄河以北去，肯定不如弄到自己眼皮底下好呀。 　　杨奉从心底里又感激曹操一回：还是孟德想得周到啊！ 　　杨奉支持，献帝愿意，董承不反对，曹操也不再征求张杨、韩暹的意见了，八月中旬，天子一行离开洛阳，向南开进。 　　天子一行到达洛阳八关之一的辕关，再往前，就出了司隶校尉部，如果是往鲁阳，就要继续往南走，但天子一行突然改变了行进的方向，向东转进。 　　杨奉接到报告大吃一惊，等他派人再探的时候，天子一行已经到了许县。杨奉这才知道：原来上当了！杨奉大怒，立即联合韩暹率兵来抢献帝。曹操早有准备，派兵在颖川郡的阳城一带设伏，将杨奉、韩暹击退。 　　曹操把天子一行迎到了许县，此时他还要对县城进行重新修整，新建天子的行宫以及明堂等祭祖之所，所以先暂时让献帝住在自己的军营中。 　　过了一个多月，大体上把许县的事安顿得差不多了，曹操决定亲自率军西征，解决眼皮底下的这个杨奉。 　　曹操进攻杨奉的基地梁县，杨奉不是对手，战败后投奔袁术去了。就在是此战中，杨奉手下第一猛将徐晃归顺了曹操。 　　但是杨奉似乎没有到达袁术那里，根据《三国志》记载，后来杨奉和韩暹又联起手来，这二位仁兄，一个曾是天子正式任命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一个曾是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居然又干起了老本行，成为一支流寇。这一回，他们流窜得有点远，到了徐州一带。当时徐州是刘备的地盘，刘备兄也不管他们是总司令还是副总司令，敢来抢地盘就不客气，上去一顿狂扁，把他们都给杀了。 　　张杨运气稍好，还会再活跃几年，直到吕布被曹操困于下邳时，唯一对吕布进行声援的就是张杨。吕布死后，张杨被部下所杀。 　　李、郭汜、张济、张杨、李乐、胡才、韩暹、杨奉这些在一片乱局中脱颖而出的实力派人物，也都曾叱咤风云过，也都曾居于高位过，但他们都昙花一现，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纷纷谢世了。 　　大浪淘沙，适者生存；物竞天择，乱世更是如此。 　　乱世中只有强者更强，弱者只能被强者吞噬。 　　现在，在一片百废待举的土地上，曹操要画出他心目中的一幅蓝图来。历史终于给了他这个机遇，从处处被人岐视的“赘阉遗丑”，成为新时代的强者。 　　在这条道路上，他靠的是自己的努力，靠的是顽强、坚韧、不屈和忍耐，同时还有善于辨清时局、顺势而上的眼光，也靠的是不浪费任何一个机会。 　　现在，四十二岁的曹操终于站在了一个新时代的制高点上，他可以在这里俯瞰这个伟大的时代，可以更远地眺望未来。 　　可是，未来又是什么样的呢？ 　　第二部 浩然无畏作汉歌 　　第一章 定都许县 　　〔袁绍被迫放弃的政治成果意外地落在了曹操手中，他终于可以施展自己早已确立的政治抱负了。但这一切似乎来得有点快，对于他的迅速崛起，有人积极响应，但也有人嫉妒和不满。〕 　　【一、新时代的新气象】 　　经过六年的拼杀，曹操终于迎来了个人事业的一个新起点，建安元年（196年）在他主持下献帝到了许县（今河南许昌），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这一年曹操四十二岁，是最年富力强的时候。 　　为了巩固已取得的成果，曹操于这一年的十月回击追来的杨奉集团，将许县周围最大的一股军事势力击败，确保帝国新首都的安全。之后他回师许县，着手朝廷内外的各项建设工作。 　　大概一个多月前，在献帝一行刚到许县的时候，曹操即派人对许县的城墙以及城内的建筑进行整修，修筑皇宫作为献帝起居和办公的地方。经过日夜不停地加紧施工，目前虽然还显简陋，但已经可以搬进去住了。 　　许县是周代诸侯国的国都，根据周制，周王城“方九里”，其下的诸侯国按照等级不同分成七里、五里、三里三种定制，许国是五等诸侯国，它的国都应该小于七里，大于三里，大约在五里左右。据民国年间编撰的《许昌县志》记载，汉魏“许昌故城在城东三十里，围九里一百二十九步，相传曹操所筑，今存遗址”。又记载“周围十五里，世传汉献帝迁都于此”。 　　周代以三百步为一里，经过考证，约合四百一十五米左右，小于现在的一里，考古实证与古制基本吻合。根据这些资料可以推知，许县故城规模很小，边长仅三里多一些，只能作为皇宫以及朝廷主要办事机构使用，曹操把这一部分当做内城，然后依托内城修筑了面积大五倍的外城。 　　前几年我曾去过这里，先坐火车到许昌市，然后换公交车到城东不远的一个乡镇，之后换成机动三轮车，沿小道进入一片玉米地。那里现在仅存一个高土台，有台阶可上，上面居然还住着一户人家。 　　这个土台就是毓秀台，当年应该是内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是献帝祭天地的地方。如今再到这里，除了土台外，故城其它遗迹已经荡然无存了。据说，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由家乡到北平时曾路过许昌，携友人登过此台，吟出了“横槊赋诗意飞扬，自明本志好文章”的诗句。 　　在建安元年，天子的皇宫、朝廷办事部门以及曹操的军事指挥机构一股脑地涌到这里，肯定会十分拥挤，当时只能因陋就简，先安顿下来再说。 　　献帝刘协从长安出逃到现在，一路上只顾保命，将宫中御用之物以及文书档案等基本上丢光了，现在不仅住的地方简陋，连宫中专用的各类物品也奇缺。 　　在《曹操集》里保存有两篇奏疏，一篇是《上九酝酒法奏》，说的是曹操老家谯县的县令郭芝发明了一种“九酝春酒”，具有良好的保健功能，曹操特意上与献帝，详细介绍了这种酒的酿制方法，还说到了自己对这种酿酒方法的改造。 　　另一篇是《上杂物疏》，说的是曹操特意将自家保存的一些皇宫用品呈献给皇上，这些东西大多是曹腾、曹嵩两代在先帝朝时得到的赏赐。这份单子挺长，不过也很有意思，可以看到当时宫廷生活的面貌。 　　曹操进献的这些东西包括：御物三十种，有纯银参带台砚一枚；御物有漆画韦枕二枚（韦枕：皮枕头），贵人公主有黑漆韦枕三十枚；御物三十种，有纯金香炉一枚，下盘自副；贵人公主有纯银香炉四枚，皇太子有纯银香炉四枚，西园贵人铜香炉三十枚；御杂物用，有纯金唾壶一枚（唾壶：承唾之器），贵人有纯银参带唾壶三十枚；御杂有漆圆油唾壶四枚；御杂物有纯银盘，又有容五石铜澡盘；御物有纯银镂带漆画书案一枚；御物三十种，有上车漆画重几大小各一枚；御杂物用有纯银澡豆奁（澡豆：作用类似现代的香皂），纯银括镂奁；御物有银镂漆匣四枚；油漆画严器一（严器：盛梳妆品的用具），纯金参带画方严器一。 　　与此同时，曹操积极着手谋划新的人事布局。 　　献帝东归期间，朝廷三公九卿等高级文官随驾同行，有好几个人死于战乱，目前已有不少缺员需要补充。另外，献帝刘协还封了不少将军，根据新形势的需要，也必须进行调整。 　　朝廷先后正式任命的高级将领包括：大将军韩暹、骠骑将军张济、车骑将军郭汜，这几位可看做“上将”一级；征北将军李乐、征西将军胡才（此前曾经是马腾，估计马腾参与叛乱后下诏给撤了）、前将军公孙瓒、后将军杨定、右将军袁绍、卫将军董承，这几位可看做“中将”一级；还有镇东将军曹操、镇西将军韩遂（有可能跟马腾一起被撤了）、平东将军吕布、安南将军刘表、安东将军张杨、宁辑将军段煨、辅国将军伏完等，可以看做是“少将”一级。 　　袁绍虽然自称车骑将军，但朝廷从来没有承认过，他现在正式的军衔是右将军，大约是在本年初郭图出使河东郡时由献帝正式任命的。 　　韩暹、张济、郭汜、马腾、韩遂、李乐、胡才、杨定、张杨、段煨这些人，多出自凉州军和白波军，彼一时、此一时，他们现在大多数人已经成为朝廷的敌人，对他们的任命理应撤销。 　　袁绍、吕布、刘表、公孙瓒等人属于地方实力派，虽然不在朝廷控制之中，但有个头衔在，名义上他们都归许县朝廷领导，保留着当然好。董承和伏完二位，都是献帝的老丈人，有没有担任军职倒也无所谓。 　　献帝按照曹操的意思重新明确了帝国高级将领任命名单，该撤的撤，该留的留。韩暹空出来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一职，献帝下诏授予了曹操。 　　这个任命可能有点问题，因为大将军的地位很高，已经超过了三公，这样一来袁绍很不服气，为了这个任命，差点要跟曹操翻脸。 　　在献帝东归的过程中，好多部长级高官死在路上，曹操借着补充缺员，对朝廷的文官体系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 　　现在的三公是太尉杨彪、司徒淳于嘉、司空张喜，他们倒是全都逃了出来，但对这几个位置曹操还想另作安排，在他的要求下，献帝下诏将这三个人同时免职。 　　曹操把太尉一职送给了袁绍。毕竟，袁绍曾经是关东联军的总指挥，也是自己名义上的领导，现在曹操担任了大将军，为了安抚袁绍，就把太尉一职让给了他。司徒一职，曹操给了名士赵温。司空则暂时空缺。 　　近一年来，死在东归路上的部长级高官包括：文教部部长（太常卿）王绛，宫廷事务部部长（光禄勋卿）邓渊，皇城卫戍司令（卫尉）士孙端，司法部部长（廷尉）宣，经济部部长（大司农卿）张义、朱俊，皇家事务部部长（少府卿）田芬。 　　在曹操的主持下，朝廷先后征召名士赵歧、张俭、桓典、徐、陈纪等人补充进来，加上还在位的韩融、荣、杨奇等人，基本上保证了朝廷的日常运转。 　　赵歧本年应该快九十岁了，他就是曾经出使过关东的老臣，当年是他与袁绍、曹操相约迎献帝回洛阳。张俭是个老党人，本年也已经八十三岁了。陈纪出于颖川郡著名的陈氏家族，本年七十一岁，在许县一带很有影响力。 　　这些人不大可能再做什么实质性的工作了，比如像张俭，一到许县来就关起自家的门不出，把公家配的专车挂起来（阖门悬车），根本不问任何事。这倒也符合曹操的意思，把这些老同志们抬出来，本来就只是个招牌，目的是扩大新朝廷的影响力。 　　对于朝廷日常办事机构尚书台曹操却比较重视，这可不是一个虚设部门，内外沟通、随时掌握宫内动态都全靠它了，对于由谁来掌管这个要害部门，曹操心里早有了合适的人选。 　　曹操属意的这个人就是荀。他曾经在天子身边担任守宫令，熟悉宫内事务，性格沉稳，考虑问题周全，出身大族，容易与天子及各位老臣们沟通，最重要的是，他对曹操忠心耿耿，是可以信得过的人。 　　献帝下诏任命荀为尚书令，负责处理朝廷日常事务。曹操出征在外的时候，荀实际上成了后方的大管家。荀也不负期望，把各项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为曹操分了不少忧。 　　曹操还把钟繇给荀派过去当助手，任尚书台的副长官（尚书仆射），但钟繇担任这个职务时间并不长，曹操后来派他管理关中事务去了。曹操还任命大胡子将军程昱为尚书，协助荀工作，任命虽然下达，但兖州那边仍然离不开程昱，曹操让程昱以东中郎将、济阴郡太守的身份主持兖州的各项事务。 　　曹洪、曹仁以及夏侯夏侯渊等人负责掌握部队，没有进入到朝廷任职，随着“曹统区”范围的扩大，曹操还让他们兼任一些地方行政职务，如夏侯任陈留郡太守，夏侯渊担任颖川郡太守，曹仁担任广阳郡太守。 　　朝廷迁到许县后，洛阳方面也不能放弃，曹操此时兼任着司隶校尉一职，洛阳属于自己的辖区，他让为自己立下大功的董昭以洛阳令的身份留守在旧都。 　　至于许县令，曹操让满宠来担任，这个在兖州就跟随自己的部下，在处理问题方面很果敢，也很有谋略。许县相当于过去的洛阳，许县令这个位置必须选个厉害的角色来担任。后来证明，曹操的这项任命很正确，满宠不辱使命。 　　随着朝廷机构开始运转，以及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大，曹操现在感到最大的问题是人才不足，行政人才、军事人才以及经济人才他现在统统需要，他迫切希望有各种专长的人才快到许县来。 　　【二、八方来士】 　　对朝廷的人事进行了大体安排之后，曹操决定推行改革。 　　为此，他向献帝上了一份《陈损益表》，提出了十四项改革举措，可惜的是，这份体现曹操治国理念的重要文件现在仅存序言部分，十四项改革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考证。 　　不过，根据曹操下面推出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来看，曹操的建议无外乎是富国强兵、选贤任能等方面。这些措施首先在曹操实际控制的兖州、司隶校尉部以及豫州刺史部的一部分地区推行。尤其在选贤任能方面，曹操不遗余力地大力改革。荀转任尚书令以后，曹操深感身边像荀那样能出谋划策的人才太少，有一次他问荀：“谁能代替先生为我出谋划策？” 　　荀说有两个人堪此重任，一个是荀攸，一个是钟繇。 　　荀攸是荀的侄子，如前提到，他在董卓之乱中困于长安，因为参与策划刺杀董卓的行动而被关进了监狱。董卓死后，荀攸恢复了自由，作为反董斗士，朝廷对他很重视，准备任命他为任城国相，但荀攸考虑到益州更容易躲避战乱，所以请求到益州为官，朝廷重新任命他为蜀郡太守。 　　荀攸去益州上任，他跟当年刘焉走的路线一样，先到荆州，想溯长江而上进入益州，但是到了以后才发现路途艰险，很难到达，于是暂留在了荆州。 　　根据荀的推荐，曹操亲自给荀攸写了封信，说“现在天下大乱，正是有识之士建功立业之时，我观察蜀地那边的局势，也不会太长久（顾观变蜀汉，不宜久乎）”，劝荀攸打消避世的想法，出来干一番事业。 　　荀攸接到曹操的信，立即辗转回到许县。曹操以朝廷的名义征召他为汝南郡太守，但荀攸没有去上任，曹操随即改任他为尚书，在叔父荀手下任职。 　　曹操跟荀攸进行了长谈，深感荀攸不是一般的人才，特别高兴（与语大悦），曹操对荀和钟繇说：“公达（荀攸的字）真是个奇才，能够与他来共商大事，天下还有什么可以忧虑的！”于是，曹操重新任命荀攸为军师，到自己身边工作。 　　另一位被荀推荐的钟繇，上面已经说过了，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而且是一个治国之才。曹操早年在洛阳即与他相识，一直以老朋友相待，曹操让他暂时在尚书台协助荀工作，不久之后即将有重用。 　　在此之前，荀实际上类似于曹操身边的参谋长，为曹操的军事行动进行谋划，除荀之外，还有程昱和戏志才等人。戏志才也是荀推荐给曹操的，但是不久前不幸病故，成为曹操的一大损失。而程昱在兖州发挥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一时半会儿没有办法把他调到身边来。 　　曹操急需要像荀和戏志才这样的人在身边，他让荀再为自己推荐几个人。荀突然想到有一个人再合适不过了，于是向曹操进行了推荐。 　　这个人，就是郭嘉。 　　如前所述，郭嘉曾经也到过袁绍那里，但他对袁绍一点都看不上，先于荀离开了袁绍。郭嘉后来到了哪里不太清楚，据《傅子》一书说，郭嘉在二十七岁的时候曾被征辟到司徒府。 　　郭嘉生于汉灵帝建宁三年（170年），古人习惯以虚岁计年龄，他二十七岁时正是建安元年，如果《傅子》记载属实，可以推断，郭嘉离开冀州后回到了家乡颖川郡的阳翟县。这里离许县很近，他在家赋闲了六年，献帝迁都于此，朝廷各部门都在招聘人才，郭嘉正是在这个时候被司徒赵温征辟的。 　　郭嘉这个人喜欢秘密交结天下英俊，不愿意与俗人打交道，一般的人不知道他的才能，只有了解他的人才知道他是个奇才。荀对这个小自己七岁的老乡很了解，让他在赵温手下抄抄写写太屈才了，于是推荐给曹操。曹操找郭嘉来谈论天下大事，谈完之后曹操更高兴，他说：“让我能成就大事的，必然是此人呀（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也很高兴，在与曹操的谈话中他对曹操也有了进一步了解，深切感受到这是一个胸怀理想，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对时局的认识也很独到和深刻，是一个值得为之效命的人。郭嘉对人说：“这正是我要找的主人呀（真吾主也）！”曹操打破常规，直接任命郭嘉为自己的参谋长（军谋祭酒）。在此后的军事行动中，郭嘉和荀攸一直是曹操身边的主要谋士。 　　除得到了郭嘉、荀攸两个奇才外，在曹操主持下，还以朝廷的名义多方延揽人才，这一时期来到许县朝廷或曹操身边任职的人络绎不绝，重要的有国渊、刘馥、杜袭、赵俨、孔融等人。 　　国渊字子尼，青州刺史部乐安郡盖县人，他是著名学者郑玄的学生。郑玄很赏识这个学生，曾说：“国子尼是个人才，据我观察，他将来一定能成为国器。”国渊跟名士管宁、邴原等人避乱到辽东，经常在山中讲学，受到推崇，后来回到中原。朝廷迁都许县后，国渊前来报效，曹操发现他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专长，就让他从事屯田管理方面的工作。 　　刘馥字元颖，是刘氏宗亲，豫州刺史部沛国相县人。根据《三国志》记载，他成功策反了袁术手下的戚寄、秦翊二人，率众投奔曹操，受到曹操的重用。以后他协助曹操处理扬州事务，被曹操委以扬州刺史的重任。 　　杜袭、赵俨二人前面曾提到过，他们都在荆州避乱，因为看不上刘表，就跑到长沙郡一带闲住。听说献帝迁都到了许县，他们想办法回到中原，曹操任命他们为县长，日后他们都成为曹魏重要的地方官员。 　　与他们关系很好的繁钦、裴潜等人，后来也投身到曹操阵营，成为曹魏重要的行政人才和经济人才。 　　有朝廷这块招牌，以后还有更多的名士前来效命，像华歆、王朗、郗虑、刘晔、司马朗、荀悦、徐奕、何夔、蒋济、梁习、张既、贾逵、郑浑、卫觊、陈矫、徐宣、卫臻、胡质、杨阜等都是曹操在许县时期投奔而来的，这些人物到后面涉及到时再作介绍。 　　除了这些文士以外，这一时期还有些军事人才也来投奔曹操，重要的有李通和许褚二位。 　　李通字文达，江夏郡平春县人，此时将近三十岁。他是江南一带的游侠，和同郡人陈恭在汝南郡朗陵县起兵，吸引了很多人归附。后来，李通先后战胜了周直、陈恭、陈等人，又生擒黄巾余部首领吴霸，势力大增。 　　李通爱护手下，很会带兵，在兴平年间的大饥荒中，他散尽家财，买糟糠和士卒同甘共苦，所以手下人特别肯为他卖命，势力发展得很大，周边的袁术、吕布、刘备等实力派不敢轻易动他。 　　朗陵县在汝南郡西部，汝南郡紧邻颖川郡，是许县的东部屏障。曹操的势力已深入到该郡，但未能全部占领。李通的加盟，让曹操加强了对这里的控制，曹操拜李通为振威中郎将，让他继续驻守在朗陵县，控制汝南郡的西南部。 　　其后，在曹操与张绣和袁绍的对抗中，汝南郡成为双方争夺的要点，李通坚定地支持曹操，替曹操牢牢守住了许县的东大门，立下了大功。 　　许褚字仲康，《三国志》说他是“谯国谯人”，应当是“沛国谯人”之误，是曹操同一个县的老乡。许褚是一个有名的壮士，“身高八尺，腰大十围”，汉代一尺合如今二十三点五厘米，许褚的身高约一米八八；汉代一围合当时的五寸，约合如今十二厘米，许褚的腰围有一百二十厘米，也就是四尺，买裤子实在有点困难。 　　许褚“容貌雄毅，勇力绝人”，当时天下大乱，各地纷纷组织武装寻求自保，他聚合起本地的几千家人修筑坞壁抗拒外敌入侵。汝南郡葛陂一带的黄巾军有一万多人来攻打他们，许褚率众死战，箭射完了，就让人拣了好多大石块过来，待敌人近前时，许褚发力以飞石迎击，把敌人打得粉身碎骨，不敢再靠前。 　　坞壁内粮食快吃完了，许褚假意跟敌人谈判，拿牛换粮食，结果有的牛又跑了回来，敌人上来抢，许褚趁势跑出营去跟他们对抢，他用一只手拽着牛尾巴硬是把牛拖行了一百多步，把敌人看呆了，纷纷后退。 　　许褚的大名于是传遍沛国、陈国一带。许褚虽然是个武人，但考虑问题一向稳重谨慎（性谨慎奉法，质重少言），他感到这种占山为王的日子终不能长久，听说曹操迎献帝来许县，他就率所部投奔了曹操。 　　曹操见到这个老乡特别高兴，把他跟樊哙相提并论，并以他带来的人为基础，组成一支近卫部队，任命许褚为旅长（都尉），以后出征时担任总指挥部的警卫部队。 　　担任警卫工作的还有典韦所部。典韦此前也担任过旅长（都尉），后来升为师长（校尉），比许褚职务稍高一些。曹操现在出征，跟前就有了典韦、许褚两位猛人护卫，可谓万无一失。 　　大家愿意来投奔，与其说是冲着曹操来的，不如说朝廷的吸引力更大。朝廷来到许县，很多人正是抱着报效朝廷的想法才来到这里。还有的像李通和许褚这样，不想被人误认为是流寇，想得到一个朝廷颁布的正式名分，就投奔来了。 　　对曹操来说，这是“奉天子以令不臣”收到的最积极的成效。但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朝廷大开进人之门，来到许县的也并非都是有用的人才，里面不免也有几个让曹操头疼的人。 　　【三、有人爱耍酷】 　　在建都许县后，曹操可谓狂揽人才，除了有人主动投奔以外，曹操还以献帝的名义四处征召，只要有本事的他都欢迎，一副来者不拒的架式，倒也吸引了不少人才，但这项工作并非一帆风顺。曹操曾征召避乱辽东的管宁，但由于公孙度的阻拦，管宁未能前来。他还以献帝的名义任命刘备的岳父兼主要助手糜竺为嬴郡太守，刘备不愿意放人，这件事也只好作罢。 　　有一个人名气更大，但一接到征召马上就来了，一点儿都不矜持一下，这个人就是孔融。 　　孔融字文举，比曹操大两岁，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他的父亲孔宙做过泰山郡都尉。孔融小的时候因为让梨而闻名，成为那个时代小朋友们学习的楷模。长大以后，灵帝刘宏的老师、时任司徒的杨赐征辟他，从此步入仕途。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董卓秉政，孔融因为不与之合作，惹得董卓很不高兴，但鉴于他是孔子的后人，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只是贬为议郎。当时青州刺史部北海国一带黄巾军很盛，董卓成心想为难孔融一下，任命他当北海国相，去打黄巾军，所以孔融以后又被称为“孔北海”。 　　孔融是个文人，但不是朱俊、卢植那样的文武全才，打仗实在很外行。他在北海国受到黄巾军管亥部的攻击，以至于“不能保障四境，弃郡而去”，最后他派手下将领太史慈向邻近的平原郡太守刘备求援，才化解危机。 　　孔融与公孙瓒、刘备、陶谦亲近，因而属于袁绍、曹操的敌对阵营。他在北海国待不下去，一度跑到陶谦那里避难。陶谦死时，孔融正在徐州，当时劝刘备接任徐州牧最积极的就是他。刘备主政徐州后，孔融又回到青州，刘备给他任了个青州刺史。此时袁绍派长子袁谭接替臧洪出任青州刺史，与公孙瓒抢地盘，孔融成为袁谭攻击的目标。 　　从建安元年开始，袁谭率兵进攻孔融，从春天一直打到夏天，孔融手下只剩下了几百人，这位老兄仍然支个几案在那儿读书，谈笑如常（凭几安坐，读书议论自若）。城池被攻破，孔融的妻子儿女全部被俘，他自己突围逃走。 　　孔融本可以去找老朋友刘备，但那一阵子刘备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正被吕布算计得四处流浪，领着一帮子人差点到东海里当渔民。 　　孔融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正在这时，听说朝廷征召他，自然顾不上客套一下，赶紧跑到许县来，被任命为建设部部长（将作大匠）。 　　孔融到了许县，不仅有了新工作，而且有了新的家庭。孔融逃出来的时候老婆孩子都丢在了袁谭那边。十二年后孔融被杀时，他的儿子九岁、女儿七岁，按年龄推算应该都是在许县出生的。 　　孔融这个人，总觉得别人都不如自己（自以当时豪俊皆不能及），其实是个志大才疏之辈，说到底，一是名门之后这顶帽子害了他，二是成名太早。曹操接纳孔融，孔融应该领情，不仅因为曹操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了他一条出路，而且因为曹操接纳孔融也是冒了一定风险的。此前，孔融跟袁谭刀兵相见，是袁绍的敌人，曹操作为袁绍阵营里的人，应该把孔融抓起来送到冀州才对，现在却让他当部长，孔融确实应该感激曹操。 　　孔融似乎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开始他跟曹操合作得很好，在朝廷审议恢复肉刑以及是否操办已故太傅马日丧事等问题上积极发表意见，工作态度相当认真。 　　孔融还向曹操推荐了不少人才，著名的有谢该、盛宪和祢衡。 　　谢该是当世名儒，善治《左传》，孔融以贤士上书推举，谢该被献帝拜为议郎。盛宪曾经当过吴郡太守，后来因病去官，孔融与他关系很好。当时孙策占有江东，接连诛杀江东英豪，孔融害怕盛宪遇害，就给曹操写信大力推荐，曹操看在孔融的面子上，征盛宪为骑都尉，但是任命书还没有送到，盛宪就被杀了。 　　相比较而言，孔融推荐的祢衡在当时名气更大，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 　　祢衡字正平，平原郡般县（今山东临邑）人。他少年时代就很有才，能言善辩，但他刚强高傲，不太懂得待人接物，属于愤青加愣头青，此前一直避乱于荆州。 　　朝廷迁到许县时祢衡二十四岁，他听说这里有机会，就跑到许县来游历。当时来许县报效朝廷的人很多，可祢衡架子大，不肯主动去应聘，老想有人哭着喊着来请自己，结果自然没人理他。开始他怀里揣着一张名片（阴怀一刺），但好长时间过去了也没有机会拿出来用用，以至于名片上的字迹都模糊不清了。 　　当时司马朗、陈群等人很出名，有人就劝祢衡，何不找找他们，祢衡十分不屑，他认为司马朗、陈群顶多是个饭店里跑堂的小伙计（沽酒儿），甚至荀他都看不上，认为他只不过是个专门哭丧吊孝的人。 　　只有孔融和杨修两个人祢衡勉强看得上，称他们为“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看来这小子狂得够可以，虽然也算是个人才，但有一个超级坏脾气，傲慢而怪诞，还动不动骂人。 　　就是这样一个人，孔融推崇备至，他向曹操积极推荐祢衡，把祢衡吹得一塌糊涂，拿孔融自己的话说，简直就是“颜回不死”。祢衡也吹捧孔融，称他为“仲尼复生”。 　　孔融说得多了，曹操还真有点好奇，想见见这个人。可谁知祢衡还端上架子了，你想见我，我还不肯见你呢。对于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曹操心里生出了不快。 　　根据《后汉书》记载，曹操在一次大会宾客时，故意把祢衡找来，让祢衡在席上当一回鼓吏，想羞辱他一下。鼓吏击鼓时都会事先换上专门服装，以示庄重。轮到祢衡击鼓时，他击了一通《渔阳三挝》，声调激昂，感人至深。祢衡来到曹操面前停了下来，旁边有人问他为什么没换装，祢衡说那好吧，换就换。 　　于是，祢衡就在曹操面前把衣服一件一件全脱光，然后把制服换上，态度从容，不急不慢，换完之后再去击鼓，又击了三遍，面不改色心不跳。 　　曹操笑道：“本想教训一下这小子，反倒让他把我羞辱了。” 　　祢衡如此耍酷就连孔融也看不下去了，一边责备祢衡，一边跑到曹操那里打圆场，说祢衡有颠狂之症（狂疾），事后也后悔了，希望当面向曹操谢罪。曹操答应了，孔融又去做祢衡的工作，好歹祢衡也愿意见曹操了。 　　谁知祢衡又玩起了新花样，他穿着粗布衣服，手持三尺木棒，跑到曹操大营门口，坐在地上又哭又骂。曹操闻讯彻底生气了，如果按照曹操的脾气，早就吩咐人把他拉出去剁了。 　　但是曹操明白，祢衡敢激怒自己就不怕被杀头，如果真杀了他，反而成就了祢衡的名声。而且，许县朝廷新立，正是四方之士前来投奔之时，祢衡纵然有再多毛病，但这小子已经把自己的知名度炒起来了，杀一个祢衡，别人不明就里，还以为自己不能容人呢，那将堵塞天下士人报效之路，曹操不会上当。 　　据《后汉书》介绍，曹操想了一招，他给刘表写了封推荐信，把祢衡推荐给了刘表。祢衡到了刘表那里，开始刘表挺欣赏他的才能，对他也很重视，但领导一赏识，祢衡蹬鼻子上脸的劲又来了，不仅傲慢异常，就连刘表他也想羞辱就羞辱。 　　刘表也动了气，本想杀了他，但想法跟曹操差不多，不想落个杀名士的罪名，干脆如法炮制，给自己的部下江夏太守黄祖写了封信，把祢衡推荐到黄祖那里。 　　黄祖见到祢衡，深为他的才学所吸引，让他当自己的秘书（为作书记），有什么事都跟他商量。但祢衡本性难移，一次黄祖大会宾客，祢衡又跟领导拧上了劲，连黄祖的面子都不给，还骂了黄祖几句，黄祖一时恼怒，下令把祢衡杀了。 　　黄祖手下的办公室主任（主簿）平时就恨祢衡，一接到命令即刻让人动手。黄祖果然后悔，想收回成命，他来不及穿鞋，光着脚跑出来营救，但祢衡的死刑命令已被执行。 　　祢衡死时二十六岁，根据传说，他死的地方名叫鹦鹉洲。 　　祢衡这个人有点过于另类，他确实有才，否则刘表、黄祖开始也不会赏识他。但他个性太强，甚至于有些怪诞，那就不是什么好事了。 　　好在像祢衡这样的人纯属极少数，到许县来的大部分人都怀着一颗建功立业的心，不管是冲着朝廷而来，还是冲着曹操而来，曹操一概表示欢迎，对他来说，现在没有什么比人才更珍贵的了。 　　【四、袁绍的不满】 　　看到曹操把天子一行不仅顺利地弄到了许县，而且还干得红红火火，天下有识之士争相投奔，有一个人心里贼不舒服，他就是袁绍。 　　此时的袁绍仍然陷于南北两面之敌的夹击之中，由于无法脱身，再加上他对献帝一向有意见（帝立既非如绍意），所以坐失了迎接天子的机会。现在看到曹操占了便宜，心里很不是滋味。长期以来，袁绍一直没拿曹操当外人，在他眼里曹操就是自己的手下，没有他就没有曹操的一切，尤其在曹操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是他出手相救，才化解了曹操的危机。自己腾不出手来去迎接天子，曹操去了应该算是自己派去的，曹操理应向自己汇报汇报情况吧。袁绍在邺县等着曹操汇报工作，曹操没有来，也没有派个人来，却等来了献帝措辞严厉的一封诏书，把袁绍臭骂一顿，袁绍的肺都快气炸了。 　　这件事《三国志》里没写，仅记录在《后汉书》中，说献帝到许县后，给袁绍下了一封诏书，责备他虽然地广兵多，但只顾培植自己的势力，擅自征伐，不来勤王（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而但擅相讨伐）。 　　诏书虽然是以献帝名义下达的，但幕后指使一定是曹操这小子，这不是公然以下犯上吗？地广兵多的又不是我一个，有几个勤王去了？曹操自己不也到处讨伐别人吗？为什么只点名批评我呢？袁绍实在想不通。 　　袁绍觉得既然是天子的诏书也不能不有所回应，他认真地给献帝上了一份书，这份文件挺长，全文也收录在《后汉书》中，一看就是下了不少功夫写的，可能出自大笔杆子陈琳之手。这份上书的开头部分尤其精彩，袁绍写道： 　　“我以前听说有了蒙冤之人上天会五月降霜，又听说悲声痛哭可以让城墙崩塌，每当看到这些我都认为是真的，但跟现在的情况一比，才知道那些都是假的，为何这么说？我为国家做了那么多事，搭上了整个家族的性命，一片忠心却换来了如此罪过，怎不让人日夜哀叹、心肠裂断、眼里哭出血来（昼夜长吟，剖肝泣血）？但即使这样，也没有见城塌霜降来应验，可见原来那些传闻都是假的。” 　　这段话中心意思就一个：冤！然后袁绍从自己参加工作开始说起，说他如何跟张让等宦官作斗争，在何进被杀后如何力挽狂澜，如何不畏董卓的强暴，后来如何在孟津休整兵马，领导反董大业。袁绍一再申明的是，自己对帝室一直忠心不二，一直以来都在做着匡扶汉室的努力，丝毫不敢懈怠。 　　这封长篇上书里除了袁绍不停地诉委屈之外，还透露了一些有趣的信息。一个是说曹操到兖州的活动是袁绍指派的（以议郎曹操权领兖州牧），而且说，曹操几次都快要死了，是袁绍救了他（曹操当死数矣，我辄救存之）。这些或许符合事实，但却对曹操有些不利，这也就是为什么除《后汉书》以外的其它史书都未记载这件事，也没有收录袁绍这份上书的原因。 　　另一个是，袁绍也顺便解释了他跟袁术翻脸的原因，在袁绍看来他跟袁术不合完全是由一个人引起的，这个人就是朝廷特使马日。当初朝廷派马日和赵歧出使关东，马日到了袁术那里，由于他处事不当、偏听偏信，使得他们兄弟俩成为仇敌。 　　袁绍说的后一件事十分强辞夺理，但此时马日刚刚去世，把责任推给死人，反正也无法查证。袁绍想说的是，他很忠诚，很努力，很正直，所以很无辜，很委屈。 　　袁绍的上书送到许县，他心里的气还没有散完，又来了一件事把袁绍心头的怒火彻底逗了起来：袁绍接到诏书，朝廷任命他为太尉。 　　太尉名列三公，以袁绍的年龄和资历能担任太尉一职无疑是件荣耀的事，数十年来，三公已经快要成了袁家的专利，从他父辈往上数，四代人一共出了五位三公。而他这辈人里还没人有这个荣耀，如今能当上三公，且是朝廷正式任命而非自己“表奏”的，在家族的三公榜上再续一笔，那将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 　　可是，袁绍一打听，得知曹操担任的是大将军，高兴劲一下子没有了，袁绍认为，曹操既然是大将军，他这个太尉也就一钱不值了。 　　大将军位在三公之上，是文武百官的首领，在设大将军的情况下，三公的地位就矮了一截。尤其是太尉，在三公里分管军事，与大将军的职权重叠，更是形同上下级关系。 　　如果接受太尉的任命，就承认自己甘居曹操之下，这怎么可以？ 　　袁绍的不满也有些道理，即使是现在，无论袁绍还是其他人，都会认为曹操只不过是袁绍阵营中的一员，袁绍是上级，曹操是下级，现在居然掉转过来了。袁绍想，即使自己肯接受，手下这些人会怎么想，这不是鼓励大家以下犯上吗？ 　　《后汉书袁绍传》说，袁绍上表天子不接受这项任命。《后汉书陈纪传》进一步补充说，袁绍不仅没有接受太尉的任命，而且让位给陈纪。陈纪自然不敢接受，他此时被朝廷任命为外交部部长（大鸿胪卿）。陈纪，著名的颖川郡陈氏家族成员，他的儿子陈群日后成为曹魏阵营里的名臣。袁绍不接受太尉的任命，这成为一件棘手的事。曹操这才发现，在处理这个问题上他考虑得有些不周。 　　原本他以为，袁绍无论担任什么职务都是名义上的，没有实质意义，对袁绍来说，太尉已经是很不错的安排了，他没费一兵一卒就白得了这个职务，应该满意。没有想到，袁绍丝毫不领情，双方的隔阂反而因此进一步加深了。 　　曹操早就明白他跟袁绍迟早会有一场决战，但不是现在。不仅如此，袁绍还是他要利用的力量，跟袁绍过早摊牌，那是极不明智的做法，曹操越想越后悔。 　　他决定辞去大将军一职，让给袁绍，自己担任司空。 　　这是很伤威望的事，换成别人，宁可错下去也不会轻易低头，但曹操是个务实的人，他宁愿损失一些个人威望，也要把与袁绍的同盟关系继续维持下来。 　　这项任命很快以献帝诏书的形式下达，曹操辞去大将军，改任司空一职。可是，袁绍那边却毫无反应，接到诏书后，如果接受，应该立即上书谢恩；如果不接受，也应该有所表示呀。曹操明白，袁绍面子上还有些下不来。 　　过了年，他想派个有分量的人到邺县走一趟，帮袁绍找回面子，让他消消气，把大将军的任命接下来。曹操想了想，觉得孔融最合适。 　　孔融的名气没有问题，目前担任部长级的将作大匠一职，地位也没有问题。曹操让孔融走一趟，还有一个原因，想通过这件事让他们缓合一下矛盾。 　　一年多前，孔融还是袁绍的敌人，他跟袁绍的长子袁谭都担任青州刺史一职，袁谭攻击孔融，打了大半年。孔融到了许县后，心里常常不踏实，总怕曹操哪一天受袁绍之命找他的麻烦。孔融刚一听说曹操让自己出这趟差，脊背上直冒凉气，莫非姓曹的这小子真要把我支到袁绍那里挨收拾？但孔融是个极聪明的人，经过简单地分析他很快明白了曹操的用意，曹操想收拾他不会等到现在，曹操是想帮他的忙。 　　孔融很感激，尽管他以后成了反曹斗士，但在建安初年他跟曹操的合作还算不错。孔融接受派遣，于建安二年（197年）三月来到邺县，宣布朝廷对袁绍大将军的任命。 　　献帝不仅拜袁绍为大将军，而且封他为邺侯，这是一个县侯，较袁绍此前的伉乡侯高一级，还赐给袁绍天子的节钺，以及只有天子才能拥有的虎贲卫士百名。这还不算，献帝还给了袁绍一个新的行政职务：督四州事。这四个州指的是冀州、青州、幽州和并州。 　　献帝下达这项任命时一定没有查阅过近几年的皇家档案，也许皇家档案已经全丢在逃亡路上了，总之这项任命很有问题，因为几年前献帝也曾颁发过同样的任命，就连所督的这四个州也丝毫不差，不过那是颁给另外一个人的，公孙瓒。 　　公孙瓒那边没有免职，这边又重新任命了新人，如果不是技术性错误，那就只有一个解释：让旧人和新人相斗。 　　这可能是曹操故意安排的，当年“三人小组”能想出来的主意，曹操更不在话下，袁绍和公孙瓒已经势如水火，给他们加把柴，让火烧得更猛些。 　　失去大将军职务的曹操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损失，官位是死的，规定是活的，他担任了司空一职，同时代理车骑将军，还顺便搞了一次职务改革，规定司空在三公中地位最高，是朝官的首领（百官总已以听），仍然把政权和军权牢牢掌握在手中。 　　【五、“曹统区”掀起大生产运动】 　　解决了朝廷的人事安排问题，暂时平息了袁绍的不满，曹操还有一系列挑战需要面对，最突出的问题来自于经济方面。 　　曹操离开兖州大本营，出于战略考虑将新首都定在许县，在后勤保障方面就要承担很大的压力。近一两年来，曹操采纳毛等人的建议，在兖州一带积极发展生产，基本保障了自身的粮食供应问题，从而让自己处处居于主动。 　　但是，曹操在许县一带基础还不很扎实，许县以及周边的颖川郡、汝南郡虽然曾经是重要的农业区，但这些年来遭受战争的影响也最深，黄巾军在这里势力很大，有大量人口流失到了南面的荆州地区。 　　朝廷正常运转需要大量粮食、布匹等物资，军队也需要后勤保障，这些物资如果都依赖兖州供应，浪费会很大，兖州那边也难以为继。 　　拿军粮运输来说，就是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从兖州运到许县来必须组织大量人力参与运输，还要考虑运输队伍途中的物资消耗，往往运一车粮食，至少还得再准备一车粮食供人们路上吃，另外，沿途安全又难以保证，这个办法基本上不可行。 　　许县的粮食供应问题必须立足于就地解决。曾在东郡任东阿县令的枣祗和夏侯的副将韩浩同时向曹操建议，通过在许县周边一带进行屯田的措施解决目前的燃眉之急。 　　枣祗是颖川郡本地人，家住阳翟县，跟郭嘉同县。曹操在东郡时，枣祗在东郡下面的东阿当县令，张邈、陈宫之叛，兖州近八十个县里只有枣祗的东阿县等三个县没有叛变，为曹操反败为胜立下了大功。枣祗这时也随曹操来到许县，有的史料称他此时担任献帝近卫部队的指挥官（羽林监）。 　　韩浩一直担任夏侯的副手，当年夏侯被人劫持，韩浩临危不乱，将夏侯解救出来，曹操事后对他进行了表扬。 　　枣祗、韩浩建议曹操效仿汉初以来的经验，把流民组织起来，开展农业生产，开展大规模的屯田。 　　屯田作为制度其起源可考的是汉文帝时期。据《汉书晁错传》记载，著名改革家晁错分析了秦朝守塞北失败的教训，认为单纯以戍卒守边的制度有很大毛病，必须实行“且屯且守”的制度，把屯田与戍边结合起来。于是前元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汉文帝下令在边郡屯田，这比汉武帝时经济专家桑弘羊建议屯田西域还要早得多。 　　不过，晁错和桑弘羊所推行的屯田都与国防建设有关，属于半军半民性质，许县的情况与那时有很大不同，能不能参照前人的办法推行，在当时还存在着争论。 　　反对屯田的人也不少，据《三国志司马朗传》等史籍记载，对于曹军收复的大量无主土地，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应该赏给有功之人，有人甚至提出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大力推行土地私有化。实行屯田实际上就是土地“国有化”，由于反对的人不少，曹操也不得不有所考虑。曹操让枣祗找荀等人商议，荀支持屯田。在当时特殊的情况下，只有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才能度过危机。 　　经过内部讨论并逐步统一了思想后，建安元年（196年）曹操颁布《置屯田令》，从定国安邦的战略高度，充分肯定了秦皇汉武奖励耕战，实行屯田的历史经验，阐述了屯田积谷的重要意义，下令开始屯田，标志着这项“战时经济政策”正式实施。 　　从建安元年到魏元帝咸熙元年（264年），这项制度推行了七十年，可以说它伴随着曹魏帝国的兴衰始终，成为曹魏势力崛起的经济基础。 　　屯田首先在许县附近试点，具体做法是，把已经找不到主人的土地收归国有，然后把丧失土地的流民组织起来，由国家提供耕牛、农具、种子，收成由国家和农民按比例分成。 　　当时能集中起来的土地很多，流民也很多，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都不发愁，屯田很容易就搞了起来。 　　农业工作本应由九卿之一的大司农卿管理，为了加大推行力度，曹操决定亲自抓这件事。在许县试点期间，他任命枣祗为屯田都尉，任命自己的堂妹夫任峻为典农中郎将，管理具体的屯田事务，直接向自己负责。 　　也就是说，曹魏早期的屯田工作由司空府直接主导，由下面特设的屯田官来具体负责。这种制度一直保持了很多年。到曹魏时期，随着屯田规模越来越大，这项工作转到了尚书台管理，屯田官的职务和品级也逐渐固定下来，成为与地方行政官员并行的一个系列。 　　屯田刚开始推行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些挫折，据《三国志袁涣传》记载，屯田刚开，被组织起来的农民还不太适应，他们经常逃亡。对此，袁涣建议曹操，农民都有安土重迁的传统，不能一下子改变，必须因势利导，要让他们自愿，不能强迫他们在土地上耕种（宜顺其意，乐之乃取）。曹操采纳了他的建议，情况这才有了好转。 　　这么好的政策为什么农民不愿意接受呢？原因是租税太重。 　　过去农民给地主扛长活，交租的标准一般是收成的一半，即五五分成。曹魏搞屯田，政府扮演了地主的角色，收租也按这个比例。如果农民连耕牛一块租，交租的比例就要提高到百分之六十。如此一来，大家的积极性自然不高。 　　汉代农业税的比例大部分时候是三十税一，即百分之三点三，现在屯田农民的税务负担是此前朝廷标准的十来倍。在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生产效率不高的情况下，这么重的税率，农民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 　　但不这样又不行，军事斗争每天都需要巨大的开支保障，曹魏所能聚集的财富十分有限，屯田这一块相对较有保障，课以重税既是循前朝惯例，也有不得已之处。 　　不过，曹操还是尽可能予以改进，包括合理安置劳力、分配生产资料、取消屯田户的徭役等，保证屯田制的健康发展。对于屯田以外的普通农户，曹操下令重新清查户籍和财产，据此确定缴纳赋税的额度。 　　这有点像划分成分，又像是核定收入申报纳税。据《魏略》记载，这项工作在“曹统区”全面铺开，包括曹操本人在内都要评定“成分”，然后决定纳税标准。曹操家乡的谯县令给曹操、曹洪二人评为同一等级，曹操还说：“我家哪里有子廉（曹洪的字）家富有呀！” 　　建安元年许县屯田开始试点，次年就获得了好收成，积余粮达百万斛。取得这样的大丰收，除了新的农业政策发挥作用之外，据《齐民要术》一书介绍，还跟一种粮食品种的大面积推广分不开。这不是新品种，它的名字叫“稗谷”，其实就是一种杂草，它不怕旱涝，容易生长，在《齐民要术》和《汜胜之书》这两部古代最有名的农业著作里，对它都有详细介绍。 　　这种杂草也结穗，只是穗比较小，一般的作物出粮率可能在百分之六七十，这种作物只有百分之三四十，而且吃起来味道也不怎么样。但是这种作物有一个明显优势，那就是产量特别高。 　　一般粮食作物亩产约为七斛，按照百分之六七十的出粮率，实得粮食大约四斛左右；种稗谷一亩可收获二三十斛，即使按照百分之三四十的出粮率，实得粮食也达到近十斛。 　　据《齐民要术》记载，曹操下令种植这种作物，“顷收二千斛”，即一百亩地收获二千斛稗谷，粮食单产大增。《汜胜之书》还说，用粪便拌种子产量还会更高，不知道曹操让人试过没有。这种粮食口味虽然不佳，但作为战马的饲料应该没有问题。种这种粮食，洒把种子在地里就能长，不用管浇水除虫的事，不耽误军事训练，确实不错。 　　曹魏屯田的规模很大，“曹统区”最兴盛的时候曾控制或部分控制了十二个州，有九十一个郡国，大约七百三十个县，而留下屯田记载的州就有十一个，郡国有二十八个。当然，实际情况肯定比这个还要多。 　　除了早期的民屯，建安末年又发展出军屯，在“曹统区”的腹地以民屯为主，在与敌人接壤的地区大兴军屯，平时耕作，战时打仗，亦兵亦民，在发展经济、守土护边方面成效显著。曹操实行优先发展农业的政策，也培养了一批“农业干部”，先后在曹魏“农业系统”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有枣、任峻、国渊、袁涣、韩浩、裴潜、杜畿、吕虔、卫觊、苏则、张既、郑浑、徐邈、卢毓、严匡、杜松、弁揖、王、毛曾、仓慈、李胜、石苞等人，可以说灿若星河。“伤残军人”盲夏侯是这项工作的积极倡导者，多年后，他在淮南一带搞军屯，组织军民修水库，还亲自参加劳动，担土修坝。 　　【六、天才美少年】 　　现在，来说说曹操的家事。 　　建安元年（196年），曹操将天子迎接到许县，实现了自己事业上最重要的转折。有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后，他把家眷都接到了许县。 　　曹操的正妻丁氏，年龄不详，没有生育子女；之后又娶了刘氏，生下长子曹昂，此年十九岁；曹操的第三任妻子，也是他最喜欢的女人卞氏小曹操五岁，本年三十七岁；据史料记载可知，曹操这个时候至少还有一个姓环的夫人和一个姓孙的夫人。 　　曹操的长女也是刘氏所生，以后她被封为清河长公主，后来嫁给了夏侯的儿子夏侯。 　　卞氏先后生了四个儿子，按长幼顺序即曹丕、曹彰、曹植和曹熊。建安元年，曹丕十岁，曹植五岁，曹彰年龄不详，介于曹丕和曹植之间，曹熊有可能还未出生。 　　除了曹昂、曹丕、曹彰、曹植这四个儿子，在去年即兴平二年（195年），孙夫人还为曹操生下一子，名叫曹彪；今年，环夫人又为曹操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曹冲。 　　曹操一生，先后有二十五个儿子，女儿数目不详，可考的除长女清河公主外，还有安阳公主、金乡公主、高城公主以及曹宪、曹节、曹华等。安阳公主后来嫁给了荀的长子荀恽，曹宪、曹节、曹华三姐妹十九年后同时嫁给了汉献帝刘协。 　　曹操一家如今人丁特别兴旺，儿女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其中还不乏出类拔萃者。他们之中日后不仅涌现出曹丕、曹植这样的文学家，也有曹冲这样的天才神童，还有像曹彰那样能带兵打仗的军事人才。 　　这与曹操重视对他们的教育有关。在曹丕的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曹操很懂得“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道理，在子女四五岁时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各种教育，不仅有传统的儒学、文学教育，他还特别重视骑马、射箭、技击这些实用型军体活动，尤其对曹家的男孩子来说，他训练起来更是严格，长子曹昂十几岁时便被编到野战部队里接受实战锻炼。 　　在曹操心目中，曹家的子孙们应该能文能武，个个成为精英。 　　在历史上，名气最大的是曹丕、曹植、曹冲等兄弟几个，除此之外，在曹操的儿子中还有一个丝毫不逊色，成就更是不得了的人物，他就是建安初年来到曹家的何晏。 　　何晏不姓曹，因为他不是曹操的亲儿子，而是养子。 　　何晏的父亲叫何咸，事迹无考，但何咸的父亲何进不同凡响。何晏就是已故大将军何进的亲孙子。 　　七年前，何进以外戚身份谋除宦官，结果反被宦官所杀，结束了一个时代。何进被杀时，何进的弟弟何苗也被杀，虽然没有关于何氏一家被灭族的记载，但这个南阳屠户出身的家族顷刻间土崩瓦解是掩盖不了的事实。 　　当时的天子虽然是何进的外甥刘辩，但在随后的政治斗争中，董卓支持刘协上台，废掉了刘辩，杀死了刘辩的母亲何太后，按照政治斗争的惯例，在何太后被杀的同时，何氏一族更是凶多吉少。所以有人推断，何晏的父亲何咸大概死在这个时候，他死时未必看到了他的这个儿子，何晏有可能是何咸的遗腹子，一般认为他生于那场大动乱的次年，即初平元年（190年）。 　　树倒猢孙散，何咸死后，他的妻子尹氏不知流落到了哪里，但可以推断的是，建安初年，曹操担任司空后，她不知何故竟然来到了许县，因为有资料显示曹操此时正式纳其为妻。 　　按照规范的称呼，曹操的正妻只有丁氏一人，其他人都应该称妾。尹氏是如何进入曹家的也已不得而知，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她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六七岁的儿子何晏。 　　何晏到了曹家后，众人发现这个孩子很惹人喜爱，尤其是曹操，爱得不行，甚至超过了自己的亲生儿子曹丕、曹植诸兄弟。何晏讨人喜欢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长得可爱，另一个是特别聪明。《世说新语》说何晏是个美男子（美姿仪），想必小时候也是个英俊少年。曹操自己长得不行，受他的基因影响，曹丕、曹植众位兄弟长相上估计比较一般，曹彰生下来更是一头黄毛，被曹操称为“黄须儿”。在这个环境中，英俊少年何晏一定比较耀眼。 　　除此之外，何晏很小便展露出过人的才能，《太平御览》里引用一本叫《何晏别传》的书里称，曹操读兵书时，遇到未解之处，试着问何晏，何晏小小年纪居然能分析得头头是道（分散所疑，无不冰释）。 　　曹操对这个孩子简直喜欢得不行，他想让何晏干脆改姓曹。哪知何晏根本不干，他在地上画了个圈儿，自己待在里面谁叫都不肯出来，大家问他为什么，何晏答道：“这里是何家的房子（此何氏庐也）。”曹操知道了，就不再提改姓这件事。 　　姓没有改成，但曹操还是喜欢何晏。吃的、用的、穿的都与曹丕兄弟们没有任何区别，《魏略》一书说，曹丕看到这种情况特别不舒服（特憎之），每次见到何晏不叫名字，而是唤他为“假子”。 　　在曹操生前，何晏一直很受宠爱，后来曹操还把自己的女儿金乡公主嫁给了何晏，何晏既是曹操的养子，又成了曹操的女婿。 　　何晏的岳母、金乡公主的母亲姓杜，其经历与何晏母亲尹氏很相似，杜夫人前夫是吕布手下的将领，名叫秦宜禄，杜氏在被俘后改嫁了曹操。除了金乡公主，杜夫人还有一个儿子叫秦朗，是秦宜禄之子，像何晏一样，秦朗也随母亲一块儿来到了曹家，成为曹操的养子。杜氏这段改嫁经历充满了戏剧性，后面还会提到。 　　随着何晏慢慢长大，他长得越来越白，这个白，既不是李白的白，也不是白居易的白，人家是真的白，是特别白、超级白，没有抹粉就好像抹了粉似的，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粉面郎君”。曹丕的长子曹睿生于建安九年（204年），应该比何晏小十四五岁，曹睿当了皇帝后，何晏应该快四十岁了，他不太相信这个叔叔（或者叫姨父，金乡公主是曹睿的亲姨）会有那么白，他怀疑何晏是抹了粉，于是想了一个办法，要亲自验证一下“粉面郎君”的真假。 　　有一天，曹睿请何叔叔请饭，特意吃火锅（肉丝汤饼），本来火锅就热，火还一边烤着，不多时何晏就开始冒汗了，不时撩起衣襟擦汗。曹睿在一旁仔细观察，发现何叔叔脸上一点搽过粉的痕迹都没有，有点失望地说：“看来真是个粉面郎君呀！” 　　何晏为什么这么白呢？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人家何家的基因就是这样的，要不然他的姨奶何皇后能受宠于灵帝刘宏吗？另一个原因是何晏长年坚持服药，这个白是一种药物反应。 　　何晏服的药名叫“五石散”，是以五种石头为主要原料调制的药物，这五种石头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硫磺，将这几种原料调制在一起配制成药的方法已经失传。何晏吃了之后，估计效果不错，同时期的大医学家、针灸的发明人皇甫谧就曾经说，是何晏开始吃这种药的，吃了之后，心神开朗，体力转强。 　　对于魏晋史素有研究的鲁迅先生曾说，“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了头。何晏有钱，他吃起来，大家也都跟着吃。鲁迅先生送给何晏一个“封号”：吃药的祖师爷。 　　这些东西吃了真能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吗？实在不太清楚，但是应该会有一些立竿见影的效果，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效仿。吃这种药或许跟吃兴奋剂一样，有的人甚至认为跟吸毒差不多。 　　何晏长年服药，他的脸色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其实是一种病态。 　　何晏的名气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脸白，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会吃药，鲁迅先生还送给何晏另外一个“封号”：玄谈的祖师爷，何晏的名气是从这里来的。 　　魏晋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哲学门派：玄学。何晏就是玄学公认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他还有王弼、夏侯玄、钟会、荀粲等人。王弼是王粲的族孙，夏侯玄是夏侯渊的族孙，钟会是钟繇的儿子，荀粲是荀的儿子。这几位有一个共同身份：高干子弟。 　　他们的父辈和祖辈在前面抛头颅、洒热血地打江山，他们在后方没有什么事干，于是经常搞聚会，吃吃喝喝搞得多了也很无聊，于是决定每次确定个题目大家辩论，有点像大专辩论会。他们辩论的题目常常让人感觉浮虚而玄远，如圣人有情无情、本末有无、声无哀乐、言意的关系等，都是些玄而又玄的东西。辩得多了，影响也越来越大，终于辩出了名堂。 　　谈玄慢慢成为一种新的风气，到魏末晋初时逐渐演变成为新的社会潮流，那个时候的小资们通常都有一个好口才，这都是在辩论会上练出来的。 　　何晏的事以后还要讲到。建安初年的许县，随着何晏住进了曹家，曹操儿女们越来越多，曹家也更加热闹了起来。 　　第二章 艰苦的南征 　　〔本来不是一个重量级的对手，但由于得到了高人的指点，居然连败曹操，让他在清水河畔再次经历了失去亲人和爱将之痛。袁术公然称帝，招来了一片喊打之声，曹操因势利导，把昔日的敌人和潜在的竞争对手都统一到了自己这边。〕 　　【一、卧榻之侧来只虎】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曹操就建立起以许县为中心的新基地，势力范围已由兖州一州扩展到豫州刺史部和司隶校尉部的一部分，有效控制区增加了一倍还多。 　　曹操手下的将领也迅速成长起来，像曹仁、曹洪、夏侯渊、于禁、乐进、程昱等人，已经成为在外独立统兵的大将，有的还兼任着郡太守、国相等要职。从建安初年屯田政策全面铺开后，“曹统区”处处洋溢着经济恢复、生产发展、人员回流等热闹景象，与周边其它地区形成了对比。 　　但曹操很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其实是最不利的，兖州、豫州和司隶校尉部处于中原腹地，四面受敌。这就像下围棋，角和边是最易守也最易成空的地方，天元的位置虽然令人瞩目，但很少有人愿意一开始就把子力投放在这里。 　　曹操现在就守住了天元，看着人家在角上、边上折腾实地，自己毫无办法。 　　唯一的办法就是腾出一片空，向四边发展。问题是，应该先向哪里下手呢？ 　　北边是袁绍，东边是吕布和刘备，东南是袁术，南边是刘表，西边是凉州军阀，哪一路都不弱。 　　目前，自己与袁绍名义上还属于一个同盟，虽然这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也是迟早要面对的敌人，但此刻还不能翻脸。刘表暂时没有向自己叫板的迹象，在各路势力中，属他的硬实力最强，也属他攻击性最弱，他现在表示效忠朝廷，可以先放放再说。关中一带的凉州军阀在献帝东归后，陷入内斗，马腾和韩遂的势力进一步强大起来，但目前还只是忙自己的事，无暇顾及中原。 　　袁术虽然也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但一来距离相对较远，二来此君自从被赶出中原之后，胸中大志似乎锐减，在战略上采取了守势，也可以放一下再说。 　　曹操审视四周，决定先从东面的吕布、刘备下手，主要锁定吕布，因为刘备遭吕布暗算后，如今势力很弱，且与吕布矛盾很深，必要时反而可资利用。 　　曹操决定，建安二年（197年）的主要任务是攻打徐州的吕布。但是，这项军事行动还未及实施，南线局势就发生了新变化，曹操不得不暂时放弃了东征的打算。 　　许县以南是荆州刺史部的南阳郡，治所在宛县（今河南南阳），属于刘表势力的边缘地带。袁术曾经在这里盘踞过，后来受刘表打压转向扬州刺史部发展。袁术走后，这里实际上成了黄巾余部的游击区，刘表、曹操也各控制了一部分。整个南阳郡的局势比较混乱，缺少统一领导，直到一支人马进入该地区，这种局面才发生了改变。 　　这支人马属于凉州集团，首领是张济，凉州军中与昔日“三人小组”齐名的将领，当初也参加了迎奉献帝东归的行动，但中途改变主意，倒向了反对献帝东迁的李、郭汜一方。张济担任的最高职务是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骠骑将军），曹操把献帝接到许县后，这项任命应该已经被撤销了。 　　张济后来留在了关中与洛阳之间的弘农郡，经过一系列内战和自然灾害，这里的经济已完全崩溃，人口大量外流，张济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不得已，他率部离开弘农郡，转向荆州一带发展。 　　刘表听说凉州军悍将张济气势汹汹冲着自己来了，大吃一惊，赶紧下令在南阳郡、南郡一带的部队作好迎击敌人的准备。 　　张济率部进入南阳郡，一路烧杀抢掠，他们可能真是饿急了，有点不择手段，加上凉州军素来以凶残著称，激起南阳郡人民的反抗。在攻打穰城的战斗中，张济被乱箭射死。 　　张济死了，刘表的手下都来祝贺，但刘表有自己的打算，他知道凉州军战斗力很强，张济虽死，余部尚在，尤其是张济的侄子张绣，勇猛和胆识都超过他的叔父。与其结成世仇，不如趁张济之死其手下仓惶无措之际进行招安，反助自己一臂之力。 　　张绣的确是一员猛将，他早年在老家武威郡祖厉县（今甘肃靖远）时就是出名的侠士。当时他是县里的一名县吏，有一个叫胜的人造反，袭杀县长，张绣找个机会杀了胜，声名大振，后来他干脆聚合一帮年轻人，成为当地的豪杰。 　　张济战死，这支凉州军何去何从，张绣自己也没有主意。这时刘表的使者找到了他，表示愿意和好。出于生存的考虑，张绣表示接受，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刘表支持张绣在南阳郡一带发展，二人结成战略同盟。 　　需要注意的是，张绣并不是投降或归顺刘表，二人是同盟关系。张绣把大本营放在南阳郡的治所宛县。刘表之所以愿意支持张绣，看中的是凉州军的战斗力，他已经意识到在自己不远处安营扎寨的曹操将是一个可怕的对手，一旦动起手，有人能替自己先抵挡一下是很有必要的。刘表的这个想法很正确。 　　由于得到了刘表的支持，张绣的势力大增，很快在南阳郡站住了脚。张绣觉得自己要成事，非得把一个人拉来帮自己不可，这个人就是贾诩。张绣跟贾诩都出身于凉州军，张绣深知贾诩谋略过人，是一个奇才，一心想把贾诩弄过来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此时贾诩在哪里呢？ 　　贾诩在段煨那里。 　　段煨也是凉州军阀，但他出身名将之家，“凉州三明”之一的段是他的表哥。段煨此时驻守在华山脚下的华阴，献帝东归路过段煨防区时，段煨曾出面给予保护，引起其他凉州军阀的不满。 　　根据《魏略》记载，段煨在华阴积极发展农业生产，不搞烧杀抢夺。《献帝纪》一书还记载，后来段煨被曹操召去，以献帝的名义被任命为大鸿胪卿、光禄大夫，赤壁之战后的第二年故去。 　　根据《三国志贾诩传》记载，段煨心眼比较小。贾诩离开李来到段煨这里，段煨知道贾诩在凉州军里素来名望很高，担心被他夺了权，特别提防他，但表面上尊礼有加，这让贾诩觉得不自在（煨内恐其见夺，而外奉诩礼甚备，诩愈不自安）。 　　这个时候，张绣悄悄派人来联络贾诩，希望他到南阳郡来。贾诩决定走，有好朋友知道了，就劝贾诩说：“段将军待您不错，您怎么还要走？” 　　贾诩说：“段煨生性多疑，对我比较猜忌，待我虽厚，却不能长久（礼虽厚，不可恃），我现在离开，他反而会高兴，同时他也希望我能结下外援，所以必然厚待我的妻子儿女。张绣现在没有出谋划策的人，是真心想要我去，如此我自己以及我的家室都能得以保全。” 　　贾诩一向料事如神，这次也一样。他要去南阳郡，段煨果然没有阻挡，高高兴兴送他走，又厚待他的妻子儿女。贾诩到了张绣那里，也受到重用。《三国志贾诩传》讲，刘表来求合时，贾诩已经到了，他力劝张绣同意与刘表联合。 　　贾诩本年五十岁，张绣年龄不详，大概要小得多。作为自己叔父的同事，张绣把贾诩当做长辈看待（绣执子孙礼），极尽尊崇之事。 　　张绣的到来以及快速崛起，给曹操出了道难题。本来，他打算在许县稍加安顿之后便向东边的吕布发起进攻，但现在南面有了一个强大的敌人，好比在卧榻之侧来了只猛虎，这让他怎能安心劳师远征？ 　　凉州军向来是不太好对付的敌人，曹操起事以来败得最惨的一仗就是跟凉州军打的，至今记忆犹新。张绣得到贾诩的辅佐，更是如虎添翼，背后又有刘表的支持，南阳郡的这只虎，可不是关在笼子里供人欣赏的，它是随时会吃人的。 　　如果曹操率主力东征，难保张绣、刘表不趁机袭取许县。在这种情况下，东征吕布之事只能先放下了，当务之急，先得打掉南边的这只虎。 　　【二、水惊变】 　　建安二年（197年）的新年刚过，曹操下定决心，准备南征张绣。 　　人马准备好了之后，按照惯例，他要到宫里向天子报告并辞行。曹操进了宫，还没有见到献帝刘协，却发生了一件事，让他吃惊非小。 　　按照礼制，曹操作为司空又代理车骑将军，朝见天子应该遵循以下礼仪：快见到天子时，要脱掉鞋子，解除佩带的武器，一路小跑着去见天子。 　　天子身边会站着一个司仪官，在一旁高喊：“费亭侯、司空、行车骑将军曹操，参见皇上。”曹操听到后就要跪下来高声说：“吾皇万岁，万万岁。” 　　据《世语》一书记载，这一次曹操还没有见到天子，大概刚把鞋子脱掉，突然过来两个持戟的武士，手里操持的铁戟可都是真家伙，他们二话不说，咔嚓一下把戟就架在了曹操的脖子上。曹操没有防备，当时就傻了。这二位就这样叉着曹操往前走，曹操没有选择，只好跟着，来到献帝面前，跪下跟献帝说话。 　　曹操说了些什么他一定都记不得了，那一刻他的脑海里估计全是空白。从献帝跟前出来，曹操脊背上的汗把衣服都湿透了，那是紧张的。 　　这是一套什么礼仪呢？其实它是有来历的，汉代为了防止权臣篡权，规定了许多制衡措施，比如“五大不在边”，就是外戚、三公等五类权臣不能到外面领兵。遇到特殊情况非领兵不可，就得执行刚才这一套程序，权臣在出兵前向天子辞行时，由武士将戟交叉于颈项前行（交戟叉颈而前），意思是要试试你心里是否有鬼。能经受住考验的是好同志，有异心的就得掂量掂量还敢不敢来。 　　曹操大概没听说过还有这个规矩，或者没想到刘协会跟他玩儿真的，这一惊实在非同小可。如果刘协真的向他下手，这不就是个机会吗？何进当年是怎么死的？窦武、梁冀又是怎么死的？别看权倾天下，一个细节就能让你灰飞烟灭。 　　曹操越想越后怕，《世语》载，他以后再没有朝见过献帝（自此不复朝见）。 　　经过了这个插曲，曹操率兵南下，兵锋直指南阳郡的宛县，很快抵达水附近。水是汉水上最重要的支流，即如今河南省境内的白河，在襄阳附近注入汉水。在这条河上，有一个著名的地方叫新野。 　　听说曹操率军亲征，张绣很紧张，曹操的大名他早有所闻，袁术、陶谦、吕布这些天下英雄都不是他的对手，如今正势如中天，张绣觉得在曹操面前自己也根本不是个儿。 　　此前，张绣曾派贾诩到襄阳走了一趟，见了见刘表。据《傅子》记载，贾诩回来后对张绣说：“刘表这个人，倒是有一些才能，和平年代做个三公应该称职（平世三公才也）。现在看不清形势，多疑少断，不会有什么大的作为。” 　　贾诩的襄阳之行打消了张绣依靠刘表抵抗曹操的想法，他决定投降曹操。没有记载显示张绣的这项决定是不是贾诩的建议，但贾诩至少没有反对。就这样，曹操原打算南下必有一场恶战，现在看来不存在了。 　　曹操很高兴，在水河畔扎下军营，设宴招待张绣及其手下。在酒席宴前，张绣等人看到有一个不认识的大汉站在曹操身后，威武异常，不禁暗暗吃惊，这个武士就是典韦。 　　在曹操行酒时，典韦手持大斧一直跟着，斧刃有一尺多，曹操不管走到谁跟前，典韦都站在曹操后面，而且使劲儿拿眼睛直盯着对方看（迫视），弄得客人根本没有心思吃好喝好。直到酒宴终了，张绣及其部将都不敢正视曹操。 　　本来这次南征就可以圆满收场了，但发生了一个意外，让形势陡转，曹操转胜为败，败得一塌糊涂。 　　曹操对于像典韦、许褚这样的猛士历来见一个喜欢一个，总想弄到自己手下。据《傅子》一书说，张绣有个亲信将领叫胡车儿，勇冠三军，大概也是典韦那样的猛人。曹操看到胡车儿也特别喜欢，想笼络一下感情，看日后能不能把他挖过来，于是亲自接见胡车儿，并赠给他不少金钱。曹操此时应该没有通过胡车儿解决张绣的意思，因为打张绣并不是他目前最需要做的事。张绣已经投降，南阳郡得以暂时稳定，应该尽快回师，准备东征。 　　但张绣知道了这件事，他不那么想，他认为曹操此举用心不良，是要收买胡车儿谋害自己。 　　《三国志张绣传》还透露了一个细节，说曹操胜利之余，看到张绣的婶娘、已故骠骑将军张济的遗孀长得很漂亮，就纳其为妾。张绣觉得受到了侮辱，心存不满。曹操得知张绣对自己有意见，就想设计除掉张绣，联络胡车儿大概就是计策的一部分，但是计策提前泄漏，张绣那边先动了手。 　　据《吴书》记载，贾诩给张绣出了个主意，让他向曹操报告，说部队想移防到地势高一点的地方，中间要经过曹营。张绣还向曹操报告：“车辆太少，士兵得背负很多物资，请求允许士兵们披甲而过。”曹操答应，结果张绣趁自己人进到曹营之际，突然发起攻击，打了曹军一个措手不及。上面两条记载似有矛盾之处，如果曹操想解决张绣，他怎么能同意张绣后面的请求？因此可能的情况是，胡车儿事件、张济遗孀事件虽然都是真的，但曹操并没有算计张绣的打算，所以才让张绣钻了个空子。 　　这场战斗发生在水河畔，曹军的狼狈样超过了当年的汴水之战和濮阳之战。混战中，曹操坐下的马被乱箭射中面部和马腿，自己的右臂也中了箭。曹操失去战马，十分危险。 　　据《魏书》说，曹操骑的这匹马名叫绝影，是继白鹄之后曹操骑的又一匹名马，此刻光荣就义于水河畔。正在危难之时，有个小伙子跑过来，从马上下来，把自己的马让给曹操骑。曹操一看，正是长子曹昂。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关键时刻能舍身相救的，还是自己家的父子兄弟。当年汴水之战，如果没有曹洪让马，曹操可能早就没命了。现在曹昂又把马让给了曹操。 　　但曹昂没有曹洪那样幸运，他战死在乱军之中，时年才二十岁。 　　这一仗对曹操而言不仅丢了面子，而且实际损失惨重，长子曹昂居然战死。不仅如此，侄子曹安民、近卫部队指军官典韦也一同战死。 　　典韦死得极为悲壮。当时曹操率轻骑逃走，典韦为了掩护曹操撤退，留下来在营门口与敌兵激战。由于典韦勇猛异常，敌人无法前进，于是他们分散从其它地方进入曹营。 　　这时，典韦周围只有十来个人，这些人都是曹操精挑细选出来的勇士，平时主要职责就是保护中军的安全，现在无不以一当十，殊死恶战。但是，敌兵越来越多，他们渐渐不支，陷入重围。 　　典韦手持长戟，左冲右突，一戟刺过去，敌兵十多支长矛都能被折断（一叉入，辄十余矛摧）。最后，典韦的左右全部阵亡，他本人也受伤数十处，但他仍然与敌兵近距离激战。 　　典韦一把抓过两个敌兵，徒手就把他们给杀了，其余敌兵吃惊不小，都不敢再靠近。典韦上前冲杀，又杀了几个敌人，然而由于伤势严重，失血过多，最后他怒目大骂而死。 　　敌兵确信典韦已死，才胆战心惊地上前把他的头割下，互相传看，想观察一下这个奇人到底为什么如此生猛。 　　曹军从水河边一路惨败，一口气退到了宛县以东百里之外的舞阴，曹军各部听说后，都想抄小道先赶到曹操那里救援，一路上拥挤无序，狼狈不堪。 　　平虏校尉于禁率数百人主动断后，他们且战且退，拖延敌人的进攻，敌人见无法继续扩大战果，慢慢退去。于禁下令整顿人马，敲着战鼓回营。 　　走在半道上，遇到十几个伤兵，一个个赤身裸体，惨不忍睹。于禁问他们怎么了，这些人说被青州兵趁乱打劫，于禁大怒。 　　这个青州兵，就是曹操当年打败青州黄巾军后收编的部队。这支部队作战勇猛，是精锐之师，但军纪一向很差，曹操对他们平时颇为关照，反而让他们更认为自己不得了，这次趁败军之际，公然抢劫到自己人头上。于禁下令追讨青州兵，把他们收拾了一顿。之后，于禁指挥所部安下营垒，防备敌军再来。这时，手下人劝他先不忙安营扎寨的事，应该先到曹公那里报告情况，防备青州兵恶人先告状。于禁说：“现在敌人在后，很快就会追到这里来，不做好准备，何以对敌？曹公明察秋毫，不必申辩！” 　　青州兵果然提前跑到曹操那里告状，曹操没有听信他们。等见着于禁，听了于禁的汇报，曹操很高兴，对于禁说：“水之难，我方危急，将军能乱而不乱，整治所部，惩治暴行，高筑坚垒，实在有不可撼动之节，虽古之名将，也难以超过你呀！”于是，依据于禁前后立下的功劳，上表天子封于禁为益寿亭侯。 　　此役曹操失去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让他悲痛异常。更让他伤心的是，心腹爱将典韦也战死了。曹操在舞阴没有祭奠爱子和侄子，却为典韦盛大发丧，他还设法找回了典韦的遗体，送回老家襄邑安葬。曹操后来封典韦的儿子典满为郎中，作为自己的近侍。以后他每次经过陈留郡一带时，都要绕道襄邑祭祀典韦。 　　曹操首征张绣即以失败告终，他从舞阴退回到许县，留下曹洪驻防于南阳郡境内，与张绣对峙。 　　张绣打退曹操之后，迅速扩大战果，在刘表的支持下，他将曹军曾经占领过的舞阴等地重新收回，把曹洪压缩到南阳郡最北面的叶县一带。曹洪在南阳郡处境艰难，只能勉强守住最北面的防线。 　　曹操知道曹洪在南边很吃力，但此时他却无法迅速支援，因为在他回师许县不久，天下发生一件大事，让他不能不做出回应。 　　【三、破落户的皇帝瘾】 　　建安二年（197年）春天，就在曹操转战南阳郡的同时，身在扬州的袁术突然心血来潮，自称皇帝，此事震撼了全国。 　　早在两年前，献帝败于曹阳之时，天下盛传献帝已经遇难了，举国哀伤，但袁术心里却暗自高兴，因为他脑子里一直都有个可怕的念头：自己当皇帝。 　　说实话，袁术此时的实力很一般，离开南阳郡后本来想到兖州一带发展，但他打不过曹操，逃到了扬州。他杀了扬州刺史陈温，在寿春建立起基地，也曾有过一段兴盛的时候，那时他手下有孙策、郭贡、张勋、桥蕤等人，势力也曾发展到周边的豫州、徐州一带。 　　后来孙策离开了袁术到江东独立发展，使袁术集团的力量大减，袁术手下再也没有特别能打的大将，说是占领了扬州，其实只是扬州六郡里的两个郡而已。 　　但袁术此人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向自我感觉良好。听说献帝遇难，他迫不急待地召集会议，跟手下人说：“如今刘氏微弱，天下乱乱糟糟，缺乏统一领导。我们袁家连续四代人当过三公，是天下名望所归，我想顺应民意，大家看看这怎么样（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 　　大家一听都愣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顺应民意”不就是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己当皇帝吗？袁术手下的人都不吱声。在这种情况下，不吱声就是表示坚决反对。 　　袁术的办公室主任（主簿）阎象忍不住劝道：“当初周朝从后稷以至于周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已经占有其二，仍然服从商王殷纣的领导。明公您虽然出身世家，但还没有达到周王那样的强盛。而且，现在汉室虽然微弱，还没有像殷纣王那样残暴啊！” 　　阎象的意思很明白：您老人家比周文王差得远，献帝比殷纣王强得多，当初周文王都甘愿服从殷纣王的领导，您有什么资本自己当皇帝呢？ 　　袁术听了心里极不高兴，半天不说话（嘿然不悦），没有人支持他，这件事也就暂时放下了。 　　袁术想当皇帝的瘾一旦被勾起来，不达目的他吃不香、睡不踏实。他整天都在想着要当皇帝的事。后来证实，献帝遇难于曹阳纯属误传，但即便如此，袁术仍然没有死心。 　　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许多神秘预言，基本上都是一些不知所云的东西或者是别有用心之人编出来的无稽之谈，但有很多人相信，有人还深信不疑，袁术就是其中的一位。在这些神秘预言里，有一句话很知名，叫“代汉者当涂高”。 　　这一句话的前四个字好理解，就是接续汉朝国祚的人，灭亡汉朝的人。后两个字却十分费解，“涂高”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但袁术认为这很好理解，这个“涂高”就是指他自己。袁术字公路，“术”是城邑内的道路，“公路”指的也是路，而“涂”被他理解为“途”，也是路的意思。这种理解很牵强，但袁术认为一定是这样的。 　　根据“五行终始论”，汉朝属于火德，取代汉朝的一定属于土德，袁姓就属于土德，是有资格取代刘汉统治的姓氏。这一条又成为上一条的佐证。而且，这时候河内郡人张炯又帮袁术弄出来一个符命，以兆袁术的天子之应，袁术更觉得皇帝非他莫属了。 　　张炯的这个符命，史书均有提及，但都不知道具体何物，估计跟河里挖出个写字的石头、鱼肚子里发现一条写字的绸子这些事差不多。 　　有了这些理论基础，袁术觉得自己再不出来当皇帝都有点对不起上天的眷顾了。他听说孙坚当年在洛阳宫里得到了传国玉玺，就把孙策的妻子软禁起来，逼她交出玉玺。孙策这时已经到江东开辟根据地去了，无奈之下，孙夫人只好把玉玺给了袁术。 　　建安二年（197年）春，袁术不顾众人的反对，在寿春正式称帝，但他这个皇帝很奇怪，既没有宣布国号，也没有下诏改元，他也不自称天子，而称“仲家”。 　　后世有人认为，“仲家”就是袁术新王朝的国号或年号，也有把袁术称为“仲家皇帝”的，但这些都是推测，“仲家”并不像个国号，更没有“仲家”作为年号的记载。 　　两年后，袁术走投无路之际，曾对自己称帝的行为进行过辩解，说他当时看到天下大乱，已经到了周朝末年七国分势的局面，自己出于一片责任心，出来替汉室管管事，自称“仲家”，仲是第二的意思，在他心里还是把刘氏当老大，并没有真的想当皇帝。 　　一般认为这是袁术给自己的辩解，但对照实际情况看一下，也许并不完全是虚言，袁术想当皇帝是确定无疑的，但他也知道自己实力有限，于是留了条后路，从而弄出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来。 　　但是，除了国号、年号这些以外，其它一切方面袁术都按照真皇帝的样子做了。他改九江太守为淮南尹，类似于西汉的京兆尹和东汉的河南尹，寿春自然成了“京师”，他在这里任命公卿，建皇宫，设祠庙、明堂。 　　他在寿春大封百官，但大家似乎都不太给面子，来应聘的人并没有想象中积极踊跃。袁术有点犯愁，心想无论如何得找几位天下名士来撑撑门面，不能三公九卿尽是阿猫阿狗之辈。他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陈，一个是金尚。袁术想请他们来当自己的“三公”。 　　陈就是陈登的父亲，他本人也是高干子弟，他的父亲陈球当过太尉，袁术和陈年轻时在洛阳就是哥们。此时陈在徐州的吕布那里，吕布是袁术的盟友，跟他要个人应该没问题。袁术给陈写了封信，但陈却没有来，不是吕布不放人，而是陈压根不愿意。 　　陈不仅没来，还给袁术写了封措辞严厉的信，把袁术批评了一通。陈说，让我去阿附你干那些非正义的事，就是死我也不能去（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袁术气得牙痛。 　　金尚是个老党人，有一定名望，当年被朝廷任命为兖州刺史，而兖州那时已被曹操控制，金尚兴冲冲跑到兖州上任，结果连兖州地界都没有进就让曹操一路打了回来。金尚没有地方待，跑来依附袁术。 　　袁术任命金尚为太尉，但金尚死活不干，并且准备逃跑，袁术抓住了他，一怒之下将其杀害。 　　袁术的称帝行为在曹操看来既是对汉室的叛逆，也是对自己的挑战。许县新朝廷运转不到一年，袁术就公然分庭抗礼，不给他点教训，势必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袁术冒出来。 　　在曹操的战略规划里，解决袁术本来没有排在前面，他现在最需要解决的是南阳郡问题，其次是吕布和刘备，然后是关中的凉州军阀。但现在袁术自己跳了出来，曹操的战略规划必须相应做出调整了。 　　【四、联合讨袁行动】 　　袁术的僭越之举让他的两大盟友——吕布和孙策不得不向世人表明态度，这二位最终的态度都差不多：坚决反对。 　　其中以孙策反对得最干脆。听说袁术僭号，孙策马上写来一封信给予强烈谴责并断绝双方关系（以书责而绝之）。这封信有一千一百多字，在书信体文书里算是很长的了，写得洋洋洒洒，最早收录于《吴录》一书中，信中细数袁术九大罪状，说他连董卓都不如，以董卓的狂狡，在废主自立问题上仍然不敢擅为，而袁术竟敢干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吴录》称这封信是张代笔，《典略》认为代笔的是张昭。 　　孙策在江东已渐成气候，跟袁术翻脸是迟早的事，袁术称帝无疑给了孙策一个最合适的翻脸理由，加上此前袁术为得到传国玉玺而扣押了孙夫人，孙策更是怒从心头起，这次索性彻底了断。 　　跟袁术决裂以后，孙策转而投向许县的朝廷。据《江表传》记载，孙策主动派刘由、高承为特使到许县朝奉进贡。 　　曹操见到孙策派来的使者特别高兴，拉拢孙策可以瓦解袁术的联盟，孙策如能从背后夹击袁术，那袁术岂不死得更快？为此，曹操以献帝的名义，立即派议郎王为特使前往江东，对孙策勇于同逆臣作斗争的行为给予表彰，并拜孙策为骑都尉，封吴侯。 　　孙策的势力已跨有两三个郡，骑都尉一职连个郡太守都抵不上，顶多是个大校师长。孙策觉得这个职位有点低，想要个将军名号。孙策派人私下游说王（使人讽），这个王倒挺不简单，在来不及请示汇报的情况下当机立断，自己做了回主，重新拜孙策为明汉将军。 　　当时，袁术还有个同盟军叫陈，屯驻在长江以北的海西一带，曹操让孙策讨伐这股敌人。孙策领命，准备率军渡江作战。 　　孙策刚要出动，陈那边先下了手，派人悄悄来到江东，结交祖郎、焦已及严白虎等割据势力，准备趁孙策主力渡江之际从背后下手。这件事幸亏被孙策察觉，他派吕范、徐逸攻打海西的陈，自己留在江东对付敌人。《山阳公载记》称，陈最后被打败，只身一人逃走，他来到冀州，被袁绍收留。 　　吕范、徐逸大败陈，俘获包括陈老婆孩子在内的四千多人。在孙策及时出手下，袁术赖以为外援的右翼被剪断了。 　　再来看看吕布那边的情况。袁术称帝后，派韩胤为特使专程到徐州给吕布报信，并且提出了一个要求，想与吕布和亲，娶吕布之女为儿媳。 　　对于袁术结亲的要求，吕布开始倾向于答应，他甚至把女儿交给韩胤，让他带走。但是，对于这项决定，吕布手下有一个人特别紧张，他想到如果真是那样，无论于国于已，都要坏事，所以赶紧来劝吕布。 　　这个人就是陈，时任下邳国相。陈曾拒绝袁术的征召，还把袁术谴责了一番。吕布跟袁术如果站到一块，将来对自己很不利。这还是其次，问题是扬州、徐州一旦结成一体，这个伪朝廷势力就更不得了，天下就要受难了（徐杨合从，为难未已）。 　　陈作为汉室名臣的后代，正统观念一向很强，在大是大非面前，陈没有含糊，他急忙来劝吕布。陈说：“曹公奉迎天子，辅助国政，将军您应当同他合作，共图大计。现在反而与袁术结亲，必受不义之名，将来恐怕会大祸临头啊（有累卵之危矣）。” 　　吕布一向对袁术有些意见，尤其是在之前的合作中，袁术向来说话不算数，让吕布很伤心。对结亲的事他本来就不太坚决，经陈一说，吕布反悔，马上派人追上韩胤一行，把女儿抢回来，并且把韩胤押送到许县，交给曹操处置。 　　吕布派去押送韩胤的是陈的儿子陈登。陈登字元龙，这可是个有本事的人，史书上说他学识渊博，智谋过人，性格桀骜不驯。吕布派陈登向曹操示好，本是来搞公关的，但陈登一见到曹操就劝他除掉吕布。 　　陈、陈登父子虽然屈身侍奉吕布，但一直心存不满，曹操见陈登是个人才，将来会有大用，于是拜陈登为广陵郡太守。临别之时，曹操又拉住陈登的手说：“东方之事，全都托付给你了。”后来，陈登果然以卧底的身份为曹操出了大力，成为曹操除掉吕布的头号功臣。 　　据《英雄记》记载，曹操让陈登给吕布带回一封亲笔信，对吕布加以慰问，并让吕布按照天子的诏书追捕公孙瓒、袁术、韩暹、杨奉等人。吕布接到曹操的信很高兴，又派使者上书天子，表达自己的忠心。同时也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自己本是个“获罪之人”，承蒙曹操亲自写信慰劳，十分感谢，自己一定按照曹操前面所说，努力追捕袁术等人。 　　接到吕布的信，曹操再次派奉车都尉王则为使者，带着献帝的诏书，封吕布为平东将军。曹操又让王则捎给吕布一封亲笔信，信中说：“当年给将军的印绶不幸丢在了山阳郡，现在补上，但朝廷没有上好的金子，我就拿自己家里存的好金子给将军制了这枚印；朝廷没有紫色的绶带，我就把自己印绶上的紫带取下来给将军，这些都是聊表心意。” 　　吕布看到曹操的信，很受感动，又派使者前往许县谢恩，并捎给曹操一副上好的绶带。 　　那一刻，徐州通往许县的大道上双方的使者跑来跑去，看到这一幕，你怎么也想象不出几年前二人还曾刀兵相见，也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几年之后二人还会杀得你死我活。 　　袁术听说吕布与曹操交好，不仅不送女儿来，还把自己的使者押送到许县，不禁勃然大怒，立即派遣手下大将张勋、桥蕤等人与韩暹、杨奉联合，以步骑数万人分七路直扑吕布的大本营下邳而来。 　　韩暹、杨奉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说起来这二位也都曾经辉煌过，是献帝正式任命过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和副总司令（车骑将军），只是如今已经没落，各率领一支散兵游勇流窜在江淮一带。袁术主动联络他们，给了不少伪朝廷的官职，这二位如今已加入到袁术联军之中。而吕布没有防备，当时身边的人马很有限，只有兵三千、马四百匹。这时吕布有点后悔了，埋怨陈说：“都是你们父子弄的好事，现在该怎么办？” 　　陈分析说：“韩暹、杨奉跟袁术是仓促之间联合到一块的（卒合之师耳），同盟难以稳定，我派犬子陈登前去，一定可以把他们拆散。”陈胸有成竹，因为他可不是瞎吹，陈登确实有两下子。陈登出马，果然策反了韩暹和杨奉。 　　吕布主动进军，离张勋大营仅百步之遥，韩暹、杨奉突然倒戈，张勋措手不及逃走。吕布和韩杨联军一直攻向寿春，一路攻、一路抢，最后与袁术军队隔淮水相对。袁术亲自带五千人马在河南岸，吕布等人在河北岸，他们把袁术好一通嘲笑，然后撤兵。 　　袁术的命也确实够背的，好不容易壮着胆想过过皇帝瘾，别人还没有怎么发话，自己昔日的部下和盟友便先给来了一通下马威。孙策、吕布不仅没有成为自己的外援，而且纷纷杀到家门口来了。 　　有孙策和吕布的配合，曹操这边就好办多了。等袁术已经被那两位兄弟弄得顾头难顾尾之时，曹操决定亲自东征。 　　时间是这一年的九月，袁术听说老对手曹操亲自来了，倒也干脆，留下部将桥蕤、李丰、梁纲、乐就等人驻守蕲阳以抗拒曹操，自己开溜了。曹操指挥于禁等人进击，把桥蕤等四人包围在苦县，全部斩杀。袁术又南渡淮河，不敢迎战。 　　曹操无意对袁术穷追不舍，因为南阳郡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曹洪被张绣压得喘不过气来，他得尽快回师，再战南阳郡。 　　曹操回师许县，在准备第三次南征张绣之前，他要先办一件案子，让有关部门对杨彪立案追究。 　　杨彪原任太尉，出身于著名的弘农郡杨氏家族，曹操之所以现在想起了他，是因为他跟袁术有姻亲关系。曹操可能接到举报，说袁术称帝杨彪也有份（欲图废立），于是把杨彪下狱，准备以大逆不道之名来治罪。 　　建设部部长（将作大匠）孔融听说，来不及穿上朝服，就跑过去见曹操，替杨彪求情：“杨家四世清德，为海内景仰。《周书》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怎么能以袁术之罪归于杨彪呢？”对于孔融的说情，曹操没有让步的意思，让许县令满宠负责审理此案。 　　许县令好比当年的洛阳令，品秩不高但权力很大，尤其是对京师地区有司法管辖权，可以审理朝廷官员，何况杨彪已不担任公职，形同普通百姓，更是归许县令来审理。 　　孔融和荀都私下里找到满宠，让他不要对杨彪用刑（勿加考掠），谁知满宠一上手，对杨彪就来了个大刑伺候，把孔融和荀气坏了。 　　满宠把杨彪打得死去活来，几天后，他向曹操汇报说：“快把杨彪打死了，他也没有什么可招的。此人海内知名，如果没有证据就治罪（罪不明白），必然大失民望。”曹操想了想，第二天就赦免杨彪出狱。这时候孔融和荀才明白，满宠打杨彪正是为了救他。 　　曹操突然拿杨彪说事，表面上是他与袁术有瓜葛，其实是因为杨彪出身于世家，代表了某种政治势力，虽然他已经下台，但影响力仍不同一般。新朝廷刚建立，曹操经常在外面征战，必须内外都树立起绝对权威。拿杨彪开刀，有杀一儆百之意，为的是树立自己的绝对威信，袁术的事只是为他提供了一个借口而已。 　　杨彪受惊一场，被放出来后，他看到汉室衰微，许县都是曹氏的天下，于是对外称自己脚有病（脚挛），十多年里不再出门，避免惹祸。 　　【五、突破安众防线】 　　建安二年（197年）九月，曹操东征袁术之战收效不错，斩杀了袁术手下的桥蕤等四将，巩固了东部的汝南郡、陈国、梁国等势力范围。这一仗没有怎么大打，曹操也无心继续扩大战果，他下令迅速回师许县，准备南征张绣。 　　十一月，曹操率军出发，首先抵达南阳郡最北边的叶县，与驻守在这里的曹洪会合。如果曹操再不来，曹洪可能真守不住了：张绣的部队以凉州军为老底子，战斗力很强，刘表又派邓济等人支援张绣，南阳郡呈现一边倒的态势。 　　曹操首先进军湖阳，那里有刘表的人马驻守，曹军攻克湖阳，生擒了刘表的部将邓济。之后，曹军转攻舞阴，将其攻克。 　　在肃清了宛县这些外围后，曹操率军攻打张绣的大本营宛县，进军到水河畔。这里是曹操的伤心之地，去年，他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以及心爱的部领典韦都战死在这里。 　　根据《魏书》记载，曹操在水河畔举行仪式，祭奠阵亡将士。曹操亲自参加祭奠，欷流涕，将士们都深受感动。 　　但是，建安二年末的这次军事行动却突然中断了一段时间。曹军在宛县一带过的年，之后又回师许县，没有记载显示是张绣、刘表联军打退了曹军的进攻，曹军是自己撤回去的。 　　还有一种可能，曹军没有回师，仅是曹操带少数人回到了许县。曹操离开主力回到后方，一定是有重大事情需要处理，但具体何事不得而知。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曹操在许县仅停留了一个多月，就又回到了南阳郡前线，这次他还带上荀攸一同前往。根据《三国志荀攸传》记载，荀攸劝曹操暂时不要在南面用兵，荀攸说：“张绣与刘表相恃为强，然而张绣只是一股游军，处处要仰仗刘表的接济，刘表一旦不给他提供资助，二人势必分离。不如暂时缓兵，让他们自动分开（可诱而致也）；如果我们攻得急，刘表对张绣肯定不能不管，要全力相救。” 　　事后证明，荀攸的这个分析是有远见的，但曹操考虑到南面的事不能拖下去，必须尽快解决，好让自己无后顾之忧，从而腾出手来对付东面的吕布和刘备。所以他没有采纳荀攸的建议，继续进兵。 　　在曹军的强大攻势下，张绣的主力离开宛县南撤，退到距宛县一百多里外的穰县（今河南邓县附近）。曹军进攻穰县，与张绣军展开激战，张绣顶不住，急忙向刘表求援。 　　果然如荀攸分析的那样，张绣之于刘表，就是一面坚固的盾牌，张绣在前面顶不住，刘表不能不管。刘表派兵驰援张绣，史书没有确切记载刘表派了多少人马前来，但这次他一定动了老本，因为他派来的人不仅有驰援穰县的，还悄悄分出一支人马占领了一个战略要地，要给曹军来个前后夹击，让曹军有去无回。 　　这个地方名叫安众，接下来将让曹军大吃苦头。 　　穰县城里的张绣迎来了刘表的援军，士气大振，曹操攻城遇阻。张绣在城里作着长期守城的准备，但他突然接到了报告，说曹军主动撤退了。张绣有些不解，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曹军仍然占有优势，何以无缘无故撤退呢？张绣害怕曹操使诈，下令先不要贸然去追。 　　曹军撤得很快，一路向北而去，张绣看看不像有诈，于是大胆追了上去。张绣有所不知，曹操下令回师并非使计，而是真的，因为许县大后方出了问题。根据《献帝春秋》记载，听说曹军主力南下，田丰劝袁绍趁机袭击许县，将献帝抢到自己这里来。袁绍手下有人叛逃到曹营，提供了上述情报。曹操接报后，认为事关重大，丝毫不敢迟疑，即刻挥师北撤。这件事很蹊跷，史书记载也十分简单。可以猜测的是，要么田丰真有此议，袁绍确实准备发兵袭取许县；要么是袁绍造的谣，目的是不让曹操太顺手；还有一种可能，是贾诩的计策，为了解穰县之围，故意制造谣言，给曹操提供了假情报。 　　不过，曹操在做出回师决定时，一定是有充分依据的，如果这样看，第一种可能性应该最大。 　　曹军要回师许县，最快速的推进方式是走南方大道。走这条道就好比上了高速公路，直线距离最短，路也最平坦宽阔。 　　东汉的南方大道跟东方大道、东北方大道一样，是全国交通网里的骨干线路，它起自洛阳，连结鲁阳、宛县、穰县、襄阳以及南郡的治所江陵（今湖北江陵）、武陵郡的治所汉寿（今湖南常德）。 　　曹操现在只想火速回师以解许县之危，因此想都没有想，指挥人马沿着南方大道向北疾行。谁知，这条行军路线差点让他们全军覆没。 　　穰县以北仅二三十里处，是一片山地，地势很险要，南方大道穿山而过，在此形成了一处要塞，此地就是安众。 　　曹操包围穰县时，没有想过这么快就会撤军，所以忽视了背后的这处要点。刘表的援军恰恰发现了这里很重要，于是分重兵占领，实际上断了曹军的后路。 　　刘表的人马进入安众要塞后，立即整修防御工事，以南方大道为轴线，以山地为依托，很快建成了一条东西连绵数十里的防线。 　　曹操率军抵达安众，突然发现过不去了，如果绕道而行，无论向西还是向东都是山区，道路不畅，费时费力不说，敌军依托有利地形更容易袭击自己。安众防线就像一条铁链，牢牢地缚住了急于回师的曹军。 　　张绣也指挥穰县的人马从后面杀来，曹军面临前后被夹击的不利处境。双方陷入僵持，情况对曹军很不利，虽然人数占优势，但在有限的区域内兵力难以全部展开，在这种情况下，守着有利地形的一方更占优，曹军陷入了所谓的死地。 　　在此关键时刻，曹操发挥了他在军事上的天才想象力，指挥人马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破了看似牢不可破的安众防线，并且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 　　关于这件事，《三国志荀传》说，曹操先是给荀写了封信，说“只要到了安众，必然能打败张绣”，后来果然就把张绣打败了。后来荀见到曹操，讨教破敌的原因，曹操的回答是：“兵法说‘归师勿遏’，而敌人非要阻挡我们的归师，并且跟我们争夺死地，我因此知道他们必败。” 　　曹操的这番话等于没说，不是所有的归师都能打胜仗，也不是所有在死地里的归师都能起死回生。曹军之所以化险为夷，是因为他们采取了敌人想象不出的作战方式：地道战。 　　曹军白天与敌人对阵，晚上悄悄在最险要的地段挖掘地道，这项巨大的工程估计颇费了些时日，绝不是一夜之间可成的。根据史书记载，曹军到达安众时是五月，回师到许县荀向曹操讨教破敌秘密的时候已经是七月了，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安众地道挖掘工程量的巨大。 　　最后，曹军的工兵部队以顽强的毅力挖通了安众防线，曹操指挥人马趁夜遁去。 　　天亮后，张绣吃惊地发现，数万曹军一夜之间不见了踪影，侦察之后才发现，曹军已从地道里越过了他们精心构筑的防线，张绣立即下令追击。贾诩过来劝张绣不要追，否则必然失败。张绣不听，指挥所部人马以及刘表的参战部队全军压上，沿着曹军撤退路线追击（悉军来追），果然吃了败仗。 　　他们还没有追上撤退的曹军，就先后迎面遇上了曹军新投入战场的两支生力军，这两支人马不约而同挡住张绣、刘表联军，上来一顿猛打，把张绣、刘表联军打得大败而回。 　　这两支人马，一支由曹仁带队，一支由李通率领，他们倒不是商量好的统一行动，而是碰巧遇到了一起。 　　曹仁没有随曹军主力行动，曹操派他肃清宛县附近几个县的残敌，而李通驻守在南阳郡以东的汝南郡，是曹军距此最近的部队。这两个人马都是得知曹军主力被阻于安众防线而前来解围的。赶到时，正好遇着曹操率大队人马从地道里钻出来仓促北撤。 　　曹操说你们来的正好，张绣必然会率大军追过来，你们就在此打阻击吧。所以，当敌兵杀过来时，正好与他们相遇。 　　追击不成损失不小，张绣很后悔。谁知贾诩这时又过来力劝张绣立即再追。 　　张绣以为听错了：“当初没听您的话，结果打了败仗，现在都这样了，为什么还要追？”贾诩说：“现在敌情出现了新变化，去追一定能取胜。”张绣抱着将信将疑的想法派人追击，这一次竟然打了胜仗。 　　事后张绣请教贾诩胜败的原因。贾诩说：“曹军开始退却，但曹操必然会派精兵断后，我们追击必然失败。打败了我们的追击，他们又会轻军前进，没有料到我们会再来，所以我们就能取胜。”张绣听了，简直佩服得要命。 　　曹操再征张绣，居然又遭失败，在曹操的军事生涯中，这是绝无仅有的事。 　　曹操回到许县，对荀攸感慨地说：“没有听先生的话，才造成今天的结果呀（不用君言至是）！”言语之间，对一再败于南阳郡而十分后悔和无奈。 　　【六、书法家的新任命】 　　建安三年（198年）曹操再次亲率大军南征张绣，但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有准备不足，自身的掉以轻心，也有很多偶然因素。曹操刚开始在许县创业便遭遇了这样的军事挫败。 　　回师以后，并未见袁绍来袭，也许曹操较早得到了情报，迅速回师，让袁绍失去了最佳进攻时间所以放弃了奇袭许县的计划吧。 　　但是，曹操屡次南征不利，让袁绍有点看笑话的意思，也滋生了袁绍的骄傲情绪。在袁绍看来，未来最主要的对手就是曹操，他们现在虽然都腾不出手来直接对决，但迟早会有那一天。袁绍看到曹操连此前名不见经传的张绣都打不过，觉得挺开心。 　　早在去年，袁绍曾经给曹操写过一封信，以许县地理位置偏僻、地势低湿为由，要求曹操把献帝迁到兖州刺史部的鄄城，这里虽然还没出“曹统区”的范围，但距袁绍的控制区只隔一条黄河，袁绍的用心很明显。 　　曹操当然拒绝了袁绍的提议。等到这次南征张绣回来，他又接到了袁绍的信，信中流露出自己的骄傲和对曹操的不尊重（其辞悖慢）。曹操看了大怒，以致于行为都有些失常（出入动静变于常）。 　　大家还以为这是因征讨张绣失利造成的。钟繇看到这种情况，问荀曹公怎么了。荀说：“曹公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对于既往之事不会过于放在心上，现在必然是因为别的事。” 　　荀来见曹操询问原由，曹操出示了袁绍的来信。曹操说：“我真想讨伐这个不义之人，但是力量不够，你说该怎么办？” 　　针对曹操提出的问题，荀有一段很长的对话。他说：“古往今来面对成败得失，对于确实有才能的人，即使暂时弱小，以后也必然会强大；如果他不是这块料（苟非其人），暂时即使强大，将来也必然会被淘汰。刘邦、项羽的事，正好说明这一点。” 　　“如今能与您争夺天下的，只有袁绍罢了。袁绍这个人，外表宽和但内心里猜忌心很强（貌外宽而内忌），做不到用人不疑，而您明达不拘，只要有才能就大胆使用（唯才所宜），这是在度量上胜过袁绍；袁绍遇事优柔寡断，总是把握不住机会，而您能明断大事，应变有方，这是谋略上胜过袁绍；袁绍治军宽缓，法令不立，士卒虽然多，但实在难以为用，而您法令既明，赏罚必行，士卒虽少，都争相效命，这是在武力上胜过袁绍；袁绍凭着世家的出身，经常装模作样以显示自己的智慧（从容饰智），喜欢沽名钓誉，所以那些没有真本事但喜欢虚名的人愿意投奔他，而您待人真诚，坦诚相见，从不华而不实，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很谨俭，而奖赏有功之人从来不吝惜，所以天下忠勇之士都愿意追随您，这是德行上胜过袁绍。” 　　荀说：“以上这四胜，凭借它们辅佐天子，匡扶正义，讨伐叛逆，谁敢不从？袁绍再强大又有什么用！” 　　曹操听了荀这番“四胜论”，心里特别高兴，因为荀所说并非虚言，决不是为图自己舒服编出来的奉承话。荀在袁绍身边待过，对袁绍的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曹操心里的阴云散去了大半。 　　荀的“四胜论”还不够全面，据《傅子》一书记载，参与这次谈话的还有郭嘉。在荀发表了“四胜论”后，郭嘉也谈了相似的看法，他分析得更为全面，归结起来即为著名的“十胜论”。 　　郭嘉说：“当初刘邦不敌项羽，情况大家都清楚，所以刘邦只能采取智取，不能力敌，而最终项羽被刘邦打败。据我看来，袁绍有十败，您有十胜：袁绍虽然强大，但他没有什么作为，他繁礼多仪，而您做事自然，没有形式主义，这是道胜；袁绍逆潮流而动，而您顺天而行，这是义胜；桓、灵以来，政治失于宽怠，袁绍以宽治宽，所以手段不够强硬，而您纠之以严，使上下法令顺利施行，这是治胜；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重用的人都是亲戚子弟，而您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不疑，唯才是用，不问远近，这是度胜；袁绍多谋少决，抓不住机遇，而您有了计划就大力推行，应变无穷，这是谋胜；袁绍是世家后代，喜欢沽名钓誉，喜欢说好话和奉承自己的人，而您待人以诚，不为虚美，忠正之士、有才之人都愿意为您所用，这是德胜；袁绍看见有人饥寒，也能给予体恤，马上进行接济，但对于看不到的，他就想不到了，而您对小事有可能忽略，但大事都考虑得周到细致，恩之所加，都超过他们自己的期望，即使看不到的，也都有考虑，这是仁胜；袁绍手下大臣争权，谗言惑乱，而您对下属治理有方（公御下以道），不听信谗言，这是明胜；袁绍是非不清，而您对待正确的事以礼相待，对待坏事都以法正之，这是文胜；袁绍好虚张声势，不了解打仗的要领（不知兵要），而您善于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队倚仗，敌兵害怕，这是武胜。” 　　从“四胜论”和“十胜论”的比较看，荀和郭嘉对袁、曹优劣的分析都是一针见血，做出上述判断虽然不乏一定的主观因素，但基本上说的都是实话。他们二人的话有重复之处，所以“四胜论”和“十胜论”应该出于同一个版本，可能是对荀和郭嘉此次谈话的综合。 　　对于部下的溢美之辞，曹操听得有点不好意思，他笑着说：“怎么可能像你们所说的那样，我有何德何能可以胜任呀？” 　　对于具体的策略，郭嘉建议：“袁绍正北击公孙瓒，可以趁着他主力远征，我们东取吕布。如果失去这个机会，等到袁绍进攻时，以吕布为外援，那就太危险了。” 　　荀同意郭嘉的分析，他也认为如果不先取吕布，那么解决袁绍是相当困难的。 　　其实曹操也是这样的想法，他一心想尽早解决吕布，考虑的就是假如袁绍与吕布联合起来，他将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于今之计，应该趁袁绍与公孙瓒相持的时机，先把吕布拿下。 　　但是曹操也有顾虑：“我比较担忧关中方面，如果关中处理不好，羌人、胡人加上南面的蜀汉就会与袁绍、吕布等人联合起来，到那时我们将四面都是敌人，虽然据有兖、豫二州，却也顶多只占天下的六分之一而已呀。” 　　荀说：“关中地区目前大的割据势力有十几支，彼此不服气，其中韩遂和马超最强。他们看见关内相争，必然拥兵自保。现在如果主动联合他们，示以恩德，和平的局面虽然不能维持太久，但也可以坚持到整个山东地区平定之后。” 　　荀的这番分析正切中要害，很有说服力，让曹操心中顿时亮堂了起来，荀还进一步推荐钟繇出镇关中。曹操同意了他的推荐，于是自己辞去司隶校尉，命钟繇以侍中的身份兼任司隶校尉，持节督关中各军，授予钟繇对有些问题可以先处理再上报的权力（特使不拘科制）。 　　钟繇在历史上的名望似乎来自于他的书法成就，他与后世的王羲之并称“钟王”，他的字在当时就得到了同是著名书法家的曹操的喜爱，但此时钟繇在曹操眼里，决不是一个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角色，他是曹操阵营里的重臣。 　　陈寿对钟繇的评价是四个字：开达理干，意思说他通达事理，具备卓越的行政能力和才干。钟繇属于实干型人才，也是专家型的领导干部，他有胆有识，沉着勇毅，派他到关中总理那边的各项事务，曹操十分放心。早在这一年四月，曹操已派裴茂到关中联络关中诸将，拓展根据地。裴氏是河东郡大族，裴茂的儿子裴潜，裴潜的儿子裴秀日后都在曹魏阵营中效力。 　　裴茂当时的身份是朝廷信访兼机要局局长（谒者仆射），他到了关中，首先联络凉州军中倾向于朝廷的段煨一派的支持。段煨是贾诩的老领导，名将段之弟，他协助裴茂讨伐李的弟弟。 　　斐茂将李的人头送往许县。对这个杀害了朝廷多名重臣的刽子手，从献帝到百官无不痛恨，献帝下诏将李的人头高悬示众，同时下诏拜段煨为安南将军，封为乡侯。 　　钟繇到达关中时，裴茂在这里已打下了一定基础。当时活跃在关中一带的割据势力除段煨、李外还有很多股，其中马腾、韩遂的势力最为强大，钟繇给他们写信，表明利害（为陈祸福），劝他们忠于朝廷。 　　经过对形势的分析，马腾、韩遂选择了向许县朝廷尽忠，他们各送一名儿子到许县作为人质，以表明自己的忠心。 　　钟繇、裴茂开始着手经营关中，他们积极发展经济，稳定地方局势，争取各派力量对曹操的支持，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将在曹操与袁绍日后的大决战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章 缚虎之战 　　〔走投无路的刘备只得小心翼翼地待在曹操身边，努力表现出一副胸无大志的样子。曹操决定先向吕布下手，对于这只反复无常的猛虎，他知道只预备一只笼子还不够，因为在任何情况下这只虎都会咬人。吕布死了，死得很悲凉。〕 　　【一、杀不杀刘备？】 　　曹操在南阳郡屡屡受挫，但是在关中地区却收获颇多。对于下一个打击目标，荀、郭嘉以及荀攸都主张锁定在吕布身上。曹操也认为合理，但在行动之前，对南阳郡那边也必须有所防备才行。 　　曹操仍然留下曹洪负责守卫南阳郡北部的曹军占领区，交给他的任务是坚守不出，绝对保证许县南线的安全。 　　曹操觉得还不放心，他又启用了几个从荆州北归的人，把他们派到敌占区开展工作，深入敌后，发展根据地，对曹洪进行策应。这些人里，数杜袭、赵俨最有成就。 　　杜袭字子绪，颍川郡定陵县人，他的曾祖父杜安很有名气。杜袭在荆州避难，与繁钦是好朋友，刘表待杜袭也不错（待以上宾之礼），但杜袭发现刘表难成大事，于是跑到长沙郡躲了起来。听说天子来到许县，那里是杜袭的老家，他辗转回到了乡里。 　　曹操任命杜袭为南阳郡治下的西鄂县长。这个县离宛县很近，基本上是把刺刀顶到了鬼子的鼻尖上。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下，杜袭很不简单，不仅站住了脚，而且还发动军民一边防卫一边开展生产。 　　有一次，张绣联合刘表的人马大约上万人来攻城，杜袭召集身边的骨干共五十多人，跟他们集体盟誓，共同率领西鄂县的军民拼死抵抗。杜袭亲自战斗在最前线（身执矢石），士兵受到鼓舞，个个拼死抵抗，斩杀数百名敌人，而守城的这边仅死了三十多人。 　　但是，敌人过于强大，最终杀进城中，杜袭率军民突围，伤亡惨重。突围出去以后，杜袭没有逃到曹洪那边求救，而是收拢散民，转战到摩陂（今河南郏县东南）一带，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大家听说后纷纷赶来向他汇拢，杜袭又重新组织起一支力量，不断抗击张绣的进攻。 　　赵俨字伯然，颍川郡阳翟县人。在避乱荆州期间，跟杜袭、繁钦很要好，他们三家像一家人一样生活（通财同计）。建安二年（197年），他也回到故乡，这一年他二十七岁。 　　曹操任命赵俨为朗陵县长，朗陵县虽然属于汝南郡，但这里紧邻着南阳郡，属于敌我双方开展拉锯战的地方，由于它位置靠南，贴着南阳郡的腰眼位置，战略地位相当重要。 　　朗陵县有很多黑恶势力（多豪猾），一向无所畏忌。赵俨到任后，从打击黑恶势力头目入手，一下子抓了不少人，全部判处死刑，由此树立了威望。 　　在南征张绣行动中立下大功的李通长期驻守在汝南郡，他利用自己的影响，不断巩固实力，有力地策应了许县以南的安全。曹操根据李通前后立功的情况，升他作裨将军。 　　李通与赵俨在汝南郡共事，他们之间建立了良好关系。李通妻子的伯父是朗陵县人，因为什么事犯了法，被赵县长抓了起来。李通的妻子哭着向李通求情，希望李通去疏通一下，但李通说：“现在大家都全力以赴为曹公效力，不可因私废公。”最后，李通妻子的伯父被砍了头，李通反而称赞赵俨执法严格，跟他成为好朋友。 　　南面有曹洪留守，又有李通、杜袭、赵俨这样的干才，曹操基本上放下心来，专心考虑东面的战事。 　　曹操东面的敌人实际上就是吕布和刘备。而现在，刘备基本上可以先不考虑，要解决的敌人是吕布。 　　当初，吕布被曹操从兖州一路打了出来，实在无路可去，投奔了刚刚就任徐州刺史的刘备。刘备收留了吕布，让他屯驻于小沛。袁术攻击刘备，刘备率主力到微山湖一带与袁术作战，吕布趁机夺取了徐州，虏获了刘备的家眷，刘备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刘备后来又转投吕布，当时吕布手下多数人认为不能收留刘备，吕布没有听从，他跟刘备调换了个职务，自己当徐州刺史，让刘备当豫州刺史，屯驻小沛，作为徐州的军事缓冲区，目的是曹操或袁绍来攻，有人能替自己抵挡一下。 　　这两年，刘备一直驻守在小沛（今江苏沛县），吕布将徐州刺史部的治所移到了下邳（今江苏邳县南）。 　　可是，刘备并不甘心给吕布当盾牌，他暗地里跟袁绍和曹操拉起了关系。早在建安元年（196年），天子才回到洛阳，曹操刚刚以录尚书事的身份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刘备就暗中派人来联络。虽然刘备跟吕布一样，都是曹操昔日里在战场上动过真刀真枪的敌人，但此时曹操自然不会放过这个瓦解敌人同盟的机会，于是以献帝的名义任命刘备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 　　这件事应该发生在曹操改任大将军之时，因为此前镇东将军一职一直由曹操本人担任。在史料中提及这项任命的很少，只存在于《三国志》刘备的传记中，可以推测，这项任命或许是秘密的，曹操的思路很明确，就是拉刘备，打吕布。 　　刘备的小动作可能让吕布侦知了，吕布很生气，向小沛发起进攻，把刘备赶了出来，这一次刘备又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这是建安三年（198年）九月间的事。 　　对于吕布的翻脸，《英雄记》里有一个解释，说早在这一年的春天，吕布派人到河内郡买马，擅长骑兵作战的吕布离不了马，徐州的养马业并不发达，所以经常派人四处弄马。马对吕布来说很重要，马就是吕布的军火。 　　吕布的贩马队要从刘备防区经过，结果刘备来了个黑吃黑，把吕布的马给劫了。吕布大怒，派高顺、张辽攻打刘备。 　　如果在战场上相见，关羽、张飞组合厉害，还是高顺、张辽组合厉害？这一仗给出了明确答案：后者更厉害。 　　《英雄记》说，小沛被攻破，刘备逃走，刘备的夫人甘氏以及新纳的夫人糜氏又成为吕布的俘虏（获其妻息）。 　　刘备向西逃，十月份，在梁国境内遇到了亲率大军东征的曹操。曹操收纳了刘备，以献帝的名义任命刘备为豫州刺史，使刘备的职务合法化。 　　曹操命刘备以及他手下的关羽、张飞等人随大军一起行动。当时，曹操手下有人反对这样做，建议曹操趁机把刘备及其手下解决掉，免生后患。 　　提出这个建议的是一直留守在兖州的大胡子将军程昱。程昱劝曹操：“我看刘备这个人有雄才，而且很得民心，终究不会甘居人下，不如尽早解决他（宜早图之）。”曹操说：“现在正是聚合天下英雄之时（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个人而失天下英雄之心，不能这样做呀。” 　　从曹操的话里可以看出他承认刘备是个英雄，也不否认日后刘备会发展成为一个可怕对手，但他却不能杀刘备，不是不想杀，而是害怕让天下英雄寒心。 　　程昱的想法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而曹操的想法是建立在战略层面上。 　　从以后的发展情况来看，程昱的建议是很有道理的，但曹操的想法也不能说不对。设想一下，如果现在曹操就把刘备杀了，不久之后张绣的主动投降，以及张燕、臧霸等人在袁曹决战期间始终站在曹操一边的情况就未必会出现了。 　　收留刘备是有风险的，但这项风险投资值得做。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只能这样做。 　　【二、笼中困兽】 　　曹操在梁国境内与刘备会合后，指挥大军继续向东进击。在这条进攻路线上，小沛（今江苏沛县）的重要性已经降低，因为他们面前的敌人在彭城（今江苏徐州）和下邳（今江苏邳县南），而小沛在其以北较远的地方，偏离了此次作战的主轴。 　　吕布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虽然他已经占领了小沛，但迅速退了回来，将主力部署到彭城一线，依托彭城周围的低矮山丘以及水、济水、泗水等河流，构筑起保卫徐州的第一道防线。 　　吕布亲临前线，誓死守卫彭城。但是，在他与曹操的直接交手中总是败多胜少，这一次仍不例外。 　　曹军有过多次痛打吕布的经验，心理上占优势，加上他对彭城这个地方很熟悉，几年前他曾率军在这里与陶谦的军队交锋，所以打起来很顺手。 　　曹军很快取得了胜利，攻克彭城。吕布率军退到他的第二道防线：下邳。根据史书记载，曹军攻克彭城后，又搞了一回屠城。这是曹操对彭城军民犯下的第二次大屠杀罪行。实在不太清楚曹操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为什么对彭城人如此憎恨？如果说上次的解释是父亲及一家五十余口被陶谦杀害而要报仇的话，这一次就有些费解了。 　　一般来说，打江山就是占地盘，而地盘其实是不值钱的，值钱的是地盘上的人和物，尤其是现在，人口锐减，生产凋零，无论发展兵源还是组织生产，人力资源都是最重要也是最稀缺的资源。 　　屠城这种手段只在一种情况下比较理想，那就是打下的地盘守不住，地盘上的人也带不走，不想留给敌人，于是消灭。根据目前的形势来看，曹操再屠彭城已经毫无理由。况且，他现在的身份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总司令是袁绍），同时又是行政部门的最高首长（司空），再做屠城这样的事简直是匪夷所思。 　　曹军攻克彭城后继续进军，直抵下邳城外。吕布将徐州治所移至下邳城后，对这里进行了大力整修，这座城池虽不如彭城那样知名，但现如今的防卫能力却大大超过彭城。 　　下邳城有泗水为依托，陈宫建议吕布趁曹军尚未渡过泗水时主动出击，将敌人拒于泗水河西岸。但吕布好像正在研究兵法，他对兵法上说的“半渡可击”深信不疑，觉得如果趁曹军正渡河时发起进攻，对自己更为有利。 　　可是，让吕布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曹军渡河的动作如此迅速，根本没有给他留下通过突然袭击把他们消灭在河里或者打回去的机会。可能曹操也注意到了“半渡可击”这一点，所以提前进行了特别防备，没有让吕布占到便宜。 　　更让吕布闹心的是，他还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自己这边倒先乱了阵角。吕布的属下广陵郡太守陈登临阵起义，打乱了吕布的布防，吕布大败，手下将领成廉也被曹军俘虏。成廉被俘后史书上就再也没有关于他的记录了，可能他被曹操祭了旗。 　　当初许县一别，曹操握住陈登的手久久不放，陈登这个卧底如今终于发挥了大作用。 　　接连两败让吕布军心严重受挫，丧失了与曹操一决高下的信心。吕布退回下邳城内，依托坚固的城防工事进行抵抗。 　　为了尽可能减少伤亡，曹操给吕布写了一封信，劝他投降。吕布接到信，真有点动心了。陈宫知道后一下子急了，他劝吕布千万不能降。 　　据《献帝春秋》说，吕布确实想投降，当曹军攻城很急的时候，他到了下邳城的西门，这个门的门楼又叫白门楼，吕布当年抄刘备老巢攻入下邳时，就是在这个地方首先入的城，并在城楼上指挥巷战。吕布现在又站在白门楼上，对下面的曹军喊：“不要攻得这么急，我将向明公自首！”陈宫闻言大叫道：“只听说过逆贼曹操，哪里来的明公？”陈宫劝吕布趁早打消投降的念头，因为现在投降，就像用鸡蛋去碰石头，生命安全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得到保全的。 　　其实，吕布现在如果真的投降了，曹操未必会杀他。曹操不杀刘备，考虑的是不能让天下英雄寒心，后来他不杀张绣，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如果吕布主动投降，曹操杀他的可能性很小。 　　况且曹操很爱才，尤其对军事才能突出的武将更是偏爱，曹操对典韦、许褚、于禁、乐进等勇将一向极为赏识和爱护。吕布的名气和能力比他们强了很多，如果吕布真愿意归顺，曹操还有可能对他给予重用。 　　这是吕布的一个机会，但基本上也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吕布想抓住，可是陈宫坚决反对。陈宫跟吕布不一样，陈宫当年在曹操手下，曹操对他很信任，把兖州日常政务都交给他处理，但陈宫关键时刻的背叛，让曹操差一点永远无法翻身。曹操爱才，但曹操不爱叛徒，更何况这个叛徒手上还沾满了自己人的血。 　　陈宫可能暗地里盘算过，吕布如果投降，活的机会是九分，死的机会只有一分；而自己投降了，死的机会是九分，活的机会不超过一分。所以，他力劝吕布不要投降，继续抵抗，找机会反败为胜。 　　吕布被称为天下第一勇将，但他是个耳根子很软的人，平时在家听老婆的，在外面听手下人的。经陈宫一说，他打消了投降曹操的念头，从而失去了最后一次生的希望。 　　陈宫还真为吕布想了一个反败为胜的计划。 　　陈宫建议吕布派兵出城偷袭曹军的粮道，曹军远途作战，粮食供应很困难，一旦粮食被劫，军心必乱。 　　吕布认为陈宫的建议很有道理，准备亲自带队去劫曹军的粮道。军事会议也开了，各项部署也下达了，吕布回家收拾东西，顺便跟妻子也交待一下。 　　吕布的妻子（说明一下，肯定不是貂蝉）听说丈夫要出城，顿时没了安全感，她想反对，又怕丈夫不听，于是换了个理由说事。她说：“高顺和陈宫素来不合，将军一出城，他们必然不能同心协力守城，如果有什么差池，将军何以自立？”吕布的妻子还哭诉说，当年在长安李、郭汜之乱时，吕布只顾自己逃命，已经把她扔下不管了一回，现在再也不能那样了。 　　吕布在陈宫面前耳根软，在老婆面前耳根就更软了。吕布闷闷不乐，不再提劫粮道的事。 　　陈宫不放弃，又出了一个主意，建议由他来守城，吕布带一支人马到城外驻守，形成呼应，曹军攻吕布，陈宫就出来夹击曹军；曹军攻城，吕布就从后面包抄曹军。 　　陈宫认为，只要守城策略正确，曹军很难找到机会。况且曹军也不可能在下邳城外久驻，因为那样一来粮食供应就会成为大问题，当年曹军不止一次兵临郯县城下，最后都因为无法解决军粮供给问题无功而返，说明只要下邳城能顶住，时间一长围城必解。 　　陈宫的主意未必高明，因为如今曹军的力量已发展得很强大，即使分兵两路对攻，未必能出现想象中的对曹军两面夹击的态势。但陈宫的计划也有可取之处，因为分兵毕竟可以分散敌人的进攻点，削弱敌人的攻势。同时，分兵可以减轻城内粮食不足的压力，跳到外围作战后，可以变被动为主动。 　　吕布也懂些兵法，知道陈宫的这个主意可行，准备同意，但回到家跟妻子一说，吕太太再次坚决反对。 　　吕太太说：“当初曹操待陈宫那么好（昔曹氏待公台如赤子），陈宫仍然舍弃曹操。现在将军待陈宫未必如曹操那样好，就把守城的大任付于他，将军孤军远出，一旦情况有变，我还能再做将军的妻子吗（妾岂得为将军妻哉）？” 　　吕布一听更郁闷，陈宫的这项计划又告吹了。 　　【三、压向吕布的最后一根草】 　　城外的攻势一波急似一波，城里的吕布心里越来越慌。他思来想去，觉得现在有可能出兵支援下邳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老乡兼昔日的同事张杨，另一个是刚刚当上伪皇帝的袁术。 　　曹操把献帝迁到许县，张杨对此很生气，但也无可奈何，实力决定地位，他的实力无法与曹操比，只能看着天子这张牌从自己手里飞走。张杨只好继续游荡于河东郡、河内郡一带，与黑山军、白波军相互呼应，倒也没人来找他的麻烦。 　　张杨的头上曾经有一顶很大的帽子：大司马。这是一个极其崇高的职务，属于上公之列，名义上比袁绍和曹操的地位还要高。 　　但是张杨此时有没有力量出兵来救，吕布实在说不上来。吕布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派出人去往河内郡一带寻找张杨，看他能不能来为自己解围。袁术实力要强得多，但是吕布跟袁术刚刚翻过脸，还动了手，他拒绝了袁术和亲的请求，杀了袁术的特使，已经成了仇人，现在自己遇到迈不过去的坎，袁术能不能帮自己实在没有把握。 　　但是，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吕布决定试一试。 　　吕布率领一千多人杀出下邳城，主动向曹军发起挑战。双方混战一气，吕布并不恋战，杀了一阵，主动撤进城里，因为吕布的目的达到了，他此次军事行动为的是掩护特使出城。 　　吕布的特使是许汜和王楷，他们的具体情况不详。吕布集团失败后，他手下很多武将和谋士只留下了名字，而没有详细的事迹。这并不奇怪，历史往往是成功者的舞台。如果吕布成功了，想必这许汜、王楷也是荀攸、郭嘉甚至诸葛亮那样的人物吧。 　　许汜和王楷在吕布的亲自掩护下出了下邳城，来到寿春，见到了袁术。袁术此时还在生吕布的气，他对许汜和王楷说：“吕布不愿意和亲，失败是必然的，干吗还要来告诉我（何为复来相闻邪）？” 　　许汜和王楷说：“明上现在不救吕将军，自己最后也得失败。吕将军不在了，曹操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明上。” 　　许汜和王楷一口一个“明上”，实际上就是承认袁术这个皇上，袁术听了很舒服。同时，袁术也想到自己与吕布闹得再不痛快，也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吕布如果被消灭，曹操收拾自己就更加容易。袁术决定不再坐视不管。 　　下邳城里的吕布此时心里更着急，许汜和王楷走后不见回音，他此时为当初没有送女儿到寿春去感到特别后悔。当初都是陈登这小子劝他与袁术反目投靠曹操，如今看来，曹操不可信，陈登更不可靠，现在陈登正在曹操的指挥下攻城呢。吕布越想越生气，越生气心里越着急。 　　《英雄记》称，吕布决定不再坐等，为了争取袁术的支援，他要亲自送女儿到寿春，向袁术求救。吕布的女儿年龄不详，吕布也不再管吕太太是否同意，他把女儿用丝绵缚在自己背上，准备亲自护送出城。 　　吕布刚一出城，外面的曹军就发现了动静，他们拼死抵挡，同时乱箭齐发。吕布虽然是一世名将，但也无可奈何，又害怕背上的女儿受伤，只好退进城内。 　　城里的守军士气更加低迷，他们虽然是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但此时被困在下邳城内，擅长的战法施展不出来，粮草消耗得很快，外面没有援兵的消息，个个人心惶惶。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在内部出现问题。 　　其实，攻城的一方也不顺利。下邳城久攻不下，曹操也很头痛，大军长期滞留在徐州一带，南阳郡的张绣，荆州的刘表，冀州的袁绍，关中的韩遂、马腾，这些人此刻都在盯着徐州的战局，会不会趁乱打劫，真的很难说。 　　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自己仓促回军，岂不是兴平元年兖州之叛的重演？曹操人在徐州，心里一直惦记着许县。 　　这时又传来情报说张杨在东市起兵，打出支援吕布的旗号，向下邳杀过来，这让曹操对许县的局势更加担忧。曹操不怕张杨杀过来，他怕张杨杀到许县去，张杨虽然对自己构不成致命的威胁，但他带头一闹，四周的实力派们更要蠢蠢欲动了。 　　张杨起兵的东市不知在何地，应该在河内郡，有人认为是下邳城的东市，那肯定是不对的，张杨此刻应该距这里还很远。 　　曹操想撤军，这时郭嘉和荀攸都来劝他，现在已经到了节骨眼上，一定不能松气，如果让吕布缓过这口气，日后再解决他就更困难了。 　　郭嘉说：“当年项羽有七十余城，从来没有打过败仗，一朝失势导致身死国亡，这是他恃勇无谋造成的。现在吕布每战必败，已经气衰力尽，内外皆困。吕布的势力比起项羽要差远了，现在的情况也不如项羽，如果乘势攻之，一定可以将其擒获！” 　　荀攸也说：“吕布自彭城以来，连战皆败，锐气已衰。三军以将为主，将衰军队就没有斗志。陈宫虽然有些智谋，但现在他的计谋还来不及施展，趁着这股劲猛攻，一定可以拿下吕布。” 　　荀攸、郭嘉给曹操出了个以水灌城的主意，他们建议将下邳城附近的泗水、沂水引向城里，弄得城内一片汪洋，吕布守起来就更加困难了。 　　袁术倒是打算来支援下邳，但他想再等等，等到吕布消耗得差不多了，曹操那边也付出更大代价的时候自己再出手，于是动作很慢。而张杨那边更不顺，刚一起兵，就被手下将领杨丑杀了，杨丑转而投降曹操。不过，没有多久，张杨手下另一个将领眭固把杨丑杀了，率部投降了袁绍。 　　不管怎么说，吕布做梦都在渴盼着的两个人都没有来，一个是还不想动身，另一个已永远没法动身了。 　　下邳城里迷漫着一股末世之气，吕布整天唉声叹气，训这个骂那个，言行都有点失常了。陈宫竭尽全力想办法解围，但仍然无计可施。在这种情况下，吕布手下出了乱子。 　　据《九州春秋》记载，吕布手下的将领侯成有十五匹好马让人喂养，但喂养的人却偷偷把马弄走，想出城交给刘备。侯成亲自追赶，把马夺了回来。侯成觉得这也是个小胜利，想摆几桌酒席庆贺一下。 　　侯成搬出来自家酿的酒，又杀了几口猪，诸将都来祝贺。侯成一向很敬重吕布，他拿了半头猪和五斗酒送给吕布，跪禀道：“承蒙将军的恩德，让我把马追了回来，这些酒和肉我没敢先吃，特地奉上聊表寸心。” 　　吕布看来也不失人格魅力，手下的人不管什么时候都对他尊敬有加，侯成这么做纯粹是出于敬意，可吕布一听就火了。 　　吕布说：“城里被围，粮食匮乏，我正在禁酒，你难道不知道吗？你们又吃又喝，称兄道弟，想结伙谋杀我吗（诸将共饮食作兄弟，共谋杀布邪）？” 　　侯成吓坏了，赶紧赔罪求饶，回到家，把诸将送的礼都退了，把酒和肉都扔了，心里仍然惴惴不安。 　　吕布的不近人情，让侯成有点寒心。侯成守城时就不像原来那么卖命了。终于，侯成决定投降曹操，成为压垮吕布这头大象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命断白门楼】 　　下邳城虽然被灌得到处是水，但还是打不下来，并州军的战斗力可见一斑。曹操下令猛攻，务必尽快将下邳城拿下。 　　就在攻城战异常激烈之时，刘备的部将关羽私下里来见曹操。关羽跟随刘备来投后，曹操对他很器重，对于特别能打的猛将，曹操一向很赏识。有曹操另眼相看，关羽自认为也能在领导跟前说上话了，于是向曹操提了一个私人请求。 　　据《蜀记》一书说，关羽想娶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杜氏，请求曹操城破之后能够成全。曹操想这也不是啥大事，就一口答应了。可关羽说了一次还不够，就在城池将要攻破前，又多次向曹操请求，害怕曹操把这档事给忘了，这下子反而勾起了曹操的好奇心。 　　《蜀记》的作者王隐是晋代的学者，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学者，王隐从小受家庭影响走上从文之路。王隐参与撰写《晋书》，但他拙于文辞，相传他所撰的《晋书》，凡是精彩之处都是他老爹替他写的，王隐的作品多“文体混漫”，意不可解。关羽向曹操求杜氏这一情节仅见于他的笔下，有鉴于此，该事件的真实性颇受怀疑。 　　而在下邳城内，吕布的军心彻底动摇，除了侯成外，宋宪、魏续等人也有反水的想法。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城内又坚持了一个多月，宋宪、魏续把陈宫抓了起来，打开城门，投降了曹操。曹军攻入城内，把吕布也生擒了。 　　《三国志吕布传》所载略有不同，说曹军攻城甚急，吕布带着一部分手下登上最后一处据点白门楼，吕布看回天无力，于是走下城楼投降（兵围急，乃下降）。吕布投降后，被人捆了起来。 　　曹操携刘备等人随后登上白门楼，在此建立临时指挥所，命手下人把吕布等带了上来。这大概是曹操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吕布，曹操特别想看看这个名震天下的飞将被捉后是什么反应。关于吕布见到曹操后的情形，史书有着不同的记载。 　　据《三国志吕布传》介绍，吕布见到曹操的第一句话是：“绑得太紧了呀，能不能给松松（缚太急，小缓之）？” 　　曹操笑道：“绑猛虎不紧不行呀（缚虎不得不急也）。” 　　吕布见气氛不错，活命的信心大增，他向曹操建议道：“明公所担忧的不过是我吕布罢了，现在我已经服了，天下不足忧。今后明公统率步兵，让我统率骑兵，则天下必然平定！” 　　而《献帝春秋》记载，吕布见到曹操的第一句话是：“明公好像瘦了。” 　　曹操有点惊讶，问：“你以前见过我吗？” 　　吕布说：“当年在洛阳，在温氏园中我见过您。” 　　曹操想了想：“有可能，我全忘了。现在是有点瘦了，那是因为一直抓不到你的缘故呀（恨不早相得故也）。” 　　《英雄记》一书中记载，曹操与吕布探讨了他失败的原因，吕布说：“我待诸将很厚，但诸将都叛我而去。” 　　曹操揭了吕布的老底，说：“你背着老婆，霸占手下将领的太太，这怎么叫厚道？”这也许是真的，因为吕布听后默然无语。 　　《献帝春秋》称，吕布还对曹操说：“当初齐桓公舍射钩，用管仲为相；现在我愿意效股肱之力，甘为前驱，可以吗？”绑吕布的人看来确实下手有点狠，吕布被绑得难受，看到一边坐着的刘备，就打招呼说：“玄德，你现在是座上客，我是阶下囚，能不能帮忙说句话，给我松松绑（不能一言以相宽乎）？” 　　曹操笑道：“干吗不跟我说，还求玄德呢？”准备下令给吕布松绑。 　　曹操的办公室主任（主簿）王必正在旁边，他看到领导有意饶吕布一命，赶紧上前劝道：“吕布可是个强大的敌人（虏也），他还有不少部下在外头，不能宽恕他。”曹操无奈地说：“本来想从轻发落，但王主任不同意（主簿复不听），怎么办呢？” 　　王必是曹操的心腹近臣，类似家臣的性质，他很早便追随曹操，当初通使长安的重任就由他来完成。主簿一般是州一级政府的属官，曹操此时兼任着兖州牧，王必的这个办公室主任，推测起来可能是兖州牧的属官。 　　但是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曹操之所以临时改变主意要杀吕布，是因为刘备的提醒。刘备一心让这个反复无常的吕布死，他看到曹操有些犹豫，就上前说：“明公难道忘了吕布曾经事奉过丁原和董卓吗（明公不见吕布之事丁建阳及董太师乎）？”曹操点头称是（太祖颔之）。 　　吕布大骂刘备：“你这个小子让人最不能相信（是儿最叵信者）！” 　　曹操下令将吕布绞杀。叱咤风云的一代飞将，就这样悲剧谢幕了。 　　曹操难道真的动过不杀吕布之心？倒也有这种可能。曹操很爱才，吕布作为将才在同时代几乎无人匹敌，他虽然不是一个帅才，但却是一把攻击敌人的利器。当年张燕很难打，袁绍一筹莫展，吕布出马就能迅速搞定。 　　曹操也不会过于在意那些过往的经历，从给曹操造成的伤害看，吕布似乎比不过张绣，后来张绣投降曹操，曹操欣然接纳。 　　曹操顾忌的是吕布能否被驯服，最终为自己所用。正如刘备所言，吕布这个人诚信度较低，缺少政治伦理，凡与他合作过的，丁原、董卓也罢，袁绍、袁术、刘备也罢，都吃过他的亏。这一点才是曹操所要考虑的。 　　杀吕布是曹操早就想好的，他爱才，但不会干养虎为患的事。至于王必的相劝，有可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双簧戏。 　　领导经常会有些想法不能明说，或者经常说些跟心里想法刚好相反的话，就需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背黑锅，王必就是替曹操背黑锅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荀攸不来劝，郭嘉也不来劝，而是从未在重大场合出谋划策过的王必出面相劝的原因。 　　至于刘备的相劝，那正中曹操的下怀。曹操做出动作要解吕布绑绳的时候，一定拿眼睛在瞟刘备，他估计刘备肯定要急，刘备一急，他就顺势将这把火烧给了刘备。刘备出于对吕布种种作为的切身感受，肯定不希望吕布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刘备或许意识到曹操在把祸水往自己身上引，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总之，吕布就这样死了，而且死得很窝囊，是被人勒死的。 　　一同被杀的还有高顺。高顺这个人，一生跟随吕布，《英雄记》说他为人清白有威严，不饮酒，不受贿，训练出一支数百人组成的劲旅，号称陷阵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但吕布更信任魏续等人，经常把高顺调教好的兵交给魏续带，让高顺带魏续的兵。即使如此，高顺仍然毫无怨言。像高顺这样品才皆优的将领实在难找，吕布被杀后，曹操不应该再杀高顺，但最终还是杀了，一定是因为高顺执意要陪吕布一死，曹操没有办法。高顺的死法跟吕布一样：绞刑。 　　一天之内连杀两员虎将，曹操心里肯定觉得可惜。所以，轮到下一个人时，曹操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再杀了。 　　下一个人是陈宫。 　　这是个老熟人，和曹操有太多的恩怨，即使如此，曹操仍然希望陈宫能回心转意，只要陈宫自己愿意，曹操就打算给他条生路。 　　陈宫的老母亲和女儿也在曹操手上，曹操问陈宫想不想让老母亲和女儿活命。陈宫的嘴很硬，说：“我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不会绝别人之亲，以仁义施于四海的人不会断绝别人家的祭祀。老母亲能不能活命，取决于曹公，不取决于陈宫！” 　　据《典略》一书记载，在吕布还没有被杀时，曹操问陈宫：“公台，你平生计谋过人，现在怎会这样？”陈宫指着吕布说：“都是这个人不听我的，才至于此。” 　　陈宫自请一死，态度甚为坚决。陈宫的选择也是无奈，纵然他还想投降，纵然曹操也愿意接纳，但曹营的将士们也不会原谅他。与其痛苦地活着，不如慷慨一死。 　　陈宫径直往外走，拉都拉不住（遂趋出，不可止）。《典略》说，曹操看着陈宫的背影，不禁流下了眼泪（泣而送之）。陈宫死后，曹操善待他的老母亲，抚养他的女儿，后来又给她操办了婚事。 　　至此，吕布集团彻底灰飞烟灭。 　　吕布自追随丁原起兵以来，先后依附过董卓、袁术、张杨、袁绍、刘备等人，除了张杨对他自始至终以兄弟相待外，其他的人要么死在他的手里，要么对他恨之入骨。 　　吕布是一员骁将，他纵横中原，虎步天下，如果只论冲锋陷阵，估计很少能找到对手。但他谋略有限，眼界也窄，善于短线操作，不能作长远谋划，导致一生起起落落，没能成就出太大的功业，在四十多岁就死了。 　　吕布虽然也有一些个人魅力，但成大事者仅靠魅力是不够的，还要有一定的手段，懂得用人拢心之道，在这方面吕布比曹操、袁绍、刘备甚至袁术都有明显的差距。 　　陈寿对吕布的评价是：“吕布有虎之勇，而无英奇之略，轻狡反复，唯利是视。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灭也。”意思是：吕布有如猛虎咆哮般的勇猛，却没有超群的智慧和谋略，轻浮狡诈又反复无常，眼中有的只是私利。从古到今，这样的人没有不被消灭的。 　　范晔在《后汉书》里把吕布跟刘焉、袁术等人合为一传，他对吕布的评价是：“术既叨贪，布亦翻覆。”意思是：袁术贪婪成性，吕布反复无常。吕布死后，他的首级被砍下，送往许县示众。但他最终葬在了哪里，史书并未记载。近年来，相传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城东南六公里处的郇封镇兰封村村北发现了吕布墓，不过此事尚待考证。 　　【五、名将归心】 　　吕布死了，高顺死了，陈宫也死了。 　　曹操的杀戒也到此为止。侯成、宋宪、魏续等叛将曹操一一给予录用，以后虽然再不见这些人的记载，但他们应该一直在曹营效命。 　　此次行动中的最大功臣当数陈登。陈登临阵倒戈，给了吕布致命一击。当时，陈登的三弟还在城中，吕布把他抓了起来，想以此为条件与陈登谈判，遭到陈登的断然拒绝，攻城反而更急。曹操知道后，对陈登更加信任。 　　面对迟早要破的孤城，吕布手下想给自己留条后路的人不止宋宪一个，吕布的情报处长（刺奸）张弘也在给自己找出路，陈登的三弟大概就掌握在他的手里，张弘趁夜将其护送出城，交给陈登。 　　吕布被杀后，曹操拜陈登为伏波将军，让他继续在徐州一带主持军政事务。陈登在江淮地区与袁术周旋，不断拓展势力，成为曹操在华东地区的重要支柱。 　　吕布被攻破后，曹操见到了当时滞留于吕布军中的陈群父子。作为颖川郡陈氏家族的重要成员，曹操一定早就听荀等人讲过陈群的事，所以见到陈群特别高兴。 　　《袁氏世纪》一书说，陈群父子见到曹操时，都行叩拜之礼。曹操以献帝的名义征陈群的父亲陈纪为朝廷的部长（九卿），任命陈群为自己的司空府人事处副处长（司空西曹掾属）。 　　陈群从此进入曹魏阵营，一开始主要从事人事工作，他是一个称职的人事干部。曹操曾任想提拨王模、周逵两个人，任职文件都拟好了，到了陈群这里，陈群知道这两个人品德很差（秽德），于是将文件退了回去（封还教）。但曹操还是坚持用了这两个人，后来他们都犯了严重错误，为此曹操还专门向陈群道歉。 　　陈群真正大放光彩是在文帝曹丕和明帝曹睿时代，他由人事工作先后转向军事参谋以及监察工作，后来被曹丕赋予军权，和司马懿一块儿成为在曹魏阵营里统兵的世家大族，是文帝、明帝时期的著名人物。 　　在陈群父子给曹操下拜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在场，但他站着不动，只是稍稍作了个揖（高揖不为礼），这个人名叫袁涣。 　　袁涣字曜卿，陈郡人，在郡里当过基层官吏，后被举为朝廷的侍御史。天下大乱后他回到豫州，当过曹操老家谯县的县令。刘备担任豫州刺史期间，举袁涣为茂才。后来，他又辗转到过袁术那里，最后被吕布扣留。吕布和刘备翻脸后，吕布命令袁涣写信辱骂刘备，袁涣因为刘备曾举他为茂才，视为恩主，不愿意写这样的信。 　　吕布大怒，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以兵胁涣）说：“写了就让你活命，不写就让你死。”袁涣脸色都不带变的，笑着说：“我以前事奉刘将军，就像现在事奉将军您一样，如果今后离开您，就开始骂您，可以吗？”吕布听了很惭愧，不再勉强他。 　　曹操听说了袁涣的事，很欣赏这样的人，让他搞屯田。袁涣后来发现屯田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给曹操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后来，曹操任命袁涣为梁国相，成为曹操在豫州刺史部重要的行政官员。 　　下邳城被攻克后，刘备的两位夫人甘氏和糜氏也重新回到了刘备身边。对于如何安排刘备，曹操颇费了一番脑筋。无论是豫州还是徐州，都不能再交给刘备了，思来想去，曹操决定把刘备带回许县去，便于自己监视和控制。曹操又以献帝的名义任命刘备为左将军，较先前的镇东将军又提高了一个档次，由少将升成了中将。 　　曹操对刘备给予了充分礼遇，出去就坐同一辆车，进屋就坐同一张席（出则同舆，坐则同席）。从此刘备就在许县被软禁了起来。 　　曹操拜刘备的部将张飞为中郎将，准将一级。刘备的另一个部将关羽，此前的职务是刘备手下的独立团团长（别部司马），此时未见有升职的记载。下邳城被攻破后，关羽又再三向曹操恳请，希望得到秦宜禄之妻杜氏，但未能如愿，原因是曹操来了个近水楼台先得月。 　　关羽总在曹操面前提杜氏的事，令曹操不禁有了好奇心，城破之后，专门下令抓获杜氏后先送到他这儿过个目。等人带来后曹操一看，发现这个杜氏果然美若天仙，难怪关羽要反复请求呢。曹操历来善于欣赏美女，更善于收藏美女，于是就给自己留下了，纳杜氏为妾。 　　杜氏入曹府时还带着和前夫生的一个儿子，名叫秦朗，小名阿苏，年龄与何晏差不多，曹操甚为喜爱。秦朗后来跟明帝曹睿关系很好，他是曹睿的叔辈，但曹睿见他时都叫他阿苏，可见关系之亲密。 　　曹操纳杜氏时，杜氏的前夫秦宜禄还没有死。秦宜禄是吕布手下的部将，也曾被吕布派遣向袁术求救，袁术把他留了下来，并许他以汉宗室之女为妻。秦宜禄后来又辗转回到徐州，投降了曹操，曹操任命他为县长。 　　后来刘备再叛曹操时，张飞路过县，对秦宜禄说：“人家夺了你的老婆，还让你当这个破县长，哪有这样难堪的事，跟我走吧！”秦宜禄于是跟着张飞走了。只走了几里地，秦宜禄就后悔了，想跑回来，张飞把他杀了。杜氏到了曹家后，先后生下了曹林和曹衮两个儿子。 　　曹操攻陷下邳，得到了陈群、袁涣这样的人才，也得到了杜氏这样的美人。但这还不算他此行的最大收获，曹操此次徐州之战的最大收获应该是得到了一员虎将，那就是张辽。 　　张辽虽然是吕布的属下，但资历一点都不比吕布差。当年丁原拉起来的并州军老班底里共有三员虎将：吕布、张辽和张杨。丁原被吕布谋杀后，吕布和张辽归顺了董卓，当时他们都归董卓直接领导，是平级关系。再后来，吕布又杀了董卓，张辽才归吕布领导。 　　下邳城破后，张辽率所部投降了曹操，走了与高顺不同的路。 　　曹操任命张辽为中郎将，待遇与张飞差不多。在此期间，张辽与并州同乡关羽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友谊。 　　吕布集团保留下来的力量经过整编就由张辽来统帅，这支队伍在张辽手里继续保持了很强的战斗力，在其后的历次大战中均有出色表现，张辽逐渐成长为曹魏阵营里的一流大将。 　　在曹操手下，徐晃和张辽都来自敌方阵营，且都是降将，但曹操对他们很信任，他们也很忠于曹操。这得益于曹操不同一般的识人智慧和用人胆略，曹操善于发现人才，善于辨别人才的品行和节操，一旦认定就用人不疑，让各种人才发挥最大的潜能。 　　【六、留下个泰山问题】 　　曹操东征吕布之役不仅大胜，占据了徐州，而且还顺带将势力伸入到青州刺史部境内，这里是袁绍和公孙瓒的传统势力范围，曹操趁他们二人激战正酣之机，巧妙地插进一只手。 　　从以后的战局发展看，这只手对曹操太重要了，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日后袁曹大决战的胜败。 　　替曹操完成这项任务的是几个特殊人物，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经历，都出身于青州刺史部的泰山郡或在泰山郡一带活动，早年属于流寇一类，后被前徐州牧陶谦收编，陶谦死后又投靠了吕布，曹操消灭吕布，又把他们找出来，进行收编，之后把他们继续留在青州、徐州发展。 　　这几个人分别是臧霸、昌、孙观、吴敦、尹礼，其中臧霸是他们的首领。臧霸字宣高，小名奴寇，是泰山郡华县（今山东费县）人。他的父亲叫臧戒，在县里面担任监狱长（狱掾）。泰山郡的太守喜欢随便杀人，臧戒拒绝执行命令，惹怒了太守，把他抓了起来，要押送到郡里去治罪。 　　臧霸当时十八岁，听说此事后马上聚合了几十个人，在半道上把他父亲劫下，之后带着父亲还有一帮人逃亡到徐州一带。臧霸以勇壮闻名，黄巾起义暴发后，陶谦在徐州募兵，臧霸加入到陶谦的队伍里，由于作战勇敢，升为高级军官（骑都尉）。 　　在陶谦与曹操的几次战斗中，没有见臧霸参战的记载，可能他负责驻防在外围地区。臧霸与陶谦手下的昌、孙观、吴敦、尹礼等很要好，暗中结成同盟。陶谦死后，臧霸独立发展，成为昌等人的头领，屯驻于徐州刺史部琅邪国的开阳县一带，成为一方霸主。 　　刘备占据徐州后，臧霸等人主动投靠，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吕布得徐州后，臧霸等人又投靠了吕布，在曹操攻打吕布时臧霸率兵来助战，但他们很知道保存自己的实力，只摆摆架式，或者遥相呼应，而不死战。 　　孙观、吴敦、尹礼等人与臧霸的情况差不多，他们跟臧霸一样，都有一个小名。《魏略》称，孙观的小名叫婴子，吴敦的小名叫黯奴，尹礼的小名叫卢儿，可见都不是士大夫出身，属于江湖人士，即使被收编后，也属于亦兵亦匪的角色。 　　但在地方势力版图中他们都不可小视，在青州和徐州交界的几个郡国，他们有着相当的影响力。他们虽然先后投靠了陶谦、刘备、吕布等人，但独立性很强，不会为这些人真的卖命。 　　在乱世中，他们尊崇实用主义，这是他们能够存活下去的关键。 　　曹操攻克下邳，杀掉了吕布，但并不意味着徐州乃至整个东方的局势可以传檄而定，事实上当时的局势还相当严峻。 　　徐州的南面是袁术，袁术的背后是正在快速崛起的孙策，他们都有向北扩张的冲动；徐州的北面虽然是相对稳定的“曹统区”兖州，但已经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袁绍的压力；徐州的东北面是青州，袁绍和公孙瓒长期在那里经营，曹操基本上还没有什么影响力。 　　攻克下邳后，曹操也可以乘胜追击，继续巩固在徐州的基础，进而夺取青州。但那样一来他必须冒着张绣反攻、袁绍南下袭击许县以及关中诸将趁机作乱的风险。曹军的主力不能长期滞留在徐州一带，他得尽快回师。 　　曹操知道，回去之前他必须找到一个人，不管多难找，也得把他找出来，不见着他，曹操回去心里便不会踏实。曹操要找的这个人就是臧霸。 　　下邳城破后，臧霸躲了起来（自匿），曹操悬赏搜寻（募索），终于把他找到了。曹操见到臧霸特别高兴（见而悦之），说服臧霸归顺了自己，并通过臧霸找来了昌、吴敦、尹礼、孙观以及孙观的哥哥孙康等人。 　　曹操任命臧霸为琅邪国相、昌为东海郡太守、吴敦为利城郡太守、孙礼为东莞郡太守、孙观为北海国相、孙康为城阳郡太守。这些地方处于徐州、青州交界地带，他们以臧霸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泰山帮”。 　　曹操的战略是，以陈登在南线牵制袁术，以臧霸等人在北线牵制袁绍和公孙瓒，这样他就可以腾出手来，优先解决南面之敌。臧霸从此据守于徐州、青州一带，这里成为曹魏势力的“边缘地带”，虽然他们服从曹操的领导，在后面的战事中，尤其在官渡之战中他们坚定地站在了曹操的一边，但他们也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 　　虽然臧霸等人不具备与曹操分庭抗礼的实力，但曹操也无法以武力彻底解决他们，再加上这里不是曹操的主战场，以和平收编的方式处理这些“泰山帮”无疑是最明智的。 　　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曹操战胜了袁绍，统一了整个北方，解决泰山问题就提到了议事日程。曹操多次动过彻底解决该问题的想法，但后来他遭遇了赤壁之败，曹操敌人的名单依然很长，在这个名单上臧霸一直排在后面。 　　直到曹操去世，臧霸和泰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作为具有独立性的非嫡系武装集团，它一直是曹魏帝国的软肋。直到曹丕继位，才下决心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 　　处理完这些事，已经到了建安四年（199年）的春天，曹操搬师回许县。 　　第一站先到达昌邑，这个时候，眭固杀了杨丑率张杨旧部投奔袁绍，袁绍命其驻扎在黄河北岸的射犬。 　　《典略》说，眭固字白兔，他杀了杨丑后，又屯驻于射犬，这时有个算命先生劝他说：“将军字兔，而此城名犬。兔见犬，其势必惊，应该赶紧离开。”眭固不信。 　　四月，曹操率军来到黄河岸边，命曹仁、史涣渡河攻击眭固，双方交战于犬城，将眭固斩杀，应了算命先生之言。曹操随后率军渡过黄河，将射犬围住，守城的是眭固的长史薛洪和袁绍任命的河内郡太守缪尚。 　　董昭这时已由洛阳令升为河南尹，当年他曾在袁绍和张杨手下待过，跟薛洪、缪尚都有交往，曹操派人把董昭请来研究对策。董昭单身入城，劝说薛洪和缪尚率众投降。 　　曹操还军敖仓，任命董昭为冀州牧，任命魏种为河内郡太守。“曹统区”目前已经发展到兖州刺史部、司隶校尉部的大部以及豫州刺史部、徐州刺史部、青州刺史部的一部分，论势力范围已经不输于老朋友袁绍了。 　　第四章 英雄的绝响 　　〔吕布死了，公孙瓒死了，袁术死了，孙策也死了。在短短一两年时间里，曾经叱咤风云的豪杰们纷纷谢幕，仿佛故意给留在舞台上的人们以更好的表演机会。曹操面前的对手越来越少，但也越来越强。〕 　　【一、易京倒了】 　　在曹操大打出手一举灭掉吕布的同时，袁绍也没有闲着，他也一举灭掉了另一个大军阀：公孙瓒。 　　只不过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更沉重。 　　早在兴平二年（195年），袁绍历时一年之久终于攻破了东武阳城，杀了臧洪。之后，袁绍的主力被吸引至公孙瓒精心构筑的易京防线一带，在这条超级防线面前，袁绍一筹莫展，打不下来，但也不敢放着不打。 　　易京防线是一条东西绵延数百里的立体防御网，巧妙地利用河流，以人工壕、人造土丘为依托，在强大的后援保障系统支持下，通过交叉配合，足以将任何来犯之敌消灭于城下。 　　袁绍试着攻了几回，收效甚微。袁绍无奈，只得放弃速胜论，改打持久战。袁绍采取迂回之策，从公孙瓒的背后和外围下手，一点点蚕食对方的势力，最终把公孙瓒压缩到易水河边。 　　为此，袁绍拉来了两股势力为自己助阵，一股是忠于刘虞的鲜于辅、阎柔等人，另一股是乌桓首领蹋顿。在他们的帮助下，袁绍才慢慢找到了感觉，在与公孙瓒的较量中逐渐占据上风。 　　刘虞死后，他的旧部鲜于辅、齐周、鲜于银等人继续坚持反抗公孙瓒的敌后斗争。鲜于辅听说广阳郡人阎柔很有名气，就共同推举阎柔为乌桓司马，领导幽州西北部一带反抗公孙瓒的各路势力。 　　阎柔是个汉人，小的时候被乌桓、鲜卑人俘虏，在少数民族中长大，熟悉这些民族的语言和风俗，得到部族首领的信任。担任乌桓司马后，他率领反公孙瓒的武装，活跃于代郡、广阳郡、上谷郡、右北平郡等地，攻杀公孙瓒任命的官员。 　　阎柔、鲜于辅还联合刘虞的儿子刘和，利用刘虞的召号力不断打击公孙瓒。袁绍派人找到阎柔、鲜于辅，策应他们的斗争，并派L义支援他们，双方联合作战，曾取得潞河之战的胜利，斩杀了公孙瓒的部将邹丹以下四千余人。 　　袁绍的另一支援军是乌桓人。 　　乌桓在有的书上也写做乌丸，跟鲜卑族同是东胡部落的一支。公元前三世纪，匈奴崛起，攻破东胡，乌桓这一支迁到乌桓山，即今天的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喇里河西南地区，该族遂以山名为号。 　　西汉与匈奴开战后，乌桓族站在汉朝廷一边，后来南迁到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等塞外之地，生活在今辽河下游、山西和河北的北部以及内蒙古河套一带。东汉末年，乌桓有三个主要首领，分别是丘力居、难楼、苏仆延。丘力居死后，他的儿子楼班年龄太小，由侄子蹋顿继位，这是乌桓历史上最有名的首领之一，他开启了乌桓族的新时代。 　　在蹋顿之前，乌桓族没有形成统一的联盟，三个主要首领都称王，各自为战。蹋顿有勇有谋（有武略），很快统一了各部，成为北部边境一股重要的势力。 　　在袁绍与公孙瓒交战中，蹋顿经过观察，发现袁绍更有前途，于是主动联络，请求和亲，帮助袁绍进攻公孙瓒。《英雄记》称，袁绍矫诏拜蹋顿等乌桓首领为单于，让他们从北面进攻公孙瓒。 　　袁绍得到北部少数民族部族首领的支持，又有阎柔等汉人武装作呼应，对公孙瓒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公孙瓒的传统盟友，一个是袁术，远隔千山万水不说，而且已经自身难保，根本指望不上；一个是陶谦，已经身死众散；还有一个是自己的老同学刘备，但此时被吕布欺负得自顾不暇。在袁绍凌厉的攻势面前，公孙瓒只有龟缩到易水河畔那些高大的堡垒里不出来。 　　唯一可能被公孙瓒引为外援的，是黑山军首领张燕。公孙瓒派人策动张燕，倒没费什么劲，张燕表示同意站在自己一边。 　　在袁绍的左翼绵亘着大片的山陵和高原，这就是并州。黄巾军的余部黑山军活跃在这些山谷之间，袁绍为了统一河北进而统一并州，与他们发生了军事冲突，由于地形的关系，袁绍打他们并不是很顺手，拖拖拉拉，一直处于你来我走、你走我扰的状态。 　　黑山军视袁绍为敌人，于是跟公孙瓒结成了盟友。到建安四年（199年）初，也就是曹操下邳之战刚结束准备回师时，公孙瓒在易水河畔的堡垒也所剩不多了，他派儿子公孙续到张燕那里搬救兵。 　　张燕倒也不含糊，于这一年的三月集合所部，号称十万人，分三路来救公孙瓒。援兵快到时，公孙瓒做了一个梦，梦见昔日的大本营蓟县城门崩塌，这是一个大凶之兆。公孙瓒感到最后的时刻到了，必须绝地反击，他想趁援军到来之际，给袁绍来个内外夹击（欲内外击绍），于是写了封信给儿子公孙续，悄悄派人送出易京。 　　这封信保存在《典略》一书中。公孙瓒在信里对儿子说：袁绍的进攻神出鬼没（似若神鬼），虽然有易京高大的堡垒作支撑，但也弄得我心惊肉跳（鼓角鸣于地中，梯冲舞吾楼上）。现在应该赶紧通知张燕，大军到后在北面燃起烽火（到者当起烽火于北），我看到烽火，就从里面杀出来。公孙瓒的儿子公孙续事迹不详，但公孙瓒对这个儿子显然还不够特别放心，因为在信里他还有这样几句话：现在必须奋力一搏了，不然的话，我死之后，天下虽大，你要想安身立命，恐怕也难以做到！ 　　要命是的，这封重要的信竟然落到了袁绍侦察兵（候者）的手里。袁绍看到信，让人如期在北边燃起烽火。公孙瓒以为救兵到了，于是从堡垒里杀出来，结果中了袁绍的埋伏。 　　公孙瓒大败，赶紧退回堡垒中，依靠坚固的城防继续苦守。但即便到了如此危局，易京仍固若金汤，袁军居然奈何不了。 　　据《英雄记》说，袁绍的参谋们想出一招，一边正面佯攻，一边分出一部分人挖地道（分部攻者掘地为道），一直挖向公孙瓒住的超级堡垒易京的下面。这条隧道应该挖得很长，在没有任何先进仪器指引的情况下，施工难度可想而知。 　　袁绍的工兵一面向前掘进，一面用木头支撑巷道，跟现在开挖平峒式小煤窑的工序差不多。经过测算，估计挖到易京的正下方时，他们停了下来，尽可能扩大掘进面，在公孙瓒的屁股底下掏出个大洞来，不断用木头加固，差不多以后，开始放火，人员撤离。 　　支撑的木头被烧坏，支架坍塌，不可一世的易京终于倒了。 　　在易京倒掉的同时，公孙瓒知道大势已去，杀死老婆孩子，然后自杀。袁军攻入易京，找到了公孙瓒的尸体，袁绍下令将其首级砍下，呈送许县。 　　建安三年（198年）十二月，曹操在下邳杀了吕布。仅三个月后，袁绍在易京便杀了公孙瓒。虽不是巧合，却预示着群雄兼并步伐的加快。 　　公孙瓒的人头送到许县时，曹操应该已经回来了。据曹操后来跟鲜于辅的一次谈话记载，他曾亲自看了看公孙瓒的人头，这是曹操第一次看到公孙瓒的长相，在此之前他们并未见过面。 　　袁绍把公孙瓒的人头送来，跟后来孙权杀关羽却把关羽的人头送给曹操有同样的算计：人是我杀的，却是奉你的命令行事，想给公孙瓒报仇的兄弟们，你们都找曹操去吧。 　　当然袁绍的用意不仅如此，他还为了炫耀和示威。曹操杀吕布威震中原，袁绍杀公孙瓒更足以威震华夏。 　　袁绍消灭公孙瓒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自此以后，北方的幽州、冀州全部以及并州、青州、司隶校尉部的一部分尽入袁绍的掌握中。 　　《典略》说，袁绍有了几个州的地盘，用审配、逢纪统领军事，田丰、荀谌、许攸为谋士，颜良、文丑为大将，手下有十几万军队，于是更加自高自大，也不怎么好好地向朝廷进贡了（自此绍贡御希慢）。 　　吕布、公孙瓒死了，但这只是个开头，在天王巨星级的割据群雄里，马上还有两位也要追随他们而去。 　　建安三年（198年）到四年（199年）的这段时间，注定成了英雄竞相谢幕的时刻。 　　【二、伪皇帝独坐江亭】 　　袁术当了皇帝，但也惹了众怒，曹操发动吕布、孙策对袁术来了个三面围剿。袁术吃不消，在北面的梁国、陈国被曹操打败，又被吕布一度撵出了寿春，被驱赶到淮河以南。 　　看到这时候的袁术，就想起来一千多年后也有个姓袁的军阀，势头比袁术还猛，也一心想过把皇帝瘾。结果他们都称了帝，也都因此在历史上落下了恶名。 　　后一个就是袁世凯，他们的祖籍地相同，有人考证说他们还是同宗。袁世凯跟袁术差不多，没有当皇帝时还是个人物，一旦宣布当皇帝就迅速走向灭亡。袁世凯当了八十多天皇帝，袁术比他强一点，好歹当了一年多。 　　皇帝，不是谁都可以自封的，现在有好多人想打架正愁找不着对手，你喊着要当皇帝，就给人家送上一个揍你的理由。大家一轰而上，这些人里既有曹操那样本来就想打你的人，也有孙策那样的聪明人，同时也有吕布那样心里本不想打但也不得不跟着打的人。 　　袁术就这样被彻底毁了。这个反面教材无疑给袁绍、曹操、刘备这些人上了生动的一课，袁绍也动过当皇帝的念头，试探了一下就不敢往下进行了，曹操终其一生都坚决反对称帝，并且一再声明谁敢称帝就收拾谁。而且，当皇帝不仅要有政治资本、军事资本，也要有经济实力。皇宫、百官、后宫嫔妃、羽林卫队，光是备齐这些家当也得有相当的实力。袁术的地盘并不大，核心区域仅是扬州六郡里的江北二郡，加上豫州的一些游击区而已，以这点实力不用别人打上门来，就是自己关起门来过日子也困难。 　　曹操从徐州撤退前，起用陈登主持徐州南部以及扬州一带的军务。陈登很有两下子，在江淮一带干得有声有色，整天扬言说不用曹公亲自来他就能打下寿春。袁术眼看待不住，在内外交困之下决定放弃寿春。他下令一把火烧了寿春的宫室，前往大别山区的潜山，投靠他的部将陈简、雷薄。 　　皇帝当到这个份上，简直生不如死。不幸的是，陈简、雷薄二人翻脸，拒绝接纳老领导率领的流亡伪朝廷。袁术好愤怒，但又好无助。身边的人看到此情此景，有些干脆溜之大吉，袁术又恨又忧，不知道下一步如何办（忧懑不知所为）。 　　实在走投无路之际，袁术想到了哥哥袁绍。虽然是势不两立的敌人，虽然这些年中原一带的乱仗大多数都与他们兄弟俩有关，但毕竟是同胞兄弟，别人都不管他，自家亲人总不能不管吧。 　　袁术给袁绍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将帝号让给他。袁术在信中写到：“天欲亡汉室很久了，袁氏可以受命当王，各种符瑞都兆示这一点。如今老兄您拥有四个州，人户一百多万，谨将大命呈上，您一定能带领新王朝兴盛起来！” 　　袁术摸准了袁绍的脉，他知道这个老兄当皇帝的瘾一点都不比自己小，于是专从这方面下手。袁术手里有两大法宝，一个是他建立的新王朝，一个是传国玉玺。袁绍得到了这两样东西，称帝路上的障碍会小得多，对于既要面子又要里子的袁绍来说，这两样都相当有价值。 　　果然，袁绍接到信，立即派长子袁谭从青州动身来迎接袁术。 　　袁术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一路打到袁绍那里了，他只能等侄子来接。而袁谭要从青州到扬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他必须经过已经是“曹统区”的徐州。 　　曹操自然不会放小袁过去，他马上派重兵进行拦截。他派了两个部将带兵前往，一个是从袁绍阵营里投奔自己的朱灵，另一个是刘备。 　　袁谭南下受阻。袁术还想冒险试试，到了徐州境内，根本过不去，于是只得折返回来，又到了寿春。 　　寿春城里的皇宫已被袁术自己烧得一塌糊涂，在这里也待不下去。袁术只得继续往南，又走了八十来里，于这一年的六月到达江亭。 　　此时，袁术身边已经没有多少人，粮食也吃完了，袁术问厨师还有多少吃的，回答说只有三十斛麦屑。这时正是盛夏，天气闷热，袁术身体有些不舒服，想喝点蜜浆，手下人说找不到蜜。 　　英雄一世的袁公路，就这样穷困潦倒地坐在江亭边的草席上回顾着自己的一生。想刚出道时的前途无量，想起兵反董卓时的叱咤风云，想当了皇帝以后的锦衣玉食，想想这些，看看眼前，袁术不禁老泪纵横。 　　袁术一生都颇为自负，他也是个有血性的人，袁术大叫道：“袁术至于此乎！”喊罢之后瘫倒在草席上，呕血不止，足足吐了一斗多。袁术就这样死了。 　　袁术死时，他有个叫袁胤的堂弟在身边，袁术的后事便由袁胤来料理。袁胤害怕曹操，不敢回寿春，就率剩下没有走的人以及袁术的老婆、儿女投奔袁术的旧部、庐江太守刘勋。 　　袁胤不清楚，这个刘勋虽然是袁术任命的，但跟曹操关系相当亲密，推测起来应该是年轻时在洛阳就和曹操认识。那时候刘勋似乎也认识袁术，袁术待刘勋也不错，不惜得罪孙策，让刘勋当上了庐江郡太守。 　　袁术的另外一批旧部，在杨弘、张勋等人带领下准备渡江投奔孙策，随身还带着袁术积攒下来的大量珍宝。刘勋得知后，在半道上对他们进行伏击，将其全部俘虏，缴获了许多珍宝。 　　孙策得知大怒，密谋除掉刘勋。他假装与刘勋结好，并且向刘勋提供情报，说豫章郡有一块地盘，与庐江郡隔江相望，上面有当地土著居民结伙聚守。孙策表示刘勋如果能打下来，这里就归他。 　　刘勋刚刚兼并了袁术不少旧部，人马骤增，正要干一番大事业，没有看出来孙策这小子动机不纯，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呢，于是按照孙策提供的情报渡江作战。 　　孙策待刘勋到了江南，亲率一支快速机动部队（轻军）趁夜到了江北，来到刘勋的大本营庐江郡治所皖城。 　　孙策没怎么费劲就打下了皖城，刘勋的部下全部投降。刘勋这才发现上当了，但也无计可施，自己身边只有几百个人，在庐江郡一带无法立足，只好跑到许县投奔老朋友曹操去了。 　　袁术的老婆孩子此时也在皖城，根据《后汉书》记载，孙策把袁术的女儿许给了弟弟孙权。而袁术的儿子袁曜后来入仕吴国，担任过郎中等职。袁术死后埋到了哪里呢？据专家考证，袁术墓位于今安徽省长丰县杨公庙镇西南三公里处的孤堆回族乡蔡圩村阎家小集，这个乡以袁氏孤堆命名，这个孤堆相传就是袁术的墓。 　　袁术死后，被他视为珍宝的传国玉玺却没有落到孙策的手上。 　　这件很多人做梦都想据为己有的东西，开始应该在袁术老婆的手里，但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到了徐的手上。徐字孟玉，徐州刺史部广陵郡海西县人，是一个老臣，跟着名将朱俊打过黄巾军，因为得罪了宦官，虽然有功却被免官回家。后来又被启用，担任汝南郡太守，又改任东海国相。 　　献帝到了许县，征召各地有名望的旧臣补充朝廷缺员，徐也在征召之列，给他安排的职位是新朝廷的部长（九卿）。徐应召，但在前往许县的途中被袁术扣留。袁术的小朝廷也正缺有影响力的人装点门面，就把他留了下来，并连升两级，授以上公之位。 　　徐坚决不从，以死相抗，袁术不敢再逼。袁术死后，传国玉玺到了徐的手上，具体过程不详。 　　徐后来辗转来到许县，献上玉玺，使这本该属于汉室的东西重新回到主人手里。徐成为九卿之一，在履行新职务前，他把此前在汝南郡、东海国任职的印绶一并交还有关部门，司徒赵温感叹道：“你连遭大难，还保存着这些东西呀？”徐说：“当初苏武困于匈奴，不坠七尺之节，况且这方寸之印呢？” 　　【三、发生在身边的密谋】 　　袁术想投奔袁绍，被徐州的刘备、朱灵挡住过不去。这次刘备重回徐州，是曹操的决定。 　　刘备被曹操带到许县，虽然有左将军的身份，却形同于被软禁。曹操没有听程昱等人的建议杀掉刘备，但对他也很不放心。现在，刘备居然重获自由，对于此事，胡冲所著《吴历》说并非是曹操所派，而是刘备自己逃出来的。 　　《吴历》称，曹操对手下人历来防范很严，经常派遣心腹暗中刺探手下人的私生活，重点是看大家有没有暗中相互交结，一旦发现，就会严厉惩处。 　　有一天，刘备在自家院子里指挥人种菜，曹操派的密探来了，从门缝里往里看（窥门），想知道刘备平时在家都干什么。 　　刘备很老道，他发现门外有人，但装着没察觉，该干什么干什么。密探走后，刘备对张飞和关羽说：“我岂是干种菜这种活的？曹操必然会生疑，这里不能再留。” 　　当天夜里，他们打开后门悄悄逃出许县，临走前，把献帝和曹操赐予或赠送的衣服等，全部整理好留下。刘备逃出许县，直接前往小沛，这里是他多年经营的根据地，在此他重新聚合旧部，打出反曹旗号。 　　《华阳国志》等书也有曹操派人窥视刘备的细节，但主要情节与《吴历》不同。根据大多数史书的记载，刘备重返徐州是曹操派遣的，临出发前，曹操还请刘备喝酒，算是饯行，几杯酒下肚，曹操意气风发起来，他对刘备说了一番很有名的话。曹操说：“当今天下的英雄，依我看只有玄德你和我曹操罢了。袁绍那些人，根本排不上号！” 　　刘备闻言，吃了一惊，手里的勺子、筷子掉到了地上。 　　刘备听了曹操的夸奖为何这么紧张？因为刘备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曹操对自己是怎么想的，在曹操眼里，越是英雄危险性越大。所以，刘备来到许县以后，低调做人，遇事装傻，在园子里开了片菜地种菜，目的就是不引起曹操的怀疑和防范。 　　刘备的失常行为却引起了曹操怀疑，好在这时外面响起了震雷，刘备打圆场道：“圣人说‘迅雷风烈必变’，看来确实如此呀，一震之威，居然这么厉害啊！” 　　《华阳国志》还说，曹操酒醒之后自觉失言，就派人到刘备的住处侦察了一下，看看刘备在做什么。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刘备在院子里指挥仆人侍弄他的菜地，地里面种着葱，他让仆人除杂草，仆人弄完没有把葱扶正，刘备还找根棍子打他们。 　　曹操听完报告，有点放心了。但他不知道，这是刘备故意表演给他看的，刘备在曹操那里喝完酒回来，越想越不对劲，决定一走了之，他骗过曹操派来的特务，晚上逃出了许县。 　　程昱、郭嘉听说后再次跑来见曹操，让曹操把刘备杀了。曹操派人去追，但没有追上。 　　《三国志程昱传》里没有那么多生动的细节，但它支持《华阳国志》后面的情节，《程昱传》说刘备被派往徐州阻击袁术后，程昱和郭嘉立即来见曹操，程昱说：“主公前面没有解决刘备，考虑得很正确也很全面，是我们不能及的。但现在再让他拥有兵权，他必然会生出异心。” 　　曹操经程昱、郭嘉的提醒，有点后悔，派人去追，但没有追上。 　　与此记载不同的是，《三国志董昭传》说，刚刚担任了冀州牧的董昭听说曹操派刘备领兵前往徐州，也深以为不可。董昭面见曹操，劝道：“刘备有大志，又有关羽、张飞为羽翼，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很难说（备之心未可得论也）！”曹操说：“可是我已经答应他了（吾已许之矣）。”大概曹操觉得任命文书已发，不好收回，也就没有派人追赶刘备。 　　综合以上种种记载，大致可以看出这件事的梗概来。袁术要从徐州过境与青州的侄子袁谭会合，曹操不能坐视不管，想派人会同徐州当地的驻军阻击袁术。正在谋划脱离许县的刘备听说后，想办法说服了曹操，让曹操同意他去完成这项任务，曹操答应了。 　　曹操之所以答应，看中的是刘备的作战能力和他在徐州一带的影响力，加上刘备主动请缨，不便打击他的积极性，所以就同意了。 　　更为重要的是，曹操大概认定派刘备此去不会有什么风险，他觉得刘备不可能现在造反，以刘备现在的实力和吕布没法比，吕布都让自己消灭了，刘备更不在话下。如果刘备敢造反，那是死路一条。曹操认为，刘备是个聪明人，这种明摆着的形势他不会看不清，不可能走出险棋来。 　　曹操如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也不会做出这样重大的决定，所以曹操刚下完命令就后悔了的说法，可能性并不大。同时，刘备也不可能是逃出许县的，他应该是带着关羽、张飞等人，以及曹操拨给他的人马浩浩荡荡开到徐州的。他去的地方也不会是小沛，而是下邳，刘备确实打出了造反的大旗，那是到了下邳之后的事。 　　曹操之所以对刘备做出了误判，是因为他忽略了两件事。一件是刘备在许县期间跟朝中部分官员之间的来往，另一件是刘备与袁绍的关系。 　　刘备到了许县后，虽然整天在曹操手下特务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下，但作为与九卿级别相当的左将军，刘备也不可能没有一点社会交往活动。事实上，刘备还与朝中一些人来往密切，这些人里，有几位正在密谋推翻曹操的统治，结成了一个反曹小集团，其核心人物是董承。 　　董承的身份很特殊，他是灵帝刘宏生母董太后的侄子，这样算来董承就是刘宏的表兄弟，是献帝刘协的叔辈，是货真价实的“董皇叔”。 　　当年董太后跟董卓拉亲戚，董承便与董卓成为名义上的远亲，后来董承到凉州军中发展。献帝东迁过程中，董承一直忠心耿耿地护驾左右，他是献帝身边唯一手握兵权又可以信任的人。 　　董承还有一个身份——献帝的岳父，他的女儿是献帝目前的贵人。有了这层关系，董承与献帝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到了许县后，献帝的内心慢慢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他对曹操也充满了好感，在自己危难之际曹操能挺身而出，使朝廷不至于陷入困顿或离散，使大汉的皇统得以维续。 　　献帝刘协此时还不到二十岁，他是在苦难中登上皇位的，年龄虽小但各种磨难经过了不少。同时，他也是个有远大志向的皇帝，从地狱般的长安逃出来后，他越来越强烈地渴望刘汉江山能在他手中重新振兴。 　　但迁都许县以来，刘协心中的火焰一次次被压制了下来，他越来越看清楚曹操拥戴自己只不过是想要这块招牌，既没有还政于他的意思，大事小事也从不向自己征求意见。刘协有点愤懑。 　　建安四年（199年）三月，还在曹操从徐州回师的途中，刘协发布了一项重要的人事任命，擢升董承为车骑将军。车骑将军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的副总司令（总司令是大将军袁绍），董承此前担任的是卫将军，地位比车骑将军差得多。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应该记得此时车骑将军一职由曹操本人兼任。刘协趁曹操远征之机，突然任命自己的老丈人为车骑将军，意味着曹操兼任的这个职务已经被免除。 　　这样，下面的事就好理解了。几个月之后，董承被人举报策划了一场谋杀曹操的事件，被牵涉到这件事里的，还有长水校尉种辑、偏将军王服等人。 　　如果把这一时期发生的很多事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董承担任车骑将军一职决不是曹操的想法，否则不会刚给他升了官，就马上翻脸。这项任命，应该是刘协的主意，也正是因为这项任命，要了董承的命。 　　曹操不允许有人动他的军权，天子的岳父更不行。而刘协之所以任命董承为车骑将军，一个解释是他在赌气，表达对曹操的不满，表明他在有些事上仍然有发言权，但这样就显得他太年轻、太嫩了。另一个解释是，他确实有一个计划，想依靠董承一帮人除掉曹操。 　　尽管后一种可能也充满疑问，如果刘协真有密谋的话，应该悄悄行事，为什么还要高调地擢升董承的职务？但有许多记载支持后一种说法，一致认为董承、种辑、王服等的确有过密谋，而且是奉了刘协的密诏行事。种辑在《后汉书》里说他是越骑校尉，《三国志》里说他是长水校尉，都属北军五营之一，只是如今许县的北军应该仅存形式，所有军队包括天子禁卫军的将领都是由曹操的人来担任。偏将军王服此前未见记载，想必不是曹操主力部队里的将领，也有的史书说他的名字叫王子服。 　　《献帝起居注》等书保存了他们密谈的一些记录，证明他们确实有过谋反的行动。董承担任车骑将军一事让曹操十分恼怒，对董承更加警觉，经过几个月的秘密侦察，他掌握了董承等人的谋反证据，于是下令将董承、种辑、王服抓起来处死，夷灭其三族。 　　董承小集团里还有一个人暂时漏网了，他就是刘备。 　　已经到达下邳的刘备，开始并未造反，后来听说董承等人被抓，才公开造反。 　　对于刘备参加董承的密谋一事，各种史书均无异议。看来刘备来到许县后没有闲着，推测起来他在这里前后也只居住了三四个月时间而已，一边要忙着种菜，一边要陪曹操喝酒，一边还要参加地下活动，确实很累。 　　至于他携关羽等人陪曹操打猎的可能性则不太大，他来许县时正是夏天，打猎一般在秋天或春天进行。 　　不过，对于刘备造反、董承被杀这两个件事的前后顺序，各种史书有着不同的记载，即使同在《三国志》中，《魏志》和《蜀志》两部分的说法也相互矛盾。有的认为刘备是在听说董承事件败露后起兵造反的，也有的认为是刘备先造反的。 　　司马光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专门考证，他认为后一种说法正确，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前一种说法更合理。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两种说法都否定了刘备是逃出许县的，事实上，他是曹操正式派出来的，而且完成了阻止袁术的任务，迫使袁术南逃。 　　大约在建安四年（199年）底，刘备在下邳正式宣布脱离曹操，这件事对曹操的刺激可想而知，他想不通刘备居然真敢造反。 　　刘备自有他的打算，他也知道以自己的实力与曹操抗衡无异于以卵击石，但他不着急，因为他已经给自己找好了靠山，这个靠山就是袁绍。 　　刘备敏锐地看到了曹操与袁绍之间的决战一触即发，在这个时候投靠袁绍，他没有不被欢迎的道理。 　　袁绍一直是刘备刻意经营的一个关系，他曾经给袁绍写信表示拥护袁绍的领导，虽然此一时彼一时，但他的态度应该还有效。在他担任豫州刺史期间，还不忘给袁绍送了个人情，荐举袁谭为茂才。 　　刘备的想法很简单，他根本不怕与曹操翻脸，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去找袁绍。 　　这一下，曹操被彻底激怒了。 　　【四、打不赢就跑】 　　曹操派往徐州的人马不止刘备一支，还有朱灵、路招两人率领的另一支队伍。 　　朱灵字文博，原来是袁绍的部下。曹操在兖州期间，袁绍多次给曹操以军事支援，每次派的都是朱灵所部，一来二去，朱灵就留在了曹操这里，成为曹操的部将。路招其人不详，但他多次随朱灵一起行动，也许是朱灵的副将。 　　曹操这次阻击袁术看来用的都是非嫡系部队，也许他故意存了些私心，但这一回他错了。 　　刘备在下邳突然发动攻击，杀了曹操任命的徐州刺史车胄，打出反曹大旗。朱灵和路招虽然没有一同参与，但也没有及时阻止，因为他们应该已经不在下邳城内。 　　推测一下也许是这样的：刘备到达下邳后，并没有与袁术正面交锋，袁术自己退回到寿春，既然任务不存在了，刘备就应该撤回，曹操想必也有命令催他们回师许县。但刘备已经打定主意不回去了，所以他让朱灵、路招先开拔，他随后就到。朱灵等人走后，下邳防守力量有限，刘备突然下手，解决了车胄。 　　车胄其人情况也不详，但他能做到徐州刺史，想必也不是一般人物吧。消息传到许县，曹操怒火中烧，他一定在回味着吕布临死前的那句话：“大耳儿最不可相信！” 　　按照曹操的想法，他现在就要提兵杀回徐州去，把刘备抓住，把下邳夺回来。但如今许县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袁绍的军队正在黄河北岸集结，更要命的是，还有情报显示远在江东的孙策也在积极调动军队，有北上的意图。 　　还有近在咫只的张绣，随时有联合刘表进扰的可能。公孙瓒、吕布、袁术三大集团相继灭亡之后，天下表面看来暂无大事，但阴云密布，预示着一场更大的风暴就要到来。 　　在这种情况下，曹操不能亲自远征刘备。经过考虑，他派刘岱、王忠二人率军进攻下邳。 　　这是一个奇怪的决定，因为刘岱、王忠二人并不在曹军一流将领的行列。《魏武故事》说这个刘岱字公山，是曹操的沛国老乡，担任曹操司空府的秘书长（长史），他与已故兖州刺史刘岱同名。《魏略》说王忠是扶风郡人，逃荒到了荆州一带，聚众袭击刘表的部下娄子伯后投奔曹操，曹操任命他为中郎将。 　　史书对王忠还有一个恐怖的记录：他吃过人。曹丕当了皇帝后，王忠有一次随驾出行，曹丕想跟他开开玩笑，就让随行的艺人（俳）找了些坟地里的骷髅，挂在王忠的马鞍上，进行取乐。 　　如果远征刘备，至少也要派曹仁、曹洪或者夏侯渊、于禁这些人去吧，刘岱和王忠根本不是刘备对手。《献帝春秋》称，刘备轻易便打败了刘岱、王忠，还教训他们道：“像你们这样的，来上几十个、上百个又能把我怎么样？就是曹操亲自来，结果也未可知！” 　　刘备说完这些豪言壮语，留下关羽守下邳，自己回到小沛。《三国志》说关羽被任命为下邳国相（领太守事），《魏书》说关羽为徐州刺史（领徐州）。此前，关羽在刘备手下有记载的职务是独立团团长（别部司马），大约相当于上校。投降曹操后被任命为中郎将，相当于准将一级，现在一跃成为州郡大员，看来还是独立发展进步得快。 　　刘备在小沛一边派孙乾联络袁绍，给自己准备退路。一边策反徐州、兖州一带曹操阵营的人，杜氏的前夫秦宜禄就是这时候被张飞策反的。 　　刘备还把策反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泰山帮”身上。这些人不是曹操的嫡系，刘备与他们以前也有交往，策反相对容易。虽然臧霸等大多数人没有跟刘备走，但刘备也取得了巨大收获，“泰山帮”里的二号人物昌造反了。史书上说，昌造反之后，附近的很多郡县都积极响应，聚合起数万人。 　　这时已经到了建安五年（200年）初，官渡之战的序战已经打响了。 　　面对徐州出现的紧张形势，曹操决定亲征徐州。对此，曹操的大多数参谋和部将都表示反对，担心曹军主力远征徐州后袁绍趁机南下，许县就危险了。 　　曹操说：“刘备是天下豪杰，现在不打败他，日后必是大患。袁绍虽然有大志，但他优柔寡断，不会立即采取行动。” 　　曹操的想法得到郭嘉的支持，他认为只要此次行动速度快，就一定能做到两头都不耽误。曹操妥善安排了许县及以北地区的防御，亲率大军火速进兵，直扑徐州。 　　刘备没有料到，在曹操即将与袁绍展开大决战的前夕还有精力照顾他一下，听说曹操亲率大军杀来，简直不敢相信，他自知不是对手，率数十骑逃往青州，投奔袁谭去了。 　　曹操先后占领了下邳和小沛，俘虏了关羽以及刘备的家眷。 　　刘备跟刘邦有一拼，打起仗来经常跑路，一跑路就把家眷弄丢。在刘备的一生中，这样的经历前面有过，以后还会有。 　　青州刺史袁谭听说刘备来了，赶紧率军迎接，袁谭把刘备接到青州刺史部平原郡。刘备曾在这里工作过四年左右，也算是故地重游了，只是身边少了爱将和家眷，心里一定会觉得凄凉。 　　袁谭派人将此事报告给袁绍。袁绍刚刚经过一系列的内部讨论和谋划，决定全面发起征讨曹操的决战。听说刘备来投奔，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在袁绍的眼里，吕布、袁术不在了，豫州、徐州一带数刘备还算是个有分量的人物，有一定的利用价值。 　　袁绍派人专程到平原郡迎接刘备，刘备一行快到邺县时，袁绍更是给足了刘备面子，亲自出邺县二百里迎接。 　　【五、张绣意外之降】 　　曹操打跑了刘备，也不敢在徐州多停留，立即率大军回防。对于徐州他这次不敢怠慢，把刚刚被任命为冀州牧的董昭调过来，改任徐州牧，替他主持徐州方面的事务。 　　在处理危机、果断应对突发事件方面，董昭有过人之处，他也是曹操可以完全信任的人，现在的徐州由董昭来主持再合适不过了。 　　曹操嘴上说袁绍优柔寡断，但心里无时无刻不充满了担心。袁绍虽然不足成大事，但他手下难保不会冒出几个明白人，如果把袁绍点拨醒了，后果不堪设想。 　　其实，曹操的担心一点都不多余。据《三国志》记载，就在曹军闪击徐州的同时，袁绍的主要谋士之一田丰就跑去力劝袁绍抓住机会袭击许县。但是袁绍没有采纳，对田丰的建议他没有说不好，也没有说好，就是没有行动。他的理由很奇怪，他说儿子有病，等等看（绍辞以子疾）。 　　袁绍一共有几个儿子，具体人数不详，但至少有三个，除担任青州刺史的袁谭外，次子叫袁熙，三子叫袁尚。本来袁谭应该是继承人，但袁尚长得最好看（貌美），袁绍和正妻刘氏都喜欢三子袁尚，所以袁家的继承人问题一直没有明确下来。 　　袁绍消灭公孙瓒后，任命这三个儿子以及外甥高干各负责一州，袁谭为青州刺史，袁熙为幽州刺史，袁尚为兖州刺史，高干为并州刺史。袁绍的想法是，给这几个孩子提供一个平等的机会，看看他们的才能谁更强。 　　此举明摆着是要推翻袁谭嫡长子的地位，为立袁尚做铺垫。对此，大部分人都表示反对，沮授说：“一个兔子跑到街上，就会有许多人追他，有一个人把它捕住了，想逮它的人就会住手，因为这只兔子已经有主人了。希望您能看一看前人失败的教训，想一想逐兔分定的含义。”但是袁绍不听，沮授大失所望，说：“大祸就要从这里开始了（祸其始此乎）！” 　　沮授为什么会危言耸听？因为在一般人的心里，嫡长子继承制是乱不得的，不管老大多么笨、多么傻，都轻易不能另立他人，否则就会引起混乱。这种混乱，如果放在普通百姓家里，顶多也就是摔几个碗、砸几口锅的事，但在君王和诸侯家里，就足以引起时局的动荡。 　　袁绍事实上已经是一方诸侯，因而他的家事已不再是普通的家事，而与这几个州、数百万人口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所以沮授才会那么着急。可惜的是，袁绍看不到这一点，还以为家事就是自己家的事，与别人无关。 　　袁绍打破常规的举动果然在部下中造成了混乱，审配、逢纪等人看到袁绍偏爱袁尚，开始聚拢到袁尚周围，而辛评、郭图支持袁谭。袁绍阵营里形成了不同的派系。 　　一个集团里这样的派系一旦形成，就会把派系的利益凌驾于集团整体利益之上，不惜牺牲集团的利益以换取少数人的利益，历史上很多有前途的集团都是这样走向覆灭的。 　　田丰建议袁绍抓住机会南下，这虽然是一个高明的谋略，但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袁绍又以儿子有病为借口把田丰的建议搁置了。田丰很生气，他用手杖敲着地说：“这么好的机会，却因为小儿子生病而失去了，真可惜呀！” 　　上面是《三国志》的记载，在其它史书中还有完全不同的描述。 　　《献帝纪》一书称，袁绍很快发起了向南面的进攻，在出师前袁绍集团内部还进行了一次激烈讨论。袁绍的主要谋士旗帜鲜明地分成了鹰派与鸽派两个阵营，鸽派的首领正是上面积极请战的田丰。 　　《献帝纪》称沮授和田丰都反对袁绍出兵，他们认为连年征战，百姓已经苦不堪言，现在应该发展生产，积蓄力量，可以用三年时间而不是妄图通过一场战争来打垮敌人（三年之中，事可坐定也）。 　　他们的看法遭到鹰派代表人物审配、郭图等人的反对，鹰派认为现在正是最佳的战略机遇，机会稍纵即逝，不能慢慢拖着，应该一举击败曹操，否则等曹操势力更加壮大收拾他就难了。 　　沮授反驳道：“救乱诛暴是义兵，恃众凭强是骄兵，骄傲的军队最先失败。曹操迎奉天子，定都许县，现在率兵攻打他是为不义。曹操推行法令，训练军队，情况跟公孙瓒完全不一样。现在发动没有理由的战争，而放弃最安全可靠的策略，我真感到担心。” 　　沮授搬出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论题，其实扯得有点远了，听起来冠冕堂皇，但在现实局面下却显得苍白空洞。沮授和田丰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代表的是冀州本土人士普遍的观点，本土派都不希望打，就像当年兖州人不支持曹操打徐州一样。而审配、郭图这些外来户普遍赞成打，他们心里默念的就是打回老家去。 　　袁绍也是一个外来户，他倾向于鹰派的观点。更重要的是公孙瓒灭亡后，他心里统一天下的想法越来越强烈，甚至有点等不及了。 　　袁绍接受了鹰派的建议，不仅迅速组成了南下兵团，向黄河一带开进，而且还做了很多战争准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连续派出多路使者，拉拢同盟军。 　　袁绍拉拢的重点对象是张绣、刘表和孙策，他想建立一个统一战线，给曹操搞出一个包围圈。 　　袁绍的这个战略虽然不能说一点成效都没有，但基本上都失败了。 　　袁绍派往南阳郡的使者最先到达，他们见到了张绣，陈述了袁绍的主张。袁绍深知贾诩在张绣面前的分量，所以专门给贾诩写了信，派使者暗中去做贾诩的工作（袁绍遣人招绣，并与贾诩书结援）。 　　张绣看到袁曹大战一触即发的形势，也许他想都不用想就会站在袁绍这一边，因为他与曹操之间是敌人，且曹操也视他为不共戴天的敌人。袁绍的使者说明来意，张绣当场就准备答应。这时，贾诩说话了。 　　贾诩当着张绣的面对袁绍的使者说：“请回去转告袁本初，兄弟尚不能相容，又怎么能容天下人呢？” 　　张绣闻言大吃一惊，问贾诩说：“这话怎么说呀！” 　　打发走袁绍的使者，张绣问贾诩：“既然这样了，下一步该怎么办？” 　　贾诩说：“不如投降曹操。” 　　张绣又吃了一惊，说：“袁绍强大曹操弱小，我们又与曹操互为敌人，怎么能归顺他呢？” 　　贾诩说出了其中的理由。他说：“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这是第一条理由；袁绍强大，我们弱小，在这种情况下归顺他，必然不会重视我们，曹操弱小，得到我们必然欣喜，这是第二条理由；有霸王之志的人，肯定会把个人恩怨放在一边，而让普天之下都知道他的宽容，这是第三条理由。希望将军不要再迟疑！” 　　经过贾诩一分析，张绣认为也有道理，于是率所部投降了曹操。 　　张绣投降曹操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曹操只有如贾诩分析的那样，是一个胸怀远大志向、把个人恩怨抛于脑后的人，他对这项决定才不会后悔。张绣投降袁绍，基本上不用担什么风险，而投降曹操，则面临着生死考验。 　　所幸的是，一向料事如神的贾诩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依旧保持了他的一贯正确，曹操听说张绣投降自己，惊讶之余，顿时感到欣喜若狂。 　　这时候，曹操已经移师到官渡前线，张绣携贾诩到前线面见曹操，曹操拉着张绣的手不放，这个人曾经差点要了他的命，而且还欠他一个儿子、一个侄子加一员爱将的命，是一个他做梦都想诛灭的敌人。现在却站在了他的面前，只要他愿意，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复仇的想法，但现在所有的仇恨顷刻间土崩瓦解，因为他真的很高兴。 　　曹操设宴款待张绣和贾诩，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封列侯，将张绣带来的人马就地编入官渡前线兵团。为了打消张绣的顾虑，他还主动提出两家结为儿女亲家，让自己的儿子曹均娶张绣的女儿为妻。 　　曹均是周姬所生，后来过继给曹操之弟曹彬，曹丕当皇帝后封这个弟弟为安公。 　　对于贾诩，曹操更喜欢。虽然这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让自己连吃了三次苦头，但今天终于得到了他，曹操有如获至宝的感觉。曹操拉着贾诩的手说：“是先生您让我在天下人面前增添了信誉呀！” 　　曹操以献帝的名义封贾诩为都亭侯，给他安排的职务更高，委任他为执金吾，这是部长级的高官，负责宫外的安全保卫工作。当然这是个虚职，曹操不会让贾诩跑到许县给刘协站岗去，委任贾诩一个很高的荣誉性职务，目的是先把他从张绣身边挖过来，他要把贾诩留在自己身边。 　　董昭改任徐州牧后，冀州牧一职空缺，曹操于是任命贾诩为冀州牧。这虽然也不是一个实职，但在一般人心目中州牧属于“封疆大吏”，地位很高。 　　曹操不费一兵一卒，居然解决了悬在心头很久的难题，对南边的形势，他可以松口气了。 　　【六、刘表不可告人的想法】 　　袁绍在联络张绣的同时，也派人来到襄阳见刘表，希望结成同盟共同对付曹操（绍遣人求助）。 　　刘表口头上答应袁绍，但未做实际行动。在袁曹争锋中，刘表只打算坐山观虎斗，保存实力，以观天下之变。 　　目前，足以与袁绍、曹操集团实力匹敌的，也就是刘表了，无论地盘之大还是人马之众，刘表都是当时天下的第三号人物，他的态度自然会影响到即将开始的大决战的胜负。 　　对于刘表不介入的策略，他的部下有人提出不同意见。 　　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都劝刘表说：“豪杰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所作为，可以乘此机会崛起；如果不然，也应该选择其中的一方给予支持（固将择所从）。将军拥有十万之众，怎么能坐而观望呢？” 　　韩嵩等人进一步分析说，如果对袁绍和曹操都不支持也不反对，实际上在他们那里都不会落好（两怨必集于将军），以刘表目前的状况，想中立那是不可能的。韩嵩、刘先以及刘表最重要的部属之一蒯越都劝刘表站在曹操一边。 　　他们认为曹操这个人相对贤明，天下贤俊纷纷归顺，在决战中有可能战胜袁绍。如果现在不联合曹操，将来等他战胜了袁绍，必然举兵南下荆州，到那时恐怕就无法抵挡了。他们提出了一个大胆建议：“不如率全部荆州归降曹操（不若举州以附曹公），曹操必然厚待将军，那样以来可以长享福祚，垂之后嗣，这才是万全之策！” 　　刘表手下的大多数人也都支持曹操，这让刘表颇为犹豫（表狐疑），他决定派韩嵩到曹操那里走一趟，观察虚实后再作决定。 　　这样，大约在建安五年（200年）初，刘表的使者韩嵩一行来到官渡前线见曹操，受到曹操的热情接待。韩嵩此行对曹操和曹军都有了更深的印象，又到许县拜见了天子。在曹操的授意下，献帝拜韩嵩为侍中，韩嵩大概不愿意接受，表示想回荆州，献帝又改任他为荆州刺史部零陵郡太守。 　　这番好意没想到给韩嵩帮了倒忙。韩嵩回到襄阳，向刘表汇报所见所闻，对曹操大加赞扬，并劝说刘表送儿子到许县作人质，以证明自己的诚意，这引起了刘表的怀疑。 　　在一次有数百名部属参加的会议上，刘表召见韩嵩，盛怒之下，拿出天子所赐的符节，意思是想斩杀韩嵩。大家都很紧张，劝韩嵩赶紧赔罪，韩嵩动都不动。大家对刘表苦苦相劝，就连刘表宠爱的妻子蔡氏也出来说情，刘表盘问了与韩嵩随行的人，没有发现韩嵩有什么不妥的行为，这才饶过韩嵩一死，把他关了起来。 　　韩嵩事件平息，劝刘表投靠曹操的建议没人再敢提起，刘表继续他原先制定的策略，对袁绍那边尽量敷衍，对曹操不和不战，保持他的中立。 　　刘表突然问罪于韩嵩，表面看来是他的疑心病犯了，看到韩嵩不加掩饰地称赞曹操，加之他接受了献帝的任命，心里很不痛快，所以发难。陈寿评论这件事时也认为，刘表虽外貌儒雅，但内心多疑忌，像这样的事很多（皆此类也）。 　　但实际上也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作为举足轻重的一方诸侯，刘表一开始的想法就是坐山观虎斗，谁都不支持，谁也不反对。因为，投降曹操或袁绍，对于蒯越、韩嵩等人来说是无所谓的事，但对刘表来说差别就大了。 　　自己当老板挣的再少也是老板，给别人打工挣得再多也是个打工仔，刘表不糊涂。若干年后孙权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孙权手下大多数人也如韩嵩、蒯越一样主张投降，而孙权宁可冒灭亡的危险也不愿意投降，道理是一样的。 　　刘表想中立，但韩嵩、刘先、蒯越等人都劝他投降曹操，也许劝他的人还有不少，尤其是蒯越这样的地方实力派，他的意见刘表不能置之不理。无奈之下，他派韩嵩到曹操那里走一趟，说是考察情况，实际上是做给主降派们看的。 　　韩嵩接受了朝廷的任命，回来对曹操一阵猛捧，这给了刘表问罪于他的一个口实。刘表问罪韩嵩可以把他叫到办公室里来谈话，也可以把他交给有关部门审查，完全没有必要当着手下数百人的面进行。刘表此举，正是明告那些有同样想法的人闭嘴。 　　这样看来，刘表做事也挺有手段，对于投降派，孙权气得拔剑剁桌子，刘表只需不露声色地召集大家开个会，也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可见其城府更深。 　　但是不久之后，刘表遇到了麻烦，荆州的后院突然出了事。刘表的长沙郡太守张羡在孙坚旧部桓阶的策动下反叛，周围的零陵郡、桂阳郡、武陵郡纷纷响应，荆州的南方四郡眼看要独立。 　　桓阶字伯绪，长沙郡临湘县（今湖南长沙）人，孙坚当长沙郡太守时很赏识他，举荐他为孝廉。后来孙坚死于襄阳城外，别人都不敢表示什么，他冒死为孙坚发丧，刘表感其义气，没有为难他。 　　桓阶后来跟张羡关系很好，张羡是南阳郡人，《英雄记》说他在南方四郡一带很得人心，但他性格倔强，刘表不太喜欢他，对他也不够尊重（不甚礼也）。 　　袁曹相持于官渡，桓阶劝说张羡不如抓住机会投降曹操，“举四郡保三江以待其来”。张羡表示同意，于是联络周围的另三个郡同时举兵抗拒刘表，派出使者去见曹操。 　　曹操简直不能相信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事，如此一来，等于给刘表的脊背上顶了一把刀，荆州方向更没有问题了。 　　刘表急攻张羡，后来张羡病死，桓阶逃匿，南方四郡之叛平息。 　　再后来，曹操南下荆州，他找到了桓阶，当得知他策动张羡有功时，就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任职。曹操当丞相后，桓阶担任过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曹丕称帝后，桓阶升任尚书令，成为曹魏的重臣，于曹丕在位时病逝。 　　南方四郡叛乱虽然被刘表平息了，但此举牵制了刘表的行动，让他在袁曹对峙时无暇顾及北方之事。 　　袁绍寄予厚望的两路盟军，一路投靠了曹操，一路态度消极，只想中立，且又自顾不暇。袁绍渴望给曹操来一个大包围，这个计划看来要歇菜了。 　　袁绍派出来的使者其实远不止这两路。袁绍给自己老家同时也是曹操大后方的汝南郡也派出了使者，拉拢的对象是李通。 　　袁绍给李通开出了很高的价码，任命李通为征南将军，刻好了印章，准备了绶带，由使者带给李通。曹操给李通的军衔仅是裨将军，职务仅是汝南郡的阳安都尉。袁绍给的是大军区司令，李通现在担任的是地区公安局局长，双方相差何止三级？ 　　面对袁绍的厚礼，李通却坚定地站在曹操的一边。但是，李通的亲戚以及手下很多人都主张投靠袁绍，他们看到袁绍势力强大，担心曹操没有多少胜算。 　　不光是袁绍，刘表也派人来招降李通，但都被李通一一拒绝。李通的亲戚和手下人都很生气，苦口婆心地劝他，李通手按着剑，厉声道：“曹公是明哲之人，必定会赢得天下。袁绍虽然表面强盛，而能力有限，最终一定会成为曹公的俘虏。我意已决，至死都不会改变（吾以死不贰）！”李通杀了袁绍派来的使者，把使者首级以及袁绍给他的征南将军印绶呈报给曹操。 　　汝南郡是袁绍的老家，袁氏在这一带很有影响力，听说袁绍就要杀回来，社会上谣言乱飞，人心浮动。赵俨在汝南郡当朗陵县长，和李通很要好，遇事常一块儿商量。赵俨对李通说：“现在形势很严峻，人心惶惶，征户调一事如果照常进行的话，会不会激起叛乱？” 　　李通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但他有顾虑：“曹公与袁绍相持甚急，正是因为有的郡县准备叛乱，所以如果我们不送户调的话，会不会有人说我们也在观望？” 　　赵俨说：“你考虑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事情应该分清轻重。现在还是应该暂时不征，我替你去解释。”赵俨给荀写信，说明了情况。荀立即转报了曹操，曹操下令不仅暂停征调，还把前面征收的发还县民，上下皆大欢喜。 　　在李通、赵俨等人的努力下，汝南郡的形势慢慢稳定，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曹操的后顾之忧。 　　之外，袁绍还向青州的臧霸以及关中诸将也派出了使者，但收效都不大。臧霸的态度很坚决，全力支持曹操，“泰山帮”里除了昌以外都站在了曹操一边，他们集中精兵，布防在青州一线，防止袁军从东面包抄徐州和兖州。关中地区的大小割据势力在钟繇和卫觊等人的努力下，要么表态支持曹操，要么保持中立。 　　【七、孙策意外之死】 　　但是，袁绍并没有完全失望。 　　还有一路人马，袁绍本来没有抱太大希望，他或许也派了使者去联络，但没有这方面的记载。这路人马很强大，袁绍只希望他不投靠曹操就行，但没有想到的是，他却主动向许县杀来了。他就是孙策。 　　孙策在江东发展得很快，先后把刘繇、王朗、华歆等朝廷委任的郡太守打败，又收拾了境内的严白虎、白朗等匪寇，占据了扬州六郡中的江南四郡。 　　对于孙策的崛起，曹操感到了威胁。据《吴历》记载，曹操听说孙策平定了江东，曾经多次说过一句话：“a儿难与争锋也。”《说文解字》说“a”的意思是狂犬，曹操说这话并无贬意，是说这个勇猛的小子。 　　为了安抚孙策，曹操除了以献帝的名义授以孙策官职、封侯外，还把一个侄女许配给孙策的弟弟孙匡，又为自己的儿子曹彰娶了孙坚侄子、孙策堂兄孙贲的女儿，对孙策的另外两个弟弟孙权和孙翊，都按照朝廷制度进行征辟，又让扬州刺史严象举孙权为茂才。 　　孙策表面上拥戴许县朝廷，但还是一心想着扩充实力。他趁袁术称帝后墙倒众人推之际主动向江北出击，占了江北的不少地盘，接收了袁术许多旧部。仅在突袭庐江太守刘勋的皖城之战中，他就收编了袁术的旧部以及伪朝廷的百工、乐手等三万多人，其中有相当多的水军，袁术和刘勋的老婆孩子也成了他的俘虏。 　　皖城之战孙策的另一大收获是得到了本地美女大乔。大乔名字不详，她的父亲人称乔公（不是与曹操关系密切的前司徒梁国人桥玄），她有一个妹妹人称小乔，二乔是出名的美女（皆国色也）。孙策自纳大乔，把小乔许配给自己的好朋友兼部将周瑜。 　　刘勋败走投奔曹操后，孙策在江北的势力得到了更大发展，他任命李术为庐江郡太守，利用从刘勋那里俘获的水军，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长江上游刘表的势力范围，在这里驻扎的是刘表的部将黄祖。 　　对孙策而言，黄祖还有另一重身份：杀父仇人。 　　当年在襄阳城外的岘山，正是黄祖所部将孙坚射杀。无论出于扩充地盘的需要，还是出于报杀父之仇的想法，孙策都将下一个攻击对象锁定在黄祖身上。孙策任命周瑜为江夏郡太守，这个职务黄祖正在担任，虽然地盘还在人家手里，孙策已经志在必得了。 　　刘表见黄祖有危险，立即派侄子刘虎以及部将韩率五千长矛军来支援，但他们不是孙策的对手。据孙策呈报给许县朝廷的战报称，此战俘获黄祖的亲属七人，斩杀刘虎、韩以下二万余人，另有一万多人溺水身亡，缴获各类船只六千余艘，孙策取得大胜。 　　干宝的《搜神记》里记载了一个传说：在孙策此次西征的队伍里还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他是名字叫于吉，就是那个著名的道士。关于他的故事很多，在许多书籍里，于吉都是个无所不能、呼风唤雨的人物。 　　于吉在江东一带的活动有很多记载，历史上应该确有其人，从各种记载来推测，他应该是某个民间宗教团体的领袖，影响很大，这样的人闹不好就成了又一个张角，所以为统治者所忌惮。 　　《搜神记》说，此次出征期间遇到大旱，于吉不知因为什么事得罪了孙策，孙策命人把于吉抓了起来，五花大绑，扔在大太阳地里让他祈雨，如果能祈来雨就可活命，否则就杀头，这是公孙瓒曾经给刘虞弄的待遇。但于吉比刘虞牛，一会儿便云气上蒸，再过一会儿大雨降了下来，溪涧盈溢。将士们都很高兴，以为于吉必然没事了，都去向他祝贺。孙策更不能容忍，于是把于吉杀了。 　　关于于吉之死，也有另外一些说法。毕竟《搜神记》严格来说不是史书，所记内容真实性很差。但于吉之死与孙策之死有些关联，所以姑且引述。 　　孙策取得西征黄祖的大胜，这时已经是建安五年（200年），曹操与袁绍开始对峙于官渡。 　　对于形势的判断，孙策跟刘表的想法不一样，他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想趁曹军主力北上对抗袁绍之机，对许县发动突然袭击。 　　孙策的这个想法如果付诸实施，以后的历史会是什么样将很难说。但是，也可能是曹操的命大，也可能是孙氏家族陷入了一种神秘的不可知的魔咒中，孙策的军事部署都已经完成了，即将从背后向曹操发起攻击之时，孙策居然离奇地死了，死法跟他的父亲孙坚差不多：路上遭人暗算，中箭不治身亡。 　　这件事的确很离奇，纯属偶然事件，却足以改变历史的进程。 　　据《江表传》记载，孙策在袭击许县前，想对曹操的部将广陵郡太守陈登先发起攻击，解除右翼的威胁。陈登留在徐州是曹操为对付袁术和孙策布下的一手棋，他没有辜负曹操的期望，发展势头很猛，不仅在江北一带给孙策造成威胁，而且还联络江东的严白虎，准备随时给孙策以重击。 　　孙策不敢轻敌，他亲自率军征讨陈登，进军到丹徒，在这里等待运送军粮，想等军粮运到后再向陈登发起总攻。孙策喜欢打猎，在等待的几天空闲时间里，他只带着几个随从就外出打猎去了。 　　对于孙策喜欢轻出微行这种冒险行为，他手下的名士虞翻曾经规劝过他，孙策嘴上表示接受，但总难改老毛病，这一回果然出事了。 　　孙策领人追鹿，他骑的是好马（所乘马精骏），手下人的马追不上。孙策一个人在前面跑，突然从林中冒出来三个人。 　　孙策厉声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这几个人回答：“我们是韩当将军的士兵，在此射鹿。” 　　孙策说：“韩将军手下的士兵我都认识，从没有见过你们！” 　　孙策意识到有危险，取弓便射，其中一个人应弦而倒。剩下两个人害怕了，举弓向孙策对射，结果有一箭射中了孙策的面颊。孙策手下人随后赶到，把他们全杀了。 　　事后得知，这几个人是前吴郡太守许贡的旧部。许贡的身份跟刘繇、王朗等人差不多，是朝廷任命的郡太守，也是孙策打击的对象。相对于刘繇等人来说，许贡没有什么实力，一度依附于刘繇。 　　孙策消灭了刘繇、王朗等异已势力后，许贡内心不满，他多次向朝廷秘密上报，反映孙策的恶行，建议朝廷征孙策入京，借以削弱孙氏的势力。许贡的上书被孙策截获，孙策下令把许贡处死。今天在这里埋伏杀孙策的，就是许贡生前的旧部，他们专门在此等候就是要给许贡报仇。 　　众人将孙策护送回营帐，请随行军医来看，发现他伤势很重（创甚）。孙策自知难过这一劫，于是忍住伤痛，将孙权以及随行的张昭、程普等人找来，指着孙权对他们说：“现在天下大乱，我们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成就大业，希望诸位能善待我的弟弟！” 　　据《吴历》记载，孙策还对张昭说：“如果仲谋不堪大任，请先生取代他自任。”这是一个孙吴版的“白帝城托孤”，比刘备托孤早了二十三年。但无论是诸葛亮还是张昭，都千万不能把这些话当真，人家只是说说而已，不是一种交待而是一种姿态，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提醒和警告。 　　孙策让人取来自己的印授亲手交给孙权。孙策对弟弟说：“举江东之众，决策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你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你呀。” 　　就在这天夜里，孙策与世长辞，年仅二十六岁。 　　一代英雄竟然也如此短命！据《吴历》一书说，孙策的伤原来还是能治好的，医生咛嘱他必须好好养护，一百天之内不能刺激它。孙策忍不住照镜子，发现自己已经破相。 　　孙策长得很英俊，走到哪里都有很多粉丝，他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孙策对左右说：“面容毁成这样，还能建功立业吗？”说完捶几大愤，伤口崩裂，当天夜里就死了。 　　《搜神记》还说，孙策当初杀了于吉之后，便落下了心病，每当一个人时，就觉得于吉也在左右，弄得自己都有点精神失常。孙策受伤后，照镜子的时候发现于吉居然在镜子里，孙策惊恐回头看，身后却没有人，再看镜子，又见于吉在镜中，如此三次皆然，孙策惊恐不已，扔了镜子大叫，伤口崩裂而死。 　　孙策死时孙权年仅十八岁，对于继承父兄遗志独立挑起江东大业，他毫无思想准备。孙权跟孙策感情很好，对于兄长突然离世，孙权心里无法接受，终日痛哭不止。 　　张昭对孙权说：“孝廉，这是哭的时候吗？现在是奸宄竞逐，豺狼满道，请先把礼制放到一边，节哀振作精神。”孙权不仅被严象举为茂才，据《三国志·朱治传》称，他还被朱治举为孝廉，所以张昭这样称呼他。 　　张昭指挥人给孙权换了衣服，扶他上马，陪着孙权出巡各军，形势才稍稍安定。 　　曹操得知孙策死了，兴奋之情难以言表，相对于眼前的刘表，孙策是只猛虎，现在孙策死了，短时间内江东难以对他构成威胁。曹操以献帝的名义，任命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任会稽郡太守，指定他屯驻于吴县（今江苏苏州）。 　　孙策死时周瑜并不在跟前，周瑜听到消息，立即率所部前来奔丧，后来随孙权一起到吴县，继续担任中护军，张昭担任长史，一武一文，共同辅佐孙权。 　　从公孙瓒之死到孙策之死，短短一两年时间里，发生了公孙瓒自杀、吕布被绞死、袁术忧愤而死、刘备投降曹操又叛乱、张绣投降曹操、孙策遇袭身亡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当这些尘埃落定之时，历史的目光就要聚焦到袁绍和曹操这两大主角身上了。 　　他们已经摆好了厮杀的阵式。 　　这一仗将决定无数人的命运，也将决定今后天下将由谁来执掌。 　　第五章 官渡，官渡 　　〔这是一场生死之战，处于弱势的曹操努力改变着不利的局面，支撑他的是心中的信念。面对异常强大的对手，他甚至产生了动摇。奇迹在最后一刻发生了，一份情报、一场大火最终改变了这一切。〕 　　【一、龙蛇之年】 　　建安五年（200年）是农历庚辰年，也是龙年；次年是辛巳年，也是蛇年。按照五行学的说法，每遇龙蛇之年就会对圣人不利。这件事一般人也不会放在心上，因为除了天子，大家都不算圣人，不用操这份心。 　　但是有个人比较在意，虽然他没把自己当成圣人看待，但总觉得在这一年里会发生些什么，这个人就是名动天下的大学士郑玄。 　　在建安初年献帝征召天下名士时，农业部部长（大司农卿）一职本来是特意留给他的，只是到现在他也没来上任。 　　郑玄最后一次应召还是何进当大将军时，何进失败后，郑玄回到家乡青州刺史部的北海国隐居，同时聚众讲学，研究经术，著书立说。他的名气实在太大了，从四面八方投到门下的有一千多人，日后有名气的学生有赵商、崔琰、公孙方、王基、国渊、郗虑等人。 　　袁绍占据冀州并控制青州的部分地区后，郑玄的老家成了“袁统区”。袁绍经常把郑玄拉来参加聚会，出席各种活动，为自己撑门面。 　　在何进时期郑玄就认识袁绍，对于这个比他小得多的政坛名人他并没有太多好感，但出于无奈，他也不敢驳袁绍的面子。 　　在一次聚会上，大家听说天下最知名的学者郑玄将要出席，一些自认为肚子里有点学问的人不禁跃跃欲试，精心准备了一些问题，想为难郑玄一下，顺便让自己出名。没有想到，郑玄对所有问题都对答如流，知识之渊博、思路之敏捷让人叹为观止，大家无不折服。 　　整天迎来送往、勾心斗角，只是抽空看两眼书，也敢叫板整天钻在书堆里只是偶尔出来喝回酒的郑老师？郑玄给大家上了一课。 　　袁绍以冀州牧的名义推荐郑玄为茂才，并表奏他为左中郎将。袁绍的想法有点幼稚，如果郑玄接受，袁绍就成了郑玄政治上的恩主，这虽然是别人巴不得的好事，但对郑玄不好使。在此之前，被郑玄拒绝过的类似荐举已多达十三次。 　　随后，献帝的诏书到达北海国，献帝还派来一辆专车，接郑玄到许县就任。郑玄这次答应了，但动身不久，就感到身体不舒服，未及上任便请求告老还乡。郑玄虽然没有正式就任大司农，但后世一般称他为郑司农。郑玄就是一个专心学问和教育事业的知识分子，无奈名声太大，想安安静静地读书过清净的日子也不容易做到。 　　不仅朝廷和袁绍这样的人对郑玄尊崇备至，就连黄巾军听到郑玄的名字也甚为礼遇。据《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有一次半路上遇到很多黄巾军，他们听说是郑玄，磕头便拜，并且相约不进郑玄的老家高密县（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谁说知识不是力量？ 　　建安五年（200年）郑玄七十四岁，在当时这已是绝对的高龄，他感觉身体越来越不适。这年春天，郑玄梦见了孔子，在梦里还跟他说了话。对五行学、易学深有研究的郑玄把这个梦与龙蛇之年联系在一起，总觉得这个梦预示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心里闷闷不乐。 　　正在这时，青州刺史袁谭亲自来到高密县，要接他到邺县去，郑玄以为袁绍又让他陪酒吃饭，有点不想去，但小袁的态度很坚决，不去不行。郑玄只得收拾行李，随袁谭出发。 　　一行人走到元城县（今河北大名）时，郑玄的身体实在不行了，病情加重，只得停在那里。到了夏天，郑玄逝世，临死之前，他还抱病专心注释《周易》。 　　在郑玄的很多学生看来，他们的老师就是当代孔子，而郑玄也无愧于这个光荣称号，他一生潜心学问，不参与世事纷争，是一个纯粹的学者。 　　这次袁绍明知郑玄身体情况不允许，仍然执意要他来，目的是让他随军。此时的袁绍，已决定发起对曹操的全面进攻，为此他进行了精心准备，除动员所部几乎所有精锐部队倾巢出动外，还做了大量思想舆论发动工作，征郑玄随军也是其中之一。 　　袁绍对这一仗志在必得，随他一同出征的还有大量图书典籍，其中不乏关于典章制度方面的资料，显示出袁绍不仅着眼于这一仗能否打赢，而且已经开始考虑打赢之后的事。 　　袁绍原本规划打败曹操之后，他就立即接管朝廷，如果献帝肯合作，就还让他当这个傀儡皇帝，如果不愿意合作，就另立其他人。 　　袁绍让大笔杆子陈琳撰写了一份檄文，向各郡县发布。在动手之前先动口，大造舆论，历来都是这个套路。 　　这份檄文约一千三百字，陈琳下了很大功夫，痛揭曹操的黑史，从曹操的爷爷曹腾开始写起，罗列了曹操的数条罪状： 　　一、曹操的祖父故中常侍曹腾与左、徐璜等宦官均属妖孽，祸害百姓。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乞丐家的养子，大权在握后经常干贪赃枉法的事。至于曹操本人，是典型的“赘阉遗丑”，无才无德，而且好兴兵作乱。 　　二、曹操几次陷入危机，都是袁绍出手相助，但曹操不思报答，反而趁机发展势力，攻击袁绍。 　　三、曹操喜欢乱杀人，原九江太守边让是天下知名之士，因为不阿附曹操，被他杀害，士林无不愤怒。 　　四、献帝东归时，袁绍自己受制于公孙瓒无法脱身，派从事中郎徐勋前往曹操处传达命令，让他保护銮驾，修缮郊庙，但曹操却趁机专制朝政，令百僚钳口，公卿以下都成了摆设。 　　五、故太尉杨彪享有极高的威望，曹操因为个人恩怨，随意治罪，根本不顾宪章。议郎赵彦忠谏直言，引起曹操反感，擅自将其杀害，也不向天子报告。 　　六、曹操设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官职，专门干盗墓的勾当。 　　七、曹操统治残暴，兖州、豫州百姓无不怨声载道，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没有超过曹操的。 　　八、袁绍与公孙瓒交战，公孙瓒被围一年多，曹操趁其未破，偷偷地写信给公孙瓒，想与他勾结，共同谋害袁绍。 　　檄文是专门为讨伐造势用的，把敌人有多坏就说多坏。袁绍曾经被公孙瓒的檄文骂过，对照一下，就会发现陈琳的这篇檄文写得更有气势，杀伤力也更强。 　　这篇檄文没有空洞的口号，而是将论点与论据结合起来，说得有理有据，同时大肆爆料，专抖曹操的黑史。 　　文中所言曹操杀边让、徐勋传达袁绍命令、曹操设盗墓机构、曹操秘密联络公孙瓒等事，是别的史料中未见或少见的，一种可能是袁绍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另一种可能是确有其事，不过经过后世史家的删改，已不多见于史料。 　　无论真假，这些材料经过陈琳这个大笔杆子的加工，曹操的黑史立即传布四方，在当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曹操后来常被人诟病，很多素材也来自这里。 　　文中把曹操称为“赘阉遗丑”，虽属人身攻击，不值得提倡，但也成了一句很著名的话，这种把曹操一家三代人合在一起攻击的骂街作风，经过陈琳的文字包装，倒也显得文采飞扬，很有气势。 　　曹操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当时他正为眼前的战事伤神，偏头疼的毛病又犯了，看了老朋友陈琳写的痛骂自己的文章，脑袋居然一下子不疼了。 　　【二、左翼争夺战】 　　在说袁、曹对峙中路的情况之前，先看看左翼和右翼。在右翼，也就是兖州、青州、徐州方向，曹军采取了攻势，从建安四年（199年）下半年开始，曹操授意臧霸集中孙观、吴敦、尹礼等部的人马，从徐州北部的琅邪国境向袁绍占领的齐国、北海国、东安国等发起进攻，使袁绍不得不分出重兵由长子袁谭率领守卫青州。 　　兖州是曹操的老根据地，有程昱等人在此据守，曹操心里稍稍安下心来。关中、河东郡一带是此次战役的左翼，那里情况复杂，虽然有钟繇坐镇，但曹操心里还是没底。 　　袁绍左翼的总指挥是他偏爱的小儿子袁尚，协助他的是袁绍的外甥高干以及河东郡太守郭援。南匈奴人一直与袁家关系很好，在剿灭公孙瓒的战斗中出了大力，如今南匈奴在平阳（今山西临汾）起兵，公开响应袁绍。 　　平阳与关中近在咫尺，钟繇率部渡过黄河，将平阳城围了起来，但是兵力有限，未能将其攻克。正在这时，传来郭援率军南下的消息。面对敌我实力悬殊的态势，很多人建议从平阳撤军。 　　钟繇说：“郭援与关中诸将暗中相通，关中诸将之所以还没有反叛，原因是还想观望一下。如果现在撤走，就是示弱于人，此为未战而先自败。”钟繇认为，郭援刚愎好胜，喜欢轻军冒进，一定可以找到战胜他的机会。于是，曹军继续围住平阳，迎战郭援。 　　钟繇并不是盲目乐观，他有秘密武器对付袁军。 　　钟繇的秘密武器是马腾和韩遂。 　　当时关中诸将里势力最大的当属马腾和韩遂两支，他们各拥强兵坐观天下之变。袁绍也派了使者前来联络他们（发使西与关中诸将合从），但马腾和韩遂对于该站在哪一边，仍然举棋不定。 　　钟繇以司隶校尉的身份坐镇关中，他积极争取各派势力的支持，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马腾和韩遂十分强大，得不到他们真心支持，关中的事情仍然不好办。 　　钟繇分别给马腾、韩遂写了封信，陈述利害，要求他们站在朝廷一边。信写好了，钟繇想找个有胆识有能力，又有口才的人前去，他想到了新丰县令张既。张既果然不负重望，把这项工作完成得很出色。 　　张既字德容，关中地区左冯翊郡高陵县人。年轻时为郡吏，工作很有能力，得到大家的好评，曹操担任司空后，征辟他到司空府工作，还没有去钟繇就来了。钟繇发现张既是个人才，向曹操请求把他留下来并举荐为茂才，任命他担任新丰县令。张既颇有实干能力，在年终考核时业绩位居三辅地区各县第一名。 　　张既说服了马腾、韩遂，最后他们不仅同意站在曹军一边，而且还愿意将儿子送到曹操处为人质，以示诚心。马腾和韩遂所率的凉州军名满天下，仅就战略作用而言他们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在这个意义上说，张既此行居功甚伟。 　　张既是如何说服马腾和韩遂的，史料记载不详。但是在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中，有傅干劝说马腾的记载，说马腾等人最终站在曹操一边，扶风郡太守傅干立下大功。据《战略》说，袁绍的使者也曾到达马腾那里，马腾等人已经暗地里答应袁绍（阴许之）。傅干知道后赶紧来劝马腾，傅干说： 　　“古人云‘顺道者昌，逆德者亡’。曹公奉天子诛暴乱，法明国治，上下用命，有义必赏，无义必罚，这就是顺道呀。袁氏背王命，驱使匈奴人进犯中原，他本人宽而多忌，仁而无断，兵虽强，其实已失天下人心，这就是逆德呀。如今将军您表面上站在有道者一边，但却不尽力，暗地里坐观成败，阴怀两端，恐怕等成败确定之后，曹公必然会奉辞责罪，将军您也得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马腾一听果然害怕了（腾惧）。傅干进一步说：“智者善于转祸为福。今曹公与袁氏相持，而高干、郭援陈兵河东，将军引兵讨伐郭援，当有胜算，将军此举如同断袁氏之臂，可以解曹公之急，事后曹公必重谢将军！”马腾认为这个建议很好，表示接受，派遣儿子马超率精兵一万多人，支援钟繇，韩遂也派兵参战，统一由马超指挥。 　　傅干字彦材，又字别成，出身于著名的凉州北地郡傅氏家族，其父傅燮是桓灵之际的名臣，受宦官排挤出任凉州刺史部汉阳郡太守，战死于叛军之中，被朝廷追封为壮节侯，当时傅干年仅十三岁。傅干日后成为曹操的重要参谋，他的儿子傅玄更是了不起，是曹魏时期的名臣和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 　　钟繇得到凉州劲旅的支援后，实力大增，他让人不要声张，诱使郭援率军轻进。郭援不知道对手的力量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仍然不把钟繇放在眼里，快速向平阳推进。 　　平阳的外围是汾水，郭援抵达后下令渡河，刚渡到一半，钟繇、马超的联军立即发起攻击，袁军大败，马超手下的部将庞德亲自斩杀了郭援。钟繇趁胜追击，大破南匈奴人。 　　这是一场关键性的战斗，战前西线的总体形势是袁强曹弱。战后，双方处于均势，钟繇虽然还没有能力进攻袁绍的并州，但打掉郭援之后，袁军也没有能力进一步攻击长安和洛阳，保证了曹军左翼的安全。 　　此战也是二十四岁的马超第一次独立带兵作战。 　　马超字孟起，是马腾之子，也是韩遂的干儿子，马腾死后其部由马超率领。 　　平阳之战稳定了关中形势，使凉州刺史韦端也决定站在曹操一边。为了慎重，韦端派手下的从事杨阜前往许县，名义上向献帝朝奉，实际是观察虚实。 　　杨阜字义山，凉州刺史部天水郡冀县人，《魏略》说他很有才干。杨阜到了许县，被天子拜为安定郡政府秘书长（长史）。杨阜回来后对韦端说：“袁绍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现在虽强，终不能成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人虽少但兵却精，手下人各尽其力，必能成大事。”韦端听后坚定了站在曹操一边的想法。 　　后来，朝廷征韦端为交通部部长（太仆），凉州刺史一职由韦端的儿子韦康接任，杨阜任韦康的别驾。曹操当丞相后，征杨阜为丞相府参谋，后来又回到凉州任职，是曹魏在凉州地区的重臣。 　　东边有臧霸，西边有钟繇，曹操保证了两翼不失，可以在中路放手一搏了。 　　【三、斩颜良，诛文丑】 　　袁绍的大本营邺县和曹操的大本营许县直线距离约五百里，中间隔着黄河、汴水等河流，沿线有黎阳、白马、延津、官渡等战略要地，这里是袁曹决战的中线，也是决定最终成败的战场。 　　为了迎击袁绍的进攻，曹操布下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是黎阳（今河南浚县），这里在黄河北岸；第二道防线是黄河南岸的白马（今河南滑县）、延津（今河南延津）；第三道防线是官渡。 　　决战之前，曹操派一小部分人马进驻黎阳，不求与袁军交战，只起到监视敌军、配合南岸行动的目的。他还命令于禁率两千人驻守延津，命令东郡太守刘延驻守白马，将其余主力布防在官渡一带。 　　面对十多万袁军的进攻，曹操摆出了多梯次的纵深防御体系，而不是将主力分布于黄河一线死守，之所以这样安排，实在是因为自己的力量不足，难以在正面数百里的黄河沿线分兵把守。 　　第二道防线的作用是迟滞袁军的进攻，消耗袁军的有生力量，挫其锐气，然后在第三道防线与袁军展开决战。 　　但这样的军事部署也冒了很大风险，因为官渡是许县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前两条防线被敌军攻破之后，已经退无可退，必须在这里取胜，否则就彻底失败。 　　建安五年（200年）二月，袁绍亲率大军由邺县南下，兵指黎阳，随行的还有刘备。曹军未作抵抗，迅速撤到黄河以南。 　　黎阳自古即是黄河北岸的重要战略要地，是进行渡河作战的基地，历来都有许多大战在这里发生。曹军无意在黎阳与袁绍作战，因为在这里自己的部队难以接续，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有被敌军全歼的危险。 　　袁绍占领黎阳后，派部将颜良为先遣部队，渡河攻击南岸的军事要地白马。这项决定却遭到了沮授的反对。 　　沮授劝袁绍说：“颜良这个人生性褊狭，虽然骁勇，但不能独立担当大任。”袁绍不听。 　　颜良的情况不详，但却很有威名，当时在军中的地位和名望远远超过关羽、张飞等人。袁绍曾经对沮授很倚重，几乎言听计从，但这次却不接受沮授的建议。结果，事实证明沮授是正确的。 　　对于袁绍的这次南征，内部有一定分歧，以田丰、沮授为代表的本土派表示反对，矛盾一度公开化。临行前，袁绍将持强烈反对意见的田丰下狱。 　　沮授在袁绍手下以奋威将军的名义任监军，权力很大。在郭图等人的建议下，袁绍将沮授监军之权一分为三，分别由沮授、郭图和老将淳于琼担任。 　　据《献帝传》说，袁绍出发前，沮授把本族的人招到一块，把家财分了分，对他们说：“势如果在，则威无不加，势如果不在，则不能保一身，悲哀呀！”他有一个族弟说：“曹操怎么能是袁公的对手，您何必担忧？”沮授说：“以曹操的明略，加以挟天子以为后盾，我们又刚刚打败公孙瓒，士兵疲弊，主将骄纵，成败已经很明显了。” 　　大军还未行动，沮授已经到处散播“亡国论”，袁绍一定有所察觉，沮授在冀州的影响力让袁绍不至于立即发难，但对沮授的信任大为降低。所以，当沮授对重要的人事安排再指手画脚时，袁绍出于对沮授的反感，想都没想就驳回了。 　　建安五年（200年）四月，颜良率部渡过黄河，直指白马。 　　曹操决定亲自北上，解救白马之围。这时候，荀攸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袁绍兵多势盛，不宜强攻，只能智取。荀攸建议先置白马于不顾，主力开赴延津，这里是黄河上最重要的渡口之一，给袁军一种曹军要从这里渡河包抄黎阳的架势，诱使袁军主力向延津对岸一带转移，袁军被调动后，再迅速转进白马。 　　这个建议的冒险性有两个方面，一是袁绍看破曹军的企图，不分兵西进；二是袁军虽然分兵，但他们兵力足够多，既能迎击延津之敌，又能加强白马的攻势。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一样：白马丢失，曹军大败。 　　曹操认真考虑了荀攸的建议，他认为在敌强我弱的现实情况下，荀攸的建议值得尝试，于是放弃亲自驰援白马的方案，转而进军延津。袁绍果然中招，将进攻白马的一部分主力调往延津。 　　曹操看计策成功，便以张辽为主将组成一支轻骑兵，以闪电之势急驰白马。张辽领命，并请求让关羽同行，曹操同意了。 　　关羽投降曹操后，与张辽、徐晃二人志趣相投，关系很好。他们三个人都是从敌方阵营归降的，也许因为有共同的经历，更容易谈得来。曹操很欣赏关羽（壮羽为人），但是发现关羽好像没有久留的打算，就让张辽去摸摸关羽的底。 　　张辽说明意图，关羽叹道：“我知道曹公厚待我，然而我受刘将军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能背叛他。我不会永远留在这里，但我会报答曹公以后再走。”张辽把关羽的话如实转告曹操，曹操没有生气，反而觉得关羽很有义气。 　　据《傅子》一书说，关羽对张辽讲了那一番话后，张辽心里犯了嘀咕，原话转告，怕曹操生气杀了关羽，不如实转告，又觉得对不起曹操对自己的信任。最后张辽还是如实说了。 　　在白马前线的颜良，一直以为主战场在百余里之外的延津，没有想到突然有一支劲旅向自己杀来，仓促应战，结果打了败仗。此战关羽立下大功，亲斩敌方主将颜良。 　　关羽力斩颜良，兑现了当初的承诺，曹操预感到关羽有可能走，立即对关羽给予厚赏，想留住他。但关羽去意已定，他把曹操赏赐给自己的东西全部封存起来，留下一封信，离开曹营找刘备去了。曹操手下人想追赶，曹操说：“他也是各为其主，不要追了。” 　　关羽在后世很受追捧，被称为武圣，其实不是因为他的勇猛，而是由于他的为人做事。关羽的为人在此事上表现得很突出：不为利所动，所有的事都以义为先，做事很讲究，即使离开，也让人挑不出理来。 　　刘备此时已投靠袁绍，关羽刚杀了人家的大将，袁绍那边恐怕正给颜良开追悼会呢，关羽偏偏敢在此时投奔。这就是关羽，心里只想着义，其它的一概不多想。袁绍对跑过来的关羽既恨又爱，最后还是没说什么。 　　在关羽重新回到刘备身边之前，一直在公孙瓒手下效力、公孙瓒失败后下落不明的赵云听说刘备在袁绍这里，也专程来投奔。刘备客居在袁绍这里，手下的主要武将张飞、关羽、赵云总算聚齐了。 　　曹操虽然解了白马之围，但自知袁绍的大军随后便到，于是决定从白马撤军。袁绍果然指挥主力渡河，对此沮授又表示了不同看法。 　　据《献帝传》记载，沮授建议不管白马，拿下已经唾手可得的延津，凭借这里的渡口优势，将主力源源不断运过黄河，之后巩固延津，使其作为一个战略支撑点，进可以直取许县，退可以从容撤回黄河以北。 　　沮授的话袁绍特别不爱听，在袁绍看来此行压根没有战败撤回这样的选项。同时，首战即在白马挫败让袁绍大失面子，在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袁绍非拿下白马找回面子不可。 　　沮授站在黄河边上叹息说：“黄河啊黄河，我知道这一去就回不来了（悠悠黄河，吾其不反乎）！”于是以身体原因请辞。袁绍很生气，把沮授所部交由郭图来统率。 　　曹操料定袁绍会命主力来攻白马，他下令白马军民全部随军撤离，但向哪个方向撤退却让他颇费思量。 　　白马属兖州刺史部的东郡，沿黄河向东不远就是另一个军事要地濮阳，此时还在曹军手中。再往东就是曹操在兖州刺史部的中心城市鄄城。 　　防守鄄城的是程昱，手下只有七百人。为了保证中路的安全，曹军分散在各地的人马已经尽可能地都抽调到中线。战役开始前，曹操想给鄄城增派两千人，程昱不同意，他说：“袁绍有十万之众，自以为所向无敌。现在看到鄄城的兵少，必然轻易不来进攻。如果增加人马，他们就会认为不能不攻。” 　　程昱建议不要管鄄城，曹操接受了这个建议。袁绍听说鄄城没有多少人马，果然放弃对这里的进攻。事后曹操对程昱的胆识和准确判断大加赞赏，曾经对贾诩说：“程昱的胆识真胜过古人！” 　　程昱的建议似乎没错，从保全鄄城来看，示弱也是一种战术，类似于空城计，鄄城得以保全，多亏了没有增兵。 　　但从全局战略考虑，袁绍如果分兵来攻鄄城，也会减轻中路主战场的压力，通常攻城的一方会数倍于守城的一方，袁绍不攻鄄城，更可以集中优势兵力决战主战场，程昱的想法也算有得有失吧。 　　现在，鉴于东部防守的薄弱，曹操不可能向东撤退，但也不能轻易撤往官渡的第三道防线，所以曹操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沿黄河向西撤，并且带上白马的所有辎重和百姓。 　　沿黄河向西就是延津，这里刚被袁绍占领，曹操向西撤退，出乎袁绍的意料。袁绍此时的战略应该是弃曹操于不顾，直接向南进攻，这里才是中心战场。但袁绍急于找曹操本人打一仗，找回失去的面子，于是将已渡过黄河的主力部队分为两队，一部分由郭图率领守白马，一部人由文丑、刘备率领顺着曹军撤退的方向追击。 　　袁军追到延津之南，在这里遇到了曹操亲自率领的部队。此时袁军的兵力大约有五六千人，而曹操只有六百人，形势十分危险。但即便是这样，曹操仍然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三国志武帝纪》对此战的记载是：曹操已经扎了营，听说袁军杀来，让人登上高处侦察。不一会侦察员报告：“敌兵来了，大概有五六百人！”曹操没有动。过了一会儿，侦察兵又报告：“骑兵更多了，步兵不计其数。”曹操说：“别再说了！” 　　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曹操没有下令撤退，反而下达了一道奇怪的命令，他让大家出营解鞍下马，同时把从白马带来的辎重摆在道路上。随行的将领们都认为敌人骑兵多，不如退到营寨里坚守，待援军到来。 　　曹操把目光移向他的副参谋长荀攸，荀攸微微一笑说：“这正可以作为诱饵，怎么能撤呢？”荀攸说出了曹操心里的秘密。 　　敌兵眼看快到了，诸将都说该上马了，曹操说：“别急。”又过了一会儿，敌人的骑兵越来越多，看到路上的辎重，有一部分人开始忙着清理这些战利品。曹操说：“可以了！” 　　曹军全部上马，纵兵杀出，袁军没有防备，大败。 　　此战文丑被杀，没有战死的也全部成了俘虏。 　　上述记载似乎有些可疑。此战的结果没有疑问，文丑被杀，袁军再次受到重创，但仅以区区六百人一举打败五六千人，并斩敌方主将于阵前，则让人不解。 　　表面看是曹操以辎重为诱饵，先使敌军大乱再趁乱出击所以取胜，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它改变不了敌我兵力悬殊的事实。即使敌兵开始有些慌乱，但对一支训练有素的劲旅而言，临阵应变是基本能力，他们很快便可以组织起有效反击，到那时兵力众寡才是胜负的决定因素。 　　袁军是追击而来，人数还在不断增加，也许五六千人并不是它的全部，曹军的六百人退到营寨里打败敌人的几次进攻尚可以理解，将敌兵全歼，并将没有打死的敌兵全部俘虏那就不可思议了。 　　遍翻史书，对这个问题都没有详解。分析一下，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曹操为什么非要向已被敌兵占领的延津撤退？二是为什么曹操身边只有六百人？三是随曹操撤退的辎重都在，而老百姓上哪里去了？ 　　如果把这些问题联在一起考虑，似乎可以看出曹操撤向延津是一个精心构思的计划，带上辎重和老百姓也是特意的安排，袁军看到辎重停下来抢占而没有提防后面的曹军，是因为辎重里混着大量老百姓，场面很混乱，像是赶大集。做诱饵的不仅是这些辎重，还有老百姓。曹操向延津撤退的路上，应该有时间进行兵力部署，调集周围的部队向预设的战场机动转移。曹军趁袁军抢占辎重突然发起进攻时，投入的兵力绝不是六百人，而要多得多，如果短时间内能全歼袁军，人数至少比袁军还要多。 　　《三国志武帝纪》等相关史料之所以没有这些方面的详细记载，是因为它不便回答随军行进的老百姓在此战中的作用，所以炮制出六百人全歼五六千人、临阵斩杀名将文丑的神话。 　　当然曹操此计有很大的风险，那就是袁绍变得聪明起来，他不向西追，而直接进军正前方的官渡。但曹操对袁绍太了解了，他们自青年时代便相识、相惜，如今在战场上相见，曹操知道袁绍首战挫败后急于报复的心情，所以只带六百人亲自当诱饵，把袁军主力吸引到延津一带，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将其歼灭。 　　颜良、文丑都是名将，短短几天内被曹军打败并斩杀，极大地鼓舞了曹军士气，也深深震撼了袁军士兵。 　　袁绍被激怒了，他亲率大军渡河，前锋推进到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曹操率主力由第二道防线南撤，退守官渡。 　　【四、曹仁的闪电战】 　　自战国以来，黄河和淮河两大流域之间不断开挖了几条人工运河，最后形成以鸿沟、汴渠、狼荡渠等为主组成的运河体系，将南北水域连接在一起，一千多年间成了沟通南北经济和人员往来的水路交通要道。 　　这条水路两岸很繁华，在全国经济、文化以及军事方面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现在。其中的鸿沟大约成西北－东南方向，当年楚汉相争时曾以这条河为界，东西两边分别为项羽和刘邦占有，故而留下了“楚河汉界”的典故。 　　邺县直达许县这条通道与鸿沟的交汇处，是一个重要的渡口，名为官渡，此地位于今河南省中牟县境内，是由华北南下中原腹地进而到达华中的必经要地。 　　连失两阵的袁绍不听沮授等人的建议，挥师南下，力图寻找曹军主力与之决战。他们很快推进到鸿沟附近，在官渡与曹军形成了对峙。 　　对曹操来说，虽然连杀袁绍两员大将，但战争总体态势仍未改变，前两道防线虽然迟滞了袁军的进攻，连赢两阵振奋了官兵的士气，但对于许县这最后一道战略屏障，他只能死守，已无路可走。 　　在力量悬殊的形势面前，一部分人产生了动摇，还有一小部分人甚至暗中与袁绍联络，随时有叛乱的可能。 　　更为不利的是，就在双方对峙官渡时，许县后方的汝南郡出了问题。 　　汝南郡是袁绍的老家，袁家在这里很有根基，之前曹操率军由兖州进入洛阳的时候曾路过这里，当时汝南郡以及相邻的颖川郡黄巾军很兴盛，首领分别有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人。据《三国志武帝纪》以及《于禁传》等史料记载，曹操指挥人马打败了他们，刘辟、黄邵为于禁所斩，何仪等人投降。 　　汝南郡的黄巾军虽然暂时归顺了曹操，但他们看到眼前局势对曹操不利，又马上活跃起来，在汝南郡起兵叛乱，公开响应袁绍。《三国志武帝纪》称这次叛乱的领头人是刘辟，这与前面所记相互矛盾，因为之前曾说刘辟已被于禁杀了。 　　要么前一次刘辟未死，要么这个刘辟另有其人，总之他们的声势很猛。汝南郡虽然有李通、赵俨等人据守，但仍没有力量剿灭这伙黄巾军。 　　袁绍得知这一情况大喜过望，看来天要灭曹。他决定派人前去支援刘辟，给曹操来个前后开花，要是那样，冬天之前就可望拿下许县，结束战斗。袁绍的想法没有错，但他却做了一个不太好理解的决定：让刘备带队前往。 　　刘备随袁绍大军开到官渡附近，随着赵云、关羽先后归队，刘备的思路又活跃起来，但他思考的不是如何帮袁绍打败曹操，而是曹操败后自己何去何从。 　　刘备明白，目前因为有曹操所以他是安全的，曹操被消灭之时，也就是他的灭亡之日。 　　袁氏父子虽然待刘备为上宾，尊礼有加，但刘备知道他们都不是善类，当年以韩馥让位之功在冀州尚无立足之地，他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刘备一心考虑的是如何尽快脱离袁绍，至于脱离之后如何发展，那就走一步看一步了。 　　正在这时，袁绍想增援汝南郡的刘辟，刘备一看机不可失，立即向袁绍竭力请战。刘备虽然在别人那里做客，信息倒一向很灵，当初在许县也是这样的情况，由于及时把握了一次机会才得以离开曹操。 　　袁绍连损颜良、文丑两员大将，能独当一面的高级将领还真不富裕，刘备积极性这么高，袁绍虽然不是完全放心，但还是同意了刘备的请求。 　　刘备率部离开官渡绕行陈留郡、陈国到达汝南郡，此行关羽、张飞、赵云以及糜竺、孙乾等人应该跟随。他们到达汝南郡，与刘辟等人汇合，力量大增，于是在刘备的指挥下自南向北攻击许县，前锋一度到达汝南郡的强县，这里距许县仅五十多里，已经兵临城下了。 　　留守许县的是荀、王必、满宠等人，主力部队都抽调到了官渡前线，许县防卫力量很薄弱。荀一方面加紧备战，另一方面派人火速前往官渡前线，向曹操报告情况。 　　曹操在官渡已经很吃力了，他面临的困难是根本无兵可抽、无将可派。为此，曹操感到很忧虑。 　　曹仁看到后，向曹操建议道：“南面情势危机，不能不救。刘备手下大都是新从袁绍那里拨来的兵，他刚带这些兵，指挥起来未必顺手。刘辟等人向来见风使舵，不会苦战。所以，如果快速出击，一定能很快将他们击破。” 　　在曹操的安排下，近年来曹仁负责骑兵的建设，他手里握有一支数千人的骑兵部队，是曹军主力中的主力。对于骑兵，曹操本人也十分偏爱，在与陶谦、吕布、袁术等人的作战中可以看出，骑兵越来越重要。 　　曹仁的建议让曹操有了一个想法，在无力抽调正面战场兵力的情况下，可以让曹仁率一支骑兵快速出击，得手后迅速回师，在袁绍没有弄清情况之前解决问题，打一个时间差。 　　这又是一次冒险，如果曹仁此行不顺利，不能很快结束战斗，如果袁绍得到消息趁机发起正面强攻，后果都不堪设想。 　　但曹操还是向曹仁下达了奔赴汝南郡的作战命令，原因是舍此之外他没有更好的办法。 　　曹仁没有让曹操失望，他挑选了一支人数不多但却很精悍的骑兵，不带辎重，只带少量干粮，从官渡前线悄悄撤下，之后直扑汝南郡。 　　由官渡到汝南郡也就是二百多里路程，按照骑兵的强行军速度，一天一夜即可到达。面对这样一支快速机动部队，刘备即使在沿途安排了侦察人员也毫无作用，因为这些便衣侦察员未必能跑过这些骑兵。 　　所以，当曹仁的骑兵出现在刘备面前时，刘备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来的是曹军主力，也没有想到曹仁能亲自来，他知道自己手下虽然有关羽、张飞、赵云这样的勇将，但兵卒多是袁绍的人，刘辟等人更不堪用。更重要的是，他也没有为袁绍的事业牺牲自己的打算，所以他指挥的人马一触即退。 　　刘备并没有南下荆州投靠刘表。汝南郡失利后，他率部回到袁绍那里，即官渡前线。后来汝南郡黄巾军又在龚都率领下响应袁绍，刘备再次请战，又南下与龚都汇合，曹操派兵镇压，刘备这一次打了胜仗，杀了曹军将领蔡扬。 　　但此时官渡战事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曹操打败了袁绍。刘备再攻许县已无意义，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之战后的一年，曹操亲率大军南征刘备，刘备不敌，这才南投刘表。 　　现在，曹仁得手后不敢停留，立即由汝南郡回师。他没有走东路，而是绕道西边。推测起来，可能有意从许县附近经过一下，展示一下曹军的铁骑，让后方惶惶不安的人心有所稳定。 　　许县以西有很多山地，如陉山、鸡洛山、梅山等，曹仁率部路过鸡洛山（今河南密县境内）时，与一队袁军突然遭遇。曹仁指挥人马将其击败。 　　曹仁不知道，这是袁绍派出来包抄曹军后路的。原来，刘备南下后，沮授建议袁绍不要把希望全放在刘备、刘辟身上，还应该再派一支奇兵南下与刘表联络，使南北夹击曹操的计划更有把握。 　　袁绍开始不同意这个计划，他的人马虽然占优势，但正面作战的部队也不是特别富裕，他的想法还是保证正面。但禁不住沮授反复建议，袁绍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派遣部将韩荀率一支人马从西面向许县后方迂回，目的地是南阳郡，到那里与刘表配合，组成联军夹击曹操。 　　韩荀的名气不如颜良、文丑、张等人那么大，事迹也不详，但在当时也是与颜良等人齐名的冀州名将。韩荀巧遇曹仁，令他以为在这偏僻的山区也有曹军重兵把守，于是不敢恋战，赶紧撤回官渡袁军大营，向袁绍报告情况。 　　袁绍后悔不已，此后不再提分兵出击的事了。 　　【五、官渡对阵】 　　官渡前线，双方对阵的主战场。 　　面对袁绍强大的攻势，曹操陷入苦战。 　　从双方控制的地盘来看，其实他们相差并不大。此时，袁绍占有冀州的全部，幽州、并州的大部以及青州的一部，此外还有兖州东郡在黄河以北的地区，统计起来大约有三十多个郡国、三百多个县。曹操实际控制着司隶校尉部、徐州、豫州、兖州的大部，以及青州、扬州、荆州的各一小部分，郡县数与袁绍相当甚至还略多。 　　但曹操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力不如袁绍，地盘虽大，老的根据地不多，相当一部分是新占的地方，汝南郡、关中地区、徐州等还很不稳定。地盘分散且面积很大是曹操的不利之处，他必须分兵把守，使有限的兵力进一步分散，在正面主战场就明显占了下风。 　　袁绍此次南下是经过一段时间精心准备的，他从“袁统区”各地抽调人马重新编组和训练，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南下军团，总兵力大约十一二万人，其中步兵十万人，骑兵一万多人，还有北方少数民族雇佣兵约八九千人。 　　袁绍按照东汉正规军“部－曲－屯－卒－什－伍－兵”七级编制进行编组，部类似于团这一级，若干个部编为一个校尉，类似于旅或师。再往上，若干个不同兵种的师混编为一个军，由将军率领。 　　从兵种上看，除步兵、骑兵以外，还有射声校尉营即弓箭兵部队。而骑兵又分为屯骑和越骑两种，屯骑是重装骑兵，人着盔甲，马披重铠，士兵用长枪和马刀，承担冲锋陷阵的任务，也称突骑。越骑是轻骑兵，士兵穿薄甲，配弓箭，承担远途奔袭、追击、搜索以及警戒的任务。 　　还有长水校尉，所统之兵担负水上作战任务，除此之外还负责架设桥梁、开辟道路以及攻城相关的土木作业等，类似于水军和工兵的混合部队。 　　从史料中可以查到的在袁绍手下担任“师长”（校尉）一级高级将领的有：马延（步兵校尉）、韩定（越骑校尉）、王摩（越骑校尉）、睦元进（步兵校尉）、韩莒（屯骑校尉）、赵（越骑校尉）、蒋奇（步兵校尉）、荀谌（长水校尉）、高览（步兵校尉）、张（屯骑校尉）、韩荀（越骑校尉）、吕旷（射声校尉）、张觊（步兵校尉）。沮授、郭图、逢纪、颜良、文丑、淳于琼、蒋义渠等人职务为监军或将军，类似于兵团司令或军长。辛评、许攸、苏由等人是总部的高级参谋。 　　曹军的编组方法与袁军大体类似，但由于准备时间不足、地理分散等原因，军队的正规化程度不如袁军。曹军主力部队包括步兵约三个军，屯骑和越骑各一个军，长水和射声各不足一个军。各军内部的编制也不满员，一般认为其投入到官渡正面战场的总兵力不及袁军的一半。 　　刘辟等人在汝南郡叛乱以及袁绍先后派刘备、韩荀等人南下包抄许县等事件发生后，曹操不得不重新考虑加强后方的军事部署，曹洪、曹仁、乐进、李典等人先后被抽调到后方。目前，曹军在官渡前线以及各地的总体兵力部署是： 　　一、河南尹、建武将军夏侯率步兵五千守敖仓，并派其中一部分人守黄河之上的渡口孟津； 　　二、平虏校尉于禁率步兵四千守原武，并派其中一部分人守获嘉和黄河之上的另一个渡口延津； 　　三、东郡太守刘延率步兵千余人守白马，目前已撤退至官渡； 　　四、东平国相程昱率步兵七百人守兖州刺史部目前的治所鄄城； 　　五、曹操亲自率领偏将军徐晃、裨将军张辽以及警卫部队指挥官许褚等率步兵和骑兵混编部队一万多人守官渡，大本营的主要参谋人员有郭嘉、荀攸、贾诩、董昭、毛等； 　　六、扬武将军张绣转战到兖州刺史部，率五千多人守己吾县和陈留郡一带； 　　七、琅邪国相臧霸等人守徐州、青州，掩护右翼，兵力约有一万多人，但不是曹操的嫡系； 　　八、厉锋将军曹洪率一万人左右屯守南阳郡的宛县，防备刘表来袭； 　　九、为保证左翼的安全，将官渡前线的越骑将军兼广阳郡太守曹仁调往颖川郡一带屯守，大约有数千人； 　　十、尚书令荀总揽许县事务，加派讨虏校尉乐进、中郎将李典等率步骑数千人屯守许县； 　　十一、司隶校尉钟繇坐镇关中，并负责督运关中的粮草； 　　十二、颖川郡太守夏侯渊负责督运徐州、兖州、豫州三地的粮草； 　　十三、典农中郎将任峻负责督造兵器，并负责各类军用物资的运输。 　　这里要强调的是后勤保障部分。官渡大战耗时数月，双方直接调用的兵力大约十几万人，间接调动的更是多达几十万人，这是近年来少有的时间跨度最长、兵力异地调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如此复杂繁重的后勤保障是双方此前都没有遇到过的问题。 　　兵强马壮的袁绍在后勤保障方面也有软肋，随着战事越拖越久，这个问题逐渐暴露出来，虽然他也下了不少功夫，但最终成为其败亡的主因。曹操在后勤方面投入的人力更多，荀、钟繇、夏侯渊、任峻等人专司其职，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保证着前线的需要。 　　钟繇不仅尽可能将关中的粮草运往前线，还征集到二千多匹马送来，其作用不亚于给淮海前线送来了几百辆坦克。 　　有了粮草，运输也是难事，劫敌军的粮道往往是出奇制胜的手段之一，沮授就建议袁绍专劫曹军的粮道，使敌人因粮食供应不上导致军心动摇，不战而胜。除了敌军外，四处盛行的流寇也经常打劫军粮。 　　任峻负责粮草运输时就深为流寇袭扰头疼，最后他总结出经验，运粮时必须集中上千辆运输车才能成行，并且加派兵力保护，土匪即使想劫粮也不敢动手。 　　【六、地道战和霹雳车】 　　建安五年（200年）八月，袁军主力推进到官渡前线，袁军用沙土堆成土丘，在曹营正面呈东西方向展开，长达数十里，并以此为依托构筑营寨。为了对抗袁军，曹操也分兵筑营，但如此一来，兵力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了。 　　《三国志》认为此时在官渡前线对阵的双方兵力，袁绍有十多万人，曹操不足一万，且伤兵占到十分之二三。这显然是不准确的，袁军人数估计得差不多，但曹军人数明显被低估了。 　　裴松之也不同意《三国志》的说法，他认为曹操起兵的时候已有五千人，以后大小各战胜多负少，胜率在百分之六七十以上（败者十二三而已矣），仅破黄巾一役，就收降卒三十多万，即使在战斗中不断有损耗，也不会如此之少，用数千之众对抗十多万敌军，断然没有取胜的可能。 　　裴松之进一步作了详细分析，他认为至少有三条理由说明《三国志》所载不准确：一是袁绍构筑的屯营东西达数十里，而曹操能分营相守，说明曹军兵力虽少，但不至于只有数千人；二是假如袁军是曹军的十多倍，袁绍应该采取围攻的办法，而不是现在这样两军对垒，让曹军进退自由，屡屡得手；三是后来袁绍失败，很多史料都记载曹军曾坑杀袁军七八万人，以数千之众完成坑杀七八万人的事是不可能的（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 　　但裴松之的分析也有问题，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往往把袁曹两军的总兵力与他们投入到官渡前线的兵力搞混，这其实是两个概念。 　　算袁军的兵力不能只算他们在官渡前线的兵力，袁绍诸子袁谭、袁熙、袁尚以及外甥高干统率的人马还有不少，不在十一二万这个范围内。而算曹军官渡前线的兵力不能把在各地的兵力都算进来，曹军总兵力假如有十万人左右，他们能用到官渡前线的，能有三分之一就不错了，“曹统区”还有数十个郡国、数百个县需要防守。 　　曹操收黄巾降卒三十万，如前所述，这仅是个虚数，实际能编入战斗部队的顶多十分之一。再如，曹军坑杀袁军七八万降卒的事可能性也不很大，这一点将在后面予以分析。 　　裴松之的结论总体上是有道理的，曹军在正面作战的兵力被明显低估了，曹军在此的兵力应该在二到三万人左右甚至更多一些。 　　但曹军仍然处于劣势，两军对峙完成后，曹操指挥人马出击，都未成功（合战不利）。 　　九月的一天，发生了日食。 　　日食作为异常的天文现象在古代被视为凶兆，也被看做上天对人类的一种警告。在许县的献帝刘协照例下诏，要求公卿就朝政得失写出专题报告（上封事），可以知无不言（靡有所讳）。刘协同时下诏中央和地方荐举人才，标准是孝行突出的人（至孝之人），三公每人荐举二人，九卿以及郡国守相、校尉等各荐举一人。 　　刘协的这项举措未必出自曹操的授意，一来在官渡前线的曹操此时应该无心考虑这些事，二来在人才观上曹操主张以才为先，以后又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理念，与以孝为先的传统用人观不太一样。 　　距许县仅一二百里的官渡前线也看到了这次日食。对于战争而言，日食也预示着不吉利，通常情况下发生日食的时候交战双方都要停下来，因而日食有时候还起到意想不到的休战作用。 　　最著名的事例发生在公元前七世纪到六世纪间的伊朗高原，当时米底王国和吕底亚王国在哈吕斯河一带激烈交战，战事旷日持久，打了五年还没有完。有一天，两军正在厮杀，忽然发生了日全食，顷刻间太阳被全部吞没，仿佛夜幕降临，士兵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停止了厮杀。尽管不久之后太阳重新出来，一切恢复到正常，但交战双方都认为这是上天不满战争而发出的警告，于是决定不再打下去了，一场打了五年的战争因为偶遇一次日食而终结，这件事记录在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希波战争史》一书中。 　　这次曹操看到了日食，反其道而行之，利用敌人认为日食不宜作战的心理，向袁军发起突然攻击。不过由于无法攻破袁军堆起的土丘，曹军不胜而还。 　　双方陷入到艰苦的对峙之中，为了取胜，都想了不少办法。 　　袁绍下令在曹军营外堆起土山，支起高高的望楼（高橹），凭借制空权向曹营射箭。曹营暴露在敌人弓箭手的射程之内，营里的人想来回走动，只能蒙着盾牌前行。 　　为了对付高处的弓箭手，曹军将攻城用的抛石车进行了改良，使之射程更远，力量更大，号称霹雳车，抛掷石块，专打袁军望楼和土山上的弓箭手，望楼纷纷被打倒，袁军的弓箭手也轻易不敢到土山上来。 　　袁绍见弓箭兵无法发挥威力，又调来了工兵，向着曹营方向开始隧道作业。干这活袁绍很在行，最终打败公孙瓒攻克易京用的就是地道战，但他不知道曹操也很在行。当初曹操在张绣的安众防线面前差点全军覆没，最后也是由工兵们突击开挖出一条隧道才得以脱险。 　　所以，曹操对袁军的拿手好戏早有防备，他的对策是以地道对地道，在营中横向开挖出又长又深的壕堑，袁军的地道挖到这里时就暴露了出来。 　　双方斗智斗勇，使出了浑身解数，打得异常艰苦。 　　对峙时间一长，后勤问题很快暴露了出来，最先感受到这个压力的是曹操。 　　曹军的粮食眼看接济不上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一旦不能给士兵开饭，即使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再好，部队也没有战斗力，更何况曹军这边士气本来就成问题，士卒叛逃事件时有发生，如果再没有饭吃，定会不战而败。 　　在此前后，还发生了徐他谋刺事件，让曹操更加忧心。 　　徐他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是曹操的贴身侍卫，徐他等几个人阴谋刺杀曹操，但他们看到猛士许褚常随侍在曹操身边，不敢下手。有一天，趁着许褚不值班（伺褚休下日），徐他等人怀里揣把刀进入曹操指挥部。 　　也赶巧，许褚回到自己宿舍后心里老觉得有什么事发生（褚至下舍心动），又回来看看。徐他并不知道，进了曹操的大帐看到许褚，大吃一惊，脸色顿变，许褚觉察出来，立即将徐他杀死。 　　徐他谋刺事件是曹操一生中遇到诸多谋杀事件中的一个，也是最蹊跷的一次。许褚仅凭徐他异样的神色便判断出他有异心并将他击毙，当然事后一定也做了检查，只要发现徐他怀里有刀这就不是冤案。 　　但徐他为何要谋杀曹操？是跟董承一样有一个政治集团在背后操纵，还是袁绍派来的卧底？这些都因为主犯已死而无从查证。但徐他事件发生在官渡对峙最紧张的时候，对曹操的心理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曹操产生了退兵回许县的想法，为此他给后方的荀写了封信，征求他的意见。荀很快回信，他不赞成曹操的想法，荀分析道： 　　“现在军粮虽然很少，但还没有到楚汉在荥阳、成皋争胜时那样，当时刘邦和项羽都很艰难，但都不肯先退，因为先退的一方气势必然会受到打击。现在我们用很少的人阻挡袁军的进攻，扼其咽喉使其不能前进，已经好几个月了，现在正是关键时刻，形势必将发生变化，一定能等来出奇制胜的机会。” 　　曹操认为荀说的有理，他又问计于贾诩，贾诩说：“曹公您贤明胜于袁绍，勇力胜于袁绍，用人胜于袁绍，决断胜于袁绍，然而将近半年之久仍不能决胜，是考虑问题太求万全而造成的，应该抓住机会奋力一击，大局必然可定。” 　　荀和贾诩都不主张退却，认为局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现在需要的是一次出奇制胜的机会。只是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它能出现吗？ 　　正在这时，曹营里出现了一位神秘来客，仿佛上天专门安排的那样，给曹操带来了那望眼欲穿的决胜机会。 　　【七、许攸的绝密情报】 　　在荀和贾诩等人的鼓励下曹操决定暂不撤兵，但他找不出更好的破敌之策。后方的荀以及夏侯、钟繇、李通、任峻等人想方设法筹集军粮，但这些粮食要安全地运到前线却更加困难。 　　因为双方一边在前线相持，一边都睁大眼睛盯着对方的运粮队，袁绍三番五次派人打劫曹军的运输线，让曹操苦不堪言。终于，曹操也抓住一次机会，给袁绍的运粮队一次痛击。 　　曹操得到情报，说袁绍有一支运输队由韩猛（有的史书说是韩云）带领正向前线开来，运粮车有数千辆之多。曹操问荀攸谁能担此任务，荀攸说徐晃可以。 　　徐晃脱离杨奉进入曹营后屡立战功，在攻打吕布以及东征刘备时表现突出，在不久前进行的白马之战和延津之战中也充当主力，已升至副军长（偏将军）。 　　徐晃的临阵谋略和战斗力让曹操很欣赏，深入敌后攻击袁军的粮道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任务，仅有勇力不行，还要随机应变，果断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在这一点上徐晃完全胜任。 　　曹操命令徐晃率队出发，同时派史涣为副将随行，这个安排体现了曹操对这项任务的高度重视。 　　史涣日后的名气虽然不如张辽、于禁、徐晃等人那么大，但曹操对史涣的信任却超过一般人，不仅因为史涣是他的老乡，从己吾起兵就追随他，更主要的是史涣做事稳当，对曹操忠心不二，此后还多次被派为监军。徐晃和史涣率部出击，劫了袁军的运输队，但所获物资无法运回，只得一把火烧了。 　　据《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这边人不占优势，粮食也快吃尽，士卒疲惫，为了给大家打气，曹操亲自给他的勇士训话，他说：“再过十五天我就给你们打败袁绍，到时候就不再烦劳你们了！” 　　曹操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未必有把握，为了稳定军心，他必须装出胜算在握的样子。这段时间由于精神高度紧张，曹操感到头经常疼痛，中医称之为“头风”。曹操落下了这个病，以后时常发作，至死都一直在折磨他。 　　中医认为头是诸阳交汇之处，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都注于头，头痛如果经久不愈就是病症，病因可以分为外感、内伤以及经络瘀阻等方面。这是中医的说法，如果按照现代医学来看，引起头痛的疾病可能是青光眼、脑肿瘤、脑血栓、脑供血不足以及高血压等。 　　官渡之战时曹操四十五岁，正值壮年，他头痛的毛病此时开始发作并一直伴随了他二十多年，中间时断时续。根据这个状况来判断，曹操可能得了高血压，不过也有人认为他得的是脑肿瘤。 　　曹操的压力确实太大了，加上头疼，弄得他常常睡不着觉。为了排解压力，转移头疼带来的痛苦，就在官渡前线紧张的日子里，在夜深人静没有军情的时候，他就用阅读《孙子兵法》的办法来抒缓心绪。 　　在阅读的过程中他还开始了对《孙子兵法》进行注解工作，在曹操之前这项工作还没有人做过。在注解中，他就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者对不易理解的地方进行阐释。 　　现在能看到的曹操注释《孙子兵法》约有三百多条，这项工作完成于何时，主要判断依据是注释中所列举的战例。曹操在注解中列举了擒吕布、平徐州等战例，再往后就没有了。 　　曹操的后半生每年都在打仗，他亲身经历的很多战事都可以成为经典战役教材，比如马上要发生的乌巢之战，就可以作为《孙子兵法火攻篇》的最好注解，但在这三百多条注解中却没有提及乌巢之战及其以后的所有战役。 　　所以，一般认为曹操对《孙子兵法》的注释工作完成于擒吕布之后、火烧乌巢之前，那也就是官渡之战期间。 　　同时，在《孙子兵法》的各篇中，曹操对前面几篇注释得都很详细，越往后面越少，最后几篇可以说草草结束了，说明他开始想认真注解一下，但随着自己越来越忙，这件工作也受到了影响。 　　以后曹操应该还有时间重新做一下这项工作，把自己一生亲身经历过的战事写进对《孙子兵法》的注释里，但他没有这么做，这成为一个遗憾。 　　但是即使如此，曹操对《孙子兵法》的注释工作也受到后世的推崇，在历代难以计数的《孙子兵法》注家中，有十一位大家被公认为最权威，曹操排在第一位。 　　但是，这仍然无法完全排解曹操烦闷的心绪，现在他满脑子装的都是粮食问题，整天愁眉不展。他虽然夸下十五天破敌的海口，但他知道除非奇迹发生，否则那是不可能的。 　　一天晚上，当他一个人还在指挥帐里沉思的时候，奇迹居然来了。 　　据《曹瞒传》记载，当时曹操正在洗脚，不想去想那些烦心事，先睡觉再说。正在这时，卫士进来禀报，说外面有个自称是他老朋友的人要见他，来人自报名字叫许攸。 　　许攸？曹操脑子里灵光一闪，现在不是在对面袁绍那里当高级参谋吗，怎么深夜至此？曹操是个极其聪明的人，他马上明白了大概，不禁拍着手笑起来：“子远（许攸字子远）来了，我的大事要成功了！” 　　曹操来不及擦脚穿鞋，竟然光着脚（跣足）跑了出来迎接许攸，那是激动的。 　　曹操在洛阳就与许攸相识，当时许攸是袁绍手下“奔走之友”的骨干成员，曹操作为他们联络的主要对象之一，经常有来往，许攸跟袁绍、曹操都是朋友。 　　既然是朋友，多余的话也就不说了，谈话直奔主题。 　　许攸说：“袁绍强盛，你如何破他？还有没有军粮？” 　　果然是老江湖，一开口就击中要害。曹操也正想谈谈粮食问题，但他对许攸此行的目的还没有把握，是献计来了还是摸底来了搞不清楚，于是说：“还可以吃一年（尚可支一岁）。” 　　许攸说：“不对，请重新回答（无是，更言之）！” 　　曹操只好说：“可以吃半年。” 　　许攸说：“足下不想破袁绍吗，为什么不据实回答呢？” 　　曹操笑道：“刚才是戏言，其实只能吃一个月，怎么办呢？” 　　曹操说的一个月也是虚数，他在说十五天破敌时已经传达了实情，他的粮食不是可以吃一年或半年，甚至也不是一个月，而只有十来天了。 　　许攸说：“您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草将尽，这是非常危险的。现在袁绍有一万多车辎重粮草在故市、乌巢一带，守卫的士兵警备不足，如果以一支奇兵发起突然袭击，出其不意，把粮草烧了，用不了三天，袁绍必然大败！” 　　曹操一听大喜过望，这难道就是冥冥之中上天赐予自己的那个机会？ 　　许攸说出了一件极其重要的军事机密：袁绍后勤基地的位置及防守情况。乌巢位于今河南省延津县境内，故市地名不详，也应该在这附近，这里位于黄河之南、官渡以北，在袁绍军营的背后。 　　如果真能一把火把这些粮食烧了，短时间内袁军粮草接续不上，军心必然动摇，这真是一招致胜的绝好机会。 　　曹操立即连夜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与诸将以及各位高级参谋们商议此事。出乎曹操的意料，大多数人反对这么做。 　　大家认为许攸此时来投很可疑，弄不好是袁绍使的反间计，还是慎重为好。 　　的确，许攸为什么从袁绍那里叛逃呢？ 　　原来，许攸曾向袁绍建议分兵进攻曹军，具体方案是，以主力的一部在正面吸引曹军主力，然后分另一部主力悄悄绕到曹军背后直接进攻许县，把献帝掌握在自己手中，奉迎天子反过来讨伐曹操，曹操即使不溃败，也会首尾难顾。 　　许攸的这项建议跟沮授说的差不多，袁绍考虑到刘备、韩猛两次分兵出击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不再考虑类似方案，就没有听从。 　　按说给领导出了个主意领导没有采纳也是正常的事，应该不至于因此就要反目成仇，但恰在此时，许攸家里出了点事，让他动了叛逃的念头。袁绍手下文武失合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许攸一向说话口气大、脾气臭，不注意团结同事，平时人际关系一般，与审配还有矛盾。田丰、沮授失势后，审配成了袁绍身边的大红人，一直在找机会收拾许攸。许攸家里有人这时候犯了法，审配把他抓了起来，并且扬言要挖后台。许攸又气又怕，干脆叛逃到曹营。 　　这件事的确有点可疑，关键是许攸来得太是时候，带来的情报也太有价值，让人不得不多想。 　　曹操倾向于相信，一来基于他对这个二十多年的老朋友的了解，二来时至今日他只有放手一搏了。在大多数人不赞成出击的情况下，荀攸、贾诩却认为许攸的情报可信，应该抓住机会，毕其功于一役，彻底扭转战局。 　　曹洪此时已率部分人马由南阳郡来到官渡前线，曹操决定由曹洪留守大营，他亲自带队完成奇袭任务，这个决定又让大伙吃惊不小。 　　【八、一把关键的火】 　　曹操知道袁绍有本钱往下耗而他已经没有了，所以许攸的情报即使可能有诈，他也要冒险一试。之所以决定亲自带兵出征，是因为此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如果无功而返接下来必然要全军溃退。 　　曹操安排荀攸留下来协助曹洪坚守大营，叮嘱他们如遇袁军来攻营死守就行，然后挑选五千精兵由张辽、徐晃等人带领悄悄出发。 　　乌巢在官渡的后面，位于袁军大营东北方约四十里处，曹军此去必须经过袁军的防地，为了顺利通过，曹操让人准备了袁军的旗帜，在马嘴里衔上小木棍，用布缚住马口，以防夜行途中马匹发出声响暴露行踪。曹操还命令士兵抱了很多柴禾，这些都是有专门用途的。 　　路上遇到袁军，但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这是敌人，问他们是哪个部分的。曹军士兵回答：“袁公担心曹军包抄后路（袁公恐曹操钞略后军），派我们增加防备。”一路上多次遇到这种情况，居然都顺利通过。 　　袁军士兵戒备心如此之差吗？那倒未必，一切缘于许攸送来的绝密情报中最有价值的部分除了袁军屯粮的位置之外，应该还有袁军的暗语口令等行军机密，所以曹军才能一路畅行无阻。 　　甚至可以推测许攸也一路同行，有他这个袁军的高级参谋在，行军路线、敌军情况、敌将姓名、口令等都不成问题，所以曹军在夜里很快便推进到乌巢附近。 　　袁军在乌巢的指挥官淳于琼字仲简，颖川郡颖阴县人，跟荀同一个县。他是一员宿将，资历在袁曹两军之中目前也只有袁绍、曹操等少数人可以相比，十多年前他也是西园八校尉之一。 　　淳于琼后来跟随袁绍到了渤海郡，自袁绍起兵时就追随他，深得袁绍的信任。郭图挑拨袁绍分解了沮授的兵权，沮授原来类似于兵团司令，结果所部分成了三个军，分别由沮授、郭图和淳于琼任军长。 　　淳于琼这个军有一万多人，袁绍交给他的任务是负责屯粮基地乌巢的安全，这批粮食是袁绍刚从后方调运来的，由袁谭亲自送来，有了这批粮食，袁绍料定曹操必败无疑。 　　近几年来几次大的战役表明，打仗就是打后勤，有了后勤就有战斗力，袁军的战斗力远远超过曹军，就是因为它的后勤很厉害。 　　曹军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乌巢袁军营外，曹操下达攻击命令，将士们奋力拼杀，袁军没有防备，顿时陷入慌乱。 　　曹军攻入袁军大营，带来的柴禾派上了用场，他们四处点火，袁军大营顷刻间变成火海。 　　如果放在平时，曹军未必能得手，但此时是夜里，袁军毫无防备，大部分人还在睡觉，被惊醒后根本摸不清情况，也不知道敌人有多少，只见各处都起了火，到处都是喊杀声，哪里还有战斗力。 　　袁军为什么如此麻痹大意？因为他们远在后方，前面到处都是友军，根本没有料到曹军大队人马能从天而降。 　　但老将淳于琼毕竟很有经验，加上袁军的总人数是曹军的一倍以上，在短暂的慌乱之后，他迅速组织反击，同时派人向大本营求救。 　　乌巢距袁绍在官渡前线的大本营只有四十多里路，骑快马不用花太多时间就能到达，袁绍得报后立即召集儿子袁谭以及审配、沮授、张等人商议对策。 　　袁绍认为，曹操攻击乌巢，他的大本营必然空虚，此时不如置乌巢于不顾，直接进攻官渡正面的曹军，让曹操有出无回。袁绍下令张和高览率所部立即对曹军大营发起攻击，但张却认为不妥。 　　张说：“曹操敢攻乌巢，率领的必然都是精兵，淳于琼将军肯定会被攻破，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大事已去了，不如先去救他。” 　　但郭图支持袁绍的想法，坚持要张先攻曹营。 　　张还想坚持：“曹营很坚固，之前已经打了很久也没有攻破，现在仓促之间能不能拿下实在没有把握。而淳于琼将军如果被曹操俘虏，我们也都得当俘虏啊（若琼等见禽，吾属尽为虏矣）。” 　　按说袁绍此时真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了，要么重新部署，让张等人先救乌巢，要么继续坚持他的方案，但最好派别人执行这项任务，因为作为主将的张思想与他已经不统一。 　　但袁绍仍然坚持要张发起正面进攻，而以少部分轻骑驰援乌巢。 　　曹军在乌巢打得很艰苦，曹操亲自督战，张辽、徐晃等人率部拼命厮杀，但始终未能攻破淳于琼的指挥部，正在这时，侦察兵报告说袁绍的援军快到了。左右赶紧建议：“敌兵很近了，请分兵拒之。”曹操头也不回说：“敌人到了背后，再来报告（贼在背后乃白）！” 　　曹军将士殊死奋战，终于在敌人援军到来的前一刻，将淳于琼的指挥部攻破。老将淳于琼等人被斩杀，袁军一千多人被俘。之后曹操组织人马回击袁军援兵，将其打退。 　　《曹瞒传》称曹军临阵斩杀的袁军将领有眭元进、韩莒子、吕威璜、赵等人，这些人可能是淳于军长手下的师长级将领，而淳于琼本人则是被活捉的。曹操为了震慑敌兵，下令将俘虏的鼻子割去，把牛马的唇舌也割了，拿出来展览（以示绍军）。 　　这种残忍的办法是一种心理战，目的是让敌人害怕，果然凡是看到过这一堆战利品的袁军士兵无不惊恐万分（将士皆怛惧）。 　　据《曹瞒传》说，在这些被割去鼻子的俘虏里居然也包括袁军的主将淳于琼，这未必是曹操的命令，可能是乱军之中老将军被抓，大家不认识他，跟其他俘虏一样挨了一刀。 　　淳于琼被带到老朋友曹操面前时已经血流满面了。曹操有点吃惊，说：“仲简，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何为如是）？” 　　淳于琼忍着痛回答道：“胜负自有天意，还有什么好问的！” 　　曹操念及都是老朋友，有点不想杀他。在一旁的许攸插话说：“明天他若照着镜子看，一定不会忘了这件事。” 　　许攸看到老同事遇难，不来搭把手就算了，还在背后补上一刀，看来袁绍真没有把队伍带好，手下净是落井下石之辈。 　　曹操想了想许攸说的话也有道理，于是下令把淳于琼杀了。 　　乌巢一仗曹军艰难取胜，这成为扭转全局的关键点，袁军的大溃败开始了。 　　【九、袁军彻底溃败】 　　在淳于琼被消灭的同时，张、高览二位也没能得手。袁绍这才清醒过来，没有听张的建议全力增援乌巢是多么失策。 　　即使曹军的一部分主力离开大营，也一定会留下足够的人马防守，并且会做好充分准备，曹军大营已连攻数月而不下，现在想几个时辰就攻破谈何容易。 　　郭图竭力劝袁绍发起正面进攻，眼见自己判断错误，于是开始乱找理由给自己开脱，他向袁绍报告说：“进攻曹营失利，张反而很高兴（快军败）。” 　　郭图的潜台词是张对自己判断正确而沾沾自喜。明智的领导一定会从失败中总结教训，勇于承认错误，不会掩饰决策失误而会想办法进行弥补。可惜，袁绍不是那样的好领导，他就爱吃郭图这一套。 　　郭图跟张素来有矛盾，郭图这个人看来有些本事，当初是他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忽悠得韩馥让了位，给袁绍立了大功。但他本质上是一名策士，在袁绍集团内部既不属于田丰、沮授那样的本土实力派，也不是颜良、张这样带兵出身的将领。他要往上爬，必须有一些特别手段。 　　郭图的特别手段就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走，他攻击沮授，混上了带兵权，又攻击许攸，赶跑了袁绍身边自己最强劲的对手，现在又攻击张，他不考虑现在是什么时候，会不会把张逼反。 　　张又恨又怕（忿惧），跟高览一商量，干脆临阵起义得了，于是焚烧攻城器具，来到曹营前投降。 　　这时候曹操还没回来，守营的曹洪不敢相信（不敢受）。荀攸说：“张的计策不被采纳，生气来投奔，不用怀疑！”这也许是史家之言，张的计策是什么，袁绍有没有采纳，以及张为什么生气这些情况，当时荀攸是无法掌握的。荀攸判断张是真降还是假降，根据的是张下令把攻城的器具都给烧了。 　　曹洪、荀攸于是接受张、高览投降。这一下，袁军彻底撑不住了。 　　张、高览都是袁军中的名将，后来民间把他俩连同已故的颜良、文丑二人合称为“河北四庭柱”，意思是“袁统区”的四根柱子，可见分量不一般。 　　曹操回到大营，见到张特别高兴，把张比做殷商时的微子、楚汉时的韩信，任命他为副军长（偏将军），封都亭侯。 　　袁绍手下原来还有一位更有名的大将，就是在界桥之战中大败公孙瓒“白马义从”的义，但他没有出现在官渡之战中。据说义立下大功后有点功高震主，不服袁绍的领导，被袁绍借故处死了。 　　袁绍的四根柱子，两根倒了，两根到了敌人那里，袁绍的基业彻底跨了。 　　其实袁绍的力量仍然十分强大，即使官渡前线失败，他依然拥有跟曹操抗衡的实力，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外甥手里都握有重兵，只要安全撤回冀州，仍旧可以发起有效反击。 　　可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 　　对于袁军将士而言，这一天简直是恶梦连连，先是传说屯粮基地遭劫，粮食被烧光，老将淳于琼等人被杀，后来看到一些手捂鼻子从乌巢跑回来的士兵，一个个惨不忍睹，大家都惊骇不已。 　　紧接着，听说张和高览二位将军率领所部集体投降了曹军，大家根本不敢相信，但看到刚刚投降过去如今杀了回马枪的弟兄们时大家都明白了：赶紧跑吧，跑慢了也没有鼻子了！ 　　袁军不再抵抗，开始慌不择路地大逃亡。袁绍和儿子袁谭来不及穿戴整齐，仓惶出逃，带了八百名骑兵一口气跑到黄河边才甩掉了曹军的追兵，渡过河去。 　　没有跑掉的就做了俘虏，事后统计，曹军光俘虏就抓了好几万。 　　郭图打仗不行，跑路比较有眼色，此时紧跟领导不掉队，侥幸保住了一命。而沮授就没那么幸运了，做了曹军的俘虏。 　　据《献帝传》记载，沮授以前跟曹操相识，他被人绑了来见曹操，沮授一路大叫：“我不投降，我是被抓的！”见到曹操，曹操想招降他，说：“袁本初无谋，不听先生你的计谋，所以失败。如今国家未定，希望咱们一块来谋划。”沮授说：“我的叔父、母亲和兄弟都在冀州，如果你念及旧情，就从速把我处死。” 　　这是沮授的悲哀，生未逢明主，身处绝境时也只有选择死，所以他在路上要大呼大叫，为的是别让大家误以为他投降了，袁绍要知道他投降，他的亲人们必然遭难。 　　但曹操很欣赏他，还是不想杀他。在曹操眼里，沮授是荀、贾诩那样的人才，能力和人品都是一流，他叹息道：“如果早些得到你，天下何足为虑呀！”曹操厚待沮授，但沮授只想一死，他公开逃跑，曹操无奈只好把他杀了。 　　曹军究竟俘虏了袁军多少人，《三国志武帝纪》、《袁绍传》等都没有明确记载，《献帝起居注》里有曹操事后向献帝上的一份奏疏，详细报告了官渡之战的战果。这份奏疏还回顾了以往的一些历史，透露出许多有趣的信息： 　　“大将军邺侯袁绍之前与冀州牧韩馥谋立故大司马刘虞，刻制了金玺，派遣原任县县长毕瑜到刘虞那里劝进。后来，袁绍又给我写信，说‘可以把都城迁到鄄城，然后考虑另立他人（当有所立）’。袁绍擅自铸造金银印章，俨然天子一样，孝廉计吏都前往拜见他。他的从弟济阴郡太守袁叙给袁绍写信说：‘如今海内丧败，天意在我袁家，神灵有征，登大位者当在尊兄您。南兄（指袁术）的臣下欲使之即位，南兄说论年纪北兄（指袁绍）更长，应该把大位让给北兄，想把御玺送来，结果却让曹操断了道。’袁绍宗族累世受国之重恩，但却凶逆无道，诸如此类的事不可胜数。所以我整合兵马，与之战于官渡，乘圣朝之威，最后斩杀其大将淳于琼等八人，使之大败，袁绍和他儿子袁谭仅率少部分人逃走，共斩首七万余级，辎重财物以亿数。” 　　曹操所言斩袁绍八员大将应该是：颜良、文丑、韩猛、淳于琼、眭元进、韩莒子、吕威璜、赵。至于其他战果，这里说得很明确，斩杀七万多人。 　　《三国志袁绍传》说，袁绍和袁谭不是率八百人逃跑的，而是只有父子俩（绍与谭单骑退渡河）。袁绍手下其他人诈降，后来被发现，结果都被坑杀了。裴松之注引张《汉纪》在这里作补充道：“杀袁绍士共计八万人。” 　　司马光把这些信息综合了一下，写道：“剩下的袁军都投降了，曹操全部活埋了他们（尽坑之），前后所杀共七万多人。”这些话似乎都有来历，但搁在一起就显得有些不对劲了，因为这些话里似乎隐含着这样的意思：袁军士兵投降后，曹操把他们全都坑杀了，一共有七万多人。 　　这虽然不太符合以上史实，但却在后世影响很大。其实，陈寿和裴松之都没有说过官渡之战后曹操坑杀袁军士兵七八万人的事，《献帝起居注》和《汉纪》也没有明确记载，曹操之所以坑杀降卒，是因为他们诈降，按理说只有参与诈降的士卒才会被坑杀，战场起义的（如张、高览所部）和真心投降的都不在此列，七万多人全部诈降吗？没有这样的记载。 　　即使是说过曹操在泗水河畔坑杀了数十万人的司马光，此处也未明言曹操把七万多降卒全活埋了，说曹操坑杀七万多人纯粹是对上述信息的胡乱嫁接。 　　此处并非刻意要为曹操辩护，而是想说动辄活埋数万名降卒的事不仅不合乎人性和伦理，也不合乎曹操此时作为朝廷司空的身份，更不合乎胜利一方的利益。人力资源是此时最稀缺的资源，曹操未必是一个不杀生的善人，但他没有必要浪费资源，使用降将降卒一向是曹操的政策，曹操没有见降卒就杀的习惯。 　　或许曹操坑杀了不少降卒，因为他们诈降，一怒之下活埋他们是可能的，但这应该是一小部分人。而曹操战报里说的斩杀七万多人应该是官渡之战的全部战果，包括白马之战、延津之战、汝南郡之战、乌巢之战以及徐晃、史涣击败韩猛之战等，仅在乌巢之战中一万多袁军除一千多人被俘外，其他都被消灭了。 　　曹操的战利品除了俘虏和军用物资之外，还有两类特别的东西，一类是袁绍随军带来的图书、珍宝，袁绍打仗来了还有闲情雅致看书赏古玩？其实这是袁绍刻意带来的，当初把郑玄老先生请出来随军也是同样的想法，袁绍想的是一口气拿下许县建立新朝廷，朝廷的体制、礼仪、官制等都要来个新面貌，所以带了不少图书资料还有摆在未来皇宫里的用具等。现在，这些都成了曹操的战利品。 　　还有一类是袁军的公文、书信等资料，其中不乏绝密级档案，袁绍败得很突然，来不及带走也来不及销毁，全落到曹军手中。据《魏氏春秋》等书记载，许县朝廷乃至于军中有不少人都曾向袁绍暗送秋波，写了很多信，这些都是通敌的罪证。曹操平生最恨的就是谁跟他玩潜伏，现在有了确凿证据，正好秋后算账。 　　可曹操却当着众人的面一把火把这些书信都烧了，据说看都没有看一眼。曹操说：“当初袁绍那么强大，我尚且感到不保，何况大家呢？”此举让很多揪着的心又放了下来，大家不得不佩服曹操心胸博大，再也没有其他想法了。 　　发生在建安五年（200年）的官渡之战，以曹操集团的突然胜利而告终，这场大战影响深远，战后全国的局势将因此发生剧变。 　　第六章 放眼天下 　　〔袁绍死了，死得有点不甘心；曹操哭了，站在袁绍的墓前他哭得很动情。是向对手表示尊重，还是哀叹乱世中人生的不幸？在失去袁绍的岁月里，曹操一度感到了孤独。〕 　　【一、袁绍吐血死了】 　　袁绍输得很惨，他率领的南下军团十多万人绝大多数都搭了进去，这些都是他挑选出来的精兵，是他的老本。 　　更重要的是，袁绍输掉了锐气，这一年他大约五十七岁，曹操四十七岁。建安五年（200年）冬天，四十七岁的曹操在官渡一举击败了他的老朋友、五十七岁的袁绍，消息传出大多数人都吃了一惊。如果那时候流行博彩业，庄家给曹操开出的赔付率一定比袁绍高得多，因为曹操在战前并不被看好。 　　但现在曹操打赢了这场战争，袁绍狼狈逃回黄河以北。 　　袁绍在黄河北岸的基地是黎阳，他的部将蒋义渠在这里驻守，惊慌失措的袁绍父子逃进蒋义渠的大营，恐惧之情仍然难以平静。蒋义渠赶紧整顿人马加紧防卫，以备曹军趁胜渡河。 　　曹军却没有“宜将胜勇追穷寇”的打算，对于曹军来说胜利来得纯属偶然，此时他们无力渡过黄河。曹操在那边指挥人打扫战场，袁绍父子有了喘息之机。 　　袁绍回到了邺县，第一件事不是开反省大会研究下一步如何报仇雪耻，而是先忙着把关在监狱里的田丰杀了。 　　当初田丰劝袁绍不要急于出兵，田丰认为要击败曹操应该稳扎稳打，不能急于求成，盲目出击会将稳赢的局面变成一场胜负难料的对决，通常这对弱势的一方更有利。 　　但袁绍没有听田丰的劝告，而田丰偏偏又是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人，非要劝袁绍收回成命不可。袁绍大怒，认为大军未出之时，田丰的言论挫伤了士气，于是把他关了起来。 　　田丰字元皓，精通权略，是个奇才，年轻时也曾在京师的太尉府等机构供职，曹操早就听说过他的大名，也许以前见过面。据《先贤行状》记载，曹操听说田丰没有跟着袁绍一块南下，当时高兴得拍起了手：“袁绍必然要败呀！”后来袁绍逃遁，曹操感叹道：“假如田丰在这儿，袁绍何至于此！” 　　袁绍败军而还，看押田丰的狱卒高兴地对田丰说：“田先生，这下好了，您要重新受重用了！”谁知田丰做出了相反的判断，他说：“如果大军得势，我的下场还好，现在大军失败，我就要死了！” 　　田丰太了解袁绍了，更了解袁绍身边的人。袁绍身边落井下石的一号人物是郭图，二号人物就是逢纪。之前逢纪多次向袁绍进过谗言诬陷田丰，这次干脆抓住机会，致田丰于死地。 　　逢纪和郭图都知道袁绍喜欢吃哪一套。袁军大败后，军中纷纷议论：“假如田丰在，我们怎么会败得这么惨？”袁绍开始也挺惭愧，他对逢纪等人说：“当初只有田丰劝我不要急着出兵，现在见到他我都很惭愧。”袁绍惭愧是真的，但逢纪看出了惭愧背后还隐藏着别的什么东西，他感到机会来了。 　　逢纪知道这个领导不仅志大才疏，而且死要面子，他表面谦和，很有气度，喜怒不形于色，但内在里气量很小。有这样特点的领导通常都比较好忽悠，你只要拣他最舒服的话说，挑他最有面子的事做就行了，逢纪看出来袁绍惭愧是真，恼羞成怒也是真。 　　逢纪报告说：“田丰听到您撤军回来，拍手大笑，得意于被他说中了。” 　　袁绍果然气恼，动了杀机（于是有害丰之意）。 　　后来，袁绍就把田丰杀了。 　　曹操取得官渡大捷后，并没有立即制定渡河作战计划，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的后勤保障问题仍然解决不了。 　　过了年，即建安六年（201年）春天，曹操率一部分人马来到兖州刺史部东平国，驻扎在安平，此行的目的是征调兖州、徐州一带的粮食，为后面的战事做准备。 　　曹操在安平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按照曹操的想法，袁绍新败，暂时无力南下，趁这个机会应该先解决刘表。荀反对这个计划，他说：“袁绍新败，其众离心，应该继续对他保持高压，直到完全打败他。如果我们远征江汉，袁绍趁机收拾残众，从我们后面发起攻击，后果不堪设想。” 　　曹操认为荀说得有理，于是重新将主力部署到黄河沿岸。四月，曹操亲自赶到东郡，在黄河岸边指挥了仓亭之战，再次将袁军击溃，袁绍所部完全退到冀州境内。 　　这时，曹操有了一次渡河作战的机会，他可以由东郡渡河。东郡境内的濮阳是战略要地，此时已在曹操掌握之中，东郡在黄河以北的地区曾经是曹操的地盘，他在这里多少有一定基础，以此为基地，可以趁袁绍再败之机图谋冀州。 　　但是，曹操却下令撤兵，并且一直撤回到了许县，原因是许县那边又面临危机，这次危机的制造者又是刘备。 　　刘备当初奉袁绍之命迂回到汝南郡与黄巾余部刘辟等汇合，在曹操的身后制造麻烦，一度攻击到离许县只有几十里的地方，后来曹仁发动闪电战，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刘备退回到袁绍那里。 　　在袁绍没有溃败之前，汝南郡的龚都等人再次起兵响应袁绍，袁绍还派刘备到汝南郡，此时已是官渡激战之时，曹操实在派不出大将了，就派了一个叫蔡扬的不太有名气的部将前去迎敌，蔡扬哪里是关羽、张飞、赵云这帮人的对手，打了败仗，蔡扬被杀。 　　刘备、龚都士气大振，荆州的刘表也跃跃欲试起来。眼看南面要出事，曹操不敢大意，将主力从黄河边上撤回来，之后亲征汝南郡。 　　刘备打仗很机灵，他知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这是他保持了大半生的优点。他知道袁绍的十多万大军都被曹操生吞了，自己这点人再加上龚都这样的散兵游勇根本够不上一盘菜，没等跟曹操照面，他先溜了。刘备此后去了荆州，被刘表接纳，开始了他长达七八年的寄居生活。 　　建安六年（201年）的下半年，曹操这边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战事，经过官渡大战后，部队需要恢复元气，各地也需要平息流寇，发展生产，曹操想先把当年的庄稼收好，把明年的粮谷种上，为下面更大的战事积蓄力量。 　　这一年，袁绍也没有发起进攻，一来他的实力大损，官兵士气低落，内部纷争不断，没有力量重新组织进攻，二来袁绍自官渡大败以后好像换了个人，过去意气风发，藐视一切，现在却灰心失望，毫无斗志，整天唉声叹气。 　　年近六十的袁绍又忧又气，健康每况愈下，住在邺县城里不再出来。曾经号令天下、威名远扬的袁本初，居然落到现在的样子。 　　又过了一年，曹操准备好了粮草，将士也得到了充分休养，他准备发起夏季攻势。曹操刚把各项部署安排好，却传来消息说，袁绍死了。 　　袁绍确实死了。建安七年（202年）五月，抑郁中的袁绍发病呕血而死，享年约五十八岁。 　　袁绍死于何病史书均未作记载，但他死得跟袁术很相像，都是在心情极差的情况下染病的，死前都有吐血的症状。 　　从医学上讲，吐血分咯血和呕血两种，咯血一般是咽喉以下呼吸系统出了问题，而呕血通常是消化系统的问题。袁术和袁绍都属于呕血，袁术更是呕吐了一斗多的血，说明他们得的都是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消化性溃疡，或者肝硬化引起的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破裂，以及急性胃黏膜病变等，从他们兄弟二人相似的症状看，他们得的这种病可能有家族遗传性。 　　袁绍死了，虽然庞大的袁氏帝国仍未结束，但袁绍的时代结束了。 　　在汉末历史舞台上，袁绍有机会成为一代伟人，但也许命运不济，让他壮志未酬身先死。也许生不逢时，让他偏偏跟曹操处在同一时代。也许他本来就没有拨乱反正、革故鼎新的能力。总之，他带着遗憾走了。 　　陈寿对袁绍的评价不高，称他“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范晔引用了《韩非子》里的几句话评价他：“而不和，愎过而好胜，嫡子轻而庶子重，斯之谓亡征。”意思是说：好强斗狠而不团结，一意孤行而逞能好胜，轻视嫡子而看重庶子，这都是灭亡的征兆。 　　跟他相识相知数十年的老朋友曹操对他的评价更深刻，曹操说他“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干大事而惜身，见小利而忘命”。 　　今河北省沧州市在东汉末年属冀州刺史部渤海郡，其境内的沧县高川乡前高龙华村东北有一处古墓，封土高大，占地约一千五百平方米，这座墓相传为袁绍墓。此地为平原，其北不远处有滹沱河故道东西穿过，目前已被列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 　　袁绍的故乡是豫州刺史部的汝南郡，现在是敌人的地盘，死后无法回故乡安葬。袁绍的封地在邺县，这是他的行政中心，但他没有安葬在这里，而是安葬在了他曾经工作过的渤海郡，这是不是出于他的临终遗嘱，已不得而知。 　　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袁绍死了。 　　【二、重逢故乡】 　　五十年前，当时在位的还是桓帝刘志，有一天他在梦里看到黄星停留于古楚国、宋国所对应的天宇，醒来后大惑不解，寻问星象学家殷馗。 　　所谓黄星就是土星，在五行中土对应的颜色是黄色，同时土星又被称为帝王之星，据此殷馗认为五十年后在古楚国、宋国也就是如今的梁国、沛国一带将有真人出现，其势头无法阻挡（其锋不可当）。这件事不是瞎说，它被记录在皇家秘密档案里，并在朝野间悄悄流传。 　　曹操之前也听到过这个说法，不过在他看来这即使不是无稽之谈，也跟自己毫无关系。但屈指算来现在正好过了五十年，自己这个沛国人击破了袁绍，已经显露出独步天下的迹象。于是，曹操又不经意间想起了关于桓帝那个梦的传说，莫非这是在说自己？ 　　回想中平六年（189年）在己吾起兵，当时自己只有三十五岁，算是个青年，如今十二年过去了，自己也四十七岁了，已经过了壮年。在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十多年时光里几乎每天都在思考着战斗，好几次身陷绝境，想到这些曹操不由得生出许多感慨。 　　建安七年（202年）新年刚过，曹操决定回故乡谯县一趟。自从三十三岁那年结束在谯县的隐居生活回到洛阳，曹操已经十四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期间有几次带兵路过，但出于各种考虑他没有回去，这次曹操决定在故乡多住一阵。 　　这不是普通的休假，也不是一般人的衣锦还乡，作为朝廷的实际控制者，当今天下最有权势的人，曹操的回乡之旅不仅隆重，而且还有军事上的意义。曹操是带领一支主力部队浩浩荡荡开到谯县的，他想一边回乡省亲，一边把部队带到沛国、梁国一带搞搞拉练。 　　在安徽省亳州市至今还流传着许多曹操练兵的传说，保留着运兵道等当年的军事设施以及观稼台、斗武巷、马场街等与当年历史有关的地名。在《曹操集》里保存了一篇军令，也是曹操这时候在谯县发布的。 　　在这篇名叫《军谯令》的军令里，曹操说他起兵为天下铲除暴乱以来，故乡一带的人民深受灾难，人几乎都死光了（旧土人民，死丧略尽）。曹操说他此次回来，不管走到哪里，都很难见到一个熟人，不由得使他感到伤悲（使吾凄怆伤怀）。 　　在谯县练兵期间，曹操对战死将士后代的抚恤问题进行了安排，发布命令要求寻找死去将士的子女，找不到的就找他们的亲属作为后代，由国家分给田地，地方官府配给耕牛，设立学校，请老师教他们的子女读书。曹操还下令给死亡将士建立祠堂，让将士的后人们有地方祭祀他们的祖先。曹操满怀深情地说：“如果死者地下有知的话，我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 　　这次回到谯县，曹操还顺便看望了他的原配夫人丁氏。 　　丁氏也是谯县人，前两年因故被曹操遣送回了娘家，现在就在谯县居住。据《魏略》说，丁夫人嫁给曹操后一直没有生育。在卞氏之前，曹操还娶了刘夫人，刘夫人生下了曹操的长子曹昂以及长女清河长公主，可刘氏死得早，曹昂便由丁氏抚养，丁氏对他爱护有加。 　　曹操第一次南征张绣期间，由于自己的疏失导致张绣反叛，曹昂阵亡。这件事令丁氏难以接受，她经常痛哭，还埋怨丈夫曹操说：“你把我儿子杀了，你还跟没事人一样（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说得多了，曹操有点生气，前两年把她遣送回娘家，想让她消消气。 　　《魏略》说，曹操这次回来主动到老丈人家看望丁氏，当时丁氏正在织布，有人赶紧通报说“曹公来了”，但丁氏跟没听见一样（踞机如故），没有起身相迎的意思。曹操过去，拍着丁氏的背说：“回头看看我嘛，跟我一块回去吧（顾我共载归乎）！”哪知丁氏头也不回，也不回答。 　　曹操无奈，只好悻悻而出，走到门外，又说：“难道还让我求你吗（得无尚可邪）！”丁氏仍不应。曹操叹息道：“看来真的情意已绝了！”曹操只好把丁氏休了，希望丁氏娘家人再把她改嫁。可谁敢娶曹操的前妻？即使有胆大敢娶的，丁家人也不敢嫁。 　　丁氏出身于谯县有名的大家族，这个家族里产生了丁宫、丁冲以及丁仪、丁等人物。丁氏进曹家后是正妻，不把倡家出身的卞氏放在眼里。丁氏被休后，卞氏对她很照顾，经常派人给她送东西，还趁曹操不在家的时候偷偷把她接到府里来，仍然让她坐在上座，对此丁氏十分感激。后来丁氏去世了，卞氏又向曹操求情，让她不要葬在娘家而是送到许县安葬。《魏略》这部书经常毫不掩饰地吹捧曹操的文治武功，有时不惜来点夸大和移植，对这段曹操家事的描写显得格外生动。这件事应该是真实的，其素材可能来自于曹操随行文人的记载。《魏略》的作者关中人鱼豢曾任魏国的郎中，他自然不忘借机把魏文帝曹丕的母亲、魏明帝曹睿的奶奶卞氏歌颂一番。 　　曹操对丁氏以及死去的长子曹昂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临死的时候回忆了自己的一生，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只是倘若死后有灵，见到子修（曹昂字子修），他问我母亲怎么样了，我将无言以对！” 　　建安七年（202年）的这次大练兵是为即将开始的北伐作准备的，那时袁绍还没有死。在以谯县为中心的沛国、陈国、梁国以及陈留郡一带，曹操一方面加紧部队的休整和训练，另一方面筹集粮草等物资，积极备战。 　　曹操还动员军民开挖了睢阳渠，这是一条主要以军事运输为目的的人工运河，东起陈留郡的浚仪（今河南开封），西至官渡，官渡以上利用原鸿沟水沟通黄河，浚仪以下疏拓睢水河床，可以直达睢阳（今河南商丘）或者由狼荡渠南下直达陈国、汝南郡，与淮河水系相连。 　　这一带原有的人工运河众多，睢阳渠的主要工程在官渡至浚仪一段，其余都是利用原来的运河，睢阳渠修成后，黄河、淮河两大水系连接更为通畅，“曹统区”的豫州、徐州北部以及兖州一带水运能力大为提高。 　　与陆路运输相比，由水路运输军粮更便捷、更安全，损耗也最小。曹操下令大修睢阳渠，为的是提高军队的后勤保障能力，他的眼睛时刻盯着黄河以北。 　　为了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曹操亲自到浚仪视察，由谯县到浚仪途中要路过梁国，这里是曹操的忘年交、已故太尉桥玄的故乡，桥玄死后就葬在这里。 　　桥玄字公祖，是睢阳人，他跟江东二乔的父亲乔玄完全是两个人。曹操还没有出道的时候，桥玄慧眼识珠，称赞曹操是难得的人才，并给予大力扶持，对于这段恩情，曹操自然无法忘怀。 　　曹操派人以太牢之礼祭祀桥玄。所谓太牢之礼就是用牛来祭祀，这个称呼来自于西周，当时把祭祀分成三等：诸侯之祭用牛，叫做太牢；大夫之祭用羊，叫做少牢；士之祭用猪，叫做馈食。 　　牛现在是很普通的家畜，但在周朝初建时，牛是刚从雅利安人那里引进的新鲜物种，十分珍贵，用做祭品时表示最高礼节。羊在当时也是刚从藏族人那里引进的，数目也比较少，规格较牛次之；猪是华夏人民自己驯养的家畜，等级较为普通。 　　桥玄从基层干部一直干到朝廷三公，是个实干型官员，史书记载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去世时家里没有产业，丧事不用殡礼，受到当时人们的称赞。桥玄官虽然做得很大，但没有受封过侯爵，曹操用太牢之礼祭祀他，超过了普通规格。 　　曹操还亲自撰写了一篇祭文，这篇祭文写得很生动，不同于一般的客套文章，一看就是曹操自己的手笔，不仅因为这篇文章有鲜明的曹氏风格，而且在文中除了表达对桥玄的赞颂和怀念外，还讲述了一件曹操与桥玄之间的往事： 　　“当年您跟我有过约定：‘我死后要是你路过我的墓前，不用一斗酒一只鸡祭祀我的话，车过三步必叫你肚子疼，到时候不要怪我啊！’这虽然是开玩笑的话，但如果不是至亲好友，又怎么能说出来呢？现在祭祀您，不是怕您生气使我生病，而是思念以前的旧情，心中悲伤啊（怀旧惟顾，念之凄怆）！” 　　【三、刘备寄寓荆州】 　　曹操结束了他的怀旧之旅，这个时候传来了袁绍的死讯。袁绍死后的冀州局势一下子看不太清楚，但曹操知道袁绍集团的势力仍然很强大，现在不敢有丝毫大意，曹操下令把主力调往黄河沿线，建安七年（202年）夏天，他由浚仪再次来到官渡坐镇，密切注视着冀州的政局。 　　即使这样，曹操仍然无法把南线作为主战场，之前在刘备与龚都联军袭扰许县南部时，他有过一次短暂的对南面用兵，刘备闻讯逃往荆州后，曹操身边的主要参谋们都劝他先不要管刘备，还是继续把作战重心放在北面。 　　建安六年（201年）九月，刘备派糜竺、孙乾为使者前往襄阳面见刘表，表达了愿意依附的意向。刘表是正宗的刘氏宗亲，据说刘备也是高祖刘邦的后代，于是刘表热情地接纳了这个远方来客。 　　两个人都姓刘，但这不是刘表欢迎刘备到来的原因，刘表之所以愿意收留刘备，只有一个原因是真实的：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曹操。 　　刘备一行随后赶到襄阳与刘表相见，此时跟随刘备的人马并不多，当初他从冀州带出来的队伍主要是袁绍拨给他的，刘备单独行动后，这些人未必还能跟着他。刘备身边最可靠的一支部队是由赵云率领的，人数大约在几百人到一千人之间。 　　有一本专门写赵云的书叫《云别传》，内容大部分已经失传，保存下来的一节记载说，赵云在袁绍那里再次追随刘备之后，刘备与他情投意和关系密切（与云同床眠卧）。那时候张飞等人目标太大，都在袁绍的密切监控之中，而赵云相对是个新人，目标不大，刘备悄悄派赵云四下募兵，为下一步军事斗争做准备。赵云瞒住袁绍募得数百人。在刘备的事业再次陷入低谷时，这支部队对他很重要。 　　刘备的妻子甘氏、糜氏也在南下荆州的队伍中。刘备在徐州杀了车胄惹得曹操亲自征讨，刘备为了活命又一次把家眷扔下不管，甘氏、糜氏应该落到了曹操手中，而据《三国志甘皇后传》的说法，现在她们又回到了刘备身边，她们是如何脱离曹操控制的却没有记载。至于传说中她们是在关羽保护下找到刘备的，找不到史料依据，但这种可能性也确实存在。 　　刘备部将张飞的身边多了一位十四五岁的姑娘，她是一年前张飞在下邳国新娶的妻子。这个姑娘的来历很不一般，她的父亲跟夏侯渊是表兄弟，她是夏侯渊的表侄女，如果按这层关系来算，张飞就成了夏侯渊的表侄女婿。 　　夏侯家的姑娘怎么嫁给了张飞呢？说来很偶然，去年的一天，夏侯妹妹还在老家沛国，有一天外出，正好遇到从那儿经过的张飞，张飞见她美貌就把她抓了起来，看她是良家女子，于是娶其为妻。 　　夏侯妹妹从此就跟着张飞南征北战，以后为张飞生下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嫁给了刘备之子刘禅，刘禅继位后封她为皇后。如果再按照这个关系来算，刘禅是夏侯妹妹的女婿，也就是夏侯渊的表外孙女婿。 　　后来夏侯渊战死于汉中，是张飞的妻子夏侯妹妹向刘备求情，给她表叔安葬。再到后来，夏侯渊的次子夏侯霸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迫入蜀，刘禅接见了他，刘禅还把儿子叫出来与表舅夏侯霸相见，刘禅指着儿子说：“这是夏侯氏的外甥啊。” 　　一次偶然邂逅，成就了敌我阵营里的两位名将之间的特殊关系。 　　刘表对刘备很客气（以上宾礼待之），还给他增加了人马，让他驻扎在新野。 　　新野属南阳郡，此时南阳郡的治所宛县已被曹军占领，新野刚好处在宛县与襄阳中间，是敌我对攻的要冲。刘备来到新野驻扎，这样的安排他并不陌生，当年他依附陶谦时，陶谦也给他增了兵，让他驻扎在小沛，当时的小沛，一如现在的新野，说白了，刘备再一次被人当枪使，当盾牌用。 　　但刘备别无选择，这次的情况连上一回还不如，基本上属于没人没钱没地盘，已经走投无路，刘表能收留他已是很不错了，地盘虽然小点但总算有个立足的地方，也就别挑挑拣拣的了。 　　新野北距宛县五十来里，南距襄阳不足百里，面对日益强大的曹军，刘备在新野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得时刻提防敌人的进攻。刘表派了一些人说是加强他的防卫力量，其实也是来监视他的，关键时候刘备的命令对这些人并不好使。 　　面对如此复杂的内外部情况，换成别人说不定整天能愁死，但对刘备来说这点事算不了什么，多少年来他已经习惯了这种东奔西跑在刀尖上行走的生活。 　　期间，刘表和刘备还趁曹军在北面与袁绍几个儿子作战之机，向“曹统区”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进攻。刘表派刘备率部一直攻打到南阳郡最北面的叶县，曹操自己分不开身，就派夏侯率军迎击，同时派于禁、李典为夏侯的副将。 　　刘备并没有真打算打到许县去占领全中原，不是他不想，而是他很有自知之明。之所以发起此次进攻，多半是为了应付刘表，同时以此为由向刘表多要些粮草装备。 　　所以，当刘备听说曹军中赫赫有名的夏侯和于禁联袂来招呼他时，立即下令烧掉自己的营寨撤退。夏侯下令追击，副将李典认为不可，李典说：“敌人无故退兵，很可能有埋伏。往南面去的道路狭窄，草木很深，不能追啊！” 　　独眼将军夏侯不听，只想扩大战果，于是携于禁追击，留李典守营。 　　刘备有点生气了，面子都归你了，台阶也给你留足了，还这么不依不饶。刘备也是个老军人了，他给夏侯和于禁准备了一个口袋，打了他们一场埋伏。 　　根据《云别传》记载，埋伏的地点是叶县与宛县之间的博望，刘备所部依托有利地形发起攻击，形势对曹军很不利。作战中赵云十分英勇，生擒了夏侯的部将夏侯兰。 　　这个夏侯兰不是谯县人，他的祖籍在冀州刺史部常山郡，跟赵云是老乡，与夏侯、夏侯渊完全不同族。赵云以前就与夏侯兰认识，赵云向刘备求情，没有杀夏侯兰，因为夏侯兰精通法律，赵云还推荐他当了军中的执法官。 　　刘备又回到新野驻扎，在这里一驻就是好几年。这段时间虽然再无大的战事，但刘备的日子并不好过。 　　刘备走到哪里都挺有号召力，他在新野时荆州豪杰争相投奔（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这引起了刘表的猜忌，暗中更加防范他。 　　据《九州春秋》记载，刘备在新野期间，有时会到百里之外的襄阳刘表那里做客。有一次在刘表处，刘备在上厕所的时候看到大腿内侧的肉长了起来，不禁慨然流涕。 　　回到座位上，刘表见他闷闷不乐，就问原因。刘备说：“我常常身不离鞍，所以大腿内侧的肉都没了（髀肉皆消）。现在好久不骑马，这里的肉又生了出来。时光流水，日月如梭（日月若驰），我眼看快老了，却没有什么功业，所以悲伤啊。” 　　这件事不知是否确实，如果真有其事，刘备作此番谈论就很有问题，完全没有当年在许县种菜时的智慧和机警。刘备叹之于关张可以，叹之于刘表，只能提醒刘表眼前的这个人更要提防。 　　《世语》记载了另一件事，说刘表的亲信蒯越、蔡瑁等人力劝杀掉刘备，刘表采纳，准备把刘备请到府中相机动手。可是让刘备觉察出来了，他不露声色，假装上厕所，之后悄悄逃走。 　　刘备乘马逃到襄阳城西一条叫檀溪的小河前，后有追兵，前有河水，刘备急了，危难时刻刘备的这匹马出了力，这匹马的名字叫的卢，刘备对马说：“的卢啊的卢，现在很危险，可得努力呀！”的卢应声而跳，一跃就有三丈多，跳过了檀溪，刘备才得救。 　　到现在为止，至少已经有四匹名马出现：吕布的赤兔、曹操的白鹄和绝影、刘备的的卢，都见诸于史籍，留名于后世。 　　但很多人对《世语》的这条记载表示怀疑，刘表虽然信不过刘备，但总的来说还是在利用他、拉拢他，一直到刘表去世，也没有跟刘备真的翻脸。 　　不过，这两件事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刘备的处境和心态：寂寞、失落、无奈又不敢掉以轻心。这种日子一过就是好几年，一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亲自南征荆州为止。 　　在此期间，一直没有儿子的刘备收养了一个姓寇的男孩做养子，这个男孩的舅舅也姓刘。刘备收养他之后，将他改名叫刘封。 　　不过，到了赤壁之战的前一年，即建安十二年（207年），一直没有身孕的甘氏突然为刘备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小名叫阿斗，也就是刘禅。 　　【四、张辽独上三公山】 　　曹操打赢了官渡决战性的一仗，此战成为曹操军事生涯的顶峰，在他亲自指挥的战役中，此后还有北征乌桓之战、渭南之战等精彩战例，但官渡之战无论从规模、复杂程度还是对后世的影响上来看，都是曹操一生中最重要的战役。 　　有人做过统计，曹操一生亲自指挥的大小战役和战斗共五十一次，其中胜四十三次，负八次，胜率超过百分之八十，在汉魏时代，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 　　打败曹操的这八次，分别是由徐荣、吕布、张绣、孙权、刘备等人指挥，马超、袁绍也分别小胜过一次，还有一次即孙刘联军在赤壁大败曹操。这份战绩表虽然收录了曹操一生五十多次征战，但仍然存在很多遗漏，尤其是漏掉了一些虽然曹操没有亲自临阵却直接指挥的战斗，在这些战斗中，曹操的胜率明显没有那么高了。 　　最早对曹操一生军事成就做出系统性点评的也许是诸葛亮，在他的《后出师表》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图之，委任夏侯而夏侯败亡。先帝每称操为能，犹有此失…… 　　这段话的意思是：曹操的智慧计谋，远远地超过一般人，他用起兵来就好像孙膑、吴起一样。可是他却曾在南阳受困，在乌巢处于险境，在祁连山上遭到危险，在黎阳被逼，几乎在北山失败，差一点死在潼关，后来才在表面上稳定了一段时间……曹操五次攻打昌霸没有获胜，四次渡过巢湖没有获得成功，任用李服，可是李服却图谋杀死他，委任夏侯渊，可是夏侯渊却战败身亡。先帝常常称赞曹操是个有才能的人，但他还有这些失误的地方…… 　　就是在这篇文章里，诸葛亮说出了“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句名言。按照诸葛亮的评价，曹操虽然是当代的孙膑、吴起，但也有打败仗的时候。诸葛亮举了一些例子，尤其说到了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按照这个说法，曹操仅在这两个地方就吃了九次败仗。 　　诸葛亮此处并非贬低曹操，他想说的是现实中没有常胜将军，像曹操那么厉害的人，也有打不赢的时候。 　　但是，《后出师表》是不是诸葛亮本人所作目前仍存在争论，文中所提到的这些战例则争论更多。其中“五攻昌霸不下”比较含糊，至今没有统一的说法。 　　不过，这也是有来历的，昌霸虽然不像吕布、刘备、袁绍那样知名，但对曹操来说却更麻烦。官渡之战后，曹操曾一度分出了不少精力来对付他。 　　一般认为，《后出师表》中所提的昌霸即是昌，跟臧霸一样都是“泰山帮”的成员。如前所述，“泰山帮”是曹操集团内部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名义上服从曹操实际上自由得多，曹操想彻底解决他们但终其一生都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昌多次叛而又降，降而又叛，这大概就是“五攻昌霸不下”的由来。 　　前面讲过，曹操灭吕布后专门把臧霸找出来，任命他以及昌、孙观、吴敦、尹礼等人为郡守、国相，让他们防守青州、徐州一带。昌被任命为徐州刺史部的东海郡太守，该郡相当于现在江苏省东北部、山东省南部地区，范围涵盖今天的连云港到枣庄一带。 　　建安五年（200年）刘备脱离曹操在徐州起兵时，昌也宣布起兵，配合刘备行动。曹操亲征刘备，刘备逃到冀州，曹操急于回师官渡，无力追击刘备，也没有时间收拾昌，这大概是“五攻昌霸不下”的其中之一。 　　建安六年（201年），曹操取得官渡大捷的第二年，借着向东面调兵以及给部队搞拉练的机会，派夏侯渊分兵攻打东海郡的昌，派张辽为副将。曹军将昌的大本营三公山围了起来，昌依托有利地形坚守。 　　现在全国叫三公山的地方有很多处，昌守的三公山在哪里已经不详，应该位于苏北、鲁南一带。当年曹操征陶谦曾围攻这一带的郯县，陶谦在外援刘备的帮助下打了一个漂亮的郯城保卫战，曹军攻城无果，被迫撤军。如今曹军又在昌面前一筹莫展，围城数月，居然没有打下来，曹军准备的粮食眼看要吃完了。 　　夏侯渊考虑撤军，但张辽不同意。张辽说：“最近我发现敌军的箭和流石越来越少，大概这是昌心里犹豫不定，不想力战，我想试试能否把他招降。”夏侯渊没有更好的办法，就说那试试吧。 　　张辽来到三公山下，让军士朝上面喊话：“曹公有令，让我来传达！”昌听到后，果然从山上下来跟张辽对话。张辽力劝昌投降，昌居然听劝，表示愿意投降。张辽为了取得昌的信任，主动提出一个人随昌上山。 　　张辽到了昌的家，像老朋友一样拜访昌的家人。张辽的真诚打动了昌，昌随张辽下了山，后来又一同拜见曹操。曹操对昌既往不咎，仍然让他担任东海郡太守。 　　曹操听了张辽的叙述，想到张辽上三公山也有可能遇到危险，有点替张辽感到后怕，就责怪他说：“这可不是大将的处事方法呀（此非大将法也）。”张辽说：“明公您的威信著于四海，张辽奉命而行，昌必然不敢加害！” 　　昌的这次反叛虽然被平定了，但青徐一带仍然是曹军的软肋，冀州形势未定，曹操不可能在此过多停留。对于青徐事务，曹操除了继续依靠臧霸、昌等人外，也想了一些办法，他先后派出一批人到地方上任职，培养嫡系势力，何夔和吕虔就是他们中间的代表。 　　何夔字叔龙，豫州刺史部陈国阳夏县（今河南太康）人，以孝行著称，他也是名门之后，跟袁术有亲戚关系，袁术表兄袁遗的母亲是何夔的姑妈。何夔避乱淮南期间曾被袁术征召，但他对袁术十分不看好，为逃避袁术，一度跑到山里躲了起来。袁术很不高兴，但由于是亲戚，也没有过于为难他。 　　何夔后来潜回家乡。曹操担任司空后，四处延揽人才，听说何夔的名气，就征召他为司空府下面的副处长（掾属）。据《三国志何夔传》记载，曹操治下很严，对于犯错的办事人员，动不动就施以杖刑，何夔身上常揣着毒药，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打算誓死也不受辱。 　　据《魏书》记载，刘备在徐州反叛后，徐州一带响应刘备的郡县很多。曹操为了稳住形势，派陈群等一批名士担任地方官，何夔作为名士被任命为离曹操故乡谯县南面不远的城父县令。 　　后来，曹操开拓青州，在山东半岛一带设了一个长广郡，下辖六个县，治所在今天的山东省莱阳附近，这里远离“曹统区”，在当时近乎孤岛，曹操想物色一个能干的人到那里任职，他看中了何夔。 　　当时长广郡一带海盗盛行，其中以管承、王营等海盗头目势力最大。何夔到任后，大力平息海盗，发展生产，在那里站稳了脚。 　　针对曹操刚刚颁布的一些新法令及租税征收政策，何夔认为长广郡新建，又紧邻敌占区，不宜立即推行这些新法，就上书曹操建议缓行，同时认为管理郡国应该分远近新旧实行不同的标准，对于一些小事，可以由地方官权宜处理。 　　何夔的建议在现代管理学上就是分类管理、差异化经营，以及一级法人下的分级授权管理，对于长广郡这样成立时间不长、敌情又相当复杂的偏远郡国来说，这些都相当重要。曹操爽快地接受了何夔的建议。 　　何夔经营长广郡，为曹操在遥远的山东半岛打下了一根坚实的桩基，对于争夺青州、稳定整个东面的形势意义都十分重大。 　　吕虔字子恪，兖州刺史部任城国人，前面已提到，曹操担任兖州牧时便召吕虔为州政府属吏，看到他有勇有谋，便派他带兵驻扎在湖陆县（今山东鱼台）。昌在东海郡反叛后，东海郡的襄贲县（今山东枣庄东南）炅母等人响应昌，襄贲县公安局局长（县都尉）杜松无力平叛。曹操觉得吕虔有能力，就让他代替杜松担任襄贲都尉。 　　在《三国志》等史书中，襄贲都尉都写为襄贲校尉，校尉通常设于郡国一级政府或边境地区，此处襄贲县应该只有都尉。 　　吕虔到任后，展示出他的谋略和果敢，他设计诱使炅母等几十个叛乱头目来喝酒，派壮士隐秘埋伏于周围，等这些人喝醉之后，伏兵尽出，全部诛杀，形势稳定了下来。 　　曹操发现吕虔确实有才能，就委派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到青州刺史部泰山郡当太守。泰山郡以出精兵而与江南的丹阳郡齐名，此地民风强悍，黄巾军余部活动频繁，在其头目徐和等人带领下攻城占地，势力很大。吕虔上任后，在夏侯渊所部配合下对徐和进行清剿，很快平定了泰山郡。 　　建安七年（202年），曹操下令表彰吕虔的功绩。表彰令说：“有了志向就去完成它，这是烈士不惜牺牲所追求的。你到泰山郡以来，擒奸除暴，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作战中你亲冒箭石，每次出征必获胜利。过去寇恂治理汝南郡、颖川郡出了名，耿在青州、兖州一带建立了功业，古今如此。” 　　曹操后来还让人举荐吕虔为茂才，加授他为骑都尉，让他在泰山继续当太守。吕虔前后在泰山郡任职十多年，为曹操巩固青州立下了大功。 　　【五、布局东南】 　　官渡之战后的第二年即建安六年（201年），曹操阵营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曹操任命的广陵郡太守陈登因病去世，这对曹操在徐州、扬州等东南一带的发展是沉重打击。 　　广陵郡是徐州刺史部最南面的一个郡，大致范围相当于今天江苏省长江以北的部分地区，郡治广陵县即今江苏省扬州市。扬州市在汉末属徐州刺史部管辖，而扬州刺史部的治所在九江郡的历阳（今安徽和县），袁术统治扬州期间，又长期以九江郡的寿春（今安徽寿县）为基地，后来把伪皇宫也设在了那里。 　　广陵郡西面与扬州刺史部的九江郡、庐江郡相邻，南面与扬州刺史部的江南四郡相望，扬州在传统上是袁术的占领区，曹操在这里没有什么势力。孙策崛起后迅速统一了江南，后来又驱逐了亲曹操的刘勋，把势力范围扩展到长江以北。 　　孙策意外身亡后，孙权接替了兄长的事业，势力范围进一步扩大。曹操当时正集中精力在北面作战，无力考虑东南事务，陈登占有的广陵郡就成了曹操布局东南的唯一支点。 　　前面提到，徐州本土出身的陈登是地方实力派人士，先后辅佐过陶谦、刘备，后又跟随吕布，这些人都对陈登很倚重，因为他在徐州很有影响力。经过对形势的判断，陈登认为吕布难有成就，于是与其父陈暗中投靠了曹操，在曹操灭亡吕布之战中出了大力，被曹操任命为广陵郡太守，同时拜为伏波将军，主持东南一带的军政事务。 　　曹操对东南方面的支持很有限，他原希望陈登能看住东南面的这个大门就行，没有更多奢求，但陈登干得很出色，远远超出了曹操的期望。 　　陈登到广陵郡后首先抓干部队伍建设，他明赏罚、重威治，使各级官员的精神面貌为之一新，也赢得了百姓的信赖。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他进一步安抚民众，发展生产，很快便把地方治理得欣欣向荣，陈登也树立起崇高威望（甚得江淮间欢心）。陈登还收编了郡内的流寇武装，建立起自己的军事力量。 　　陈登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先贤行状》一书称，陈登此时产生了“吞灭江南之志”。 　　陈登在广陵郡的发展引起了江东孙氏的注意。建安四年（199年）孙策在世时，在与庐江郡太守刘勋作战的同时，派孙权进攻陈登的军事基地匡琦城（今江苏射阳附近）。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是十比一，陈登泰然自若，根本没把孙权当回事。 　　据《先贤行状》记载，陈登下令关上城门，偃旗息鼓，向敌人示弱，自己登上城楼进行观察。在城外的敌人不明究竟的时候，陈登突然下令打开南城门出击。孙权所部没有防备陈登会来这一手，阵形大乱。陈登亲自擂鼓助威，杀得敌人大败。此战孙权损失了一万多人。 　　孙权刚出道就遇上了老练的陈登，对此战的记忆在孙权一生中想必都十分深刻。 　　敌人虽败但依然强大，陈登一边组织军民积极做好守城准备，一边派郡政府人事处长（功曹）陈矫到曹操那里搬救兵。在救兵未到之前，为了迷惑敌人，陈登命令大家在军营外十里的地方准备大量柴禾，每隔十步放一堆，一到夜里就点上火，然后组织大家使劲喊叫欢呼，好像跟援军会师一样。 　　趁着敌人疑惧之时，陈登再次主动出击，又斩获一万多人，在未得到曹军主力支援的情况下，就把危机化解了。 　　但广陵郡位置太靠近江南，曹操考虑防守此地成本太大，于是收缩防线，在扬州和徐州之间的己方占领区新成立一个东城郡，由陈登以伏波将军的身份兼任太守。 　　以陈登的军政才能及个人志向，本应该在此大展身手，但他却英年早逝了，死时才三十九岁。 　　有点奇怪的是，《三国志》里没有给陈登单独立传，只是在《吕布传》里顺便对他进行了介绍，通常这意味着陈登有问题，要么是叛徒，要么因罪被杀，但在所有史料里都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 　　有分析认为，陈登并非真心依附曹操，他是地方实力派，有点像臧霸，甚至比臧霸还自由。陈登一直扬言要吞并江南，未必是想给曹操打天下，陈登也想建立自己的事业，成为曹操、孙权这样的一方诸侯。 　　这样的分析也只是推测而已，但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释《三国志》里没有单独为陈登作传的原因。 　　不过，陈登的死因在《三国志方技传》里可以查到，他是得病死的。陈登就任广陵郡太守不久，有一段时间感到胸闷，面色发红，吃不下饭，就请他们家的老朋友名医华佗来诊断。 　　华佗字元化，跟曹操同是沛国谯县人，当时已经是享誉天下的名医，他喜欢四处行医，不分地位尊卑对病人一视同仁。陈登的父亲陈当过沛国相，期间举荐华佗为孝廉，因为这个原因，陈登和华佗有故交。 　　华佗对陈登进行了一番诊断，认为陈登吃海鲜水产等生腥的东西太多，在胃中生了大量寄生虫，已经郁结难化。华佗煎了两升汤药，让陈登先服一半，隔一会儿再喝另一半。 　　陈登按照医嘱服下汤药，不到一顿饭功夫，即呕吐出了三升多长相奇怪的虫子，病也马上好了。华佗说：“这个病三年后还会复发，遇上好医生才有救。”三年后，就在陈登刚调任东城郡太守不久，他的病果然复发，可惜华佗这时不知道在哪里，周围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陈登不治而死。曹操在官渡前线开始发作的头痛病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每次发病都心慌意乱，眼冒金星，一般医生治疗效果都不大。他听说了这件事后，就派人把华佗找来。华佗采取针灸疗法，扎曹操背上的膈腧穴，曹操的病情立即减轻，于是就把华佗留在身边当专职保健医生。 　　陈寿大概不太懂医学，收集的资料也不够详实，膈腧穴在背部第七椎节下面一侧的一寸五分处，扎这里通常是治疗咳嗽、反胃等病症的，要缓解头部的眩晕疼痛，扎的应该是通天穴或天柱穴。 　　陈登之后，曹操急需物色一个能干的人应对东南方面的事，他选的是在司徒府里当处长（司徒掾）的刘馥。 　　刘馥字元颖，沛国相县人，是刘氏宗亲但枝节已经很漫远了。曹操刚到许县时，刘馥说服袁术的部将戚寄、秦翊投诚，曹操很高兴，让司徒赵温征辟刘馥为掾。 　　建安初年在荀推荐给曹操的人才里有一个人叫严象，是关中人，博学机智，曹操对他寄予厚望，袁术死后派他担任扬州刺史。曹操阵营的扬州刺史象征意义更多，他调动不了名义上是其下属的孙策、孙权等人，要地盘必须自己去打。 　　建安五年（200年）孙权手下的庐江郡太守李术突然发难，攻击严象，把严象杀了，严象死时三十八岁。 　　李术此举并非孙权指使，李术也是想趁乱另起炉灶的一个人。像这样的地方割据势力在那时应该还有不少，陈登估计也算一个，但最终像孙权那样成大事的就极少了，不仅要靠胆量和信心，还要靠实力和运气，不能以为拉起一面大旗就能包打天下。 　　李术可能以为孙策刚死，孙权年轻没有经验和威望，而曹操又无力顾及东南事务，于是想自立门户。但是他错了，孙权年轻不假，但却很有两把刷子，对于李术不听招呼的行为，孙权果断地给予痛击。 　　孙权知道曹操也恨李术，就先向曹操报告，打的旗号是给严象报仇，请求曹操在李术求援时不要理他。孙权急攻李术的大本营皖城，李术走投无路，果然向曹操求救，曹操不理，皖城攻破，孙权屠皖城，将李术枭首示众。 　　李术失败后，曹操和孙权加紧了对扬州江北二郡的争夺。曹操把刘馥从司徒府处长的闲职上调过来，破格提拔他为扬州刺史，派他到九江郡、庐江郡一带跟孙权抢地盘。 　　当时，扬州的江北二郡除孙权、曹操各有一部分势力外，还有梅乾、雷绪、陈兰等流寇势力。刘馥很能干，他接受任命以后，单人匹马来到九江郡的合肥县（今安徽合肥），在这里建立州治，然后招降了雷绪等人。 　　在此后的几年中，刘馥积极开展地方治理，发展生产，招纳流民，开展大规模屯田，兴修和治理了芍陂、茹陂、七门、吴塘等水利工程。他加紧城防建设，大修合肥城，准备了大量的守城用具，使合肥成为重要的军事基地，以后一次次抵挡住了孙吴的进攻。数十年间魏吴势力此消彼涨，但孙吴从来没能越过合肥一线，这与刘馥的贡献密不可分。 　　刘馥主政扬州，阻挡了孙权势力向北面的进一步发展，为曹操统一北方争取了时间。 　　遗憾的是，刘馥身体也不怎么好，六七年后即赤壁之战时，刘馥也因病去世了。 　　【六、莫欺负孙权年少】 　　让我们把时间稍稍往前拉，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初四，孙策死于意外事件，死前急招张昭等人嘱咐后事，当着众人的面把权力移交给二弟孙权。不过，在张昭等人眼中，孙权其实并不是最佳继承人。 　　据《三国志孙翊传》记载，张昭最中意的人是孙策的三弟孙翊，理由是孙翊的性格更像孙策。张昭曾向孙策建议由孙翊继位，但孙策没有答应，而是选择了孙权，当时孙权年仅十八岁。 　　如果孙权不是这块料，那就是孙策看走眼了，也就没有之后孙吴的基业了。可是，孙权确实是这块料，别看他当时只有十八岁。 　　孙权的名字叫“权”，字“仲谋”，“仲”是因为他排行第二，一般说名如其人，孙权的名字也正如其人：机谋过人。如果这个名字是他父亲孙坚起的，说明孙坚也很识人。 　　十八岁的孙权挑起了父兄留下来的大业。他面前的道路并不平坦，不仅外有强势集团曹操、刘表，以及众多山匪、流寇和割据势力，而且本阵营内部不服他的也大有人在，李术敢挑战他就是一例。甚至孙氏宗族的内部也有人不服他，堂兄孙辅就是其中一个，孙权刚一接班，孙辅就开始发难了。 　　孙辅的目标很明确：把孙权拉下马，自己取而代之。 　　孙辅是孙羌的二儿子，孙羌是孙权的伯父，孙辅的年龄比孙策还要大，比孙权就大得更多。孙辅从小跟着哥哥孙贲作战，在孙策开拓江东过程中，孙辅和孙贲都坚定地支持孙策。后来，孙策新成立了一个庐陵郡，任命孙辅为太守，因为孙辅功劳比较大，又授予他平南将军，假节、领交州刺史。 　　孙策死前的最高军职是讨虏将军，这还是他向朝廷使臣求来的，本来朝廷只准备授给他一个讨虏校尉。现在，他私自授予下面人的官职比他自己的职务还高，并且还“假节”，说明他已经以朝廷代言人自居了。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袁绍、公孙瓒早就这样做了。 　　孙权接班的时候，弟弟孙翊、堂兄孙都有资格和能力代替他，但他们也就想想而已，没敢表露出来，原因是实力不足，而孙辅不一样，他不仅敢想，而且敢干。 　　孙辅想自己无论年龄、战功还是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都强于孙权，为什么今后要听这个小兄弟的指挥？孙辅决定与孙权分庭抗礼，为了增加成功的把握，他要拉个外援来作后盾，这个外援居然是曹操。 　　据《魏略》记载，孙辅趁孙权在东面用兵之际，偷偷给曹操写了封信，这封信的内容不详，只说“赍书呼曹公”，可能是要曹操派援兵来，一旦自己跟孙权翻脸，好站在自己的一边。 　　孙辅认为曹操一定会答应，因为对曹操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分化瓦解孙氏集团。但曹操最终却没能看到这封信，原因是“行人以告，权乃还”，行人报告了孙权，孙权回兵了。 　　“行人”不是行路之人，也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而是使者的别称。孙辅派去给曹操送信的人反水，把信交给了孙权。孙权赶紧回来，他与张昭商议对策，布局停当之后，佯装不知，跟张昭一块见孙辅。 　　兄弟俩言谈之中，孙权突然发问：“兄弟间闹点不愉快，干吗要呼外人来（兄厌乐邪，何为呼他人）？”孙辅知道事情败露，无言以对。 　　为了维护孙氏内部的团结，孙权没有处死孙辅，但把他身边的幕僚亲信全部杀了，又将孙辅所部重新整编，分散到其他队伍中，之后将孙辅软禁了起来。 　　孙权接班伊始就分别遇到了李术和孙辅的挑战，他依靠智谋和霹雳手段将危机一一化解，显示出与他年龄不相符的沉着和老练，说明他天生就具有领袖才能。 　　经过这两次危机，孙权的威望迅速提升，本集团内部想向他叫板的人不得不收敛了。 　　但孙权面临的外部危机仍然存在。早在孙策刚死的时候，曹操就曾考虑过趁机讨伐孙权，孙权的旧部、此时已被朝廷征召为侍御史的张竭力劝谏，曹操才打消了念头。 　　其实，让曹操打消念头的根本原因是他分不开身。孙策死时，官渡总决战全面打响，曹操即使认为此时是解决东南乃至整个江南问题的一个好机会，但也没有举兵讨伐的能力。 　　曹操于是以献帝的名义拜孙权为讨虏将军，兼任会稽郡太守，正式承认了孙权对孙策权力的继承。曹操同时任命张为会稽郡东部都尉，这样张又回到了江东。《三国志张传》认为曹操之所以放走张，是想让张影响孙权，最终使孙权“内附”。 　　但这只是曹操的美好愿望，因为张不是陈登，张对孙氏的感情更深，当年孙策亲自赶到江都听取张对时局的分析，张的那一番足以与“隆中对”齐名的“江都对”，开启了孙策拓展江东的大业。之后张全力支持孙策的事业，这样的人，曹操是无法策反的。 　　张回到江东后，仍然深受孙氏集团的尊敬和重用，孙策的夫人吴氏因为孙权太年轻，就让张和张昭共同辅助孙权，张也尽心竭力，兢兢业业，成为孙吴的重臣之一。 　　官渡之战曹操大胜，兵强马壮，于建安七年（202年）重新想起了孙权，他下书要孙权送儿子到许县来做人质（下书责权质任子）。这是一件大事，孙权召集众人商议，对于是否答应曹操的要求，大家莫衷一是（犹豫不能决）。 　　孙权自己的想法是不接受曹操的要求，但看到自己手下们思想并不统一，就派周瑜去拜见母亲吴夫人，商议对策。周瑜坚决反对送人质，他认为江东有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将来一定有更大的作为，没有必要搭理曹操的无理要求。吴夫人在周瑜、董袭等人的影响下，坚定了想法，最后由吴夫人出面告知大家这一政策，孙氏集团内部的思想逐步统一。 　　这是曹操让孙权第一次送人质，以孙权置之不理而告终。曹操官渡之战虽然大胜，但解决河北问题才刚刚开始，这一仗他又打了好几年，期间一直无力追究孙权，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 　　送人质事件让吴夫人对周瑜另眼相看，吴夫人把孙权等兄弟几个叫到跟前，对他们说：“公瑾跟你们的哥哥同年，比你们哥哥只小一个月，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你们也要以兄长之礼待他。” 　　孙策时期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人才班底，文士方面有张昭、张、秦松、陈端等人，武将方面有程普、黄盖、韩当、蒋钦、周泰、陈武、董袭、吕范、凌统以及本族的孙贲、孙翊等人。这些人有的是孙坚时代的旧人，有的跟着孙策创业，孙策在他们面前有绝对权威，现在孙策不在了，孙权要想成事，必须也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来。 　　孙权除了将这些旧人团结在自己周围外，还逐渐培养自己的嫡系，周瑜、鲁肃等人的地位便迅速上升。 　　前面说过，周瑜是孙策的至交，孙策死前就寄厚望于他，让他领重兵，任命他为江夏郡太守，但周瑜在孙氏集团内部的资历当时还比较浅。 　　孙策死得毫无先兆，此时周瑜远在巴丘（今江西峡江），距离吴郡上千里，他得到孙策死讯后，立即率兵以急行军的速度回师，对于稳定孙氏集团内部形势、保证孙权顺利接班发挥了重用作用。 　　事后，周瑜被留在吴郡，担任中护军，与张昭共同处理日常事务（共掌众事），形成了武有周瑜、文有张昭的格局。周瑜此时的地位迅速上升，手中的实权超过了程普等老将以及孙贲等孙氏宗亲。 　　张昭作为文官领袖，他对孙权的态度却十分微妙，表面上看张昭是孙策托命之臣，处于辅臣的地位，孙权又以师傅之礼事之，但在张昭的内心里，对于这个他原先并不属意的接班人有一种复杂的想法。 　　把你当成师傅是领导的一个姿态，你千万不能认为自己真的就是老资格了。对于一个集团来说，无论何时何地领导的权威都是第一位的，无论这个领导是否年轻，也无论你自己资历多老、功劳多大，都要维护好领导的威信，可惜张昭不懂这些。 　　张昭在孙权面前常以长者自居，频频厉言进谏。孙权表面顺从，但内心很不舒服。在这样的背景下，另一个文士很快崛起，他就是鲁肃。 　　鲁肃字子敬，《三国志鲁肃传》说他是临淮东城人。东汉没有临淮郡或临淮国，此处的临淮不知具体指何处。不过当时确有东城县，在扬州刺史部的九江郡与徐州刺史部的广陵郡交界处，属于广陵郡，一般认为此地在今安徽省定远县附近。鲁肃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由祖母把他养大，他们家很富有，是当地有名的大财主。 　　鲁肃很有钱，他乐善好施，经常大散家财，甚至把地卖了，以赈济穷人，他好结交朋友，在地方上很有影响力。据《吴书》记载，鲁肃身材魁梧，相貌出众（体貌魁奇），精于奇谋，又擅长骑马射箭，经常召集一帮年轻人到山中狩猎，其实是去搞军事操练，借狩猎演兵习阵。 　　周瑜投奔孙策后，被孙策任命为居巢县长，该县在庐江郡。有一次周瑜带着数百人远赴九江郡一带执行任务，军粮成了问题，他听说鲁肃家富有，于是来找鲁肃，要求支援点粮食。 　　鲁肃家有两个大粮仓，每个粮仓存米三千斛，合三万斗，是一个大数目。鲁肃随便指了其中一个送给周瑜，周瑜大为惊奇，于是和他结成好友。 　　袁术听说鲁肃的大名，想任命他为东城县长。鲁肃看到袁术成不了大事，予以拒绝。他知道袁术不会善罢干休，于是组织本族人以及跟他平日交好的年轻人共一百多人到居巢找周瑜。 　　这个是《三国志》的说法，《吴书》记载与《三国志》略有不同，说鲁肃不是到江北的居巢而是到江南去找周瑜的，带领的也不是一百多人而是三百多人，这个说法似乎不确切。不过《吴书》记载了鲁肃一行人此次出奔的细节，展示了鲁肃除了有谋也有勇的一面。 　　据《吴书》记载，鲁肃让老弱者走在前面，让强壮的人走在后面，他们刚出发，袁术的人就追来了。鲁肃让人在远处立了个盾牌，他自己拉满弓，对追兵说：“现在天下大乱，有功不能赏，不追也不会受罚，你们都是大丈夫，难道看不清这些吗？为何还要苦苦相追？” 　　鲁肃冲着盾牌射出一箭，箭杆射穿盾牌而过，把追兵震住了，于是不再追赶。 　　鲁肃找到周瑜后，又因为祖母去世回到东城县一段时间。孙权继位后，周瑜把鲁肃推荐给孙权，孙权在一次宴会上第一次见到鲁肃，与他交谈后十分高兴，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宴会散去，宾客们都走了，鲁肃也要告辞，孙权却把他留下，引到密室中，面对面进行交谈。 　　孙权说：“如今汉室倾危，四方纷扰，我继承父兄余业，想建立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勋，先生既然惠顾于我，如何来帮助我呢（君既惠顾，何以佐之）？” 　　鲁肃回答道：“当年汉高祖刘邦想尊崇义帝，却不能够，因为有项羽的缘故。现在的曹操，就像当年的项羽，将军为什么还要当齐桓公和晋文公呢？据我看来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也不可能马上灭亡。我为将军考虑，只有鼎足于江东，以观天下之变。这样的计划是现实可行的，因为北方多事（北方诚多务也），趁着多事，我们剿除黄祖，进伐刘表，占据整个长江流域（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是汉高祖的事业呀，岂是齐桓晋文所可比的？” 　　鲁肃的这番高论与日后诸葛亮“隆中对”中提出的“天下三分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鲁肃提出这个观点时至少比诸葛亮早了好几年。官渡之战曹操大败袁绍后，中原局势渐趋明朗，在鲁肃、诸葛亮等有识之士看来，“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已成为一种共同看法，他们分别提出三国鼎立的构想，事后证明是很有远见的。 　　鲁肃迅速在孙氏阵营里脱颖而出，《三国志鲁肃传》记载，孙权对张昭的话慢慢不以为然，而对鲁肃越发重视。这引起了张昭的不满，张昭经常责怪鲁肃不能谦让下士，对他非议很多（颇訾毁之），认为鲁肃年少粗疏，不能重用，但孙权不听，对鲁肃更加倚重。 　　孙权年纪不大却很有领导才干，他接手孙氏集团后，内外迅速呈现出一派新气象，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原有势力范围，还有了新的发展，内部人事格局也越来越明晰，使用旧臣，提拔新人，使孙氏在江东一带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最终成为曹操的主要对手之一。 　　第七章 北上太行山 　　〔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曹操终于占据了整个北方。这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其艰难程度也许只有他自己最清楚。转战于太行山上，迎着呼啸的北风，听着熊虎嘶嚎，看着迷失的道路，曹操不禁发出了“艰哉何巍巍”的慨叹。〕 　　【一、袁氏兄弟相攻破】 　　建安七年（202年）五月，一代风云人物袁绍因病去世，他留下了未竟的事业，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也留下了一个烂摊子。 　　倒不是说他留下的家业不够大，实力不够强。相反，虽然经过官渡之战的惨败，但他一手缔造的袁氏集团仍然保持了强大的实力，只是直到临死前他都没有解决好本集团内部的纷争问题，尤其是继承人问题，随着他的死去，这个集团开始了严重的内讧。 　　袁绍的原配夫人姓氏不详，他续配的妻子姓刘，是一个厉害的女人，在很多方面都能当袁绍的家。在袁绍的三个儿子中，刘氏喜欢小儿子袁尚，经常在袁绍面前说他的好话（数称于绍），而对老大袁谭抱有成见。在刘氏的影响下，袁绍也逐渐倾向于袁尚。 　　家和万事兴，家里不合则外人欺。袁绍迟迟不明确继承人的问题，官渡之战前夕又分别委派三个儿子和外甥高干为四个州的刺史，无异于向世人宣告他们家庭内部出现了分歧。 　　沮授、田丰这样有责任感的人看到后会向袁绍苦谏，而逢纪、审配、辛评、郭图这些投机分子则看到了机会。于是，逢纪、审配依附于袁尚，辛评、郭图依附于袁谭，形成了两大派。 　　据《英雄记》说，逢纪和审配原来并不和，但官渡之战后二人关系发生了戏剧性改变。袁绍官渡之败审配应该负重大责任，后来有人向袁绍说审配的坏话，袁绍问于逢纪，逢纪使劲帮审配打圆场，弄得袁绍很奇怪，放在以前，这正是逢纪求之不得的落井下石的好机会。 　　袁绍于是问逢纪原因，逢纪这小子居然冠冕堂皇地说：“以前我们闹矛盾是私人恩怨，现在可是国家大事。” 　　其实他们眼里的私人恩怨从来都是重于国家大事的，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逢纪之所以护着审配，是因为郭图、辛评已经团结在一起，他没有别的人选可联络，只能团结审配。为了共同的目标，这一对曾经互为眼中钉的对手走到了一起。 　　袁绍大概没想到他会死得那么早，一直到闭眼的那一刻还没有给大家一个明确的政治交待。袁绍死后，大多数人认为袁谭是老大，应该推举他做接班人。但此时袁谭在外地，逢纪、审配等人在刘氏的帮助下掌握了先机，伪造袁绍的遗嘱，抢先让袁尚接班。 　　据《典论》记载，袁绍的后妻刘氏生性嫉妒，为人凶残，袁绍刚死还未来得及入殡，她就把袁绍生前宠爱的五个小老婆全部杀死。刘氏很迷信，她怕这几个人到阴间见到袁绍告她的状，于是把她们的头发剃了，用墨涂黑她们的脸（髡头墨面），把她们全部毁容。她心爱的小儿子袁尚倒也挺孝顺，帮助老妈把她们的家人全部杀光。 　　史书对袁谭的评价较袁尚好，认为袁谭颇为仁爱聪慧，而袁尚仅仅是长得英俊而已。袁谭此前担任青州刺史，虽然说不上有什么特别建树，倒也基本称职，在实践中锻炼了才干。 　　袁绍吐血而死的时候袁谭估计在青州，他听到消息赶到邺县时，袁尚已经宣布继位，大势已去，于是袁谭在辛评、郭图等人跟随下移驻黄河边上的战略要地黎阳，自称车骑将军。 　　开始袁氏兄弟还没完全翻脸。据《三国志袁绍传》记载，逢纪、审配拥戴袁尚是“代绍位”，即接替袁绍的职位。袁绍死前是大将军，袁尚继承的应该是这个职位，虽然这个职位应该由朝廷任命，但现在的实际情况已经不可能，袁尚比较方便的做法就是把朝廷颁给他老爹的印绶拿过来自己用就行了，反正那上面也没刻名字。袁谭自称车骑将军，这是大将军的副手，说明他名义上仍服从袁尚的领导。 　　黎阳是与曹军对峙的前线，袁谭替兄弟袁尚看大门，可袁尚却不给支援（少与之兵），还把逢纪派过去监视他的行动。袁谭请求增兵，审配鼓动袁尚不答应，袁谭忍无可忍，把逢纪杀了，兄弟俩正式翻脸。 　　曹操得到报告后认为这是个机会，于是在这年九月渡过黄河，进攻黎阳的袁谭。袁谭告急，再次向袁尚求援。 　　有一句话叫“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说兄弟们虽然在家里争吵，但一有外面人来欺负便能立刻团结起来对付敌人。这句话出自《诗经》，用到现在最合适不过了。袁尚再笨，也知道哪是敌我矛盾，哪是内部矛盾，在曹军的进攻面前，他决定亲自率兵支援大哥。 　　袁尚之所以亲自来，不是出于对敌情的重视，而是害怕派别人来镇不住大哥，让袁谭趁机把他的人给夺去了（恐谭遂夺其众）。袁尚让审配守邺县，自己率部到达黎阳。 　　事实证明，袁绍即使死了，他留下来的军队仍然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从这一年的九月一直到次年的二月，曹操亲自指挥围攻黎阳，居然没能打下来。 　　后来，袁谭、袁尚估计实在守不住了，突然率部趁夜逃出黎阳，退还邺县。曹操率军追击，袁尚终于找着了露脸的机会，在路上打了曹军一个埋伏，曹军败退。之后，曹军竟然放弃追击，直接退回黄河南岸了。 　　曹操此举让人不解，但这是明智的，或许曹操也想到了《诗经》里的那句话，对于随时会反目成仇的袁氏兄弟来说，加强进攻只能让他们更团结，而一旦外界压力减轻他们就会陷入内斗。 　　事实果然如此。 　　曹军撤退后，袁谭对袁尚说：“我部铠甲不精，所以前面让曹操打败了。现在曹操退兵，将士都盼着回家，等他们还没有渡过黄河时，突然发起进攻，可以让他们大败，这个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呀！” 　　袁谭自愿为前部，请求更换将士铠甲并派兵进行支援。 　　对于袁谭的建议袁尚犹豫不决，既不增兵，也不给袁谭换装备。袁谭大怒，郭图、辛评趁机对袁谭说：“当初挑拨你们父子兄弟关系的是审配，都是这小子进的谗言（皆是审配之所构也）。”袁谭相信，于是率兵攻打袁尚，双方交战于邺县城外。此战袁谭失利，退到了渤海郡的南皮（今河北南皮）。 　　袁氏兄弟互相动了手，曹操看了心里自然高兴，但有个人看了却揪心，他就是刘表。 　　《魏氏春秋》记载，刘表看到袁谭和袁尚不和，十分担忧，他派人分别给这兄弟俩送信劝和。他给袁谭的信中写道，你弟弟虽然做得有些不对，但事已至此，争斗也是徒劳无益，仁义之士应该忍辱负重。刘氏虽然不喜欢你，但还没有到春秋时期的郑庄公与姜氏那样的程度，你们兄弟俩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舜与象那样尖锐，郑庄公尚且能筑地道与母亲团聚，舜也能把象分封到有鼻这个地方，你们更应该和好。 　　郑庄公和舜的典故说的都是一家人之间如何抛弃旧仇重新和好，刘表为了劝袁谭着实查了不少资料，下了不少功夫。 　　刘表写给袁尚的信也一样，引用大量典故，劝他以事业为重，先与兄长合作把曹操消灭了再来论谁是谁非。刘表说，如果兄弟能和好，袁家和汉室就都有指望了，如果不是那样，同盟也就永远完了（若其泰也，则袁族其与汉升降乎；如其否也，则同盟永无望矣）！ 　　刘表对袁氏兄弟的事这么上心，是因为他慢慢看清了形势，袁绍集团的灭亡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好事，陶谦、吕布、刘备、公孙瓒、袁术在短短几年时间纷纷凋落，曹操要打击的下一个目标不就轮到自己了吗？刘表的危机感越来越重。 　　但此君向来是个只喜欢动嘴不喜欢动手的人，有想法却没有行动。当初袁曹在官渡相峙，他要么支持袁绍，坚定不移、结结实实地在曹操背后捅上一刀，帮助袁绍打天下，事后当个窦融那样的开国功臣；要么像张绣那样归顺曹操，受到朝廷的嘉奖。这两种道路都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可他却犹豫观望，只想坐山观虎斗，没有任何动作。 　　现在看着袁氏兄弟闹分裂，明显是便宜了曹操，他更着急，但也仅限于心里着急，实际行动也仅限于引经据典的两封信，一再错过了时机。 　　对于机遇，有一句话叫“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机遇对大家是公平的，前面给你留了机会你没能抓住，后面再想要的时候就没有了。当摆在刘表面前的机会被他自己浪费完的时候，也就是他彻底失败的时候。 　　现在，当刘表饱含深情、下了很多功夫写成的这两封长信分别送到袁谭和袁尚手中时，这两个人看都没怎么看一下，因为他们已经杀红了眼，只想接着打。 　　论实力，袁谭处于下风。袁尚被立为继承人后，袁绍的大部分政治遗产和军队都让袁尚得去了，袁熙和高干在他们的争斗中虽然还没有明确表态支持袁尚，但他们都想观望，更不会表态支持袁谭。 　　袁谭退到南皮后，处境更加不利。袁尚亲自率军来攻，袁谭再次大败，退到婴城，袁尚又围攻婴城，袁谭逃往青州刺史部的平原郡。 　　这时，有人给袁谭出了个主意：干脆投降曹操吧。 　　袁谭吓了一跳，以为听错了，但他又想了想，发现自己除此之外竟然已经无路可走。 　　于是，袁谭做出决定，派人向曹操求援。 　　【二、一桩临时婚姻】 　　袁谭败退到南皮时，也有人前来帮忙，是他青州刺史府的秘书长（别驾）王修。 　　王修字叔治，青州刺史部北海国人。孔融在北海国当领导的时候，征召王修当他的办公室主任（主簿）。袁谭到了青州，任命他为别驾。王修劝袁谭：“兄弟就像左右手，有人打架先把自己的右手砍断，而对人家说我必赢，这可能吗？现在的问题是有谗人在其中捣鬼，请您不要听他们的，可以杀上几个佞臣，然后兄弟和睦，则可以横行天下！” 　　对于王修的建议袁谭自然听不进去，即使能听进去，袁尚也未必肯合作。袁谭环顾四周，发现眼下能帮他渡过难关的只有一个人：曹操，原因只有一条：曹操是袁尚的敌人。 　　据《英雄记》记载，袁谭在邺县失利后，郭图曾劝他：“如今将军地盘小、人马少，粮食匮乏，显甫（袁尚字显甫）若再来攻，时间长了我们无法抵挡。我以为为今之计，可以联络曹操来抗拒显甫。曹操到，必先攻击邺县，显甫回救，将军再率兵出击，如此一来邺县以北的地区都可以归将军。如果显甫不是曹操的对手而遭到失败，他必然出逃奔亡，将军可以收留他以拒曹操。曹军远道而来，粮饷不继，打上一阵必然退去，到那时，整个燕赵之地尽归我们所有，足以与曹操相抗衡！” 　　袁谭开始听不进去，觉得这条路也太过卑下了。但事到如今，不听看来也不行了。袁谭问郭图谁可以出使曹操，郭图推荐了辛评的弟弟辛毗。辛毗字佐治，颍川郡阳翟县人，跟荀、郭嘉等人既是同乡又是熟人，曹操刚当上司空时，四处搜罗人才，经荀推荐，曾打算征辟他，但是辛毗当时在袁绍手下而未能成行。 　　因为有这样的关系，郭图推荐他跑一趟。 　　曹操攻克黎阳后，大家都主张追击，郭嘉却主张不要追。郭嘉说：“袁绍对这两个儿子，不知道让谁继位好，结果让郭图、逢纪等人做他们的谋士，他们必然会争权夺利。现在，如果进攻太急他们就会团结在一起，进攻稍缓他们就会内讧，不如做出南征刘表的样子，让他们内讧，然后趁机出击，一举攻占河北。”曹操认为这个意见很好。 　　于是，曹操回师到黄河以南，趁着袁氏兄弟闹内讧的这段时间亲自带队到汝南郡的西平（今河南西平），做出一副远征荆州的姿态。 　　这样，辛毗到许县没有找着曹操，于是南下西平，在这里见到曹操，转达袁谭的问候（毗见太祖致谭意），曹操十分高兴。 　　这正是曹操想要的结果，不战而使敌人自乱，坐收渔人之利。现在袁谭主动送上门来，哪有这么好的事？ 　　曹操召集内部会议研究对策，根据《三国志荀攸传》的记载，在这次会议上出乎曹操意料的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刘表势力强大，应该先平定刘表。袁谭和袁尚反正已经开始内斗了，暂时不会对曹军构成威胁，没什么值得顾虑的，不用管他们，抓紧时间把刘表解决掉。 　　表面来看也是这样，河北二袁内斗，曹操正好腾出手来解决南面的问题。但这只看到了眼看的一步，而没有看到下一步。 　　荀攸就持不同意见，他认为：“现在四方都有战事，而刘表坐拥江汉之间没有什么作为，说明他缺乏雄才大智。袁氏仍然有四州之地，十万之众，在河北一带有一定群众基础，如果他们兄弟二人联合起来，那是很难攻破的，现在他们内斗，正是各个击破的难得机会，这个机会千万不能错过。” 　　曹操认为荀攸说得也有理，但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现在也正是解决荆州问题的最佳时机。到底先解决哪一边，曹操有点举棋不定，他也很想抓住现在的时机，把南面的问题先解决了，至于黄河以北的事，既然二袁相攻正急，不妨让他们多打一阵再说（欲先平荆州，使谭、尚自相弊）。辛毗看到这个情形心里很着急，他此行显然不只是转达袁谭对曹操的良好祝愿来的，他肩负着搬救兵的重任。辛毗找到老朋友郭嘉，向郭嘉求助，经过郭嘉从中帮忙，曹操认真考虑了他的请求。 　　曹操问辛毗：“袁谭可靠吗？袁尚是否一定能被打败？” 　　辛毗回答：“明公其实不用管袁谭可靠还是不可靠，只需要分析现在的形势就行了。袁氏兄弟相伐，是他们自愿的，也不是谁能从中间挑拨得了的，这就是天命。现在袁谭能向明公求救，明公就应该知道这里面的事情了。二袁目光短浅而自相残杀，弄得河北士者无食，行者无粮，确实已经到了快灭亡的地步。四方之难莫大于河北，河北平则天下震动啊！”辛毗的话提醒了曹操，现在袁尚强而袁谭弱，如果坐视袁谭灭亡，袁尚的力量便会迅速强大起来，这显然不符合曹操的战略利益。 　　于是，曹操决定挥师北上，援救袁谭。 　　建安八年（203年）十月，曹操率军北渡黄河，再次来到黎阳。这一次他做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专门派程昱跟李典运送军粮，作长期远征的打算。 　　程昱和李典主要的粮道是黄河水运，袁尚派他任命的魏郡太守高蕃在黄河岸边屯扎，断绝了河道。曹操给程昱、李典发布作战命令：“如果船不能通过，就改行陆路。” 　　李典分析了实际情况后认为：“高蕃所部善习水战，士卒盔甲较少，而且缺少斗志，击之必克。只要有利于国家，暂时违命我认为是可以的（苟利国家，专之可也）。”李典的想法得到了程昱的支持，于是他们违反曹操下达的作战命令，北渡黄河，攻击高蕃，果然将高蕃攻破，水道得以恢复。 　　此时，曹操摆出了大打一仗的架式。袁尚正率主力在平原郡围攻袁谭，听到消息，立刻回师邺县。袁尚的部将吕旷、吕翔二人对前途灰心失望，于是投奔曹操。 　　平原之围解除，袁谭暂时化解了危机，他悄悄拉拢吕旷和吕翔，刻了将军的大印给他们送去。此事被曹操侦知，但他没有声张，看到袁谭暂时不会被消灭，他决定回师。 　　能在高处随心所欲地走钢丝的人，必须有时刻保持两边力量均衡的本领，要做到这一点，除了表演者艺高胆大之外，手中还要有一根木杆，以此调节平衡。当这根木杆要向一边落下时，旁观者及时出手把它抬起来，一旦恢复了平衡，就可以悠闲地在一边看热闹了。 　　曹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也决定就此收手。为了稳住袁谭，让他坚定不移地跟袁尚打到底，他还跟袁谭结成了儿女亲家，其子曹整娶了袁谭之女。办完这桩婚事，曹操领兵而还。 　　曹整是李姬所生，李姬纳于何时不详，她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分别是曹乘、曹整和曹京，除曹整外其他两个儿子都早殇。 　　曹整的年龄也不详，此时应该不超过十岁，这桩婚事不仅是政治婚姻，而且属于典型的早婚。曹整后来被封为侯，比曹操早死了两年，死后又被追封为戴公。 　　这门亲事很有意思，曹操的儿子娶了袁绍的孙女，意味着曹操自愿比袁绍降低了一辈。后来曹操的儿子曹丕又娶了袁绍的儿媳妇，曹操又跟袁绍变成了同辈。 　　有了这门亲事，曹操觉得差不多了，于是撤退。 　　这边一撤，袁尚那边果然又行动起来。建安九年（204年）二月，袁尚让审配、苏由守邺县，自己再次率大军攻打平原郡的袁谭。 　　袁尚走后，留守邺县的苏由就打起了战场起义的主意，他悄悄跟曹军联络，准备杀了审配献出邺县，结果情报泄漏，审配发觉，双方战于城中。此时袁尚的主力在洹水附近，距邺县并不太远，只有五十来里。苏由不敌审配，闯出邺县投奔曹军。 　　苏由只出场这一次，此前和此后的情况均不详。 　　曹操得到苏由为内应的情报后，立即率军向邺县杀来，但晚了一步，苏由已经败逃出邺县，曹操率军顺势把邺县围了起来。 　　【三、攻克邺县】 　　建安九年（204年）二月，邺县攻防战正式展开，对曹军来说这又是一次艰难的攻城作战，从二月直到八月，整整打了半年。期间曹军堆土山、挖地道，把什么攻城办法都使上了，就是迟迟攻不下来。 　　邺县拿下，整个黄河以北的大局可定，所以这次曹操下了决心，围则必打，打则必胜。但邺县在袁绍手里经营了多年，城防坚固，曹军一时无法得手。曹操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决定从肃清外围之敌入手，打起了持久战。 　　并州是袁军目前最重要的后勤供应来源，其后援基地主要集中在上党郡一带。由上党郡到邺县必须经过太行山区的毛城（今山西黎城东），袁尚的部下武安县长尹楷驻扎在此。 　　建安九年（204年）四月，曹操留下曹洪主持进攻邺县的事务，自己率军攻打毛城的尹楷，将其击破而还。此后，曹操又率军击破了袁尚驻守在邯郸的部将沮鹄，攻占了邯郸。袁尚任命的易阳县令韩范、涉县县长梁岐见势，举县投降曹操。 　　徐晃建议曹操：“二袁未破，他们手下其他诸城都在观望，应该重赏这两个县给大家看。”曹操认为有理，将韩范、梁岐都赐爵为关内侯。 　　这一招果然奏效，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又有多位袁尚任命的地方官员投降，而且还招来一位重量级人物：黑山军首领张燕。 　　张燕一直是袁绍的劲敌，多年以来也是袁氏集团挥之不去的梦魇。在袁绍与公孙瓒的对抗中，张燕坚定地支持公孙瓒，公孙瓒失败后，张燕所部被袁绍打散，后来趁着袁绍忙于官渡之战的机会，张燕才慢慢恢复了元气，这次得以卷土重来。 　　张燕看到曹军势大，于是主动联络要求投降曹操。在此前的战史中，张燕跟曹操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战略上的敌人，他们彼此分属于不同阵营，但他们之间却很少有直接交手的记录。 　　张燕的投奔进一步鼓舞了曹军的士气，加速了袁氏集团的灭亡。 　　但是，直到这一年的五月，邺县仍然未能攻下，曹操改变了打法，拿出了秘密武器。 　　这一天，站在邺县城墙上的审配看到曹军的工兵们围着城墙开始挖战壕，整个战壕连结起来长达四十里，但是又浅又窄，一使劲就能跨过去（示若可越）。 　　审配看到后微微一笑，心想这样的东西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他也不派人出击搞破坏，曹军有劲没处使就让他们挖吧。 　　岂料，入夜之后曹操下令全体将士都投入到挖战壕的工作中，一夜之间把这四十里长的战壕全部扩充到二丈深、二丈宽。这一回审配不笑了，他大为吃惊，但一时间也闹不清曹操搞出这种超级工事来做什么用。 　　审配的好奇心马上就有了答案，这些战壕里神奇般地灌满了水，这些水借着设计好的地势一路前奔，直扑城内。原来，曹军挖的不是战壕，而是人工运河，要把附近漳河里的水引来灌城。 　　最近我专程去了一趟河北省临漳县的铜雀台遗址，据说现存的并不是铜雀台而是它附近的金凤台，真正的铜雀台已被改道的漳河给冲毁了。 　　金凤台遗址在一个镇子边上，镇子的另一侧就是漳河，现在河里已经没有什么水了，站在桥上可以看到金凤台，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修的京珠高速公路。 　　因此，漳河就在邺县跟前，虽然方便了生活和生产，但也暴露出一个隐患：邺县很容易被水攻。 　　城里本来就快撑不住了，现在又泡在了水中，更是雪上加霜。好在是夏天，要是换成冬天，不知道情况又会糟糕到什么地步。即便如此，城里的人也饿死了一半以上。 　　但城里仍然拼命死守，袁军的战斗力看来也并非不堪一击。转眼到了秋天，形势对城内的袁军越来越不利，在冀州北部一带活动的袁尚也拼了，率领一万多人前来救援。 　　袁尚想最好城里和城外能联络起来，以便统一行动，这样就得有人冒死入城传递消息。但此时曹军围城很严，要想顺利进城，之后再顺利从里面出来，几乎不可能。 　　袁尚跟他的办公室主任（主簿）李孚商议，李孚想了想说，派个一般的人去也不顶事，不如让我去吧。李孚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他真不错，硬是凭着智慧和胆量顺利地到已被曹军围得像铁桶似的邺县走了一趟，不仅出色完成了任务，而且自己以及随行的人都毫发无损。 　　李孚字子宪，巨鹿郡人，他自告奋勇冒死进城，袁尚问他需要准备些什么。李孚回答：“听说曹军围得很严，人多了反而容易被察觉。我带三名骑兵就行了。”李孚挑选了三名骑兵，备好干粮，骑上快马，却不携带武器，他们先来到邺县北面一个叫梁淇的地方，砍了三十多根问事仗捆好了放到马上。 　　问事杖是军中执法官所持之杖，大概是用来惩罚犯错士卒的。李孚他们又在着装上打扮了一下，装得像个曹军的人，之后趁着夜色来到邺县城外曹军大营附近。 　　到晚上八点（一更半），天已经黑透，李孚他们就大模大样出来，自称是执法官（都督），进到曹营，大模大样地在曹营里逛来逛去，每到一处都大声呵叱曹军士卒，有的还用问事杖就地处罚。 　　李孚他们甚至摸到了曹操大帐的附近（遂历太祖营前），仍然没被识破。他们再向南走，从南面又向西，最后来到营门前，又故伎重演，对守门的士卒一顿训斥，还把他们绑了起来，之后打开营门，上马疾驰，一口气奔至邺县城下，大声呼喊，城上有认识李孚的，赶紧吊下绳索，把他们拉了上去。 　　城里的人见到李孚等人后欢声雷动，李孚迅速与审配交换了情况，约好了下一步共同行动的信号。 　　城里的人被围了几个月之久，此时终于盼到了援军，不禁悲喜交加。 　　曹军士兵发现有人闯营而过，立即报告曹操。曹操说：“他们不仅要进去，肯定还要出来。” 　　李孚把事情办完确实要出城，但外面围得很紧，进来已不容易，想出去更难。李孚想了一个计策，他对审配说：“现在城里粮食少，老弱之人在城里没有什么用，不如把他们放出城去以节省粮食。”审配同意，于是在城里集中起好几千老弱之人，让他们都手持白幡，从三个城门同时出城。打出白幡通常意味着投降，围城的曹军一看那么多人从城里涌出来投降，纷纷上来查看情况。在这几千人里，就隐藏着李孚等人，他们随着大家出了城，又趁乱向西北方向突围而去。 　　有人又报告了曹操，曹操笑道：“看看，让我说对了吧？” 　　曹操明白，那几个进城又出城的人是袁尚派来的联络员，现在他们已经约好了行动方案，马上就会有所行动，必须密切关注城内外敌军的动态。 　　李孚见到袁尚，报告了城内的情况，袁尚决定立即行动，向邺县进军。 　　听说袁尚大军朝邺县方向开来，曹军大部分将领认为不如放过他们，避开锋芒，然后再寻找机会歼灭。这样的想法是有依据的，《孙子兵法》里说“归师勿遏”，意思是说正在撤退回来的敌人不要去拦阻，因为这些人回家心切，个个都会死战。 　　曹操是研究《孙子兵法》的鼻祖，对这部兵书他比任何人都熟悉。他说：“那倒也未必，这要看袁尚从哪里来，如果是从北面的大道而来，应当避开他；如果是从西面的山道而来，我料定可以擒获他了（若循西山来者，此成禽耳）。”曹操说得挺有把握，根本不像说着玩，弄得大家一头雾水。 　　据《曹瞒传》说，曹操派出多路侦察兵（侯者）在这两个方向随时打探情况，后来接到报告，说敌人走的是西边的山道，大部队已经到了邯郸一带。曹操大喜，对诸将说：“我已经得到冀州了，诸君知道不知道？”大伙不知道领导卖的是什么关子，都说不知道。曹操说：“诸君马上就能看到了（方见不久也）。” 　　曹操并不会算卦，他依据的是心理战原理。袁尚如果是从北面的大道而来，说明他们没有给自己留退路，来了就会决一死战。袁尚之所以绕到西面而来，说明他想的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退到太行山里打游击，有了这种心理，曹操料定袁尚必败。 　　袁尚的主力进到了邺县以西七十里的阳平亭，在滏水边扎营。夜里，他派人向邺县举火报信，城里也举火回应，这是李孚与审配约定的共同行动暗号。 　　审配率兵从城里杀出，想跟袁尚汇合。曹操早有准备，在两个方向都派出阻击部队，城里和城外两路敌兵均被击败，审配退回城里，袁尚被曹军顺势围在了漳河边。 　　袁尚实在没有信心打下去了，向曹操请求投降。 　　现在才想起来投降，可见袁尚没有他哥哥袁谭机灵，但此时曹操已经不需要他投降了，曹操只想尽快消灭他们。袁尚无奈，趁夜突围，逃到附近的太行山中，袁尚的部将马延、张觊等人临阵投降，袁尚在太行山里也待不下去了，只好逃往中山国。 　　曹军缴获了大量辎重，还缴获了袁尚的印绶、节钺、衣物等，曹操命人拿着这些东西到邺县外面搞展览，故意让城里的人看。城内守军看到，信心和斗志完全瓦解（城中崩沮）。 　　审配仍然很强硬，下令坚守死战。审配给大家打气：“曹军也疲惫不堪了，二公子袁熙就要来救我们了（幽州方至）！” 　　一次，曹操在城外巡视，让审配看见了，命令弓箭手悄悄埋伏，找到机会突然放箭，差点射中曹操。 　　但是，审配再死撑也挽救不了邺县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绝境。对于袁军的处境，城里有些将领看得很清楚，他们不想跟审配一块送死，这其中就包括审配的侄子东城门守将审荣。 　　八月二日夜里，审荣打开邺县东门迎接曹军入城，审配虽然组织人在城里继续巷战，但已无力回天，邺县很快被曹军占领，审配也成了俘虏。 　　至此，打了半年之久的邺县攻防战以曹军最后的胜利而告终，曹操终于能骑着马走进这个他做梦都想占有的当时北方最重要的城市了。 　　【四、不小心闹出绯闻】 　　邺县被攻破时，有一个人特别着急要进城，他就是袁谭的特使，此时正在曹营做客的辛毗。 　　辛毗之所以心急火燎地想在城破的第一时间冲进去，是因为哥哥辛评一家人还被审配关在牢里，他怕审配最后时刻下毒手。 　　据《先贤行状》记载，当初袁谭离开邺县时，只带走了辛毗、郭图的家眷，而没能把辛评的家眷带走，结果被审配抓了起来。审荣打开东门的时候，审配正在东南城角上，他看到曹军进城，知道大势已去，出于对辛评等人的愤恨，他虽然来不及逃命，仍不忘派人赶到监狱里，把辛评一家全杀了，辛毗晚了一步。 　　曹军进城，很快把审配活捉了。据《山阳公载记》和《献帝春秋》两本书记载，审配在城里指挥巷战，寡不敌众，只好躲进一口水井里，曹军士兵是从井里把他抓住的。 　　当辛毗痛苦万分地来见曹操时，刚走到帐外，正好碰上审配被人绑着押过来，仇人相见，辛毗恨得咬牙切齿，他用马鞭敲着审配的脑袋骂道：“狗奴才，你今天要死了！” 　　审配不害怕，回过头来跟他对骂：“你这个狗东西，都是你们这些人把冀州毁了，真恨不得杀了你！你今天能杀我吗（且汝今日能杀我邪）？” 　　审配被押到曹操面前，曹操颇有点欣赏他。有能力，意志坚定，不屈不挠，这些都是曹操喜欢的性格。曹操问审配：“你知道是谁打开的城门吗？”审配说：“不知道。”曹操说：“是你的侄子审荣。”审配叹道：“小子不足为用，弄到今天这个地步！” 　　曹操又问审配：“那天你用弓箭射我，干吗射了那么多？” 　　审配把眼一瞪：“只恨太少了！” 　　曹操更喜欢审配了，真不想杀他。曹操说：“你呀，忠于袁氏父子，这也都是不得不做的。” 　　曹操的这些话明摆着有不杀审配的意思。但是审配始终摆出一副慷慨就义的样子，根本不求饶。辛毗又在一旁哭个不停，求曹操杀了审配，给哥哥一家报仇。 　　曹操无奈，只好下令把审配杀了。 　　审配被押着往外走，这时他发现了一个熟人，此人名叫张子谦，以前也在袁绍手下供职，前不久他投降了曹操。张子谦跟审配关系也不好，看到审配落难，这小子就过来嘲笑他，发泄以往的怨恨。审配字正南，张子谦说：“正南啊，你看看现在咱们俩比怎么样？”审配怒斥道：“你是投降的俘虏，我是忠诚的臣子，即使我死了，也比你苟且偷生强！” 　　审配上了刑场，死前他不忘特意面向北，因为主人袁尚此时在北边。审配虽然在前面坏了不少袁家的事，袁绍在时他净瞎出主意，排挤许攸、张等人，袁绍官渡惨败，他要负首要责任；后来又带头搞分裂，害得袁氏兄弟骨肉相残，以至于落到现在的地步，这些审配都难辞其咎。 　　但在最后时刻，他坚守邺县半年，城破后坚持战斗到底，在曹操面前表现得大义凛然，看来也是条汉子。 　　在第一批冲进邺县的曹军中，有一个年轻人的身份很特别，他就是曹操目前年龄最大的儿子曹丕，本年他十八岁。虽然古人通常在二十岁举行过弱冠之礼后才算成年，但十八岁也是大小伙子了，这个年龄一般可以娶妻生子了。 　　曹操对待他的儿子们，包括死去的曹昂，从小就开始在文武两个方面加强训练，到了十六七岁时，就把他们放到军队里锻炼。曹丕也参加了邺县之战，他是首批进城的曹军将士之一。 　　当然，曹丕不可能像普通士兵一样厮杀，他身边应该有不少卫士，他们进了城就直奔袁府。袁绍生前，想必极尽奢华，这里应该藏着大量珍宝钱物。现在袁绍死了，他的三个儿子都在外面，逢此战乱，府里的卫兵杂役能跑的早就溜了，袁府里冷冷清清。 　　据《世语》记载，曹丕进了袁府后，有人前来报告说发现了袁绍的老婆刘氏，曹丕急忙过去看。刘氏倒没怎么引起曹丕的注意，刘氏身后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却引起了曹丕的兴趣。这个女人低着头，浑身脏兮兮的，好像吓得不轻，一直不停地哭。 　　曹丕问刘氏她是谁，刘氏回答说是袁熙的妻子。刘氏见曹丕盯着袁熙的妻子使劲看，心里明白了大概，于是给这个女子整理了一下头发，又用手巾擦了擦脸，曹丕这才看清了她长的样子，真是美丽无比。 　　曹丕点了点头就走了。曹丕走后，刘氏激动地对儿媳妇说：“这下好了，我们不会死了！” 　　《魏略》也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大致意思差不多。 　　十八岁的曹丕一眼就看中了的这个女子，确实是袁熙的妻子，名叫甄宓，冀州刺史部中山国无极县（今河北无极）人，她的父亲叫甄逸，当过县令，家里有三男五女，甄宓本年二十三岁。 　　史书称甄宓从小聪慧过人，心地善良，特别懂事，加上又是个绝对的美女，所以引起了袁家人的注意。建安初年，在袁绍主持下将其嫁给袁熙为妻。 　　曹丕对甄宓一见钟情，跑去向曹操说明心意。曹操这个父亲看来当得挺开明，他同意了曹丕的请求，并很快把这件婚事办了。 　　曹丕娶了个美貌的妻子，也算是这场艰难攻城战最后取得的战果之一吧。可这件事似乎不那么简单，此后隐隐约约地时常被人议论，并最终给曹氏父子弄出了不少绯闻来。 　　最早议论这件事的是《世说新语》，这部书虽然也保留了一些珍贵史料，但其中更不乏大量道听途说的内容和八卦新闻。 　　据这本书里的《惑溺篇》记载，曹操早就知道甄宓很漂亮，一心想占为已有。邺县攻破后，急忙命人把甄宓找来，但手下人报告说：“五官中郎将已经抢先一步。”五官中郎将是曹丕后来担任的官职，这里指的就是他。曹操听后叹息道：“打了这么久，算是给这个小奴才打的（今年破贼正为奴）！” 　　这一条是给曹操的，下面还有一条是给曹植的。 　　南朝梁武帝萧衍的长子萧统编了中国第一部文学作品集，名叫《昭明文选》，在历代读书人中影响都很大。到了唐代，这部书里收录的很多文章已经不太好懂了，于是有很多人给这部书作注，其中李善的注本影响最大。为了注释这部书，他引用了许多资料，其中有些资料在别的地方已经看不到了。 　　《昭明文选》收录了曹植的《洛神赋》一文，李善作注时引了一条没头没尾的资料。全文是：“魏东阿王，汉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祖回，与五官中郎将。植殊不平，昼思夜想，废寝与食。” 　　曹植后来被封为东阿王，因此这段话中称他为魏东阿王。这段话说他想得到甄逸的女儿甄宓，但是没有成功，曹操把甄宓给了曹丕。曹植为此心绪难平，吃不下睡不着，害了相思病。 　　《世说新语》记录的事虽然有鼻子有眼，但大家往往觉得它的真实性不高，关于曹丕抢了他老爸的梦中情人一事，仅见于此，基本上可以不信，这件事在后世的影响也很有限。 　　而李善引用的这条资料，虽然来路不明却影响更大，因为大家通读了《洛神赋》之后，觉得说的挺像，通篇表达的都是一种思念，如果用在甄宓身上，还真是那么回事。 　　但这也只是附会罢了，是对文学作品的另类解读，于正史中找不出任何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建安九年（204年）时曹植才十三岁，说他参加了邺县之战都有儿点勉强，再说他与十八岁的哥哥去争二十三岁的未来嫂子，就有点更不靠谱了。 　　有些年头的书能流传下来的我们称之为古籍，但古籍不等于严肃书籍，更不等于历史真实。古代也有人喜欢编八卦、传八卦，不能一看到繁体字就肃然起敬，还要看这是司马迁写的还是小报娱记们写的。 　　八卦新闻的生命力不在于是否靠谱，而在于能否成为焦点，现在是这样，古代也如此。要成为焦点就得傍上曹操父子这样的名人或者《洛神赋》这样的名作，有绯闻不奇怪，关键是把它当成街谈巷议看，还是当成史实看。 　　如果当年这类新闻已经在社会上传开的话，估计到了曹操耳朵里他也会一笑了之，因为曹操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具体来说就是一个“通脱”的人，他不会被流言所困扰，也不会被流言所激怒。 　　这件事只当是在紧张的战事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吧。 　　【五、令人兴奋的冀州】 　　曹丕娶了甄宓，刘氏也跟着沾光，本来可能一死，现在可以保住一条命了。《后汉书袁绍传》的记载可以印证这一点，曹操“全尚母妻子，还其财宝”，曹操保全了袁尚的母亲、妻子和儿女，把私有财产还给他们。袁尚的母亲应该指的就是刘氏。 　　但同是《后汉书》，《孔融传》的记载却大为不同，它认为曹操攻破邺县后实施了屠城，袁家的妇人、子女们都受到了侵害（袁氏妇子多见侵略）。 　　这两处记载也许并不矛盾，袁家在邺县里的亲属可能很多，一部分像刘氏、甄宓以及袁尚的妻子那样幸运地躲过了屠杀，另一部分则未能幸免，这倒不一定是曹操特意下的命令，而是在乱哄哄的情况下根本无法分辨，有的就糊里糊涂地死了。 　　曹操不喜欢袁绍，但也不至于恨之入骨，作为相识多年的朋友，他对袁绍一直有着复杂的感情，不是简单的爱或恨就可以概括的。 　　安顿下来之后，曹操决定到这个老朋友的墓前亲自祭奠一番。 　　现在一般认为，袁绍的墓位于如今的河北省沧州市，即当时的渤海郡境内。曹操不可能从邺县跑到千里之外的渤海郡祭奠袁绍，只有一种可能，袁绍开始是葬在邺县附近的，后来才迁葬到渤海郡。迁葬在那时很普遍，而给袁绍迁葬的，可能是袁家的人，也可能是曹操。 　　曹操到了袁绍墓前，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这些眼泪不是作秀，而是发自内心的。曹操是性情中人，所以他能成为一位优秀诗人。睹物思人，见景生情，是诗人的本性，而眼前这堆土里埋葬的是那个再熟悉不过的身影。 　　在这一刻，仇恨敌不过生死，恩怨敌不过感伤，斯人已逝，再多的恩怨情仇也都随风而散了。应该相信，曹操哭得很真诚。 　　但以晋代孙盛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认为，曹操此举并不明智。 　　因为此时仍然是敌我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统一本集团内部的意志比抒发个人感情更重要。袁绍作为敌人，理应得到仇恨、诅咒和惩罚，只有这样才能激发起自己人的斗志，统一起本集团内部的思想。所以，孙盛等人认为曹操祭奠袁绍是“百虑之一失”。 　　这种看法未必全对，但也有一定道理。决定军队战斗力的因素除了训练、后勤等方面，还体现在思想工作和政治发动上，只有具备明确的目标、清晰的敌人和准确的打击方向，一支军队才能真正称得上强大。 　　但是，曹操就是曹操，他没有想那么多，此时此刻他只是想看看老朋友，感怀一下过去而已。 　　做完这件事，曹操不忘给献帝上了一份奏章，报告此次征讨袁尚、占领邺县的情况： 　　“袁尚要回邺县，我激励着大军前去征讨。袁尚军心动摇，丢掉阵地逃跑，我立刻进军，摆下阵势，士卒们披坚执锐，勇士们呐喊，旌旗飘扬，杀声震天。敌人闻风丧胆，扔了武器，丢弃盔甲，迅速崩溃。袁尚单人匹马逃走（尚单骑迸走），丢掉了节钺以及大将军和乡侯的印信各一枚，头盔一万九千六百二十顶，还有矛、盾、弓、戟等武器不计其数。” 　　曹操派人回许县递上这封奏折，同时还有两项新的人事调整请献帝发布。献帝刘协这个月刚刚在许县北郊操演了迎冬大礼，同时恢复了一种叫八佾舞的宫廷舞蹈。在孔融等一帮朝廷旧臣的拥戴下，刘协慢慢消除了董承事件在心里留下的阴影，这一阵子曹操出征在外，总理后方事务的荀处理问题又十分周到，让刘协稍觉放松了一些。 　　曹操又打了大胜仗，他说不上高兴也说不上不高兴，他能做的就是照例下诏对曹操嘉勉一番，同时批准了曹操提出的人事任命事项。 　　第一项是任命贾诩为太中大夫。太中大夫是九卿之一光禄勋卿的属官，品秩不算太高，通常为一千石，是个司局级干部，职能是“掌议论”，多数情况下属于顾问、高级研究员一类的角色，是个闲差。曹操为何此时突然想起来给贾诩安排这么个差事？这与后一项人事任命有关，后一项是任命曹操为新的冀州牧。冀州长期是敌占区，冀州牧只剩下了象征意义，此前董昭担任过冀州牧，后来他改任徐州牧，冀州牧让曹操给了刚加入本阵营的贾诩。 　　如今冀州大部分地区已被占领，冀州牧也成了实职，曹操决定亲自担任这一职务，所以先给贾诩安排了个新职务。但贾诩不用到许县上班，仍然跟随自己左右，对于这个闻名天下的智囊，曹操一直都寄予着厚望。 　　曹操在邺县正式以司空兼冀州牧的身份处理公务，他首先给自己找了一个得力助手，名叫崔琰，让他担任别驾从事，相当于州政府的秘书长。曹操让崔秘书长把冀州的户籍、土地等方面的档案材料找出来，整整看了一个晚上，看完之后他大为兴奋，第二天对崔琰说：“昨天晚上我察看了冀州的户籍，按照我的推算这里可以征调三十万甲士（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真不愧是个大州呀！” 　　曹操说的“可得三十万众”，也有不少人理解为“可以得到三十万老百姓”，但这个理解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冀州有九个郡国、约一百个县，根据东汉最后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不说魏郡、渤海郡这样的人口大郡，就连安平国、河间国、清河郡这样的中等郡国，人口也都在六十万以上。虽然连年战乱，人口数量下降得很快，但还不至于整个冀州只有三十万人了。能让曹操激动的是，冀州人口远不止几个三十万，应该是能抽出来打仗的就有三十万。 　　面对心花怒放的领导，新上任的崔秘书长毫不客气地给他泼了盆冷水：“现在天下分崩，九州割裂，袁氏兄弟大动干戈，冀州百姓生灵涂炭，您领着大军而来，不见您先施行仁政，整顿风俗，救民于水火，反而计算甲兵多少，这岂是冀州百姓对您的期望吗？” 　　旁边的人听到崔秘书长这番话都吓傻了，领导刚上任你就这么不给面子。大家在等着崔琰会受到什么处罚，但没想到的是，曹操立刻收敛起笑容，以一脸严肃的样子郑重向崔琰道歉（改容谢之）。 　　曹操这样做不是装样子，他的长处就是大多数情况下都能虚心接受批评，只要你批评得对。不存在当面接受批评，背后给人穿小鞋的情况。从此之后他更喜欢崔琰了，不仅冀州的事务更加依赖于他，后来还跟他结成了儿女亲家，这个崔秘书长后来成为曹植的老丈人。 　　崔琰也是冀州本地的大名士，他字季，清河郡人，年轻时尚武，二十三岁时开始发愤读书，二十九岁时拜郑玄为师，跟着郑玄到如今山东省即墨市附近的不其山里一边避难，一边研习学问。当时黄巾军闹得很厉害，郑老师无法给学生们提供伙食，大家只好散了。 　　崔琰在外面漂泊了四年才回到家乡。袁绍听说他是郑大师的弟子，于是征他为下属。当时袁绍部队的军纪很差，特别喜欢干盗墓的勾当，崔琰对此有过劝谏，袁绍多少也能听进去一些。袁绍发现崔琰不仅能文而且能武，就委任了一个预备役部队骑兵师长（骑都尉）给他，让他在黄河边上的黎阳、延津一带训练部队。 　　据《三国志崔琰传》记载，袁绍南下官渡与曹军决战，崔琰也曾劝袁绍不要发兵，以避免与朝廷公开宣战，袁绍不听。袁绍死后，袁谭、袁尚都试图拉拢崔琰到自己的阵营中来，但崔琰对袁氏彻底失望，称病不出来，因此获罪，被关进了监狱，幸亏阴夔、陈琳等人相救，才保住一条命。 　　曹操担任冀州牧后，采纳了郭嘉等人的建议，大量狂揽人才，不断征召本地知名之士出来工作，除崔琰外，还有刚才提到的崔琰的好朋友陈琳，以及牵招、崔林、高柔等人。 　　早在十几年前，曹操在洛阳时就认识了陈琳。陈琳当时是大将军何进的办公室主任（主簿）。后来陈琳到冀州避难，被袁绍招到身边来当笔杆子（使典文章）。干这个差事陈琳很称职，因为他的文笔实在太好了。 　　陈琳最出名的一篇文章就是替袁绍草拟的讨伐曹操的檄文。曹操当时正犯头疼病，疼得不轻，即使那时候有止疼片估计吃了也没用，但一看到陈琳的檄文他的头马上就不疼了，脊背上直冒冷汗，可见陈琳骂人的本事太强悍了。 　　邺县被攻破后，陈琳也做了俘虏。曹操又见到了这个老朋友，并没有怪罪他，不过曹操对那篇文章还是有点念念不忘，他说：“你当初替袁绍写骂我的文章，列举我一个人的罪状也就够了，干吗还加上我的祖父和父亲（何乃上及父祖邪）？”陈琳赶紧赔罪。 　　曹操也欣赏陈琳的文采，让他继续发挥特长，在司空府主办来往公文。后来，在曹操司空府里慢慢汇聚了阮、应、刘桢等文人，他们成为著名的文学团体“建安七子”的成员。 　　牵招字子经，冀州刺史部安平国人，曾在何进的弟弟车骑将军何苗府里任职，因为有这个经历，他可能那个时候就认识袁绍和曹操。袁绍曾任命他为乌桓骑兵指挥官（乌桓突骑）。袁绍死后，牵招跟着袁尚，负责上党郡与邺县之间的后勤运输工作。 　　袁尚逃到中山国后，牵招一度到并州投奔高干，牵招劝高干把袁尚接过来，依托太行山区的有利地形以及黄河天险继续与曹军抗衡。但此时高干正谋划投降曹操的事，不仅没听牵招的建议，还准备加害于他。 　　牵招一看情况不妙，赶紧逃了出来，想追随袁尚，但道路不通，无奈之下又到了邺县，最后投奔了曹操。牵招长期跟乌桓人打交道，以后在曹操北征乌桓的战斗中立下了大功。 　　崔林字德儒，冀州刺史部清河郡人，是崔琰的堂弟，史书上说他大器晚成，一般人不知道他的才能，只有崔琰知道。曹操启用崔琰后，又征召崔林担任邬县（今山西介休东北）县长，此后崔林长期担任地方行政官，很有政绩。崔林任职时间很长，直到正始五年（244年）才去世，去世前担任的是曹魏的司空。 　　高柔字文惠，他不是冀州本地人，而是豫州刺史部陈留郡人，但他有一个特殊身份，高干的堂弟，袁绍的外甥。不过，还有一种说法，出自《陈留耆旧传》以及谢承所著的《后汉书》，认为高干不是高柔的堂兄，而是他的叔父。 　　高干先到袁绍身边任职，后来被袁绍委以重任，高干让人捎话给在家乡的高柔让他到冀州来。 　　曹操占领了冀州，委任高柔为菅县（今山东章丘西北）县长。高柔工作很敬业，尤其擅长司法工作，后来长期担任曹魏司法系统的负责人。他任职的时间很长，直到景元四年（263年）才去世，终年九十岁，在那个时代堪称长寿冠军，去世前担任的职务是曹魏的太尉。 　　得了地盘，得了人才，曹操获得了大丰收。冀州平定之后，他的目光自然停在了袁谭所在的青州、袁熙和袁尚所在的幽州以及高干所在的并州上，开始盘算着先从哪里下手。 　　【六、虎豹骑首战南皮】 　　建安九年（204年），袁绍任命的并州刺史高干投降，曹操接受其投降，以献帝的名义仍命其为并州刺史。这样一来，西面就可以暂放一下。对于北面的袁熙和袁尚，以及东面的袁谭，曹操决定先打东面。 　　在曹操忙于围攻邺县的时候，袁谭趁机行动，势力迅速扩张，先后攻占了魏郡以东的甘陵国、安平国、渤海郡、河间国的一些地方。甘陵国即清河郡，桓帝建和二年将清河郡改为甘陵国，治所移到甘陵县（今山东高唐），到后年即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又将其恢复为清河郡。 　　袁谭的行动无异于向世人表明他又重新背叛了曹操。不仅如此，袁谭还向袁尚下手，在袁尚从邺县逃到中山国（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后，袁谭向其进攻。袁尚被打败，逃到袁熙那里。袁谭收兵，将主力移驻于龙凑这个地方。 　　龙凑位于哪里不详，但十二年前袁绍曾在这里与公孙瓒有过一场激战，结果公孙瓒大败。 　　袁谭之叛刚好给了曹操一个借口，曹操可以光明正大地发兵攻打他。在出师前，曹操先给这个亲家写了一封信，责备他负约，宣布解除双方的婚约，把袁谭的女儿遣送回家。之后，曹操亲率大军向龙凑开来。 　　袁谭自知不是对手，主动撤退，将主力部队收缩到渤海郡境内，坚守渤海郡的治所南皮（今河北南皮）。 　　“南皮”的意思是“南面的皮革城”，这个名字起源于春秋时期。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当时北方少数民族山戎攻打燕国，燕国向齐国求救，齐桓公出兵援燕经过现在的沧州，为了保证军事供应，找了一块地方筑起一座城，专门从事皮革加工，这座城便被称为皮城。由于它北面的章武县（今河北黄骅）有一座“北皮亭”，所以就把这个皮城称为“南皮”。 　　袁绍担任过渤海郡太守，这里是他的老根据地。袁谭退守南皮后，曹操于建安九年（204年）底先攻入渤海郡南面的平原郡，肃清了那里的袁军，于第二年初将主力部队开到南皮城外。 　　曹操对南皮之战很重视，不仅带上了张辽、曹仁、乐进、于禁等名将出征，还带上了刚刚训练出来的一支神秘部队参加实战，这支部队有一个响亮的名字：虎豹骑。 　　曹操的“虎豹骑”跟公孙瓒的“白马义从”、吕布的“陷阵营”以及之后蜀汉的“无当飞军”等一起被称为汉末最精锐的部队，它们的名字都见之于正史，堪称王牌之师，精锐中的精锐。 　　曹操每次征战，一般都由中军担任保卫总指挥部的任务，曹操的中军也被称为武卫营，这是曹军主力中的核心，而虎豹骑又是武卫营的核心，目前统率它的是曹仁的弟弟曹纯。 　　曹纯此前被任命为议郎，这实在不是他喜欢和擅长的工作。曹操便让他以议郎的身份参与司空府的军事工作（参司空军事），成为一名高级军事参谋。曹操一直想打造出一支战无不胜的铁军，这支军队人数不一定很多，以骑兵为主，平时担负大本营的警卫工作，同时在冲锋陷阵或者远程突袭等方面能够发挥出奇制胜的作用，曹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曹仁、曹纯兄弟俩。 　　曹仁以前做过马匹生意，对战马很熟悉，他跟曹纯一起从全军范围内选人，其标准十分严格。据《魏书》称，虎豹骑是天下骁锐，成员都是百里挑一（或从百人将补之），加上所配战马也是优中选优，武器装备俱为上乘，可以想象，这样一支精锐之师一旦在战场上出现其威力将何等强悍。 　　但是，直到现在虎豹骑还顶多只是一个名字，还没有机会用实战证明自己的实力，南皮之战无疑是一次好机会。 　　虎豹骑除了由曹纯直接指挥外，曹真、曹休等曹家年轻一代也在这支队伍里。另外，刚刚当了新郎倌的曹丕也参加了南皮之战，他虽不是虎豹骑的成员，但在战斗间隙经常跟曹真、曹休在一起，这些情况在保存下来的曹丕私人信件里都有记载。 　　除了曹真和曹休外，曹丕还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夏侯渊的侄子夏侯尚，此时在曹军中担任团长（军司马）一级的军官；另一个叫吴质，字季重，年龄约比曹丕大十岁左右，是兖州刺史部济阴郡人，在曹操主政兖州时期就投奔了曹营，但一直默默无闻。曹丕对他很欣赏，认为他才学过人，见解独到，而且擅长交际，所以引为至交。 　　吴质成了曹丕的智囊，他始终追随曹丕，成为影响曹丕一生的重要人物之一。此次南皮之战，夏侯尚和吴质也都来了。 　　名将云集、兵强马壮的曹军面对困守独城的袁军应该一战而胜，但让人觉得意外的是战局开始却并不顺利，曹军攻城很艰难，付出了重大伤亡仍然没有多大进展。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除了袁军顽强抵抗、南皮城防坚固之外，最大的原因来自气候。此时是正月，华北平原正值严寒季节，城上滴水成冰，对防守的一方有利，对攻城的一方明显不利。 　　看到这种情况，曹操想先退兵，等天气转暖之后再说。诸位将领都没有什么意见，但有个人一听就不干了，他就是曹纯。 　　此战是虎豹骑的揭幕战，这样无果而还，曹纯实在不甘心，他太想建功立业了。曹纯劝曹操：“我们孤军远征，如果撤退必然会影响士气，现在敌人在攻防战中占优，必然会滋生骄傲思想，我们只要再坚持一下，一定能将敌人打败！” 　　曹操觉得曹纯说得也有道理，这一趟如果不能顺利解决袁谭，那么袁熙、袁尚以及高干这些问题的解决都得往后拖延，夜长则梦多，最好还是把南皮拿下，为此多付出一些牺牲也是值得的。 　　曹操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要攻下南皮。曹操亲临前线指挥，他还亲自擂鼓助战，曹军将士无不奋勇争先，守城的袁军渐渐不支。 　　乐进率部第一个突进到城下，首先把东门攻破，杀进城里，袁军开始溃逃。 　　袁谭骑马在卫队的保护下逃出了南皮，倒霉的是，他一出城就遇到了负责堵截的曹军，而且偏偏是摩拳擦掌正要露一手的虎豹骑。 　　攻城不是骑兵的长项，曹纯率领虎豹骑在外围堵截溃逃的袁军，结果堵住了袁谭。 　　虎豹骑上去一顿猛揍，袁谭及其卫队哪里是他们的对手，被杀了个丢盔卸甲。也是虎豹骑过于生猛，打起来有点收不住，一个冲锋居然把袁谭杀死了，没有抓到活的。 　　袁谭的主要谋士郭图在城里被活捉，被曹操下令处死。 　　据《英雄记》说，曹操听到袁谭被杀，高兴得在马上又吹又唱，手舞足蹈起来（曹操于南皮攻袁谭，斩之。操作鼓吹，自称万岁，于马上舞）。虎豹骑力斩袁谭，打出了声威。之后，这支劲旅跟随曹操四处征战，除担任保卫曹操的任务外，还在北征乌桓之战中立下战功，斩杀了乌桓单于蹋顿；在长坂坡之战中闪电出击，大败刘备；在潼关大战中，大破以马超为首的凉州兵团，功勋显著。 　　南皮被攻破，城里的百姓惊恐万分，大家听说曹军在邺县曾实施过屠城，于是纷纷外逃，来不及逃跑的，也都惊恐不已，城里一片混乱。 　　这时有人请求面见曹操，曹操召见来人，他自称名叫李孚，是前冀州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簿）。曹操对李孚的名字很陌生，一个前州政府里的属官也不会引起他的注意，不过当来人称自己就是给邺县送信，从曹营里一进一出的那个人时，曹操不禁对他刮目相看。 　　此人确实是李孚，他在袁谭军中也被打散，现在局面已经乱了套，他想必须尽快结束这种局面，还可以少死一些人。 　　李孚闯曹营的事给曹操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定这是个人才。曹操问明了李孚的想法，又问他该如何做。 　　李孚说：“现在应该恢复正常秩序，制止抢掠行为。但如今城里人心混乱，有人趁火打劫，应该派一个城里的人能信得过的人，前去给大家讲明情况，以安民心。” 　　曹操认为有理，于是下令任何人不得在城里抢劫烧杀，有趁火打劫的一律格杀勿论，同时委派李孚向城内的官民宣讲政策，稳定人心。经过努力，局面很快稳定了下来。 　　此后，曹操下令在此进行休整，曹丕等人也进了城。战事稍停，这帮年轻人就流露出风华正茂年轻人的天性，他们在南皮时常聚会，放松身心。 　　参加聚会的，包括曹丕、曹休、曹真和吴质等人。在后来曹丕与吴质的私人信件中，不止一次提到此次“南皮之游”，其中一次曹丕写道： 　　“每想到当年的南皮之游，实在难以忘怀。当时大家一会儿沉浸在经籍学问里，一会儿又玩玩弹棋游戏，下几盘围棋决胜负，弹奏一曲古筝。或者投身大自然怀抱到城北郊游，或者在城南饭馆里聚餐（驰骛北场，旅食南馆）。甜瓜浸在泉水里随时取用，红红的李子放在冰块里消渴解暑（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冰）。这样的游乐日以继夜，最后大家坐着车子畅游后园，夜风徐徐，胡笳低昂，怎不令人乐极而哀，怆然伤怀！” 　　曹丕还写道，此情此景让人激动，他在车上回头对这些年轻的伙伴们说：“这样的快乐，可是不常有的呀（斯乐难常）！” 　　【七、整顿社会风气】 　　渤海郡是袁氏父子经营多年的基地，他们在这一地区的影响持续了十多年。曹操攻占渤海郡后，需要尽快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保证这一地区长治久安。 　　袁谭被杀后，曹操命令将其枭首示众，同时下令谁要敢来哭他，就把他的妻子、儿女一块儿杀了（敢哭之者戮及妻子）。曹操没想到偏偏有个人不怕死，跑过来向自己求情，要收殓袁谭。这个人就是袁谭在青州的属下，州政府秘书长（别驾）王修。 　　王修曾劝袁谭兄弟和睦相处，共同对付曹操，袁谭不听。袁谭被杀时，王修在高密，他本有机会逃命，但听说主人已死，就跑来吊丧，一下马便哭着喊道：“没有主人了，还能到哪里去（无君焉归）？” 　　曹操认为他是一个义士，就接见了他。王修说：“我受袁氏的恩德，如果能殓葬旧主，然后自己从容就戮，也没什么遗憾了。” 　　曹操深为王修的大义所感动，同意了他殓葬袁谭的请求。 　　曹操对王修原本就有好感，南皮攻破之后，他带人在城内巡视，曾到过一个官员的家里，看到其全部家产只有不满十斛粮食，几百卷书而已，联想到邺县被攻破时查抄审配等人家产数以万计的情形，当时就对这个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个官员正是王修。 　　曹操礼聘王修到他的司空府工作，担任处长（司空掾），后来又兼任冶金部队司令（司金中郎将），这个职务主要负责矿山开采、冶炼以及兵器、农具的铸造，虽不是一个显要部门，却掌管着大部分“军工企业”，有着重要的地位。 　　王修干得很称职，一干就是七年，期间有很多次升迁的机会，但都因为曹操实在找不出比王修更合适的人接替他而作罢。为此曹操有点过意不去，专门给王修写了一封长信，表明司金中郎将一职的重要性和对王修工作的肯定。到后来，王修终于改任魏郡太守，在地方治理方面卓有成绩。 　　在此前后，曹操先后以司空和冀州牧的身份颁布了一系列命令，恢复冀州地区的生产和生活，整顿社会秩序。这些命令包括《蠲河北租赋令》、《抑兼并令》、《赦袁氏同恶令》、《整齐风俗令》等。 　　在《蠲河北租赋令》中，曹操下令免除冀州地区建安九年（204年）全年的田租和赋税，以恢复和发展生产。这道命令的颁布，受到了百姓的拥护。 　　袁绍统治冀州期间，政治和军事上依靠豪强地主，使得这些人的政治和经济势力迅速膨胀。长期以来，曹操一直在思考东汉政权在机制上的弊端，他认为豪强势力发展太快是造成政权衰弱的主要原因，所以对如何抑制豪强势力的问题十分关注。曹操认为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即使得到政权也不会稳固，在关键时候上会被豪强势力们所左右。 　　基于这些长期的思考和对现实情况的分析，曹操颁布了《抑兼并令》，他强调一个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任由贫富差距拉大，必然会带来严重后果。他说，像审配这样的家族，不仅经济实力很强大，而且成为窝藏罪犯的据点，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老百姓怎么能拥护这样的政权？ 　　曹操借民意向豪强势力开刀是有深思远虑的，他不愿意在自己统治的地区出现豪门经济和豪门政治。作为抑制豪门的一个重要步骤，在《抑兼并令》中他明确规定，每亩地收租的标准是四升，每户另收二匹绢、二斤丝，除此之外一律不再收取其它赋税。他要求各郡县要严格检查，看看有没有豪强地主搭顺风车额外收取其它税费的现象，同时禁止弱势群体替那些豪强们交赋税。 　　攻占南皮后，冀州全境成为“曹统区”，那些曾在袁氏政权及军队里任职的各级官员，有的仍旧被录用，有的则心怀不安，害怕有朝一日会清算他们的旧账。针对这种情况，曹操在南皮颁布了《赦袁氏同恶令》，明确表示跟袁氏做过坏事的人，允许他们改恶从善（与袁氏同恶者，与之更始）。 　　袁氏政权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内部结党营私、勾心斗角很严重，这种风气由社会上层传达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一种不良风气。在过去的“袁统区”，不仅官员、豪强们操纵舆论、排斥异己、颠倒黑白，而且在一般老百姓里也存在是非不分、缺乏普遍的社会正义感、歪门邪道盛行等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曹操在南皮又下达了《整齐风俗令》： 　　“结党营私是古代圣贤所痛恨的。听说冀州这个地方，父子也会分成两派，互相中伤争斗。以前直不疑没有哥哥，大家却说他与嫂子私通；第五伦三次娶的都是孤女，有人却说他虐待岳父；王凤独断专行，谷永却吹捧他为周代的申伯；王商忠诚，张匡说他搞旁门左道。这些都是颠倒黑白、欺君罔上的例子，整顿社会风气，以上现象不根除，我认为那是耻辱。” 　　曹操举的这些例子虽发生于前代，却都是有所指的。拉帮结派到了很严重的程度，就连父子兄弟也分成两派进行文攻武斗。他们没能给社会做出好的表率，以至于民风迅速恶化，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也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曹操花大力气整顿社会风俗，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迫切性。 　　经济上免除租税、抑制豪强兼并，政治上化解新旧势力的冲突，继而又从整顿社会风气入手，恢复社会秩序，曹操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很快使冀州的社会面貌得到改观，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在此期间，幽州的局势也发生了新变化。袁熙的部将焦融和张南看到袁氏集团即将覆灭，于是发动兵变，将袁熙、袁尚赶出幽州，二袁只得投奔辽西的乌桓首领蹋顿。蹋顿以前娶了袁家的姑娘为妻，跟袁家有姻亲关系，如今在辽西一带势力很大。 　　焦融自称幽州刺史，他率全州各郡县长官归降曹操。曹操大为高兴，幽州不战而胜，省去了远征的麻烦，他以朝廷的名义承认焦融为幽州刺史，将焦融、张南都封为列侯。在此之前，一直活跃在幽州的鲜于辅和阎柔已经加入到曹操阵营了。 　　鲜于辅在官渡之战前率部归附曹操，被曹操任命为北部边防军副司令（左度辽将军），封为亭侯，让他镇守在幽州，成为牵制袁氏集团的一股力量。官渡之战时，鲜于辅亲自率军到前线助战。袁绍败走，曹操听到报告欣喜异常，当时鲜于辅刚好就在旁边，曹操对他说：“年初的时候袁本初送来公孙瓒的人头，我看了都觉得眩晕（孤自视忽然耳），不想今天把他打败了，这既是天意，也是大家努力的结果啊！”后来，鲜于辅也参加了南皮之战。 　　鲜于辅的战友和同盟阎柔在北方少数民族中素有声望，鲜于辅曾经联合他以及刘虞的儿子刘和等人一直与公孙瓒作战。公孙瓒死后，阎柔也站在了曹操的一边，他被曹操任命为抗乌桓军司令（护乌桓校尉）。南皮之战后，阎柔又说动一部分乌桓、鲜卑等少数民族首领归附曹操，献上名马，阎柔被封为关内侯。 　　据《魏略》说，曹操很喜欢阎柔，曾经对他说：“我把你当成儿子一样，你也要把我当成父亲呀（视卿如子，亦欲卿视我如父也）。”阎柔于是跟曹丕等处得像兄弟一般。 　　有鲜于辅和阎柔，如今又有焦融、张南的归顺，幽州问题可以说初步解决了。但是没多久，幽州刺史部涿郡故安县（今河北涞水）人赵犊、霍奴起兵，杀死了刺史焦融以及涿郡太守，在袁熙、袁尚的鼓动下，蹋顿也趁机出动，在幽州刺史部渔阳郡北部的犷平（今北京密云水库北）一带进攻鲜于辅。 　　这一年的七八月间，曹操率部离开南皮进军幽州，在涿郡斩杀赵犊、霍奴，又渡过潞河救援犷平，这是曹军第一次北征幽州。蹋顿所部未作抵抗，撤到了塞外，曹操于是率军回师邺县。 　　建安十年（205年）十月，曹操回到了邺县。此次出征历时整一年，收获颇丰，曹军攻下了南皮，扫荡了幽州残敌，将袁熙、袁尚赶到了塞外，原来“袁统区”的北方四州中，已全部占领冀州、青州和幽州，不太有把握的只有太行山西面的并州，但高干即使想造反，也没有什么大碍了。 　　【八、转战太行山上】 　　就在曹操回师邺县的时候，并州刺史高干果然叛乱了。 　　也许是兔死狐悲，高干决定铤而走险，但他选的时机很奇怪，他是建安十年（205年）十月起兵的，这时曹操刚由幽州回师邺县。 　　如果高干真想大干一场，应该选择在十个月前动手，那时曹军主力正激战于南皮，最少也应该比现在提前两三个月，在曹操率主力打到现如今的密云水库一带时动手。 　　他把叛乱的时间定在这个时候，注定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 　　并州刺史部相当于如今的山西省大部、陕北地区以及内蒙古的河套一带，现在的太原、大同、呼和浩特、包头、榆林、延安都在其内，治所是太原郡的晋阳县（今山西太原）。由太原郡向东是上党郡，上党郡与邺县所在的冀州刺史部魏郡之间只隔着一座太行山。 　　上党郡太守是曹操的人，高干把他抓了起来，之后进军太行山中的军事要塞壶关，妄图以太行山为依托抵挡曹军的进攻。 　　壶关是太行山里的一个山口，也称壶关口或壶口关，位于如今山西省壶关县，属长治市，其北有百谷山，南有双龙山，两山夹峙，中间空断，山形像一把壶，所以称为壶关。 　　曹操派乐进和李典为前锋，进击壶关。随后，他亲率大军赶到。建安十一年（206年）正月，曹军将壶关围住，高干留下部将夏昭、邓升守城，自己前往南匈奴单于那里求救。 　　南匈奴长期以来都是袁氏集团的盟友，南匈奴单于于扶罗跟袁绍关系密切，官渡之战时，南匈奴曾派兵为袁绍助战。此时于扶罗已死，他的兄弟呼厨泉继位，呼厨泉看到曹操势力日益强大，不敢与他为敌，对于高干的请求，呼厨泉不予理睬。 　　高干无奈，只得带着几名随从前往荆州刘表处搬救兵，但路上被一支地方武装截住，高干就这样被杀了。这支类似于民兵或民团的武装组织其首领叫王琰，是上洛都尉。 　　上洛是哪里不详，或许与洛阳有关，因为高干由并州南下荆州有可能路过河洛一带，而都尉类似于县级行政区的公安局长。王琰把高干的首级呈送给曹操，立即被封了侯，受到大家的羡慕。 　　但据《典略》说，王琰被封侯后，有一个人非但高兴不起来，还整天待在屋里哭，她就是王琰的妻。因为她担心王琰从此将要富贵，就会娶更多的小妾，从而会夺走王琰对自己的爱（其妻哭于室，以为琰富贵将更娶妾媵而夺己爱故也）。 　　壶关城很坚固，久攻不下，曹操有点气恼，他下令：“城池攻破后，把他们全部活埋！”但是前后攻打了三个月，还是没有攻下。 　　曹仁看出了问题，他建议道：“围城的时候，最好让城里的人看到他们还有活路。现在要是让他们感觉只有死路一条，他们必然会奋力抵抗，加上敌军城固而粮多，我们硬攻必然会有很大伤亡。位于坚固的城池下，去攻打必死的敌人，不是上策（今顿兵坚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虏，非良计也）。” 　　据《三国志曹仁传》记载，曹操接受了曹仁的建议，城内的敌兵很快投降了，根据曹仁前后所立的战功，他被封为都亭侯。曹仁应该还提出了具体的攻城方案，不然城里的敌兵也不会轻易投降，不过具体方案不见记载，应该是更改之前的命令，给城里的人留出一条活路，诱使敌兵投降吧。 　　此次西征是曹军主力在连续一年作战后，没有得到充分休整情况下进行的，加之此次多为山地作战，对擅长平原突袭的曹军来说又是一个新的挑战。这次西征并州胜负方面虽然没有大的悬念，却也打得异常艰苦。 　　在越过太行山区时，曹操写了一首《苦寒行》的诗，记录了行军的艰辛和自己不得已用兵的感慨，是一首军旅诗的佳作。诗中写道：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 　　曹操在诗中描述到：太行山上山高路险，车轮都能被颠坏。树林萧瑟，北风呼啸，熊和虎豹时常出没，山谷里人烟稀少。大雪纷飞，抬头仰望怎能不长长叹息。此情此景，令我心感惆怅，甚至想到了回师，为此在路上不断徘徊。已经迷失了道路，到了晚上还没有找到露营之处，人和马都饥寒交迫了，背负行囊砍柴烧火，凿开冰凌煮粥做饭，想起了那首叫《东山》的诗，又勾起了我深深的哀伤。 　　曹操提到的《东山》这首诗，是《诗经》中的一篇，相传为周公东征时，三年没有回过家的战士们吟出的思念家乡的诗。 　　从这首《苦寒行》里，我们依稀可以体会到古代作战的艰辛。那不是地图上的几个点，也不是史书上的几行字，甚至不是血和泪就能说完道尽的，那种艰苦卓绝，那种百转千回，让人忽然明白，所谓战争其实不是简单地拼武力，也不仅仅是拼智谋，拼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拼的是人性和毅力，是人对自己极限的挑战。 　　【九、两位能臣】 　　高干被杀，壶关攻破，活动在并州地区的黑山军首领张燕此前已归顺了曹操，被封了侯爵。此外，在这一带有传统势力的南匈奴也表示不愿为敌，曹操西征并州眼看将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但局面并不完全这么乐观，并州自身的问题好解决，包括河套一带的朔方郡、云中郡其实并不需要发兵攻打，可以传檄而定。但并州南面隶属于司隶校尉部的河东郡、弘农郡一直处于动乱之中，直接影响到并州地区的稳定。 　　就在高干起兵的同时，河东郡的张晟聚众上万人响应高干，弘农郡的张琰也加入进来，他们活动于崤关、渑池一带，势力逐渐壮大。 　　曹操任命的河东郡太守是王邑，不巧的是他此时正好被征入朝。王邑的上司是司隶校尉钟繇，钟繇认为王邑不太称职，想奏免他。郡政府属官卫固以及地方驻军负责人（中郎将）范先趁机生事，他们面见钟繇，以民意为借口要求王邑留任。卫固等人表面上为民请愿，实际上是想把局面弄乱，好与高干暗中相通（外以请邑为名，而内实与高干通牒）。 　　河东郡的严峻形势让曹操颇感忧心，曹操写信给许县的荀：“关西诸将表面臣服而心怀贰心（外服内贰），张晟作乱于、渑，南面与刘表相通，卫固等人又响应他，眼看将酿成大乱。河东郡是天下要地，请先生为我举荐一个像萧何、寇恂那样的贤才去镇守。” 　　荀很快回复：“西平郡太守杜畿，勇足以当难，智足以应变，正是明公需要的那个人。”曹操于是任命杜畿为河东郡太守。 　　杜畿字伯侯，关中人，是西汉名臣杜延的后代，二十多岁时在家乡当过县长，后避乱于荆州。建安初年曹操在许县招揽人才，经荀推荐到司空府任职，后外派为护羌校尉，兼任凉州刺史部西平郡（治所在今青海西宁）太守。 　　杜畿不是颖川郡人，跟荀也没有什么交往，他为荀所注意纯属偶然。据《傅子》一书记载，杜畿刚从荆州到许县时，跟侍中耿纪认识，两个人经常深夜闲聊。荀恰巧是耿纪的邻居，夜里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认为他才识出众。 　　第二天，荀派人对耿纪说：“身边有这么才识出众的人不向天子推荐，岂不是白拿了朝廷的俸禄？”荀与杜畿相见后，倾谈之下更是觉得自己判断得不错，于是把他推荐给了曹操。 　　荀担任的是尚书令，相当于朝廷的秘书长，侍中是皇帝本人的高级顾问和随身秘书，论品秩比尚书令还高。两个朝廷重臣互为邻居，夜里居然能听到对方家里的谈话，说明朝廷刚迁到许县时住房多么紧张。另外，幸好杜畿和耿纪没有在背后谈论什么阴谋，而荀也不是喜欢打小报告的人，否则在这样的住房条件下深夜闲谈将是一件危险的事。 　　杜畿走马上任时壶关之战还在进行，这时能抽调出来随杜畿进入河东郡的人马有限，杜畿索性只带少数随从前往。卫固等人知道后，派出几千人占领了黄河上的重要渡口陕津（今河南三门峡附近），杜畿无法渡河。 　　曹操派夏侯率部讨伐卫固等人，但大军开到还需要一定时间。杜畿认为，河东郡百姓并非想作乱，而卫固等人也没到公开违抗曹操命令的地步，应该先稳住他们。 　　杜畿于是绕道黄河上的另一个渡口豆津（今山西芮城东南），从那里过了河。对于杜畿的到来，卫固和范先产生了分歧，范先想杀掉杜畿。为了给杜畿一个下马威，范先在城门外绑了几十个原郡政府的属官，从办公室主任（主簿）开始杀起，一口气杀了三十多个，但杜畿居然神态自若。杜畿超强的心理素质镇住了卫固，卫固是个不想把什么事都做绝的人，他认为杜畿杀之无益，徒增恶名，反正他人少势孤，难有作为，于是表面上仍然尊杜畿为太守。 　　杜畿耐住性子与卫固、范先等人周旋，并悄悄发展自己的势力，分化瓦解敌人，后来他抓住机会，与卫固、范先决裂，双方激战于张辟。正在此时壶关战役结束，曹操派出的大军也开到了，杀了卫固、范先以及张晟等人，平定了河东郡。 　　杜畿继续担任河东郡太守，前后达十六年之久，在任期间，他减轻刑罚，教化百姓，发展生产，开设学校，还亲自为学生上课，使河东郡得到很好的治理，成为“曹统区”里的模范区，对于巩固并州和关中地区的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曹操给河东郡派去了一个好太守，又给并州选了一个称职的刺史，他的名字叫梁习。 　　梁习字子虞，是豫州刺史部陈国人，献帝迁都许县后，曹操选拔梁习当县长，梁习干得很不错，他很有治乱理政的才能，曹操每遇到问题比较多的县要治理总是想到他。这样，在短短几年间梁习先后担任了四个县的县长，最远的地方是徐州刺史部的海西县。 　　曹操后来把他调回司空府，在人事部门工作（西曹令属），相当于司空府人事处副处长，这个职务权力很大，管着各地官员的选任，相当于吏部。并州平定后，曹操想选一个能人到那里任职，于是选中了梁习。 　　当时的并州虽然已经平定，但境内各种势力错综复杂，手里有兵权的人很多，北方少数民族也蠢蠢欲动，到处充满对峙，社会动荡，民生凋敝，豪强为害乡里。 　　梁习到任后不负重望，他首先四处招降纳叛，削弱敌对势力的力量，对于有些豪族，征召他们到州政府来任职，然后以朝廷征兵为由，将地方豪强控制的青壮年男子陆续抽走。通过这一系列手段，使地方势力得到极大抑制。局面稳定后，对于不肯服从的就兴兵讨伐，并州境内很快整肃起来。 　　政局稳定后，梁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提倡农耕蚕织，与北方少数民族开展边境贸易，使并州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受到曹操的嘉奖。地方父老对梁习也十分拥戴，认为在并州担任过刺史的人里没有能超过梁习的（以为自所闻识，刺史未有及习者）。 　　杜畿和梁习是“曹统区”众多地方行政官员的代表，曹操每占领一个地方，就精心挑选适合于出任地方行政官的能臣，全力支持他们的工作，使这些地区恢复和发展得很快。这些能臣们虽然不上阵厮杀，平时处理的也都是些具体而琐碎的事务，但他们的努力也必不可少，为巩固“曹统区”的统治，支援前线战事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八章 大权在握 　　〔对有功之臣曹操丝毫不吝惜奖赏，进一步吸引了四面八方的有识之士，形成人才鼎盛的局面。在一片欣欣向荣的背后，也隐藏着可怕的分歧，虽然没有人公开发起挑战，但那种无形的寒意也正一点点袭来。〕 　　【一、大赏功臣】 　　自建安五年（200年）官渡之战结束到建安十一年（206年），一晃六年过去了，经过连续作战，北方四州中的冀州、青州、并州已全部纳入曹操的势力范围，只有幽州北面的一部分在公孙度的实际控制中。 　　公孙度趁内地连年混战之机在辽东半岛及东北地区大肆扩张势力，将原辽东郡分成了辽西郡和中辽郡，加上原来的辽东属国、玄郡、乐浪郡（今朝鲜半岛的一部分），也有了相当的规模，再当个太守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干脆创设了一个新的州，名叫平州，自己担任平州牧，同时自称辽东侯。 　　公孙度还派人越过渤海到达山东半岛，占领了一部分地区，在那里也设置了一个新的州，叫做营州，任命了营州刺史。 　　数千里之外的公孙度尽管实际上成了另一个皇帝，每天都在干着大逆不道的勾当，但曹操现在并没有发兵讨伐他的打算。在曹操列出的对手名单中，像公孙度这种远在天边的割据军阀，可以排在最后面。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以献帝的名义任命五十五岁的公孙度为武威将军，封永宁乡侯。公孙度接受了曹操的任命，对外不再提他的平州和营州，但实际控制区域不变。 　　公孙度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公孙康和公孙恭。就在曹操任命公孙度为武威将军的当年，公孙度死了，他的儿子公孙康继位，朝廷任命他为辽东郡太守，实际控制着公孙度留下的地盘。 　　不管怎么说，此时整个黄河以北地区，除了塞外少数民族部族之外，已全部纳入到“曹统区”的版图。长江上游的益州一带由刘璋占领，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分别由曹操以及刘表、孙权、刘备分别占领，而长江以南的地区，分别由刘表和孙权等人占领。 　　这是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平定并州后的天下大势，与十年前相比，现在的局势更为清晰简单，因为在这十年里，陶谦、公孙瓒、袁术、孙策、袁绍等人先后逝去，弱者被淘汰，强者更强。 　　对曹操来说，这是将士们奋死拼杀的结果，自从己吾起兵以来，几乎每一天都有战斗，每一仗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流血牺牲，胜利来之不易，功劳应该归于大家。在北方大势初定之后，曹操下令对死去将士们的家属、遗孤给予抚恤，对有功的将士们给予封赏。 　　曹操开始起兵时的身份是奋武将军，勉强算个杂牌军的军长，当时的骨干只有曹仁、曹洪以及夏侯渊、夏侯等几个，他们的身份是奋武将军属下的司马或别部司马，类似于团长。后来，随着军队规模越来越大，加入的将领越来越多，曹军的组织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到官渡之战时，夏侯他们已经升为军长一级的各种名号将军，或者师长一级的校尉，其中夏侯担任的是建武将军，可以看做是少将军长；夏侯渊担任的是督军校尉，可以看做是个大校师长；曹洪先是鹰扬校尉，后担任扬武中郎将，可以看做是个准将副军长；曹纯统率虎豹骑，具体军职不详，应该是校尉这一级。而曹家的年轻一代曹真和曹休，都是“虎豹骑宿卫”，即虎豹骑部队里的军官。 　　曹氏和夏侯氏兄弟们进步都很快，但相对于其他的异姓将军们，他们还算是慢的。 　　在官渡之战前后，于禁等人已经晋升为将军或偏将军、裨将军了，其中于禁是偏将军，乐进是游击将军，李典是捕虏将军，程昱是振威将军，张辽是裨将军，张、徐晃是偏将军，他们担任的这些职务，可以看做是军长或副军长。军衔较低的许褚，担任的也是校尉，可以算做是师长这一级。 　　这些情况说明，在曹军中曹氏和夏侯氏兄弟的地位并不是最高的，起码现在仍是这样。他们晋升的速度并不比其他异姓将领更快，甚至还稍稍有些落后。 　　曹操的用人方略历来受到后人的推崇，其中一条就是奖罚分明，平时建立有严格的军功考核、登记制度，该奖的时候必奖，不该奖的时候决不滥奖，避免了奖惩和职务晋升的随意性。 　　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从壶关回师许县，考评各位将领官渡之战前后的功劳，结果是于禁、乐进和张辽三个人的功劳最大。曹操上表献帝，对他们三人予以表彰，曹操在表彰命令中说道： 　　“乐进、于禁、张辽武力高强，谋划周密，品质专一忠诚，有节操和大义，每次临敌交战，都身先士卒（每临战攻，常为率督），有时亲自擂鼓助战，没有他们攻不破的坚阵。每次派他们出征，都坚决执行命令，安抚士卒，遇事当机立断，从未有过任何疏失。” 　　于是擢升于禁为虎威将军，乐进为折冲将军，张辽为荡寇将军。 　　除了这些武将，谋士们也功不可没，功劳最大的自然是荀。 　　早在建安八年（203年），曹操就根据荀前后所立的功劳，上书献帝表荀为万岁亭侯。曹操在给献帝的奏章中写道： 　　“侍中兼尚书令荀，积德累行，从少到长均无过失（少长无悔），遭遇纷扰的乱世，却怀抱忠诚，力创太平。我始举义兵，四处征伐，与荀戮力同心，帮助朝廷谋划，他所提出的建议，付诸实践后没有不成功的（发言授策，无施不效）。有荀的功业，我才得以成功，如同拨去浮云，才显出日月的光明。陛下到许县后，荀在陛下身边地处机要，他忠诚尽职，如履薄冰，不管处理什么事务，都准确而精当。现在天下平定，是荀的功劳，应该授予他很高爵位，以表彰他建立的功勋（宜享高爵，以彰元勋）。” 　　但荀坚决推辞，他是朝廷的秘书长（尚书令），有关文件需要从他这里传递，荀自作主张将其扣下不发（不通太祖表）。 　　曹操只好专门给荀写信说：“与君共事以来，建立朝廷，是先生你从中辅助，你帮着提建议，出谋划策，建立的功勋已经很多了，愿你不要推辞。”反复劝说，最后荀才肯接受。 　　不久，曹操又表奏荀攸的功劳，说“军师荀攸开始辅佐我以来，无征不从，前后克敌，都是荀攸出的主意”，于是献帝封荀攸为陵树亭侯。 　　荀之所以坚决辞让，是因为封侯通常需要有军功，在战场上杀敌通常是最直接的条件，而文士封侯通常是很难的。一般来说，封侯不以职务和地位高低为取舍，职务高的人即使位至三公，没有特别的功绩也难以封侯，职务很低，如果有特殊贡献的，也可以封侯。荀认为自己没有“野战之功”，不配封侯。 　　曹营的武将中封侯比较早的是乐进，在破张超的雍丘之战中，他第一个攀上城头（先登），因此被封为广昌亭侯。后来，于禁在征张绣之战中功劳显著，被封为益寿亭侯。张官渡前线临阵倒戈，加速了袁绍的灭亡，被封为都亭侯。曹氏和夏侯氏兄弟里，似乎只有夏侯一个人较早被封侯，那是在献帝刚到许县时，献帝任命夏侯为建武将军，封高安乡侯。 　　还有一个人的情况特殊，他就是徐晃。徐晃原是杨奉的部下，献帝东归路过安邑时，杨奉护驾有功，手下人也跟着沾光，封了不少官职和爵位，徐晃在那时被封为都亭侯。除了上述几个人外，张辽、乐进以及曹氏、夏侯氏其他兄弟还都没有被封侯。 　　建安十二年（207年）二月，曹操在邺县表奏献帝，大封功臣二十多人，全部封为列侯，其余的也都评出等级予以封赏。曹操在命令中说：“以前赵奢、窦婴为大将，得到千金重赏，一天之内就全部分给了部下，所以他们能够成就大事，永世留声。我读到这样的文章，无法不对他们产生敬慕。我和诸将、士大夫共同征战，依靠大家不吝其谋、不遗其力，才夷险平乱，得到了朝廷的重赏。这事，让我不禁追思起窦婴散金之义，所以我要把封地的租税拿出来分给将士们，以酬谢大家的功劳。对死亡将士的遗孤，也要评定等级，分给租谷。如果年成好，国力充足，租税全部收齐，当尽其所有，与大家共同分享。” 　　这次受封的二十多个人名单不详，根据现有资料看，曹纯的高陵亭侯、张辽的都亭侯等都是这次受封的，想必其他战功显赫的武将们也都封了侯。除了武将，谋士里至少郭嘉在这次也得到了封侯，他受封的是洧阳亭侯。 　　荀当初被封为万岁亭侯的时候食邑是一千户，此次又加封一千户，共计二千户。曹操在上献帝的奏章里又一次追述了荀的功劳，说他在官渡之战时鼓励自己坚持作战；官渡之战后自己想先征刘表，还是在荀的正确分析和判断下才决定北征冀州。曹操认为，如果当时不听荀的这两条重要建议，局面将完全不可想象，荀的这两项建议“以亡为存，以祸致福”，是自己所不及的。 　　荀又再次谦让，曹操多次写信给他，让他不要推辞。曹操甚至想让荀担任三公，荀让荀攸出面谢绝，前后达十多次，曹操才放弃了这个想法。在这次大封中，已经被封为高安乡侯的夏侯根据新立的功劳，被增封食邑一千八百户，合计达到二千五百户。已经被封为陵树亭侯的荀攸，再增食邑四百户，合计为七百户。 　　【二、人才鼎盛】 　　曹操用对了两个人，使河东郡以及并州从此不再让他操心。这让曹操更加觉得抢人才比抢地盘更重要，他要梁习多向他推荐并州的人才，梁习先后向曹操推荐了常林、王象、杨俊、王凌、仲长统、荀纬等人。 　　这些人里只有王凌是正宗的并州人，其他人都是避难到并州的，其中常林、杨俊、王象、荀纬是河内郡人，仲长统是山阳郡人，曹操全部任命他们为县长，这些人后来干得都不错。 　　常林字伯槐，河内郡温县人，跟司马懿一个县。小的时候家里很穷，但他很好学，一边耕田，一边坚持研习经学（带经耕），虽然是个乡间农民，却处处以士人的风范要求自己，与妻子相敬如宾。 　　河内郡太守王匡起兵讨董卓时，常林的叔父因为发表了一些对时局不满的话被王匡抓了起来，族人们都很害怕，不敢相救。当时本县在外面做大官的人里有一个叫胡母彪的，常林跑去见他，说服他出面将叔父救出。常林看到河内郡没法待下去，就跑去依附河间郡太守陈延壁。军阀张杨贪慕河间郡的财物，派兵前来攻打。常林辅佐陈延壁拒敌，坚守六十多天，令张杨无计可施，常林由此出名。高干想请他帮忙，给了一个骑都尉的官职，但常林不答应。 　　梁习听说他是个人才，就推荐给曹操，曹操任命他为南和县长。常林工作很出色，后来升为博陵郡太守、幽州刺史。 　　杨俊字季才，河内郡获嘉县人。他是被曹操杀掉的名士边让的学生。杨俊跟司马朗、司马懿兄弟俩同郡，在司马懿十六七岁时杨俊就认识他们，当时司马朗已经有点名声，而司马懿还默默无闻，杨俊认为司马懿将来更不得了，成就将超过司马朗。杨俊识人赏才的眼光还不止此一例。本郡人王象从小是个孤儿，给人当奴仆，地位低下，但他发愤刻苦，一边放羊一边坚持自学。杨俊看出他是个人才，就把王象赎出来，接到自己家里，还帮他娶妻成家，王象后来果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本郡的审固、陈留郡的卫恂都是当兵的出身，被杨俊发现后给予资助扶持，后来审固成为郡太守，卫恂成为御史。 　　曹操任命杨俊担任曲梁县长，后来杨俊还担任过南阳郡太守等职。 　　荀纬字公高，以后跟杨修、丁仪等人来往密切，死于曹丕执政后的第四年。他是河内郡人，跟荀、荀攸不是一个家族。 　　上面这些从并州出来的人里有两个很特殊，一个是王凌，一个是仲长统。王凌是前司徒王允的侄子，王允被杀时也在长安，当时他年龄很小，为了逃命，他和哥哥王晨居然从高大的长安城墙上翻了出来。在曹魏后期，司马懿专权，王凌是少数几个手握重兵又心系曹氏的旧臣之一，后来他发动兵变反抗司马懿，失败后自杀。 　　仲长统字公理，此时约二十六七岁，豫州刺史部山阳郡人，是个大哲学家、政论家。他从小聪颖好学，博览群书，从二十岁开始，游学于北方各州郡。他性情倜傥，不拘小节，时人称为“狂生”。 　　在游学期间，他结识了高干，高干很厚待他，并且向他请教时事。仲长统以敢于直言著称，在这方面恐怕跟祢衡有一拼。他不怎么看得上高干，就对他说：“你有雄志而无雄才，好士而不能择人，在这些方面应当深以为戒。”话说得这么直白，搁谁都不会爱听，好在高干修养还行，只是不再理他。 　　高干死后，仲长统滞留于并州。荀知道他是个大才，推荐他到许县朝廷工作，担任尚书郎，后来还曾被曹操调到身边担任军事参谋。仲长统不喜欢刻板的生活，他与曹操同年而死，他生前参与曹操军事、政治事务方面的记载很少，大部分精力都用在研究学问上了，整天都在思考政治和哲学，著有《昌言》一书，浓缩了他思想的精华，是古代哲学史和思想史上里程碑式著作。 　　在《昌言》中，仲长统发挥了他始终如一的直言风格，对社会政治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批判，矛头指向政治、经济、社会风气等各个方面，从外戚和宦官专权，到贪欲昏聩的天子，他都大胆予以抨击。 　　按说仲长统这样的言行和脾气简直就是祢衡第二，但他却活得挺滋润。原因可能是他比祢衡更有真才实学，不仅有一定名气还有一定的人缘，荀等人对他颇为赏识。同时，曹操杀了边让以后引起了连锁的副作用，对于边让这种类型的名士，曹操可能认为他们也就耍耍嘴皮子而已，对他们舞刀弄枪反而成全了他们名垂青史的理想，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有一点也许更为重要，在仲长统的政治主张里，对现行的三公制很有意见，认为应当恢复汉初的丞相制，理由是“由一个人集权才能更好地发挥权力的效力，多人共同执政容易互相依赖；集权反而容易和谐，相互依赖则容易出问题（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这恰好与曹操眼下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 　　在平定河东郡以及并州的战事中，除了钟繇、杜畿等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外，还有两个人不得不提，一个是贾逵，一个是张既。 　　贾逵前面已有提及，官渡之战前后，钟繇坐镇关中，贾逵当时是绛邑县长。袁尚派袁氏任命的河东郡太守郭援南下，在高干和南匈奴单于的配合下从曹军的左路出击，势头很猛，所过之县均被攻占，到绛邑县时却被贾逵挡住。 　　但终究实力悬殊，贾逵后来被俘，他大义凛然，斥责郭援，郭援想杀他，但全县官民听到消息后一起站在城上喊：“要杀我们的贤君，我们愿意一同死（杀我贤君，宁俱死耳）！”郭援怕生变故，没敢杀贾逵，而是把他关了起来，后来把他放了。 　　据《三国志贾逵传》说，高干反叛的时候，弘农郡张琰起兵响应，这个时候贾逵正好在张琰那里，贾逵听说张琰叛乱，仍不动声色，帮张琰谋划，取得张琰的信任。后来贾逵以城池不够坚固为由建议张琰修城，然后伺机掌握兵权与张琰相拒，曹操大军赶到，将张琰杀了。 　　据《魏略》说，贾逵当初被囚禁于壶关，关在一个土窖中，上面用车轮盖住窖口，有人把守。有个姓祝的看守深感贾逵的节义，夜里把他偷偷放走了。 　　据《孙资别传》说，贾逵在河东郡时有个朋友叫孙资，在郡政府担任驻京办主任（计吏）。孙资经常到许县出差，他向曹操推荐了贾逵，于是曹操任命贾逵担任渑池县令。 　　贾逵后来成为曹魏的重臣，多次临危受命，成为重要的军事将领。曹丕称帝时他与曹休共同主持与孙吴的战事。贾逵一生忠于曹魏，死前病中还对人说：“我受国厚恩，只是恨不能斩孙权到地下以见先帝呀。” 　　张既前面也提到过，他当新丰县令的时候，钟繇派他劝说马腾，为韩遂、马腾陈说祸福，使他们二人遣子入朝，为打败郭援等人的联合进攻立下了功劳。 　　高干反叛后，张晟、卫固、张琰等人响应，占领了长安与洛阳之间的弘农郡、河东郡很多地方，曹操任命张既以议郎的身份协助钟繇处理军务（参繇军事）。张既凭借他与韩遂、马腾的关系，说服他们出兵协助攻打张晟、卫固等人。 　　后来张既担任了京兆尹，作为关中地区的主要行政长官，他积极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为曹军历次用兵汉中做好后勤支援。魏国初建时，在西北地区新设了雍州，他是第一任刺史，后改任凉州刺史，一直任职于曹魏西部地区，很有政绩。 　　这一时期也是曹操人才大丰收的时期，进入曹操阵营的人才除了上面这几位，还有之前提到过的崔琰、崔林、牵招、陈琳、辛毗、高柔、王修、李孚、杜畿、梁习等，除此之外，较有名气的还有王思、薛悌、嘉、司马朗、刘放、孙资等人。 　　在《魏略》一书里，把王思、薛悌、嘉都列入《苛吏传》中。他们三人出身都很低微，后来做的官也差不多，王思开始与梁习都在司空府人事部门供职，后来都被提拔为刺史，又做到九卿。 　　薛悌是在兖州时期就跟随曹操的旧部，张邈叛乱时协助程昱守鄄城三地，受到曹操重用，后来担任过郡太守，他最出名的一个经历是，作为护军与张辽、乐进、李典等人守合肥。嘉情况不详，既然列入《苛吏传》，应该做过郡太守或刺史。 　　司马朗字伯达，司隶校尉部河内郡温县人，曹操的老上司、前河南尹司马防之子。司马防有八个儿子，分别是司马朗、司马懿、司马孚、司马旭、司马恂、司马进、司马通、司马敏，个个都很出色，时人称为“八达”，意思是司马家的八个“达人”。 　　“达人”一词现在很时髦，它最早见于《左传》：“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后必有达人。”孔颖达注释“达人”的意思为“智能通达之人”，除了这个意思外，“达人”在古代还有“显贵的人”、“豁达豪放的人”等意思，反正都是褒义词。 　　不过现在说的“达人”，据说是从日文和韩文演变而来，指的是经过长年锻炼积累了丰富经验，从而在某个领域里顶尖的人，是某方面、某领域里最牛、最猛的人。 　　董卓胁迫献帝迁都长安的时候，司马防担任天子身边负责办理文件的机要秘书（治书御史），有感于天下即将大乱，他让长子司马朗带上家眷回温县老家。司马朗不负父亲嘱托，带着家人辗转回到了温县，召集宗族，替父亲教导诸弟。 　　建安七年（202年），司马朗的家乡河内郡已成为“曹统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三国志司马朗传》说他二十二岁，但又说他死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死时四十七岁，所以二十二岁应为三十二岁之误。 　　曹操感念于老领导当年的关照，于是征辟司马朗到司空府工作，后来又任命他为成皋县令、堂阳县长、元城县令，曹操担任丞相后，调他到丞相府担任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 　　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中，还有两个人对曹魏政权影响深远，即刘放和孙资，他们大约也是这一时期加入曹操阵营里的。 　　刘放字子弃，冀州刺史部涿郡人，是刘氏宗亲，广阳顺王的后代，举过孝廉。天下大乱后，幽州刺史部渔阳郡的王松据地称雄，刘放去依附他。曹操平定冀州后，刘放劝王松归顺曹操，王松接受，让刘放以自己的名义给曹操写了封信，这件事让曹操很高兴，而这封信因为文采飞扬更给曹操留下了深刻印象。 　　南皮之战期间，王松率雍奴、泉州、安次等县归附曹操。曹操听说刘放有劝王松归附之功，而且王松那封信又是他代笔的，于是对刘放刮目相看，招入司空府从事秘书方面的工作（历主簿记室），后来又下派到阳等地当县令。 　　孙资字彦龙，并州刺史部太原郡中都县（今山西平遥）人，小时候就很聪慧，三岁时失去双亲，由兄嫂抚养。王允也是太原郡人，对他很欣赏。曹操担任司空后，曾经征辟他，但由于孙资的个人原因，一直未能成行。孙资也是贾逵的好朋友，贾逵后来劝孙资出来做事，曹操任命他为县令。曹操担任丞相后，调孙资担任丞相府军事参谋（参丞相军事）。 　　一般总会把刘放和孙资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有一项特长：做秘书工作。曹操建立魏国后，选他俩为机要秘书（秘书郎），曹丕继位后改秘书为中书，权力很大，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成为机要部门的主管，是皇帝身边的近臣，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曹魏的江山甚至一度被他们二人所左右。 　　【三、许攸之死】 　　但也有两个人的日子不太好过，不过他们最后的结局却刚好相反。 　　一个是袁绍的外甥、高干的堂弟高柔，因为跟袁绍、高干有这层关系，在高干叛乱后，曹操对高柔产生了成见。高柔本来当县长，曹操下令把他调回来，任命他为刺奸令史。刺奸是执法官，最早设于军中，后来地方上也有；令史是令的属吏。刺奸令史这个官职，大约相当于基层法院的院长。 　　《三国志高柔传》说得很明白，曹操让高柔担任这个职务，不是想栽培他，而是想找个茬把他杀了。因为法官每天都要断案，在断过的案子里找出几个冤假错案来还是不难的，到那时可以找个证据把他杀了（太祖欲因事诛之）。但是，高柔没有让曹操找到机会，因为他判案允当，所管理的监狱里也没有积压留滞的犯人，曹操对高柔慢慢有了好感。 　　让曹操彻底改变想法的是一件小事，据《魏氏春秋》记载，高柔平时工作很敬业，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有一次曹操夜里出巡，到高柔所在部门时，发现他坐在那里抱着文书睡着了（拥膝抱文书而寝），曹操大为感动，解下自己身上的裘衣盖在高柔身上悄悄离开了。 　　曹操后来把高柔调到司空府任仓曹属，司空府下设各部门称为“曹”，类似于局或处，正职称为“掾”，副职称为“属”，高柔担任的这个职务，类似于粮食处副处长。 　　高柔在司法方面经验更丰富，曹操担任丞相后，让高柔当丞相府司法处处长（法曹掾）。曹丕当了皇帝后，任命他为司法部部长（廷尉）。 　　与高柔比起来，另一个让曹操不快的人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就是许攸。据《魏略》记载，曹操平定冀州后，许攸自恃有功，又与曹操有故交，所以常摆老资格，说话口气很大，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 　　如果仅此而已也就算了，估计也没多少人会跟他叫劲，但他连对曹操也相当轻慢，经常当众跟领导拍肩头，开领导玩笑（时与太祖相戏），有时还呼曹操的小名，经常说：“阿瞒呀，要是没有我，你就得不到冀州。”曹操笑笑说：“你说得对。”但心里很反感他（然内嫌之）。 　　有一次许攸从邺县东城门经过时，回头对左右的人说：“要不是有我，曹家人根本进不了这个门。”有人向曹操打了小报告，曹操忍无可忍，把许攸抓起来杀了。 　　曹操能容忍敌人，容忍仇人，容忍背叛自己的人，但即使像这样心胸已经够宽阔的人，也有忍不下去的时候。曹操能容忍祢衡，虽然他很狂傲，曹操能容忍仲长统，虽然他说话比较直，但他不能容忍挑战他权威的人。领导的权威有那么重要吗？当然重要。如果你说无所谓，那你一定没有当过领导。许攸大概就没有当过像样的领导，他可能长期都是智囊这种角色，所以不懂曹操的心理，掉了脑袋，恐怕都不知道为了啥。 　　刘邦开始时也是一个比较随和的皇帝，因为他出身草根，端着架子能走路，不端架子也能走，尤其是在跟他一块打江山的那帮老哥们面前，刘邦更是无拘无束。但是，当他坐在皇帝宝座上往下打量这些老战友的时候，发现他们还是那么跟他不见外，开会时乱讲话，张口直呼他的小名，走到路上随便勾领导的肩头。此时，刘邦才发现这些习惯原来是那么让人不爽。 　　于是刘邦重用了儒生，当初他拿人家的帽子当尿壶，现在却发现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他们能制定礼仪规范，帮助领导树立权威，这是当了皇帝的刘邦所急需的。 　　许攸跟曹操过去很熟，那时候一张嘴可能就直呼“阿瞒”，显得很亲切。但是，很多年过去了，许攸还是那个许攸，顶多是立了点儿功劳，而曹操已经不是那个阿瞒了，起码在大庭广众之下不能这么叫。 　　对那些职位甚高，凡人见了都敬畏有加、哆哆嗦嗦的人，你敢当众喊他一声“老张”或“老王”，旁边的人必然会对你刮目相看，只那一句话，就能代表你的资历、你的地位、你的分量。 　　然而，这通常是不能随便喊的，除非你跟他确实够铁，他也没把你当外人。否则，往轻了说，领导会不悦，往重了说，你就得付出代价。 　　许攸付出的代价是他的脑袋。 　　有位当过领导的人曾一针见血地说过：有本事也肯服我，我提拔；没本事但肯服我，我培养；没本事也不服我，可以留下，但决不重用；有本事但不服我，请你走人！ 　　曹操用许攸的一颗人头表达了自己想说的话：对于有功之臣，一定会给予奖赏，但给不给、什么时候给、给多少，那不是你操心的事。不管你资格多老，不管你功劳多大，不管你本事多牛，平时都得服从领导，团结同事，不能把尾巴翘得那么高。 　　【四、司马懿出仕】 　　在这个阶段，曹操在狂占地盘的同时也狂揽人才。在各路割据势力中，曹操是人力资源战略的最大受益者，这一方面得益于他手里有天子这个得天独厚的招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最懂得人才的价值，能够尊重人才、重用人才、关心人才。 　　但是，也并不是所有人对求才若渴的曹操都抱以积极的回应，也有人不肯买他的账，司马氏“八达”中的老二司马懿就是其中的一个。 　　司马懿在家里排行第二，比他兄长司马朗小了八岁，跟著名哲学家仲长统同年，比曹操小二十四岁，差了一代人都不止。 　　据《晋书宣帝纪》介绍，温县的司马氏家族是一个名门望族，自楚汉相争时的名将司马仰开始，历经八世，到东汉安帝时这个家族出了个征西将军司马钧；司马钧有个儿子叫司马量，做过豫章郡太守；司马量有个儿子叫司马俊，做过颖川郡太守；司马俊即曹操老上司司马防的父亲，也是司马懿的爷爷。 　　董卓进洛阳的时候司马懿才十岁，他的哥哥司马朗十八岁，估计他那时已经有了几个弟弟，不过年龄更小，所以司马防才叮嘱司马朗让他带弟弟们回家乡躲难。到曹操迎天子来许县时司马懿十七岁，官渡之战时他二十一岁。 　　《晋书》说司马懿从小有奇志，聪明过人，有雄心大略，同时博闻强识，对儒学有很深造诣（少有奇节，聪明多大略，博学洽闻，伏膺儒教），面对乱世，他常常心怀感叹，以天下为忧。 　　《晋书》由唐代名臣同时也是著名史学家的房玄龄主编，这部书以司马氏为写作主体，中间有不少对司马氏的歌颂和吹捧，对于上述描写司马懿的话，不能说其全无，但也不能信其全有。 　　司马懿早年确有雄才大略，这在杨俊和崔琰等人对他的评价里可以看出来，但忧国忧民的部分，明显是为了塑造被晋朝尊为宣帝的司马懿的光辉形象而虚构和夸大了。 　　上面提过，善于识人的杨俊早年见过司马懿，这时候司马朗已经出来工作且小有名气，而司马懿还无人知晓，杨俊对司马懿评价很高，认为远远超过乃兄。崔琰跟司马朗关系很好，他也有相同看法，他曾对司马朗说：“你兄弟聪明、智慧，处事允当，并且刚断有谋，你是比不了的（非子所及也）。” 　　建安六年（201年），司马懿的家乡河内郡已经成为“曹统区”，二十二岁的司马懿参加了工作，被推举为郡政府驻京办主任的随从（上计掾），大约相当于一个科长吧，因而每年都要去首都许县出差。这个时候曹操正四处网罗人才，他听说司马懿有点小名气，于是派人召见他，想让他到司空府任职。 　　由地方抽调到中央，而且工作在曹操的身边，前途自然不可限量，这是别人打着灯笼也不好找的美事，但却被司马科长拒绝了。 　　这件事还是记录在《晋书》里，据称司马懿拒绝曹操征辟的理由是看到汉朝国运衰微，自己不肯屈事曹操（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这个理由很含糊，似乎是想说司马懿看到汉室不振，大权在曹操手中掌握，因而心中不平。但这种想法未必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即便如荀、孔融那样内心里十分忠诚于汉室的人，此刻不也在许县为官吗？ 　　在成书更接近那个时代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注里，并没有这样的记载。《三国志荀传》里，列举了荀向曹操推荐的人才名单，其中就有司马懿的名字，说明司马懿是经过荀推荐出仕的。 　　但《晋书》坚持司马懿“拒曹”这个情节，为了让大家相信，它还编了一个生动的故事：司马懿以自己患风痹生活不能自理为由拒绝了曹操的征辟。曹操有点怀疑，认为这小子可能有诈，就派人夜里到司马懿家看看，结果发现司马懿果然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于是就信以为真，不再强迫他应征了。 　　讲完这个故事，《晋书》还怕有人不相信，于是又讲了一个：司马懿前面骗过了曹操的密探，但从此也就得装下去了。有一天，他们家在院子里晒书，突然来了暴雨，司马懿一着急，忘了自己在装病人，起身跑过去收书，这件事恰巧被家里的一个婢女看到了。司马懿的老婆叫张春华，她很厉害，不仅亲手把这个婢女杀了灭口，并且“亲自执爨”。“爨”的意思是烧火做饭，表面看来似乎是说婢女被杀之后，家里没人做饭，张春华亲自做饭。 　　但这有什么好写的呢？司马懿那时候是个二十多岁没有工作的小青年，在外人眼里还是个重病在身不能动的残疾人，老婆下厨房做个饭也值得写进史书里吗？仔细看看，这几个字里恐怕隐藏着令人恐怖的事情。 　　“爨”的意思还有烧和煮，张春华把人杀了，怎么藏尸灭迹呢？干脆把人弄到锅里煮了，她亲自烧火。 　　这种事别的女人未必能干出来，但司马懿的老婆张春华绝对可以。她也是河内郡人，父亲是个县令，母亲姓山，是“竹林七贤”之一山涛的姑奶。张春华最大的贡献是生下了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俩，她伴随司马懿一生，帮了司马懿不少忙，但也绝对是一个悍妇，把司马懿治得服服帖帖。 　　司马懿后来宠幸一个姓柏的小老婆，弄得张春华想见他一面都很难，张春华于是使出杀手锏：绝食。 　　张春华想自杀司马懿倒不怕，关键是张春华发动了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一块绝食，司马懿害怕了，赶紧赔礼道歉。司马懿对人说：“这个老太婆死了不要紧，关键是毁了我的好儿子啊（老物不足惜，虑困我好儿耳）！” 　　司马懿的这一番做派确实显眼，为了不出来做曹操的官，不惜装病杀人，看来意志是够坚定的。如果以后汉室复兴了，追记谁曾经跟奸臣曹操做过坚决斗争，这些无疑会成为他的光辉业绩。 　　可惜，这些故事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 　　一个二十二岁的郡政府上计吏的随员，即使出身名门且有点小名气，至于让曹操花这么大的心思非把他弄出来工作不可吗？司马懿与众不同且坚定无比的政治信念又来自于哪里呢？他的行为缺少说服力。 　　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弟弟司马孚都在曹营做事，且事业一帆风顺，他却特立独行，非要耍点酷，让人有些不解。 　　而且司马懿并没有酷到底，他还是出来做事了。据《晋书》说，曹操当了丞相后，征他到丞相府来当文教处处长（文学掾）。这一次曹操不客气了，命令说：“再要得瑟，就抓起来（若复盘桓，便收之）！”司马懿害怕了，乖乖出来就职。 　　这个故事也仅见于《晋书》，是为司马懿最终出仕圆场的。但这样一来更加说不过去了，当初不出来，现在一吓唬就出来了，这不是承认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欺骗领导吗？司马懿难道现在不害怕了？ 　　司马懿到了曹操身边后，工作干得挺出色，一来他确实有些本事，工作也努力，二来他迅速给自己找了个好靠山，即后来当了太子的曹丕。 　　司马懿被人称为“太子四友”之一，这再次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他不是死读书、认死理的人，不会只拉车不看路，先前关于汉室衰微、不肯屈事曹氏的话都是假的。 　　假设《晋书》里的记载是真实的，那就是司马懿在做秀，通过“拒曹”抬高身价，增加知名度，目的是更好地“事曹”，他的目的基本上都达到了。 　　但更为可能的是，《晋书》里关于司马懿“拒曹”以及为了让这件事看起来更加真实而讲的那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目的是塑造司马懿“反曹”的形象，以解释最后取代了曹魏的晋朝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五、可怕的分歧】 　　建安七年（202年）袁绍去世，他所担任的大将军一职，理论上也空了出来。袁尚虽然以袁绍的接班人自居，但许县朝廷不可能给这个年轻人发来大将军的任命。 　　次于大将军的军职是车骑将军，之前献帝任命他的老丈人董承担任该职，董承上任没有几个月，就被发现策划了谋反事件，董承被杀，车骑将军一职也空了出来。 　　在文官方面，曹操担任司空，并明确司空为三公之首。现任的三公还有司徒赵温，而太尉一职，曾给过袁绍，袁绍改任大将军后按理不会再担任这一职务，但这一职务也没再任命给其他人。曹操曾有意让荀担任三公，指的可能就是太尉，但被荀坚决拒绝了。 　　所以，到曹操担任冀州牧时，在职务上能与他同列的只有赵温一个人。曹操应该还有一个头衔，这是他初到洛阳迎驾时被授予的：录尚书事。这是一个加官，即兼职，以前说过这个职务很重要，类似于“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官职大到三公乃至大将军，如果没有这个加官，权力也大打折扣。 　　献帝刘协在他位于许县的宫殿里，开始还能看到赵温、荀、孔融、赵歧、杨彪、张俭、陈纪、桓典等人，后来赵歧、陈纪、张俭、桓典等先后去世，对于朝廷里空出来的这些职位，曹操并没有及时补充的打算，所以许县朝廷班子越来越小。 　　曹操对司空府的建设非常重视，机构逐渐庞大，内设部门不仅涵盖了经济、民政、司法、人事等，还设置了军师、军师祭酒、参司空军事、军谋掾等军职，以服务战争的需要。此时虽然曹操没有再担任大将军或车骑将军，但他的司空府实际上具备了军政合一的职能，成为事实上帝国的最高决策机构。先后不同时期里投奔曹操的主要文士，除荀等极少数人外，都在司空府任职或曾经在司空府任职。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占邺县，兼任冀州牧。这时，有人建议他恢复古代的九州制（有说操宜复置九州者），原因是在古代九州里，冀州的面积最大，曹操现在担任冀州牧，那样一来势力范围更大，更容易为天下信服（所统既广，则天下易服）。 　　对于这个建议，曹操有点动心。占领冀州后，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处理与许县朝廷的关系，如果把大本营还放在许县，将会有许多不便，不管怎么样，刘协都是天下人公认的皇帝，自己作为三公之一，理应履行做臣子的本分，比如按时上朝、有事上报、天子随招随到等等，这又是曹操不可能做到的。 　　一想起那次南征张绣前，天子的虎贲卫士把冰凉的铁戟架到自己脖子上的情景，曹操就觉得脊背嗖嗖发凉。他已经打定主意跟许县的天子“分开过”了，但那样一来，必须给自己找出一个合理的理由和一个恰当的操作模式。而且，传统概念上的司空府也不掌兵，以司空府来统领天下的军政大权，时间长了也容易被人说三道四。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恢复古代九州制的时候，曹操认为这倒是个好主意，可以破解当前的政治难题。冀州在古代九州里面积最大，曹操担任冀州牧，从而可以更好地号令天下。 　　九州是人们对古代中国的另一个称呼，这其实是它的虚指；它还有一个实指，指的是九个州，即九大行政区。但是，这九大行政区指的都是哪些，一直存在不同的版本。 　　最早提出九州概念的是《周礼》，但它说得比较含糊，是根据大方位确定的地理概念：东南叫扬州，正南叫荆州，河（指黄河）南叫豫州，正东叫青州，河东叫兖州，正西叫雍州，东北叫幽州，河内叫冀州，正北叫并州。但周朝属于诸侯联邦的形式，九州并不是行政区划。 　　《吕氏春秋》认为：河、汉之间为豫州，是周天子；两河之间为冀州，是晋国；河、济之间为兖州，是卫国；东方为青州，是齐国；泗上为徐州，是鲁国；东南为扬州，是越国；南方为荆州，是楚国；西方为雍州，是秦国；北方为幽州，是燕国。但在春秋争霸的局势下，这个九州也只是一个说法，不是行政区划。 　　最通行的“九州说”出自《尚书》里的《禹贡篇》，九州的名字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它是用山川河流为界限划出的地理分野，也不是行政区划。 　　以“州”为单位的行政区划始自汉朝，但已经不是九个州，而有十来个州，陆续增加了幽州、并州、益州、交州等新的州。目前，天下共有十三个州，“梁州”的名字改为“凉州”，未设雍州，增加了一个司隶校尉部，管辖两京地区，被视为一个州。 　　也就是说，九州制作为行政概念从来没有施行过，现在要恢复它，依据是什么呢？仅仅为了增加冀州的面积，似乎又有点过于兴师动众了。毕竟，行政区划的调整历来都不是一件小事，涉及各方面的技术困难和各派势力的利益冲突，更何况有些地区还不在“曹统区”，能否推行下去都是一个问题。 　　果然，身在许县的荀听说后，立即写信给曹操，表达不同意见：“现在如果依古制，那么冀州的管辖范围将包括现在的河东郡、冯翊郡、扶风郡、西河以及幽州、并州的全部，这些地方本来人心就不稳，让他们归属冀州，将会使大家更加不自安。如果因此引起叛乱，那么天下大业就不好说了（若一旦生变，天下未可图也）。” 　　荀建议曹操先平定黄河以北的地区，修复旧都洛阳，之后南下荆州，讨伐刘表、刘璋等不肯朝贡的军阀（责王贡之不入），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些想法，从而人人自安。等到天下大定之后，再来议古制。 　　荀的这番表态，让曹操吃了一惊。 　　其实，曹操坚持恢复九州制的真实原因倒不是增加冀州地盘这么简单，其背后还有玄机，可惜荀没有看到。 　　九州制是一个地理概念，或者说是一个规划中的行政概念，它是整个古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把它与整个古制联系起来看才能洞悉曹操的心理。恢复地理或行政区划上的九州制不是曹操想法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部分，借恢复九州制进而恢复已经废除的其它一些政治制度才是要害。 　　现行政治制度大都因袭于汉初，这一套制度由高祖刘邦初创，经过汉武帝和汉光武帝等君主不断改造，与最初的形制已经有了很大不同。比如目前推行的三公制与最早的丞相制就区别很大，三公分了丞相的权力，有了制衡却丧失了效率，东汉三公又长期被尚书台等内朝官分权，有时竟形同虚设。 　　在曹操看来，即使高祖刘邦定下的制度有些也值得商榷，比如封爵制度，以前是五等爵制，即公、侯、伯、子、男，刘邦非要来一个白马盟誓，称“非刘氏不得封王”，断了一般人的封王之路，异姓的臣子功劳再高，封到县侯也就到顶了，逼得王莽这样的人只好另立朝廷单干。 　　曹操想恢复九州制，行政区划调整才是第一步，后面还会陆续推行以恢复古制为重点的政治体制改革，目的是进一步加强自身集权，同时在爵位分封等方面有所突破。 　　但是，第一步还没有迈出去，便遭到了荀干脆利索的反对。 　　而且，继荀之后皇家事务部部长（少府）孔融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九州制是古制，王畿制也是古制，恢复九州制，王畿制要不要也恢复？ 　　所谓王畿制出自《周礼》：“方千里曰国畿，其外五百里侯畿。”意思是：以首都为中心，方圆千里以内的是“王畿”，方圆五百里之内的是“侯畿”。“畿”的意思是直属管辖区。孔融认为，按照这个制度，以许县为中心，千里之内的地区都应该划入天子直接管辖区里。 　　这样一来王畿就包括了豫州、兖州和司隶校尉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包括冀州、并州、荆州的一部分地区。孔融端出王畿制来，显然是跟九州制对着干，诚心让你弄不成。 　　孔融最近以来一反初到许县时的良好合作态度，在很多事情上都喜欢跟曹操唱反调。就孔融的这番谈论而言，曹操完全可以不理，也可以追究他的责任，问问他的动机是什么。但现在的问题比较复杂，中间还夹着荀。荀的表态让曹操不能不认真对待，荀不仅是自己事业上的第一功臣，而且在士人中很有号召力，自己手下相当一批官员都来自于荀的推荐。 　　或许荀没有看出来自己的真实动机，因为仅就行政区划调整本身而言，费那么大的劲确实有点不值当，荀及时提出建议是他一贯责任心强的表现。 　　但是，也有一种可能是他看到了自己的心思而执意反对，如果是那样就麻烦了。这表明，荀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与自己想法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将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恢复九州制的提议都不能再进行下去了，曹操下令终止关于恢复九州制的讨论（遂寝九州议），他写信给荀说：“不是先生及时提出反对意见，我要失去的可能更多了（微足下之相难，所失多矣）！” 　　【六、还是当了丞相】 　　荀、孔融等人的反对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直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即赤壁之战的前夕，帝国的政治体制基本上没发生什么变化，曹操仍然担任司空，恢复九州制的建议也没人再提起。 　　这段时间，除了在外面征战以外，曹操都住在邺县，以避免回到许县跟天子碰面。但是，这种不方便是显而易见的。据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介绍，东汉司空府的编制原本只有七十多人，这显然满足不了现实需要，但要大规模地增加内设机构和编制，必须得有个说法。 　　建安十三年（208年）六月，曹操下令改革朝廷政治体制，废除三公，恢复丞相。 　　汉代的中央政体是三公九卿制，但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在西汉和东汉并不一样。西汉因袭秦制，三公分别指丞相、太尉、御史大夫，相互不统属，但有制约，都直接向皇帝负责；九卿分别指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卫尉（掌管皇宫保卫）、郎中令（掌管宫廷警卫）、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典客（掌管少数民族事务和外交）、廷尉（掌管司法）、治粟内史（掌财政税收）、宗正（掌管皇室事务）、少府（掌管山河湖海税收和手工业）。东汉的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九卿指太常（掌管典礼）、光禄勋、卫尉（掌管宫省禁卫）、太仆（掌管皇室车马）、廷尉（掌管司法）、大鸿胪（掌管接待诸侯与少数民族）、宗正（掌管皇族事务）、大司农（掌管国家财政收支）、少府（掌管皇帝器用服饰）。 　　西汉三公虽然互不隶属，但丞相的地位显然高于御史大夫以及太尉。与东汉三公相比，丞相的权力更大，这从它的内设机构及编制上就可以看出来，西汉丞相下设十三曹，相当于十三个处，标准的编制为三百八十二人。 　　这些主要的部门分别是：西曹，负责丞相府内的吏员任用；东曹，负责政府二千石官员的升降，包括军中的武将在内，二千石相当于部长级，在地方上就是太守一级，在军队里相当于将军，这个部门的权力极大；户曹，负责祭祀、农桑；奏曹，负责管理政府的一切章奏，相当于唐代的枢密院，明代的通政司；词曹，负责民事法律诉讼；法曹，负责交通以及邮驿等；尉曹，负责运输，类似清代的漕运总督；贼曹，负责侦办盗贼；决曹，负责刑事审判；兵曹，负责兵役；金曹，负责管理货币、盐铁；仓曹，负责管理国家粮库；黄曹，相当于丞相府总务处。 　　从这些内设部门的职能可以看出，丞相府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小内阁，人事、行政、经济、交通、司法、外交、军事无所不管。正因为它的权力太大，所以汉武帝重视尚书台，把权力从丞相手中逐步收到自己身边的一群秘书们手里，削弱丞相的权力。到了东汉，干脆设新的三公，把丞相的权力一分为三，互相制衡。 　　从西汉到东汉，一直存在围绕着皇权与相权展开的斗争，天子是否强势，成为决定斗争胜负的焦点。而到了东汉中后期，政治斗争中又夹进来外戚、宦官，形势更加复杂。三公在现实政治格局中已经完全被边缘化，直到曹操担任司空以后。 　　建安十三年（208年）的这次政治体制改革倒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对于曹操成为丞相，大家已经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叫什么只是个名分而已，实质内容并没有大的改变。 　　这场政治改革有一个小小的由头。这一年年初，司徒赵温突然征辟曹丕，也就是征调曹丕到司徒府来工作。因为曹丕的特殊地位，赵温的这项提议在外人和曹操自己看来并不是有意讨好，反而有点恶搞的意思，因而触怒了曹操，赵温因此被免官。 　　作为名义上唯一与曹操地位相当的在职官员，赵温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时刻担心会做错什么事，或者犯了曹操什么忌，从而惹来杀身之祸。这种树大招风的心理一直左右着士大夫出身的赵温。此时，因为一件不大不小、也算不上丢人的事被免官，对于赵温来说与其是不幸，不如说是幸运。 　　所以，有人认为这说不定就是赵温有意而为之，目的是全身而退。赵温被免官之后，三公只剩下曹操一人，此时恢复丞相，曹操更是理所当然地成为唯一候选人。 　　六月，献帝命太常卿徐拿着天子的符节前往邺县，拜曹操为丞相。徐就是那个从袁术手下逃脱，并将传国玉玺归还汉室的功臣。根据《后汉书徐传》的记载，曹操对这项任命也作了礼节性的推辞，甚至要把丞相让给徐当。徐再弱智或者再官迷心窍也断然不敢应承这种事，坚决予以拒绝（操以相让，不敢当）。 　　于是，曹操正式就任丞相，同时任命郗虑为御史大夫。 　　西汉的三公除丞相外，还有御史大夫和太尉三职。曹操此次恢复丞相制的同时，又恢复了御史大夫，但没有恢复太尉。有人认为御史大夫很重要，相当于“副丞相”，曹操把如此令人瞩目的职务给了名不见经传的郗虑，确实让人大出意外。 　　郗虑字鸿豫，兖州刺史部山阳国高平县人，跟刘表一个县。他进入曹操阵营比较晚，但他有一人特殊身份：郑玄的学生，这让他沾了不少光。以郑玄在当时文化界无人匹敌的地位，他的学生崔琰、国渊、王基等人在社会上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加入曹操阵营后都很受重用。 　　郗虑从小就受教于郑玄，建安初年来到许县，在曹操的推荐下做了侍中，并以侍中的身份兼任九卿之一光禄勋卿。对于这项任命献帝显然有些不以为然，他曾当着郗虑的面问少府卿孔融：“郗先生有什么特点和长处（鸿豫何所优长）？” 　　孔融看着郗虑平步轻云早就有些不爽，他一点不考虑当事人就在旁边站着，回答献帝说：“可以打发他到路边站岗，不能让他掌权（可与适道，未可与权）。” 　　打人不打脸，伤人不揭短，当面受到如此侮辱，郗虑十分恼怒，他反驳道：“孔融当年主政北海国，政治疏失，人民流散，他的能力在哪里？”从此之后，郗虑认准孔融是自己的仇人，非要找机会整他一下不可。 　　赵温的免职通知就是郗虑奉命传达的（虑持节奉策免温官），郗虑资历浅，与孔融等老牌士大夫们关系恶劣，加上他为人尖刻，报复心强，这些正是曹操所需要的，把郗虑提拔为高于九卿的御史大夫，虽然在外人眼里很意外，但却十分符合曹操的想法。 　　曹操担任丞相后，立即着手推动丞相府的各项建设，选调各类人员。原司空府的人员基本上全部转到丞相府来，同时还根据丞相府内设机构增加的需要，选调了一些新人。 　　对于从司空府转入丞相府工作的所有人来说，工作性质可能变化不太大，但收入却可以增加不少。举例子来说，司空府里的处长（掾）一级官吏，品秩是三百石到四百石，月俸是三十斛到四十斛，副处长（掾属）的品秩是二百石，月俸大约二十多斛，而转到丞相府后，处长（掾）的品秩升为四百石到六百石，月俸提高到四十五斛到七十斛，副处长（掾属）的品秩虽然仍为二百石，但月俸可以提高到三十斛以上。 　　那段日子，大家都沉浸在加薪的喜悦中。 　　丞相府各个处（曹）中，西曹、东曹两个部门管人事，负责典选从地方到军队的高级官员，地位最为重要。曹操把冀州别驾崔琰调过来，任西曹的处长（西曹掾），把毛调来任东曹的处长（东曹掾），这是他们二人长期负责人事工作的开始。 　　早在两年前，曹操西征并州时，留下曹丕守邺县，崔琰就以冀州别驾的身份辅佐曹丕。在此期间，曹丕迷上了游猎活动，不太专心工作。崔琰没有因为他世子的身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给曹丕写了封措辞很尖锐的信，让曹丕认真思考一下袁绍父子是如何失败的，规劝他遵循正道，端正行为，把心思用到正事上来。 　　面对敢于直言的崔琰，曹丕也只得服服帖帖，他对崔琰说：“昨天看到了先生写下的谆谆教诲，要我烧掉射猎的用具，扔掉打猎的服装，现在用具已烧毁，猎装也扔了。以后再有类似的错误，还请先生及时对我教诲（后有此比，蒙复诲诸）。”态度相当的诚恳。曹操知道此事后，对崔琰也十分赞赏。 　　曹操任命崔琰为东曹掾时专门对他说：“先生你有伯夷一样的风范，史鱼一样的正直，贪婪之人听到你的名字就会变得清廉，壮士听到你的名字就会更加英勇（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先生可以称为时代的表率，所以任命你为东曹掾。” 　　毛在司空府就从事人事工作，他以清廉公正著称，没有私欲，不贪心，没有不良嗜好，不拉帮结派，没有小圈子，敢于得罪人，这些正是做人事工作所必备的条件，曹操把典选官吏的大权交给了他。 　　西曹与东曹都管人事，但分工有所不同，打个比方，一个好比是组织部，一个好比是人事部，崔琰和毛两个人干得都很出色。 　　在丞相府其它十一个处（曹）先后担任过处长（掾）和副处长（掾属）的还有司马懿、高柔、刘晔、裴潜、傅干、杨修、王观、杨俊、徐邈、辛毗、温恢、薛夏、王凌等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之前都已作过介绍。 　　丞相府里还有两个职务，地位和作用高于一般的处长，一个是主簿，类似于办公室主任，一个是长史，职责与主簿差不多，地位比主簿还要高些，类似于丞相府里的秘书长。曹操当丞相后，首任主簿是司马懿的大哥司马朗，司马懿后来也担任过这个职务。担任过丞相府长史的有杜袭、徐奕、辛毗、王必、杨修等人。 　　除此之外，“挂靠”在丞相府内的还有一些相对独立的部门，主要是与军事有关的部门，包括曹操的各类军事参谋人员。说他们是“挂靠”，是因为传统的丞相府里也没有他们的编制。 　　在曹操的丞相府里，他们人数众多，称呼也有好几种： 　　军师：荀攸、钟繇、华歆、凉茂、毛、成公英等人先后担任过；军师祭酒：郭嘉、董昭、王朗、王粲、杜袭、刘放、孙资等人先后担任过； 　　军谋掾：徐邈、田豫、牵招、高堂隆、贾洪、薛夏、隗禧、韩宣、令狐劭等人先后担任过； 　　丞相军事：何夔、贾诩、华歆、王朗、裴潜、刘放、孙资、邢、陈群、张范、张承、仲长统、陈群、卫臻等人先后担任过。 　　上面这些人，组成了曹操的总参谋部，他们的职务分别类似于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高级参谋、参谋处长、参谋等，组成了强大的参谋班子，服务于曹操的军事行动。 　　可以说，丞相府吸纳了当时最优秀的一批人才，他们在曹操身边工作，实际上承担着管理整个“曹统区”的任务。曹操喜欢把一些优秀人才先放到自己身边锻炼，之后下派到地方上任刺史、郡太守、县令或屯田官等，丞相府于是成为一个高级人才的培训基地，一时间，天下俊才们都以能到丞相府工作为荣。 　　【七、大搞基础设施建设】 　　建安十一年（206年）壶关之战后，河北地区暂时没有大的战事了。这一年的三月曹操率军回师邺县，在此休整了好几个月。对于习惯于戎马倥偬生活的曹操来说，没有大仗可打，反倒有些不适应。 　　这段时间，他在邺县主要做的事是命人开始整修漳河。如前所述，漳河紧贴邺县而过，方便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但也带来了水患，同时一旦邺县被围攻，漳河水又成了攻城的武器，在军事上十分不利。 　　曹操看中了邺县这个地方，决定把自己的大本营安顿在这里，因此开始思考漳河的治理问题。另外，北方战事暂告一个段落后，恢复和发展生产也成为当务之急。 　　另一方面，战争造成了大量流民，袁军被打散的士卒也有相当多的人散落到民间，这些流民和散卒人数众多，他们脱离了原有的土地，聚集在社会上成为流民，如果不妥善加以安置，这些人就是下一拨黄巾军或黑山军。 　　基于这些考虑，曹操的办公室主任（主簿）司马朗建议：“现在是大战之后，民众失散，土地无主，都成了公田，现在恢复生产正是时候。”郭嘉、荀攸、董昭等谋士也都劝曹操把已经取得良好效果的屯田制引入新占领区，并大兴水利工程建设，既发展生产，又安置了流民，一举两得。 　　自古以来，对漳河的治理由来已久，战国时邺县县令西门豹主持兴建了著名的引漳十二渠，这些人工水利工程对于灌溉和水患治理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由于年代久远，加之漳河频繁改道，这些工程毁坏殆尽。于是曹操下令组织流民，对这些水利工程进行修缮。 　　这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前后持续了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动用的军民人数也不下数十万，但主要史籍对此均无正面记载，我们只能从《水经注》、《邺中记》等零星史料中一窥这项工程的全貌。 　　天井堰围出了堰陵泽这个大水库，保证了漳河水流的相对稳定，使这些灌溉渠道有了水源保证，即使在枯水期也可以发挥灌溉作用。 　　先进的水利工程，使邺县周围乃至魏郡广大地区的农业都得到极大发展。数十年后出生的晋代著名文学家左思写过一篇《魏都赋》，对邺县农业发展情况有过具体描述，其中提到，丰富的水利资源使这里盛产一种“芒种”的作物。唐代李善对此进行了考证，认为芒种指的是水稻和麦子，当时的农民一般在地势较低的地方引水种水稻，在地势高的地方种麦子等谷物。关于邺县当时广种水稻的事，在曹丕的文章里也得到了印证。 　　十多年后出生的著名学者傅玄在一篇文章里介绍了水利工程对魏郡地区粮食产量提高所做的贡献，他说可以灌溉的旱田亩产达到了十多斛，而水田更可以收谷数十斛。当时一般土地亩产高的也就是十斛左右，有的甚至只有三四斛，由此可见漳河上的这些水利工程对农业发展起到了多么大的促进作用。 　　这些从漳河引出来的水，有一股被引到了邺县城内。据《邺中记》记载，曹操下令在邺县修了一条暗渠，名叫长明沟，由漳河引来的水从城西引入，进入暗河向东流（伏流入城东注），这条暗渠在城里绕了一个圈，先向南流，之后从东门出城。 　　这条暗渠上还引出了不少的小水渠，通向城里的各个地方（沟水南北夹道，枝流引灌）。这条渠出了邺县后，曹操还下令在其上修了一个稍小点的水坝，名叫石窦堰，进一步控制水流。 　　如果《邺中记》所载这些内容属实，此时的邺县便已经拥有了一套相当复杂和先进的城市供水系统。水不仅是生活必须品，而且也关系到城市的文明程度，漳河水的引入，使邺县一跃成为那个时代最现代化、最为时尚的城市之一。 　　也就是从此时开始，曹操下令对邺县进行了新的大规模扩建，这项工程更为庞大，而且充满创新精神，对后世城市建设、尤其是都城的建设影响深远。 　　像长安、洛阳这些大城市，其城垣长度与宽度都有制度规定，不能随意突破。在城垣之内，大部分区域是宫城，它一般位于城市正中或者偏南，洛阳城里有北宫和南宫，面积相加占城内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其它政府办事机构、达官贵人的府第、交易市场等又占了一部分，真正的城市平民能挤到城里居住的很少。 　　现在人们所熟悉的都城之内中轴线设计、对称布局、集中规划里坊等，在曹操扩建邺县之前是没有的，它们都始于曹操的首创。这些规则不仅影响到唐代长安的城市布局，还一直影响到明清，日本早期的都城如藤原京、平城京、难波京以及后来的京都等，也全部借鉴了这种布局方法。 　　修建房舍需要大量木材，并州刺史部上党郡的大山里盛产上等木材，这里离邺县很近，免去了运输之苦。并州刺史梁习从上党郡督选木料运到邺县，为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源源不断地提供建设用材。 　　邺县的扩建是旷日持久的工程，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在邺县城西北角先后修建了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等建筑，使这场扩建活动达到了高潮，让邺县不仅超越了已经破败的洛阳、长安，也超越了天子所在的许县，以及襄阳、成都、临淄等当时一流的大城市，成为一座崭新的、规模巨大、经济发达、文化气息浓厚的新都市。 　　有了这座超级堡垒，曹操就有了稳固的后方，可以把重要将领、官员的家眷从各地接到邺县来，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以便更安心地打仗或工作。对那些手握兵权但又不是嫡系的将领来说，把家眷送到邺县去，不仅可以让家人享受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条件，还可以打消曹操对自己的顾虑，所以，张绣、张燕、臧霸等人先后都主动要求把家眷送到邺县来。 　　第九章 白狼山 　　〔曹操立志要解除北方的后顾之忧，为此他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发起了北征乌桓之战。经历了千难万险之后，他取得了超乎寻常的胜利，在部下们欢庆成功的时刻，只有他内心明白，也许这一回错了。〕 　　【一、向北方延伸的运河】 　　建安十一年（206年）三月到八月，曹操一直在邺县休整，度过了难得的半年清闲时光。直到八月份，位于山东半岛新置的青州刺史部长广郡传来了海贼闹事的消息，曹操决定亲征。 　　长广郡位于如今山东半岛的前端，此地原来有东莱郡，曹操占领其中的一部后设置了长广郡，今天的蓬莱、威海、青岛都包含在其中，曹操任命何夔为郡太守。 　　长广郡三面环海，很多人都以出海打渔为生。长广县人管承聚集了徒众三千多户成为流寇。这伙人在岸上能打就打，不能打就下海，官府没有海军，拿他们没办法。 　　曹操收到何夔的匪情通报，率张、乐进、李典等部挥师东进，亲自讨伐这伙海贼。 　　由邺县到长广郡，中间要穿越兖州刺史部的东郡、济北国、泰山郡，以及徐州刺史部的琅邪国、青州刺史部的北海国等地，属于长途行军。为对付这几千名海贼，应该不至于如此兴师动众，更不至于让曹操亲自出征。 　　但曹操还是亲自带兵来了，他率大军进抵北海国境内的淳于（今山东安丘），在此建立前线指挥部。之后，曹操命乐进、李典进军长广郡进剿管承。 　　管承没想到自己连一个地方割据势力都还算不上，充其量只是一伙黑恶势力而已，居然招来了曹操亲自远征，还有张、乐进、李典这样的名将联袂来打他。他知道该怎么做，于是象征性地抵抗一下给自己保存了一点面子，以便日后还能在这一带混，之后便退到海里的一些岛屿上。 　　这时，大家都认为应该派兵到这些岛屿上进行清剿（议者欲举兵攻之）。对当地情况非常了解的何夔有不同见解，他认为：“管承这些人并非生性喜欢作乱，他们只是缺少教化，所以不知道回到善的道路上来（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如今逼迫太急，他们害怕被剿灭，必然死战，即使能够取胜，但也要付出很大代价，不如晓喻以恩德，让他们自悔，可以不用兵而平定。” 　　曹操接纳了何夔的建议，确实，打海战曹军没有一点经验。管承这些人长期生活在海上，一旦入海就是他们的世界，可以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一旦打起来结果如何还真难说。现在管承所部退到海岛上，据险而守，不易清剿，如果能招抚，应当是上策。 　　长广郡丞黄珍有勇有谋，何夔推荐他前往岛上完成招抚的使命。黄珍到海岛上找到管承，向他陈述利害，表明招抚的意愿，管承接受招抚。 　　建安十一年（206年）秋天的东征管承之战便这样不疼不痒地结束了，对曹操来说费了这么大的劲居然没有打起来，虽然也高兴，但总觉得不够尽兴，打惯了仗的人总是闲不下来，老想找机会打一仗。 　　其实，曹操想打仗的话，下面还有足够的仗让他打。这次之所以领兵出来，解决管承是一个方面，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做准备才是重要目的。 　　八月份解决了管承问题，曹操到次年的二月份才回到邺县，在这几个月时间里，他对北方各州郡进行了视察，重点考察了各地已开工的水利工程建设进展情况。 　　前两年，邺县附近的漳河治理工程开工后，董昭向他提出了一个规模更大的水利工程建设计划，建议趁着北方各州郡已经平定的机会，以现有河流为依托，大修人工运河。 　　这项计划很庞大，它由一系列人工运河组成，用运河连结华北地区的若干条河流，从而编织出一个纵横交错、互相可通可联的河网。 　　这些运河主要由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组成。曹操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命熟悉北方事务的董昭负责督建。 　　白沟动工最早，在建安九年（204年）正月便开始修建。白沟原来是黄河改道南下后留下的故道，又叫宿胥渎，由于缺乏水源，不能通航。曹操下令把附近淇河的水引来，充实白沟的水量。具体做法是，通过打桩的办法在淇河入黄河的淇水口（今河南淇县境内）修建河堰，阻拦淇河里的水，然后在堰北修筑人工运河，将水导入白沟。为了控制淇河水的走势，又在顿丘县境内修筑石堰，拦阻可能重新进入黄河的水流。 　　白沟通航后，可以由邺县直达内黄（今河南内黄），在此与洹水（今安阳河）汇合，由此可以到达馆陶（今河北馆陶）、广宗（今山东威县）等地，最后联通呼沲河（今滹沱河），成为华北平原上一条重要水道。 　　两年后，即建安十一年（206年），在董昭主持下又开凿平虏渠，目的是由滹沱河继续北上，将白沟联结起来的水网继续向北延伸。为此，在滹沱河与水之间修建了人工运河，将二者联结起来，使华北平原的人工河网进一步到达更北的地方。 　　但是，现存《水经注》里滹沱河和水两部分已经看不到了，所以平虏渠的具体修建线路已经无考，只是在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以及宋代的《太平寰宇记》等著作里，对此有过一些零星记述。 　　根据这些记述，可推断出当初的平虏渠北端大约在如今天津市静海县的独流镇，南端大约在山东省青县一带，这一段也就是后来的京杭大运河南运河的北段。据此，学者们一般认为，京杭大运河北段的主体工程最早是由曹操下令修建的。 　　泉州渠也动工于建安十一年（206年），当平虏渠将滹沱河与水联通后，泉州渠的开建使河网再次向北延伸，到达潞河，即今天津地区的海河流域，据《水经注》记载，其最北之处最少可达幽州刺史部的雍奴县（今天津武清县北）。 　　潞水下游水流湍急，不利于航行，后来又修筑了泉州渠的二期工程，即从鲍丘水修筑运河通濡水，也就是新河，解决船到潞河后无法继续向北的问题。 　　《水经注》对新河记载较详细，它的大体流向是：出盐关口，穿过庚水（今州河）、巨梁水（今还乡河）、封大水（今陡河）、缓虚水（今沙河）、素河（今沂河）等众多河道，最后在乐安县境内与濡水会合。 　　平虏渠、泉州渠、新河三条人工运河互相接力，使可以通航的河网不断向北延伸。这些地区大体上相当于今天的山东北部、河北西部、天津和北京等地区，在当时尚属欠发达地区，这里地势低洼，容易积水，道路难行，交通困难。发达的水运系统建成后，极大地改善了这里的交通状况。 　　由邺县出发的船只，可以从漳水、淇水到达白沟，然后经平虏渠、水、潞水、泉州渠、新河等不断向北转运，一直抵达幽州。 　　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是前无古人的浩大工程，曹操下决心修建这些工程，决不只是为改善北方交通那么简单，显然他有着更大的动机。 　　【二、北征还是南征】 　　袁绍死了，他的儿子袁谭和外甥高干也死了，但是，他另外两个儿子袁熙和袁尚还活着。这就意味着，袁氏集团的势力还没有最后被消灭，他们还有卷土重来的可能。 　　当袁熙和袁尚从幽州逃出来时，摆在他们面前可供选择的路并不多，他们不能冒险南下，越过重重曹军占领区去投奔荆州的刘表或益州的刘璋，这条路一点都不可行，因为他们的表兄高干就是这么做的，结果轻而易举地丢了命。 　　如果逃往北方，他们只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活跃在幽州以北的少数民族部落，一个是活跃于辽东半岛到朝鲜半岛一带的公孙氏集团。对于后者，他们素来没有太深的交往，把握并不大。 　　于是，他们只好向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求助。北部边界地区主要的少数民族部族有南匈奴、乌桓、鲜卑等，乌桓族最有实力的一支是蹋顿，说起来他还是袁家的亲戚。袁绍当年为了笼络蹋顿，曾经学了回西汉的皇帝，在民间找了个长得漂亮的姑娘收为义女，对外宣称是袁家的姑娘，把她嫁给了蹋顿。 　　袁熙和袁尚不大清楚蹋顿还认不认这门亲，但目前已走投无路，只好硬着头皮试试了。没想到蹋顿对袁家很有感情，把袁熙和袁尚还当自家兄弟看，眼见他们落难，立即慷慨地伸出援手，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地盘上。 　　乌桓是游牧民族，走到哪儿抢到哪儿，没有稳定的根据地，他们目前活跃于幽州以北的广大草原地区。 　　袁熙和袁尚并非空着手去投蹋顿的，他们走的时候裹胁了十多万户幽州、冀州的军民，强迫他们迁往乌桓控制区。这可是一份厚礼，也是他们今后在乌桓人那里说话的本钱。这些年来，蹋顿每次南下侵掠内地，都要劫持内地的军民到草原上来，前后累计也有十多万户。 　　有了这二十多万户内地军民，乌桓人的势力大增，加上袁氏兄弟在幽州一带仍然有一定影响力，乌桓族的蹋顿部落有慢慢坐大的势头。 　　曹操一边清剿高干和海贼，一边扩建邺县、大修运河，但他始终还有一只眼睛警惕地盯着北面的袁氏兄弟。曹操深知袁氏在北方经营多年，与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有很深的交往，说他们随时会卷土重来，一点都不是杞人忧天。 　　袁熙和袁尚的年龄不详，曹操比他们的父亲袁绍小了大约十岁左右，这个年龄差距可以视为同代人，也可以视为两代人，曹操主动与袁谭结为儿女亲家，可见在他的心目中袁绍更倾向于是上一代人，而把袁熙和袁尚视为同代人。他们现在都处在最为成熟、精力也最充沛的时期，必然不甘心一辈子待在草原上当个牧马人。 　　并非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一点，当袁氏兄逃到乌桓人那里时，曹操身边的大多数人都松了口气，认为北方的战事可以告一段落了。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包括曹操身边的一些武将和谋士在内，都认为袁熙和袁尚不可能再掀起什么大浪来。 　　可是，曹操本人并不这样看，他觉得北面还有仗要打，并且是大仗、恶仗。对此，他丝毫没有掉以轻心。为了筹划这一仗，他甚至拿出了迄今为止最大的耐心，在华北平原上大修运河，让可以通航的河网一点点向北延伸，最后延伸到渔阳郡的雍奴等地，这里已经是与乌桓人对垒的前线了。 　　这就是曹操为什么花费如此大的代价拼命修运河的原因。 　　建安十二年（207年）二月，曹操自淳于返回邺县，最近几个月来，他一边部署清剿海贼，一边思考北征的计划，了解沿途水运系统的建设进度。回到邺县后，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把北征计划提了出来，让部下们讨论。 　　果然不出所料，大多数人对此时大举北征都持反对意见。 　　哪些人反对史书并未详细记载，只是说“诸将皆曰”，看来人数不少，并且以武将们为主。大家一致认为，袁尚只是个亡虏而已，乌桓人贪而不亲，袁尚在那里不会得到什么发展。如果现在远征，刘表必然趁机袭击许县，要真是那样的话，后悔都来不及了（万一为变，事不可悔）。 　　大家认为，与其北征不如南征，趁着兵强马壮，挥师直驱荆州，征服刘表，而北方二袁及蹋顿、公孙度之流要么主动投降，要么自生自灭，根本不用理它。 　　只有郭嘉、史涣等少数人持不同意见，他们赞成此时北征。郭嘉态度最坚决，他说：“曹公虽然威震天下，但乌桓人必定自恃偏远，不会防范。如果突然发起攻击，一定能消灭他们。袁绍当年在北方一带影响很大，袁熙和袁尚还在，我们在北方四州立足时间尚短，还没有来得及施以恩德，如果此时南征刘表，袁尚等人必然有所行动，到那时北方的汉人难免会响应，从而助长蹋顿的野心，到时候幽州、青州恐怕就不是我们的了。” 　　郭嘉同时认为，刘表不过是一个喜欢坐着空谈的人而已，他知道自己不如刘备，跟刘备之间虽然合作，但关系很微妙，对于他们不必过于担心，即使现在举全国之兵远征乌桓，也可确保无事（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 　　这场讨论虽然在秘密状态下进行，但讨论进行得异常激烈。参与讨论的除了曹操身边的核心幕僚及心腹将领外，像韩浩、史涣这样的一般将领也都参与了。史涣的意见是反对北征，他想拉韩浩一块儿劝说曹操，没想到韩浩却赞成北征。 　　韩浩对史涣说：“现在我们兵力强大，凡是征战无不处处得手，如果不趁此有利时机解决乌桓问题，必然会给将来留下后患。以曹公的神勇，做什么事都会考虑得很周到，在这个时候不应该反对他，干扰他的决策。”这场大讨论最后形成的结论是可以北征，但这并不是少数人说服了多数人，而是曹操亲自拍的板。 　　曹操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把北征放到解决荆州问题之前完成，所以他才会花那么长时间在北方地区大修运河。至于刘表，他赞成郭嘉的分析，这是一个魄力不足的人，就像当年的袁绍，在稍纵即逝的战机面前往往犹豫不决，等到能完全看清楚的时候，机会也没有了。 　　什么人最珍惜机会？是那些最渴望获得机会的人。 　　什么人最渴望获得机会？是那些处于劣势，急于改变处境的人。 　　袁绍也罢，刘表也罢，小日子过得挺好，反而成了包袱，当机遇来临之时，他们便犹豫了，彷徨了，害怕那是冒险，把眼前的荣华富贵丢掉了。说起来袁绍和刘表都算是个人物，他们也曾经有冒险精神和拼搏的勇气，但当他们过上富贵奢华的生活时，他们就成了另外一个人，由进取变得保守。 　　退一步说，即使刘表这一回判断准确，反应快速，与刘备一起举兵北上，也没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以曹军现有的实力，可以留下相当数量的人马防守南线，对付刘表。 　　再退一步说，假如许县守不住，也没有关系，可以把献帝撤到黄河以北来，凭借黄河进行抵挡，为大军回师赢得时间。 　　所以，因为担心刘表而反对北征虽然也有道理，但却有点反应过度，危险处处存在，关键是如何准确判断危险的程度，既不缩小，也不夸大。想好这些之后，曹操下令组成北征军团，亲自领军，即刻挥师北上，目标直指幽州以北的乌桓人和袁氏兄弟。 　　这次北征在曹操一生征战史中是准备时间最长的一次，也是出征前内部意见最为分歧的一次。事后证明，它也是打得最为艰苦的一次，虽然最后以曹军的全胜而结束，但也留下了许多争论。 　　【三、兵出卢龙塞】 　　建安十二年（207年），即赤壁之战前的一年，曹操率大军在春天从邺县出发，远征乌桓。此时的乌桓人活动于幽州以北的广大地区，大本营叫柳城，这是一个具体位置尚有争论的地方，一般认为它位于今天辽宁省朝阳市西南。 　　这是一场精心准备也势在必得的远征，虽然没有“虚国而出”，但曹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几支部队悉数出动，其中包括张辽、徐晃、张、曹仁、张绣所部，以及曹纯统率的虎豹骑，韩浩、史涣等人也随军出征，统领中军。参谋人员以郭嘉为首。 　　曹操手下目前最熟悉北方事务的有三个人，分别是鲜于辅、阎柔和牵招，前面对他们都有过介绍，此次北征乌桓自然少不了他们。 　　曹操至少还带着两个儿子：曹植和曹彰。曹植从征的事见于他后来写的一篇《求自试表》，曹彰从征的事见于《三国志曹仁传》。 　　据《三国志曹仁传》记载，曹丕没有随征，而是留守邺县，这跟上次曹操西征并州时的安排一样，可以看出来曹操正在刻意锻炼和培养已经二十一岁的曹丕。 　　曹彰字子文，是卞氏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年龄不详，介于二十一岁的曹丕和十六岁的曹植之间。在曹操诸子中，曹彰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单从外表就能看出来，他生着一头黄发，被曹操称为“黄须儿”。 　　而且他不爱文而爱武，从小善于骑马射箭，臂力过人，胆子特别大，敢徒手与猛兽搏斗，在此之前已经多次随父亲出征。 　　曹彰一开口就是打打杀杀，曹操经常教育他说：“你这孩子不读圣贤之书，不慕圣贤之道，只喜欢骑马击剑，这是匹夫之勇罢了，算不上什么（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何足贵也）！”曹彰当面不敢顶撞父亲，但背地里仍然把卫青、霍去病作为心中偶像。 　　曹操曾经问儿子们将来想做什么，曹彰说：“我喜欢当将军。”曹操问：“当了将军想怎么样？”曹彰朗声答道：“披坚执锐，危险面前头都不回（临难不顾），身先士卒。赏必行，罚必信。”曹操听他说得像模像样，又意气风发的样子，不禁哈哈大笑。 　　曹丕对这个弟弟也很关心，在曹彰临行之前，还专门写信给他，告诫说：“为将者要知道遵守军令，要好好向征南将军学习。”曹丕所说的征南将军指的是他们的叔父曹仁。曹仁被拜为征南将军是以后的事，但写史的人一般都喜欢用一生中担任最高或最著名的职务称呼一个人。 　　据《三国志曹仁传》记载，善于指挥骑兵作战的猛将曹仁年轻时大大咧咧，做事也马马虎虎（不修行检），当了大将却像变了个人似的，他很注意以法治军，上级颁布的军令以及法律条款总是放在手边（常置科于左右），遇到事情随时查用，成为知法、懂法、学法、用法的楷模。曹丕拿叔父作榜样，让曹彰向叔父学习。 　　大军向北进发，开始比较顺利。由于曹军做了较为充分的战争准备，从行军路线到后勤供应都有精心安排，大军很快就推进到了幽州境内。 　　路过涿郡时，曹操想到这里是已故名将卢植的家乡，就派人到卢植墓前进行祭祀。祭文说：“已故的北中郎将卢植，海内所闻名，在学术上又是一代儒宗，是士人的楷模，国家的栋梁。……特派遣丞相府处长级官员（丞掾）前来扫墓，抚恤其子孙，致上薄酒，以彰显其美德。” 　　曹操问涿郡地方官卢植有后人没有，地方官说卢植有三个儿子，两个都死于战乱，最小的一个叫卢毓，字子家，卢植死的时候他才十岁。教出了公孙瓒、刘备这些大人物的卢老师一家，在连年饥荒中日子并不好过，卢毓长大后，奉养两位寡嫂以及子侄们，同时继承父亲遗志，专心学问。曹操听了很高兴，把卢毓找来并安排了工作。后来，曹丕当太子时，征卢毓到身边从事司法方面的工作，卢毓由此成为曹魏司法方面的专家。 　　过了易水，曹操特意考察了公孙瓒当年在这里修筑的那些超级城堡。尽管如今这些城堡都早已荒败，但依稀能看出这些工程当年是如何的坚固。郭嘉向曹操建议说：“兵贵神速。如今要赴千里之外袭击敌人，辎重太多不利于机动，时间长了敌人会知道，早做防备。不如把辎重留下，轻兵兼程，快速推进，以掩其不备。” 　　曹操接受了郭嘉的建议，从各部抽选出精兵，全部骑马，加上虎豹骑，组成快速纵队向北进发，其它部队留在幽州一带作为后援。 　　张绣没有出现在快速纵队里，因为他突然病逝于军中。 　　关于张绣的死，还有另一种说法。据《典略》一书记载，张绣欠下了曹家人的血债，一直心存不安。曹丕更对此念念不忘，多次当面质问张绣说：“你杀了我哥，还有什么面目出来见人（君杀吾兄，何忍持面视人邪）？”张绣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于是自杀。 　　现在，曹操亲率快速纵队向北疾进，快到无终县（今天津蓟县）的时候，曹操找来一个人，给他交代了一项特别任务。 　　这个人是田豫，他就是这一带的人，老家在渔阳郡的雍奴县（今天津武清），曾经跟随过刘备。刘备后来去徐州、豫州一带发展，田豫因母亲年迈，只得跟刘备分手，二人离别时还掉了眼泪。 　　至此，在曹操手下已有两人与刘备曾经关系非同一般，一个是袁涣，一个是田豫。 　　鲜于辅起兵反抗公孙瓒时自称渔阳郡太守，把田豫找来当郡政府秘书长（长史），后来田豫劝说鲜于辅归顺曹操，为曹操所信任。目前，田豫是曹操丞相府参谋处处长（丞相军谋掾）。 　　曹操交代给田豫的任务是让他先行一步，到无终联络在那里的田畴。 　　前面曾经讲过，公孙瓒杀刘虞的时候田畴曾冒险为刘虞哭丧，公孙瓒差点杀了他，但田畴的义举深得人心，公孙瓒想了想还是把他放了。田畴对时事彻底失望，带领本族的人以及自愿随行的乡亲们共数百人，进入老家无终县北部的无终山里，想避开乱世，开辟另外一种与世无争的生活。 　　他们在山里选了一处相对平坦的地方建屋舍，开垦土地，发展生产，过上了自给自足的日子。虽然比较清苦，但没有战乱的烦扰，倒也自在。这种生活比后世幻想中的桃花源还早了数百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山里定居，最后发展到了五千多户，在当时相当于规模挺大的一个县城。 　　在这个世外之城里，大家推举田畴为首领，他们制订乡约开展自治，制定了简单的法律和婚嫁之礼，开办学校，各项事业发展得十分兴旺，史称“道不拾遗”。 　　无终山处于乌桓人控制区与内地交界处，乌桓人经常侵入内地，抢一把就走，无终山也难于幸免。田畴很生气，立志找机会痛击乌桓，他把年轻人组织起来，开展军事训练，打击入侵者。 　　袁绍灭掉公孙瓒，也算是了却了田畴的一个心愿。袁绍派人送来了将军的印绶，想收编田畴并请他出来做事，但被田畴婉拒。袁绍死了，袁熙、袁尚逃到北方一带，又派人来试图征召田畴，给出的条件更优厚，但田畴仍然不为所动。在大家看来，田畴已经打定主意在这山里过一辈子了。田畴是无终县人，田豫是雍奴县人，相邻不远，而且都姓田，虽然没有关于他们之间是否有亲属关系的记载，但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至少他们以前就认识。曹操派田豫去找田畴，希望他出来效力。 　　但是，曹操没有明确给田畴一个什么样的职务，相对于当年袁绍父子送来的将军印绶，曹操的这次征召缺乏吸引力。 　　然而，田畴一听说曹操召唤，完全变了一个态度，立刻动身赶来了。 　　对田畴态度的转变，身边的人有点不理解，问他：“过去袁绍父子仰慕您，三番五次派人来请，您都不答应。为什么曹公的使者只来了一次您就爽快答应，并且还那么主动，一副争先恐后的样子（曹公使一来而君若恐弗及），为什么呢？” 　　田畴笑了笑，神秘地说：“这些不是你们能理解的呀（此非君所识也）。” 　　田畴的家在北部边疆，经常受到乌桓、鲜卑、匈奴人的侵扰，在他的内心里保土守疆的使命感很强。他早年倾心于刘虞就是因为刘虞在处理北部少数民族问题上做得很好，维护了边疆地区的安宁。他对袁绍父子没有好感，是因为袁绍父子与乌桓人走得很近，互相利用，这让田畴无法苟同。 　　田畴之前没有跟曹操接触过，也没有跟曹军打过仗，他对曹操的了解是比较有限的，但曹操带大军是来打乌桓人的，就这一点对田畴就很有吸引力。至于官位高低，对于田畴这样对功名利禄毫无兴趣的人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田畴于是随田豫来见曹操。《三国志田豫传》说，他被曹操任命为司空府民政处处长（司空户曹掾）。但这是不准确的，此时司空这个官职已经不存在了，曹操担任的是丞相，田畴应该在丞相府负责民政的部门当处长，曹操立即跟他进行了一番详谈。 　　这次谈话看来让曹操很满意，因为田畴这个处长只当了一天，第二天他就接到改任的命令。命令中有一句话：“田畴先生不是我可以任以为吏的呀（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 　　古时官和吏是有明确区分的，丞相府的处长权力再大，也是吏的身份，是丞相聘任的属官。曹操觉得对于田畴这样的大德之人，自己聘任他为属官不够尊敬，于是让幽州刺史举田畴为茂才，这样就取得了成为朝廷正式官员的资格，然后拜田畴为县（今河北景县）县令。 　　曹操命田畴不用去赴任，而是随军行动。快速纵队进抵无终县，再往北就是乌桓人的活动区了。这时正是夏天，下起了大雨，一连下了好长时间，这一下坏事了。 　　自古以来由蓟县、无终一带进入东北地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所谓的滨海道，穿越幽州刺史部的辽西郡境内，即今天的辽西走廊。这条路现在是交通要道，在这条路上有蓟县、唐山、山海关、锦西、锦州等重要城市。 　　但是，摊开东汉的历史地图，却发现辽西郡所属的十四个县都不在这条线上。 　　这说明，当时这里很荒僻，因为这一带当初地势比现在还低，一下大雨容易积水，变成一片泽国，说水浅吧它无法通车马，说水深吧又不能通舟船（浅不通车马，深不载舟船），阻断了南北交通。 　　另一条路在西侧，由徐无（今河北遵化）过卢龙塞直驱柳城，也就是今天的喜峰口到冷口一线。西汉时期与匈奴人作战频繁，这条道主要是为保障战事需要而开辟的，但东汉以后随着战事转向西北地区，这里逐渐被废弃了，最后变成人迹罕至之地。 　　这条路不仅艰险，而且出了山以后还要面临五百多里的不毛之地，直到越过白檀（今河北承德市西南）、平冈（今内蒙古喀喇沁左旗）才好走一点儿。 　　因此，真正走过的人少之又少，田畴建议曹操说：“现在蹋顿认为大军到达无终以后，面对道路泥泞难行的情况只能不进而退，必然防备松懈。如果我们表面上说回军，暗地里越过卢龙、白檀等险地，出其不意，蹋顿定可不战而擒！” 　　曹操大喜，采纳了田畴的建议，佯装要回师，还在路边立了个大木牌（署大木表于水侧路傍），上面写着：“如今是暑夏，道路不通，暂且等到秋天，再来进军。” 　　蹋顿派出的侦察兵看到了，以为曹军真的要回家避暑去了，迅速向蹋顿报告。曹操命令田畴及其手下人为向导，悄悄开进如今辽西走廊西侧的燕山山脉，当时它被称为徐无山，沿着西汉时期开辟出的小路直抵卢龙塞。 　　卢龙塞，即如今长城沿线著名的要塞喜峰口。它位于徐无山脉的最东面，坐落于梅山和云山之间，这里周围是一片低山丘陵，由南向北地势迅速抬升，形成突兀的地形，成为一处险地。 　　濡水（今滦河）穿徐无山而出，形成了天然的河谷，成为南北往来的通道，卢龙塞扼守着进出的咽喉，是兵家重地。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日军两个旅团进犯喜峰口，驻守遵化的是西北军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其所属的赵登禹、关麟征、王以哲等抗日名将率部在此与敌人展开血战，这就是著名的喜峰口抗战。 　　由于有田畴及其部下作向导，曹军顺利越过了已经荒废的卢龙塞，再往前道路更不好走了。面对自己带来的骑兵，曹操命令他们暂时改成工兵，一边填山开路，一边艰难前行。就这样，大军终于越过了平冈、白檀，到达白狼山附近，深入到了乌桓人的地盘。 　　直到这时，蹋顿居然还没有发觉，以为曹军正在撤退途中。一场大战即将爆发了！ 　　【四、激战白狼山】 　　现在的辽宁省喀左县境内有一座大阳山，其海拔仅八百多米，但却给人以高耸入天的感觉，这是因为其周边一带地势不高，映衬出它的奇伟高大。山上有一个白石砬子，砬子是方言，也就是大石头。这块大石头样子像一只羊，也像一只狼，所以在汉代，这座山也叫白狼山。 　　春秋时伯夷和叔齐二人因为不食周粟而隐居于首阳山，最后饿死在那里。据学者们考证，这个首阳山即白狼山。白狼山下有白狼水流过，也就是现在的大凌河，河岸有一处军事重镇叫白狼城。 　　越过白檀、平冈，曹操率军接近了白狼城，距此东北方向二百里就是乌桓人的大本营柳城了。这时乌桓人才发现曹军主力已经到了跟前，立即疾告蹋顿。 　　蹋顿大吃一惊，仓促间集合兵马，迅速赶往白狼城迎敌。一块来的，还有袁熙、袁尚，以及辽西郡乌桓单于楼班、右北平郡乌桓单于能臣抵之等部，总兵力多达数万人，基本上都是骑兵。 　　建安十二年（207年）八月，曹军快速纵队与乌桓联军相遇，曹操亲率先头部队抢先占领了白狼山，占据了有利地形。 　　这时，数万乌桓骑兵也杀到了，气势很强大。曹军的后续部队还没有跟上，曹操身边只有张辽所部和曹纯率领的虎豹骑，由于是急行军而来，大部分人都没有披戴铠甲（披甲者少）。面对数倍于己的乌桓骑兵，有些人感到有点害怕。 　　曹操让大家不要惊慌，他登上白狼山远望，发现敌人阵形不整，曹操看出他们也是远道而来，疲惫不堪，如果此时发起攻击正是时候。 　　多年以后，蜀汉将领马谡奉诸葛亮之命扼守军事要地街亭，面对曹魏名将张的进攻，为了保险起见马谡下令退守至两侧的山上，试图凭险据守形成对峙，达到阻拦曹魏军队的目的。因为马谡接到的任务是把敌人拦住就行，为诸葛亮在陇右一带的军事行动争取时间。马谡拒险而守，敌人要经过必须仰攻，难度可想而知。 　　但张很老练，他没有硬攻，而是找到了山上蜀汉军队的弱点：水源。山上断水，逼得马谡主动进攻，结果往下冲的蜀军成了曹魏弓箭手的移动靶，蜀军大败。 　　曹操如果此时不下令出击，结局必然会跟马谡一样，甚至还不如马谡，因为他们已深入乌桓腹地，后续部队即使到达，加在一起的人数也仅是正面之敌的几分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乌桓的大部队还会源源不断地到达。现在若有迟疑，错过了稍纵即逝的取胜机会，待敌人整顿好队形，摆好阵式，一部分人围住白狼山，一部分人设伏打援，曹军就只能坐以待毙了。 　　曹军来得很急，没有带多少水和粮食，在白狼山上难以坚持太久，其命运跟街亭的蜀军估计差不多。 　　曹军没有成为街亭的蜀军，因为曹操不是马谡。 　　站在白狼山上的曹操只向山下的乌桓人看了几眼，就断然决定不待后续部队赶到，趁敌人阵形未稳之机立即发起猛攻。 　　曹操的想法与张辽不谋而合，张辽意气风发，主动请战。曹操把手里的指挥旗授予张辽（太祖壮之，自以所持麾授辽），命他全权指挥曹军，组织对敌人的进攻。 　　据《傅子》一书记载，当初曹操决定北征乌桓，张辽也是反对者之一。张辽劝曹操说许县是天下要地，绝不能轻易丢掉，应该防备刘表的偷袭。曹操最后还是决定北征。张辽不因自己的意见未被领导采纳就闹情绪，作为北征的先头部队，他坚决执行命令，面对危险来临时，他敢打敢上，这正是作为大将应有的素质。 　　张辽整顿所部人马在前，曹纯督率虎豹骑在后，直冲乌桓骑兵，结果乌桓人大败。曹军以悬殊的兵力获得大胜，曹纯率领的虎豹骑更是露足了脸：将蹋顿斩于马下！ 　　其实乌桓人是挺有战斗力的，如果认为他们本来就不堪一击那就大错特错了，乌桓人能长期驰骋于北方，绝不是靠吹出来的，尤其是蹋顿，有勇有谋，在乌桓人中很有号召力。 　　乌桓人之所以大败，一方面是张辽、曹纯所部尽是曹军中最能打的精锐，他们作战勇敢，誓死一搏。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曹操抓住了战机，敌人远道而来，人困马乏，阵形不整，互相联络不畅，本想停下来扎驻营寨，再跟曹军真刀真枪地过过招，没想到曹军没给他们这样的机会，一上来就打了个冲锋，让他们措手不及。 　　曹军能大获全胜，还得益于虎豹骑确实太生猛。这支在南皮城外立斩袁谭的劲旅，此番又找到了疆场扬名的机会，他们杀了蹋顿，使乌桓人的抵抗迅速瓦解。乌桓人没有统一的指挥，很快四分五散。 　　曹操高兴异常，据《英雄记》记载，曹操把蹋顿的首级系到马鞍上，就像上次斩杀袁谭之后那样，又手舞足蹈地在马上舞了起来（系马鞍于马舞）。 　　楼班、能臣抵之以及袁熙、袁尚等人不敢恋战，纠合在一起约有数千人，他们没有退回柳城，而是向东南方向逃去，投奔辽东太守公孙康去了。曹操率军趁势直捣柳城，在此未遇到大的抵抗，但却又留下了一个关于屠城的争论。 　　《三国志武帝纪》里有一句话：“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古人写文章是没有标点符号的，问题于是出现，这一句话可以联起来读，意思是：斩杀蹋顿以及有名号的乌桓各王以下投降的胡人、汉人共计二十多万人。 　　对于北方草原上生活的民族来讲，二十万绝对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意味着数座乃至数十座聚居地的毁灭或一个部族的灭绝。 　　但是，这句话也有另一解，就是在中间加一个标点符号，变成：“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意思是：斩杀蹋顿以及有名号的乌桓各王以下，投降的胡人、汉人共计二十多万人。 　　只杀了一小部分部族首领而已，二十多万胡人、汉人投降了。胡人，是对当时乌桓、鲜卑、匈奴等北方各族的统称。 　　有没有这个逗号看来差别很大，意味着二十多万条生命是死还是活，也意味着曹操有没有屠城。翻开现在出版的大部分版本的《三国志》，中间都有这个逗号，也就是说大部分倾向于曹操没有在这里干屠城的事。 　　但也有人认为中间不该有这个逗号，曹操在柳城又杀了二十多万人。在各种史论中，“屠柳城”的记载仍然经常可见。 　　曹操手下有个文人叫缪袭，由于出生较晚没有列入建安七子之列，但与建安七子齐名。曹丕称帝后，缪袭用汉代短箫铙歌之乐的旧曲十二支，改成新名字重新填词谱曲，其中有《楚之平》、《战荥阳》、《获吕布》、《克官渡》、《定武功》、《屠柳城》、《平南荆》等，以记曹魏之功。 　　《屠柳城》一曲唱道：屠柳城，功诚难，度越陇塞路漫漫。北逾平冈，但闻北风正酸。蹋顿授首，遂登白狼山。神武海外，永无北顾患。 　　连自己人都不避讳屠过柳城，更增加了屠柳城的真实性。 　　其实，这是误解。对曹操而言利用乌桓人比灭绝乌桓人更符合自身的战略利益。《三国志乌桓传》记载得很清楚，白狼山之战后，曹操命在乌桓人中有一定影响的阎柔整合乌桓各部，阎柔将幽州、并州一带的乌桓部落统领起来，多达一万多个部落。曹操命阎柔逐步把他们内迁，并抽调青壮年组成少数民族兵团，仍由乌桓各级部族首领统率，随同曹操南征北战，乌桓军队打出了名气，成为曹军中的一支劲旅（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 　　假如曹操下令屠柳城，就与他后来的政策严重不符。而且，假如他平白无故欠下了乌桓二十多万条人命，即使阎柔再能干，想把一万多个乌桓部落整合起来，还心甘情愿地跟随曹操打仗，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至于缪袭的曲子，除非他脑子进了水，敢拿大屠杀当丰功伟绩唱，否则不可能取名叫做《屠柳城》。看他写的这首诗，主要内容也是表达北征的艰难，以及取得的功业，没有渲染屠杀的意思。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是，这首曲子被人篡改过。 　　【五、不战而胜】 　　曹操在柳城待了一个月，在此进行了简单修整，补充给养，同时清理乌桓控制区的人口，对于那些从内地被乌桓人和袁氏兄弟挟持来的汉人，征求他们自己的意见，愿意回去的就一块带回，结果绝大多数汉人都愿意回去，人数多达十余万。 　　这再次证明了，曹操在柳城大搞屠城是不存在的。 　　一举战胜乌桓让曹军士气大振，随行的将领们都跃跃欲试，想再次请战，不着急回师，干脆直扑辽东，将公孙康以及袁氏兄弟解决了，省得再来一趟。 　　但是，正当大家信心满怀准备杀往辽东的时候，曹操却下令班师回冀州，这让大家很不解。从北征乌桓这件事上，大家都觉得若论敢想敢干，一般人还真比不上曹公，怎么现在大家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曹公反而不敢干了？ 　　面对士气如虹的将领们，曹操笑了笑说：“我正让公孙康把袁尚、袁熙的头砍了送来，不劳大家辛苦了（吾方使康斩送尚、熙首，不烦兵矣）！”大家更是一头雾水，转而去问参谋长（军师祭酒）郭嘉，希望他出面再劝劝曹公。哪知郭参谋长神秘地笑而不答，那意思是你们就等着看好戏吧。 　　北征大胜，作为此次军事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首席谋士，郭嘉一直跟随大军行动，他本应感到很高兴，但此时他却高兴不起来：郭嘉病了。 　　郭嘉得的什么病没有记载，也许是过于操劳，也许是深入北方少数民族地区后水土不服，这次他病得很重，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曹操为此很忧心，命人好好照料他，并且准备尽快回师。 　　建安十二年（207年）九月，曹操率军从柳城回师。刚上路不久，辽东郡太守公孙康的使者就追来了，送来了袁尚、袁熙以及辽东郡乌桓单于速仆丸的首级。 　　诸将一看简直神了，看来曹公早已胸有成竹，料事如神，不战而胜。大家不知道他究竟用了什么样的高招，把向来“恃远不服”的公孙康都调动了，于是都过来问。 　　曹操笑了笑，说：“公孙康对袁氏父子素来畏惧且忌惮，我们如果追之过急，他们就会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如果缓一些，他们就会自相残杀（急之则并力，缓之出自相图），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而已。” 　　大家听了，不得不佩服。 　　袁氏兄弟逃往辽东投奔辽东郡太守公孙康。公孙康虽然是一个郡太守，实际上却控制了整个“大辽东”地区，范围包括乐浪郡、辽东郡、玄菟郡、辽东属国，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整个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一部分，除此之后还有隔海相望的山东半岛的一小部分。 　　袁绍父子跟辽东公孙氏没有什么交往，正如曹操分析的那样，公孙康只想自保，他不像蹋顿那样娶过袁家的姑娘，因而不会为袁尚、袁熙得罪曹操，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 　　况且，袁尚、袁熙也不是只身前来的，他们身后还有几千人马，这让公孙康更加不安。这俩小子目前已经走投无路了，说不定会铤而走险来抢自己的地盘。公孙康决定先下手为强，把他们干掉，解除心腹之患，同时卖给曹操一个人情。 　　据《典略》记载，公孙康设宴招待袁氏兄弟，预先在马厩里埋伏下精兵，只等二袁一到就动手。 　　公孙康玩阴的，袁氏兄弟也没闲着。正如公孙康所料，袁尚、袁熙也正在密谋对付公孙康，并且也选择在这次宴会上动手。袁尚为人勇猛好斗，他对袁熙说：“在这次宴会上必然能与公孙康相见，我想跟哥哥你联手击之，那么辽东就是我们的了！” 　　袁尚、袁熙也做了布置，比如宴席上舞剑、摔杯为号等等，但他们却没有捞到表演的机会，因为他们刚进宴会厅就让公孙康事先埋伏的人给绑了。公孙康下令把他们扔到院子里的地上。 　　此时是农历十月，东北地区已经天寒地冻了，把袁尚、袁熙着实冻坏了。袁尚招架不住，想求一个席子铺在地上好受一些，袁熙对弟弟说：“一会儿脑袋都要搬家了，还要什么席子（头颅方行万里，何席之为）？” 　　公孙康下令将袁尚、袁熙斩首。袁绍的三个儿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三子袁尚至此全部死了，袁氏的势力彻底灰飞烟灭。据《典略》记载，袁谭字显思，袁熙字显奕，袁尚字显甫。 　　《吴书》一书称，袁绍还有一个儿子名叫袁买，跟袁尚、袁熙一起到了辽东，被公孙康一块杀了。《曹瞒传》一书也提到了袁买这个人，但它认为袁买不是袁绍的儿子，而是袁绍的孙子，是袁谭或袁熙的儿子，袁尚的侄子。 　　袁氏兄弟的首级被送到曹操面前时，他还在回师的路上。为了表彰公孙康，同时继续稳住这个东北王，曹操以献帝的名义拜公孙康为左将军，封襄平侯。这是个县侯，公孙康此前的军职是从他父亲公孙度那里继承来的武威将军，爵位是永宁乡侯，现在军职和爵位都晋升了一级。 　　公孙康的行政职务未变，仍然是辽东郡太守。 　　曹操率军继续前进，他们回师走的是哪条道没有明确记载，但与来时相比，回程一样不轻松，甚至更加艰难。 　　据《曹瞒传》说，曹操回师的时候天又寒又旱，二百里之内找不到水源，军粮也成了问题。曹操下令杀马充饥，前后共杀了几千匹战马，这让曹操心疼坏了，可怜虎豹骑的兄弟们现在也只能暂时改当步兵了。 　　曹操命人就地凿井取水，挖了三十多丈，再往下挖就要把辽河油田提前给挖出来了，这才勉强打出了点儿水。 　　这一仗打得惨烈，行军的景象也惨烈，去的时候惨烈，得胜归来也惨烈，曹军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 　　郭嘉已经无法骑马，只能躺在车上。曹操惦记着郭嘉的病情，一路上不停地询问，经常到郭嘉跟前探望，但郭嘉的病情丝毫没有好转的迹象，这让曹操心情很沉重。 　　在这次回师的路上也有令人高兴的事，大军行进到易水的时候，代郡乌桓单于普富卢、上郡乌桓单于那楼等人亲率部族首领前来祝贺曹军大捷，并表示愿意归降。这又一次证明了曹操在柳城屠城的不可能。 　　根据史料记载，曹军回师途中还有一件有趣的事，在曹军队伍里有一辆大车，车上有个大铁笼，里面关着一件稀罕物：一只狮子。 　　据《博物志》一书记载，在白狼山上曹军遇到了狮子，曹操派人捕杀，但狮子很凶，伤了不少人。曹操亲自率领数百人围攻，狮子怒吼，吓得左右皆惊。 　　曹操忽然发现从林子里跑出一个东西，像是狸子，它窜到曹操乘坐的车的车把上。狮子过来攻击，这个像狸子一样的东西跳起来窜到狮子头上，狮子一下子趴到地上不敢起来了，于是大家上去把狮子杀了。 　　白狼山上遇到的狮子还不止这一只，曹操指挥人竟然还活捉了一只，于是弄个笼子装到车上拉了回去。 　　快到邺县时，这头雄狮大吼了一声，据《博物志》称，听到这一声狮吼，三十里之内鸡狗都不敢叫唤了（三十里鸡犬皆伏，无鸣吠）。 　　【六、东临碣石留争论】 　　尽管归途如此艰辛，尽管心腹谋士郭嘉身染重病，但仍然未挡住曹操的诗人情怀，在回师途中，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观沧海》。 　　这首诗是题目叫做《步出夏门行》组诗中的一首。《步出夏门行》是汉乐府的曲牌，没有实质性含义。夏门原是汉代洛阳城北门之一，“步出夏门行”最早的意思是缓步经过洛阳北城门时所吟的诗句。 　　曹操借这个乐府曲牌一口气写了五首诗，分别是《艳辞》（序曲）、《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其中《观沧海》和《龟虽寿》两首最为有名。 　　《观沧海》一诗写道：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其大意是：向东走去，面对碣石山，观看大海。大海如此浩渺，碣石山耸立于海边。山上树木丛生，草木繁茂。这时，秋风飒飒刮起，海上涌起波涛。日月运转，好像是从这浩渺的海水中生出来的。星河灿烂，也好像是从这浩渺的海水里所产生的。想想真是幸运极了，可以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从战场归来的曹操，看到了思慕已久的碣石山，面对大海，他思潮起伏。此时，他不是一个“昼携甲士破坚阵”的大军统帅，也不是一个“治世能臣”，他只是沧海边伫立的一个生命个体，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于是，他看到了海水、岛屿、草木、秋风，联想到了日月星河，这些景物在诗人眼里是如此壮阔，如此博大，从眼前的波涛、海浪，诗人看到了日月运行的规律，并为能够站在这里抒发情怀而感到激动。 　　这是一个诗人曹操，一个凡人曹操，一个孤独的吟者。 　　《观沧海》这首诗写了秋天的大海，但却一洗悲秋的传统情调，写得沉雄有力，意境高远。这样的诗一般人是写不出来的，曹操身边的笔杆子们更是无法代笔，只有像曹操这样既深得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历经百战，积累了丰厚的阅历，对生荣死哀有过深刻思索的人才能写出来。因而，这首诗受到历代的推崇，在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 　　诗是好诗，但由此引发的争论也很热烈，焦点是诗中所描写的碣石山到底在哪里。 　　现在，至少有三个省的专家都说曹操写的是他们那里。 　　碣石山不是普通的山，它最早出现在《尚书》里，这部书里有一篇叫《禹贡》，是最早的古代地理著作，《禹贡》提到了天下分为九州的概念，也提到了碣石山，并赋予它不同一般的精神内涵，使它像泰山一样，成为帝王们向往的地方。 　　根据记载，秦始皇、汉武帝以及后来的唐太宗等人都曾亲临碣石山，他们在此登高远眺，举行祭祀仪式，祈求长生不老。相传，秦始皇命徐福远涉瀛海寻找仙丹，也是从这里出发的。登碣石跟泰山封禅一样，成为帝王们彰显文治武功的盛典。 　　但这个引得秦皇汉武趋之若鹜的碣石山到底在什么地方，历来却争论不绝。《禹贡》里只有一句话：“夹右碣石入于河”。这句话实在太简约了，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从汉代直到宋代经过很多注疏家的讨论和研究，花了几百年才弄清楚，大意是说，东北少数民族鸟夷人入贡，坐船沿辽东湾西岸向南航行，然后向西航行至渤海北岸，最后入河，碣石山正在河口处。 　　《禹贡》里凡单独提到“河”一般指的都是黄河，按说这是比较明确的，只管在黄河入海口附近找就行了。但千百年来黄河频频改道，曾经的入海口从南到北有不少，碣石山究竟在哪里于是又成了一个谜，自古以来各种观点不下十来个，影响较大的有三种。 　　一代伟人毛泽东曾填词一首：“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所以，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曹操登临过的碣石山应该离秦皇岛不远，赞成这个说法的人进一步认为，碣石山应该在今天河北省昌黎县境内。翻开现在出版的大部分古诗注本，包括中学语文教材里的注释，都采用这个观点。 　　但是，这个观点存在许多疑问。曹操征乌桓去时走的是卢龙道，即从承德方向经喜峰口绕内蒙古境内，最后到达柳城。史料未明载回来走的是哪条路，也许是原路返回，也许走的是滨海道，因为此时已是冬天，大雨早应该停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归途中正好路过秦皇岛附近的昌黎。 　　但是，《曹瞒传》里关于曹军在回来的路上遭遇大旱的记载似乎又推翻了这个结论，滨海道到处都是水，夏天刚刚经过长时间大雨的浸泡，现在很快旱到这种程度似乎有点说不通。 　　于是，有人提出曹操登过的碣石山不在河北省，而在辽宁省境内，具体说就是辽宁省绥中县西南的海滨，在最近出版的一些毛泽东诗词选集的注释里就采用了这样的观点。 　　然而，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同样致命的问题：季节不对。 　　曹操诗里说得很明白：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说明时令应该是秋天。而根据曹操此次北征的行程推断，他到达这一带时最早也是农历十月底，是寒冬季节，《曹瞒传》里的记载也印证了这一点。所以，曹操即使来过这两个地方，但是他也既看不到“秋风萧瑟”，更看不到“百草丰茂”。 　　作为一位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曹操没有必要放着眼前的冬景不写，虚拟秋天的景象。碣石山在辽宁或者在河北，都受到了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第三种观点，认为曹操登过的碣石山在山东省境内，具体说就是山东省无棣县的马谷山，在古代它就是碣石山。 　　赞成这个观点的人认为，《观沧海》根本不是建安十二年冬天曹操由柳城回师途中所作，而是作于建安十一年（206年）的八月。 　　回顾一下一年前的历史，这年秋天曹操确实在山东一带活动，他当时亲自率兵征讨海贼管承，面对实力有限的海贼，他倒是有心情也有时间跑到这座碣石山看一看。 　　碣石山到底在哪里并不重要，我们所要追寻的不是曹操的足迹，而是他当年的情怀。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已经五十二岁了，距他二十岁出仕已经三十二年，距己吾起兵也有十七八年了。十多年来，他亲身经历了大小数十次战斗，在乱世中奋起和拼争，品尝了失败的痛苦以及失去亲人的哀伤。但是，他也在这种刀与火的日子里得到了锤炼，这样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曹操熟悉前代历史，他曾经渴望成为国家的栋梁，无论是在疆场还是在治理国家的岗位上，他都渴望建功立业，青史扬名。 　　然而，十多年来亲身经历的事实对他原有的理想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修正。官渡之战后，他又用七年时间统一了北方，之后冒险远征，扫灭了北方少数民族反对势力，使其他各部族纷纷表示效忠，这怎能不让他热血沸腾？ 　　整天面临生与死的考验，还要思考未来，现在得胜归来，心情放松，又能登高远眺，曹操的心中不禁充满了俯瞰人间万象的胸怀。这不仅仅是一种君临天下的得意之情，也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般地傲视古人的情怀，这是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的综合气质在此时此地的交融。 　　在《步出夏门行》这一组诗里还有一篇《龟虽寿》，诗中写道：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其大意是：神龟的寿命虽然长久，但仍然有终结的一刻。腾蛇尽管可以乘雾飞行，但终究要化为灰烬。衰老的战马伏在马棚里，但它的雄心壮志仍然想日驰千里。有远大志向的人虽然到了晚年，但奋发进取的雄心不会停止。人的寿命长短，不只是由上天所决定的。只要自己好好养护，也可以益寿延年。真是幸运呀，可以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这首诗与《观沧海》同样有名。“盈缩之期，不但在天”，说明曹操很自信，正如人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决定生命的厚度一样，站在海边极目远眺的曹操，想必也想到了与天奋斗、与人奋斗的激情与乐趣吧。 　　第十章 落花的季节 　　〔统一了整个北方的曹操，终于站到了新的制高点上。年过半百的他，突然有了时不我待的感觉，他想尽快统一整个国家，建立起与秦皇汉武同列的功勋。这些美好的愿景仿佛就在眼前，可他能成功吗？〕 　　【一、痛失郭奉孝】 　　曹操率领的得胜之师是第二年即建安十三年（208年）正月回到邺县的。在归师的队伍里人们没有看见北征军参谋长郭嘉的身影，因为几天前，郭嘉已逝于回师的途中，享年三十八岁。 　　郭嘉追随曹操共十一年，仿佛眨眼之间就过去了。等到确信郭嘉已不在人世，曹操感到无比悲伤。 　　此前，曹操在战场上失去过儿子和侄子，失去过典韦这样的心腹爱将，也失去过鲍信那样的战友，每一次他都很悲痛，但都没有这一次这么伤心。据《三国志郭嘉传》记载，曹操亲自参加了郭嘉的追悼会，心里特别难过（临其丧，哀甚）。 　　荀攸当时也在场，曹操对荀攸说：“你们的年龄跟我差不多是一辈的（诸君年皆孤辈也），只有奉孝年纪最小。等天下平定了，本想把后事托付于他，不想却中年夭折，这难道是命运吗？” 　　据《傅子》一书说，曹操在郭嘉的丧礼上连呼道：“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在身边的所有谋士里，曹操最喜欢和信赖就是郭嘉，说这个年轻人“通有算略，达于事情”，意思是说郭嘉精通深奥的知识，通晓各方面的事情。曹操曾对人说：“只有奉孝最知道和了解我的想法。” 　　现在，这个被曹操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居然早早地离开了人世，曹操如何不悲伤？ 　　曹操上书献帝，追记郭嘉的功劳，其中说道：“已故军祭酒郭嘉，忠良渊淑，通晓事理，足智多谋。每次讨论国家大事，他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最恰当的建议，他的计谋从来没有失算的（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他在军中已有十多年的时间，我们出门就同骑乘，回来就共坐一张席子，东擒吕布，西取眭固，斩袁谭之首，平河朔之众，越过艰险，荡定乌桓，威震辽东，取袁尚之首，这些功绩，虽然凭借的是天子的神威，但具体到执行，都是郭嘉的功劳。正准备表彰他，他却短命而终。我现在上为朝廷失去良臣而悲伤，下为自己失去得力助手而难过，请求追加郭嘉的封地，加上以前的封地追加到一千户。” 　　此前郭嘉被封为洧阳亭侯，食邑二百户，此次追加了八百户，爵位由郭嘉的儿子郭奕继承。据《魏书》、《世语》等书记载，郭奕字伯益，像他父亲郭嘉一样通达事理。郭奕的儿子叫郭敞，字泰中，有才识，在曹魏时期当过天子身边的顾（散骑常侍）。 　　郭嘉是荀推荐来的，曹操给荀写了封信，怀念郭嘉的功劳，信中说：“奉孝不到四十岁就死了，我们一块共事十一年，艰难险阻都共同经历了，现在突然死了，真让人难过（猝尔失之，悲痛伤心）。天下相知的人本来就少，现在又失去了一个，该怎么办呢（奈何奈何）？” 　　不久，曹操又给荀去了一封信，说的还是郭嘉，信中说：“追悼奉孝，所有的想法都不能从心里抹去。奉孝对时事、军事的见解，超过任何一个人（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 　　还没有哪一个人的死能让曹操如此伤心，如此念念不忘，看来曹操动了真感情。如果论智谋、见识和兵法，能超过曹操的人本来就不多，曹操唯独对这个小他十多岁的年轻人赞赏有加，可见郭嘉确实能力超群。 　　郭嘉料事如神的能力有时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时，孙策趁势来攻，大家都感到担心。但郭嘉却说孙策不足为虑，因为此人“轻而无备”，也就是干什么事拍板很快，喜欢激动，但准备工作却做得很差。郭嘉认为孙策即使有百万之众，也无异于一个人独行于中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如果说这些话是泛泛之论的话，那么下面的话则让人不可思议了。郭嘉接着说：“如果刺客出现，一个人就能把孙策搞定（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依我看，此人必死于匹夫之手。”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不久之后孙策即被许贡的门客刺杀。 　　类似的事还有几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有时候会认为这是写史的人编出来的，只为突出郭嘉的判断力而已，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能未卜先知的人。 　　但仔细想想，也许有另外的可能，郭嘉确实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只是这不是来自于他的特异功能，而是来自于另一项基本功：情报工作。 　　《傅子》一书说，郭嘉自二十岁起就隐姓埋名，秘密结交天下英豪，不与俗人交往，以至于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他。这样的作风非同一般，只有干秘密工作的人才会把自己埋得那么深。 　　有人甚至推断，郭嘉负责着曹军的情报部队，他得到的信息最多、最快，所以他的判断也最准。这当然是猜测，古代军队里有专门负责情报、侦察工作的士兵，叫做斥侯，但曹军中这些人员有没有独立成军不得而知，顶多是个猜测罢了。 　　建安十三年（208年）春天，曹操率大军护送着郭嘉的灵柩，以及在白狼山上捕获的那头狮子回到了邺县。留守在邺县的人们听到了那声狮吼，看到了得胜之师远道归来。 　　曹操不急着搞珍奇异兽展览，也不着急展示此次北征的战利品，而是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分析此战的得失。 　　这已经成了曹操的一个习惯，战前充分讨论，战后认真总结。在这样的总结会上，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分析得失，为后面的作战积累经验。参加这次总结会的人都感到有些压力，因为当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北征，如今事实证明北征是正确的，蹋顿被斩首，二袁被消灭，乌桓各部顺服，公孙康明确表态服从朝廷领导，不仅北方四州，就连塞外不毛之地也成了势力范围，哪还有比这更好的结果？ 　　曹操似乎知道大家的心思，总结会一开始就问当初谁赞成北征，谁又反对北征，问得大家很紧张，以为曹操要处罚当初反对北征的人。 　　谁知曹操却下令厚赏反对北征的人。曹操说：“这次北征是冒着生命危险侥幸取胜的，虽然成功了，但实在是老天的保佑，所以不能总这么干（故不可以为常）。诸君前面劝谏，是比较稳妥的建议，所以给予嘉奖，今后再遇到那种情况不要就此不敢多言了。” 　　北征虽然获胜，但曹操的头脑还是很清醒的，想想一路上历尽的艰辛，想想战场上瞬间就可能转胜为败的经历，他想必有点后怕，对于这次军事行动，他觉得确实冒险了。 　　然而，即使不考虑军事冒险这个战术因素，从战略层面考虑此次北征似乎也有值得商榷之处。表面来看，曹操率军前一年五月出发，次年正月即回到了邺县，用了大半年时间，取得如此丰硕的战果，应该不算是失策。 　　但此战准备的时间很长，仅运河就修了上千里，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这是一场付出巨大代价的战争，这场战争把曹操的注意力和曹军主力长时间吸引在北方，从而无暇考虑南面的敌人。 　　这给了刘表、孙权和刘璋等人一个发展自己的有利时机，尤其是孙权，趁势快速地壮大自己，积蓄了将来跟曹操过招的力量。如果从这一点上说，北征到底是利多还是弊大，也许还得再争论下去。 　　【二、仓舒之死】 　　曹操痛失心爱的谋士，但他所要经受的打击远不止此，就在这时候，被他同样寄予厚望的儿子曹冲得病死了，年仅十三岁。 　　曹冲是环夫人所生，环夫人就生了这一个儿子。曹冲出生于建安元年，即曹操迎献帝至许县的前后。曹冲的年龄比曹丕、曹彰、曹植都要小。 　　《三国志》说曹冲字仓舒，这是不准确的。古人到弱冠之年也就是二十岁以后才有字，曹冲十三岁就死了，还没来得及有字。曹操的长子曹昂字子修，曹丕字子桓，曹植字子建，此外还有子整、子勤、子乘、子京、子安等，曹操儿子中凡是知道字的，都是“子字辈”，曹冲不可能字仓舒。仓舒应该是曹冲的小名。黄帝的孙子，五帝之一的颛顼帝高阳氏有八个儿子，号为“八恺”，其长子名字就叫仓舒。曹操给曹冲起这个名字，有望子成龙的意思。 　　在所有儿子里，曹操最喜欢的就是曹冲。这个孩子从小就讨人喜欢，《三国志曹冲传》说他的特点是“聪察岐嶷”，聪指耳朵好使，察指眼睛好使，聪察指的就是聪明。岐嶷源于《诗经》，也是从小就很聪明的意思。总之一句话，曹冲从小就智商高，是个神童。 　　在这方面，有一个故事已经广为人知，说的是曹冲称象。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它记录在《三国志》里，在曹冲五六岁时，智力水平已经跟成人差不多了。孙权从江东送来一头大象，这是个稀罕物，曹操出于好奇，想看看这头象有多重。 　　曹冲五六岁时正值建安五年至建安六年，官渡之战刚打完，孙权表面臣服，送大象等物表示忠心是可能的。 　　一头大象的重量通常在二三吨左右，折合汉代的度量接近一万斤，那时没有地秤，还没有什么东西能称出它的重量来。这种庞然大物在北方很少见，曹操想弄清楚这头象到底有多重，这难倒了他身边的谋士们（访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 　　这时候，年龄只相当于幼儿园大班的曹冲走过来说：“我可以称出它的重量。”大家惊讶坏了，都以为这个小孩说着玩呢。 　　谁知曹冲一本正经地说出了他的方法：“把象放到大船上，在船帮的水痕处作个记号，然后再换成其它可以分次称重量的东西再称，比较一下它们的刻度就行了。” 　　具体来说，曹冲的方法就是利用了浮力原理。现在，如果给我们一头大象我们也会称，但方法基本上都是小时候听曹冲称象的故事得来的。 　　曹操大为高兴，马上照办，果然称出了大象的重量。曹冲真的很聪明，要知道他才五六岁而已。 　　如果没有船怎么办，比如说只给你一只仅能称几斤东西的弹簧秤，能称出大象的重量吗？受曹冲称象的启发，中央电视台《异想天开》栏目搞过一个用弹簧秤称大象的比赛，吸引了许多人前来挑战，结果有一家三口想出的一个办法，跟曹冲称象有异曲同工之妙，拔得了头筹。 　　他们先用弹簧秤做了一个秤盘，让大象的一只前脚踩到秤盘上，之后再让一只后脚踩，分别得出的重量是三公斤和三点五公斤。他们有一个公式，大象前后脚重量相加，乘以二再翻一百六十倍就是大象的体重。 　　这头象实重二点零八吨，他们按照这个方法测出来的重量是二点一吨，由于最接近实际重量，因而获得了冠军。 　　遗憾的是，他们发明的这个公式是怎么得出来的，能否用于所有大象或者其它动物，没有披露，不得而知。 　　《三国志》里还记录了曹冲的另一件事，是说他小小年纪就充满爱心。曹操治理部下一向很严，对违反制度的人处罚相当重。曹操的马鞍子存放在库房里，结果让老鼠给咬了，仓库主任（库吏）吓坏了，想主动向曹操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但也害怕曹操不能原谅自己。 　　曹冲知道这件事后，对仓库主任说：“先别急，再等三天再说。”曹冲用刀子划破自己的衣服，弄成被老鼠咬过的样子，然后故意一副愁容来见父亲。 　　曹操很奇怪，问他怎么了。曹冲回答：“大家都认为老鼠把衣服咬了是一件不吉利的事，现在我的衣服就被老鼠咬了，不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因此高兴不起来。” 　　曹操笑道：“这些都是胡说八道，不必在乎。” 　　过了一会儿，仓库主任来报告，说马鞍子被老鼠咬了，曹操没有生气，笑道：“我儿子的衣服放在身边都让老鼠咬了，更何况仓库里的马鞍呢？”于是不再追究。 　　《三国志》说，类似这样的事还有很多，曹冲以他的仁爱之心和机智，挽救了几十个人的性命（凡应罪戮，而为冲微所辨理，赖以济宥者，前后数十）。 　　曹操太喜欢曹冲了，经常在手下人面前夸他，甚至想立他为接班人（太祖数对群臣称述，有欲传后意）。但未料天如此不随人愿，曹冲还是得病死了。 　　曹冲生病期间，曹操亲自主持祈福仪式，为他请命。曹冲死后，曹操非常难过。曹丕等人过来劝慰曹操，曹操叹道：“这是我的不幸，而是你们兄弟们之幸啊！” 　　曹操的意思是说，仓舒若在，今后接班就没有你们什么事了。 　　有一本叫《先贤传》的书讲了一件事，说有个叫周不疑的孩子，比曹冲大三四岁，也属于神童一类的人才，聪明绝顶，“有异才”，曹操很喜欢他，认为他跟曹冲不相上下。曹操甚至想把周不疑招为女婿，但周不疑很有主见，没有答应。 　　曹冲死后，曹操密令把周不疑杀了，曹丕知道后赶紧来劝父亲，认为不可这么做。曹操说：“此人将来不是你能驾驭得了的。”还是派人把周不疑杀了。 　　关于周不疑的身世其它地方均无记载，《先贤传》喜欢记一些耸人听闻的事，算不上严谨的史书，上面这件事也许是道听途说罢了。 　　曹冲未成年而死，曹操想找个合适的亡女跟他合葬，算是冥婚。 　　刚巧，从辽东归来的名士邴原死了女儿，曹操派人向邴家表达合葬的意愿。虽然儿女都不在人世，但冥婚也形同于正式婚姻关系，如此一来就跟曹操成了儿女亲家，这么好的事换成别人一定高兴坏了，但邴原却一口拒绝。 　　邴原与管宁、华歆等人并列知名于当世，三人号称为一条龙。曹操碰了个钉子，面子大损，但他仍然善待邴原，一如既往地尊重他。 　　曹丕新娶的夫人甄宓知道这件事后，觉得是个机会，她娘家刚好死了女儿，辈份和年龄正合适，于是主动提出合葬请求。 　　甄宓是曹冲的嫂子，要与曹冲合葬的必然是甄宓的姐妹。甄宓比曹丕年龄还大，合葬的应该是甄宓的妹妹。甄宓共有兄弟姊妹八人，其中姊妹五人，与曹冲合葬的究意是哪一个，无法考证。 　　这样，甄家跟曹家成了“亲上加亲”。 　　曹操以朝廷的名义追赠爱子曹冲骑都尉的官职，颁发了印绶，后来还以儿子曹据之子曹琮过继为曹冲之后。魏明帝曹睿继位后，追封自己的这个叔父为邓哀王，历史上便以邓哀王称呼曹冲。 　　在曹冲之死这件事上，曹丕确实成了最大的受益者，曹操说的那些话一点都没错。后来曹操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一直犹犹豫豫，如果曹冲不死，结果如何还真难说。 　　这件事还有一个受益者，那就是曹丕的夫人甄氏一家。甄家主动提出合葬的事让曹操很满意，这个本来地位岌岌可危的家族逐渐有了安全感。 　　让甄家有安全感的还有另一件事，那是在三年前，即建安十年（205年），甄宓为曹丕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曹睿，也就是以后的魏明帝，这是曹操的长孙。 　　不过，据《三国志明帝纪》记载，曹睿死于景初三年（239年）正月，“时年三十六”，据此推算，曹睿应该出生于建安九年（204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麻烦就大了。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建安九年（204年）八月邺县被攻破，身为袁熙之妻的甄宓成了俘虏，被曹丕看上纳为正妻。如果曹睿出生于这一年，那岂不是说他不是曹丕的儿子？难道他的父亲是袁熙？ 　　“三十六”和“三十五”笔画上有明显区别，不可能在编书和出版的过程中不小心被抄错。陈寿把这个玩笑开大了，曹操的孙子成了袁绍的孙子！ 　　有人相信这是真的，《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陈寿在此使用了曲笔，不敢明说曹睿的身世，只好委婉曲折地表达，理由是曹丕生前迟迟不立曹睿为嗣，直到最后才立曹睿，而甄宓被曹丕突然赐死，卢弼认为凡此种种，说明里面有不可告人的内幕。 　　也有人持不同观点，比如裴松之，他认为陈寿说的三十六岁是虚岁，周岁应为三十五岁，曹睿生于建安十年（205年）。 　　根据记载，曹操对于这个长孙很喜爱，“常令在左右”。曹睿是不是曹丕的儿子当爷爷的不可能不清楚，如果甄氏嫁给曹丕时已经怀有身孕，曹操甚至不会答应曹丕纳其为妻。曹睿十五岁的时候就跟他的叔父们一起被封了侯，是曹操子孙中封侯最早的一批。这些迹象表明，曹睿不可能是袁氏后代。 　　但是，陈寿记人的年龄一般都是实岁。是陈寿记错了，还是想开个玩笑？别人的年龄错也就错了，曹睿的年龄却万万不能错，这关系到曹家的名誉，也关系到曹魏的江山到底姓曹还是姓袁。假如曹操奋斗了一生，结果却为袁氏子孙们打下了江山，那岂不太黑色幽默了？ 　　陈寿在《三国志》里不露声色地给曹家挖了两个坑，一个是关于曹嵩的身世，说了个“莫能申其本末”，另一个是曹睿的生年，给出了一个让人疑惑又好奇的答案。 　　所以有人说历史学家手中的笔是一把更厉害的刀，可以杀人不见血。 　　【三、花落蔓陀罗】 　　对于曹操来说，建安十三年（208年）注定是一个伤心的季节，不仅因为他在这一年即将遭遇赤壁惨败，而且这一年他不断地失去喜爱的人。郭嘉死了，仓舒死了。这是一个生命之花不断凋落的季节。难道没有好医生吗？他们不能妙手回春吗？ 　　好医生有，而且还有最顶尖的医生，不仅放在那个时代是最牛的，放在整个古代历史长河中，他们也都是最好的医生。 　　建安年间是多灾多难的时代，频繁的战争，横行的瘟疫，给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带来痛苦和灾难。这样的时代通常也是名医辈出的时代，其中以董奉、张仲景和华佗最有名。 　　董奉虽然听起来有点陌生，但说起“杏林”这个词来大家想必都知道，现在它已经成了医生、医学界的代名词，而这个典故就有董奉有关。 　　据晋人葛洪所著《神仙传》一书记载，董奉长年在庐山一带行医，他不仅医术高明，而且看病从不收钱，病治好以后，他就让病人家属在山坡上种五棵杏树。 　　治好的病人越来越多，山坡上的杏树也越种越多，最后多达十多万株。董奉不是自己想当果农，他把杏卖了换成粮食，用来赈济穷苦百姓和饥民。 　　为了怀念董奉的医术和医德，后世便用杏林指代医生，如果说哪个大夫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医德高尚，就说他“誉满杏林”。 　　张仲景被称为“医圣”，他是南阳郡人，跟“奔走之友”里的何是同乡，擅长识人的何看到张仲景喜欢读医书，肯于钻研，就鼓励他走医学的道路，不必非要当个名相或名将，当一个名医也可以青史留名。 　　张仲景后来专心研究医术，在医学实践和理论方面都有杰出造诣。他刻苦研究《黄帝内经》，收集整理各类药方，写出了《伤寒杂病论》，成为中医方剂学中的高峰。他提出的辨证论治原则，至今仍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 　　与他们二人相比，华佗在后世的名气更大，故事更传奇，个性更鲜明，因而命运也更坎坷。 　　华佗是沛国谯县人，跟曹操是一个县的。现在安徽省亳州市搞旅游同时在打两张牌，一个是魏武故里，一个是神医故乡。对于家乡人来说，华佗带给他们的骄傲一点不比曹操差。 　　《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华佗的传记，《三国志》说他字元化，《后汉书》说他字符化。华佗的生年不详，根据他一生的事迹推测，他大约出生于永嘉元年（145年），比曹操大十岁。 　　与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华佗年轻时专心于经学，曾到徐州一带求学，能同时通晓几门经书，类似于现在同时拿到了几个文凭。陈登的父亲陈当沛国相时推举他为孝廉，太尉黄琬曾征辟他做官，这些都被华佗谢绝了。 　　华佗此时已专心于医学，无意仕途。这个转变过程至今是一个谜，一般认为这是出于华佗对医学的热爱，出于对穷苦人民的同情。但近来也有不同见解，认为华佗从医实属无奈，从内心来讲他也是钟情于仕途的。 　　华佗的杰出贡献是在临床医学方面，同时在外科学、养生学和针灸学方面造诣很高，他发明的“麻沸散”，是早期的麻醉药，有了它可以对病人实施外科手术。 　　《三国志》和《后汉书》里记录了不少关于华佗的故事，说明他医术如何高超。 　　有一个姓顿的督邮，就是郡政府下派各地的工作督导组组长，得了病并且自觉病已经治愈，华佗给他把了脉后告诫他：“你的病虽然好了，可元气没有恢复，应当静养等待完全康复，不然就会有性命之忧。”但顿组长没有听，有些劳累，很快就病发而死。 　　还有一位姓徐的病人，因为胃病卧病在床，华佗去诊断，这个人说：“昨天请了个大夫用针灸扎胃管，扎后就咳嗽不止，心烦意乱。”华佗诊断后对他说：“那是扎错了，针灸扎得不准，没有扎到胃，反而扎到了肝，如果最近你每天饭量越来越少的话，五天后就会有不测。”果然，这个人饭量越来越少，五天后就死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华佗很神，简直能料知生死。 　　为了救人一命，华佗有时会用一些特殊的手段。有一个郡太守得了疑难杂症，找了不少大夫都没有看好，就把华佗请来看看。华佗看了看他的病情，不说怎么治病，也不开方子，而是态度很傲慢，索要巨额医药费，之后还留下一封信，无缘无故就把太守骂了一通。 　　太守早已不悦，现在简直忍无可忍，一怒之下派人去干掉华佗，但却根本找不到人，太守越想越气，气得吐血数升，血全是黑的。没想到，病居然好了。 　　原来，这是华佗特意采取的一种治疗方法，通过激怒太守，让他体内已无法循环的淤血得以排出来，华佗用的这一手，算是心理疗法吧。 　　有些人病得虽然厉害，治疗起来却不一定要花太多的钱，去买很贵的药，华佗经常给没有钱的老百姓看病，在这方面他进行了很多探索。 　　有一次，华佗在行医的路上发现一个病得很重的人，咽喉部位好像堵了个东西，吃不下饭，样子很痛苦。华佗上去看了看，让他到路边的小饭馆里要了点醋，弄些水草捣成末（萍齑），用醋调一下喝了。结果这个人吐出来一条像蛇一样的寄生虫，病也就好了。后来病人家属到华佗住处表示感谢，发现墙上挂了几十条这样的虫子。 　　找华佗治过病的名人也不少，一般人都知道他给关羽刮骨疗毒的事，但在正史里却没有这个记载。有记载找他看过病的名人有两位，一个是陈登，一个是周泰。 　　陈登找华佗看病的事前面已经说过了，发生在陈登当广陵郡太守的时候。周泰是孙吴的战将，有一次他受了重伤，华佗把他治好了，这件事影响很大，连曹操都知道了。 　　前面说过，由于长期的心理压力加上劳累，曹操患上了头风的毛病，发作起来疼痛难忍，身边很多医生都看过，但效果不佳，更不用说除根了。有人便把华佗介绍给了曹操。 　　曹操见到华佗，一来是自己的老乡，二来听说他的名气很大，所以很敬重。曹操见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先生就是治好江东周泰的人吗？” 　　华佗给曹操看了病，决定用针灸的办法治疗，他从曹操胸椎部的膈腧穴进针，不用多大功夫，曹操就感到脑清目明，头也不疼了。曹操大为高兴。华佗说：“您的病是脑部的顽疾，短时间内难以除根，必须长期治疗，慢慢见效，以求延长寿命。” 　　华佗说的可能是实情，但曹操听了有些不悦，他以为华佗在他面前故弄玄虚，能很快治好他的病却不那样做，目的是邀功请赏。不过，为了下次头疼的时候有人能治，就把华佗留在身边，成为首席保健医生。 　　开始的时候，除了给自己看病曹操还允许华佗给老百姓看。曹操担任丞相后，要求华佗专心为自己看病，不再为其他人服务。作为一个有抱负的医生，不能经常接触患者便无法提高医术，对于华佗来说这是一件很苦恼的事，华佗有点闹情绪。 　　华佗后来找了个借口，说接到家里来信，要回家看看，曹操准了他的假，但华佗一去迟迟不归。曹操几次写信去催，又派地方官员前去看望，华佗仍然没有动身回来的意思。 　　曹操大怒，派人前去核实，交待说如果华佗的妻子真的有病，对华佗不予追究，并且赏赐给小豆四十斛，宽延其假期。如果有假，就把他抓起来。派去的人一看，华佗的妻子没有病。华佗想当个体行医者，不想当领导的专职医生，于是撒了谎。 　　曹操最恨骗他的人，于是把华佗抓了回来，关到许县的监狱里。荀听说后向曹操求情：“华佗是个老实人，本领很大，还请从宽处理。”谁知曹操的怒气未消，不仅不肯原谅，而且大骂华佗是鼠辈，下令将华佗处死。 　　《三国志》记载，华佗临死之前，拿出一卷书给狱吏，说这上面的东西可以活人的命，但这个狱吏胆小，不敢要，华佗也不勉强，在狱里把它烧了。 　　华佗留下了很多故事传说，却没有留下一部医学著作。如果这个狱吏冒险收下华佗的书并传之后人，没准又是一部《伤寒杂病论》呢。 　　华佗死后，曹操又犯头疼，曹操说：“华佗虽然能治这个病，但这个人不好好治，慢慢拖着，想以此自重，我不杀他，他也不会为我断病根。”曹冲生病的时候华佗已经死了，这一回曹操不再嘴硬了，他叹息道：“真后悔杀了华佗，让我儿活活病死了啊！” 　　华佗死后，没有回故乡谯县安葬，就埋在了许县，这可能缘于他死前的身份是个囚犯。但华佗墓却保留了下来，位于如今河南省许昌市城北苏桥村的南石梁河西岸，现在的墓前还立有石碑一通，上书“汉神医华公墓”。 　　据亳州地方志记载，华佗在谯县的故里位于如今亳州市东北二十多公里处的华佗村，村里原来有个华佗庙，现在已经被毁。据报道，前几年村民在其旧址上盖房，无意中发现一种很好看的粉红色花朵开得很旺盛。这种花就是蔓陀罗，它有镇痛、麻醉的作用，当年华佗制作“麻沸散”，其主要成份就是蔓陀罗。 　　据说华佗村现在到处都种上了蔓陀罗，看到这些花，不禁把人们的思绪又拉回到一千多年前，让人们对这个伟大的医学家多了一份怀念之情。 　　【四、文姬归来】 　　建安十三年（208年）注定成了多事之秋，但很多事件都被这一年年底发生的赤壁之战所掩盖而几乎被湮没了。 　　这一年除了北征乌桓，除了郭嘉、曹冲和华佗之死，还有一件事不能被忽略，那就是一代才女蔡文姬的归来。 　　前面介绍过蔡文姬的身世，围绕着她至今仍有许多待解之谜，如她的生年，被匈奴人掳走的时间、地点，以及在匈奴人那里的身份等，这些问题曾经引起过一场激烈的讨论，蔡文姬一时间成为汉末女性中在当代人气最高的人。 　　基本可以明确的是，蔡文姬是在建安十三年（208年）被曹操赎回的。 　　蔡文姬的事迹主要保存在《后汉书董祀妻传》里，但这篇传记在许多地方也语焉不详，且充满争论。根据这篇传记，蔡文姬嫁给河东郡名族卫家，丈夫叫卫仲道，嫁过去之后不久丈夫就死了，没有孩子，于是回到娘家。蔡文姬的娘家在陈留郡（今河南开封）。 　　兴平年间，天下大乱，蔡文姬在一片兵荒马乱中被“胡骑”所掳，辗转到了匈奴人那里，被迫改嫁，在“胡中”生活了十二年，并生下两个儿子。 　　这些记载不仅简单，而且与其他史料有相抵触之处。兴平年间蔡文姬的父亲蔡邕还在人世，并且是董卓的座上客，他不应该让女儿待在老家陈留郡，最后被乱兵所掳。所以，既是大文学家又是历史学家的苏轼就认为，蔡文姬是在长安被胡人所掳的，时间比兴平年间稍晚一些。 　　蔡邕当年对王粲有超乎寻常的赏识，并要把家学及后世托付于他，也引起人们对他是否有意招王粲为婿的猜想。当然，这只是猜想。 　　后来蔡邕被杀，王粲远赴荆州，蔡文姬即使身在长安，也变得孤苦伶仃。 　　总之，她是个少有的才女，却也有着非同寻常的苦命。 　　她的父亲虽然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而且是一名朝廷官员，但是还在幼年时代，她的干部子女身份就没有了，因为她的父亲招惹了宦官而被流放。 　　在那个年代，被流放的人身份就是奴隶，其命运可想而知。 　　后来灵帝驾崩，宦官被灭，董卓上台，慕蔡邕之名重新启用他，父女二人的命运才有了转机。这时候，蔡文姬大约十二三岁。 　　根据推测，她十四五岁的时候嫁给了卫仲道。丈夫是个读书人，对她也很好，丈夫一家在当地也是旺族，一切看来都很好，她应该开始幸福的生活了，但不幸得很，蔡文姬刚过门不久丈夫就因病死了，她背上了克夫的恶名，加上没有孩子，被迫回到了娘家。 　　河东郡大致范围是山西南部、河南西北部一带，这儿离长安更近，离开夫家的蔡文姬应该到长安找父亲去，这似乎更合乎情理，所以苏轼等人坚持认为她到了长安。 　　如果蔡文姬来到了长安，等待她的将是更大的不幸。 　　因为没过多久，董卓被除，在王允等人眼里蔡邕是董卓的爪牙，必欲除之而后快。因为那一声叹息，父亲身首异处。 　　蔡文姬从此又无依无靠了，就在她不知何去何从之际，长安陷入了更大的动荡，董卓的旧部重新杀了回来，长安成了人间地狱。 　　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蔡文姬没能躲过这一劫，她被凉州军中的“胡骑”掳获，成了这些异族的战利品。 　　古人一般把北方各少数民族统称为胡人，俘获蔡文姬的是匈奴人。 　　在东汉，匈奴分成了两个部分：北匈奴和南匈奴。南匈奴亲汉，北匈奴被打败，但其地盘被后来崛起的乌桓、鲜卑等部族瓜分，南匈奴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一度只有南北三百五十里、东西二百五十里的有限区域。南匈奴也在分化，一部分居住于河东郡平阳，即今天山西省临汾附近；另一部分居住于所谓的“西河美稷”。关于后一个地方至今存在争论，有人认为它是内蒙古自治区的伊克昭盟，也有人认为它在山西省的离石。 　　史书记载蔡文姬落入左贤王的部落中。南匈奴的首领称单于，有呼厨泉、于扶罗等著名的南匈奴单于，左贤王应该是他们手下的部族首领，叫什么名字已不得而知，到底生活在平阳，还是生活在西河美稷也无法推断。 　　所以，蔡文姬落于匈奴人之手后，可能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也可能生活在今天的山西省的北部，甚至生活在山西省西南部的临汾一带，而且后面两种可能性更大，这与一般印象中的情形会有所不同。 　　与一般印象有所不同的，还有蔡文姬在南匈奴人那里的身份。 　　通常认为蔡文姬是左贤王的妃子（阏氏），甚至有说她是左贤王最宠爱的妻子，但这于史料并无记载。史书中只说她“没于左贤王”，并未提及她与左贤王本人的关系。 　　北方少数民族有杀到哪儿抢到哪儿的习惯，不仅抢金银财宝，抢粮食牲畜，也抢妇女和孩子，孩子将来就是战士或奴隶，妇女可以生孩子。 　　被抢的妇女地位是很低的，与奴隶没有什么区别。也不排除因为貌美而被匈奴人首领看中从而改变处境的可能，但围绕着蔡文姬却找不到这方面的记载。 　　蔡文姬到南匈奴人那里又嫁人了，而且还生下了两个儿子，但她嫁的人不大可能是左贤王，她的儿子也不是王子。 　　所以，曹操才可能把她赎回来。 　　曹操跟蔡邕是忘年之交，曹操担任议郎的时候蔡邕也担任相同的职务，他们二人曾经是同事，蔡文姬当时顶多四五岁，而曹操已经二十多岁了，说曹操跟蔡文姬从小青梅竹马那纯属无稽之谈。 　　曹操很敬重蔡邕，对于蔡邕的死他一定会觉得很可惜，如果蔡邕有儿子，他一定会设法找到，加以培养。 　　但蔡邕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蔡文姬小的时候曹操可能见过她，对她有一定印象。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蔡文姬流落到匈奴人那里并不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也许没有太多的人知道。曹操之所以又得到了蔡文姬的消息，可能与一个人有关。 　　这个人就是卫觊，他受曹操之命协助钟繇处理关中事务，目前是钟繇的得力助手。 　　卫觊字伯儒，著名的法律专家、书法家，河东郡人，也出自于河东郡卫氏家族。他字伯儒，蔡文姬的丈夫叫卫仲道，他们之间极大可能存在联系。 　　汉末取名基本上都是单字，说起来这还是王莽改革保留下来的唯一成果，王莽当年规定取名字只能用单字，所以我们看到汉魏时期的人名里除复姓以外很少有两个字以上的。 　　卫仲道的名字叫什么不知道了，仲道是他的字。古人取字常以“伯、仲、叔、季”来区分长幼，卫觊跟卫仲道极可能是兄弟，卫觊是老大，卫仲道排行第二。 　　卫觊长年在关中一带工作，离南匈奴人很近，他可能也在打听蔡文姬的下落，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打听到了。他将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曹操，并请求把蔡文姬接回来。 　　当时南匈奴人已经归顺于朝廷，如果直接去要人会让南匈奴人很没有面子，影响民族团结，于是曹操想出了一个办法：把人赎回来。 　　这揭示出两个事实：一个是蔡文姬不可能是左贤王的妻子，要是那样估计曹操会打消把蔡文姬接回来的念头；另一个是，蔡文姬可以“赎”，说明了她的身份，在南匈奴人内部，她可能连正式户籍都没有，身份与奴隶差不多。 　　曹操派周近为使者前往南匈奴，用大量黄金加上一对玉璧去赎蔡文姬。给了这么多钱，南匈奴人觉得面子很足了，于是同意放人，但儿子不能带走。 　　不太清楚蔡文姬离开南匈奴时的心情，想必既有即将得到自由、回到故乡的喜悦，更有与亲骨肉就此分离的痛苦。 　　但是，蔡文姬还是毅然回来了。 　　蔡文姬回来后曹操亲自接见了她，应该在北征乌桓归来之后到赤壁之战前这一段时间。对于这个很有名气的才女，大家都想一睹她的芳容，但是对蔡文姬而言，坎坷的人生际遇和刚刚经历的骨肉分离之痛，让她什么都不再想了，只求安安稳稳地度过余生。 　　在她的请求下，曹操把她安置在她的故乡陈留郡。蔡文姬三十五岁时，在曹操的安排下，她嫁给了屯田校尉董祀，这是蔡文姬的第三次婚姻。现在似乎总算安顿下来了，可以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了，但命运还没有把蔡文姬捉弄够，她又遇到了灾祸，结婚第二年丈夫董祀就犯了法，按律当死。这一回蔡文姬真急了，她跑到邺县面见曹操求情。 　　当时邺县的铜雀台刚刚修好，曹操在这里大会宾客，有人报告说蔡文姬求见，曹操很高兴，对大家说：“蔡伯喈先生的女儿就在外面，诸位想必早已听说过她的才名，今天就让你们见见她！” 　　这是一个冬天，外面十分寒冷，蔡文姬走进来时，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她光着脚，蓬头垢面，一进来就跪在曹操面前，声泪俱下，为丈夫求情。这让曹操很为难。曹操执法很严，他讲求执法公平，董祀的罪行确凿，判决文书都已经发出去了，怎能轻易更改？曹操说：“按说的确值得同情，可公文已经发出，又怎么办呢？” 　　蔡文姬叩头不已，请求道：“明公马厩里好马有万匹，虎士如林，为何怜惜累着一匹马，而不救人一条命呢？” 　　曹操想到蔡文姬这一生确实可怜，就破例下令免除对董祀的处罚，派出快马将已送出的文书追回。 　　曹操让人给蔡文姬准备了头巾鞋袜让她穿上，又问了她一些事。 　　蔡文姬的父亲蔡邕是著名的藏书家，曹操问：“听说你们家原来有很多书，不知道你还有多少印象？” 　　蔡文姬说：“先父给我留下了四千多卷书，流离涂炭，已经没有保存下来的了。根据我自己的记忆，也只能保留四百来篇。” 　　曹操很惊讶，这果然是个才女，记忆力如此惊人。曹操说：“我给你派十个助手，你来默背，让他们抄写出来。” 　　蔡文姬说：“男女之别，于礼有所不便。请赐我纸笔，我自己来写。”蔡文姬硬是凭借着记忆，把数百篇文章默写了出来。 　　蔡文姬和董祀生下了一儿一女，有人说他们的女儿嫁给了司马懿的儿子司马师，这其实不对。 　　司马师确实娶了蔡邕的外孙女，但不是蔡文姬所生。据考证，蔡邕有两个女儿，蔡文姬还有一个姐姐或妹妹，她嫁入了著名的泰山郡羊氏家族，丈夫叫羊m，在曹魏时期当过上党郡太守，他们的女儿嫁给了司马师，即后来西晋的景献皇后。 　　他们还有一个儿子更厉害，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军事家羊祜。 　　在司马氏掌权的时代，羊祜负责统筹对孙吴的战事，他发现并重用一代名将杜预，最终完成了灭吴的大任。 　　羊祜的妻子是夏侯渊次子夏侯霸的女儿，夏侯霸有个堂妹嫁给了张飞，张飞的女儿又嫁给了刘备的儿子刘禅，并被封为蜀汉的皇后。 　　蔡邕死得很孤单，他没有想到他的后人跟这么多名门旺族都能扯上关系。 　　蔡文姬留世的作品有《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在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她死于何年不详，但愿她有一个安详的晚年吧。 　　【五、最后一个老“愤青”】 　　北征乌桓归来之后，曹操遇到的事一个接一个，送走了郭嘉、仓舒，杀了华佗，接回了蔡文姬，办完这些事，他总算可以吁一口气了。 　　他还有大事要办，这件大事就是南征。 　　早在这一年正月里，也就是他刚刚北征返回邺县城的时候，就下令在邺县修筑一个人工湖，叫做玄武池，用来训练水军。 　　只为了征讨襄阳的刘表，似乎还用不着太多的水军，看来此番曹操是想连江东的孙权一块办了。 　　那可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可惜当时的曹操正沉浸在北征胜利的喜悦中，对此认识并不够。 　　曹操是这一年六月当上丞相的，次月他便下令南征。 　　北征乌桓历时近一年，准备工作做了不止三年。此次南征的对手如果把刘表和孙权一块算上，实力将何止是乌桓人的十倍以上，他却只准备了半年，这是一个不太好的征兆。 　　郭嘉已死，曹操身边首席谋士的位置暂时还没有人能够补上。尽管有人看出了问题，但在这样重大决策上都感到吃不准，也不敢轻易谏言。 　　据《三国志荀传》记载，曹操跟荀商量南征的方案，荀建议：“现在北方已经平定，荆州肯定会备感压力，也会有所防备。可以在宛县、叶县一线大张旗鼓地进军，速度不宜太快，同时从另外的小路秘密疾进，以出其不意。”曹操认为有理。 　　由此可见，荀也是赞成曹操南征的。 　　曹操于是亲自率主力由邺县南下，直指襄阳的刘表。 　　这一趟南下应该路过了许县，曹操在这里作短暂停留，由于在这里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曹操不想去拜见献帝刘协。根据朝廷的制度，作为朝廷重臣的他带兵在外打仗，在向天子辞行的时候要享受一次“交戟而行”的待遇，也就是由天子的卫士用铁戟叉在脖子上推着到天子面前，以示没有异心。 　　当年他南征张绣前曾经历过这令人恐惧的一幕，吓得他脊背上立刻冒出了冷汗。不过，那只是例行了一次公事，他没有遇到危险。 　　现在就很难说了，曹操不敢保证刘协一定不会借此向他下黑手。董承事件之后，他与天子的关系就相当冷淡，并且据他的情报显示，天子经常跟身边几个人嘀嘀咕咕的，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研究学问，但谁知道他在谈经论道之余会不会有什么图谋。 　　根据报告，跟天子最谈得来的有两个人，一个是荀悦，他是荀的堂兄，此时担任天子的高级秘书（侍中），他是个书呆子，跟天子所谈的话题主要集中在经学和本朝历史上，他曾经受天子之命撰写了一部本朝的史书，名叫《汉纪》。 　　另一个人是孔融，此时担任皇家事务部部长（少府卿），这个人让曹操越来越感到讨厌，他跟天子也很谈得来，他们谈的可不都是学术话题。 　　郗虑原来担任光禄勋卿，跟孔融平起平坐，曹操废三公之制后，任命郗虑为御史大夫，成为三公之一，是孔融的上级。孔融对此不加掩饰地表示了不满。 　　曹操常驻邺县，许县的一举一动就交给郗虑来监控，重点就是像孔融这样跟天子走得比较近的人。曹操路过许县，自然要把郗虑秘密召来问问情况，郗虑刚受到孔融的嘲讽，正要报复一下，于是说了孔融一堆坏话。 　　这把曹操长期以来对孔融的不满全部勾了出来，曹操让郗虑整理一下孔融的材料报上来，等候处理。 　　郗虑马上把举报信整了出来，他不愧是郑玄的高足，把孔融所谓的劣迹整理得很到位，但凡能给孔融判上十年八年的地方，他一个没漏，中间还添油加醋、煽风点火，欲置孔融于死地。 　　《后汉书孔融传》引述了郗虑整出来的黑材料，归纳起来其中列举了孔融的四条罪状： 　　第一条：“少府孔融，过去在北海国，看到天子遇难，就招募徒众，意欲不轨，他曾经说：‘我是圣人之后，即使君临天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何必卯金刀？’”“卯金刀”是繁体的“刘”字，说孔融早在北海国当国相的时候就有造反的意思，这一条估计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孔融没有那么大的抱负，他连北海国相都当不好，哪敢谋反？ 　　第二条：“后来又与孙权的使者暗中来往，对朝廷进行诽谤。”从官渡之战后到赤壁之战前，孙权一直表面臣服于朝廷，经常派使者到许县来，孔融倒是有很多机会跟孙权的使者接触，但有没有上述问题，这谁也说不清。 　　第三条：“孔融身为朝廷部长级官员（身为九列），不遵照朝廷礼仪，经常戴个秃巾，穿着很随便的衣服在宫廷里走来走去（秃巾微行，唐突宫掖）。”孔融有大名士的作派，别人开会穿正装打领带，他偏偏爱穿穿夹克和牛仔裤，这种情况完全可能。 　　第四条：“跟狂士祢衡在一块胡说八道（跌荡于言），说什么‘父之于子，有什么亲情可言？只不过是情欲的产物而已；子之于母，也是一样，就像一件东西被放在筐里，拿出来以后就没有关系了’。他与祢衡互相吹捧，祢衡说孔融是‘仲尼不死’，孔融吹祢衡为‘颜回复生’。”孔融跟祢衡的关系尽人皆知，曹操不喜欢祢衡，但并没有治他的罪，孔融跟他交往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人家喜欢互相表扬一下，似乎也不关别人的事。 　　上面这四条罪状里，第一条根本已无从查证，推断起来恐怕是子虚乌有；第二条含含糊糊，似有似无；第三条可能属实，但属于小问题，批评教育即可，用不着大做文章；第四条倒是一把杀人的刀，因为它涉及伦理，这是可大可小的事，上升到朝廷律法上来判断，既可以批评教育、下不为例，也可以罚工资、扣奖金，也可以判个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但不幸的是，也可以判处死刑。 　　朝廷的律法就是这样，遇到模糊的东西就有模糊的处理办法，司法的量裁区间大得要命，就看你怎么认识了。 　　也就是说，孔融如果犯了上面所列的部分错误，处理起来既可以给他来个诫免谈话，让他以后注意；也可以直接砍他的头，让他以后想注意也没有机会了。 　　在郗虑看来，孔融的上述种种罪状实在罪大恶极，他建议将其判处重刑，立即诛杀（宜极重诛）。 　　曹操正忙着南下，没有功夫细看细审，直接替献帝做主，进行了批示：判处孔融死刑，立即执行。 　　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孔子的第二十世孙、名动天下的大名士、朝廷九卿之一的少府卿孔融因郗虑的告发而下狱，随即被杀，死时五十五岁。 　　其实，曹操早就想杀孔融，因为孔融得罪他不是一天两天了。另一方面，孔融对曹操也早就心生不满，有意跟他对着干。 　　一个是大权在握，碍于对方的名望一忍再忍；一个是大名远扬，仗着自己人气很高无所顾忌。 　　曹操曾颁布过《禁酒令》，目的是节约有限的粮食，保证战争所需。孔融给曹操写信非要争论一番，他从尧舜到先贤，到他的祖上孔子，再到刘邦、樊哙、袁盎引了一大堆古人，其中不乏有名的酒鬼，说明饮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纯粹是想搅局。 　　他是大名士，曹操还不能不回答，曹操耐着性子给孔先生回了封信，阐明禁酒的现实意义，哪知孔融不让理，一连给曹操回了好几封信，语气越来越不友好（频书争之，多侮慢之辞）。 　　曹操与袁绍相争于官渡，孔融不出来帮忙也就算了，他还说风凉话，大谈什么和平主义，劝曹操不要兴兵。 　　前面提到，曹操想恢复古代的九州制，孔融马上对着干，提出要恢复古制就一块恢复，比如古制中的王畿之制，以天子为中心，千里之内应由天子直接管理，不能封给别人，导致九州制泡汤，曹操的不满可想而知。 　　最让曹操不能容忍的是孔融也搞人身攻击，曹操娶儿媳妇孔融也不放过，要嘲讽一番。据《后汉书孔融传》记载，建安九年（204年）曹操攻下邺县后，十八岁的曹丕看上了二十三岁的甄宓，把她娶回家。孔融听说后给曹操写来一封信，却不是来贺喜的。 　　孔融在信里阴阳怪气，说了一句话叫“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这一句出自何典、又是何意，连饱读诗书的曹操也一头雾水。后来曹操见到孔融，当面请教这出自哪个典故，孔融回答说：“是根据当时的事情，顺手现编的（以今度之，想当然耳）。”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妲己是殷纣王的爱妾，武王并没有把妲己赐给周公，所以曹操翻遍史书也找不出来这是什么典故，竟然是孔融这小子现编的，把曹操比做武王，曹丕比做周公，甄宓比做妲己。 　　武王跟周公是兄弟，曹操跟曹丕却是父子，这里面似乎隐含着曲曲折折的暧昧之意，似乎暗示着甄宓原是曹操所爱，后来给了儿子。在这件事上曹操和曹丕父子不像父子，兄弟不是兄弟。 　　而妲己更不是什么好女人，早已恶名远扬，用她来比甄宓，这种话也只有孔融一个人敢说。 　　孔融确实敢说敢干，自始自终都是一个标准的老“愤青”，他终于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跟孔融一块被杀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子女。孔融有两个孩子，儿子九岁，女儿七岁。据《后汉书孔融传》记载，孔融被杀的消息传来，他的儿子、女儿正在玩下棋，听说父亲被害的消息，这两个孩子表现出了成人都少有的风度：一动不动，继续下棋，就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 　　别人急了，说这两个傻孩子，你们的老爸都被杀了，你们还不赶快跑？这两个孩子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鸟巢都毁了，鸟蛋哪有不破的呢（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 　　他们当时在别人家玩，那家人家里有肉汤，哥哥想喝，妹妹说：“有今日之祸，还能多活多久，还能知道肉味吗？”临死之前，妹妹对哥哥说：“如果死后有知，我们就能马上见到父母了，这岂不是我们所愿！” 　　兄妹二人从容就刑，面不改色心不跳。 　　也有史书记载说，曹操本不想把事做得那么绝，想免这两个孩子不死。后来听人报告说这两个孩子在家里突遭大难的情况下如何镇定自如，又说出了“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这样的话，曹操觉得太可怕了，还是把他们杀了。 　　孔融被判的是“弃市”，就是在市场人多的地方公开处斩，之后尸体进行展览，不许收尸，不许悼念。 　　这时有个人跑来抱着孔融的尸体大哭，一边哭一边说：“文举你舍我而去，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样子十分悲痛。 　　这个人是孔融的好朋友脂习，此时担任太医令。脂习与孔融素来关系很好，他看孔融越来越跟曹操对着干，曾劝他收敛一些，但孔融不听，终于被杀。 　　曹操大怒，把脂习关了起来，但过了两天怒气就消了，觉得脂习很讲义气，说明他为人正直。曹操一向欣赏这样的人，于是原谅了他，不过罢了他的官，让他迁到许县东土桥一带居住，算是惩罚。 　　脂习后来还见过曹操，曹操称他为慷慨之士，询问他的生活情况，当得知脂习生活困难时，吩咐给他安排新的住所，还进行了赏赐。曹丕称帝后，给了他一个中散大夫的闲职，让他在家休养，八十多岁时死去。 　　杀了孔融，曹操总算出了一口气，这时候他已经率大军逼近了荆州。 　　荆州的刘表、刘备在干什么？他们会投降还是会拼命抵抗？曹操不知道，但他已志在必得，既然来了这一趟，就不能空着手回去。 　　这一年他五十四岁，虽然还没有到“烈士暮年”，但也正在一天天接近了。因此，他没有太多的时间等下去，他要荡平荆州，继而江东、益州，他要统一整个国家。 　　这件事秦始皇干过，汉高祖干过，光武皇帝干过，下一个就是他：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 　　荆州，你能成全我吗？ 　　第三部 烈士迟暮犹伏枥 　　第一章 兵指荆州 　　〔基本统一了北方，曹操立即挥兵南下，他要征服荆州，继而统一中国。在上一次艰苦的远征归来后，他甚至没有休整一下，就下达了进军的命令。毕竟年龄不饶人，他有点等不及了。但他或许没料到这略显仓促的荆州战役，将让他的统一大业就此止步。〕 　　【一、志在必得】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年）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 　　对曹操来说，有北征乌桓的大胜之喜，也有诛杀华佗、孔融之怒，有痛失首席参谋郭嘉和爱子曹冲之哀，也有迎接故人之女蔡文姬回归之乐。 　　但是，这一年真正的大事还没有上演，之前这些都只是序幕。这一年曹操五十四岁，作为军事家、政治家是一个成熟的年龄，但在当时寿命普遍偏低的情况下，这也是一个时不我待的年龄。 　　经过十多年拼杀，陶谦、袁术、吕布、公孙瓒、袁绍等人纷纷谢幕，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堪称重量级的人物越来越少。虽然如此，但毕竟还有刘表、孙权、刘璋、公孙度、刘备这样的豪杰，并且势力也在一天天壮大，曹操有点着急。 　　有时候事情总是这样的：一着急就容易办错事，曹操也不例外。这一年的七月，在许县处理完有关事务的曹操，来不及让人马做长时间休整，就正式发起了南征荆州的战役。 　　在每次重大行动前曹操都会召开军事会议进行研究，听取各方面意见，每到这时，往往既有赞同意见也有反对意见。但对于这次南征荆州，曹操身边主要的参谋们却都没有反对。这一点也许跟大家印象中的情况相反，但事实确实如此。 　　据《三国志荀传》记载，大军出发前，曹操曾向在许县主持朝廷日常事务（尚书令）的荀征求意见。荀认为：“如今北方大部分地区都已平定（华夏已平），荆州那边肯定有危机感了（南土知困矣）。可以从大道大张旗鼓地南下，然后从宛县、叶县间的小道秘密疾进，以出其不意。” 　　荀不仅同意此时发起南征，而且提出了具体的出兵建议，曹操也接纳了荀的建议。 　　这实际上是曹操手下参谋们的共识，有人认为贾诩反对过出兵，这其实是误读。据《三国志贾诩传》记载，贾诩反对曹操进军的时间是在得到荆州之后，当时曹操决定顺长江东下，一口气灭掉孙权，贾诩表示反对。 　　这次南下荆州，曹操最终大败而归，但失误发生在后半程。 　　如果能一举拿下荆州，跨江而治，上可攻益州的刘璋，下可攻江东的孙权，将在战略上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如此，统一全国的目标就指日可待了！ 　　大家都看到了这一点，曹操看到了，曹操的对手们看得更清楚，其中不仅包括刘表、孙权和刘备，还有几位虽暂时置身局外，但丝毫高枕无忧不起来的人，比如刘璋、公孙度、马腾等人。 　　刘璋接他父亲刘焉的班是在兴平元年（194年），曹操的父亲曹嵩也是死于那一年。十四年来，刘璋作为益州的实际控制者，过着相对偏安的日子，没有遇到大的战事，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兵精粮足，本可以成就一番霸业，但正如陈寿和常璩说的那样，刘璋“才非人杰”，不是个可以成大事的人，白白浪费不少机会。 　　刘璋在家里排行老四，所以他字季玉。他的三个哥哥分别是刘诞、刘范、刘瑁，当年朝廷为了控制刘焉，把刘璋以及他的大哥、二哥作为人质留在长安，之所以给刘焉身边还留个了刘瑁，是因为刘瑁患有精神病。 　　刘璋后来辗转回到益州，而他的两个哥哥因为卷进长安兵变被杀。刘焉死后刘璋继位，刘瑁虽然年龄比刘璋大，但因为是个废人，所以平时什么事都不管。刘瑁的夫人姓吴，应该是一位国色天香的佳人。刘备入蜀时刘瑁已经死了，刘家的旧部、刚刚投靠刘备的蜀郡太守法正把吴氏介绍给了刘备，成为刘备的吴夫人，这是后话了。 　　曹操发起荆州之战时，刘璋判断刘表根本不是曹操的对手，于是派手下人阴溥前来表达敬意（致敬于曹公）。阴溥这个人史书上没有太多记载，只知道他是河内郡人，《华阳国志》说他在刘璋手下担任类似于准将（中郎将）级别的军官。 　　曹操应该在前往荆州的路上见到了阴溥，他很高兴，以献帝的名义任命刘璋为振威将军，刘璋的三哥刘瑁为平寇将军。此前，刘璋虽然把事业干得挺大，但头上只有一个从老爹那里继承来的益州刺史的名号。 　　阴溥回去复命，刘璋也很高兴，觉得曹操看得起他，现在曹操那边有事，自己总得表示表示，于是派手下人张肃率三百名叟兵携带一批军事物资送往荆州前线，以示对曹军的支持。 　　“叟兵”是从叟人中征募来的兵，叟人主要生活在汉至六朝时期今天的四川西部、云南、贵州等地，属氐羌系，他们作战勇敢，是一支劲旅。刘璋送三百名叟兵给曹操是动了脑筋的，送得太多容易引起曹操的猜忌：你是帮场子来的还是想趁火打劫？反正只是个象征意义，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而已。对于曹操来说，也乐得接纳，这时候曹军阵营里应该有匈奴人、乌桓人甚至鲜卑人，现在又多了几百名叟兵，更像一支“联合国军”了。 　　曹操把叟兵留下，为犒赏张肃，以朝廷的名义任命他为益州辖下的广汉郡太守。这个张肃，就是被认为日后出卖了益州的那个张松的哥哥。 　　刘璋的态度让曹操对西部防线放下一半心来，但西边除了刘璋，还有关中的马腾。在曹操发起并州战役期间，马腾以及儿子马超站在了曹操一边，立下功劳，马腾被拜为前将军，封为槐里侯，以槐里（今陕西兴平）为基地，成为关中最重要的一路势力。 　　马腾父子在槐里前后驻守了十多年，根基很深，曹操总觉得不踏实，在南下荆州之前以朝廷的名义征召马腾到朝廷做官，让他把军权交给儿子马超。 　　马腾虽然答应了，但十分犹豫。司隶校尉钟繇的助手张既恐怕他变卦，命令周围各县储备粮食物资，以备不测，同时发动在关中地区品秩两千石以上的官员前往迎送，弄得马腾没有办法，只得入朝。马腾被朝廷任命为皇城警备司令（卫尉），虽然属部长级的高官，但显然只是个名义而已。不仅如此，他在许县上班，家属却被送到了邺县，过起了两地分居的日子。 　　马腾及一家老小成了曹操手中的人质，这样一来就不怕马超闹事了。 　　当时，整个北方地区能够对曹操构成直接威胁的也没什么人了。当然还有一个人颇有实力，但他离得实在太远，曹操可以暂时不予考虑，这个人就是公孙康。 　　就在前不久，公孙康大义凛然地杀了袁熙、袁尚，避免了直接与曹军刀兵相见，曹操以献帝的名义拜他为左将军，地位与马腾大致相当。 　　听说曹军主力南下荆州，一向野心很大且善于把握机遇的公孙康觉得这似乎是个机会。他召集手下人讨论，没想到公孙太守手下尽是一群好战分子，在没有仔细评估自己实力的情况下，就纷纷嚷着要趁机给曹操后面来一刀，端了曹操的老巢邺县。 　　在一片群情激昂之中只有一个人面带冷笑，表现得十分不屑。公孙康问他是怎么想的，这个人回答道：“现在海内大乱，社稷将倾，将军您拥有十万之众却没有什么作为，为人臣的怎么能这样呢？曹公忧国家之危败，虑百姓之苦难，率义兵为天下诛叛贼，功高德广，天下无双，他没有来问您的罪，您反而要举兵西向，这个事怎么样，将军您好自为之吧！” 　　一番话掷地有声，把大家惊醒了。史书记载，众人听了这个人的话，都深感震动，半天没人吱声，后来公孙康说：“先生你说得对呀。”于是放弃了在背后偷袭的打算。 　　这个人叫凉茂，字伯方，曾在曹操的司空府里当过处长（司空掾），后来以侍御史的身份出任泰山郡太守，前一阶段被曹操调到乐浪郡当太守。这个地方在今天的朝鲜半岛上，当时是公孙康的实际控制区。 　　公孙康扣留了凉茂，不让他上任，但凉茂始终不为所屈。曹操的本意是派凉茂到公孙康的地盘上“掺沙子”，但发现公孙康护得很严，无从下手，后来就找个机会又把凉茂调了回来，担任魏郡太守。 　　【二、刘表的苦衷】 　　曹军大举南下，刘表在做什么？刘表病了。 　　这一年刘表六十七岁，到荆州也将近二十年了。他曾经是一个党人，算是文人，也小有名气。但他一点都不文弱，颇有胆识和谋略，依靠老同事蒯越以及荆州蔡氏、马氏等大族的支持，迅速在荆州站住了脚。 　　刘表治理政务、发展经济都有一套，是个实干家，这些年把荆州治理得不错，在一片纷乱扰攘的时局中，荆州一度成为中原人避乱的最佳地点，人才的大量涌入，又进一步推动了荆州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但是，与曹操相比，刘表没有打过什么像样的大仗，大部分时间是在和平的环境中度过，舒舒服服过了二十年的太平日子。 　　中间倒也打过几次不太大的仗，有一次孙坚打到了家门口，情况一度很危急，但刘表很幸运，孙坚突然离奇地死了，危机化解。后来，刘表在江南四郡跟叛兵也打过仗，但都没有什么规模，他占有压倒性优势。 　　这是幸运，同时也是不幸。 　　如今，当身经百战的曹操携统一北方的雄威率十多万大军向自己杀来的时候，刘表才明白，和平是美好的，和平得太久了也害人。 　　刘表手下军队的人数应该也超过了十万，而且在水军方面优于曹军。但刘表心里明白，这是一支在和平年代里成长起来的军队，岂是能征惯战的曹军的对手？ 　　他明白了，但也有点晚了。刘表或许想过投降，那是很没有面子的事，但要硬着头皮打一仗，他又实在抖擞不起精神来，也没有任何取胜的把握。 　　所以，刘表病了，而且病得挺重，一病不起。 　　除了大兵压境，刘表自己的家事也让他烦心。 　　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据《后汉书》记载，刘表开始的时候比较喜欢刘琦，原因是刘琦长得像自己（初以琦貌类于己，甚爱之）。作为长子的刘琦深得父亲的喜爱，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下，他接班是迟早的事。但是，却出现了插曲。 　　刘表的前妻死了，他的后妻蔡氏出于荆州大族蔡家。蔡氏有个弟弟叫蔡瑁，蔡瑁有个外甥叫张允，二人掌握着刘表的水军，是刘表也不敢小视的人物。 　　刘表喜欢刘琦，蔡氏却喜欢刘琮，原因是刘琮娶了蔡氏的侄女，成了亲上加亲。蔡氏为了抬高刘琮，不断在刘表面前诋毁刘琦，次数多了，刘表居然慢慢相信，于是对刘琦逐渐疏远。表面上看刘表有些糊涂，犯了废长立幼的大忌。袁绍之败就在眼前，他居然没有汲取教训，重蹈覆辙，实在不明智。 　　陈寿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刘表“废嫡立庶，舍礼崇爱，至于后嗣颠蹙，社稷倾覆，非不幸也”。但是往深里想，也许未必。当年袁氏诸子相争的事，刘表比谁都关注，他还先后给袁尚、袁谭写过长信，劝他们团结起来，不要搞分裂，他怎能不知道兄弟不和的危害。 　　但是，越是如此他越要选刘琮为接班人。刘琮背后有蔡氏集团的支持，而刘琦没有后盾。如果他不顾实力强大的蔡氏集团反对，执意让刘琦接班，不用想他都能猜到，在他死后荆州必然是一场内乱。 　　所以，他主动疏远了刘琦，并且把刘琦派到外地任职，以安抚蔡氏集团。 　　《后汉书》和《三国志》都记载刘琦所任的职务是江夏郡太守，这也是他本人向刘表提出的请求。出这个主意的，是刚刚来到刘备手下的诸葛亮。 　　这个故事已广为人知，说的是面对危局刘琦心中不安，但又无计可施，听说刘备新招募的谋士诸葛亮计谋过人，于是请他帮忙出个主意。但诸葛亮似乎不愿涉足刘表的家事，原因是他与蔡家也有亲戚关系，诸葛亮的岳母姓蔡，她跟刘表的妻子蔡氏是亲姐妹，诸葛亮得把刘表叫姨父。所以任凭刘琦再三恳求，诸葛亮就是不接话茬。 　　一天，刘琦邀请诸葛亮到一处楼上喝茶聊天，然后悄悄命人除去楼梯，恳切地对诸葛亮说：“现在只有咱们两个人，上面不达于天，下面不达于地，话从先生嘴里出，只到我的耳朵，如此这样能不能说说呢？” 　　诸葛亮无奈，同时他也看到在刘表集团里，唯有刘琦可以结交，日后或许能成为刘备的同盟，于是点拨他说：“你没见申生在内而危，而重耳居外而安吗？”申生和重耳都是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儿子，晋献公的宠妃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设计谋害了太子申生，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经过十九年的奋斗回国做了国君，也就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诸葛亮一番话点醒了刘琦，于是他开始考虑脱身之计。恰在这时，刘表的部将江夏郡太守黄祖被孙权杀害，刘琦于是请求接任。 　　应该说，刘表喜欢刘琦是真，喜欢刘琮有点迫不得已。刘琦这个人，不仅长得像父亲刘表，而且颇有能力。刘表批准了刘琦的请求，让他担任江夏郡太守，率领一支军队驻扎在江夏郡。 　　当听说曹军大举南下的消息时，刘表病重不起。 　　刘琦听说后，急忙从江夏郡赶回襄阳探望。刘琦是个孝子（素慈孝），刘表对刘琦也十分喜爱，鉴于此，蔡瑁姐弟俩认为待他们父子二人相见，刘表难说不会突然托后事于刘琦，于是千方百计阻止他们父子相见。 　　蔡瑁对刘琦说：“你父亲命令你镇守江夏郡，这个担子很重呀。你现在放下众人擅自前来，你父亲见到你必然生气，影响你们父子的亲情，还会增添他的病痛，这不是孝道（伤亲之欢，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连门都不让刘琦进（遂遏于户外），刘琦无奈，流涕而去，看到这个场景的人无不伤心。 　　建安十三年（208年）八月，也算是一代豪杰的刘表病逝，死时六十七岁。 　　据《后汉书》记载，刘表死于“疽发背卒”，这个病中医叫“背疽”，现代医学称为“背部急性化脓性蜂窝织炎”，其外因是外感风热、火毒、湿热蕴结引起，内因是七情郁结、脏腑蕴热而发。刘表得这个病，完全是愁的。 　　作为统治荆州长达二十年的重要人物，后世对刘表也颇多评价，其中以裴松之的评价最有代表性。裴松之认为刘表“非霸王之才”，同时也认为他是“仁义之主”。 　　刘表死时长子刘琦不在跟前，在刘表妻子蔡氏以及荆州主要将领蔡瑁、张允等人主持下，刘表的次子刘琮继位。 　　据《英雄记》、《魏书》等记载，刘表临死前留下了政治遗嘱，但他指定的接班人既不是刘琮，也不是刘琦，而是刘备。《英雄记》说刘表在病中向献帝上表，推荐刘备代理荆州刺史。《魏书》说刘表病重期间，托国于刘备，对他说：“我儿不才，诸将也没有特别突出的，我死之后，你来统领荆州。” 　　对刘备来说，这已经是第二次有人以国相托了，上一次是陶谦，这一次是刘表，看来刘备不仅是个合格的小商贩，也不仅会笼络人，而且必然有过人的才干和人格魅力，否则以陶谦的孤傲，以刘表叱咤江南，不可能把他抬举得那么高。 　　跟上次一样，刘备不了解刘表此话的虚实，说：“将军您的儿子们都很贤能，不要担心。”对刘表的好意给予拒绝。 　　《后汉书》说有人劝刘备接受，刘备说：“刘景升一向厚待于我，今天如果接受这件事，大家必定认为我薄情，我不忍心这样做呀。” 　　裴松之分析这件事的时候认为上面的记载有误，原因是刘表夫妻立刘琮为接班人的想法早就确定了（情计久定），不会临终前突然改变决定。但是，如果刘表病重期间真的见到过刘备，这种可能性则完全存在。 　　不是因为他们都姓刘，而是因为刘表心中的苦衷除了刘备恐怕已无人能解。刘表临死前想必已经意识到两个儿子之间的相争已不可避免，他此时唯有把平息内乱的希望寄托在刘备身上。但刘备是个老江湖，不然他也活不到现在。荆州虽然是他做梦都渴望得到的，但现在却不属于他。刘表的话可以相信是真的，但对刘备而言却毫无用处，原因很简单：此时的荆州已经不在刘表的掌握之中了。 　　刘琦以江夏郡太守的身份驻守在夏口，为了安抚刘琦，刘琮命人将刘表生前朝廷授予的侯爵印绶送给刘琦。刘琦怒不可言，将印绶扔在地上，准备借奔丧之机发难。 　　眼看袁绍死后儿子们相互恶斗的一幕将在刘家重演，但刘氏兄弟还未来得及开打，曹军就杀了家门口。 　　这一年的九月，曹操率军推进到新野，刘表在荆州北部的守将文聘率部投降。 　　文聘字仲业，荆州刺史部南阳郡宛县人，日后成长曹魏著名将领之一。曹操让文聘继续统率所部，给予很高礼遇。 　　现在，襄阳以北已无险可守了。 　　【三、诸葛亮出山】 　　对襄阳以北的防卫刘表一直很重视，除了文聘外，刘表还曾有过专门安排。 　　这个专门安排就是刘备。当初他让刘备驻守新野（今河南今县），此地属荆州刺史部南阳郡，正好处在曹操占领下的宛县和刘表的大本营襄阳之间，是荆州北部重要的一道防线。 　　刘备在新野很有作为，曾亲自指挥了博望（今河南南阳东北）之战，用火攻的办法打败了曹军名将伏波将军兼河南尹夏侯以及虎威将军于禁。 　　有刘备在，刘表确实省了不少心。刘表当年接纳了走投无路的刘备，给自己找了一顶钢盔套到头上，为的是有朝一日救个急，现在正是刘备发挥作用的好时候，他到哪里去了呢？ 　　刘备此时已不在新野。有迹象显示，在刘表病逝之前，刘备就已经移师到距襄阳不远的樊城，此地与襄阳仅隔一条汉水。如今这两个地方已合并为一个城市，名叫襄樊。这是刘备主动要求还是刘琮的主意，我们不得而知，但刘备移防樊城，意味着荆州的防线进行了收缩。 　　刘备走到哪里都挺有号召力，这是他的优势。一来因为他也姓刘，这个“刘”是刘邦的“刘”，也是刘秀的“刘”，是汉室宗亲；二来他常行仁义，不仅挂在嘴上，而且付之于行动，感召了很多人。 　　刘备在新野期间，跟荆州名士徐庶、司马徽等人有密切来往。徐庶本名徐福，字元直，颖川郡人，江湖侠客出身，但有一天突然间厌倦了打打杀杀，扔了刀剑，脱下侠士的衣装换上学生的校服跑到学校里拜先生读书（弃其刀戟，更疏巾单衣，折节学问），成为一位能文能武的通才。徐庶仰慕刘备的仁义，投奔了他。 　　司马徽字德操，也是颖川郡人，避居荆州期间成为当地的名士。刘表曾想请他出山，但被司马徽婉拒。刘备慕名上门请教，司马徽对刘备却很有好感。 　　刘备正在用人之际，徐庶和司马徽不约而同地向他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在襄阳附近隐居的诸葛亮。在此之前，徐庶也向刘备推荐过几个人，包括自己的老乡石韬、博陵县人崔州平、汝南郡人孟建。但徐庶对诸葛亮的评价显然远远高于这几位，刘备对这个年轻人有了强烈的好奇心，决定亲自见见他。 　　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离开故乡徐州刺史部琅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大约是在兴平二年（195年），当时诸葛亮十五岁。第三年，诸葛玄死了，诸葛亮十七岁，他带着弟弟诸葛均迁居于襄阳城西二十里的一个小山村居住，这里叫隆中。 　　此处距襄阳城近在咫尺，却不属南郡的襄阳县，而归襄阳西北面的邓县，邓县属南阳郡。如此一来，就好理解诸葛亮在《出师表》中的那句话了：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其实这里距南阳郡的治所宛县（今河南南阳）有数百里之遥。 　　诸葛亮有两位姐姐，叔父诸葛玄去世前，把诸葛亮的长姐嫁给了蒯祺，二姐嫁给了庞山民。蒯家和庞家都是荆州的大族，蒯祺是蒯越的本家，庞山民的父亲庞德公与司马徽齐名，刘表也想请他出来做事，同样被拒绝。庞家还有一个能人，名叫庞统。 　　诸葛亮的夫人也出自名门，她的父亲叫黄承彦，是襄阳的社会名流。黄承彦的夫人姓蔡，刘表后妻蔡氏的亲姐妹，黄承彦是刘表的连襟，所以诸葛亮把刘表叫姨父。 　　这几桩婚姻使诸葛亮与荆州上流社会建立了联系，隆中虽然幽静，适合读书修养，但这里距襄阳城并不远，便于了解信息、向名士们切磋请教。诸葛亮在此居住了十年，完成了知识积累和对时局的思考。 　　诸葛亮曾向司马徽请教，成为司马徽的学生。据一本不太可靠的名叫《仙鉴》的书记载，司马徽为了栽培诸葛亮，还介绍他向汝南郡隐士公玖学习《兵法阵图》，使诸葛亮日后得以展露出自己的军事才能。 　　诸葛亮早年丧母，接着丧父，流离他乡的经历，使他养成少年老成的性格。他勤恳好学，志向远大，但又绝不是个死读书的人，隐居隆中期间他关心时事，结交名流，等待出来干一番大事的机会。 　　建安十三年（208年），一向平静的荆州将面临重大改变，诸葛亮所等待的机会也来了。 　　诸葛亮加入刘备阵营的过程，在史书上有不同记载。 　　根据《三国志诸葛亮传》等史料记载，刘备在新野时，诸葛亮的好朋友徐庶投奔了刘备，徐庶对刘备说：“诸葛亮像一条卧龙，将军不愿意见见他吗？”刘备说：“那就请先生把他请来吧。”徐庶说：“这个人只能您亲自去请，不能硬让他来，将军最好枉驾去一趟。”刘备于是亲自跑到隆中去请诸葛亮，前后去了三次，才把诸葛亮请了出来。 　　这就是“三顾茅庐”典故的由来，此事记录在正史里，不是杜撰。 　　这一年刘备四十八岁，多年征战，使他早已名闻天下；诸葛亮二十八岁，除了荆州的一帮亲友、朋友们知道他的才能外，此时还默默无闻（时人未之许也）。 　　刘备见到诸葛亮，屏退众人，单独与他就时局有一番长谈。这番谈话很重要，也就是著名的“隆中对”。 　　从记载情况看，这次谈话基本上是诸葛亮一个人在说。在这次谈话里，诸葛亮通过对时局的分析，总结出兴亡成败的规律，那就是要成大事不仅依赖天时，更要有人谋。这里面至少有两层意思，一个是说要想成事，必须重视人才；另一个是说，只要不懈努力，也可以改变客观上的不利，这是给久处逆境的刘备打气。 　　根据对眼下时局和各路豪强此消彼涨变化的分析，诸葛亮为刘备规划出一个战略蓝图——尽可能避开强大的曹操，想办法与正在快速成长的江东孙氏结盟，占据荆州，进而徐图益州，寻求三足鼎立之势。 　　这让刘备豁然开朗，心中久积的抑郁一扫而空。但这还不是最精彩的，诸葛亮继续规划——占据荆州和益州之后，等待天下变化，到时候兵分两路，一路由荆州北上宛县、洛阳，另一路由益州攻击秦川，到那时天下可定，汉室可兴。 　　刘备大为高兴，对诸葛亮无比欣赏，他甚至对关羽、张飞说：“我有孔明，就像鱼儿有了水一样呀！” 　　但是，关于诸葛亮出山的过程，还有其它不同说法。 　　据《魏略》、《九州春秋》等书记载，诸葛亮出山不是刘备三顾茅庐请来的，而是他自己跑来投奔的。 　　根据这些记载，当曹操平定河北之后，眼光一向敏锐的诸葛亮预感到曹操下一个打击目标就是荆州，但刘表性情迟缓，不懂军事，诸葛亮就跑到樊城去见刘备。刘备没有听说过这个年轻人，把他当成一般儒生接待。 　　当时受刘备接待的儒生很多，大家坐在一块儿就闲扯了一阵，后来众人走了，只有诸葛亮留下来没走。刘备可能也没有跟诸葛亮单独交流一下的打算，他有个小爱好，这源于他早年织过席子的经历，喜欢做个小手工，闲来无聊编个什么小东西自娱。 　　好多人都知道刘将军有这个爱好，遇到比较好的适合编织的东西就送给他，恰好有人送给刘备一条牦牛尾巴。儒生们走后，刘备觉得无聊，也不管诸葛亮还在跟前，就一个人编了起来。就在刘备陶醉在做手工的乐趣中时，诸葛亮上前说：“将军您应该树立远大志向，整天弄个牛尾巴编算怎么回事（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牦而已邪）？” 　　刘备这才打量了这个年轻人，见他身材魁伟，谈吐镇定，气宇不凡，赶紧把手里的东西扔了，说：“这怎么说呢，我也是借此打发心中的忧愁罢了。”这是诸葛亮跟刘备的初次对话，但他们谈的不是隆中对，而是眼下如何对抗曹操。 　　诸葛亮问：“您以为刘表将军与曹操相比如何？” 　　刘备回答：“刘表不如曹操。” 　　诸葛亮又问：“将军您自认为比曹操如何呢？” 　　刘备回答：“也不如曹操。” 　　诸葛亮说：“你们都比不上曹操，而将军您手里只有几千人马，靠这点力量如何能抵挡曹操呢？” 　　刘备说：“我也正为这犯愁呢，那你说该怎么办？” 　　诸葛亮答道：“荆州的人口本不少，只是登记在册的人很少，您可以建议刘表将军，把流动人口管理起来，重新登记户籍，照此调兵。” 　　刘备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结果实力大增，此后对诸葛亮以上宾之礼相待。 　　这个说法虽然不如三顾茅庐有名，但也不失其合理性。同时，即便如此也丝毫不会影响刘备或者诸葛亮的形象。 　　刘备手下不缺关羽、张飞、赵云这样的虎将，他身边也有孙乾、糜竺这样的文士，但他缺少荀、郭嘉、贾诩那样的“王佐之才”，诸葛亮的到来，弥补了这个不足。 　　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也算人尽其才，他以多谋和善断很快在刘备手下文士中脱颖而出，并且很快遇到了大展身手的机会。 　　刘备对诸葛亮十分信任，但史书中对诸葛亮这一阶段在刘备手下担任什么职务却没有记载。诸葛亮有记载的第一个职务是军师中郎将，相当于准将军衔，那是在赤壁之战后。也就是说，诸葛亮刚加入刘备集团时的正式职务应该比较低，与关羽、张飞等人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四、看谁跑得快】 　　面对大军压境，刘琮赶紧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 　　荆州的水军基地在江陵（今湖北沙市），这里也是荆州的后勤基地，重要性非同一般，刘表死后蔡瑁、张允亲自赶到那里加强控制。刘琦在夏口，离此地很远。离这里较近的是刘备，但刘琮有意没有通知他，并对他封锁消息。 　　参加这次讨论的，主要是蒯越、韩嵩等人，出乎刘琮意料的是，大家的意见相当一致：投降。一个企业没搞好，面临破产的危险，对于员工来说，有人愿意把这个企业兼并了，之后实施重组，让这个企业继续发展下去，有理由不接受吗？ 　　从管理层到一般员工，都会迫切渴望兼并重组能够尽快进行，他们都有点等不急了。蒯越、韩嵩等人就是这样的想法。 　　但是，作为企业的大股东和所有人，刘琮是不愿意被兼并的。被兼并以后别人照样打工领薪水，只是换了个老板而已，但原来的老板就惨了。 　　老板当不成，没准还有更大的灾难在等着。刘琮虽然没有哥哥刘琦聪明，但这一点道理还是看得明白，他有点急了。 　　刘琮说：“现在我们据有整个荆州，守着先君之业，又有刘备相助，即使要投降，也再观望一阵子，难道不行吗？” 　　主降派们都不愿意等，他们派荆州刺史府人事处处长（东曹掾）傅巽出面做刘琮的思想工作。傅巽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以人臣而拒人主，是大逆之道；以小小的楚地对抗中原，是自不量力；以刘备抗击曹公，是很不恰当。以上三个方面我们都不占优势，必然灭亡呀！将军自己考虑一下，您与刘备相比如何？” 　　刘琮想了想，还真比不过这个老前辈，说：“差得远。” 　　傅巽说：“以刘备之雄尚不足抵御曹公，荆州怎能自保？假如有奇迹发生，刘备能够抵御曹公，他又怎能甘居将军之下？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希望将军不要多疑！” 　　据《文士传》记载，王粲也劝过刘琮投降。这个始终有英雄情结的小个子诗人，对曹操抱有好感，他对曹操的评价是“雄略冠时，智谋出世”，认为曹操在当代无人可匹敌，劝刘琮不要作无谓的抵抗，不如投降“保其全宗，长享福祚，垂之后嗣”。 　　刘琮纵使心有不甘，也无可奈何，于是决定投降。 　　此时，曹操亲率大军已越过新野等荆北防线，逼近襄阳。 　　曹操在襄阳城外见到了刘琮的使者，使者带着朝廷赐给刘表的“节”，递上降书，但曹操手下不少人表示有疑虑，担心这是刘琮使的诈。 　　据《三国志崔琰传》记载，曹操也吃不准，于是找来个人问问，此人是娄圭，字子伯。他是曹操青年时代的故友，长期在荆州打游击，前不久归降曹操，受到曹操的重视，他对荆州的情况相当熟悉。 　　娄圭分析道：“天下扰攘，各贪王命以自重，现在刘琮不忘把朝廷颁发给他老子的节带来，这个细节可以说明他真有诚意。”曹操认为有理，他决定接受刘琮的投降，随即指挥人马向襄阳城开进。 　　襄阳北面隔汉水是樊城，此时刘备还在那里。曹军一路南下，直奔襄阳，并没有攻占樊城的意思，刘琮对刘备实行消息封锁，刘备对敌情了解不多，对于刘琮决定投降，更是事先一无所知。 　　刘琮能降，他刘备却不能降，因为他跟曹操太熟悉了，曹操不会再接受他的投降，曹操要的是他的脑袋。名声太大就是这点不好，曹操既然已认定他是自己目前为数不多的足以争天下的对手，那就没有什么好商量的了。 　　据《三国志刘备传》记载，刘备当时在樊城，军事情报相当匮乏，居然不知道曹军已到眼前。等知道消息，自知不是对手，率众撤退，路过襄阳的时候，诸葛亮劝刘备趁曹军未得襄阳之机进攻刘琮，刘备再次拒绝。 　　据《汉魏春秋》记载，刘琮投降不敢告诉刘备，刘备后来察觉，派亲信到襄阳城里询问刘琮。刘琮派著名学者宋忠到刘备那里传达命令，说准备投降。刘备又惊又骇，对宋忠说：“你们这帮人如此做事，又不早点相告，事到临头才通知我，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不早相语，今祸至方告我，不亦太剧乎）！”刘备越想越气，抽出刀来架在宋忠脖子上：“杀了你都不解气！” 　　但刘备也只能说说气话而已，刘琮料定刘备会恼羞成怒，所以专门派个他不敢杀的宋忠来传达命令。作为荆州本地最著名的学者、荆州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自郑玄死后宋忠在文化界便享有了极高声誉，这样的人刘备如果一怒之下杀了，那他整天在嘴上的仁义也就白挂了。 　　《汉魏春秋》还说，刘备赶紧召集大家商议对策，有人劝刘备劫持刘琮以及荆州刺史部的官民南下江陵，依托那里的水军及丰厚的军用物资再做打算。《汉魏春秋》没有说这个“有人”是谁，但结合《三国志刘备传》的记载，这个人应该是诸葛亮。但刘备同样回答：“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救的事我做不来，否则死后有何面目去见刘荆州啊！” 　　刘备率众人南下，路过襄阳城，在城外呼刘琮出来对话，刘琮不敢出来。《典略》记载，刘备跑到刘表墓前祭拜一番，“涕泣而去”。 　　这时，徐庶离开了刘备，原因是徐庶的母亲被曹军俘虏，而徐庶是个孝子。徐庶辞别刘备时，指着自己的心口说（庶辞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来想跟随将军共图王霸之业，凭借的是此方寸之地。如今老母亲被俘，方寸已乱，已无益于事，请求从此作别吧！” 　　徐庶至孝，刘备至仁，所以尽管内心不舍，也放徐庶走了。 　　徐庶到了曹操那里作为不大，后来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诸葛亮的好朋友石韬也在曹操手下供职，到曹丕称帝后担任过郡太守、典农校尉等职。诸葛亮后来率兵伐魏，还打听过这些老朋友们的消息，当听说徐庶、石韬等人只不过担任郡太守、中郎将一级的官职时，不禁感叹道：“魏国的人才实在太多了呀，像他们二人这样的居然都得不到重用！” 　　刘备没有接受抢占襄阳的建议，但他接受了进军江陵的建议，目标是荆州的水军和后勤基地。正准备进襄阳城受降的曹操听到报告，也吃了一惊，立即决定暂不进襄阳城，迅速南下追击刘备，务必赶在刘备之前占领江陵。 　　于是，一场追击战展开，就看谁跑得快了。 　　刘备跑不过曹操，因为他没有虎豹骑。 　　曹操亲率曹纯、文聘等以虎豹骑为主力的一支骑兵，以急行军的速度展开追击，曹纯是虎豹骑的统领，文聘对本地情况较为熟悉。他们的行军速度是一日一夜三百里。 　　这个速度放在现在实在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已是行军速度的极限了。 　　曹操先置襄阳于不顾直接南下，给刘琮身边的别人留下了想象空间。据《汉晋春秋》记载，刘琮手下有一个叫王威的给刘琮出了个主意：“曹操认为将军已经投降，刘备逃走，必然松懈无备，现在又轻行单进，如果以奇兵数千，在险要处埋伏（徼之於险），定可将曹操擒获。那样一来您将威震天下，中原可传檄而定。这是难遇之机，切不可失去呀！” 　　王威这个人史书上没有更多记载，但这小子眼光很毒，他出的这个主意确实很阴，如果刘琮真要这么干了，曹操在洧水河畔的遭遇有可能重演。刘琮、刘琦、刘备加上江陵的水军和正在悄悄向荆州靠近的孙权，大家一起动手，正好把曹军围在中央，曹操的麻烦就大了。 　　可惜刘琮没有接受，看来刘琮投降的决心已下，不想干冒险的事了。 　　刘备这么多年来一直苦心经营，他花了老本也要攒出一支水军来，虽然无法与刘表在江陵的水军相提并论，但也有各式战船数百艘。刘备让关羽统率，命他们沿汉水南下，开往夏口与刘琦汇合。 　　刘备一路南行，不断有害怕兵灾的荆州百姓加入，很快人数达到了十多万，可惜这不是战斗部队，有点像黄巾军，家属、百姓、地方官吏什么人都有，还有各式各样的车辆共数千辆之多，这样的队伍行进起来只能用蠕动来形容，一天顶多走十多里。 　　据《三国志刘备传》记载，有人向刘备建议道：“现在我们人数虽多但能战斗的人少，如果曹军杀到，如何迎敌？应该加快行军速度尽快赶往江陵。”言下之意应该弃官民百姓不顾，轻军直奔江陵，跟曹军抢时间。 　　刘备对这类建议再次表示不接受，他说：“成就大事必须以人为本，现在大家自愿追随我，我怎么能忍心抛弃？”“以人为本”四个字是这里的原话，如今这四个字已经耳熟能详了，不知道刘备是不是它的发明者。 　　刘备不同意抛弃百姓自己逃跑，有人认为这是“仁”的体现，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准备拿百姓当盾牌，必要时趁乱好逃脱。从以后事情的发展来看，后一种观点也不无道理。 　　而给刘备出主意的人此处仍然没有点名，这是第三次用“有人”了，这个“有人”应该还是诸葛亮，作为刘备此时最主要的参谋，他有及时提出建议的责任。单从战术上考虑，这样磨磨叽叽地往前走，无异于坐以待毙，但从仁义的角度看，这又不是什么好主意，于是陈寿又帮诸葛亮避讳了一次。 　　但是，即使刘备接受了建议，率领他顶多几千人的队伍抢先一步赶到江陵，他就一定能得手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 　　此时掌握江陵局势的是蔡瑁和张允，刘表的水军主要集中在这里，以后他们全被曹操收编，参加了赤壁之战，根据多项材料综合分析，他们所掌握的水军总兵力至少在三万人左右，还不包括一定数量的兵步和骑兵。 　　这些人效忠于刘琮和蔡氏集团，要让他们在刘备与曹操中间作个选择，他们宁愿投降曹操，也不会给刘备当垫背。 　　这一点，不知道刘备、诸葛亮事前想过没有？刘备或许打算不问三七二十一先杀到江陵再说，好说不成就来硬的。但显然这没有任何胜算。 　　果不其然，虎豹骑很快追上了刘备，地点是长坂坡。 　　【五、激战长坂坡】 　　今湖北省当阳市，汉末称当阳县，属荆州刺史部南郡管辖。据说之所以叫“当阳”，指的是荆山之阳，荆山西北一带的山脉至此缓降为丘陵和平原，在地势上属于过渡带，因而有许多面积很大的山坡，长坂坡就是其中之一。 　　在《三国志》里，长坂被写作“长阪”，古书中“坂”和“阪”意思相同，长阪即长坂，泛指山坡。当年长坂坡一带长着茂密的树木，其中以栎树为多，所以自古以来此地又被称为栎林长坂，这一点对刘备来说很重要。 　　这个山坡还被写进过《左传》里，称它为“险地”。一个长满树木的山坡被称为险地，是因为它的位置。它东面是汉水，西面是沮水和漳水，北面是山地，有著名的虎牙关，南面是长湖，被堵到这个地方，逃跑起来相当吃力。 　　刘备很不幸，刚到这里的时候被曹军追上了。 　　一场激战就此展开，战斗的结果毫无悬念，刘备败得一塌糊涂。 　　史书对这场遭遇战的描述很简单。在《三国志武帝纪》里压根儿就没提到，只说这一年九月，刘琮投降，刘备逃到夏口（今湖北武汉），曹操进军到江陵（今湖北沙市）。 　　所以，也有论者认为，长坂之战曹操并没有参加，带队的是曹纯和荆州降将文聘。 　　当然，这只是猜测。虎豹骑前面有过三次比较露脸的事，一次是乌巢奇袭，一次是南皮城外力斩袁谭，一次是北征乌桓的白狼山之战，参战的人数都是五千左右，带队的则都是曹操本人。 　　曹操参军后的第一个军职是骑兵师长（骑都尉），有迹象显示他偏爱骑兵，他本人的骑术也颇为高超，高兴起来常常在马上手舞足蹈几下，是个老骑手。这次追击刘备之战他当然可以不参战，但以他的个性而言，参战的可能性更大。 　　因为被追的人里有他的老对手刘备，曹操想以迅雷之势一举拿下，最好活捉刘备，那样荆州问题解决起来就更顺利了。 　　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很快现身于刘表的后方军事基地江陵（今湖北沙市），进一步说明追击刘备之战是他亲自指挥的。 　　《三国志刘备传》记录了长坂之战，但也比较简单，说被曹军追上后，刘备再次丢下老婆孩子（先主弃妻子），与诸葛亮、张飞、赵云等数十骑败走。曹操把随同刘备一同南下的十多万官民百姓以及辎重等全部俘获。 　　根据这个说法，刘备是“弃妻子”，而不是“与妻子失散”，这是符合刘备一贯作风的，以前刘备不止一次丢下老婆孩子自己跑路。 　　史书说刘备先前“数丧嫡室”，娶了几任妻子都死了，女人有夫的，看来刘备有点妻。刘备当豫州刺史驻扎在小沛时，娶当地女子甘氏为妻，即死后被追赠为昭烈皇后的甘夫人。 　　刘备在徐州时，一度被吕布欺负得要命，差点跑到海里当渔民，幸亏徐州本地富豪糜竺变卖家财全力支持他，让他度过了难关。当时刘备的新夫人甘氏被吕布俘虏，糜竺就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即糜夫人。 　　刘备不仅命里不旺妻，而且生育能力好像也有问题，四十多岁还没有孩子。所以，刘备在新野收了个叫刘封的养子。但是就在前两年，甘夫人突然怀了身孕，生下一个儿子，取小名叫阿斗，也就是后主刘禅。 　　《三国志》里讲的刘备“弃妻子”，指的就是甘夫人、糜夫人以及年仅两岁的刘禅。按说他们几个这一回要落入曹操之手了，但刘备手下的将领赵云十分英勇，硬是保护甘夫人及刘禅杀出了重围。 　　《三国志》中的《赵云传》和《甘夫人传》都记载，刘备当时已经往南跑了，赵云抱着刘禅，保护着甘夫人，居然杀出重围，最后免于一难。 　　《三国志张飞传》记载，张飞当时率领二十多名骑兵负责断后，张飞把守在一座桥上，目横矛，对追来的曹军大喝道：“我是张翼德，可以过来决一生死！”居然把曹军震住，一时间没有人能靠近。 　　刘备跑得最快，他脱离后清点人数，发现除关羽此前派出去指挥水军，诸葛亮、张飞都在，老婆孩子不在，赵云也不在。 　　据《云别传》记载，刘备身边有人说赵云已经投降曹操了（有人言云已北去者），刘备听了很生气，用手戟敲打说话的那个人：“子龙绝不会弃我而去！”过了一会儿，赵云回来了，还带回来甘夫人和刘禅，刘备临阵提升赵云为牙门将军。 　　赵云正式跟随刘备是在刘备寄居于袁绍那里时，算来也有好几年了，但一直没有正式职务，只有一个记载说赵云是刘备的“主骑”。有人据此认为赵云是刘备的卫队长，长坂之战中赵云似乎负责保护刘备的夫人孩子，这也是理由之一。 　　但这只是猜测，这个“主”也有主管、负责人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赵云还没有诸如司马、中郎将、偏将军这样的正规军职。此时，关羽的军职是偏将军，相当于少将副军长，张飞的军职是中郎将，相当于准将师长。 　　赵云被破格提拔的牙门将军，从字面上看属于杂号将军，属于将军序列的最下一级，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少将，但比偏将军、裨将军要高。关羽和张飞要是被提拔为这个职务可以理解为升一级，对赵云而言升的就不是一级或者两级了。 　　这也意味着赵云后来居上，超越了关羽和张飞，但这又很不好理解。赵云虽然功劳不小，尤其在长坂之战中立下奇功，但他跟随刘备的时间毕竟还短，资历毕竟还差，怎么能反超呢？ 　　其实仔细一看，“牙门将军”或许多了一个字，应该是“牙门将”。古代君王、将帅的大旗旗杆常以象牙作饰物，故其大旗常被称为“牙旗”，其营门也称“牙门”，到南北朝时，“牙门”从军队用到了地方上，后来演变出“衙门”一词。 　　“牙门将”就是守营门之将，未必有将军的军衔，赵云的儿子赵广后来就担任过这一职务，并非是“牙门将军”。这样说的另一个依据是，赤壁之战后，赵云被派到荆州南部的桂阳郡当太守，那时的军职才是刚刚被任命的偏将军。 　　现在，刘备在赵云、张飞等人的拼死保护下暂时脱险，给他帮了忙的还有长坂坡附近茂密的树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形，五千多曹军骑兵杀到，但一下子都傻眼了，因为他们看到到处都是人，刘备的兵力至多不过三四千人，但跟着他们走的老百姓有十多万，那个阵势相当壮观。 　　曹操还没有残暴到见着老百姓就杀的地步，所以虎豹骑也不敢纵马乱冲，刘备等人才得以脱险。 　　脱险后的刘备再往江陵去已经没有意义，于是改向西南行之后折向东，东边是汉水，刘备、张飞、赵云、诸葛亮一行到达这里时，刚好遇到指挥水军沿汉水南下的关羽，于是合兵一处，走水路直奔夏口（今湖北武汉），与在那里的刘琦会合。 　　【六、占据江陵】 　　刘备改变路线转奔夏口，曹操决定不再追赶，因为他惦记的还是江陵。 　　江陵现在的名字叫荆州市，过去曾叫过沙市。现在，长江中游最著名的城市有武汉三镇、宜昌等，而在那时最著名的城市是江陵。 　　这里地理位置重要，它位于江汉平原西部，南临长江，北依汉水，西控巴蜀，南通湘粤，古称“七省通衢”。刘表占据荆州后，利用其便捷的水运条件在此建设了军队后勤基地，同时也是刘表的水军基地。 　　曹操率虎豹骑赶到江陵，并未发生战斗，刘表手下将领蔡瑁、张允接受刘琮的命令率部投降。曹操决定暂不回襄阳，在此修整。曹军的后续部队于是源源不断开来，这里成了南下曹军的临时基地。 　　刘表的水军经营多年，有大小舰船数千艘，水军主力三万人以上，如今全部纳入曹军的编制。曹操想起年初在玄武池练习水军的艰辛，面对浩瀚无垠的大江和威武不凡的各式舰船，不禁感慨万千。 　　曹操下令，仍由蔡瑁、张允统率水军，一来出于对荆州降将们的信任，让他们不要猜疑，二来曹操手下熟悉水军事务的将领还真没有。 　　这时天已经到了深秋，在北方的邺城已经过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天气慢慢转凉了。长江边上的气温虽然要热一些，但转眼间这一年就要过去了。 　　这是建安十三年（208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多事之秋。 　　曹操在江陵开始处理荆州的事务，他发布的第一道命令是，任命刘琮为青州刺史，封为列侯。如何处置刘琮，原荆州旧部们都在观望，他必须尽快做出交代。 　　曹操的想法是，刘氏父子在荆州时间太长，影响力深远，即使刘琮自己没有什么想法，难免什么时候冒出来个王威那样的人，拉刘琮作大旗叛乱。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刘琮从荆州弄走。当然，这个青州刺史是个虚职，刘琮也不会拥有什么实权，由荆州刺史改为青州刺史，名义上也没有大的改变。 　　曹操以为刘琮会接受，但刘琮对到青州赴任没有兴趣，更主要的是没有安全感，他宁愿待在曹操身边，当不当官无所谓。于是刘琮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想法，曹操下令改任刘琮为谏议大夫。 　　此时的谏议大夫更是一个闲差了，不过它比州刺史品秩要高。为此曹操还专门发布了一道命令，告示荆州军民。 　　刘琮空出来的荆州刺史一职地位很重要，理论上担任这个职务的应该是曹操的旧部，此人最好是文官出身，又熟悉军政事务，同时深得曹操信赖，还得具备相当的资历。目前，曹操身边符合这些条件的人至少有好几个，比如像董昭就是理想人选之一。 　　但曹操选定的这个荆州刺史却名不见经传，他的名字叫李立，史书上只能查出他是涿郡人，字建贤，其余事迹一概不知。 　　回想之前被曹操任命为徐州刺史的车胄、单经等人，也都很不起眼。可能在曹操眼里刺史不是个什么重要的角色，但此次任命李立仍然让许多人吃惊，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当时荆州一带传唱的民间歌谣里，就有“不意李立为贵人”的句子。 　　曹操以献帝的名义封蒯越等十五人为侯爵，表彰他们在荆州“和平解放”事业中所立的功劳。这十五个人具体名单不详，除蒯越外，推测起来蔡瑁、张允、韩嵩、文聘、张羲等人都应在其中。 　　荆州本土派实力人物蒯越不仅被封侯，还被征召到朝廷任职，担任光禄勋卿，成为帝国的部长之一。曹操曾在给荀的信里说：“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异度是蒯越的字。蒯越死于十一年后，应该死在部长任上，临终前曾向曹操托付家事。 　　韩嵩字德高，官渡之战期间，曾奉刘表之命出使许县，回来后使劲说曹操的好话，惹怒刘表，差点被刘表所杀，后来包括刘表夫人蔡氏等人都出来帮他说话，才保住一命，目前虽然身体不太好，仍然被曹操任命为大鸿胪卿，与蒯越一样，成为帝国新的部长之一。 　　据《三国志刘表传》记载，被征召到朝廷担任要职的还有张羲，担任的是侍中，也算是部长级。还有一位是刘先，字始宗，原来担任刘表荆州刺史的别驾，这个职务是刺史的副手，有点类似于副刺史，之前他也曾出使过许县，给曹操留下了深刻印象。 　　据《零陵先贤传》记载，当时曹操大会宾客，刘先应邀出席。曹操问刘先：“刘牧君是怎样郊祭天地的？”刘先回答：“刘牧君作为汉室重臣，处在牧伯之位，在王道未平、群凶塞路之时，抱着玉帛不知道该向何处朝贡，写好章表却送达不到天子手中，所以自行郊天祀地，以自己的赤诚昭告天下。” 　　刘先话里带出了“群凶”，挑动了曹操的神经，果然曹操追问道：“群凶都是谁？”刘先说：“举目皆是。”曹操说：“我现在有熊罴之士，步骑十万，奉辞伐罪，还有谁敢不服？”刘先说：“汉道凌迟，民生憔悴，没有忠义之士拥戴天子、平定海内，却个个拥兵自重，恐怕是蚩尤、智伯又现于今日了。” 　　刘先的意思是反正我也不怕死，想怎么骂你就怎么骂你，你怎么着吧？ 　　面对这样的硬骨头，曹操居然无言以对，反而对此人刮目相看。荆州平定后，曹操把刘先找来，让他担任尚书，后来魏国创建时担任魏国的尚书令。在曹操的眼里，刘先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曹操下令任命文聘为江夏郡太守，仍然统领其旧部，文聘从此进入到曹军重要将领的行列。还有一个人叫邓义，当初刘表暗中联结袁绍，邓义规劝他不听，邓义一气之下借口有病辞职不干了。曹操把邓义请出来，请他担任朝廷的侍中。 　　在官渡相持最紧张的时候，刘表背后曾烧起一把火，张羡等人在长沙郡一带起兵反抗刘表，从而让刘表无暇北望。曹操听说桓阶是这件事的背后主谋，就把桓阶找了出来，任命他为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 　　王粲也被征召到丞相府工作，任命为丞相府里的处长（丞相掾）。与其他人不太一样，王粲投身到曹氏阵营，不是为形势所迫，也不是政治投机，他是打从心底里仰慕曹操。 　　他本质上是一个诗人，有诗人的气质和热情。此前的王粲一直在失意中度日，自从到了曹操身边，他就像拨开乌云见青天，他热情地为曹魏事业鼓吹，自己的命运也有了实质性改变。在短短的三五年时间里，他的职务一升再升，最后成为“建安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也是唯一被封侯的。 　　名士刘巴字子彻，零陵郡人，从小就有才名，其祖刘曜、父亲刘祥都担任过荆州地区的郡太守。刘表多次召刘巴出来做官，但他都予以拒绝，刘巴此时却主动跑来，跟曹操要官当。 　　曹操也任命刘巴为丞相府处长（丞相掾），但后来阴差阳错，赤壁之战后他流落到益州，最终在蜀汉效力。刘巴是个奇才、大才，刘备评价他是“才智绝人”，诸葛亮认为“运筹策于帷幄之中，我远远比不上子彻啊”。 　　被曹操征召的，还有隗禧、韩暨、刘等人。曹操听说已故名臣窦武的孙子窦辅也在荆州，就派人把他找出来，安排到丞相府工作。 　　除了这些行政人才，曹操还征召了几位艺术人才，包括著名书法家邯郸淳、梁鹄，著名音乐家杜夔等。邯郸淳字子叔，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进入曹氏阵营后，深得曹丕、曹植兄弟们的喜爱。杜夔字公良，擅长音乐担任过宫廷乐师（雅乐郎），后避乱到荆州，刘表让他跟另一个音乐家孟曜作雅乐，曹操任命他为军谋祭酒，后来命他创制雅乐。 　　当代另一位著名书法家梁鹄此时也在荆州，曹操跟他不仅同是当初洛阳书法沙龙的成员，而且还有一段渊源。曹操太学毕业后想当洛阳令，当时梁鹄是尚书台专管干部选拔任用的选部尚书，手中握有大权，他没有照顾曹操，仅给了曹操一个洛阳北部尉。 　　曹操听说梁鹄也在这里，派人到处找他，梁鹄有点害怕，还以为曹操要找他的麻烦，就自己把自己捆了上门来谢罪。曹操其实只是想念老朋友了，并不想治他的罪，于是把他留在身边从事秘书一类的工作，仍然发挥他的特长。 　　据说，曹操经常在行军打仗间歇，把梁鹄的字挂在帐中欣赏，后来邺县建起了很多宫殿，殿名都是梁鹄题写的。 　　除了上面这些人，此次来到荆州曹操最挂念的是一个故友，曹操一直在寻找他，这个人的名字叫王俊。 　　王俊字子文，事迹收录在皇甫谧所著《逸士传》中，少时即知名，被著名党人范滂、许章所赏识，曹操未出仕之前即在太学学习期间就与王俊相识，成为好朋友。 　　当前，袁绍在汝南郡给母亲办丧事，大会天下宾客，曹操也去凑了个热闹，与曹操同行的就是王俊。 　　当时共有三万多人前来赴会，给足了袁氏兄弟面子，但曹操不以为然，他悄悄对王俊说：“天下将要大乱，制造这场祸乱的必然是这兄弟俩（为乱魁者必此二人也）。要拯救天下，为百姓请命，不先杀了这二人，大乱就要起了！” 　　王俊回答：“如果是那样，能拯救天下的，舍你还会有谁（济天下者，舍卿复谁）？”二人相视而笑。 　　由此可见，曹操跟王俊不仅是朋友，关系还很深。 　　董卓之乱后，曹操逃出洛阳去陈留郡一带发展，从此与王俊失去了联系。后来曹操听人说王俊到荆州的武陵郡避难，献帝迁都许县后，他以天子的名义征召王俊来朝廷担任议郎，但是没有结果，一种可能是王俊自己不想再出来，另一种可能是王俊没有接到朝廷的诏令。 　　《逸士传》还记载，官渡之战前夕，刘表悄悄结交袁绍。王俊曾经劝刘表，认为曹操才是真正的英雄，一定能兴霸王之道，但刘表没有听。后来，王俊病逝于武陵郡，死时六十四岁。根据这个情况判断，王俊即使死于赤壁之战的当年，他也比曹操大十多岁，看来他与曹操是忘年之交。 　　曹操对这个老朋友一直念念不忘，到了荆州就打听王俊的下落，最后得知他已去世于武陵，十分难过（公闻而哀伤）。曹操派人把王俊移葬于江陵，亲自迎丧，并且上表授予王俊先贤的称号。 　　第二章 燃烧的江河 　　〔面对曹军的强大攻势，刘备慌了，孙权急了，但他们都不甘心屈服于曹操，两支弱旅为了自保联合起来，居然把曹操打败了，这就是赤壁的那一场火。曹操不仅败了，而且一败再败，不得不退出刚刚占领的大部分荆州。〕 　　【一、扩大战果】 　　长江岸边的军事重镇江陵，即后来曾叫沙市、如今改名为荆州的地方，此时成了曹操的前敌指挥部。曹操处理完手头上的事，转眼也就入冬了，这是建安十三年（208年）的冬天。 　　刘表近二十年经营下的十万精兵，以及相当数量的水军，如今都归降了曹操，主要由荆州旧将文聘、蔡瑁、张允等人统率。占领了襄阳、江陵之后，整个荆州的形势也大体可定了。 　　荆州包括长江以北的南阳郡、南郡、江夏郡以及长江以南的零陵郡、长沙郡、桂阳郡、武陵郡，江南四郡虽然范围广大，但在当时还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在政治版图上相对次要，掌握这四郡的多是地方实力派，他们不关心由谁来领导，关心的只是自身利益会不会被损害，当曹军南下荆州占领江陵后，他们的政治倾向也就很明显了。 　　唯一还能产生威胁的，是驻守在江夏郡的刘琦。刘表的这个长子素来与刘备关系密切。刘备在长坂坡被打败后，改道奔赴江夏郡，与刘琦会合，这里也就成了曹操下一步要打击的目标。以双方实力对比来说，此役可一战而胜，所以胜负并不是曹操考虑的重点。 　　初冬的长江一带，气候更加复杂多变。十年前，为了募兵曹操曾有过一次短暂的丹阳郡之行，对于长期生活在北方的曹操来说，南方的气候还需要稍稍适应一下才行。 　　曹军将士大部分人也都是第一次到这么远的南方来，他们不怕天寒地冻，也不怕干旱少雨，但对于这个阴冷潮湿的冬天却感到有点难受。历史学家事后用四个字来概括曹军将士的这种难受劲：水土不服。 　　然而在江陵的曹操还没有意识到这会是一个严重问题，他思考的是下一步行动，摆在面前的有两个选项，一个是继续一鼓作气，解决掉江夏郡的刘备和刘琦；另一个是暂作休整，待明年春天再开战事。 　　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连续作战容易陷于轻敌冒进的大忌，曹军的主力此行虽然还没有经历大的战事，但一路南下已行进一千多里，难免有些疲惫。而且，最近一下子接收了很多地盘和荆州的军队，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做。 　　但放着敌人不打会给其造成喘息之机，刘备和刘琦联手自不用说，他们背后的孙权也不会坐视不理，这几股力量很容易联合起来，留给敌人的时间越充分，将来就越难打。 　　曹操在江陵召开军事会议，结合《三国志》各人传记所载，参加此次重要会议的是已抵达江陵的主要谋士，包括贾诩、董昭、陈群、和洽、华歆、王朗等人，以及刚刚加入曹氏集团的王粲、裴潜、刘、桓阶等，武将方面有曹仁、徐晃、任峻、满宠、曹纯等，还有担任水军正副指挥（都督）的蔡瑁和张允。 　　会上，武将们都主张抓紧时间打，而参谋们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现在就打，另一派以贾诩为代表，主张先不着急。 　　贾诩认为：“明公过去打败袁氏，如今又收服汉南，威名远著，势力强盛，如果借助楚地之富饶，壮大武力，安抚百姓，使大家安居乐业，那么不用兴师动众江东自会臣服（若乘旧楚之饶，以飨吏士，抚安百姓，使安土乐业，则可不劳众而江东稽服矣）。” 　　这是《三国志贾诩传》的记载，如果这确是贾诩的原话，那就有点不太好理解，因为这番话等于什么都没说。此时天下形势仍未定，荆州虽然得手，但环绕于四周的都是敌人，申张和平主义还远远没到时候。 　　所以裴松之看到这里的时候，比较少见地发了一通三百多字的议论，认为“诩之此谋，未合当时之宜”。 　　但是，以后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还真让贾诩说对了。 　　所以，贾诩应该话里有话，他想阻止曹操此时东进，但有些理由他没有明说，反而说了一通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大话，可这是没有说服力的。 　　贾诩不想说的理由也许是：此战并没有绝对的胜算。 　　但是，一路势如破竹，加上绝对的实力和高昂的斗志，说曹军有可能打不过已如惊弓之鸟般的刘备和刘琦，总会有人不服气的，所以贾诩只说了一半就不再往下说了。 　　此次会议也讨论了刘备是否会与孙权联手的问题，对此大多数人得出了奇怪的结论。据《三国志程昱传》记载，大部分人认为孙权不仅不会与刘备联合，而且会杀了刘备（论者以为孙权必杀备）。 　　大胡子将军程昱表示反对，他说：“孙权刚刚继承权位，还没有树立起绝对权威（未为海内所惮）。曹公无敌于天下，占有荆州，威震江表。孙权即使有谋略，但自知不能独当。刘备素有英名，关羽、张飞都是万人敌的猛将，孙权必然会帮助他们以抵御我们。” 　　事后证明，程昱的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可惜的是，这次军事会议对贾诩和程昱的意见均未采纳。曹操做出决定，大军即刻沿江而下，目标是江夏郡的夏口（今湖北武汉）。 　　还有一个小插曲，看似事情不大，但对时局的发展却影响不小。 　　益州刺史刘璋此前先后派阴溥、张肃二人拜见曹操，表达敬意。曹操占领江陵后，刘璋的第三个代表团也来了，代表团团长名叫张松。 　　这个张松是益州政府秘书长（别驾），在刘璋跟前的地位相较于阴溥和张肃更重要，刘璋密集地派出代表团，说是沟通感情，其实是观察事态进展，好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所以他们也是战地观察团。 　　这个张团长在史书中没有单独的传，只知道他字永年，益州本地人，有记载说他是刘璋第二个代表团团长张肃的哥哥，其它事迹不详。据《汉晋春秋》说，张团长见到曹操，这个时候曹操大约刚拿下江陵，有点志得意满，对刘璋的特使重视程度降低，对张松本人也不是太客气（曹公方自矜伐，不存录松）。这让张团长很不爽。 　　张松回到益州，说了曹操不少坏话，劝刘璋不要联结曹操，可以转而联合刘备。后来，刘璋果然主动联合刘备，让曹操与益州失之交臂。 　　【二、两路齐进】 　　建安十三年（208年）农历十月，曹操下达攻击令，目标直指汉水与长江交汇处的夏口（今湖北武汉）。 　　此时距发起荆州战役不过两三个月的时间，距占领江陵不到一个月。 　　曹操亲自带队从江陵出发，行军路线大体相当于从今天湖北省荆州市到武汉市，从地图上看，其直线距离不到五百里，而沿水路前进的话，距离就要翻一番都不止，因为这一段河道变化多端、曲折难行，今天被称为荆江。 　　虽然陆路较短，但曹军还是选择走水路，因为陆路更难走。 　　长江流至江陵后没有直接往东，而是先往南，绕了一个大圈再往东去，在这个半圆形的圈子里，是著名的洪泽湖区，如今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水域面积近两千平方公里，形成了河网密布、湖泊纵横的低洼地带。而在当时，这一片湖区的面积更大，它的名字叫云梦泽。根据司马相如《子虚赋》的描写，其范围东到今武汉以东的大别山麓，西到湖北省西部的山地，北到大洪山区，南界长江，东西约四百公里以上，南北超过二百五十公里，是如今洪泽湖区面积的数倍。 　　曹军由江陵进攻江夏郡，最直接的办法是由陆路向东，但必须经过云梦泽，这里交通不便，很多地方道路不通，不适合大兵团运动，所以只能选择乘船东进。 　　好在江陵聚集了原荆州的主要水军，有大小战船数千艘，可以满足曹军将士转运的需要。 　　曹军将士包括战马、辎重一律登船前进，开始大家觉得挺好，毕竟行军是件苦差事，现在坐在船上一边看风景，一边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 　　但习惯于陆地行军作战的曹军士兵对这种行军方式和沿线的气候、环境显然不能马上适应，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很快就要发生了。 　　曹操亲率曹军顺江而下，但这不是曹军的全部主力。事实上，曹军的行动不限于江陵一地，这次进攻有着更加周密的部署。 　　我们把江陵这一路称为西路兵团。根据《三国志》各人传记中的记载，曹操率领的主力包括曹纯、曹真、曹休统领的虎豹骑，许褚统率的宿卫军，以及徐晃、满宠、任峻统率的各部。徐晃此时的军职是横野将军，满宠是奋威将军，任峻是长水校尉，也就是说，曹操亲自率领的这一路，大体上有两个“军”，再加上数千虎豹骑和一部分宿卫军，任峻的水军应该是曹操在北方训练出来的，人数不会太多。 　　除此之外，就是原荆州的水军，如前所述，大体上有两三万人左右，有各式战船数千艘，基本上都参加了即将开始的江夏之战。 　　江陵还有曹军的一部分主力，由曹仁率领，曹操交给他的任务是在此坚守。江陵是荆州七郡之一南郡的治所，地位举足轻重。从江陵溯流而上，穿越如今的三峡库区即可到达益州，刘璋虽然表面臣服，但不得不留上一手，所以让曹仁守在这里，监视上游的情况。 　　幸好曹操作了这个布置，否则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这是西路兵团，但此时曹军主要部队并不都在江陵，更多的人马是在襄阳一带。曹操下令在襄阳的各路主力组成北路兵团，迅速南下，直指江夏郡。 　　这一部分主力包括于禁、张辽、张、乐进、路招、朱灵、冯楷各部，他们如今的军职全部是将军，其中于禁是虎威将军，张辽是荡寇将军，张是平狄将军，乐进是折冲将军，路招是扬武将军，冯楷是奋威将军。 　　也就是说，北路兵团主力是这七个“军”，按照汉代军制，一个“军”满编状态下有一万多人。而且，这几位都是特别能打的猛人，除了冯楷事迹较少之外，其余各位都身经百战、功绩赫赫。一般这样的猛将不免都有点脾气，他们对曹操一向忠心耿耿，也服服帖帖，但是除了曹操之外能镇住他们的恐怕就没有几个了。 　　北路兵团七员猛将资历、战功都大致相当，让谁统一指挥大家都不会服气。曹操考虑再三，突然想到了一个人，把他派去应该最合适不过。 　　这个人是曾经担任过曹操司空府办公室主任（主簿）的赵俨，此时的职务是章陵郡太守。章陵郡是新近从南阳郡中分出来的，这一时期还从南郡分出过襄阳郡，所以荆州七郡一度被称为荆州九郡，不过时间不长，又恢复到之前的建制。赵俨此时担任的就是章陵郡太守。 　　赵俨长期在汝南郡与李通配合，处理问题周到全面，深得曹操的赏识。赤壁之战前，于禁所部屯驻于颍阴，乐进所部驻屯于阳翟，张辽所部屯驻于长社，都在许县附近。这几位都有点傲气，平时合不来（诸将任气，多共不协），曹操觉得赵俨善于做沟通协调工作，就派他当这三个军的联席参谋长（并参三军），而赵俨把这件苦差事居然干得挺好，让大家都满意（每事训喻，遂相亲睦）。 　　曹操发挥赵俨的特长，让他担任于禁等部的联席参谋长（都督护军），监督于禁、张辽、张、朱灵、乐进、路招、冯楷等七军。同时派赵俨的好朋友、丞相府高级参谋（军祭酒）杜袭协助赵俨。 　　北路兵团除了这七个军，还有一部分水军，由原荆州将领文聘指挥，此前曹操已发布命令，任命文聘为江夏郡太守，等拿下江夏郡，文聘才能在那里履职。 　　以上是曹操直接投入江夏战役的兵力情况，除了西路和北路两大兵团，曹军间接投入的兵力还有很多，包括臧霸、李典、李通、曹洪、夏侯渊、夏侯所部，下面也作一简要介绍。 　　长期驻扎于青州、徐州一带的臧霸此时的军职是威虏将军，曹操发起荆州战役前，命他率部南下，将所部主力移至广陵郡，也就是如今长江下游北岸的扬州、泰州一带，对孙权的大本营吴郡（今江苏苏州）形成战略威胁。 　　李典此时的军职是破虏将军，曹操命他率所部移师合肥，由那里伺机侵扰孙权的庐江郡。 　　汝南郡太守李通虽然不是曹操的嫡系，但在每次重大战役发生时都坚定不移地站在曹操一边，逐渐得到曹操的信任。曹操命他率所部向南运动，从江夏郡的北面对其造成压力。 　　曹洪的任务是守住襄阳，夏侯此时在许县，他与荀共同守卫后方。而后勤保障方面的艰巨任务，曹操交给了夏侯渊。 　　上述两大兵团加上各地间接投入江夏战役的曹军部队，大约在二十万到三十万之间，其中包括数万水军。 　　在那个时代拥有这样一支武装力量足以成就任何事，这大概也是曹操历次战役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也理应成为最保险的一次。 　　可鬼使神差，偏偏打败了，甚至在败的时候连江夏郡的影子都还没有看到。 　　事实上，曹操压根没有想过小小的一个江夏郡会打不下来。 　　【三、诸葛亮紧急出使】 　　刘备一行经历长坂坡之败后改变了行军路线，放弃继续南下的打算，转而“斜趋汉津”，也就是由当阳东进，与江夏郡的刘琦会合。 　　双方的实力相差不多，都在一万人左右，其中包括张飞、赵云各有三四千人，关羽以水军为主的部队约五六千人，刘琦以江夏太守身份统率的人马一万人左右。 　　也就是说，总兵力只有曹操的十分之一。 　　而且，就士气和后勤保障等方面来说，刘备、刘琦联军也相差甚远，曹军是志在必得、士气高昂、装备精良、后勤保障充足，联军则是连吃败仗、丧失信心、外无援兵、内缺粮草、吃了上顿没下顿。 　　这个仗怎么打？新手刘琦没有主意，老江湖刘备也没有。 　　刚出山的诸葛亮却挺有信心，他对刘备说：“事情很紧急，请让我向孙权将军求救（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以当时的形势来看，能引为援手的，似乎也只有孙权了。 　　刘备跟孙权以前并没有打过交道，论年龄刘备与孙权的父亲孙坚差不多，在反抗董卓的时代，二人也可以称为战友，虽然从未见过面，但刘备对孙坚的事迹一定很熟悉。但是，对于孙权这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刘备实在陌生得很。 　　没有交情事情就不好办，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刘备决定让诸葛亮试试。 　　于是，诸葛亮奉刘备之命出使孙吴，目的只有一个：想法设法说服孙权对抗眼前的曹操。 　　还有一个说法，记载在《江表传》里，说在刘备抵达夏口之前孙权先派使者来联络刘备，这个使者就是鲁肃，他们相会的地方是刘备吃了大败仗的当阳。 　　据《江表传》记载，刘表死后，孙权派鲁肃以吊丧的名义来到荆州，目的是联络刘表的两个儿子以及刘备。鲁肃还没有赶到襄阳刘备已逃了出来，他们在当阳相遇。鲁肃开门见山，转达了孙权的想法（因宣权旨），与刘备共论天下大势。 　　鲁肃问刘备：“刘豫州下一步想往哪里去？” 　　刘备回答：“我和苍梧太守吴巨有些交情，想到那里投靠他。”苍梧郡属交州刺史部，大体在如今的广西一带，治所在今天的广西梧州，当时叫广信县，那时属于特别偏僻荒凉的地方。吴巨其人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是刘表的旧部，由此推断，刘备认识他并且与他有交情也是有可能的。 　　鲁肃对刘备的这个打算不以为然，他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孙权将军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东英豪都归附他，目前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成就大事。现在为君计议，不如派心腹之人出使江东，双方联合起来，共创大业。而吴巨不过是凡人一个，又地处偏远，马上就会被人吞并，怎么可以以身相托呢？” 　　鲁肃一不小心透露了一个孙吴的机密：孙权正在打吴巨等人的主意，他已经开始策划吞并包括苍梧郡在内的整个交州。孙权后来派跟诸葛瑾关系特别好的部将步骘为交州刺史，设计把吴巨杀了，占领了交州。 　　《江表传》说，刘备听完鲁肃话的反应是“大喜”，原来他没有真的打算去投吴巨，那些话只是个托词，目的是看鲁肃下面怎么说。当阳失败后，刘备先到了鄂县（今湖北黄冈附近），在那里派遣诸葛亮随同鲁肃一起面见孙权，完成结盟的任务。 　　这个记载得到了《三国志鲁肃传》的支持，《鲁肃传》不仅记录有鲁肃在当阳遇到刘备的经过，而且还交待了一个细节，说鲁肃在当阳还与诸葛亮有过一次私下谈话。在这次谈话里鲁肃告诉诸葛亮，他是子瑜的朋友（我子瑜友也）。子瑜即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 　　兴平二年（195年），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离开老家前往豫章郡，诸葛瑾没有随行，而是携继母一起来到江东避难。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诸葛瑾跟继母一直待在家乡，直到建安五年（200年）才避祸江东。一开始，诸葛瑾并没有受到重用，生活上也很清贫，后来由孙权姐姐的女婿、一个名叫弘咨的人推荐，诸葛瑾才引起了孙权的重视，走了上孙吴的仕途。 　　诸葛瑾当过孙权的长史，类似于州、郡政府或者将军府里的秘书长这个角色，后来担任过太守，最后当上了孙吴的大将军。 　　诸葛亮的这个大哥看来也有两下子，跟诸葛亮一样是能文能武的全才。诸葛瑾的儿子诸葛恪更生猛，后来掌握了江东的军权，成为不可一世的人物。 　　建安十三年（208年），诸葛瑾已经到孙吴好多年了，鲁肃出使荆州之前专门了解了他们的关系，所以把诸葛瑾抬出来跟诸葛亮套套近乎。 　　《江表传》说鲁肃出使荆州在先，《三国志》刘备和诸葛亮的传记对此都没有记载，《诸葛亮传》更言明出使江东最早出自诸葛亮的建议。这两方面的记载有矛盾之处，这个差别很大，因为它决定了谁才是孙吴联盟的缔造者。 　　关于这个问题裴松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是后来蜀汉、孙吴写历史的人都想抢功所致（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裴松之认为，类似情形在相关史书里经常遇到，造成了史料记载上的混乱。 　　尽管细节上有些小出入，但基本事实是清楚的：鲁肃受命来见刘备，刘备接受建议与孙权联合，并派时年二十七岁的诸葛亮出使孙吴。这是诸葛亮出山以来单独完成的最重要工作。孙权此时在哪里呢？孙权在柴桑。 　　长江流至庐山脚下与鄱阳湖相会，其交会之处即如今的江西省九江市，汉末称为柴桑。这里属九江郡，是东吴势力的前沿地带，因为前临大江，背靠鄱阳湖，可以攻，可以守，也可以在此练兵，所以历来都是军事重地。 　　曹操发动荆州战役后，孙权不敢怠慢，亲自赶到柴桑，在此建立前敌指挥所，观察荆州事态的发展。 　　诸葛亮在柴桑见到了孙权，他们二人年龄相差一岁，诸葛亮稍长。 　　诸葛亮对孙权说：“天下大乱，将军起兵于江东，刘豫州拥兵于汉南，都在与曹操并争天下。现在曹操占领荆州，威震四海。根据眼下的局势，我为将军考虑，无外乎两条出路：如果能以吴、越之众与曹操抗衡，不如早下决心；如果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向曹操投降（北面而事之）。” 　　孙权听了有些不爽：“如果真如先生所说，刘备为什么不投降（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诸葛亮一本正经地说：“田横是齐国的壮士，尚且能守义不辱。刘豫州是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慕仰。如果成不了大事，那是命运不济（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怎么能干投降敌人的事？” 　　孙权一听大怒，这不是小看人吗？刘备是英雄，我孙权难道不是？孙权道：“我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反而受制于人。我意已决，不是只有刘豫州能抵挡曹操，刘豫州失败了，还有我！” 　　诸葛亮要的就是这个，别看他只比孙权大了一岁，但老练得多。 　　诸葛亮接着说：“刘豫州虽然败于长坂坡，但手下人马加上关羽将军统率的水军还有万人之多，刘琦所率的江夏郡人马也不下万人。曹军远道而来，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而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投降过去的军民又未必心服。将军如果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刘豫州协规同力，必然能打败曹操！” 　　孙权听了很高兴（大悦），立即召集会议进行研究。恰在此时，曹操的使者也到了，还给孙权捎来一封信。 　　【四、孙权说，我不是吓大的】 　　诸葛亮在与孙权的对话中使用了激将法，这一招还挺好用，孙权不再犹豫，决心与曹操对抗到底。但是，他把这个想法拿到会议上一讨论，却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 　　在这次会议之前，孙权接到曹操的一封信，这封信的具体内容已不知道，只保存下来几句话：“近者奉辞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意思是：最近我奉天子之命讨伐罪臣，大军南下，刘琮投降，现在我率领水陆混合部队共八十万，邀请将军到东吴会猎。 　　会猎，可不是打猎，而是邀你出来找个地方练练。 　　这当然是一封挑战书。据此可以认为，曹操一路东来，其目标并非发动一场江夏战役那么简单，他已经做好了与孙权战略总决战的准备，这个论点似乎与前面的分析有所出入。 　　从曹操之前的战略部署看，他还没有把江东纳入此次军事行动计划中，否则不可能在江陵不做休整就率军东进。 　　以后很多人忽略了这一点，认为曹操此战打击的主要目标并不是刘备和刘琦，而是孙权集团，他们最有力的依据就是这封仅剩下三十个字的信。 　　这封信里说的“八十万”也是有争议的地方，如前所述，曹操直接和间接投入此役的总兵力应该在二十到三十万之间，这与八十万相差悬殊。在整个三国时代，单方面投入八十万兵力的战役从来没有发生过，即使曹军只有二三十万人，那也相当空前了。 　　总之，这封信疑点丛生，如此重要的文书在史籍中只出现过两次，均出于《江表传》，其它史书未见记载，这使它的真实性打了折扣。 　　《江表传》作者是西晋人虞溥，他是山阳郡高平县人，是刘表和王粲的老乡。从这部书散佚下来的一百多条记载来看，基本上都是写孙吴人氏的，其中以吹捧孙策、孙权、周瑜等人最多，政治倾向很明显，一般论者认为，其所记事实往往不够严谨。 　　可以推测一下，曹操发起江夏战役必然也要考虑在江夏郡后面的孙权，曹操的想法是，不求孙权上来帮忙，只要他保持中立就行，为此他也要做一些工作，比如给孙权写一封信过去，让孙权认清形势，不要盲动。 　　曹操如果明智，此时对孙权宜稳不宜激，先把正面的敌人刘备和刘琦解决掉再说，完全巩固整个荆州以后，解决孙权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以曹操的智慧，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 　　但是，对孙权来说，曹军气势汹汹而来，很快就要打到家门口了，必须有一个对策。孙权在与诸葛亮谈完话后，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但他还想听听手下人是怎么想的。在孙权召集的会议上，他手下谋士和武将们想法呈现一边倒：投降。这让孙权心里很不痛快。 　　担任孙权秘书长（长史）的张昭最积极，他说：“曹操是虎狼之辈，挟天子以征四方，动不动就拿朝廷说事（动以朝廷为辞），现在要抵抗他不一定有把握。我们过去赖以抗拒曹操的是长江，如今曹操得到荆州，获得了刘表经营的水军，各式各样的战船有几千艘，曹军水陆俱下，长江之险已经和我们共有了，实力相差悬殊，我认为不如投降（而势力众寡又不可论。愚谓大计不如迎之）。” 　　张昭的观点有代表性。孙权看了看，只有一个人没有随声附和，他就是鲁肃。会议中途孙权离席去上洗手间（权起更衣），鲁肃赶紧跟了出来，这时孙权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紧紧地握住了鲁肃的手。 　　孙权问：“先生有什么话要说？” 　　鲁肃道：“刚才听了大家的议论，我认为他们都是要耽误将军，而不足以与他们讨论大事（向察众人之议，专欲误将军，不足与图大事）。你听我说，现在我鲁肃可以投降曹操，但是将军你不可以，为什么呢？” 　　鲁肃说得很着急，也很恳切，孙权睁大眼睛认真地听着。鲁肃接着说：“我鲁肃要是投降了曹操，曹操一定会给我官做，我继续吃香的、喝辣的，最少也得弄个太守、刺史当当（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投降曹操，曹操会怎么对你？请早定大计，不要听大家瞎议论！” 　　这些话都说到孙权心坎里了。孙权叹息道：“刚才大家说的，很令我失望，先生你的想法，正和我一样。” 　　孙权此时面临了与刘琮一样的处境，面对强敌是降是战，都不好决策。刘琮手下的一帮人坚决主张投降，结果他们这些人里仅被曹操封了侯爵的就有十几个，至少任命了三个朝廷的部长，其他人也是该提拔的提拔，该加薪水的加薪水。这就是鲁肃所分析的，投降了曹操不会为难我们这些人，吃香的、喝辣的，活得会更滋润。 　　但是刘琮就不一样了，曹操不得不提防他，即使刘琮自己不多事，但难保有人把他抬出来当大旗，所以只能弄到别处去，好的话给个闲职，其实是软禁终生，稍有风吹草动的话，脑袋随时就得搬家。 　　孙权多聪明，他能想不到这些？ 　　张昭等人的表现让孙权很失望，从此也记在了心里。孙吴阵营后来经常涌现后起之秀，除了周瑜、鲁肃这些后来居上的人，吕蒙、陆逊、陆抗等重臣的提拔都带有突然性，往往是连窜带跳好几级，让人目瞪口呆。这一方面说明孙权的用人艺术和识人之准，另一方面也说明孙权对于本阵营里的一些老同志不太感冒。 　　比如张昭，是孙坚当年所倚重的人，说起来在孙吴是类似于教父式的人物。但他仗着跟老孙是朋友，不把小孙放眼里，动不动就喜欢摆老资格，想批评谁就批评谁。可他一生职务都不高，孙权称帝后设立了丞相一职，大家都认为应该是张昭，可孙权就是不同意，任命了名气小得多的孙邵。孙邵死了，孙权还不让张昭当丞相，任命了顾雍。 　　可以敬着你，可以让着你，但不会信任你，这些伏笔恐怕就是此时埋下的。张昭付出的代价有点太大了。 　　现在，鲁肃建议找一个人来商议大事，这个人就是周瑜，他当时在鄱阳湖练水军。 　　孙策死后，孙权为巩固地位、树立权威不断重用周瑜、鲁肃等新人，张昭等老同志曾经表达过不满，张昭尤其对鲁肃有意见，在孙权面前多次说过鲁肃的坏话。 　　现在孙权就不由得暗想了：看来重用鲁肃、周瑜没有错，关键时刻还是他们替自己着想。 　　周瑜见到孙权，对他说：“曹操虽然托名汉相，其实是汉贼。将军有神武雄才，继承着父兄的遗业，占据江东，地广兵多，应该横行天下，为汉室除残去秽。现在曹操来了，他这是自己送死（况操自送死）。请让我为将军来分析分析：现在北面的形势未定，马超、韩遂都在关中，是曹操的后患；曹操舍弃擅长的鞍马，改乘舟船，来与我吴越争衡，现在天气寒冷，北方兵士远涉江湖之间，肯定不习水土，必然会生疾病。上面这些都是用兵之忌，曹操贸然行之，可以预言，将军擒获曹操，必为时不远！” 　　打仗靠什么？靠人马数量、靠武器装备、靠天时地利，这些都没错，但最靠得住的，就是气势、是信心。在一片亡国论盛行的时候，周瑜展示出来的眼光和自信，让孙权备感振奋。 　　周瑜同时提出了具体应对计划，他请求率精兵数万，进军到夏口，以迎击曹操。汉水的下游又称夏水，夏口即汉水入长江之处，此地即现在的武汉。 　　按现在的地名推演就是：曹操正率军从湖北省的荆州市沿江而来，周瑜建议孙权将主力由江西省的九江市西进到湖北省的武汉市迎敌。 　　本年孙权二十六岁，周瑜三十三岁，周瑜与孙权长兄孙策亲密无间的友谊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在此危难关头，周瑜是孙权完全信得过的人。 　　周瑜激昂慷慨，孙权也来了情绪，他激动地说：“曹操想废汉自立已经很久了，只是顾忌二袁、吕布、刘表与我罢了。如今群雄已灭，只剩下了我。我与曹操势不两立，你说应当迎敌，这与我的想法相合，这真是上天把你赐给了我呀（此天以君授孤也）！” 　　这次谈话之后，孙权再召集会议，不再征求大家的意见，而是直接宣布自己的决定。为了表达决心，防止有人再反对，孙权拔出佩刀，挥刀砍向奏案，孙权大声宣布：“以后有人再敢说投降曹操的，与此案相同！”说罢宣布散会。 　　孙权连夜召周瑜研究行动方案。周瑜帮孙权分析了敌情，认为曹操虽然扬言有水陆两支部队人数八十万，但仔细分析，也不过就是二十多万，其中十五六万是自己带来的，荆州降卒有七八万。 　　应该说，周瑜的这个分析是准确的，作为孙吴的主要军事将领，他平时不可能不注意搜集敌人的情报，他对曹军人数的判断应该建立在一定情报线索基础上的，因而更准确。 　　但即便如此，也远远超过孙权现在能调动的兵力。周瑜让孙权不必着急，他认为曹军是一群“疲病之卒、狐疑之众”，人数虽然占优，战斗力却不怎么样，他认为只要有五万精兵，就足以打败敌人。 　　孙权拍着周瑜的背说：“公瑾，你说得太好了（卿言至此，甚合孤心）。不过，五万精兵难以马上集齐，现在有三万人，船粮战具都已准备好，你们先出发，我随后调集人马，准备物资，做你们的后援。” 　　孙权还说了一句话，让周瑜很感动。孙权说：“你能打赢就打，打不赢你就撤回来，让我亲自上（卿能办之者诚决，邂逅不如意，便还就孤，孤当与孟德决之）！” 　　君王送主帅出征，一般会说“我就这点家当，全交给你了，你可得努力杀敌呀，打了败仗提头来见”。但现在孙权必须给周瑜减压，毕竟拿三万人对决三十万人的事，谁都没有玩过。 　　孙权发布命令，任命周瑜为前敌总指挥（左都督），老将军程普为前敌副总指挥（右都督），鲁肃为参谋长（赞军校尉，助画方略），率三万主力沿江西进，迎击曹军。 　　【五、刘备总算放心了】 　　周瑜率领的孙吴兵团有三万人左右，别看人数不多，但以水军为主。这些水军接受过周瑜在鄱阳湖（那时叫彭蠡泽）里的长期训练，装备精良，打起仗来很有章法，战斗力很强。 　　在长江边上的美丽城市九江，城内有一个甘棠湖，湖中小岛上至今还有一处周瑜点将台。前几年我出差到那里，曾慕名去看了看，这个湖的面积实在有限，在这个地方搞一次阅兵都困难，更不要说演习或操练了，后来听说九江附近一带包括鄱阳湖区与周瑜有关的点将台、阅兵台还有好几处，可能都是历代为纪念周瑜后修的吧。 　　周瑜手下主要将领包括：黄盖（时任丹阳郡都尉）、凌统（时任承烈都尉）、孙匡（时任长水校尉）、甘宁（时任当口县令）、吕蒙（时任横野中郎将）、韩当（时任中郎将）、全琮（时任奋威校尉）、吕岱（时任督军校尉）、孙贲（时任征虏将军兼豫章郡太守）、陆逊（时任竟威校尉）、潘璋（时任武猛校尉）。 　　担任后勤保障工作的是朱治（时任扶义将军）、吕范（时任裨将军兼彭泽郡太守，这个郡是孙权自己设置的）。 　　以上基本囊括了孙吴军队的全部精华，他们中间有多位在孙坚时代即追随孙氏的老将，资历老、威望高，作战经验丰富。 　　但从军职来看，他们的职务普遍不高，孙贲、朱治、吕范等人有将军的名号，算是军长、副军长这个级别，其他的校尉、都尉大约可以看作是师长、旅长这一级。这是因为孙吴兵团总兵力有限，军职与部队编制是相关联的。 　　即使孙权本人，目前正式职务也不过是个讨虏将军，算起来级别跟于禁、乐进、张辽这些人差不多。作为孙吴西进兵团总司令的周瑜，加入孙氏阵营刚好十年，相比韩当、程普、黄盖、朱治这些跟随孙坚南征北战的老将来说，资历差得远。 　　从职务上看，周瑜此时担任的是中护军，这个职务很重要，掌握近卫部队，但是级别不算太高。在曹操那里，长期担任中护军的是夏侯的副手韩浩。可见论地位，周瑜比老将们也差一些。 　　赤壁之战后，立下旷世奇功的周瑜才被孙权提拔为偏将军，算是个副军级。 　　这就是孙权用人的独到之处，不论资排辈，一切以能力和需要来决定。 　　周瑜指挥的孙吴兵团沿江而上，很快到达鄂县的樊口，刘备在这里已经等得很心焦了。 　　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柴桑后，一直忐忑不安地等待消息。他派了不少侦察兵打探长江上游的消息，得到的情报都是曹操亲率大军乘船而来，刘备十分焦虑不安。 　　对于诸葛亮能否说动孙权一块儿抵抗曹操，刘备心里没有底。说起来，孙权和曹操的关系更亲，两家还是儿女亲家，孙权的弟弟孙匡娶了曹操的侄女，孙权的堂兄孙贲又是曹操之子曹彰的岳父，两家随时成为一家人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是那样的话，刘备可真到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地步了。 　　这不是杞人忧天，据《三国志朱治传》记载，此时担任豫章郡太守的孙贲就有过投降曹操的打算（及曹公破荆州，威震南土，贲畏惧，欲遣子入质）。扶义将军朱治听说后，急忙前去规劝，陈述利害，孙贲才打消念头。 　　刘备想，或许可以再投降曹操一次。但他转念又想，天下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群雄一一翦灭，曹操已不需要用他来向世人表达容人爱才的胸怀，作为曹操眼里的重要对手，他与曹操有着数不清的恩怨纠葛，如果落入曹操手中，等待他的结局未必会比老朋友吕布好多少。 　　白门楼上，吕布是被人用绳子勒死的，刘备就在现场。每当想到这些，刘备常常都会从梦中惊醒，这恐怕是刘备一生中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据《江表传》记载，刘备天天派人到长江上看孙吴水军有没有来（诸葛亮诣吴未还，备闻曹公军下，恐惧，日遣逻吏于水次候望权军）。 　　终于，刘备接到报告，说看见了孙吴的战船。刘备激动万分，但仍不敢相信，他问侦察人员，这会不会是曹军中的青徐兵团（何以知之非青徐军邪）？青徐兵团即奉曹操之命由长江下游威慑孙吴的臧霸所部。 　　臧霸此时应该在广陵郡一带，即今天的扬州、泰州附近，距此上千里之遥，怎会突然出现在此？可见刘备兄确实给吓怕了。 　　侦察人员报告说不是曹军而是孙吴的船，因为孙吴船上标志很明显。刘备这才放心，于是派人前去慰问。 　　但是，接下来双方在一些礼节安排上发生了小争执。周瑜在自己水军大营里没有等来刘备本人，只见到刘备派来的使者，有点不大痛快。周瑜告诉来使：“在下有军务在身，不能随便离开，如果能让刘将军屈尊前来，那是最好不过。” 　　刘备虽然正在走下坡路，但好歹也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左将军，职位比孙权都要高得多，更何况小小的中郎将周瑜？论年龄，刘备此时四十七岁，周瑜三十三岁，在当时十四五岁就是差了一代人，周瑜见了刘备也应该喊声叔叔才对。 　　周瑜就是要给刘备摆个谱，因为这涉及到下一步两军联合作战时，他的命令好不好使的问题。刘备的使者回来如实报告，一定惹得关羽和张飞二位很不爽，因为《江表传》记录有刘备是如何给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刘备说：“他想让我去，我们如今一块儿合作抗曹，如果不去，体现不出我们的诚意。” 　　刘备于是乘坐一条小船去见周瑜（乃乘单舸往见瑜）。这个安排也是有讲究的，轻舟简从，既显得潇洒，同时也表明我们其实并没有特别在意你。 　　刘备见到周瑜，商量拒敌之策，他开门见山提出了自己眼下最关心的问题：“周将军此次前来，带了多少人？” 　　周瑜如实相告：“三万人。” 　　刘备大失所望：“太少了啊（恨少）。” 　　周瑜自信地说：“这已经足够了，请刘将军看我周瑜如何破敌。” 　　刘备在周瑜那里又聊了一会儿，他想请周瑜把鲁肃叫过来一块儿聊，周瑜说：“接受命令就不能私自离开（受命不得妄委署），想见子敬的话，你可以专程前往拜访（若欲见子敬，可别过之）。” 　　周瑜同时告诉刘备，诸葛亮也一块儿回来了，再有三两天即可到达。据一本叫《袁子》的书记载，诸葛亮出使柴桑，给江东不少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张昭就很欣赏诸葛亮的才华，把他推荐给孙权，希望他跳槽到孙吴来。眼下，孙权开的公司实力强、前途好、待遇高，而刘备开的公司面临倒闭的危险，随时可能被人兼并重组，诸葛亮如果选择跳槽，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事。 　　但诸葛亮不打算换老板。有朋友不解，诸葛亮解释说：“孙将军算得上是个好领导（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而据我观察，他能重任我，却未必能让我尽情施展才华，所以还是算了（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 　　这才是诸葛亮的高明之处，领导信任你、重用你，却未必都能让你尽情发挥，真正顶尖的人才不在乎挣多少，不在乎官多大，在乎的是自我价值是否最大化。诸葛亮没投曹操，也没有早早地跑到刘表那里谋差事，等了很久才等来刘备，他是不会轻易换主人的。 　　刘备对周瑜初次见面的印象十分不好，周瑜完全不给面子，态度颇为冷淡。但目前的形势是离不了人家，实在没有办法。根据刘备与周瑜商谈的结果，刘备将所属人马以及此时已经实际上归自己指挥的刘琦所部，全部交与周瑜统一调度指挥。 　　如前所述，这一部分人马大约有两万来人，其中包括关羽南撤时带出来的水军。加上这些人马，孙刘联军大约有五万多人。 　　根据联合作战的惯例，刘备应该把所部人马的详细驻防位置、人数、指挥官姓名等如实告诉周瑜，以便统一指挥。但是，据《江表传》记载，刘备还是留了一手，他私下里隐藏了两千人，这是刘备自己的特别预备队（将二千人与羽、飞俱，未肯系瑜，盖为进退之计也）。 　　与周瑜的信心十足相比，刘备心里实在没底，就这一点家底了，不能全交给周瑜，以防让这小子折腾光了，万一战败，真的要跑到南方找老朋友吴巨，路上也得有几个本钱吧。 　　【六、赤壁的真相】 　　军情紧急，周瑜决定孙刘联军即刻沿长江西进迎敌。 　　现在，长江上就有两支大军相向而行了：从上游顺江而下的是曹军的西部兵团，由曹操亲自率领；从下游逆流而上的，是孙刘联军，由周瑜指挥。 　　一方志在必得，一方斗志昂扬，两支大军终于在长江上相遇了。 　　相遇的这个地方，名叫赤壁。 　　这个地方的具体位置历来颇有争论，归纳起来竟然有二十多种说法，比较集中的有五种，包括蒲圻赤壁、江夏赤壁、汉阳赤壁、汉川赤壁、嘉鱼赤壁等，它们不仅有在长江上的，还有在汉水之上的。 　　一般来说，现在公认的地方是湖北省蒲圻县，如今该地已改名为赤壁市。如果从曹军出发地江陵算起，以曹操的目的地夏口（今湖北武汉）为终点，蒲圻赤壁大体位于其四分之三处，曹操率水军走了四分之三的路，眼看快到夏口，遇到了周瑜率领的孙刘联军。 　　这是一场决定天下形势的重要战役，如果曹军取胜，天下大局可定，一个统一的王朝指日可待；如果曹军不能取胜，下面的局势如何发展，则很难预料。 　　十二年前，刚刚挑起家族事业重任的孙策向张求教，张向孙策提出了著名的“江都对”；前不久，刘备向诸葛亮求教，诸葛亮提出了更著名的“隆中对”。在这两份战略规划书里都提到了荆州，其支点就是占据荆州，然后谋求发展，而眼下即将开战的这一仗，将决定他们提出的设想是现实还是空想。 　　此时是建安十三年（208年）农历十月。 　　然而，正史对这一仗的记载却十分简单，全部检索出来也就那么几段： 　　《后汉书汉献帝纪》：十月一日，发生了日食。曹操率水军讨伐孙权，孙权命周瑜将其击败于乌林、赤壁。（冬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曹操以舟师伐孙权，权将周瑜败之于乌林、赤壁）。《三国志武帝纪》：曹操率军到达赤壁，与刘备交战，失利。这个时候发生了大瘟疫，将士死了很多，于是撤军。（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 　　《三国志吴主传》：周瑜和程普为正副总指挥，各率一万人，与刘备一块儿进军，和曹操遭遇于赤壁，大破曹军。曹操把剩下的船烧了，之后撤退，士卒中发生了饥饿和瘟疫，死了一大半人。（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於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馀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 　　《三国志先主传》：刘备和曹操战于赤壁，把他击败，烧了他的战船。之后与吴军水陆并进，一直追到南郡，此时发生了瘟疫，曹军死了不少，曹操撤回北方。（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 　　《三国志诸葛亮传》：孙权大喜，随即派周瑜、程普、鲁肃等率水军三万人，随同诸葛亮一块儿见刘备，联合抵抗曹操。曹操败于赤壁，率军撤回邺县。（权大悦，即遣周瑜、程普、鲁肃等水军三万，随亮诣先主，并力拒曹公。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 　　此外，《三国志》的《甘宁传》《吕蒙传》《黄盖传》和《关羽传》等也记载着赤壁之战的内容，但也都是寥寥数语而已。 　　这些记载不仅十分简单，而且有多处自相矛盾。关于战斗发生的地点，除了赤壁以外，又出来个乌林，此地位于如今的湖北省洪湖县，在长江以北，与赤壁隔江相望；关于作战对象，有说曹操与刘备交战的，有说曹操讨伐孙权的；关于战斗的结果，有说曹操被打败的，有说曹操自己撤退的。 　　相比较而言，《三国志周瑜传》对这场著名战役的描写最详细，人们了解到的关于这场战斗的史实，基本上都是出自这里： 　　双方相遇于赤壁，此时曹军中发生了疫情。刚一交战，曹军就败退了，曹操下令在江北扎营，周瑜率军在南岸。周瑜的部将黄盖说：“现在敌众我寡，难以持久。我发现曹军船舰首尾相接，可以采取火攻。”于是找了数十艘小战船（蒙冲斗舰数十艘），里面装上柴草，浇上油脂，外面裹上帷幕，上面再插上牙旗。黄盖先给曹操送去封信，要诈降。然后黄盖将准备好的轻舟系在大船后面，一块儿前进。曹军将士伸着脖子都在那里观望（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以为是黄盖来投降。黄盖趁机放出诸船，同时点火。这时风很大，火船顺风向全部冲向曹军水营。顷刻之间，烟火张天，人马烧死和落水溺死的很多，曹军大败，退保南郡。 　　《江表传》记载与此大致相同，它保存有黄盖写给曹操的那封诈降信原文。同时记载说，曹操吃不准这封信是真是假，还特地召见信使，亲口对他说：“如果这封信是真的，将大大奖赏你，封你的爵位将超过其他人。” 　　《江表传》还补充了一些细节，比如说黄盖装在小船上的干草是荻草，浇上的油脂是鱼油，蒙在外面的布幔是红色的，当时刮的风是东南风等。 　　但是，这些有限的记述与一场如此著名的大战还不相符，这不免有点奇怪。 　　根据上面这些记述，此战中曹军遭遇了严重的疫病。由于大范围的疫病在曹操将士中蔓延，造成曹军严重减员，战斗力下降得很厉害，这是曹军失败、并且在失败后不能有效组织防守反击的最重要原因。 　　但这是一种什么病呢？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血吸虫病。血吸虫是一种寄生虫，人一旦感染，就会出现发热、斑疹、丘疹、腹泻、腹水、腹痛、肝肿大等一系列症状，致死率很高。这种病不经治疗无法自愈。 　　血吸虫喜欢生活于多水地区，病虫依靠水源传播速度很快。湖北省的阳新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有多达八万人都死于血吸虫病，毁灭村庄七千多个，制造了许多“无人村”“寡妇村”“棺材田”。 　　曹军士兵多来自于北方，水土不服，对疾病的抵抗力低，防护流行性传染病的意识也差，一旦疫情蔓延就无法控制。 　　但也有人怀疑这种说法，因为血吸虫病有一个潜伏期，大约在八至十周左右，曹军士兵在长江上行进总共也没有么长的时间，这是疑点之一。另外，血吸虫在寒冷的季节发育缓慢，冬天一般不是其大规模爆发的时间。 　　于是，有人提出了另外两种观点：疟疾和流行性斑疹伤寒。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学者仍在考证和研究之中。 　　仅有上面这些史实似乎勾勒不出来赤壁之战的全貌，但史实的确如此，看起来不像一场有谋划的大战役，倒像一场没有准备好仓促打起来的遭遇战。围绕这场大战的其它故事，如舌战群儒、借东风、草船借箭、蒋干盗书、周瑜打黄盖、关羽义释曹操等，都在史书上查无出处。 　　事实也是如此，对于曹操来说，他根本没打算在这个叫什么赤壁的鬼地方打一仗，根据他此前的部署，曹军西部兵团和北部兵团两路夹击，目的地是夏口，距此还有一段路程。 　　北部兵团主力有七个军，还有荆州降将文聘率领的水军，这两路大军会合后才准备痛痛快快打一仗，至于跟刘备打还是跟孙权打，曹操都不在乎。 　　而北部兵团的行踪更是有些诡异，这支人数众多的部队在赤壁之战发生时处于什么位置呢？是已经到达乌林与曹操亲率的西部兵团会合了，还是仍在行军的路上？ 　　从种种迹象来看，这支部队应该还在预定的行军路上，也就是在汉水一线，他们的目的地是江夏郡的夏口，本来曹操率领的西部兵团也是奔夏口去的，他们计划在夏口附近会师。被迟滞于赤壁是曹操没有料到的，所以北部兵团事先并没有接到改变行军路线来乌林会师的打算。曹操在长江上与周瑜的水军初一接触吃了败仗，于是退到长江北岸的乌林，在此扎营，这个策略是正确的，他下面要做的就是重新调整部署，让北部兵团火速向这里靠拢。如果两大兵团实现会师，周瑜再聪明，老天爷再帮忙，孙刘联军想战胜曹军胜算都不会太大。 　　所以，当曹操在江面遭遇失败后，他并没有慌乱，甚至也没有放在心上。他很快在乌林建起了水陆两军大营。这时候，曹操的心情还颇好，据考证，组诗《短歌行》中的第二首《对酒当歌》就是在水营战船上聚会时写的。这首诗写道：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这首诗意蕴沉雄、情调激昂，有哀伤、有沉思、也有进取。诗的想象丰富，语言老练，浑然天成，可以说是曹操诗歌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那个时代诗歌的最高峰。 　　从诗中可以看出作者仍然信心十足，一副天下尽在掌握的感觉，不像是打了败仗后写的。这种心境，与官渡之战期间曹操担忧、烦闷、头疼病时常发作的情况完全两样。 　　因为曹操没有把初战失利当回事，他在等待北部兵团的到来，他甚至做好了在这里过年的打算，此时离建安十四年（209年）也就一个来月了。 　　但是，周瑜却不想在长江边上过年，这样的年他过不起，处于绝对劣势的一方必须出奇才能致胜，于是他给曹操演出了诈降计。这不仅需要高超的表演天赋，更需要极大的冒险精神。周瑜赌了一把，因为他没有更好的办法。最后，他赌赢了。 　　然而，对于这一把大火，大家都缺少必要的准备。曹操做梦都没有想到，对周瑜或者刘备来说，固然想到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把火会这么厉害，居然把曹操一口气烧得大败惨败，曹军开始全面溃退。 　　刘备的主力多驻扎在江北一带，他指挥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四处出击，截杀曹军。 　　曹军的水军一旦弃船登岸战斗力大减，加上有不少人得了病，有不少做了俘虏。慌乱间曹操做出了一个算是比较奇怪的决定，他没有向北撤，而是向西撤，这也许并不明智。 　　由赤壁对岸的乌林往西，就是茫无边际的云梦泽，到处是河湖、沼泽湿地，行动起来很不便。西边是江陵，有曹仁在那里驻守，曹操大概想率败兵尽快与曹仁会合。 　　但江陵距此尚远，从地图上看，他应该向北穿越云梦泽，迅速向汉水方向靠拢，那里有正在南下途中的北部兵团。曹操与他们会师后，甚至可以迅速展开反击，不必休整即刻可以杀个回马枪，反败为胜的几率也很大。 　　曹操是没有地图，还是在慌乱中来不及看？他也许想，部队是从江陵来的，还要退到江陵去，结果吃了不少苦头。 　　据记载，曹操率败军用了四天时间才走到华容县境内，道路泥泞，天气转坏，刮起大风，曹操下令让士兵背着草，遇到有水的地方填上草，马匹才能勉强通过。其间大家争先恐后，人马相撞，老弱病残的士兵被战马踩踏，有的陷入沼泽中，又死了不少人。 　　不过，最后总算连滚带爬地撤到了江陵。 　　赤壁这一仗，曹操算是败惨了。 　　【七、历史错过了一次机会】 　　曹操退到江陵，此时，他的西部兵团虽然损失惨重，但北部兵团仍然完好无伤，曹操退保江陵后，北部兵团迅速改变了行军方向，回缩至襄阳一带。 　　荆州七郡的重心在江北的南阳郡、南郡，军事重镇有宛县、襄阳、江陵，这些地方仍然在曹操的控制中，赤壁之战虽然惨败，但要说曹操的荆州战略彻底失败，还为时尚早。 　　孙权、周瑜、刘备也看到了这一点，必须把曹操赶走才算彻底胜利，为此他们采取了两项部署，逼迫曹操主动撤退。 　　一个是由周瑜、刘备指挥孙刘联军迅速追击到江陵，保持战略上的攻势，让曹军新败之后仍不得喘息之机；另一个是由孙权亲自出马，率孙吴的另一部主力在东线开辟战场，出击曹军控制下的合肥。 　　这两招的确很高明，尤其是出击合肥，是弱势一方挑战强势一方的大胆之举，目的不是合肥，而是把曹操从荆州请出去。 　　曹操无奈，因为赤壁之败严重影响了士气，而且疫病仍在蔓延，短时期内扭转荆州的败局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此时孙权再趁机在合肥搞出名堂，那后果就太严重了。 　　还有一点，赤壁之战是近年来曹军败得最惨的一次，朝廷和地方上的反曹势力说不定已经开始蠢蠢欲动，绝不能低估他们的能量。 　　想到这些，曹操决定把主力从荆州撤回去，但是，江陵和襄阳两个重镇仍然不能放弃。他任命曹仁为征南将军，由原属西部兵团的横野将军徐晃协助，共同守卫江陵，原属北部兵团的折冲将军乐进守襄阳。之后，曹操率领其余主力北撤。 　　征南将军是“四征将军”之一，地位高于一般名号的将军，也高于前、后、左、右“四方将军”，如果徐晃这样的一般名号将军看作一个“军”的长官即军长的话，曹仁的征南将军就是曹军南方军区的司令，曹仁是曹军中这个级别将领的开始，意味着他可以节制整个战区内的各路曹军。 　　曹操刚走，周瑜率领数万人就杀到江陵附近，前锋有数千人，曹仁率领南方军区秘书长（征南将军长史）陈矫等人登城察看敌情，曹仁觉得必须乘敌人新到未稳，打他一个措手不及，用胜利提高队伍的士气。 　　当时的江陵城，仍然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曹操率大部队撤走后，这里还能不能守得住，大家都有疑问。 　　为此，曹仁征集了一支三百人组成的敢死队，由部将牛金率领，主动出城迎击敌人。牛金是南阳郡人，日后逐渐成长为曹魏的高级将领，因为忠于曹氏，后被司马懿所忌，用毒酒害死了。 　　牛金冲入敌阵后，虽然杀了不少敌人，但毕竟人数悬殊，一下子被吴兵围住，不能脱身。在城上观战的南方军区司令员（征南将军）曹仁看到，让人牵过战马，他要亲自率兵解围。 　　陈秘书长一看司令员要亲自上阵，那还得了？赶紧跟身边的人上来阻拦。曹仁不理，披甲上马，只率领数十名勇士纵马杀出城。 　　陈矫是徐州刺史部广陵郡东阳县人，曾经在曹操的司空府工作过。他虽然是个文人，但看到曹仁出了城，也不敢怠慢，骑了匹马跟了出来。 　　城外有一条小河，牛金等人在河对岸一百多步外的地方正与敌兵厮杀，陈秘书长仍然考虑首长的安全，他建议曹司令就在河这边为牛金他们助阵就行，千万不要再往前走了（矫等以为仁当住沟上，为金形势也）。 　　但曹司令好像没有听到，他跃马过了小河，杀入敌人阵中，经过一番搏杀，将牛金一行救了出来。 　　但是，他回过头看到还有几个人仍然被围在敌阵中没出来，曹司令二话不说再次杀回（余众未尽出，仁复直还突之）。最后，曹仁将他们全部救了出来，吴兵被敌方主将的这种气势所震撼，于是退兵。 　　陈矫他们看傻了，等见到曹仁，陈矫不由得惊叹道：“将军您真是天人啊（将军真天人也）！”史称曹仁“三军服其勇”。 　　曹操听说了这件事，加封曹仁为安平亭侯，此前曹仁已被封为都亭侯，虽然都是亭侯一级，但安平亭的食邑户数应该比都亭要多。还有一种说法，“都亭”只是个泛称，没有确切所指，所以有很多人都被封都亭侯，他们只有亭侯的名义，而不享受具体食邑，被封为安平亭侯后，曹仁就可以享有安平亭这个地方的食邑了。 　　但是，江陵一带总体形势仍是吴兵强大，曹军处于劣势。 　　周瑜派甘宁占领了江陵上游的夷陵（今湖北宜昌），这里是益州的地盘，刘璋手下的将领袭肃率部投降，周瑜想把袭肃的人马编入横野中郎将吕蒙所部。吕蒙建议说袭肃是个人才，主动投奔，不宜夺其兵权，建议被周瑜采纳。 　　夷陵被甘宁攻占后，曹仁受到来自上下流的夹击，为此他分兵夷城攻打甘宁。对于救不救夷陵，吴将分歧很大，大家认为现在兵力不足，如果分兵，曹仁必来攻，首尾难顾。吕蒙提出不同意见，他建议留下凌统防守，由周瑜亲率其他人解救夷陵，只要凌统能守住十天，就不会有问题。 　　周瑜接受吕蒙的建议，到夷陵大破曹军，曹军从夷陵退还。 　　这段时间，三十岁的年轻将领吕蒙脱颖而出，屡建功勋。孙权任命他为偏将军，守寻阳令，以副军长的身份兼任寻阳县（今湖北广济东）县长。 　　然而，曹军随后在江陵也取得了重大收获，在一次激战中，周瑜亲自督战，结果右臂被曹军射中一箭，伤势很严重。 　　据《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曹仁得知周瑜负伤，率军前来挑战，为了不影响士气，周瑜勉强挣扎着起来，到各营巡视。 　　但是对曹军来说，江陵周边的地方陆续被孙吴所吞噬，据《吴录》记载，参加争夺的还有刘备。面对强敌，江陵迟早会陷落。 　　曹仁在江陵前后坚持了一年多，吸引了周瑜率领的主力和一部分刘备的部队，为减轻其它战场的压力做出了贡献。到第二年下半年，曹、孙决战的主战场已转向东线的合肥，曹操决定把曹仁从江陵撤到襄阳。 　　曹仁撤走后，周瑜带伤指挥作战，迅速攻下江陵及其以东长江沿线的许多重要据点，长江从柴桑（今江西九江）到夷陵（今湖北宜昌）一线的军事要地基本上都被孙吴占领。 　　孙权任命周瑜为南郡太守，驻守江陵（今湖北荆州）；程普为江夏郡太守，驻守沙羡（今湖北武昌以西）；吕范为彭泽郡太守，驻守柴桑（今江西九江）。 　　在此期间，曹操甚至产生过拉拢周瑜归降的想法，据《江表传》记载，曹操曾派蒋干到江陵来见周瑜，作策反工作。 　　蒋干字子翼，是九江郡人，跟周瑜是老乡，可能过去也有过交往。蒋干这个人，《江表传》说他“有仪容，以才辩见称，独步江、淮之间，莫与为对”，跟周瑜有一比。 　　蒋干到了周瑜那里，周瑜已知他的来意，没等老朋友开口，先说道：“子翼辛苦呀，远涉江湖是来为曹氏当说客的吗？”蒋干说：“我跟足下是老乡，这么多年未见，很是想念，只来叙旧，并没有别的意图（吾与足下州里，中间别隔，遥闻芳烈，故来叙阔，并观雅规）。” 　　就这样，周瑜先把蒋干的嘴给堵上。之后，他们一块儿吃饭，饭后周瑜邀请蒋干参观军营，还让侍者拿出服饰珍玩向蒋干展示。周瑜对蒋干发表了一番他对人生的感悟，周瑜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对外有君臣之义，对内好比是骨肉兄弟，言听计从，祸福与共，这样的情谊，是什么都无法动摇的啊！” 　　周瑜说的，跟诸葛亮之前说刘备的话相似，应该都是心里话。 　　蒋干始终笑而不答，也没有说任何劝降的话。蒋干回去后向曹操报告了情况，说明周瑜雅量之高不是言辞所能策反得了的（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也）。 　　赤壁之战就这样落下了帷幕。 　　战前，曹操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荆州，实力倍增，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上的优势。面对惊慌出逃的刘备，以及实力明显不足的孙权，曹操完全有必胜的把握。 　　本来这一仗不难打，比官渡之战好打，比征河北好打，比北征乌桓也好打。 　　但是，在官渡赢了，在河北赢了，在乌桓人那里也赢了，唯独在这里输了。有人将战败的原因归之于曹操在战略上的失误，有人归之于曹操的轻敌，有人归之于疫病，有人归之于那场大火。 　　但是，历史只记录结果而不看中假设，赤壁之战成为一个转折点，一路势如破竹般攻城掠地的曹氏集团不得不暂时停顿扩张的脚步，以更大的耐心与对手纠缠，这个时间还要很长很长。 　　历史错过了这次有望统一的机会。赤壁之战将成为曹操心中永远的伤痛。 　　第三章 邺城岁月 　　〔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邺城反而日益繁荣，让人叹为观止的“铜雀三台”，文人们的华丽生活，现代而时尚的大都市，还时不时地掀起一股股“追星潮”，这就是邺城，那些流光溢彩的岁月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一、孙权攻合肥】 　　建安十三年（208年）底曹操还在江陵，孙权为了把曹操从江陵请回去，在东线战场亲自指挥了合肥战役。 　　合肥县属扬州刺史部的九江郡，旧城位于现在安徽省合肥市附近。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具体位置在今天合肥市以东，东汉末年，战乱不息，合肥县一度成为废墟。八年前，即建安五年（200年），曹操派刘馥任扬州刺史，刘馥扬州的新治所就放在合肥城，他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刘馥字元颖，沛国人，跟曹操算是老乡。他出身于刘氏宗亲，是个有本事的人，当初他单人匹马来到合肥空城，经过几年的治理，把这一带治理得经济发展、人口兴旺。他还重点加固了合肥城墙，在城墙上堆积了不少木石，没事时就组织大家编草苫，不停地编，积攒了成千上万个草苫，都堆到城墙上，还在城上储存了大量鱼油（鱼膏）。当时大家挺纳闷：刘刺史弄这些东西做什么？后来大家明白了，这些都是用来救命的。赤壁之战的这一年，刘馥去世了，这无疑是曹操的一大损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权率兵杀来了。 　　除孙权亲自率领的一路，孙权还派张昭带队进攻九江郡的当涂县。孙权的目的固然是给仍在江陵的曹操制造压力，但他也做好了另一手准备，那就是如果顺手的话就一举将合肥攻克，给赤壁之战再来个锦上添花。刘馥死后，曹操在合肥一带没有资历较高的人坐镇，臧霸率领的青州和徐州军兵团作为荆州战役的策应部队曾一度驻扎在扬州，但都远在长江边上的广陵郡一带，回防合肥一来需要时间，二来也意味着要放弃那些好不容易到手的地盘。 　　孙权大兵压境，一上来就很顺手，孙权的佯攻变成了真打，合肥眼看要失守。 　　曹操接到消息后，命令一个叫张喜的部将前往救援。张喜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此前驻扎在与扬州刺史部相邻的汝南郡，之所以现在把他派去，可能是他的防区离合肥最近，他带领的人马只有一两千人。 　　孙权在前线调集的人马号称十万，保守估计也应该有三四万人，一两千人长途驰援不知道还有没有效果？但是，孙权听说曹操的援军来了，居然就下令撤退了（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张喜稀里糊涂立了一件大功，但此后他仍然默默无闻，在正史上也就露了这一次脸，原因是曹操阵营里的能人实在太多了，想混成大腕级的人物真不太容易。 　　其实，不是张喜本事大，而是孙权这边打不下去了。 　　孙权率大军攻到合肥城下时，正好遇到下连阴雨，一口气下了好多天，这可苦了守城的兄弟们，因为那时的城墙都是夯土结构，最怕雨水泡（时天连雨，城欲崩）。正在此危难关头，刘馥留下的成千上万的草苫发挥了作用，守城军兵把它们盖到城上，保护城墙。 　　大家这时才明白刘刺史有先见之明。不仅如此，储备的大量鱼油和木石也派上了用场，一到晚上城上就燃起鱼油火把，把城上城下照得一清二楚，让下面的人无法乘夜偷袭。木石肯定是给攻城的敌人准备的，招呼爬墙的敌人，没有什么比大木头和石块更过瘾的了。 　　因为刘馥有先见之明，生前做了大量精心准备，合肥城得以不失。孙权围住合肥前后多达一百多天也没有什么进展。 　　另外，合肥城能够保住，还与一个人的贡献息息相关，这个人是蒋济。蒋济字子通，当过郡吏，此时是扬州刺史的主要助手（别驾），类似于副州长和州秘书长之间的角色。刘馥死后，曹操任命原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温恢为新刺史。温刺史到任时，孙权围城正急，援军虽然已在路上，但人数很少，不足以救急。 　　为了稳定城里的局势，蒋济悄悄建议温刺史，对外诈说接到了张喜的书信，说有四万人马正往这里赶来，目前已经到了雩娄。蒋济还假装派人迎接援军，回来时分成三个小分队，一队进城，告谕城内军民，让大家增添信心；另外两个小分队故意让敌人捉去，并有意让孙权“缴获”伪造的张喜的书信。 　　孙权正因久攻合肥不下而郁闷，张昭那边进攻也受挫，没有攻下当涂，弄得进退维谷。张昭独立带兵似乎只有这一次，看来学者从戎要格外小心，不是读过兵书的就都是诸葛亮。 　　据《三国志张传》记载，孙权急了，想亲自冲锋陷阵（权率轻骑欲身往突敌），孙权的秘书长（长史）张赶紧死死相劝，孙权才打消念头。 　　现在，孙权看到俘获的书信，上面有四万人马正往这里驰援的消息，管它是真是假，反正有情报显示曹操本人已动身离开了江陵，此次战役的基本目标也实现了，现在刚好是个台阶，撤吧。 　　孙权下令烧掉攻城的器具和营寨，从合肥城撤退。 　　立下大功的蒋济此时还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以后他成为曹魏的重臣，身仕魏文帝、魏明帝以及齐王曹芳等几代，官至太尉。魏正史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杀了曹爽，控制了朝政。蒋济作为忠心于曹魏的老臣，处境十分尴尬，他于那一年去世。 　　孙权的情报没错，曹操确实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底到十四年（209年）初之间从江陵撤退，与半年前南下时顺风顺水、一路所向披靡相比，曹操的返程显得很压抑。他甚至没有在襄阳作停留，直接由南阳郡境撤到了许县。 　　曹操也没有在许县停留，此时合肥城外仍处于胶着状态，曹操决定亲自去解围，会一会孙权。建安十四年（209年）三月，曹操率主力向扬州刺史部转进，这时接到合肥前线的战报，孙权已经撤军了。 　　既然战事不那么着急，曹操决定在老家谯县一带对部队进行了休整。 　　官渡之战结束时，曹操也曾重返故乡，在此练兵。然而，今非昔比，那一次是打了大胜仗，这一次打了大败仗。 　　不过，这对曹操没有太大的影响，有人喜欢衣锦还乡，而在遭遇失败和挫折时不敢面对故乡和亲友。曹操不那么看，十多年的戎马生涯，早已让他把胜败看得很淡，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起。 　　曹操很认真地在谯县一带练起了兵。 　　谯县位于涡河边上，这条河通船运，而且可以直通淮河。曹操这次练兵，重点操练了水军，他在此设立了临时造船基地，加紧打造战船。当然涡河比不得淮河，更比不得长江，曹操这时候造出来的，也只能是排水量较轻的战船（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 　　曹操认为，水军是自己的一个弱项，是赤壁之战导致全败的主因，要战胜孙权，重新夺回荆州，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水军。 　　这一年秋天，曹操在谯县练兵也有三四个月了，从四面征调以及新打造的各式战船也有了相当数量，曹操决定率领包括水军在内的主力前往合肥前线，让水军在实战环境下接受考验。 　　他们走的路线是：由涡水进入淮水，再由淮水进入淝水，直达合肥城外。曹操发布军令：“近来大军多次出征，遇到疾病蔓延，让许多官兵死在了外面，造成夫妻不能团聚，百姓流离失所，有仁爱之心的人难道愿意这样吗（而仁者岂乐之哉）？这实在是不得已呀。现在命令，死者家里凡是没有产业来养活自己的，政府不得停发其口粮（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地方行政长官要经常抚恤慰问，以了我的心愿（以称吾意）。” 　　曹操亲自坐镇合肥，在这里调整充实了扬州刺史部以及各郡县的官吏（置扬州郡县长吏），并大兴水利工程，推行屯田建设。 　　曹操在此前后逗留了好几个月，亲自主持重修了芍陂等水利工程。芍陂又叫安丰塘、期思陂，最早由春秋时期楚国著名宰相孙叔敖主持修筑，是一个人工水库，被誉为“世界塘中之冠”，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 　　芍陂的位置在今天安徽省寿县南，处于淮河众多支流的包围之中，周围又是广阔的良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史记》说它“周百二十里”，水域面积比今天大得多。 　　曹操重修芍陂，发挥它的灌溉、航运作用，配合周边地区的屯田，使这里成为重要的粮食基地，这对进一步巩固合肥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扬州刺史温恢、州政府别驾蒋济、绥集都尉仓慈等人的领导下，曹操在扬州的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合肥作为战略要地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今后这里将成为曹魏和孙吴争夺的焦点，双方多次在此展开攻防战。这一年底，曹操重返谯县。 　　可是，他一走这里又出事了。 　　【二、皖西民变】 　　赤壁之战后，曹操与孙权、刘备之间的对抗暂成均势，曹仁从江陵撤退，孙权则被击退于合肥。中线的襄阳、东线的合肥成为曹军的前沿基地，形成了两大战场，这种对峙格局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曹操对合肥很重视，除了任命温恢、蒋济、仓慈等人管理经济、政务、屯田事务外，还从其他战场上抽调了乐进、张辽、李典等率部移防过来，巩固东线战场。 　　但是，各部还没有完成布防，内部却出现了叛乱。 　　叛乱发生在属于“曹统区”的九江郡六县（今安徽六安）和潜县（今安徽霍山）。这里是现在的西地区，位于大别山区的北部，自古以来这里民风强悍，加上地处山区，适合打游击，在古代经常是强人出没的地方。早在官渡之战前后，这一带就有许多变民，规模比较大的有陈乾、梅成、雷绪几股。当时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无力东顾，便派刘馥担任扬州刺史维持局面。刘馥很有本事，他虽然是光杆司令一个，但很快打开了局面，使“曹统区”的面积一点点扩大，又重修了合肥城，给曹操现在与孙权对抗创造了条件。 　　刘馥开拓扬州有一项重要措施是招安变民，梅乾、陈兰、雷绪都先后被刘馥招安了，从建安五年（200年）前后一直到建安十四年（209年），这些人倒也挺老实，一直没有闹出过什么事。这其中刘馥个人的威信作用不可低估。 　　可是，建安十三年（208年）刘馥去世，紧接着曹军与孙权打了好几个月的仗，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一定负担，曹操虽然紧接着推行了一系列恢复生产、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但民心不稳已成现实。 　　但是，这似乎也不能成为大规模叛乱的原因。 　　在《三国志蒋济传》里好像能找到答案。据蒋济传记载，对于如何经营淮南，曹操开始并没有太大信心，他甚至想把淮南民众迁到北方去，以避开战乱。曹操征求蒋济的意见，蒋济表示反对。 　　曹操说：“当年我与袁绍在官渡相持，整体迁移过燕县、白马县的民众，似乎并非不可行。” 　　蒋济回答：“那个时候我弱敌强，不迁走必然被敌人占去。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势力足够强大，民众不会有其它想法。同时，老百姓都有怀土情结，不愿意迁徙，如果硬力推行，大家必然心中不安。” 　　曹操仍然没有采纳蒋济的建议，而是下令在江淮之间进行大规模人口迁移。此令一下，果然引起民众的恐慌，据《三国志》记载，有十多万人跑到孙吴控制区，曹操赶紧下令停止了移民活动。对这件事，曹操下次再见到蒋济的到时候还曾当面自我检讨过。 　　《三国志》等书虽然没有交代陈兰等人再次叛乱的原因，但是从时间上来看，这两件事刚好发生在同时。 　　叛乱影响到刚有点规模的合肥基地的安全，看到这种情况，已经身在谯县（今安徽亳州）的曹操立即调兵遣将，镇压叛乱。 　　史书记载这时大的叛乱仍然是陈兰等三股，但梅乾写成了梅兰，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还是两个不同的人，不得而知。他们活动的主要地区是九江郡的六县、潜县，具体人数不详，但从接下来曹操的军事部署里可以看到，这次叛乱的规模相当大。 　　曹操下令成立临时“剿匪司令部”，由夏侯渊代理总指挥（行领军），下辖于禁、臧霸、张辽、乐进等部，归张辽指挥的，还有张、牛盖等部，曹军的精税和顶尖将领一多半参加了此次行动。 　　如此兴师动众，一来说明陈兰等人来势很猛，力量小了不解决问题；二来说明曹操对合肥基地的重视，赤壁之战后曹操不能再输了，即使是民变，他也不敢大意。 　　夏侯渊没有直接参与赤壁之战，他的任务是负责后勤保障。在两年前，即建安十二年（207年），济南国、乐安国发生了黄巾余部徐和、司马俱等人的叛乱，刘氏宗族里的济南王刘甚至被杀。身为典军校尉的夏侯渊负责镇压民变，斩杀了徐和，收复诸县，积累了丰富的平乱经验，所以这一次把他调了过来。 　　夏侯渊除担任总指挥外，还直接负责对付雷绪这一股。梅成这一股，由于禁和臧霸对付，张辽率领张和牛盖所部对付陈兰。 　　曹操后院起火，刚从合肥退兵的孙权也没闲着，他跟陈兰暗中建立联系，派韩当率部支援陈兰。臧霸接到命令，率所部开到皖县一带阻挡韩当，使吴兵不得通过。双方先后战于逢龙、夹石，曹军均获胜。臧霸接到情报，说孙权派了数万人乘船由进入舒县支援陈兰，于是移师舒县堵截，孙权的军队闻风撤退。 　　臧霸不干，下令连夜追击，一夜狂追了一百多里，于天亮时分终于将敌人追上，双方展开一场激战，曹军大胜。 　　陈兰没等来外援，在张辽、张等人的进攻下渐渐招架不住。正在这时，他却意外地等来了其它援兵。其实这也算不上援兵，而是梅成那一股。梅成开始向于禁投降，于禁没有察觉有异，就接受了。谁知不久，梅成重新与陈兰勾结，他们联兵一处逃入潜山。 　　潜山山脉里有一个天柱山，山高道狭，陈兰凭险据守。张辽想发起进攻，手下将校劝道：“兵少道险，难以深入。”张辽说：“现在正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啊（此所谓一与一，勇者得前耳）！”张辽下令强攻，一举斩杀了陈兰和梅成。 　　此次皖西作战张辽立功最大，事后曹操论功行赏，张辽增食邑二百户，加上此前的一千户，达到一千二百户，并且获得了“持节”的殊荣。曹操在颁奖令中说：“登天山，履峻险，斩杀陈兰、梅成，这都是荡寇将军立下的功劳啊。” 　　这两股民变被彻底镇压后，夏侯渊对付雷绪也进展顺利，雷绪被击破。此战接近尾声时，并州一带又发生了民变，首领商曜等人攻占了太原城。曹操下令改任夏侯渊为“西部剿匪总指挥”（征西护军），到并州平乱。从济南国到皖西再到并州，夏侯渊成了“剿匪专业户”。 　　乐进也增加了五百户食邑，达到一千二百户，于禁增加了二百户，达到一千二百户。 　　民变平息后，曹操下令乐进、张辽留在合肥，加上接到命令刚刚到达的李典所部，由他们三人共同守卫合肥，其它各部人马撤离。 　　在这次民变中，有人举报说蒋济与叛军勾结，参与叛乱活动。有关部门报告到曹操那里，曹操压根不信，他当着于禁等人的面说：“蒋济怎么会干这种事（济宁有此事）？如果真有此事，说明我不会识人。这肯定是假的。”后来经过查实，确实是诬告。 　　曹操看来对二十多岁的蒋济特别欣赏，后来干脆改任他为丞相府人事处副处长（丞相西曹属）、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 　　【三、求才令】 　　曹操于建安十四年（209年）十二月到谯县，因为皖西战事未定，他一直留在了那里，到第二年的三月才回到邺县。 　　这段时间，随同大军出征的曹丕逗留在谯县。二十三年前，曹丕就出生于这里，但他很小便离开了故乡，对谯县的印象已经比较模糊了。 　　曹丕有一篇题为《感物赋》的文章，记录了这次重回谯县的经历。在这篇文章的序言中曹丕写道：“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天下各地城池损毁严重（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谯县城内只有原交通部从部长（从太仆）的宅子还完好。南征荆州，回来时到达乡里就住在这里。我在庭院中种了几棵甘蔗（乃种诸蔗于中庭），经过夏秋两季，甘蔗开始茂盛，之后衰败，从中我悟出了兴废的无常，慨然而叹，于是写了这篇赋。” 　　经过连年战乱，故乡谯县也是满目疮痍，城池荒废了。曹丕住在从太仆的旧宅中，从是姓，太仆是官职相当于交通部长。从姓很少见，在《三国志何夔传》里记录了一个叫从钱的人，有人怀疑他就是曹丕所说的从部长。 　　看来曹丕心情还不错，除了感叹人生无常之外，还有闲情逸致在庭院里种几株甘蔗。 　　在“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所写的一首诗里，有曹丕等人宴饮的描述。这首诗写道：“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郡，与君共翱翔。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炎光。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金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四牡向路驰，欢悦诚未央。” 　　诗中的“丰沛都”即谯县，诗中描写的季节是冬天，与此次驻军谯县时间吻合。虽然是寒冬季节，但一点都不影响大家轻歌曼舞，以至于长夜忘归。 　　刘桢字公干，大曹丕一岁，此时二十四岁。曹丕、曹植都跟他关系很好，他不仅是“建安七子”之一，在七子中成就也属于比较高的，后世把他与曹丕并列称为“曹刘”。他的母亲出身于名门，从小对他教育严格，以至于刘桢小的时候就被称为神童。后来刘桢被曹操征辟，此时在丞相府担任副处长（丞相掾属）。 　　大约在此前后，还发生了田畴屡次让封事件。 　　在北征乌桓之战中田畴立下大功，由于他率部投奔曹操，并给曹军指路，曹军才取得北征乌桓的胜利。当时曹操就曾上表为田畴请封，拟封他为亭侯，食邑五百户。 　　但是田畴拒绝受封，他认为当初只是为了避难，所以率众逃入山中隐居，立志不问仕禄（志义不立），如果因此而得利，将不是他的本意，所以反复推让。曹操也理解田畴的志向，不再勉强。 　　后来，田畴把自己的家属以及宗族三百多人都迁到邺县居住，曹操赐给田畴车马谷帛，田畴都分给宗族、朋友。 　　赤壁之战后，曹操又想起了田畴，有点后悔前面答应田畴让封的事（太祖追念畴功殊美，恨前听畴之让），曹操说：“这虽然成就了一个人的志向，但是于国法而言是不合适的（此为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于是旧事重提，再次要给田畴封爵。 　　《先贤行状》记载了曹操为此发布的命令：“（今河北景县）县令田畴，至节高尚，家乡遭遇变乱，隐身于深山，研习处世之道，百姓从之，最终发展成一个都邑。袁绍强盛时，请他出来被他拒绝，他慷慨守志，以待明主。等到我奉诏征定河北，田畴欣然受命，陈述攻破胡虏的计策，率令所部山民开山引路，提供后勤保障，出其不意斩杀蹋顿于白狼山，直捣柳城，田畴立下了大功。大军回师，根据他的功绩，表封他为亭侯，食邑五百户，但田畴恳切推辞，前后多次。如今三年过去了，每次赏赐他都推辞，此事固然成就了一个人的高洁，但却与国家法度不符。应该按照前面所封，不要再推辞下去了（宜从表封，无久留吾过）。” 　　命令下达，田畴继续上疏陈述心志，表示拒绝，甚至以死自誓。曹操不听，甚至想强迫田畴来接受封赏（欲引拜之），但是尝试了四次，都没有成功（至于数四，终不受）。 　　如此一来事情就变了质，面对荣誉推辞是一种美德，但到了这种情形仍要拒绝，似乎就变成了一种固执。有关部门认为田畴的做法很有问题，属于以自己的小名节来对抗公理（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建议免除田畴的一切职务，追究其刑事责任（宜免官加刑）。 　　曹操对这件事很重视，如何处理迟迟不能决定，于是交给曹丕，让他与大臣们讨论。曹丕认为田畴的举动跟当初子文辞禄、申胥逃赏相同，应该予以鼓励而不是强夺他的志愿。曹丕的观点得到了尚书令荀、司隶校尉钟繇的支持。 　　子文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大臣，他曾担任令尹，为了减轻民众负担坚持不接受俸禄；申胥即申包胥，他也是楚国的大臣，曾经立下大功，楚王要奖赏他，他干脆逃跑了之。 　　事已至此，也就拉倒了。可一向开通的曹操偏偏在这件事上也固执起来，他仍然要给田畴封侯（太祖犹欲侯之）。 　　曹操心里其实已经有些不快了，这不仅是面子问题，而是担心田畴的举动将在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实在难以预料。 　　田畴一向跟夏侯关系不错，曹操让夏侯去做田畴的工作（太祖语曰：“且往以情喻之，自从君所言，无告吾意也。”）。夏侯不仅去了，而且找个借口索性住在田畴家里，想跟他来个长谈，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田畴知道夏侯的来意，任凭你怎么说，就是一言不发。 　　夏侯没招，临走时拍着田畴的背说：“老兄，主公情谊殷切，能不能给点面子呀（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顾乎）！”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田畴仍然不松口：“为何说得这么过分呢！我田畴只是个负义逃窜的人罢了，幸蒙主公恩典才得以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难道是通过出卖卢龙塞来交换赏禄吗？即使国家照顾我，我也于心中有愧（纵国私畴，畴独不愧於心乎）。将军你是一向了解我的（将军雅知畴者），居然也这样说。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求自刎于将军面前吧！”田畴一边说，一边涕泣横流。 　　夏侯看确实毫无余地，具实报告了曹操。曹操慨叹无语，此事只好作罢。不久之后，曹操以献帝的名义征调田畴任议郎，五年后田畴去世，死时四十六岁。 　　田畴或许确实是个不慕功名利禄的人，所以一再让封。田畴举动的背后，没有对曹操或者朝廷的不满，相反田畴一再恳切表示，自己对现状已经很满足，对曹操充满了感激之情。 　　对于田畴的忠诚曹操未必会多想，但是这件事让他有了另外的想法。他想到的是，田畴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名士，如果有才能的人都效仿他，干脆连出来做事也不屑一顾，那问题可就大了。 　　曹操一向认为，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尤其是当前诸雄对峙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人才流动的方向就是霸业的走向。 　　为了消除田畴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春天专门发布了一道《求才令》： 　　“自古以来受命于天或者中兴之君，何尝不想得到贤才君子来一块儿治理天下呢？那时他们得到这些贤才都不用走出闾巷，这难道是有幸相遇吗（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这是上面的人不去主动征求他们呀。如今天下尚未平定，正是求贤若渴之时（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作赵氏和魏氏的家臣适合，但当不了滕国、薛国的大夫。’如果一定是高洁之士才能用，那么齐桓公如何能成霸业呢？现在天下真的没有穿着粗布衣服、怀有大才在渭水之滨垂钓的人吗（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或者没有像陈平那样私通嫂子、接受贿赂而无人推荐的人？你们要替我发现那些出身卑微的贤才，只要有才能就加以引荐，以便给予任用（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条命令很重要，提出了“唯才是举”的著名观点，是曹操人才观的集中体现。为了阐述什么是“唯才是举”，他举了四个古人做例子，他们分别是孟公绰、管仲、吕尚和陈平。 　　孟公绰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令文中关于孟公绰的那两句话是孔子说的，原文是“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语出《论语·宪问篇》。孔子的意思是说，以孟公绰的才能，当个家臣可以，当大夫则能力就不够了。 　　曹操引这两句是反着说的，意思是人各有所长，不要求全。 　　如果只有高洁之士才能重用，那么齐桓公成就不了霸业，这是因为促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关键人物是管仲。管仲这个人很有能力，是个改革家，但他也有缺点，早年他与朋友合伙经商时经常欺骗对方，不诚实，这些事被记录在《史记》中。 　　吕尚就是姜子牙的原型，以平民之身垂钓于渭水，终于被周文王发现，受到重用，辅佐周文王一举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 　　陈平是刘邦手下的能人，是西汉的开国功臣，担任汉朝的丞相。但是在《史记》和《汉书》等史料中，记载着陈平接受贿赂、与嫂子私通等劣迹。 　　曹操用他们的故事想说的是，人不能求全，不能求其出身，也不能苛求道德品质的完美，只要他有才能，就可以加以任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不凡的功业。 　　曹操要求有关部门发现孟公绰、管仲、吕尚和陈平这样的人才时，一定要及时举荐，不要让人才埋没和流失了。 　　曹操的人才观在那个时代是与时俱进的，是进步的。汉代以来，品评人才时最看重的是名节，即孝与廉、忠与义等，强调的都是思想品质，以至于选拔人才还专门有“孝廉”这样的科目，靠着一般人做不出来的孝行或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廉洁，很多人不仅获得了声誉，而且走上了仕途。 　　先不说这样的选拔是否科学，是否给那些沽名钓誉、善于做秀的人提供了机会，就是真正孝与廉的人，未必都是人才，仅思想品质好却没有工作能力、干不出业绩，古往今来都是白搭。 　　尤其在诸雄争霸中，庸才不仅干不成事，还会误事，这时最需要的是确实有能力的人，才能应该成为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至于其它方面，能兼有更好，如果不能兼有，则不必求全。 　　这条命令的发布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曹操又发布了两次类似的求才令，使曹魏在人才争夺战中进一步占据了优势地位。 　　【四、“自明本志好文章”】 　　但是，田畴让封事件还是让曹操有所不安。他想到，会不会有一部分人对自己有看法，不明着说，而用不合作、不入仕、不受封来表达？ 　　曹操心里有点没底，这件事又发生在赤壁失败之后，时机相当微妙。建安十五年（209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曹操一直在邺县度过。虽然不打仗了，但他心里一点都不轻松。 　　他心里在打仗，但不太清楚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敌人。 　　曹操相当苦恼。《求才令》颁布后，这种苦恼的心境仍然没有得到排解，这倒不完全是由田畴事件引起的，而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曹操内心里都存在着一些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在此时集中爆发了。 　　事情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人，如何处理与这个人的关系，如何摆正自己与这个人的位置，下一步如何继续相处，这些都像缠绕不清的枯藤一样，纠结在曹操的内心深处。 　　有谁会让曹操如此上心和伤神？这个人今年二十八岁，自身没有任何实力，顶多算一介文士吧，但足以让曹操感到头痛和不安，因为他是当今天子、献帝刘协。 　　曹操把刘协迎接到许县已有十年了，当时刘协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如今眼看也快三十岁了。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刘协才是这个帝国发号施令的人，曹操是帝国的丞相，刘协是他的顶头上司。 　　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先不说刘协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曹操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即使刘协敢干、曹操愿意，曹操手下众多文臣武将也不会答应。跟着领导奔事业，领导的事业也就是大家的事业，同在一条船上就是命运共同体。韩馥的悲剧告诉人们：无论领导还是部属，保守和退却都是自杀行为。 　　但是，如果长期不能还政于天子，总会有人多想，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有这样想法的人数正在一天天增多，有的出于忠君的习惯认识，有的出于对曹操的不了解而产生的不理解，有的则别有用心。 　　自从南征张绣前曹操到许县最后一次拜见天子，五六年过去了，曹操再也没有见过天子的面，他以天子名义发布命令的事，都交给荀办了。而最近以来，曹操交给荀办的具体事项也越来越少了，更多的事情都由御史中丞郗虑出面办理，御史中丞被称为“副丞相”，既是曹操的助手，又是朝官的领袖之一，名义上更是荀的上级，由他出面办理朝廷事务，也没什么不妥。 　　曹操把丞相府放在邺县，并安排梁习、董昭等人调集北方各州郡的人力、物料对邺县进行大规模改建，摆出了一副长期扎根在此的架式。但是，大家仍然会认为，丞相应该跟天子在一块儿，曹操如果另起炉灶明显缺乏先例，即使情况特殊，也必须给出一个说法来。 　　建安十五年（209年）冬天，献帝下诏增加曹操的食邑。曹操目前的封爵是武平侯，武平是豫州刺史部陈国所属的一个县，这个县侯是十五年前献帝刚到许县时下诏封赏的，当时曹操的食邑是一万户。 　　十五年来，在曹操的主持下不少人先后封侯，有的一再增加食邑，而曹操的武平侯却一直没有变过。在目前的爵位分封制度里，刘姓以外的人到了县侯一级也就没有了，如果再增加的话，就只能增加食邑数了，按说以曹操的资历和实力，增加食邑是正常的。 　　不知是出于荀的想法还是郗虑等人的主意，或者是献帝本人的意思，献帝下诏在曹操原有武平县一万户食邑的基础上，再增加阳夏县、柘县和苦县三个县各一万户作为曹操的食邑，使曹操总食邑数达到四万户。这三个县都属于豫州刺史部的陈国，与武平县相邻，地理位置大体在如今的豫东地区，介于太康、柘城、鹿邑等几个县之间，其中苦县是老子李耳的故乡，与曹操的老家谯县相距仅几十里。 　　所谓食邑，就是享受封地内一定规模户数的赋税，这是一项可以世袭的政治和经济特权。食邑一万户即“万户侯”，几乎是人臣享有此项特权的极致，四万户的食邑规模在本朝历史上属于空前的。 　　面对这项荣誉，曹操却不打算接受。十五年来他从未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曹操非常看中实际，对于这种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反倒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进行攻击的事，他当然不会做。 　　他让手下的秘书们拟了一份上表进行推辞。这一点都不难，田畴为这些事刚刚上过好几道表，有陈琳等大笔杆子在，这份例行公事的上表一定会一挥而就。但是曹操看了并不满意，他不想总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他想换个写法。 　　曹操本人就是优秀的文学家，他的文章和诗歌水平都很高，在曹操本人亲自主持下，或者干脆就是由他亲自动的笔，写下了这篇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 　　“我开始被举为孝廉，那时候还年轻，自认为不是隐居深山获得名望的人（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只是担心被天下人当成无能之辈，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郡太守，建立政绩，获得声誉，让天下知名人士都知道我（使世士明知之）。所以我在济南除残去秽，整顿官场。不过，也因此得罪了宦官，又被当地强豪所恨，我害怕给家族招来祸患，于是称病辞官。 　　“辞官之后我年纪还不大，环顾一同被举为孝廉的人中，有人已经年满五十了，还不觉得自己老，我自己心里暗想，再过上二十年，等天下清平了，我才跟他们年龄相仿（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所以我回到故乡，在谯县以东五十里的地方筑精舍，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在低洼之地，用泥土封住四面的墙以自闭（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断绝与外界的来往。但是，这也不能如愿。 　　“后来我应征为都尉，又升为典军校尉，想在讨伐黄巾军的过程中为国家立功，最大的理想是封侯、被拜为征西将军，死后墓碑上刻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也就是这样的志向了。不想却遇到了董卓之乱，各地都大举义兵，当时我本可以召募到更多的人马，不过我常常提醒自己，不愿意多招（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兵多了必然骄纵，与强敌相争容易招来灾难（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所以，汴水之战我有数千人，后来到扬州募兵，也不过三千人，这是因为我本身的志向有限呀（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来当了兖州牧，破降黄巾三十多万。袁术在九江郡僭号，他手下人都纷纷称臣，城门改名为建号门，袁术穿的衣服都按天子形制制作，两个老婆争当皇后（两妇预争为皇后）。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有人劝袁术即帝位，并公告天下。袁术回答：‘曹公还在，我不敢这样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来我讨伐他，俘虏了他四个部将和不少人马，让袁术走投无路，最后病死（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后来袁绍盘据河北，兵势强盛，我考虑自己敌不过他，但为国家考虑，决心以义灭身，留取后世的英名。所幸打败了袁绍，诛杀了他的二个儿子。还有刘表，自认为是宗室，包藏奸心，摇摆不定（乍前乍却），占据荆州坐视天下，我又消灭了他，天下于是基本平定。作为宰相，人臣所能达到的对我来说已经到顶了，已经超过了我之前所有的理想（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今天我说这些，好像很自大，实是想消除人们的非议，所以才无所隐讳。假使国家没有我，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霸呢（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可能有的人看到我势力强大，又生性不相信天命事，恐怕会私下议论，说我有夺取帝位的野心，这种胡乱猜测，常使我心中不得安宁。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名声被传颂至今，是因为他们的兵势强大，仍能够尊重周朝天子啊。 　　“《论语》说‘周文王虽已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能尊奉殷王朝，他的道德可说是最崇高的了’，这是因为他作为强大的诸侯仍能侍奉弱小的天子啊。从前燕国的乐毅投奔赵国，赵王想与他图谋攻打燕国。乐毅跪在地上哭泣，回答说：‘我侍奉燕昭王，就像侍奉大王您，我如果获罪，被放逐到别国，哪怕死了，也不忍心谋害赵国的普通百姓，何况是燕国的后代呢。’秦二世胡亥要杀蒙恬的时候，蒙恬说：‘从我的祖父、父亲到我，长期受到秦国的信任，已经三代了。现在我领兵三十多万，按势力足以背叛朝廷，但是我自知就是死也要恪守君臣之义，不敢辱没先辈的教诲，忘记先王的恩德。’我每次阅读有关这两个人的书，都会被感动得悲伤流泪。从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一直担任皇帝的亲信和重臣，可以说是被信任的，到了曹丕兄弟，已经超过三代了。 　　“我不仅对诸位来诉说这些，还常常将这些告诉妻妾，让她们都深知我的心意（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我告诉她们说：‘待到我死去之后，你们都应当改嫁，传述我的心愿，使人们都知道。’我这些话都是出自肺腑的至要之言。我所以这样勤勤恳恳地叙说这些心腹话，是看到周公恐怕别人不相信，有《金》之书可以表明他的心迹。但要我就此放弃所统率的军队，把军权交还朝廷，回到武平侯的封地去，这实在是不行的啊。 　　“为什么呢？实在是怕放弃了兵权会遭到别人的谋害（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考虑到一旦自己垮台，国家将有颠覆的危险。因此不能贪图虚名而使自己遭受实际的祸害，这是不能干的啊。先前，朝廷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推辞不让他们接受，现在我改变主意打算接受它。这不是想再以此为荣，而是想以他们作为外援，从确保朝廷和自己安全的角度着想（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每当我读到介子推逃避晋文公的封爵、申包胥逃避楚昭王的赏赐，每次都放下书本感叹，以此用来反省自己。我仰仗着国家的威望，代表天子出征，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想要办到的事，做起来无不如意，心里有所考虑的事，实行时无不成功。就这样扫平了天下，没有辜负君主的使命。这可说是上天在扶助汉家皇室，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啊（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 　　“然而我的封地占有四个县，享受三万户的赋税，我有什么功德配得上它呢？现在天下还未安定，我不能让位。至于封地，可以辞退一些。现在我把阳夏、柘、苦三县的二万户赋税交还给朝廷，只享受武平县的一万户，姑且以此来平息诽谤和议论，稍稍减少别人对我的指责吧！” 　　这篇文章很长，之所以全文引录，实在因为它太重要了，也写得太好了。曹操从回顾自己的奋斗历史写起，边叙边议，有点像口述自传，把参加工作、当太守、参军、起兵反董卓、消灭袁绍等群雄这些事一一道来，像一份自传，他回顾历史不虚饰，也不回避内心每一个真实想法，所以读来真诚可信。 　　这篇文章虽是由让封引起的，但曹操最想表达的是自己对权力的看法，他说自己并不是贪慕权贵，而是情不由己。 　　曹操发布这篇命令，借让封三县之名表明自己的志向，回击那些谤议。单从文章本身来说，也是相当的精彩，体现出曹操的一贯文风。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登临许昌城外的汉魏故城遗址，在毓秀台上与罗章龙联句：“横槊赋诗意飞扬，自明本志好文章。萧条异代西田墓，铜雀荒沦落夕阳。” 　　鲁迅曾这样评价曹操：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下来得很少，他胆子很大，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便写出来。 　　【五、繁华大都会】 　　在曹操发布《求贤令》和《让县自明本志令》前后，即建安十五年（210年）冬天，位于邺县城内的铜雀台竣工了。 　　这是一座史无前例的巨大建筑，仅台基就高达十丈，台上又建了五层高的楼，最高一层距地面居然多达二十七丈。汉代一尺约合二十三点五厘米，折算下来有六十三米高，相当于现在二十层的大楼。 　　如今在一般城市里二十来层的大楼早已不算什么了，但在一千八百年前，两三层高的建筑都很少，二十层绝对是让人震撼和恐怖的高度。在楼顶上，还有一只铜雀，有一丈五高，展翅若飞，神态逼真，这也就是铜雀台得名的来源。 　　铜雀台不仅高，而且体量硕大，因为它既不是一个细高的大烟筒，也不是一个岗楼，而是人工堆起的一座小山，上面能建一百多间殿宇，台上建筑物即使按五层高度来算，每层也要建有二十多间，怎么说也得有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吧？ 　　铜雀台建在邺县的西南角，台基本身成为城墙的一部分。铜雀台竣工后，邺县的百姓们吃惊地发现，在他们头顶上高悬起一座巍然的庞大建筑，上面建有宫殿，隐隐绰绰有人在上面走动，一到晚上灯火闪闪，遇到台上举行饮宴活动或者歌舞演出，悠扬的乐声就会飘渺而至，眼中的一切恍若天宫。 　　如果站在台上往下看，那视觉效果就更有冲击力，全城尽收眼底自不必说，西边的太行山、脚下的漳河水，以及附近数十里内的村庄、道路全部尽收眼底。 　　这的确是一个天才的创意，是建筑史上的大手笔，公孙瓒的易京和董卓的d坞都堪称史无前例的巨制，但在铜雀台面前，无疑都相形见绌了。这座高台是铜雀园的组成部分之一，以后在它前后还各建了一座姊妹台，称为金虎台（后来为避讳后赵皇帝石虎的名字改称金凤台）和冰井台，它们合称“铜雀三台”。 　　铜雀园相当于曹操的后花园，它向东连着新修建完工的大批官署和府宅，是曹操及其重要文臣武将们在邺县城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现在，来说说邺城吧，这是曹操当前及今后事业发展的基地。 　　冀州刺史部魏郡的治所邺县，历史上习惯于称之为邺城，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遍的县城，曾经先后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六个王朝在这里建都，也算是“六朝古都”了，而这一切，都是肇始于曹操大规模修建邺城开始。 　　邺城的具体位置在如今河北省临漳县的三台村，村子在县城西南方向，距县城约三十多里。前两年我专程去过一趟，由北京出发坐火车先到邯郸，这还算便捷，由北京南行的列车都路过那里，还有不少动车组，行程约四五个小时。 　　临漳是邯郸所辖的一个县，在邯郸的南边。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邯郸，知道邺城遗址的人并不多，也没有专门开发出旅游线路来，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如何走。 　　这也难怪，邯郸城到处是历史遗迹，什么围魏救赵、邯郸学步，还有黄粱美梦等，数都数不过来。邺城放在邯郸显然被冷落了。最搞笑的是，我住在某大酒店，在酒店餐厅吃早饭时问服务员可知道铜雀台乎？服务员立即回答：“当然知道了。” 　　我大喜，问她去那里怎么走。服务员的回答你绝对想不到，而且她不是在搞笑，而是绝对地认真。 　　她说：“在我们酒店的三楼。” 　　要不是我的牙咬得紧，刚喝到嘴里的粥肯定会全喷出来。 　　后来才知道，她说的那个铜雀台是酒店里一个包间的名字。至于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她却说不大清楚，反正跟历史有关吧，至于哪朝的历史，来龙去脉，都说不上来。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曾经去过那里的出租车司机，不过他也是七八年前拉几个客人去的，大致方位记得，具体路线只能边走边摸索了。 　　一路上七问八问，走街入村，费了好大劲才摸到一个镇子上，其间还路过一个村子，村口立一牌坊，上面赫然写着“鬼谷子故乡”。大名鼎鼎的鬼谷子是邺城附近的人吗？没有听说过，但此行用时已大大超过预期，司机颇有怨言，加上此行的目的是看邺城，也就没有下车去看鬼谷子了。 　　最后，总算看到了传说中的“三台”，这个像镇子一样的村庄也就是三台村了。登台凭吊，抚今追昔，看到的却是周边霭霭的村庄，四面纵横的道路，不远处已经干涸的漳河。站在台上，甚至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边不远处京珠高速公路上奔驰的车辆。 　　沧海桑田，历史云烟，这一刻，你不能不叹一口气。 　　要知道，大约一千八百年前，这里事实上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个叫金凤台（目前遗址内保守下来的这个台子不是铜雀台，而是它的姊妹台金凤台）的地方，一度是王家禁地，那可不是谁想花上十几块钱就能上来逛逛的。 　　当年，邺城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向西越过目前的京珠高速公路和京九铁路，再往前就是太行山，东面是华北平原，它的附近有漳河、滏阳河，是齐鲁地区进入西北，以及由中原地区进入幽燕的必经之地，被称为河北的咽喉。 　　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时候，就建议在此地筑城以卫国土，以后魏国的西门豹、史起先后在此筑城、修建水利工程、发展经济，使邺城很早便成为军事重镇。 　　到了东汉末年，韩馥统治冀州时期曾把州治定在邺城，袁绍夺取了冀州，仍然把邺城作为其基地。据元代史学家胡三省考证，袁绍在邺城曾考虑过以此作为都城，把天子迁到这里来，于是开始修建宫殿等建筑（袁绍据邺，始营宫室）。 　　胡三省也许忽略的是，袁绍如果真的在邺城大修宫殿，也未必是给献帝刘协准备的，袁绍一向对献帝不感兴趣，他至少有三次想另立新君，在邺城修宫室有可能是为另立新君准备的。 　　只是袁绍修了哪些宫殿，是否已初具规模，已不可考了，但这给曹操进一步营建邺县办了好事。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五十岁，这一年八月他率军攻克了邺城，之后他一边继续征战，一边征调并州、冀州等地的建筑材料运到邺城，对邺城进行了整体重建。 　　这次重建规模很大，不仅先后修建了规模空前的“铜雀三台”，而且重新修筑了建墙，规划了城内的街道，修建了一批办公区和高档居住区，对一般百姓居住的里坊也进行了规整。 　　《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对此记录得都相当简单，基本上都一笔带过了，但这的确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伟大工程。要了解那时的邺城，从晋人陆所著《邺中记》、明代编著的《彰德府志》以及顾炎武所著《历代宅京记》等著作中，可以管窥其大概。 　　根据这些史料记载，曹操主持大修的邺城，城池东西七里，南北五里，不算太大，不是工程预算不够，而是城池的规模有严格限制，洛阳号称“九七城”，即南北九里，东西七里，邺县必须小于这个规模。 　　全城建有七座城门，全部为曹魏时期重修，南面有永阳门、广阳门、凤阳门三门，东面只有一座建春门，北面有广德门和厩门两门，西面有金明门一座城门。 　　由于南北只有五里，在东城和西城各只开了一座城门，在这两座城门之间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街，这条街将全城一分为二，北面是官署和贵族居住区，曹操建魏国后在此修建了宫殿，在宫殿区附近的是各种办事机构，再往两边是包括铜雀园在内的花园，以及名字叫戚里的贵族居住区。“里”就是街坊，是居住小区。在东西大道的南面，规划了四个很大的居住小区，分别叫思忠里、永平里、吉阳里和长寿里，这是一般百姓居住的地方。 　　邺城的规划历来受到推崇，作为这个规划的主要决策者，曹操虽然不是建筑设计师，但他在城市规划方面是一个有心人，他注意吸收长安、洛阳等大都市规划方面的长处，同时对它们的缺陷进行了改造，首次在城市规划中提出了中轴线的概念，以中轴线为界，更加合理地划分功能区域分布，让宫殿官署更为集中，普通百姓的居住区面积更大，突出了整齐、实用的特点。这些都对以后各代城市的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找个猛人当县长】 　　曹操花钱费事搞了一座超级建筑，又大兴土木重建邺城，绝对不是搞形象工程，也不是钱多了花不完闹着玩，而是有深谋远虑的。 　　从政治上讲，作为帝国目前的丞相，曹操不打算回许县办公了，他想把根扎在邺县，不说与献帝分庭抗礼，起码在事实上也要另起炉灶。所以，他不惜血本大力修建邺城。 　　至于修建铜雀台，出发点跟公孙瓒修易京、董卓修坞倒也差不多，主要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从前公孙瓒的易京曾将强大的袁绍集团拒于门外长达数年之久，曹操北征乌桓路过易水河畔时，一定会去参观一下那些杰出的建筑，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台”这种建筑形式在秦汉时期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在火药没有普遍使用，攻城技术还很原始的情况下，高大的城堡仍然是最安全的地方。 　　至此，邺县的重要地位进一步被抬升，帝国名义上的首都洛阳，以及现在的临时首都许县都难以与邺县相匹敌。 　　如前所述，由于经济发达、商品丰富、教育水平高，邺县也成为达官贵人们向往的居住地。张燕、臧霸等非嫡系将领，以及北匈奴、乌桓等少数民族部落首领，都主动把家眷送到邺县居住，一来向曹操表达忠心，二来也享受一下最现代、最时尚的生活。 　　邺县云集了各种权势人物以及各地来的富豪。现代人爱说“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广东不知道自己钱少”，那时候天下的人都会说“不到邺县不知道自己官也小、钱也少”。 　　但是，通常这样的地方也是最难管理的。 　　根据《魏略》一书记载，曹操在谯县练兵期间，听说邺县一带治安情况不好，特权人物太多，不尊重法律法规（会太祖出征在谯，闻邺下颇不奉科禁）。曹操琢磨必须给邺县派个够狠的角色去，好好整顿整顿。 　　二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地区公安局长（洛阳北部尉），当时的情况大体与邺县很相似，特权人物不把法律法规放在眼里，曹操看着很恼火，以霹雳手段整治社会治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方面，曹操既不缺胆量，也不缺经验。 　　但是现在这些事曹操不可能亲自上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邺县找一个合适的父母官，于是他命令有关部门物色合适人选（乃发教选邺令）。 　　有关部门很快把人选报了上来，却是一个正在服刑的犯人，名字叫杨沛。曹操知道这个人，杨沛字孔渠，司隶校尉部左冯翊万年县（今陕西临潼）人。有两件事让曹操对他印象深刻，一件事是杨沛当新郑县（今河南新郑）县长时，遇到大饥荒，前面说过，当时有一年桑椹连熟两次，正是这一年杨沛要老百姓多搜集桑椹并晒成干，积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最后攒下了一千多斛，藏在库房中。这时曹操率军前往洛阳迎接天子，路过新郑县，部队正为没吃的发愁，杨沛主动前去拜见，并献上这一千多斛桑椹干，曹操大为高兴。 　　另一件事是，曹操后来任命杨沛当长社县令，曹洪有个宾客当时在长社，仗着曹洪的势力不遵纪守法。杨沛不管那一套，把他抓起来先打顿板子，把脚都打折了，然后还没完，干脆下令杀了。 　　曹操就喜欢这样不畏权势、执法严峻的官吏，因为年轻时他就是这样做的，当他听说杨沛的作为时，给予了充分肯定（太祖以为能）。杨沛后来升为九江郡太守、东平国相、乐安郡太守，政绩突出。但是，他与当地驻军将军因为什么事发生了矛盾，以至于产生斗争，有关部门立案调查，杨沛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髡刑五岁）。 　　杨沛被推荐到曹操面前时仍在服刑之中，曹操对这个人选表示满意，下令任命杨沛为邺县县令。这时曹操大概还在谯县没回来，就在那里专门召见了杨沛。曹操问他用什么办法治理邺县，杨沛回答：“竭忠尽力，遵守并宣扬法律，按法律办事（竭尽心力，奉宣科法）。”曹操很高兴。曹操回头对跟前的人说：“诸位，看清楚了，杨县长可不是好惹的呀（诸君，此可畏也）。” 　　曹操下令赐杨沛奴婢十人（生口十人），绢一百匹，一来回报他当初献上桑椹干的功劳，二来对杨沛即将上任表示支持和鼓励。 　　听说杨沛要到邺县当县令，曹洪、刘勋等人赶紧派家人骑上快马回去给家里人传信，要他们收敛点儿，千万别犯到杨县长手里（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沛名，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检敕）。 　　曹洪不用介绍了。刘勋以前也提到过，他跟曹操年轻时候就相识，后来到袁术手下任职，袁术任命他为庐江郡太守，袁术死后，孙策谋取庐江郡，刘勋不是对手，投奔老朋友曹操。因为跟曹操“有旧”，刘勋被封了侯，颇有权势。但他仗着这层关系，傲慢不守法，说话又不注意（自恃与太祖有宿，日骄慢，数犯法，又诽谤），最后被人告发治罪。 　　杨沛的事还可以再多说一点。他当邺县令多年，因为政绩卓著，后被提拔为西部边防军的师长（校尉）。 　　曹操有一次带队西征，杨师长所部负责黄河上重要渡口孟津渡的守卫工作，曹操已经过了河，身边有个工作人员（《魏略》称是中黄门，但那是宦官，曹操当时身边不可能有宦官，可能是警卫员、秘书一类的工作人员）忘了拿一件重要东西，过了河又想回去取，于是向杨沛手下索取船只渡河。 　　杨沛手下人不答应，双方发生了争执，杨沛过来问这个人：“有没有通行证（有疏邪）？”这个人回答说没有。杨师长闻听大怒：“那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临阵逃跑呢（何知汝不欲逃邪）？”然后招呼手下要揍这位老兄。 　　后来杨师长还算给面子，没有下手狠揍，但把这位老兄的衣服都给弄破了。这个人见到曹操当面诉苦，曹操问明情况，笑道：“你碰上杨师长，没死已经算是万幸了（汝不死为幸矣）！” 　　这件事传出去，杨沛名气更大了，曹操后来提拔他担任长安特别市市长（京兆尹）。 　　然而，曹丕继位后在用人方略上有所变化，不太看重实际工作能力，更注重出身和名声，杨沛这样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实干型人才不受重用，最后给了个闲职无所事事。 　　杨沛这个人做事情不考虑个人利益，不去逢迎达官贵人，从“领导岗位上下来”以后没人待见了，就连经济上都陷入困境，家里没有佣人，房子是向侄子借的，后来勉强在河南一个叫几阳亭的地方弄了二顷荒田，盖起个简易房居住，弄得妻子儿女跟着挨冻受饿，死后靠同乡好友和一些老部下才得以安葬。（治疾于家，借舍从儿，无他奴婢。后占河南几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其妻子冻饿。沛病亡，乡人亲友及故吏民为殡葬也。） 　　杨沛的结局有点可惜，只能说世道变了，像他这样刚正廉洁的人在曹操时代很受推崇，之后由于世风的演变，九品中正制的施行，选官政策更倾向于豪门世族，更注重虚名，他就只好坐冷板凳了。 　　更可惜的是，像这样有工作能力、敬业肯干、刚直不阿、廉洁从政的好干部，居然在《三国志》里连一个传都没有，如果不是裴松之做注时引用了《魏略》中的一段文字，我们对他的了解就更少了。 　　【七、邺下文人的华丽生活】 　　在邺城，除了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最有权势、最富有的一批人外，还居住着一批最有才华的人，邺城除了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还是文化中心。 　　唐代有“燕许大手笔”之称的宰相、文学家张说曾写过一首题为《邺都引》的诗，描写曹魏时期邺都的生活，诗中写道：“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毗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蛾眉曼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 　　大意是：魏武帝曹操开创霸业的年代，正是群雄争斗最激烈的时候。魏武帝父子常常白天率领壮士冲锋陷阵，晚上把文人们接来举办雅会。邺城漳河等蜿蜒环绕，农桑林木沿河岸层层密布。如今再到这里，城池废弃，朝代更迭，只有当年普照铜雀园的明月没有变。曹魏时代的贵臣们已入葬入泥土而作古，魏武帝的众多姬妾、歌伎也化为烟尘。登上铜雀台那曾经载歌载舞的地方，只看见秋风吹起，让人忧伤。 　　诗中“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两句最有名，概括了曹操一生的文治和武功。曹操的一生的“武功”自不必多说，在“文治”方面，除了他本人是一个大诗人、大文学家之外，他还是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他和他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的带动下，以邺城为中心，曾经出现过一个文学的高峰。 　　邺城初具规模后，一大批有才情的文人陆续集中到这里，核心人物是曹操、曹丕和曹植，在文学史上他们被称为“三曹”，其次是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应，他们六个人都是曹操的下属，加上此前被曹操杀掉的孔融，他们被称为“建安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前面介绍过，徐干、阮和应三人还不太熟悉，下面做一简单介绍。 　　徐干字伟长，青州刺史部北海国剧县人，非常有才华，但对做官没有兴趣，只想当个文人。被曹操征辟后，担任司空府军谋祭酒，后来转到曹丕手下任职。曹操很欣赏他，曾经想让他当县长，但被不喜欢当官的徐干以生病为由拒绝了。 　　应字德琏，豫州刺史部汝南郡南顿县人，也很有才华，被曹操任命为丞相府副处长（丞相掾属），后来到曹丕手下任职，又转到曹植的手下。 　　阮字元瑜，豫州刺史部陈留郡尉氏县人，他的来头不小，因为他是蔡邕的学生，曹仁听说他很有才华，想聘他当自己的秘书（记室）。阮看不上曹仁，称病不出。后来曹操征辟他，让他与陈琳一起负责文字工作，曹操写给别人的很多书信，以及发布的命令、檄文等，大多都由他们俩代笔。 　　有一次，曹操交代阮给西北军阀韩遂写封信。当时阮正在外面，就于马上一挥而就，呈交给曹操后，曹操想修改修改，看了半天居然找不到可改动的地方。 　　他们几个，除了王粲的地位稍高些外，其他人官职都不太高，相当于处长、副处长甚至更低一些的级别，纯粹文士在曹魏阵营中的实际地位就是如此。总体来说，他们只是个文人，主要职责就是写写文章，兼或在聚会时写唱和之词，他们既不带兵打仗，也不过问政治。 　　但是，相对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能生活在邺县这个文化勃兴的大都市，有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他们最后名列建安七子之中，从而名垂青史。 　　除建安七子外，活跃在邺下的文人还有很多，著名的有蔡琰、邯郸淳、路粹、杨修、应璩、吴质、苏林、郑袤、繁钦、王昶、郑冲、司马孚、潘勖、蒋济、刘劭、缪袭、王观、王象等人，他们之中，有的担任着重要的官职，有的在某一方面有特长，有的喜欢参加文人间的交游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灿若星河般豪华的文人阵容。 　　那时候没有作家协会，如果有的话，曹操是理所当然的作协主席人选，但他政务、军务繁忙，抽不出太多时间来参加文学活动，可以当个名誉主席。而主席一职，最适合的人选一定是曹丕，曹植是称职的秘书长。在曹操的倡导下，在曹丕、曹植兄弟俩的具体组织下，邺下文人们的聚会、郊游和饮宴等活动开展得很活跃，这就是被后世文人们所经常垂涎的邺下生活。 　　翻开《建安七子集》，除了死得比较早、与邺下生活无关的孔融外，其他几个人都写过题名叫《公宴》的诗。 　　王粲在诗中写道： 　　〖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 　　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 　　管弦发微音，曲度清且悲。 　　合作同所乐，但杯行迟。 　　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 　　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 　　从诗中描写的情景看，每次文人们聚会，都有美酒佳肴，有音乐伴和，大家相坐高堂，无高低长幼之分，天地同乐，不醉不归。 　　应写过“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阮写过“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珍”，刘桢写过“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所有这些，记录的都是游乐、宴饮的欢畅以及聚会的盛况，的确让人神往。 　　从现存邺下文人们的诗赋作品来看，题目相同的作品很多，这可能是聚会中经常同题唱和的原因，好比是命题诗赋比赛，互相评点切磋，看谁写得好。 　　作为文士们的核心，曹丕和曹植虽然贵为公子，但丝毫没有架子，与文人们平等相待，结下了深刻友谊。建安七子之中应去世较早，曹丕既感伤应之死，也担忧应妻儿今后的生活，他写了《寡妇》《送应氏》等诗，王粲等人有同题唱和。 　　曹丕与王粲等人关系的亲密，可以从一件事情上反应出来。王粲有个特殊的爱好：喜欢听驴叫。王粲死后，曹丕亲自前往墓前祭拜，为了怀念王粲，曹丕让大家都学驴叫。这件事记录在《世说新语》里，有点道听途说的味道，但是以曹丕兄弟跟邺下文人们深厚的友谊来看，也并非不可能。 　　史称曹氏父子“尚通脱”，也就是崇尚自然，没有架子，喜欢自由自在，这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特点之一，也是曹氏父子身上文人气的集中体现。曹操的通脱前面多有所述，曹丕的通脱从王粲墓前的驴叫也能让人领略，而曹植身上的通脱气也很浓厚，一点不亚于其父其兄。 　　《魏略》记载了一件事，是说曹植的。书法家邯郸淳在荆州投归曹操，曹操这一阶段特别喜欢曹植，就让他到曹植身边工作。曹植听说少时就有“神童”美誉的大书法家邯郸淳到他这里来，十分高兴。 　　但是，邯郸淳拜见曹植后，曹植却不讲话。此时正是炎夏，天气酷热，曹植不打招呼，径直起身洗澡去了。过了一会儿，曹植洗完澡，披着头发、光着膀子就回来了，之后畅谈不止，激动处一会儿击剑，一会儿吟颂诗文，一口气吟颂数千言不带歇气的。 　　等搞得差不多了，曹植才漫不经心地问：“邯郸先生，你做什么来着？”之后更换了服装，整顿仪容，跟邯郸淳一起谈天说地，纵论古今，从三皇五帝说到历代贤君名臣的优劣，从古今文章的得失说到如何当官用兵，中间还不忘呼人添酒加菜，席上的人都默然无语，原因是根本插不上话（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灸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 　　邯郸淳赞叹不已，回来后连连对人说曹植是一位“天人”。 　　【八、邺城的“追星潮”】 　　在邺城这个当时全国最重要、最现代、最时尚的城市里，除了达官贵人、巨商富豪、文人雅士之外，还有一批人颇为引人瞩目，他们在民间的知名度甚至超过前面这些人，俨然就是明星，引发了一次次的“追星潮”。这些人是一批方士，也就是掌握方术的人。以前说过，所谓方士就是有方术的道士。所谓方术是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庄子》一书，《汉书》里把它分成方技和术数两个门类，方技包括医术、神仙术、长生术、房中术等，数术包括天文、历法、五行、占卜等。 　　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方术的爱好者和狂热追求者，在他们的倡导下，方术有了极大的发展。到了东汉末年，方术颇为盛行，在民间拥有很大的号召力，太平道、五斗米教等民间组织也利用方术吸引徒众。《后汉书》里有《方术列传》，记载了任文公、郭宪、徐登等四十二个著名术士，可见其社会影响力如何广泛。 　　《三国志》里有《方技列传》，虽然记录的术士只有华佗、杜夔、朱建平、周宣、管辂等五人，但记录的事迹更详尽。管辂的本传加裴松之注引的内容多达一万三千字，仅次于曹操和孙权传记的内容，篇幅居然超过了刘备，列《三国志》所载人物传记的第三位。 　　这五个术士，华佗算是医学家，当年归为方术一类，如今应该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杜夔是音乐家，如今算是艺术工作者。朱建平、周宣和管辂才是真正的方士，其中朱建平擅长相面，与算命先生差不多；周宣擅长解梦；管辂擅长的内容比较庞杂，有时候像算命先生，有时候像魔术师。 　　朱建平是曹操老家沛国人，擅长相术，这种方术具体操作方法不详，但跟算命先生打卦原理相似，朱建平常在闾巷之间给大家算卦，事后往往能得到验证（效验非一），知名度逐渐上升。 　　朱建平最著名的一卦是给曹丕算的。有一次曹丕主持聚会，夏侯威、应璩、曹彪等三十余人在座。曹丕让朱建平给自己算算能活多少岁（问己年寿），同时又让朱建平给大家都算算。朱建平说：“将军您能活到八十岁，但四十岁时会出点小问题，请您注意（四十时当有小厄，原谨护之）。”朱建平对夏侯威说：“你四十九岁时当州牧，但会遇到一个坎，如顺利过去，可以活到七十岁，位至三公（而当有厄，厄若得过，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辅）。”又对应璩说：“你六十二岁时官至侍中，但会有大难，在此前一年，你会看见一只白狗，只有你能看见，别人都看不见。”又对曹彪说：“你是亲王，到五十七岁时遇到兵灾，请小心谨慎加以预防（宜善防之）。” 　　曹丕登基后的第七年正好四十岁，得了一场大病，曹丕对左右说：“朱建平说我能活八十岁，是昼夜相加呀，我知道寿命将尽了。”不多久，果然驾崩。 　　夏侯威后来当了兖州刺史，四十九岁那年的十二月上旬也得了病，想起朱建平之前说的话，知道必死无疑，于是写了遗书，又准备了后事，就等着一死。但谁成想病却一点点好转，到三十日下午，他以为年一过这个坎就过去了，十分高兴，设宴招行众人，席间对大家说：“我的病快好了，明天鸡一叫我就五十岁了，朱建平告诫的看来有点夸张（建平之戒，真必过矣）。”送走了客人，夏侯威天黑时开始发病，半夜里就死了。应璩六十一岁确实当了侍中，在宫内有一次他果真看见了一只白狗，问其他人，大家都没有看见，到六十三岁时他死了。 　　曹彪后来被封为楚王，五十七岁时，被揭发参与王凌等人的造反，赐死。这些都是传说了，虽然写在《三国志》里，却未必可信。朱建平还给其他很多人都看过相，与荀攸、钟繇等人还是好朋友，被他算准的事多不胜数（凡说此辈，无不如言，不能具详），但也有看得不准的时候，他给王昶、程喜、王肃等人看相时就出现了偏差。 　　周宣字孔和，乐安国人也，当过郡吏，最拿手的是解梦，曹丕经常向他咨询问题。周宣解梦，往往十中八九，和朱建平的相术并驾齐驱。 　　他们之中，知名度最大、活跃时间最长的无疑是管辂。管辂字公明，青州刺史部平原国人。他生得相貌粗丑，没有什么威仪，嗜酒如命，平日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大家都很喜爱他（饮食言戏，不择非类，故人多爱之而不敬也）。 　　据《辂别传》记载，管辂八九岁时就喜欢仰视星辰，见到人就问这颗星那颗星叫什么名字，痴迷到夜里都不想睡觉，父母的干预也不能阻止他。管略认为，家鸡野鹄都知道时令气候的变化，何况人呢？他跟小伙伴们玩耍，在地上画的也是天文以及日月星辰的图样，逐渐到说话做事都不寻常，被人称为大异之才。长大后，他熟稔《周易》，对仰观、风角、占卜、相术等无不精通。 　　除了这几位，有名的术士还有不少，据《博物志》一书介绍，先后被曹操请到邺县的，就有王真、封君达、甘始、鲁女生、华佗、东郭延年、唐、冷寿光、卜式、张貂、蓟子训、费长房、鲜奴辜、赵圣卿、郗俭、左慈等十六人。其中的一些人，光看名字就够酷的，就能感觉出来他们有异于常人。 　　根据《后汉书方术列传》和《博物志》等书记载，这些人都有绝活。传说冷寿光与华佗同时，活了一百五六十岁，须发尽白，而面色如三四十岁。鲁女生曾在嵩山采药，得到一个女道士的秘诀，炼成长生术，辟谷（道家的修炼方法之一，即不吃五谷）八十余年，依然面如桃花，每天能走三百里。东郭延年是山阳郡人，从小好方术，喜欢服灵飞散，结果练成了好眼神，夜里不点灯也能看书。封君达是陇西人，常骑青牛往来，被称为“青牛道士”。赵圣卿是洛阳人，擅长丹书符劾，能驱神使鬼。王真是上党郡人，好道术，甚得其法。费长房是汝南郡人，曾当过市场管理员（市掾），后跟一老者入山学道，相传学会了一种骑着竹杖腾空行走的能力。蓟子训有神异道术，很有名气。 　　当然，这些也都是传说，事实未必如此。曹植写过一篇《辨道论》，是一篇关于方术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章里曹植写了他对方术的见解和与郗俭、左慈、甘始等术士们的交往。 　　郗俭好像是个气功师，他也会辟谷，最多可以连续百日不吃不喝，曹植听说后不太相信，就亲自验证，跟郗俭同住一室，郗俭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躬与之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最后曹植的结论是，人七天不吃饭就得死，郗俭却是例外，这样做不一定能延年益寿，但对治疗疾病却是有益的。 　　左慈擅长房中术，曹植认为这样可以延寿天年，但他同时认为如果不是专心致诚地学习，是无法学会的（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 　　甘始年纪虽老却有童颜（老而有少容），在术士中很有威望和号召力，很多术士都归于他的门下。曹植出于好奇，曾单独把甘始叫到跟前，和颜悦色地诱导他说出实情（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在曹植的诱导下，甘始说了很多术士这一行鲜为人知的内幕。甘始说自己的师父名叫韩世雄，他曾跟随师父在南海学习点石成金之法，为了学成，先后把几万斤金子都扔到海里去了。又说曾见过西域人带来的宝刀，可以切玉，后悔没有要来。还说有一种药丸，塞进鱼嘴里，再取一尾鱼，同时放入沸水中煮，没有含药丸的鱼不多会儿就熟了，而含了药丸的鱼却畅游自如。 　　这些云山雾罩的话让曹植大为惊异，对于鱼嘴里那种神奇的药丸他提出来很想试试，但是甘始说这东西在万里之外的边塞，要想得到必须本人亲自前往。曹植认为这些都是不靠谱的事（言不尽于此，颇难悉载，故粗取其巨怪者）。 　　曹植认为，这些人都不得了，如果放在秦始皇、汉武帝时期，他们就是徐市、栾大一样的人物。徐市就是徐福，是秦朝著名术士，栾大是汉武帝时的术士。据《史记》记载，徐福曾上书秦始皇说海中有三座仙山，分别名叫蓬莱、方丈、瀛州，上面有仙人居住。后来秦始皇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栾大也说海中有长生不老药，骗取汉武帝信任，后来事情败露，被处死。 　　方术盛行必将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太平道和五斗米教的教训就在眼前，现在曹操占有了广大的北方，必须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考虑如何治理这个社会，对于方术问题，是禁绝还是容忍，都存在有利有弊的一面。 　　如果禁绝，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但经验表明，完全禁绝是不大可能的，往往你越是大力禁绝，方术在民间就发展得越快。而如果采取容忍不管的态度，那又将加速其蔓延，最终会发展到不可遏制的地步。 　　曹操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最后他采取的政策是，既不禁绝也没有不管，而是把这些术士们都请到邺县来，集中起来加以管理。这项重要的政策措施记录在曹植写的《辨道论》里。曹植说，对社会上存在的术士，曹操下令都召集起来，原因是怕这些人及其门徒勾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以妖恶之事蛊惑人心，把他们集中起来的目的是对他们的活动加以限制。（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则禁之也。） 　　曹植可能还有些话没有明写，妖言惑众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他们奔走联络，发展组织，最后形成像太平道那样的燎原大火。 　　曹操把这些人弄到邺县来，并不是抓来的，也没有软禁或者判刑，而是“请”来的，这是曹操高明的地方。 　　曹操请他们来，都给安排了工作，大多数担任“军吏”，即下级军官或者基层官吏，一些实用型人才，如杜夔、朱建平等人，职务稍高一些，但也只是参谋、主任科员（郎）之类的闲职，目的是把他们养起来，放在眼皮底下便于掌握控制。 　　曹操虽不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对方术极其热衷和追求，但对方术也有过研习，这方面的资料大都记录在晋人张华所著的《博物志》一书中。 　　据《博物志》记载，曹操喜欢养生之法，对方药也有所了解，平时喜欢生吃野葛，有时也喝点儿酒（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酒）。野葛又名钩吻、胡蔓草、断肠草等，是一种有毒的植物，但是吃法得当又可以抗炎、镇痛。是一种鸟，羽毛有毒，用酒泡过即是酒，足以致命，但掌握饮用量，也有药用。曹操有头风的老毛病，吃野葛、喝酒或许与此有关，但这些都是玩命的事，稍有不慎命就没了，曹操吃野葛、喝酒离不开深谙此道的术士们的指导。 　　《博物志》还记载，甘始、左慈、东郭延年等人还深通房中术，曹操向他们求教，并且效果不错（问行其术，亦得其验）。还有一个术士叫刘景，不在前面所列十六名术士名单之内，他擅长炼丹药，炼成了云母九子丸，曹操曾经吃过，也说效果不错。 　　云母是一种矿石，是层状结构铝硅酸岩的总称，很早以来便被术士们作为炼丹药的重要原料。云母与其它矿石合炼，会达到各种不同的效用，宋人编著的道家典籍《云笈七签》一书中就记载了大量用云母炼丹药的配方。 　　曹操还向封君达的学生皇甫隆写信请教长寿的秘诀，这封信保存在唐代孙思邈编著的《千金方》一书中。信中写道：“听说先生已经活到一百岁了，可体力并不衰老，耳聪目明，气色不错，这真是了不起呀！先生平时吃什么药，如何锻炼，能说一说吗？如果有的话，请放在信封里秘密告诉我（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皇甫隆曾经当过曹魏的太守，对于曹操的请求，想必他一定尽量给予满足吧。 　　由于曹操本人对方术、特别是与养生相关的方术采取一种借鉴吸收的态度，方术在邺县非但没有禁绝，还有一定的市场。曹丕在《典论》中说，擅长辟谷的郗人俭喜欢吃伏苓，他到了邺县后，马上掀起一股“伏苓热”，市场上伏苓的价格立即涨了好几倍。有个叫李覃的议郎也跟着学辟谷、吃伏苓，结果方法不当，差点丢了命。甘始会气功（善行气），他到邺县来，又掀起一股不小的“气功热”，大家见了面个个都像鸱鸟一样看东西，像狼一样扭脖子（鸱视狼顾，呼吸吐纳），有个叫董芬的军谋祭酒，练习气功走火入魔，结果气闭不通，半天才苏醒过来。左慈擅长“补导之术”，即房中术，结果邺县又掀起一股“房中术热”，就连有个叫严峻的前宦官也跑来要学习房中术，成为笑谈（人之逐声）。 　　这些人在民间俨然成了明星，受到追捧，拥有大量粉丝。这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他们所能推动的也就是养生、健身、长寿一类的活动，相比于让他们散落民间，发动大家再搞出个太平道来，已经是很不错了。 　　可以想见，那时候的邺县是何等热闹，经济发达、物质丰富、城市设施先进、文人会集，还有不少术士们引导全民不时弄出个养生方面的热潮，在那个战争年代里，生活在这里，倒也感受不到寂寞呀。 　　第四章 潼关大战 　　〔曹操亲自指挥了潼关战役，以挽回赤壁失利的影响。他精准的权谋，巧妙的构思，灵活多变的战场指挥，无疑给对手上了一堂生动的战地教学课。尽管他也面临生死关头，但总体来说这是一个无可挑剔的经典战例，让我们再次领略了一个伟大军事家的风采。〕 　　【一、马超造反了】 　　建安十五年（210年）还算平静，这一年没有大的战事发生，曹操在新建成的铜雀台上过了一个相对轻松的新年。但是第二年春天就传来了紧急军情，这一次既不是荆州，也不是合肥，而是西面的关中。 　　如果关中开打，曹操西线、中线、东线这三大战场就都凑齐了。 　　这一回是朝廷的偏将军马超挑动关中诸将造反，参加的除马超外，还有韩遂、杨秋、李堪、成宜等人，尽管都是杂牌军，但人数众多，有一定作战实力，不容小视。在长安坐镇的司隶校尉钟繇向邺县紧急报告，请求增援。 　　马超字孟起，是前征西将军马腾的长子。曹操派钟繇、卫觊等人经营关中以后，对马腾、韩遂等实力派军阀采取既拉又打的办法，有效控制了关中的局势。在官渡之战和赤壁之战中，马腾、韩遂等均站在了曹操的一边。 　　官渡之战后，曹操派钟繇等人讨伐高干集团的郭援，马腾给予支持，派马超亲自带兵参战。在战斗中马超被流矢击中，但他很勇敢，负伤不下前线，瘸着腿继续战斗（为飞矢所中，乃以囊囊其足而战），最后马超的部将庞德亲自斩杀了郭援。 　　后来，马腾被调到朝廷任职，担任皇城警备司令（卫尉），听着挺唬人，但其实这一职务没有任何实权，也指挥不了一兵一卒，马腾实际上被挂起来了。关于这次调职的原因，《三国志》和《典略》有不同说法。 　　《三国志》认为是马腾自己想离职，原因是跟老伙计韩遂闹了矛盾，想回避一下（与韩遂不和，求还京畿）。作为凉州出身的老牌军阀，马腾的名字始终跟韩遂联系在一起，他们也有失和的时候，并且也曾刀兵相见过，但他们都明白彼此不是敌人，而是唇齿相依、兔死狐悲的血肉关系，说他们有矛盾是可能的，说矛盾已经到了不是你走就是我留的程度，则不大可信。 　　《典略》认为，马腾想到朝廷任职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不想再折腾了（腾自见年老，遂入宿卫）。但这不像是马腾的为人，作为老资格的军阀，他比谁都明白实力决定一切的道理，可以要他的钱，可以要他的命，但不能动他手里的武装，这一点对军阀们来讲大体都如此。 　　可见，《三国志》和《典略》提到的这两条原因都不可信。推测起来，马腾调职唯一的可能是曹操不想让马腾再待在关中，否则他率大军南下荆州就有顾忌，曹操是想办法迫使马腾离开的，而且双方还达成了交换条件。 　　这件事发生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初，回想一下此时正是曹操大举进攻荆州的前夕，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曹操对盘踞在关中一带的各路军阀必须有所安排，让实力最强大的马腾离开他的老巢最符合曹操的利益。 　　而马腾居然肯于就范，原因是曹操给出了条件，那就是让马腾的长子马超继续统率马腾的人马（领腾部曲）。朝廷封马超为都亭侯，提拔他为偏将军，以马超的年龄和资历，这个相当于副军长的职务也不算太低。 　　朝廷同时拜马腾另外两个儿子马休和马铁分别为奉车都尉和骑都尉，看着都是带兵的职务，至少也是个师长，但手下不会有一兵一卒，只是个名誉罢了。马氏家族除马超外，都迁到邺县居住（徙其家属皆诣邺，惟超独留）。 　　这一招更狠，马超虽然仍重兵在握，但他从此不敢轻举妄动了，因为人家手里掌握了几十口人当人质。曹操也是这么想的，但他显然对马超缺乏全面了解，正像董卓当年对袁绍缺乏全面了解一样。 　　不过，曹操的这一招居然收到了意料之外的效果，马腾一家迁居邺县不久，马腾的老伙计韩遂把儿子也送到了邺县，这并不是在曹操逼迫下做出的决定，韩遂这么做完全是自愿的，原因是孤掌难鸣，不如主动服软。 　　赤壁之战后的一年，即建安十四年（209年）冬天，韩遂派出密使访问邺县，这个密使的名字叫阎行。阎行在《三国志》里没有传，他的事迹主要记录在裴松之注《三国志张既传》时引用《魏略》的一段文字。 　　根据《魏略》记载，阎行字彦明，凉州刺史部金城（今甘肃兰州）人，是韩遂手下部将，在建安初年，马腾曾经跟韩遂闹翻过，双方斗得很厉害，阎行跟马超在战场上有过正面交手的记录，估计他也是够狠的角色，因为他差点把马超杀死。在政治倾向上，阎行更偏向曹操，韩遂派他当密使，给他接近曹操提供了一个机会。 　　果然，阎行在邺县悄悄向曹操表示忠诚，曹操以朝廷的名义任命他为犍为郡太守，这个郡属益州刺史部，是刘璋的地盘，给了阎行也就只能是个名誉，解决个“级别”问题，想到益州上任，人家刘璋肯定不答应。曹操让阎行回去做韩遂的工作，让韩遂忠于朝廷。 　　阎行返回时带回了曹操亲笔写给韩遂的信，曹操表示当初韩遂曾经反对过朝廷，但那都是被逼无奈之举，希望韩遂能早点归来，共同匡辅国政（卿始起兵时，自有所逼，我所具明也。当早来，共匡辅国朝）。看曹操的意思，也想把韩遂请到许县或邺县来，以解后顾之忧。 　　阎行回来后，果然力劝韩遂真心与曹操合作，阎行甚至表示，自己打算把父母送到邺县去，以向曹操表达忠诚，希望韩遂能把儿子也送去。韩遂犹豫不决，有点不太情愿，开始推说儿子太小，过上几年再说，后来禁不住阎行反复劝说，还是让儿子跟随阎行的父母一块儿到邺县去了。 　　建安十六年（211年）春天，曹操命令驻守在长安的司隶校尉钟繇对汉中的张鲁发动攻击，并派在并州平息民变的夏侯渊率部进入与关中相邻的河东郡（公使渊等出河东与繇会），对钟繇予以支援。 　　这个张鲁，在汉魏历史上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一般都说他是“汉末群雄之一，五斗米教首领，在汉中割据长达二十多年”，群雄、教主、割据军阀，说明这个人绝对不一般。 　　张鲁的祖父叫张陵，创建了“五斗米教”。张陵死后，他的儿子、张鲁的父亲张衡继续推行教义，后来张衡也死了，“五斗米教”首领的位置交到了张鲁手上。 　　当时，“五斗米教”在汉中一带势力很大，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 　　汉中地处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谷地，是关中与益州之间的缓冲带。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汉中自古以来往往自成一体，受外界影响小，在中原、关中一带战事不断的情况下，也有不少人跑到汉中来避难，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政治倾向上张鲁更接近于益州的刘璋，相传张鲁的母亲和刘璋的父亲刘焉关系暧昧。但这些年来，随着实力的不断扩大，张鲁更重视独立发展，受刘璋的影响越来越小。 　　曹操突然想起汉中的张鲁来，有点不好理解。汉中之所以经常自成一体，说明它的地理位置确实优越，不是那么容易攻占的。而从曹操目前的势力范围来看，关中虽然已名义上归曹操所有，但马超、韩遂以及诸多割据势力拥有很强的独立性，关中这块地方说变天就会变天。 　　而从整个天下版图审视，曹操的正南面是刘备和孙权，东南面是孙权，西南面是刘璋，背后还有割据辽东的公孙氏，这些势力都虎视眈眈，寻找每一个机会与曹操叫板。在这种情况下，汉中的张鲁似乎还没有达到优先解决的程度。 　　唯一可以解释的是，曹操想打益州的主意了。益州的刘璋生性软弱，迟早要落入他人之手，孙权、刘备都不加掩饰地表示过对益州的兴趣，对此曹操也不会坐视不管，攻占汉中、进而图谋益州，在当前形势下倒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战略布局。 　　但是，如果真是这样的想法，派钟繇、夏侯渊去就有些草率了，这场战役丝毫不亚于南征荆州，它将是一场陆地上的赤壁之战，曹操应该亲自指挥才对。 　　而且，大军进攻汉中，必须先考虑关中是否稳定，只有在确保后方万无一失的情况下，才能实施汉中战役，这是常识。 　　就连在曹操手下从事司法工作的高柔都看出了问题，据《三国志高柔传》记载，听说曹操派遣钟繇、夏侯渊讨伐张鲁，高柔赶紧进谏，认为如此大规模用兵，韩遂、马超等人不会坐视不管，一定会有所动作（谓为己举，将相煽动作逆），应该先彻底平定关中再说汉中的事。 　　曾在关中协助钟繇工作的书法家卫觊，此时已奉诏回许县担任尚书，成为荀的助手，他对关中的事务很熟悉，他通过荀也向曹操提出了不宜惊动关中诸将的建议。卫觊认为关中诸将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对于目前的割据现状已经很知足，如果让他们产生猜疑，最后联手反叛，事情就不好收拾了。 　　但是，曹操对此似乎没有太多考虑，仍坚持既定的军事行动。夏侯渊所部开进与关中相邻的河东郡，果然引起了马超、韩遂等人的疑虑，他们联络杨秋、李堪、成宜等其他各路割据势力，公开打出了反叛的旗帜。根据《魏略》记载，叛军推举韩遂为首领，他们自己起的名号叫“都督”。但这场叛乱的核心人物并不是韩遂，而是马超，马超积极联络各部人马，事情差不多时请韩遂出来挑头。马超对韩遂说：“告诉你一个秘密，以前钟繇这小子让我对您下黑手（前钟司隶任超使取将军），这种事我哪能干？现在我舍弃了生身之父，以后就拿您当我的父亲看待。希望将军您也舍弃自己的儿子，今后就拿我马超当您的儿子看待（今超弃父，以将军为父，将军亦当弃子，以超为子）。” 　　可见马超是明白的，一旦公开反叛，包括老父亲在内的自己家在邺县几十口人就没命了，他为反叛舍弃了家人，希望韩遂也这么做，韩遂有儿子也在邺县，马超怕他在这个关键时刻动摇。 　　但是韩遂比较犹豫，他的反叛意志比马超差得远，所以当初偷偷地派阎行出使邺县。阎行这个时候也劝韩遂不要跟着马超干，但是韩遂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与马超联手。他对阎行说：“现在关中诸将能不约而同地联合在一起，正好说明这是上天的安排（今诸将不谋而同，似有天数）。”据另一本叫《典略》的书记载，除马超、韩遂外，参与此次叛乱的关中诸将还有侯选、程银、李堪、张横、梁兴、成宜、马玩、杨秋等八路人马，合在一起共有十路，总兵力约十万人。 　　据《三国志许靖传》介绍，马超还想联络刘璋一块行动，刘璋拿不定主意，他手下的蜀郡太守王商劝道：“马超这个人有勇力却不讲仁义（超勇而不仁），见利忘义，不可以作为盟友（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老子说：‘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如今益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士美民丰，宝物所出），不怀好意的人无时无刻不想倾覆它。马超之所以把眼睛往这里看，打的主意就是这样的。如果跟他联合，形同于养虎成患。” 　　刘璋想了想，认为王商说的有理，就拒绝了马超。 　　现在看来，曹操似乎失算了，他也许自信地认为马超无论如何不会造反，因为邺县还住着他父亲兄弟一族几十口人，有这么多人质在，造反就变得很沉重。 　　但马超还是反了，而且有点被逼迫造反的意思，在舆论上甚至可以获得同情。马超看来真的豁出去了，作为杂牌军，反正迟早要被收拾掉，干脆造反算了，至于邺县的人质，你就看着办吧，如果真的全部被杀，也正好打出悲情牌。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马超这个人够狠也够黑，这一年他三十五岁。 　　【二、兵临潼关】 　　马超、韩遂以及杨秋等关中诸将打出反叛的大旗后，迅速出兵占据了军事要地潼关，摆出一副凭险踞守的架式。据《典略》记载，马超等仗着人马众多，从长安到潼关之间，摆出了“列营阵”，即营寨一个连一个，从长安一直到潼关。 　　之前一直在长安的司隶校尉钟繇大概此时已经被迫退到潼关以外的河东郡，与在那里的夏侯渊会合。此时曹操还在邺县，他先派曹仁率部增援，曹操特意交代曹仁：“关西兵战斗力很强，到了以后做好防守，千万不要和他们交战（关西兵精悍，坚壁勿与战）。” 　　据《魏书》说，曹操手下的参谋们普遍认为，关西兵很强悍，习惯用长矛，不派出精锐部队难以与之抗衡（议者多言“关西兵强，习长矛，非精选前锋，则不可以当也”）。 　　在大家看来，马超、韩遂是最不好对付的敌人，他们大都出身于凉州，继承了自董卓以来凉州兵身上剽悍、野蛮的特点，打起仗来不要命，以前中原地区的队伍与凉州军有过多次交手的经历，但能完胜的战例很少。除非凉州军内讧，否则这将是一些很难战胜的对手。 　　但曹操似乎胸有成竹，他对大家说：“战斗的主动权在我不在敌人。他们虽然习惯用长矛，但是我有办法让他们没有用武之地（战在我，非在贼也。贼虽习长矛，将使不得以刺，诸君但观之耳。）” 　　看到丞相胸有成竹，想拿马超当案例给大家上一堂战役课的架式，大家虽然信心不是很足，但鉴于对丞相出神入化的用兵韬略多有领教，所以大家相信这次战役虽然难打，但有丞相在一定没有问题。 　　经过短时间准备，曹操亲率大军出发，综合《三国志》里各人的传记，参加此次西征的重要将领，除先期抵达的曹仁、夏侯渊外，还有徐晃、张、朱灵、许褚等部，贾诩等谋士随征。 　　自徐他谋刺事件发生后，曹操出入都带着许褚（出入同行，不离左右），许褚目前指挥近卫部队，出征在外时负责保护曹操的总指挥部。 　　根据《三国志徐晃传》记载，祖籍河东郡杨县的徐晃此次随军出征，屯驻于河东郡的汾阴，离老家很近。细心的曹操不忘记专门赐给徐晃牛和酒，让他到先人墓前祭拜（遣晃屯汾阴以抚河东，赐牛酒，令上先人墓）。 　　随同出征的还有曹操的夫人卞氏和儿子曹植。卞氏之前不怎么随军出征，这次曹操带上她，可能是想营造一个轻松的气氛，让手下将士们面对关西联军时不要太紧张。但是，卞夫人此时身体不是很好（体小不安），到了黄河上的渡口孟津便留了下来。 　　这一段时间，曹丕的夫人甄氏跟婆婆卞氏的关系处得相当不错，卞氏对这个美貌无比但却是二婚的媳妇也越来越接纳。甄氏是个有心人，从曹冲死后她赶紧让娘家一个刚刚死去的姑娘跟曹冲主动结成冥婚之事上就能看出来，甄氏不仅是美人，而且特别会来事。 　　这可以理解，像她这样的出身，以及曾经做过袁绍儿媳妇的经历，不灵活一点儿很难自保。 　　据《魏略》记载，卞夫人随军出征后，身体又欠安，儿媳妇甄氏因为不能每天向婆婆请安而感到很难过，白天晚上不住地哭泣（后不得定省，忧怖，昼夜泣涕）。听说婆婆病了她马上派人骑上快马前去问候，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卞夫人情况正在好转，她有点不相信：“夫人在家的时候每次犯病都得有一段时间，这次怎么会好得如此快？你们一定是在安慰我！”反而更加忧心了。后来卞氏亲笔给她写了信，说病已经完全好了，甄氏才高兴起来（武宣皇后还书，说疾已平复，后乃悦）。 　　到第二年正月，卞夫人回到邺县，甄氏望着婆婆一副既悲又喜的样子，那情形让人感动（后朝武宣皇后，望幄座悲喜，感动左右）。卞夫人也哭了，对甄氏说：“你问我的病是不是还像以前那样常犯，我只是有点小毛病，十几天就好了，不信你看我的脸色（吾时小小耳，十馀日即差，不当视我颜色乎）！”后来卞夫人感叹道：“真是一个孝顺的好媳妇呀！”曹植本年正好二十岁，他也参加了西征，在路上写了《送应氏》诗两首，应氏即应之妻，应之死前面已作过介绍。在这两首诗的序言里，曹植交代了此次西征的路线：由邺县向西，经过洛阳，然后进入弘农郡。曹植在洛阳还写了一篇《洛阳赋》，现在仅存四句。 　　曹操命曹丕留守邺县。此时曹丕的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刚刚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可以独立设置官署。除此之外，还有崔琰等人辅佐，曹操把程昱也留了下来，协助曹丕处理军事方面的事务（参知军事）。曹操特别叮嘱曹丕，有事还要多向另外两个人请教，一个是张范，一个是邴原（太祖谓文帝：“举动必咨此二人。”）。曹丕于是把他们二位当长辈看待（世子执子孙礼）。 　　对于邺县、许县的守卫工作，曹操也做了较为细致的部署，为了统一协调留在邺县一带的各路人马，曹操决定选一个护军协助联合指挥，曹操最后选的这个人是徐宣。 　　徐宣字宝坚，徐州刺史部广陵郡海西县（今江苏灌南）人，陈登任广陵郡太守开拓东南的时候，徐宣是他的助手，后来被曹操调到到司空府工作。曹操对他很赏识，派他到外地任太守，又调回来当了一段时间的丞相府人事处处长（丞相府东曹掾），目前的职务是丞相府传达处处长（门下督）。 　　徐宣日后成为曹魏的重臣，陈寿把他与另一个曹魏重臣陈矫并称，说他们“刚断骨鲠”，是一个正直、敢言的忠臣。 　　临行前，曹操发布命令说：“现在大军要远征，但后方也没有完全平定，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应该选派一个清正、公平有威望的人统率留守的各部（得清公大德以镇统之）。”于是正式任命徐宣为留守部队联席参谋长（左护军）。 　　做完这些准备工作后，曹操亲自率大军向潼关方向开进，很快进入弘农郡。弘农郡位于如今黄河以南的豫西、陕南一带，与潼关相邻，目前是前线。曹操认为这里很重要（此西道之要），于是调贾逵过来担任太守。前面说过，在高干反叛过程中，郭援联合弘农郡的张琰共同发动叛乱，贾逵在平叛过程中立下大功。 　　叛乱平息后，曹操本要重用贾逵，但贾逵的父亲此时病逝，按礼制他要在家里守孝三年。守孝结束后，先是被司徒府聘为处长（司徒掾），这只是个闲差，当时有本事的人都在司空府里当差。可能曹操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贾逵的职务，目前仅让他以议郎的身份担任司隶校尉钟繇的军事高参（以议郎参司隶军事）。 　　在曹操眼里，贾逵是个有本事的人，他又是河东郡襄陵县（今山西临汾）人，在弘农郡参加过平叛，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委以重任。曹操在弘农郡召见贾逵，寻问他如何治理地方（召见计事）。贾逵的回答史书没有记载，但记录下了曹操听完之后的反应是“大悦之”，曹操甚至对左右说：“假如我们的省部级官员都像贾逵那样，我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使天下二千石悉如贾逵，吾何忧）？” 　　贾逵于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去世，死时五十五岁，这时候曹操、曹丕都已经去世了。贾逵死后获得了很高声誉，大家认为他政绩突出，为人刚正不阿。但是，后世对他的儿子贾充的评价却不怎么样，正是他弑杀了曹操的孙子、曹魏的第四任皇帝高贵乡公曹髦，毫不掩饰地投靠了司马氏。 　　贾充的女儿、贾逵的孙女贾南风更不得了，据史料记载，她是历史上出了名的丑女，身高约合一米四左右，她的公公司马炎说她“丑而短黑”，长着一个朝天鼻，“地包天”的牙，眉毛附近还有一大块胎记。就是这样一个怪物，由于父亲贾充是晋朝的重臣，因而成为太子司马衷的妃子。贾南风的老公司马衷是个白痴，即晋惠帝，大权都由贾南风把持，她委任亲信、滥杀无辜、暴戾成性，最后导致了晋朝的“八王之乱”。 　　不过现在不用紧张，现在贾充还没有出生，贾南风来到人世也是四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启用贾逵为弘农郡太守，曹操对与敌人相邻的弘农、河东这两个郡稍稍放下心来，因为河东郡太守杜畿也是个很能干的人。据《三国志杜畿传》记载，马超反叛后，河东郡虽然与敌人相邻，但没有人响应叛军（虽与贼接，民无异心）。大军开到前线，贾逵那边刚刚上任，还不能打开工作局面，后勤保障大多由河东郡供应（军食一仰河东）。 　　杜畿的确是个能臣，他把这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到此战结束时，非但没有造成物资上的亏空，反而节余了二十多万斛粮食。曹操专门下令对杜畿进行表彰，并提高了他的品秩（增秩中二千石）。 　　现在，曹操率大军赶到了潼关城外，双方以潼关为攻防焦点展开布防（夹关而军）。 　　潼关是著名的古关口，地处关中平原的最东端，是如今陕西、山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黄河自北向南流来，在此突然折向东，形成一个直角，潼关即在黄河的拐弯处。 　　根据《水经注》记载，潼关的得名与黄河水有关，《水经注》说黄河向南流来突然变向，河水撞击关山，“潼浪汹汹”，所以这里名为潼关。潼关的地势很险峻，它南面是秦岭，北面是黄河天堑，东面的塬地居高临下，中间有禁沟、原望沟、满洛川等横断东西的天然防线，形成了“关门扼九州，飞鸟不能逾”的险地。 　　但是，通常所说的“关中”“关东”“关西”指的并不是潼关，而是东距潼关约一百五十里的函谷关。函谷关位于如今河南省灵宝市北面的王垛村一带，东距河南省三门峡市约一百五十里，西距陕西省潼关县也是约一百五十里，它紧靠黄河，关口建在峡谷中，这道峡谷名叫函谷，因深险如函而得名，它的长度也是一百五十里左右，函谷关在它的东出口，潼关位于它的西出口。 　　在东汉以前所提到的都还是函谷关，历史上开始设潼关的居然是曹操。据《通典》一书记载，建安元年（196年）曹操为预防关西兵乱，在函谷的西出口建关，也就是潼关（建安时改山路于河滨，当路设关，始有潼关）。 　　自那时起到现在，函谷关逐渐湮没无闻，而潼关的战略位置日益显要。 　　现在，曹操率领人马就驻扎于潼关以东，而他下令为预防关西兵乱所修建的潼关此时正在马超、韩遂等关中联军控制中。 　　一场大战眼看就要势不可当地爆发了。 　　【三、河上遇险】 　　关中联军依仗潼关天险与曹操的大军对峙，占据了地利上的优势。曹军强攻很难得手，曹操手下将领们认为，应该避其锋芒，沿黄河北上，从河东郡攻击敌军占领的冯翊郡，在那里开辟第二战场。 　　但是曹丞相仍然不着急，还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就这样，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 　　在当前情况下相持，对曹军无疑有诸多不利，一方面敌人可以趁机完成集结，另一方面如果相持太久，自己一方后勤保障的压力就会增大，运粮通道一旦出了问题，粮草接济不上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出现。 　　事实上每天都有各部敌军开到，这方面的情报随时都会呈报到曹操这边来。听到这样的报告，曹操不仅不发愁，反而喜上眉梢（贼每一部到，公辄有喜色）。 　　这场战役结束后，手下将领问曹操，当初为何听到敌兵纷纷开到时反而那么高兴。曹操回答：“关中地域广阔，如果各路敌兵依险据守，我们要征讨的话没有一两年不能完成。现在他们自己集中起来（今皆来集），人虽多，但缺少统一指挥，我们趁机一举歼灭，那不就容易多了，所以我感到高兴（为功差易，吾是以喜）。” 　　众将领恍然大悟，敢情丞相考虑的不仅是打赢眼前这一仗，他想得更长远。曹操上面这段话记载在《三国志武帝纪》里，应该是可信的。如果站在这个角度看这场潼关战役，似乎可以看到战争表象后面更深层的意义。 　　表面来看，曹操派钟繇出击张鲁，派曹仁移师河东郡增援钟繇，意外地导致了马超等人的反叛。但另一种可能性也十分明显，那就是曹操当初派钟繇出击张鲁根本就是虚晃一枪，目的是逼着关中诸将造反，从而彻底解决关中地区的历史遗留问题。 　　所以，当众将们提出在河东郡开辟第二战场时，曹操显得并不是太着急。将领们考虑的是此次战役的胜负，曹操考虑的则是战略问题。 　　但是从战役胜负的角度看，开辟第二战场无疑是化解目前被动局面的唯一方法。曹操虽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部署，但已悄悄派出一支四千人的队伍到达黄河上的渡口蒲阪津，率领这支队伍的是河东郡本地人徐晃以及朱灵。 　　潼关的位置大体在黄河拐弯处的南岸，要机动到蒲阪津，必须先从黄河南岸渡到黄河北岸，之后沿黄河东岸向北，大约行进三四十里就到了蒲阪县（今山西永济）。 　　徐晃、朱灵所部也许本身就驻扎在河东郡，这样他们的行动更带有突然性。关中联军居然没有在此设防，徐晃、朱灵率部顺利过了黄河，在黄河西岸扎下营寨，策应大部队的行动。 　　马超难道没有预料到这一招吗？也不是。据《山阳公载记》记载，马超已经看出曹军分兵渡河的企图，他跟韩遂商量想分兵拒敌，在渭河北岸阻击敌人。马超认为只要与曹军实现对峙，不出二十天，曹军后勤供应必然出现困难，就会不战而自退（宜于渭北拒之，不过二十日，河东谷尽，彼必走矣）。 　　这个战略是正确的，因为对于远征军来说，后勤保障始终是薄弱环节，曹军虽然不至于连二十天的军粮都供应不上，但要对峙到几个月甚至更长，曹军确实会不战而退。后来曹操听说马超的这个主意，吃惊不小，他不由得感慨道：“马超这小子如果不死，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呀（马儿不死，吾无葬地也）！” 　　可是，韩遂不同意马超的意见，他认为应该速战速决，放手让曹军渡河，等到曹军渡到一半时，再发起反击，让敌人首尾不能相顾（可听令渡，蹙于河中，顾不快耶）。 　　战国时期军事家吴起所著兵书《吴子》里有一句“军半渡可击”，也就是待敌人渡河刚一半时是最佳攻击时机，其道理似乎谁都能理解。但是，战场上的事往往变化莫测，绝不能教条地看待问题，韩遂成为军事将领后，一定恶补了不少兵书，但对于将教课书上的内容融会贯通于实践之中，火候还很不够。 　　韩遂打定主意在潼关这里等曹军“半渡”，结果让徐晃、朱灵钻了空子，当他们在黄河西岸站住了脚，曹操便突然率主力由潼关向北移动，也要北渡黄河。接到报告，马超这一回真急了，他不再跟韩遂商量，带着自己的人马火速追击过来。 　　这时候，曹军大部分人马已经渡过了黄河，马超所部杀了过来。 　　马超的嫡系是关中联军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三国志许褚传》里说他们有一万来人。正如前面提到过的那样，他们擅长使长矛，不仅把长矛作为手持武器使用，必要时还可以把长矛像标枪一样抛出，杀伤力巨大。 　　这有点像古罗马军队的战法。古代罗马军团擅长的是长标和鱼鳞阵，使用加重加大的盾牌作护卫。马超部队的前身是凉州军，他们活跃于西域地区。据考证，大约在公元前五十三年前后，即我国的西汉时期，欧洲的帕提亚草原发生了一场混战，古罗马将军克拉苏远征波斯，结果战死沙场。他部下的第二军以及第三军残部败回罗马，而第一军被波斯军队切断，只能在克拉苏儿子浦克琉率领下向东方撤退。 　　这支罗马军队最后辗转流落到汉朝的西域地区，成为匈奴人的雇佣军，总兵力约有六千人左右。再后来，匈奴人被汉朝军队打败，这支罗马军队又投降汉廷，在河西走廊上的一个叫犁轩的地方居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犁轩旧城遗址上出土了许多与罗马驻军有关的文物，从而揭开了这支神秘军队的面纱。 　　犁轩后来被荒废了，但东汉末年距古罗马人到犁轩定居时间还不算太长，而犁轩旧城也是马超手下军队的核心活动区。所以，近年有研究者认为，马超是一位“古罗马化的将军”，并不是说他有欧洲血统，而是说他的部队深受古罗马战法的影响。 　　这种战法的特点是速度和力量，使用的是重量级武器和重甲，在战场上的杀伤力很大。 　　现在，马超率部突然杀到。曹操正在黄河边，坐在一个行军用的马扎（胡床）上看部队过河，身边只有张、许褚等少数将领和不太多的队伍。 　　马超的人马速度极快，瞬间就杀到了跟前，曹操还在马扎上坐着呢，情况十分危急。据《曹瞒传》记载，张和许褚二人在曹操身边，他们见情况不妙，张、许褚赶紧招呼人架上曹操就走，试图登船（张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 　　《三国志许褚传》记载：“褚白太祖，贼来多，今兵渡已尽，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这番描述纯粹是画蛇添足，以当时的情况看，不用许褚解释曹操也知道发生了什么，许褚哪里还有时间跟曹操汇报，架着曹操就跑还怕来不及呢。 　　曹操手下有个师长（校尉）叫丁裴，大概是负责后勤的，他照管的一些牛和马还没有渡河，见到情况危急，他赶紧把牛和马赶出来以制造混乱，掩护丞相逃命。马超手下纷纷跑去捉牛捉马（贼乱取牛马），曹操等人才得以登船。 　　在曹操的部属里，丁裴是个很特别的人物，不妨说几句。 　　丁裴字文侯，祖籍也是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很有可能也出身于谯县丁氏家族。曹操的母亲以及第一任妻子都出自这个家族，这个家族里先后出过丁宫、丁冲、丁仪、丁等人，但丁裴跟他们是什么关系不得而知。 　　大概因为同乡兼亲戚的关系，曹操对丁裴一直很照顾（太祖以裴乡里，特饶爱之，每所陈说，多见从之）。但这个丁裴比较贪财，几次犯事都是曹操把他保下了（性好货，数请求犯法，辄得原宥）。曹操后来征孙权的时候丁裴随征，大概也是搞后勤工作，他用自己家很差的牛把公家的好牛偷偷替换了，被人检举揭发治罪，后来被撤销职务（夺官）。 　　待部下一向严厉的曹操似乎对丁裴总是例外，他对丁裴真的不错。一次，曹操见到被撤职的丁裴，跟他开玩笑说：“文侯，你的印绶到哪里去了？”丁斐知道曹操跟他开玩笑，回答说：“拿去换大饼了（以易饼耳）。” 　　曹操大笑，回头对左右说：“有关部门多次检举他，让我治他的重罪，我不是不知道他的毛病，但是他也有特长。我有丁裴，就好像一般人家里养的会偷吃的狗（盗狗），虽然有小损失，但盗狗善于捕鼠，能保证我粮仓的安全。”后来，丁裴果然又官复原职。 　　曹操在用人上很有一套，其中一条就是执法公平，像对待丁裴这样的情况很少发生，一种可能是丁裴跟曹家的亲戚关系很深，是曹操母亲或者前妻的至亲，另一种可能是他对丁裴确实了解得很透，知道他的缺点，也知道他的长处，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尽可能让他施展长处。 　　丁裴大概死于曹操之前，他有一个儿子叫丁谧，在曹操族孙曹爽执政时代是一个风云人物，后来在司马懿发动的夺权政变中被杀。 　　现在，没有渡过黄河的曹军士兵都向船涌去，危急关头，逃生是人的本能，大家也不管丞相是不是在船上，都往上挤，把船都快弄沉了（贼战急，军争济，船重欲没）。当年献帝大逃亡时的狼狈一幕又重演了，并且都是在黄河上。 　　许褚挥刀就剁，这时南岸马超的人马开始向船上放箭，膀大力猛的许褚关键时刻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他一边砍人，一边举起马鞍替曹操挡箭（褚斩攀船者，左手举马鞍蔽太祖）。 　　潼关一带的黄河水流湍急，船只往北岸使劲划，但被水冲着老往东走，一直走了四五里路。马超的军队见状顺着河岸往前追，一边追一边放箭。看到这种情形，已经渡过黄河的曹军将士都吓傻了。 　　偏在这时，船工被乱箭射死，船顺着河水使劲往下漂流。许褚一手举着马鞍子，一手划船，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到达了对岸。 　　北岸的曹军见丞相坐的船顺水而下，敌人不断放箭，船上不断有人倒下，都惶惧不已。后来，看见曹操平安归来，大家悲喜交集，很多人情不自禁流下了眼泪（至见，乃悲喜，或流涕）。曹操虽然受了惊吓，但仍然满不在乎，他笑道：“今天差一点让马超这小子给算计了（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 　　经历生死险境后获得平安，一般人都会有惊魂未定的感觉，想一想那些可怕的事，还会沉浸在后怕之中。但曹操每到这时，总会展露出一种轻松的样子，有时不忘开几句玩笑。这看似很随意，但却有良苦用心，因为这样可以抚慰部下心中的紧张和不安，让大家重新获得信心。 　　现在，渡过黄河的曹军主力暂时摆脱了敌兵的追击，可以从容来到蒲阪津，在这里西渡黄河，从侧面向潼关守敌包抄过去。 　　【四、曹操的离间计】 　　徐晃、朱灵到达黄河西岸后，巩固了黄河上重要渡口蒲阪津，保证了曹操率主力到达此处后能顺利渡河。 　　这时，云集于此的曹军多达数万人，一个较为致命的问题随即出现，那就是道路状况很差，很难满足这么多士兵、马匹、后勤运输车辆来回调动的需要。时至今日，黄河两侧的陕西、山西一带仍然存在交通不畅的问题，原因是黄河及其众多支流把这一带劈成了沟壑纵横的模样。 　　复杂的地理环境，为关中联军派出小分队不断袭扰曹军创造了条件，尤其是曹军的运输队最容易遭到袭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曹操命人短时间内在黄河西岸一侧筑起一条甬道来。所谓甬道，就是在路的两边筑起墙来保护道路的安全，是一种全封闭的道路。甬道本来是皇帝的特权，是保证皇帝出行安全用的，但也有运用于战争的先例。楚汉相争期间曾激战于荥阳附近，刘邦为了保证能源源不断从敖仓运出粮食，专门修了一条甬道。 　　但是现在军情紧急，筑墙肯定来不及了，据《三国志》记载，曹操下令修建的这条甬道，中间用树枝做成连续不断的栅栏，将各式车辆链接起来（连车树栅以两面），也算是对“甬道战”的一种创造性运用吧。 　　这一招还真管用，抵挡住了敌人的袭击，最后大军顺利推进到渭口，即渭河与黄河交汇处。 　　曹军主力在渭河北岸，马超等关中联军在渭河南岸。曹操率军绕了一个大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又绕回到原处，但这一回情形完成不同了，他们绕到了潼关的后面，关中联军控制的天险已经派不上用场了。 　　两军隔渭河而对，曹操派人乘船渡渭河，并在渭河上架起浮桥（潜以舟载兵入渭，为浮桥）。一天夜里，通过浮桥运兵过河，分兵在渭河南岸扎起营寨。 　　关中联军在失掉潼关天险之后，又失去了渭河防线。 　　马超一看急了，赶紧组织反击，夜里攻营，但曹军早有准备，将敌人击溃。曹操趁势将全部人马拉到渭河南岸，与关中联军对垒。 　　据《曹瞒传》记载，在曹军渡河过程中，马超指挥人马拼命阻击，刚渡过河的曹军甚至来不及扎营。这一带地处渭河入黄河口，渭河带来的泥沙长年堆积，使这里的土质特别疏松，多沙地（所以这里适合种西瓜，一直到现在陕西大荔一带的西瓜都很有名），不利于就地筑营。 　　这时是农历九月，天气很寒冷，曹操采纳手下谋士娄圭的建议，用沙土筑城，一边堆沙一边浇水，水结冰再浇水堆沙，一夜之间堆出一座座“冰营”来。 　　对于这个记载有人表示怀疑，因为农历九月似乎还不能滴水成冰。这种怀疑忽略了建安十六年（211年）闰八月这个细节，也就是这一年有两个八月，农历九月相当于平常时候的十月，滴水成冰是完全可能的。曹军渡过渭河后，马超多次前来挑战，曹操不理，为的是挫一下马超的锐气。果然，马超拿“冰营”没办法，于是请求割地求和，同时愿意送儿子做人质，以表忠心（求送任子）。 　　但这已经晚了。曹操已经完成了对关中联军的攻击部署，如今是大军压境，关中联军一方人心惶惶，此时要么一战，要么无条件投降，任凭曹操发落。马超没有了谈判的本钱，还说什么割地求和？ 　　但是贾诩向曹操建议，不如假装答应他们（诩以为可伪许之）。曹操问贾诩答应之后怎么办，贾诩只说了四个字：“离之而已。”曹操立刻就明白了。 　　所谓“离之”，就是离间他们，贾诩和曹操都看到了马超、韩遂之间的不合，决定就从这里做文章。 　　双方同意见面详谈，联军一方只有马超和韩遂，曹军一方由曹操率许褚前往，约好都不带随从。 　　马超认为这是个机会，他是有名的虎将，想凭借勇力突然袭击曹操（超负其力，阴欲前突太祖）。但当他准备动手时，突然发现曹操背后有一个大汉，正直勾勾地盯着他看，目光逼人，充满杀气。 　　马超不禁吃了一惊，他早就听说曹操身边有个叫许褚的人，力大无比，勇猛异常，难道就是他（超素闻褚勇，疑从骑是褚）？马超问曹操：“听说您手下有个虎侯，不知道现在何处？”曹操回头一指许褚，说这就是我的虎侯。马超想了想，再没有轻举妄动。 　　许褚勇冠三军，比已经战死的典韦有过之而无不及，军中给许褚起了个外号，叫做“虎痴”，许褚被封为关内侯，因此又有“虎侯”的美誉。 　　后来，双方又进行了一次阵前交谈，不知何故这次只有韩遂前往，没有马超。据《三国志》记载，韩遂的父亲跟曹操是同一年举的孝廉，有点类似后世同一年中进士的被称为“同年之谊”，当时全国一年被推举的孝廉最多也不过几十个人，这也算一种缘分。而韩遂本人是朝廷正式任命过的征西将军，跟曹操算是同僚关系（公与遂父同岁孝廉，又与遂同时侪辈），因为这个原因，双方会谈的气氛相当融洽。 　　曹操跟韩遂越走越近，两匹马不知不觉中走到了一块儿，两人聊了很久（交马语移时）。他们的谈话没有切入正题，而是叙了些旧事家常，说得高兴处，还拍手欢笑。 　　据《魏书》记载，为保证曹操的安全，曹军士兵在俩人谈话的区域之外放置了很多木头做的障碍物（木行马），这样其他人只能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他们而听不到他们具体说些什么，但能看出来他们谈得很投机。 　　那时，天下没有不知道曹操大名的，包括从凉州来的少数民族士兵也是一样，但见过曹操的却很少，他们都想近距离看看曹操长得什么样。见此情形，曹操高声对关中联军将士开玩笑道：“大家想看我曹操吗？我也是人呀，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张嘴，只不过智慧多一些罢了（汝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现场将士大笑，不像是准备厮杀，倒像是明星来开演唱会。 　　韩遂不知道，这正是曹操的计谋，而这个计谋的发明人还是他自己。十六年前，大体上也是在关中地区，韩遂用阵前拉家常这一招让李和樊稠翻脸，导致樊稠被杀。当时的那一幕，贾诩有可能就在阵前观看。 　　现在，曹操好比是韩遂，马超和韩遂好比是当年的李和樊稠，招数不在于是否新鲜，实用就行。以贾诩的机敏，临时克隆了这一招，反过来给韩遂用上，而韩遂还被蒙在鼓里。 　　果然，马超中计，韩遂一回来他就追问跟曹操在阵前谈了些什么，韩遂想了半天，实在想不出来谈过什么正经事，于是老实回答说没谈什么，但这让马超更起了疑心。 　　曹操又不失时机地加了一把火，他给韩遂写了封信，故意在信上涂涂改改，让人看了像是韩遂改的（公又与遂书，多所点窜，如遂改定者），曹操又故意让这封信落入马超手中，马超看了疑上加疑。 　　通过这几招，曹操把关中联军内部搞得互不信任，草木皆兵，没有信心再与曹军决战了。曹操感觉火候差不多了，于是下达了总攻击令。 　　总攻击开始前，曹军先以小股部队进行袭扰，反复冲击，使敌人疲于应对（先以轻兵挑之，战良久），之后，以虎豹骑为主力，突然纵兵杀出，将敌人打败。 　　成宜、李堪等人被斩于阵前，韩遂、马超率残部逃到凉州，杨秋逃到安定，程银、侯选逃到汉中。后来曹操征张鲁，汉中被攻破后程银、侯选投降。 　　至此，关中宣告平定。 　　此战是曹操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集中体现，表明此时的曹操在用兵上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他从战略层面考虑，先放慢攻击节奏，故意让敌人集结，以达到一战全歼的效果；之后巧用疑兵，又及时分兵，关键时候上演了离间计的好戏，让敌人节节退缩，从内部开始瓦解；到决战之时，敌人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拼死抵抗的决心。 　　【五、攻占凉州东大门】 　　建安十六年（211年），即赤壁之战后的第四年，这一年的农历十月，曹操在渭河南岸一举击败了马超、韩遂领导的关中联军，之后进入长安。曹操暂不打算撤军，他想把关中乃至整个凉州都平定了。这虽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目前无疑是最好的机会。 　　马超、韩遂逃到凉州，其他参与叛乱的诸将，有的被杀，有的找了个地方暂时躲了起来。其中杨秋率残部逃到安定郡，这是凉州刺史部最东边的一个郡，大体范围相当于今天宁夏大部和陇东的一小部，固原、平凉以及六盘山都在其内，治所临泾县，在现在的甘肃镇原附近。 　　如今，从关中到宁夏去一般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走陕北，到延安后折向西，经过安塞、定边等进入宁夏；另一条是走陕西的乾县、彬县折向西，进入陇东，过平凉至固原，然后由青铜峡过黄河。 　　有一段时间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常从这两条道走，大部分时候走的是后一条路，进入陇东后，顿觉山高林密，尤其是平凉境内的崆峒山，更有世外仙风。 　　而在东汉末年，这一带还是人烟相对稀少的地方，交通状况也不太好，但它处在关中通往凉州主干道的侧面，今后要顺畅地进入凉州，打通西域大通道，必须先解决这个侧翼的威胁。 　　曹操在长安几乎没有停留，即刻亲自率兵征讨安定郡的杨秋，把杨秋包围在安定郡的治所临泾。 　　杨秋此人来历不详，可能是趁乱起事的地方实力派，早年在一片乱哄哄的时局中被凉州军阀控制的朝廷收编过。杨秋自知不是曹操的对手，于是投降。曹操保留杨秋的官职，让他继续率部留在安定郡。 　　曹操看人很独到，他看出来杨秋与马超、韩遂有本质区别，可以拉拢过来为自己所用，于是大胆决定让杨秋留在原地为自己效力。真没让曹操看错，杨秋从此忠心耿耿效忠曹魏。曹丕继位后，封杨秋为冠军将军，杨秋后来配合张、郭淮镇抚凉州（那时候凉州已更名为雍州），立下了不少功劳，后来杨秋被晋升为讨寇将军，封为临泾侯，成为参加潼关之战的关中诸将里结局最好的一个。 　　凉州刺史部最东边有三个郡，分别是安定郡、汉阳郡和武都郡，它们自北向南并列排开，是凉州东面的门户。此时的凉州刺史是韦康，他是前凉州牧韦端之子，担任凉州刺史多年，由于长期以来凉州实际上被大大小小的各路军阀所控制，韦康这个刺史基本上有名无实，控制范围仅限于汉阳郡一带。 　　韦康虽不是曹操任命的，但他跟马超、韩遂等人也不是一伙，在政治上倾向于朝廷。曹操平定安定郡后，韦康以凉州刺史的身份正式接受曹操的调遣。 　　这样，就打开了凉州刺史部的东大门。曹操在安定郡稍作休整，准备即刻进军马超、韩遂退守的凉州腹地，也就是金城（今甘肃兰州）一带。但就在此时，曹操接到了紧急情报，说邺县那边出了问题，有人发动叛乱，曹操大吃一惊，下令撤军。 　　后来才知道，邺县附近的河间国爆发了田银、苏伯领导的民变，势头很猛，整个幽州、冀州都受到了震动（太祖西征，田银、苏伯反，幽、冀扇动）。曹丕想亲自出征，后在曹丕五官中郎将府内的人事处长（五官将功曹）常林的劝说下才打消了念头，改派部将贾信率兵征讨。 　　从《三国志》常林、国渊、程昱等人的传记来看，这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很快就被扑灭了，率兵围剿起义军的贾信也名不见经传，在整个《三国志》里他只有两次出场机会，除这次外，还有就是建安八年（203年）受曹操指派驻军黎阳监视袁氏兄弟。这些情况表明，这场民变规模十分有限。 　　但是查看《三国志曹仁传》却发现，这场起义规模应该很大，曹操不得不从西征军里抽调出相当一部分人马参加平叛，总兵力多达七个军，也就是七万人以上，由西征军主将之一的曹仁任总指挥（以仁行骁骑将军，都督七军讨银等，破之）。 　　这应该是一场被史书淡化了的农民大起义，它至少说明“曹统区”的局势仍不稳定。由于连年征战，“曹统区”的人民承受了巨大的经济负担，虽然曹操手下像杜畿那样的行政人才有不少，但也无法平息人民的不满。 　　这也让曹操暂时放弃了一举平定整个凉州的计划，就在曹操决定从安定郡撤离时，有一个人听说消息赶紧求见曹操，建议他不要仓促撤军。 　　这个人名叫杨阜，字义山，凉州刺史部汉阳郡冀县人，韦端当凉州牧的时候，杨阜便在韦端手下任职（凉州从事）。官渡之战前夕，韦端吃不准应该站在哪一边，就派杨阜到许县观察情况，杨阜被朝廷任命为安定郡政府秘书长（安定长史）。 　　杨阜回来后，大家都关心地问袁绍和曹操谁胜谁败，杨阜使劲替曹操说话（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机无疑，法一而兵精，能用度外之人，所任各尽其力，必能济大事者也）。韦端在官渡之战中虽然没有公开站在曹操一边，但也没有倒向袁绍，基本处于中立状态，杨阜在其中立了功。 　　杨阜不喜欢当郡政府的秘书长，于是辞职（长史非其好，遂去官）。后来韦端被朝廷征为交通部长（太仆），他的儿子韦康成为凉州刺史，韦康聘任杨阜为州政府副州长（别驾）。曹操也听说过杨阜这个人，曾经想征他到丞相府任职，但韦康上表请求让杨阜继续留在凉州。 　　韦康的凉州刺史府此时应该在汉阳郡冀县（今甘肃天水西），杨阜就是这个县的人。杨阜刚好受韦康之命到安定郡拜见曹操，听说曹操即将撤军，赶紧求见。 　　杨阜对曹操说：“马超有韩信、黥布之勇，很得羌、胡之心，西部州郡都害怕他，如果大军撤回，不作周密准备，陇上诸郡恐怕将落入他的手中。”曹操认为杨阜说得有理，但后方的事也很紧急，不容他在此做太多停留（太祖善之，而军还仓卒，为备不周）。 　　就这样，曹操于建安十六年（211年）十二月从安定郡回到长安，关中地区的大部分此时已在曹军掌握之中。曹操把夏侯渊留下来主持关中军务，同时任命张既为京兆尹。这个职务相当于长安特别市市长，郡太守一级，处理长安一带的地方政务。 　　张既在关中地区当过县令，是钟繇的得力助手，在调马腾入京就任卫尉一事上，他处理果断，调度得当，最终让马腾不得不就范，受到曹操的赞赏。 　　做了这些安排后，曹操即刻由长安返回，于次年正月回到邺县。 　　在曹仁、贾信等部镇压下，田银、苏伯起义已被扑灭。曹操一回到邺县，就听取了曹丕、曹仁、程昱等人的情况汇报。曹操听说除了战场上被诛杀的人以外，还抓了不少人等待处理，曹操问大家是什么意见。郑玄的学生、此时担任冀州政府秘书长（长史）的国渊建议，惩治首恶就行，其他人应予宽大（渊以为非首恶，请不行刑）。曹操接受了这个建议。史称因为国渊这一句话而活命的，有一千多人。 　　每次战后，各地方、各部门都要上报战果，过去经常出现虚报多报的事情。曹操让有关部门查了一下，发现国渊上报的数目最真实，曹操问国渊是怎么考虑的，国渊回答说：“征讨敌人虚报战功的，只是想把自己的功劳夸大些，河间国在冀州辖区内，田银等叛逆虽被剿灭亡，但作为地方官我深以为耻（克捷有功，渊窃耻之）。” 　　曹操最喜欢老实人，他听了国渊的话感到很高兴，后来提拔他作魏郡太守。 　　据《魏书》记载，当初贾信等人进攻田银、苏伯，起义军里有一千多人请求投降。曹丕让大家讨论，大家都认为应该遵守制度，即围城之前投降可以接受，一旦围城即使投降也要诛杀。程昱不同意，他说：“诛降发生在天下扰攘之时，围而后降的不赦，用来示威于天下。现在是和平时期（今天下略定），又发生在自己的辖区内，面对必降之贼，杀了无法立威，已经与先前诛降的用意不同了（非前日诛降之意）。所以，我认为不能诛杀，即使要诛杀，也应该先报告丞相。” 　　但是其他人说：“五官将有临事独断的专权，不用再请示，可以诛杀（军事有专，无请）。”程昱就不吱声了。 　　曹丕起身，专门询问程昱还有什么意见。程昱说：“所谓临机专断是遇着临时之急，瞬间发生的事来不及请示才可以用（凡专命者，谓有临时之急，呼吸之间者耳）。现在贼人已被贾信将军控制，不会有朝夕之变。所以老臣我不想让将军按临事专权办理。”曹丕说：“将军考虑得很周全。” 　　曹操回来后，曹丕专门报告了这件事，曹操听说后很高兴，对程昱说：“你不但明晓于军计，还很善于处理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又善处人父子之间）。” 　　【六、马超的失败】 　　曹操大军撤回后，眼看凉州方向也暂时无法再有大的进展了。可是没过两年，凉州的局势却峰回路转，韩遂兵败被杀，马超无法立足逃到汉中，凉州大部分地区纳入曹操的势力范围。 　　在此过程中，曹军的主力被吸引到东线的合肥作战，还要承受中线荆州方向的压力，并没有力量大规模用兵于西线。曹操之所以仍然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收获，与两个人的特殊贡献密不可分。 　　这两个人前面都有提及：一个是杨阜，一个是阎行。 　　曹操从安定郡撤兵时杨阜曾经力谏不要中止在凉州的军事行动，曹操虽然认为他说得有理，但后方出现叛乱又让他不得不撤军。 　　曹操率大军撤离后，虽然留下夏侯渊驻守长安，但对凉州鞭长莫及，参加过上一次叛乱的凉州各路军阀在马超的鼓动下又蠢蠢欲动。马超还联络了在兴国的羌族首令阿贵、在白项的氐王千万等部族势力再次起兵，攻打效忠于朝廷的郡县。即使有不愿意跟着起事的，由于害怕马超的攻打，也都应和他们（超率诸戎渠帅以击陇上郡县，陇上郡县皆应之），只有汉阳郡公开与马超对抗。 　　凉州刺史韦康就在汉阳郡的冀县，在杨阜的竭力劝说下，韦康决定率全城军民拼死抵抗，等待朝廷援军的到来。 　　马超率一万多人将冀县围了起来，张鲁也从汉中派大将杨昂前来助战，冀县保卫战开始了。 　　这场战役名气不大但却很重要，从建安十八年（213年）的正月一直打到八月，打得极为惨烈。 　　守城的人很少，《三国志》记载仅有一千多人，他们在杨阜的率领下拼死抵抗。杨阜是冀县本地人，杨氏宗族子弟全部上了城墙，杨阜的堂弟杨岳在城墙上还修筑了一个“偃月营”，跟马超死拼。 　　在相传为唐人李筌所著的《神机制敌太白阴经》一书中，对偃月营有过细致描述，说这种阵法“形似偃月”，其特点是“背山冈、面陂泽，轮逐山势，弦随面直”，特别适合于“地窄山狭之所”筑营。杨阜、杨岳等人在城墙上筑营，这里地方狭小，倒有可能采取这种方法，但是否与《神机制敌太白阴经》所述一致，不得而知。 　　这种阵法很奏效，马超、杨昂打了好几个月，居然拿冀县没办法。 　　但是，城里也渐渐支撑不住了，韦康、杨阜商量后，派州政府别驾阎温冒死出城搬救兵。前面多次说过，别驾的角色介于副州长和州政府秘书长之间，是刺史最重要的助手。 　　冀县附近有一条河，就是渭水。据《三国志阎温传》记载，阎温趁夜从水中潜出城，天亮的时候，敌兵发现水迹，然后派人来追，一直追到显亲县境内，把阎温追上了。显亲县位于冀县以北，看来阎温打算先逃到安定郡，在那里找到杨秋，再设法向长安的夏侯渊报信。 　　阎温被抓了回来，马超见了赶紧替他解绑绳，对他说：“今成败可见，足下为孤城请救兵而被抓，想行大义又如何做到？如果听我的，你对城里说外面没有救兵，应当是转祸为福的计策。不然，现在就杀了你。” 　　阎温假装答应，马超命人把阎温带到城下，阎温对城上大声呼喊：“大军不过三日就到，大家要坚持呀！”城中一听群情激昂，有人高喊万岁。马超大怒：“你不想活命了吗（足下不为命计邪）？”阎温不理他。 　　马超开始倒没杀阎温，还想诱降他，但每次都遭到阎温的谴责。阎温最后还是被杀了，他临死前曾说：“事君就要死无二心，让我说不义之言，我岂能苟且偷生？” 　　阎温对城里说大军三天就到，这只是激励大家的话，事实上他也不知道大军什么时候到。城里又守了几天，实在没法守下去了，包括刺史韦康在内，都有了投降的打算（州遣别驾阎温循水潜出求救，为超所杀，于是刺史、太守失色，始有降超之计）。 　　杨阜竭力劝说：“杨阜等率父兄子弟以义气相激励，至死也没有二心，当年田单守城也不过如此。现在放弃马上就能得到的功劳，陷于不义的名声，我宁愿以死相守！”杨阜说到激动处，不禁大哭起来。 　　但是，韦康等人还是决定投降，他们打开城门，迎接马超入城。马超于是在冀县建立了基地，自称征西将军，兼任并州牧，负责处理凉州一切军政事务（督凉州军事）。 　　马超让杨昂把韦康等人杀了，把杨阜的堂弟杨岳抓了起来，但奇怪的是，对于杨阜却没有深究，这为杨阜展开复仇行动创造了条件。 　　杨阜想报仇却没有机会（阜内有报超之志，而未得其便）。后来，杨阜的妻子去世，他以丧假为由离开冀县。杨阜有个表兄叫姜叙屯兵在历城，此地位于冀县以南，在前往武都郡的方向上。 　　杨阜在历城与姜叙相见，并拜会了姜叙的母亲。杨阜就把此前在冀县的事跟表兄说了，言谈之中很是悲切（说前在冀中时事，欷悲甚）。姜叙的母亲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被杨阜的义气所感染，支持儿子参加杨阜的计划。皇甫谧所著《烈女传》一书对姜叙的母亲专门有过记载。 　　这样，杨阜牵头，姜叙又找来同乡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等人，以及武都郡人李俊、王灵等，约好共同讨伐马超。 　　姜叙还派堂弟姜谟悄悄潜进冀县，设法联络上仍在关押之中的杨岳，还联络了梁宽、赵衢、庞恭等人，在冀县城内秘密结盟。 　　建安十七年（212年）九月，杨阜和姜叙在历城与冀县之间的卤城起兵，马超听说后亲自率兵讨伐，这正是杨阜、姜叙想看到的结果。 　　马超一走，赵衢、梁宽等人立即把杨岳解救出来，利用杨岳在冀县的影响力，很快控制了县城。杨岳下令关闭冀县城门，杀了马超的妻子儿女。事情好像很容易，其实这是长期准备的结果，而关键人物是赵昂以及他的妻子王氏，这一点在正史中没有记载，在皇甫谧所著的《烈女传》有详细记述。 　　赵昂就是杨阜、姜叙找来结盟人中间的一个，《烈女传》说他当过县令，后来是刺史的军事参谋（参转军事），他的妻子叫王异，当时夫妻俩居住在冀县。马超攻打冀县，赵昂积极守城，妻子王异也力所能及地参加了守城。韦康想投降，赵昂也进行过苦劝，但韦康不听，冀县为马超所占。 　　马超想拉拢赵昂为己所用，但又不完全信任（欲要昂以为己用，然心未甚信）。马超的妻子杨氏听说王异不一般，就主动前来相见。王异知道丈夫已秘密参加了图谋马超的行动，为了赢得马超的信任，她也主动接近杨氏，最终获得了杨氏的信任。通过马超的妻子杨氏这层关系赵昂也得到了马超的信任（昂所以得信於超，全功免祸者，异之力也）。 　　马超攻打卤城，遭到杨阜、姜叙的抵抗。杨阜亲临一线，身上先后负了五处伤，本族子弟也有七个人战死。在他们的拼死抵抗下，马超无法得手。 　　马超想回兵，但冀县已经易主。马超走投无路转而偷袭历城，据《烈女传》记载，马超的人马开到历城，城里居然认为这是姜叙等人回兵，没有任何防备，马超轻松地将历城占领，抓到了姜叙的母亲。 　　马超想用姜叙的母亲作筹码与杨阜、姜叙谈判，姜母痛斥道：“你这个背弃父亲的逆子，杀害守君的贼人，天地岂能容你，不早点去死，还有什么面目活着？”姜母就是故意要激怒马超，然后求得一死。马超大怒，果然把她杀了。 　　后来马超无可奈何，下令一把火烧了历城，之后由武都郡进入汉中，向张鲁求救去了。 　　第二年（214年）春天，马超从张鲁那里借了一些人马，重新杀回来，试图夺回凉州，姜叙迅速向长安的夏侯渊求救。有人建议夏侯渊先向邺县汇报后再做行动，但夏侯渊认为长安到邺县来回四千里，等接到命令时，姜叙那边肯定坚持不住了（公在邺，反覆四千里，比报，叙等必败，非攻急也）。 　　夏侯渊说得没错，但这个想法为何不出现在一年前？去年春天，马超围攻冀县，前后长达八个月之久，夏侯渊居然没有任何反应，这是一个很费解的谜。 　　这一次夏侯渊行动很快，他让张率五千人先出发，从陈仓（今陕西宝鸡）入凉州，他自己督运粮草紧跟其后。 　　张过了陈仓，在渭水上游遇到马超所部，马超率领由氐人和羌人组成的联合兵团共数千人来攻张。但仅刚一接触，马超就败了下来，等夏侯渊大军开到，原来表示效忠马超的凉州西部各县全部投降。 　　马超无奈，只得再次逃往汉中，从此不再做反攻凉州的打算。 　　至此，包括汉阳郡、武都郡、安定郡、陇右郡等在内的凉州大部宣告平定，对曹操来说，这是一个意外收获。为表彰此战有功人员，曹操以朝廷的名义连封十一个人为侯。作为第一功臣，杨阜自然在封侯之列，曹操准备封他为关内侯，但杨阜却上表辞让。 　　曹操对此表示不接受，亲自给杨阜写信要他接受。杨阜后来担任过益州刺史、金城郡太守、武都郡太守等职，曹丕继位后到朝廷任职，担任过将作大匠、少府卿等职，以直言恳谏著称。刘晔评价他有“公辅之节”，陈寿评价把他跟汉初名臣汲黯相提并论，称他“刚亮公直，正谏匪躬”。 　　【七、设立雍州】 　　马超跑了，但韩遂还在，凉州还不算完全平定。马超第二次起事，自始至终没有看到韩遂的影子，他还在凉州吗？ 　　答案是：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韩遂一直都在凉州。 　　渭南大败后，韩遂也逃到回了凉州，在金城郡（今甘肃兰州一带）附近活动，和马超相比，他的斗志不那么强，还始终抱着有朝一日与曹操和解的幻想，但又觉得不那么切合实际，在马超积极活动进行反攻的时候，韩遂虽然没有反对，但态度一点都不积极。 　　阎行的事前面做过交代，他的父亲还在邺县。大约在马超第二次起事之后，已身在邺县的曹操终于忍无可忍，下令将卫尉马腾以及包括马腾两个儿子在内的马家数十口全部诛杀，一同被杀的，还有韩遂的儿子。 　　曹操没杀阎行的父亲，只是把他关了起来。据《魏略》说，曹操亲笔给阎行写了一封信说：“我看韩遂的所作所作，十分可笑（观文约所为，使人笑来）。我前前后后给他写了不少信，信中无话不讲，到了这种地步还如何忍耐？你的父亲知晓大义，目前很平安（卿父谏议，自平安也）。即便如此，牢狱那种地方不是赡养父母的只所（牢狱之中，非养亲之处），况且我也不能长期为你赡养父亲呀。” 　　曹操给阎行说得很明白，他的父亲不会有生命危险，但不能等得太久。韩遂见曹操不杀阎行的父亲，担心阎行有二心，于是强迫阎行娶了自己的女儿（闻行父独在，欲使并遇害，以一其心，乃强以少女妻行）。韩遂让阎行担任西平郡太守，在那里发展势力。阎行却趁机向韩遂发起进攻，但是没有取胜，带领家人逃往东方，后来见到了曹操，曹操封其为列侯。 　　据《魏略》说，阎行向韩遂发起攻击时，韩遂彻底伤心了，他对另一个叫成公英的心腹说：“大丈夫遇到危难，祸患的根源居然从婚姻开始！如今连亲戚都要背叛我，人马又少，看来只能从羌中向西南去投奔蜀地了。”成公英劝他：“将军兴兵数十年，现在虽然遇到挫折，哪能放弃自己的门户投靠他人？”韩遂说：“我年纪大了，你有什么办法帮我（吾年老矣，子欲何施）？”成公英说：“曹操不可能亲自从远方赶来，这也就是姓夏侯的主事而已。夏侯的人马追不上我们，又不能在这里久待，我们暂时在羌中修养修养，等待他离去，然后聚集以前的人马，我们还会有所作为的。” 　　韩遂接受成公英的建议，带随从男女数千人到羌人那里，由于他向来对羌人很好，羌人愿意保护他。 　　这时大约正是马超自汉中杀回、夏侯渊率军救援姜叙的前后，后来马超再次败走，而夏侯渊大老远来了一趟，什么都没干，有点不甘心，想顺便把韩遂收拾了。 　　据《三国志夏侯渊传》记载，当时韩遂驻扎在汉阳郡冀县以北的显亲，夏侯渊发起攻击，韩遂不敌逃走，夏侯渊缴获了不少韩遂的辎重粮草，同时展开追击，一直追到略阳城，此地在显亲县东北方向不远。 　　对于下一步行动，夏侯渊手下诸将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应该攻击略阳，有的认为应该攻击兴国的氐王。夏侯渊认为韩遂人马虽然不多，却都是精兵，而兴国城池坚固，不能立即得手，所以应该攻击长离一带的羌人（以为遂兵精，兴国城固，攻不可卒拔，不如击长离诸羌）。 　　夏侯渊的判断是，直接攻打略阳不划算，而韩遂部下与长离诸羌关系密切，很多人的家眷都在长离，攻击那里韩遂必救无疑，在运动中可以找到消灭敌人的机会（救长离则官兵得与野战，可必虏也）。夏侯渊留下人守辎重，自己率轻兵直趋长离，韩遂果然率部来救。这时，敌众我寡，诸将看见有点担心（诸将见遂众，恶之），想结营与敌人打持久战。夏侯渊说：“我们辗转千里，士兵们已经很累了，再修筑营垒，士兵会更疲惫。敌人虽然很多，没有什么可怕的（贼虽众，易与耳）。” 　　夏侯渊下达攻击令，为了鼓舞士气，他亲自擂鼓，曹军将士个个用命，最后大败韩遂军，缴获了敌人的指挥旗，之后得胜而回，又攻克略阳。长离和略阳得手后，夏侯渊又率军进攻兴国，一直驻扎在兴国的名叫千万的氐王逃奔至马超处。夏侯渊又转击高平的屠各族首领，把他们打败，缴获不少粮谷牛马。 　　在陇西郡有一个地方叫罕，位置大约在今天甘肃省临洮以西，这里有个叫宋建的人，趁着凉州大乱，自称“河首平汉王”，任命了丞相等官员，像袁术那样做起了土皇上，已割据长达三十余年。曹操下令夏侯渊趁着连克马超、韩遂以及众氐王、羌王、屠各王的声威，远击罕。 　　夏侯渊率张深入陇西郡，灭掉了宋建的独立王国，同时渡过黄河上游，进入小湟中一带，黄河西岸各羌族部落全部投降，陇西也宣告平定。 　　曹操专门向夏侯渊发来了嘉奖令：“宋建作乱三十多年，夏侯渊将军一举灭之，虎步关右，所向无敌，正如孔子所说的‘吾与尔不如也’。” 　　到这个时候，凉州全境可以说基本平定了，马超到张鲁之后的事下面再说，韩遂的下落史书没有明载。在裴松之注《三国志张既传》时，引用了《魏略》一段话，其中提到略阳之战结束不久，韩遂就死了，是死于战斗，还是死于疾病，不得而知。 　　不管怎么说，博大而神奇的凉州已经掌握在曹操的手中，自建安十六年（211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在没有付出特别大代价的情况下，平定了关中，得到了凉州，收获十分巨大。 　　曹操命令夏侯渊仍撤回长安，授予他“假节”的特权，统筹西部地区的军务。同时下令撤销凉州建制，改设雍州，刚刚就任长安特别市市长的张既被任命为雍州的首任刺史，统一管理关中以西地区的政务。 　　据《三国志张既传》记载，张既临上任前专程赴邺县听取曹操的指示，曹操笑着对张既说：“你这次回到家乡，可以算得上衣锦还乡了吧（还君本州，可谓衣绣昼行矣）。”曹操这样说，是因为张既是冯翊郡高陵人，也在雍州辖区内。张既能在家乡当父母官，说明汉末的“三互法”早已荡然无存了。 　　第五章 王者之路 　　〔为了回应大家的猜疑，曹操以通令的形式告诉人们：他不想当皇帝。但是，按照现有的体制，曹操的爵位最高也只能是个县侯，拿董昭的话说他只能跟手下的将领们同列。为此，在不称帝的情况下不断突破现有政治体制，就成了曹操晚年最乐意做的事。〕 　　【一、九锡】 　　建安十七（212年）正月，五十八岁的曹操从关中回到邺县，此次由他亲自指挥的远征取得了大胜，邺县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四年前赤壁之败的阴霾逐渐被冲淡。 　　远在许县的献帝刘协下诏，赐给丞相曹操三项特权：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关于它们的具体内容，在本书第一部中已作过介绍。 　　按照礼仪，大臣朝见皇帝的时候旁边要站一个司仪官，把大臣的官衔和名字都喊出来。比方说此刻曹操去见天子，司仪官就要喊：“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曹操，参见皇上。”然后曹操就要跪下来高声说：“吾皇万岁、万万岁。”“趋”是小步快走的意思，见到皇帝为表示恭敬，老远就得一路小跑过来，这就是“趋”。另外，见皇帝既不能携带武器，也不能穿鞋子，表示诚惶诚恐。 　　现在曹操拥有了三大特权，皇帝的司仪官喊完“武平侯、丞相领冀州牧”的时候可以省略曹操的名字不喊，这就是“赞拜不名”；老远见到皇帝也不用一路小跑，可以端个架子慢慢走，这就是“入朝不趋”；上朝的时候别人光脚板，自己可以穿鞋，而且可以佩带武器，这就是“剑履上殿”。 　　这种无聊的形式主义却是那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获得这些殊荣的人定然是人臣之极，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拥有这些特权的人并不多。 　　献帝同时下诏，割河内郡的荡阴、朝歌、林虑三县，东郡的卫国、顿丘、东武阳、发干四县，钜鹿郡的瘿陶、曲周、南和三县，广平国的任城县，赵郡的襄国、邯郸、易阳三县，以上共十四个县，都归划魏郡管辖（以益魏郡）。魏郡原来已有十五个县，已属大郡，现在辖区的县有二十九个之多，成为天下第一超级大郡。 　　这件事应该是在曹操主导下进行的，其背后一定有着更大的深意。果然，这一年十月，担任丞相府参谋长（军谋祭酒）的董昭突然提出了一项建议，搅动了邺县和许县两地的政坛。 　　作为曹操事业矢志不渝的追随者和最坚定的支持者，董昭多次在关键时刻为曹操立下大功，深得曹操的信任。作为非汝颖出身的士人，董昭地位虽然不是特别高，但在曹操心目中他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董昭的建议是恢复秦汉之前的五等爵制（宜修古建封五等），由天子封曹操为魏公，同时赐曹操九锡之礼。 　　五等爵是指公、侯、伯、子、男五种等级不同的爵位，公爵为最高，男爵最低。在秦汉以前实行的就是这样的爵位制，它们都是世袭的，有了爵位才能被称为贵族，享受不同的特权。 　　世袭制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奖勤罚懒，有点吃大锅饭的意思。到了秦朝，为鼓励大家英勇作战，世袭制被改成了军功制，爵位不仅可以世袭，也可以依靠军功取得，同时爵位还被细分成为二十级。这一招很管用，士兵们在战场上不怕死，心里就是有这个东西在支撑着。汉朝因袭秦制，爵位同样分为二十级，最低的一级也就是第一级叫公士，第二级叫上造，到第十九级时叫关内侯，第二十级也就是最高的一级叫彻侯。 　　汉武帝刘彻当皇帝后，为了避讳，改“彻侯”为“列侯”。列侯又分为三个等级：亭侯、乡侯和县侯，一般来说，爵位到了县侯这一级，也就到顶了。 　　与秦汉以前爵位制不同的是，汉代的爵位没有“公”这一级，却有“王”，在春秋战国时代，“王”是唯一的，即周天子，周天子之下有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等这些“公”。秦汉以后有了皇帝，皇帝之下虽然没有“公”却有“王”，“王”之下是二十级军功爵位。 　　说起来汉代爵位体系更丰富，等级更多，但为什么还总有人想变回去呢？说起来，这都是刘邦弄出来的事。 　　刘邦当上皇帝后开始封了不少异姓王，如楚王韩信、赵王张敖、韩王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燕王卢绾、长沙王吴芮等，但好景不常，除长沙王吴芮外其他人都先后搅进叛乱而被杀。刘邦后来明白了，敢情打江山需要众人拾柴火焰高，而坐江山却有强烈的排他性，于是在晚年搞了一个“白马盟誓”，约定“不是刘家的人不得封王，没有功劳的人不得封侯。谁不遵守这个盟约，天下人共同征伐他（非刘氏而王者，若无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诛之）。” 　　这样虽然为刘氏子孙办了一件好事，但却断了其他人向上进步的希望。比如说曹操，无论军功还是实力，放在汉朝初年一点都不比韩信、彭越差，但也只能被封为列侯。 　　这就是董昭提议恢复秦汉以前五等爵制的背景。不是那一套办法更好，而是现行的这一套太不行，通过恢复五等爵制，等于废除了汉代的二十级军功爵制，进而推翻刘邦订下的“白马盟誓”。 　　但是，这不是小事，它要动摇三四百年来汉朝的国统，在当今天子事实上已形同傀儡的情况下，这更是一个极度敏感的话题。 　　在董昭的建议里还有一项内容，就是“九锡”，这一套东西更为复杂繁琐，但又更让人趋之若鹜。 　　这里的“锡”不是元素周期表上“Sn”表示的那种金属，而是一个通假字，它通“赐”。“九锡”就是天子赐给诸侯、大臣以及有特殊贡献的人的九种器物，用来表示礼遇或特权，具体说其实是九种礼器，分别是车马、衣服、乐、朱户、纳陛、虎贲、斧钺、弓矢和鬯，是古代。 　　这九种礼器都很特别：车是特制的，分别叫“金车大辂”和“兵车戎辂”，用八匹黄马来拉；衣服是“衮冕之服”，配套的有叫“赤舄”的鞋子一双；乐器里包括定音和校音的器具；朱户是允许自家住宅装修红漆的大门；纳陛是进宫殿时可以走特别凿出的台级，类似贵宾通道；虎贲是天子的卫士；弓矢包括特制的红、黑色的专用弓箭，有一百副彤弓矢，一千副玄弓矢；斧钺是一种大斧，在上古年代不仅是用于作战的兵器，而且是军权和国家统治权的象征；鬯是用黑黍和郁金草酿成的一种稀有的酒。 　　这些东西并不太值钱，但是拥有它之后就意味着享受了极高的荣誉和特权，出门可以乘坐天子的专车，穿着天子的衣服，警卫员也是从天子身边调来的，进宫走的是贵宾通道。除了这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之外，还有许多实实在在的特权，专用的弓箭意味着有权征讨叛逆，斧钺意味着可以诛杀不法之人，等于有先斩后奏的权力。 　　这九种东西只能由天子赏赐，再有钱也不能自行置办。天子也不会随便给人，只能赏赐给那些为国家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人，而且这九项内容通常不会一块儿赏赐，因为人臣如果得到全部这些特权，那他从形式到内容也就与天子相差无几了。 　　董昭是这项提议的发起者，之前有没有向曹操请示过或者接受了曹操的暗示，我们不得而知。曹操对董昭这项提议的反应，在《三国志》的《董昭传》《荀传》以及《献帝春秋》里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据《三国志董昭传》记载，曹操得知董昭的建议后表示反对，他说：“恢复五等爵制是大事，只有圣人才能完成，不是人臣可以办到的，这让我如何面对众人呢（建设五等者，圣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 　　董昭劝道：“自古以来，人臣辅佐君主，从来没有人像明公您这样的建立了不朽的功业（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建立了这样功业的，就不会久处人臣之位。现在明公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有所不安，希望为保名节而不愿意承担更大责任（乐保名节而无大责），品德超过了伊尹、周公。然而如今的百姓更难教化，处于大臣之位，却又让别人在大事上猜疑自己，这确实得好好考虑一下（诚不可不重虑也）。明公虽然品行高尚，又明以法术，可如果不在此时明确根基，不为子孙万世考虑考虑，还是没有做到位呀（而不定其基，为万世计，犹未至也）。所谓明确根基，是指土地和人民，应该从这两个方面有所建树，以便保护自己（以自卫）。” 　　而据《三国志荀传》说，董昭等人为此事专门秘访荀，但是遭到了荀的反对。荀认为曹操兴义兵的目的是匡扶朝政，怀持的是一颗对汉朝的忠贞之心，故而董昭等人的提议不合适（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荀的观点很快被曹操知道，曹操相当不高兴（太祖由是心不能平）。 　　根据《荀传》的暗示，这项提议没准是曹操本人发起的，董昭只是跑腿的。正式提出前，由董昭以及其他人出面还做了很多人的工作，因而荀的反对意见曹操很快就知道了。 　　《献帝春秋》支持《荀传》的说法，它还收录了董昭专门为此事写给荀的一封信，信中说：“过去周公、吕望在世，正当姬氏强盛，有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大业，辅助幼小的成王，功勋与曹公现在差不多（功勋若彼），他们仍然接受了很高的爵位，赐土开疆（锡土开宇）。到田单在世时，率领强大齐国的军队，为报仇进攻燕国，攻下了七十座城，迎立齐襄王。齐襄王加赏田单，东边有掖邑的封地，西边有的良田。前世对待功臣，都是如此厚赏（前世录功，浓厚如此）。现在曹操公面对海内倾覆，汉室宗庙焚灭，他亲自披坚执锐（躬擐甲胄），四处征伐，栉风沐雨，已经有三十年。他扫灭群凶，为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刘氏得以继续被天下人奉祀。前面提到的那些人，与曹公相比就像土丘与高山，无法相提并论。可如今曹公只是与诸位将军同列，封侯也只能给一县的封邑，这难道是天下之所望吗？” 　　可是董昭仍没能说服荀。对荀的态度曹操其实已经有了思想准备，早在建安九年（204年），就有人提出过恢复古代九州的建制，这其实也是借恢复古制间接突破汉代政治体制的一种尝试，但立即遭到了孔融和荀的反对。有了八年前的那一次经验，曹操对荀的立场已不再吃惊，但心里极不舒服，所以“不能平”。 　　然而，现在的情况与八年前已有所不同，曹操掌控局势的能力更强，对汝颖士人的依赖度有所降低，上次荀一表示反对他便立即停止了恢复九州制的打算，这一次他不打算那样做了。 　　可是，曹操知道很难让荀这个人改变立场，如何处置荀的反对意见，曹操不得不认真想一想。 　　【二、最大的“保皇派”死了】 　　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大约在董昭提出恢复五等爵制的同时，曹操决定从东线发动一次对孙权的远征，如果不算上一次援救合肥，赤壁之战后曹操先后发动过三次亲征孙权的军事行动，分别在建安十七年（212年）、建安十九年（214年）和建安二十年（215年），今年算是第一次。 　　在曹操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十年，他仍然经常领兵出征，主要战场有两处：东线的合肥、濡须口，西线的关中、汉中。奇怪的是，曹操在西线接连得手，先是打败了马超、韩遂，平定了关中，进而平定了陇右，以后又远征汉中，收降了张鲁，但是在东线作战他却屡屡无功而返，只能望长江而叹。 　　有人认为这是对手不同，马超、韩遂、张鲁这些人不能与孙权相提并论。这也许是个理由，但还有另一点不容忽视，曹操先败于赤壁，后来又多次止步于长江边上，与曹军善于平原和山地作战，而不擅长水战有关。直到后来，曹丕称帝后这种局面仍未改观，数十年中，长江成了曹军无法逾越的天险。 　　参加本次远征的部队仍然先在谯县集结，曹操对这次亲征寄予厚望，特地请献帝派尚书令荀代表朝廷到谯县来慰问。天子派大臣到前线劳军也是惯例，但由实际上主持朝廷日常工作的荀亲自前来，是以前没有过的。包括荀本人在内，许多人都注意到了这个细节，感觉将有什么事发生。果然，曹操随后就以献帝的名义发布诏令，改任荀为光禄大夫，不再担任尚书令一职，以侍中、光禄大夫的名义代表天子（持节）继续留在军中，并担任曹操的军事顾问（参丞相军事）。 　　这一任命非同小可，光禄大夫的品秩是“比二千石”，品秩二千石可以看作正部长级，“比二千石”略低于二千石，可以视为副部长级。荀担任了十多年的尚书令一职，品秩只有一千石，算是个司局级，看起来他升官了，可尚书台是朝廷的秘书局和机要局，实际权力要大得多，远远超过了一般部长，尤其在当前的局势下，尚书令处理朝廷日常工作，是曹操在许县的代言人。 　　在士人们的心目中，荀就是他们的领袖，当个部长都屈才，就连曹操都认为荀的地位应该更高，一度曾经想让他担任三公之一的太尉，被荀本人拒绝了。 　　现在，再笨的人都明白，荀的尚书令变成了光禄大夫决不是升官，而意味着他失宠了。并且，曹操让荀参与丞相府军事，这样就把荀变成了自己直接的下级。 　　荀郁闷至极，于是病了。 　　不过，也参加了此次远征的曹丕后来在《典论自序》里记录有荀来军中慰问的事，从当时的情况看荀的精神状态挺好。 　　曹丕写道，他随同大军驻扎在曲蠡（今河南临颍）时，荀曾来军中慰问，他们还有过闲谈。当时荀兴致颇高，他对曹丕说：“听说你能左右开弓射箭，这实在不简单（闻君善左右射，此实难能）。” 　　曹丕说：“您还没见过我在马上昂首大呼，俯视马蹄、仰射月支的时候吧？” 　　荀笑道：“那是呀（乃尔）。”曹丕说：“箭靶放在固定的地方，即使百发百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的有常所，虽每发辄中，非至妙也）。如果在平原上立马疾驰，脚下是丰美的草地，追逐野兽，射杀飞禽，箭不虚发，射中猎物又能洞穿它，这才算高妙。” 　　所在部队的参谋长（军祭酒）张京也在坐，回头看着荀拍手称好。 　　从上面这段记述里似乎看不出荀心事重重，反而觉得让他来军中慰问他也挺高兴。 　　不过，曲蠡这个地方还在许县附近，荀这时还没有到谯县，尚不知曹操把自己留下不让走，所以曹丕写他的职务时还说是“尚书令”。荀或许想这只是一次简单的慰问活动，结束后即可返回许县。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曹丕故意这样写的。荀死后关于他的死因问题有种种猜测，曹丕在《典论》这篇谈论文艺和哲学问题的学术著作中专门把跟荀闲谈这样的事也写进来，多少有点刻意之嫌。曹丕也许想告诉大家，荀确实是生病死的，关于他死因的种种传闻都不可靠。 　　曹操很快率大军推进到长江边上的濡须口一带，此时荀因病留在了寿春，在这里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最终病逝于寿春，这一年他正好五十岁。 　　《三国志》说荀的死因主要是有病，心情郁闷也是原因之一（以忧薨），但《魏氏春秋》一书却认为他是自杀。据《魏氏春秋》记载，曹操这时赠给荀一些吃的东西，荀打开后发现里面是空的，荀感到这是曹操在暗示自己什么，于是喝毒药自杀了（太祖馈食，发之乃空器也，於是饮药而卒）。 　　《别传》也暗示荀是自杀的，称荀临死前，曾把与自己有关的重要文件都烧了，因此他曾经提出过的许多奇策密谋都不为人所知（自为尚书令，常以书陈事，临薨，皆焚毁之，故奇策密谋不得尽闻也）。 　　《献帝春秋》却另有新解，它认为荀之死与即将被暴光的伏皇后事件有关，通常认为这件事是一年多以后才被发现的，但《献帝春秋》认为曹操早就知情，并且荀也牵扯其中。 　　董承和董贵人被杀后，伏皇后写了一封言辞激烈的信给自己的父亲伏完，让伏完联络一些人除掉曹操。伏完找到了荀，荀看完后觉得事情很严重，他没有作任何表示，但也没有向曹操报告（完得书以示，恶之，久隐而不言）。 　　伏完联络的人里还有自己的妻弟樊普，樊普害怕事后被诛连，就把这封信交给了曹操。曹操心里有了防备，但没有立即挑明。荀后来感觉事情泄露了，担心曹操追究，就想办法给自己解套。当时曹操刚把自己的三个女儿送到宫中，成为献帝的贵人，荀于是主动跑到邺县，劝曹操另立自己的女儿为皇后。 　　曹操有点吃惊：“现在朝廷有伏皇后，我的女儿能配给皇上，只是因为我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功劳而已，怎能有更进一步的奢望（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见录，位为宰相，岂复赖女宠乎）？” 　　荀说：“伏皇没有儿子，性情凶险恶毒，以前还给她父亲写信，说了些大逆不道的话，因此应该废掉她（后无子，性又凶邪，往常与父书，言辞丑恶，可因此废也）。” 　　曹操说：“这件事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荀假装惊讶地说：“我前面向您报告过了呀（昔已尝为公言也）。”荀想打个马虎眼混过去，哪成想曹操很认真，说：“这难道是小事吗，我怎会忘记？”荀装着又想了想说：“确实没有报告过，可能是当初您在官渡与袁绍相拒时，不想打扰您，所以没有说。” 　　如果曹操明白了荀是在为自己圆场，应该装个糊涂就过去了，但曹操并不想给荀这个面子，他继续追问：“官渡之战以后为什么不报告（官渡事后何以不言）？”问得荀无言以对，只有不停地检讨自己（无对，谢阙而已）。 　　《献帝春秋》认为，这才是曹操与荀二人关系的转折点，此后曹操心里对荀产生了严重不满，只是表面上包容他而已（太祖以此恨，而外含容之，故世莫得知）。 　　《献帝春秋》进一步认为，董昭提出授予曹操魏公的建议，荀表示反对，荀想当面向曹操陈述，正好这时让他到军前慰问，慰问活动结束后，是荀自己要求留下来的，目的是找机会跟曹操当面谈谈（及赍玺书犒军，饮飨礼毕，留请间）。 　　曹操知道荀要谈什么事，就是不给他机会，最后荀在抑郁中死于寿春。 　　《献帝春秋》的记载与前面几部史书不同，对后世影响却很大。但是，这个记载的真实性值得怀疑。如果按照此说，在伏皇后事件没有公开之前荀主动找曹操谈过这件事，荀等于成了告密者，这恐怕不符合荀一向做事的风格。荀如果只求自保，他也就不会在关键问题上一次次惹怒曹操了。 　　尽管荀的死因扑朔迷离，但正值壮年的他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死于军中，又是在是否恢复五等爵制争论的关键时刻，不能不引起朝野内外甚至民间的广泛猜测和议论。 　　当时社会上什么传闻都有，其中有一种认为曹操逼荀杀伏皇后，荀不干，于是自杀。这种议论由从寿春逃到江东的人告诉了孙权，孙权深信不疑，他以告示（露布）的形式广泛宣传。刘备知道后也说：“曹操这个老贼不死，看来祸乱就结束不了（老贼不死，祸乱不已）！” 　　客观地说，曹操这时虽然不喜欢荀，但还不至于杀他或者逼他自杀。荀跟随曹操二十多年，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对荀也是充分信任和尊重的。尽管近年来荀对曹操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但那都集中在如何对待汉室这个问题上，观点虽然不同，但曹操深信荀不是董承和伏完，他不会谋反。 　　在曹操眼里，荀一直是一个士人，有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容易让他改变，但也不用过于防范他，因为他没有太大的威胁，所以曹操不会在即将与孙权展开大战的前夕把具有很大影响力的荀杀掉，这完全不符合曹操的利益。 　　荀之死可能是巧合，精神压力的增大影响到荀的健康，刚好在这个敏感时刻病逝，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自杀，感到前途悲观，不想过言不由衷的生活，同时害怕给家人、朋友带来灾难，巨大压力下的荀用自杀的手段一了百了，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官方发布的通告里不会说他是自杀，只会说他因病去世。曹操以天子的名义追赠荀为敬侯，以表达对他的敬意，爵位由荀的长子、同时也是自己的女婿荀恽继承。 　　荀恽娶的是曹操的女儿阳安公主，后来他担任过虎贲中郎将。在曹丕与曹植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他因为站在曹植的一边而被曹丕忌恨，此后逐渐不得志，死得比较早。 　　荀还有其他几个儿子，荀俣后来担任过御史中丞，荀诜任过级别不太高的军职，荀较为有名，是个学者，到晋朝时做过大官。还有一个荀粲，是曹洪的女婿，崇尚道教，是玄学早期的倡导者，他与妻子很恩爱，二十九岁时因妻子去世悲痛而死。 　　荀对曹魏的作用，不亚于诸葛亮在蜀汉。他不仅有杰出的才能，在曹操早期的事业开拓中屡立奇功，本人更是在士人中有很高的号召力，一大批汝颖士人正是在他的影响下才加入曹魏阵营的。 　　但他名义上的地位一直不高，一方面缘于他为人谦逊，一再辞让封爵和官位，另一方面是晚年与曹操在政治立场上产生了分歧，作为汉室忠诚的拥护者，他事实上成了最大的“保皇派”，对于曹操试图突破朝廷体制甚至取而代之的做法，他表示不满和反对。 　　苏东坡是一流的文学家和书法家，同时也是一流的历史学家，他在《东坡志林》一书中对荀内心的矛盾作过深入分析。他说：“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是圣人之徒，开始认为非曹操不能平定海内，故而辅佐他。之所以替曹操出谋划策，他认为这些也是汉家之事，荀文若怎么能教曹操造反呢？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该有的自然会有，到不得已的时候再接受，不该来的就不拿，这是周文王的做法，也是荀文若所认为的。但是曹操却要加九锡，荀文若以死反对他，所以我说荀文若是圣人之徒，他的才华似张良，而品德似伯夷。” 　　荀死时有两项职务：部长级的侍中和副部长级的光禄大夫，直到五十多年后的咸熙二年（265年），他才被追授为太尉。 　　也是在这一年，曹魏最后一任皇帝曹奂被司马炎赶下台，曹魏帝国从形式上完全终结了。 　　【三、接受劝进】 　　建安十八年（213年）四月，曹操结束了“三征孙权”中的第一次远征回到邺县。次月，献帝派郗虑代表自己（持节）前来邺县，正式拜曹操为魏公，此举标志着两汉施行了数百年的爵位制得到了突破，正式有了“公”这一爵位。 　　有人这才恍然大悟，明白一年前为何大规模增加魏郡所辖的县数，再大的侯爵也只能食邑一个县。曹操此前的爵位是武平侯，食邑是武平县的一万户，献帝给曹操破了例，又把武平县周边的阳夏县、柘县和苦县增加为曹操的食邑范围，使食邑数累计达到四万户。对于这项史无前例的封赏，当时曹操不敢接受，原因之一是根本没有这项制度，他怕别人议论。 　　那次增加曹操食邑的做法有可能出自献帝本人的意思，如果是出自于曹操，之后他又“让县自明本志”，那就不免给人以自导自演的印象了。献帝破例给曹操增加到四个县作为食邑，潜意识里也是担心哪一天曹操把现行封爵制度彻底给推翻了。 　　可是这一天仍然来了，献帝也只能无奈。 　　就在几个月前，还有一项重大政策出台——恢复了古代的九州制。根据《献帝春秋》记载，其主要内容是：撤销幽州刺史部和并州刺史部的建制，将其所辖郡国并入冀州刺史部，撤销司隶校尉部、凉州刺史部，将其所辖郡国并入刚刚成立的雍州刺史部，撤销交州刺史部，将其所辖郡国并分别并入荆州刺史部和益州刺史部。 　　根据本次行政区划调整，目前天下共有兖州、豫州、青州、徐州、荆州、扬州、冀州、益州、雍州等九个刺史部，和“禹贡九州”的概念对比，双方的差别只在益州一地，“禹贡九州”没有益州而有梁州，但这两个州指的都是一个地方。 　　按照调整后的区划，目前“曹统区”的范围包括冀州、兖州、豫州、青州的全部，以及雍州、徐州的大部，荆州、扬州的一小部。孙权拥有扬州的大部以及荆州的一小部，刘备拥有荆州的一部分，刘璋拥有益州，另外现属于冀州刺史部的辽东一带有公孙氏的割据势力，而原交州刺史部的大部分地区也处于割据状态。也就是说，截止本次行政区划调整时，天下三分的局面尚未形成。 　　赤壁之战造成了三足鼎立，这是没错的，但并非在战后立即就形成三分的局面，它还有一个过程。 　　魏公不是“郡侯”，他的食邑范围不仅包括魏郡，尽管这个郡已经有二十九个县之多。根据献帝颁布的诏令，魏公的食邑范围还包括魏郡周边的其它九个郡国，即河东郡、河内郡、魏郡、赵国、中山国、常山国、钜鹿国、安平国、甘陵国和平原国，幽州和并州撤销后，它们此时都隶属于冀州刺史部。 　　这十个郡其实就是一个国中之国，姑且称之为“魏公国”。 　　郗虑一行带来了献帝为策封曹操而发布的长篇诏令，这篇诏令仍然完整地保存于《三国志武帝纪》中，它文辞华美，相传为供职于尚书台的陈留郡中牟县人潘勖所做，他是有名的碑颂高手。 　　但凡这样的文章读起来都比较吃力，里面典故和生僻字太多，肉麻的话太多，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不过里面也有些实质性的话，比如说允许魏公国像汉初诸侯王那样设置丞相以下的百官（魏国置丞相已下群卿百僚，皆如汉初诸侯王之制）。 　　献帝同时赐予曹操“九锡”的殊荣，根据历史记载，从周公开始，到王莽再到隋唐时期的李渊，大约有十来个人被授予过“九锡”，包括孙权、司马昭以及东晋的桓玄、南朝的李裕、隋唐时期的王世充等人。他们大都是在前朝受了“九锡”，转眼就成了旧王朝的掘墓人，这让“九锡”的名声一落千丈，李渊、王世充之后再也没人尝试过了。 　　据《魏书》记载，曹操对魏公和“九锡”也进行了多次辞让，有一次曹操说：“接受‘九锡’，建立国家，这是周公这样的伟人才能承受的。汉初八个异姓王，都跟汉高祖在当老百姓的时候就共同起事，建立王业，功劳巨大，我怎么有资格跟他们相比（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至大，吾何可比之）？” 　　当然，这只是客气客气，费了那么大的劲，又是改区划，又是四处做工作，哪有不接受的道理？曹操再辞让，大家就搞了一个劝进，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魏书》里记录着一个三十人左右的劝进者名单，他们是：中军师陆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傅巽，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以及长史万潜、谢奂、袁霸等。 　　这是一份难得的第一手史料，里面有几个人事迹已经所知不多了，如刘若、刘展、董蒙、王图、袁霸等，但在当年他们都担任要职，并能跻身于劝进者行列，想必也并非等闲之辈吧。 　　在大家的劝进下，曹操表示接受魏公和“九锡”，但“魏公国”的范围只能接受魏郡，不接受其他九郡（于是公敕外为章，但受魏郡）。荀攸等人再次劝进，言辞更加恳切，最后曹操才表示受命。《魏略》一书保存着曹操拜谢受封的上书，虽然文字工整，文笔不错，但一看就是秘书们的代笔，读起来跟《让县自明本志令》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一年的七月，在邺县修建魏公国的社稷、宗庙。九月，在铜雀台的边上修筑了金虎台。十一月，根据汉初的制度，魏公国内设置尚书、侍中、六卿等官职，据《魏氏春秋》记载，魏公曹操任命荀攸为尚书令，凉茂为其副手（尚书仆射），毛、崔琰、常林、徐奕、何夔为尚书，王粲、杜袭、卫觊、和洽为侍中。他们大都从丞相府转任而来，都是实干型人才，初步搭建起魏公国的管理架构。 　　第二年即建安十九年（214年）正月，曹操按照旧时制度在魏公国耕种籍田。 　　所谓籍田，就是在春耕之前由天子率诸侯亲自耕田，有祈求丰收之意。根据《通典》的记载，其具体的仪式是：当天一大早，以太牢之礼祭祀先农神，之后来到国都南面专门辟出来的千亩田地里，天子亲自执犁，来回耕作三次（天子孟春之月，乃择元辰，亲载耒耜，置之车佑，帅公卿诸侯大夫，躬耕籍田千亩于南郊。冕而朱躬秉耒，天子三推，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 　　这一年的三月，献帝下诏明确魏公的地位在所有刘姓诸侯王之上，改授金质印玺、红色绶带，授予远游冠，献帝派左中郎将杨宣、亭侯裴茂专程送来这些东西。 　　也是在这一年，“铜雀三台”中的最后一座竣工，取名“冰井台”。据晋人张载《魏都赋注》记载，这是一组庞大的建筑群，三台不仅体量巨大，而且上面修有众多的宫室，其中铜雀台一百一十间，金虎台一百零九间，冰井台一百四十五间。 　　仅台基就有十丈高的铜雀台位于正中，两边的金虎台和冰井台分别高八丈，最独特的是冰井台，上面不仅有米窖和盐窖，还修了数口冰井，从台上垂直伸向地下，利用井内的低温储藏冰块和煤炭（石墨），即使在天气较热的时候，台上的人也能喝上冰镇的饮料，吃上冰镇的瓜果。 　　【四、伏皇后事件】 　　现在说说前面提到过的伏皇后事件。 　　除了《献帝春秋》一书外，一般都认为伏皇后事件发生于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一月，这时献帝刘协的正妻、当今皇后伏寿多年前写的一封信被发现。在这封信里伏皇后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了自己对曹操的极端不满，并请自己的父亲、时任屯骑校尉的伏完设法除掉曹操。 　　这封信无疑在政坛上激起了巨大波澜，十多年前的董承事件使献帝身边已经有一个贵人被杀，但与这件事相比，影响力差得很远。作为在位的皇后，伏寿的地位在理论上与天子同尊，她出了事将会引来更大震动。 　　伏寿今年三十五岁，比天子大一岁，她是豫州刺史部琅邪郡东武县（今山东诸城）人。东武县伏氏是汉代经学世家，名门望族，历代多有达官显宦。伏寿的父亲伏完是前大司徒伏湛的八世孙，史书说他“深沉有大度”，世袭不其侯的爵位，后来娶了桓帝刘志的女儿阳安公主刘华为妻，成为桓帝的女婿。 　　据《后汉书》记载，伏寿进入皇宫是在初平元年（190年），当时被封为贵人。对此有人表示怀疑，因为她这时还不到十一岁，而献帝更不到十岁，有点不靠谱。比较明确的是，到兴平二年（195年）她十六岁时，被立为皇后。 　　晋人王嘉所著《拾遗记》有一则记载，说在献帝东归过程中被李的军队追击，身边的人四处逃散，只有伏皇后等少数几个人。他们被逼到一条河边，献帝受到惊吓不敢过河，十六岁的伏皇后就背着十五岁的献帝趟水过河，到了河对岸，又碰到乱兵举刀乱砍，关键时刻伏皇后爬到献帝身上，并大喊：“这是万岁陛下！”献帝才免于一死。献帝脚受了伤，伏皇后把衣服撕了为他擦血、包扎伤口。 　　伏皇后与献帝也算是一对患难夫妻了，他们历经了兵乱、饥荒和逃亡，到了许县才慢慢稳定下来。伏完被拜为辅国将军，享受三公的待遇（仪比三司），但与董贵人的父亲董承相比，他手中并没有什么实权，因而也避免了董承的下场。伏完对自己的处境很清楚，于是自己提出辞去军职，被改任为中散大夫，后来又改任屯骑校尉。 　　屯骑校尉是北军五营之一的指挥官，原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此时许县的防卫工作都由曹操派来的嫡系部队掌管，伏完的这个职务也只能是挂名。 　　伏皇后可能亲眼目睹了董承事件，尤其是董贵人在怀有身孕的情况下仍然被杀，使她深受刺激。恐惧、愤懑之下她给父亲写了一封密信，历数曹操的所作所为，言辞甚为激烈（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辞甚丑恶），让父亲想办法除掉曹操（后自是怀惧，乃与父完书，言曹操残逼之状，令密图之）。 　　伏完是个理性的人，他并不认为董承办不了的事自己就有把握办成，所以接到女儿的信后，他不敢声张，也不敢有什么行动（完不敢发）。建安十四年（209年）伏完去世，秘密仍未泄露，根据有关制度，他世袭的不其侯爵位由儿子伏典继承。 　　按说伏完一死这件事也就带到坟墓里去了，只要伏皇后自己不说，也就不会有人知道。但是，到建安十九年（214年），伏皇后写的那封信却神秘地到了曹操手中，曹操大怒。 　　虽然是一件陈年旧案，但曹操还是决定以雷霆手段予以反击。据《后汉书》说，曹操强迫献帝下诏，废除皇后。诏书说：“皇后伏寿出身卑贱，登显尊之位身处后宫，既没有贤良的美德，又没有美好的才华，却私下里怀有妒嫉之想，包藏祸心，不能承天命、奉祖宗。” 　　曹操命令御史大夫郗虑拿着皇帝的信物以及诏书，来到后宫向伏寿宣布决定，收缴伏寿的印绶，强行将她迁出中宫，移到别的宫室居住（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诏，其上皇后玺绶，退避中宫，迁于它馆）。 　　《曹瞒传》补充了相关细节，说曹操还派新任尚书令华歆为郗虑的副手，带兵直接进入宫中搜捕伏皇后。伏皇后当时藏在夹壁墙中，华歆把墙砸开，把伏皇后弄了出来（后闭户匿壁中。歆坏户发壁，牵后出）。 　　这时，献帝正跟郗虑坐着说话，伏皇后披头散发、光着脚被人拉了过来（后被发徒跣过），她拽着献帝的手说：“就不能想办法让我不死吗（执帝手曰：“不能复相活邪”）？” 　　献帝想必也悲愤难当，他说：“我都不知道自己能活到什么时候（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献帝转而对郗虑说：“郗公，天下难道有这样的事吗（天下宁有是邪）？” 　　对于伏皇后的最终结局，《后汉书》、《三国志》和《曹瞒传》的记载略有不同。据《后汉书》记载，伏皇后被关进宫廷里的监狱，最后幽禁至死（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伏皇后与献帝所生的两个皇子，也都被鸩杀，受此诛连，伏氏一族男性中有一百多人被杀，女性中有十九人被流放到幽州刺史部的涿郡。《三国志》与此记载相同，称伏皇后被废后幽黜而死，家中男丁都被杀（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 　　而据《曹瞒传》记载，伏皇后直接被杀了，本族被杀的有数百人。《曹瞒传》甚至说伏完也是在这次事件中被杀的（遂将后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相比而言，《后汉书》和《三国志》的记载更可信。 　　素有容人之量的曹操处理此事件的手段相当严厉，这倒不是因为荀死后他在处理与天子关系时更大胆，而是他对这类事件的一贯态度所决定的。十多年前处理董承事件时他也如此果断，甚至更为残酷，就连怀有身孕的董贵人也没有放过。 　　在曹操看来，可以接受战场上的降将，可以原谅背叛过自己的人，但不能容忍有人在身边搞阴谋。 　　通过伏皇后事件曹操再次向世人表达了他在政治上的诉求，那就是凡涉及政治问题、政权问题他都不会有半点让步，无论是天子还是皇后，凡在政治上向他发起挑战的，都将受到无情打击。 　　还有一种解读，说曹操此举是为自己的女儿能当上皇后扫清道路，因为就在一年前，即建安十八年（213年）七月，曹操有三个女儿同时被封为贵人。 　　据《后汉书》记载，这三个女儿分别名叫曹宪、曹节和曹华。曹操有二十五个儿子，若按照男女出生比例大致相当的算法，他的女儿至少也有一二十个，但留下名字的只有这三个，其他知道名号的还有清河公主、金乡公主、安阳公主、高城公主等，其中清河公主是曹操的长女，嫁给了夏侯之子夏侯，安阳公主嫁给了荀之子荀恽，金乡公主嫁给了曹操的养子何晏。 　　据《三国志》记载，除了曹宪年龄较长外，曹节和曹华二人年龄还小，暂时留在家中（少者待年于国）。到第二年春天，献帝派太常卿王邑、宗正卿刘艾持节前往魏公国迎接其余二女入宫。 　　《献帝起居注》将这个过程记录得很详细：王邑、刘艾一行还包括五位副手（介者五人），以及黄门侍郎、掖庭丞、中常侍各二人，带着“束帛驷马”等聘礼前来魏公国迎接，在魏公宗庙前授给两位贵人印绶，随后两位贵人到邺县城内的延秋门拜别父亲曹操，并在此登车（诣魏公宫延秋门，迎贵人升车）。曹操派魏公国的郎中令、少府、博士、御府乘、黄厩令以及丞相府的有关人员侍送贵人。当月，两位贵人到达许县附近的洧仓。 　　据《水经注》记载，许县城东有条河叫洧水，枣祗年许下屯田时在此筑有储粮基地，也就是洧仓城。据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考证，许县东郊的洧水河畔建有朝廷的高级宾馆（祗阁），两位贵人入宫前暂时在此下塌。 　　献帝派人将他们迎接入宫中，相当于副丞相（御史大夫）的郗虑及以下全体高级官员（中二千石、将、大夫、议郎）在宫中集会，招待魏公国使者在殿中饮宴。 　　到伏皇后事件发生前，许县宫里刚刚有曹操三个女儿当贵人，所以伏皇后被废不由不让人产生联想，这是不是一场策划好的阴谋？这样的说法在当时一定会被众人议论纷纷。 　　对于这些议论，曹操干脆用行动直接给予了还击，伏皇后被废的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年（215年）正月，他让献帝正式下诏策立曹节为新皇后。曹节，是曹操进宫的三个女儿中年龄排在中间的一个。 　　司马彪的《续汉书》曾说曹腾的父亲叫曹节，对此很多人表示怀疑，因为曹操的这个女儿也叫曹节，曹操总不可能给女儿起个与她曾祖父相同的名字吧？ 　　董承事件后，曹操对献帝的后宫一直不放心，三十多岁的献帝也不是个安分的主，如果再出一个董承那样的人，不知道会弄出什么事来。现在不管怎么说，女儿成了皇后，曹操对天子的控制更进了一步，他再也不用担心后宫里有人搞阴谋诡计了。 　　【五、登上王位】 　　当上了位于刘氏诸侯王之上的魏公，女儿当上了皇后，还享受着“赞拜不名”以及“九锡”这些超规格待遇，曹操的地位早已无以复加，如果不想自己当皇帝，这些似乎已经到顶了。 　　自己当皇帝的可能性已经被曹操亲自否决，自从《让县自明本志令》发布后，大多数人相信在曹操手里不会出现朝代更替的事。 　　不过，到了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四月，曹操的魏公又向前迈出了一步，献帝下诏，进封曹操的爵位为魏王。《后汉书》记载这件事时，用了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二十一年夏四月甲午，曹操自进号魏王。”“自进号”就是自封，也就是非法的。这实在多此一举，谁都知道无论是丞相还是魏公、魏王，都不是出于天子的本意，不过在史书中捎上一笔，恶心曹操一下，对于拥汉派史学家来说也算出了口气。 　　献帝照例颁发了一份诏书，这份诏书有五分之四的篇幅都是废话，但最后有几句话颇为重要：“今进君爵为魏王，使使持节行御史大夫、宗正刘艾奉策玺玄土之社，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领冀州牧如故。” 　　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献帝派到邺县的使者是御史大夫、宗正刘艾，他本身也是刘氏宗亲，由他来当使者，增加了这项册封的合法性。刘艾带来的不仅有诏书，还有两份重要礼物，即金虎符和竹使符。 　　调动军队历来都是一件大事，必须有皇帝颁发的信物，否则就是谋反。汉代用于调兵的信物大致有虎符、节、羽檄、诏书等，其中最郑重的是虎符，有铜质的也有金质的，这次送来的金虎符是金质的，一共有五枚。竹使符与虎符作用类似，不同的是它是竹质的。根据应劭的记载，其形似箭，每枚长五寸，上面用篆书写有“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它在使用上与虎符有何区别以及如何使用，由于史料欠缺，今人已经不得而知。推测起来，也许跟调兵的规模有关，小规模的调兵用竹使符，较大规模的调兵用虎符吧。 　　竹使符没有出土文物，但陕西省凤翔县曾出土过金虎符，让我们直观地了解了这件神秘东西的面貌。它体型很小，高仅二厘米多，长不到五厘米，呈卧虎状，中间一分为二，一半在天子手里，一半在带兵的将领手里，使用时要看这两件东西能否完全合上。 　　献帝颁发这两件东西给曹操，是因为曹操作为魏王在名义上也拥有调兵的权力，即魏国拥有独立的军事权。这一点在刘氏诸侯王之上，汉武帝刘彻之后，刘氏藩国已经不再掌兵了。 　　当然，现在就连汉室朝廷其实也不掌握任何军队，曹操每次调兵也不大可能先到许县申请虎符，那样既不现实也耽误事，献帝颁发金虎符和竹使符给曹操也只是一种象征意义。 　　这份诏书传达出来的另一个信息是，曹操担任魏王以后，原担任的丞相、冀州牧两个职务保持不变，这样曹操身边就有三套班子同时运行：魏王府、丞相府和冀州的州政府。 　　这三套班子都挺重要，现在曹操身边不缺少职位，只缺人才。 　　先说魏王府，它是从魏公府直接转化而来的，但魏王府升格之后，内设机构不断增加，人员也大量增加，成为曹操掌握权力最重要的部门。 　　前面说过，曹操受封为魏公时开始设置尚书、侍中和六卿，可能因为是公国，所以没有像汉室朝廷那样设置九卿而只设了六卿。这是哪六卿目前已无法确知，清人赵一清认为与汉室相比，这六卿里没有廷尉卿、宗正卿、少府卿，应当有太常卿、光禄勋卿、卫尉、太仆卿、大鸿胪卿、大司农卿，都相当于魏公国政府的部长。 　　但从史书记载看，魏公国曾出现的郎中令、中尉、大理等九卿中没有的部长级官职，说明魏公国建国时进行了一次机构改革，没有完全因袭汉室制度，王修、王朗、袁涣、国渊、钟繇等人分别担任过魏公国部长级官员。 　　以上这些人加上在魏公国尚书台供职的荀攸、凉茂、毛、崔琰、杜袭、和洽、王粲等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作班子，这说明曹操没有把魏公国的内设机构当成摆设，它担负着重要的职能。 　　魏公国升格为魏王国后，把六卿增加为九卿，并任命钟繇为相国，类似于丞相，魏王国下设的办事机构进一步加强。此时魏王国的范围至少有北方的十个郡，仅行政管理的任务就很繁重，而从魏王国下设机构的人员配备看，曹操不仅让他们管理魏王国，还把整个“曹统区”都纳入到管理范围中。 　　如此一来，魏王国与丞相府的职能便出现了交叉。从大批原丞相府人员已转入魏王府任职的情况看，此时丞相府的规模在不断缩小，但与军事有关的部门没有削弱反而在加强。 　　魏王府和丞相府逐渐明确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魏王府偏重于行政管理，包括王室事务，而丞相府重点负责军事，包括军队将领的选拔任用、军队调动、军事后勤以及战略谋划、战役参谋等。 　　至于冀州的州政府主要定位于管理冀州的事务，幽州、并州撤销后，冀州的管辖范围增加了一倍以上，人口和实力都居九州之首。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州，想必人员也有所加强。 　　这段时间，行政区划大调整、魏公府和魏王府的设立，都需要大量人才。曹魏阵营出现了人才大流动现象，人才不够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在建安十五年（210年）颁布了第一份“求才令”的基础上，建安十九年（214年）、建安二十二年（216年）曹操又先后两次颁布“求才令”，广泛征集人才，史称“求才三令”。 　　“铜雀三台”完工后，对邺县大规模的城市建设暂告一段落，现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较几年前更新、也更壮观的大都市。 　　根据《水经注》《魏都赋》《邺中记》以及宋人编著的《邺都宫室志》等史籍的记载，我们可以大致勾画出城内宫室、官署的名称和具体位置：整个城内被一条东西大街分成两个部分，宫室和官署都集中在北边，王宫的大殿叫文昌殿，是魏国举行重大活动、典礼的地方，而魏王曹操处理日常公务多是在其右侧不远处的听政殿。听政殿门外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其上列置有听政门、升贤门、宣明门、显阳门、司马门等。 　　听政殿门前分布着尚书台以及丞相府下的各个机构，属于机要部门，再向外，一直到东西大街的北侧，分布着魏王府下的部分九卿等办事机构。铜雀台在邺县城西北角上，与其对应的城东地区是一个叫“戚里”的地方，这是贵族集中居住区，九卿中的郎中令府、大理寺、太仆寺、中尉寺分别在戚里南北两边，如果在以上那些部门办公在戚里居住，那是相当方便。 　　与千里之外的许县冷清的场面相比，邺县处处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 　　曹操成为魏王后，乌桓单于普富卢率领其下的各位侯王，南匈奴单于呼厨泉率领其下的各名王，先后来到邺县朝贺，魏王曹操以礼相待，最后把呼厨泉留下来长住邺县，让他手下的右贤王去卑回国主持工作（匈奴南单于呼厨泉将其名王来朝，待以客礼，遂留魏，使右贤王去卑监其国）。 　　【六、高处不胜寒】 　　曹操一连串的政治动作，让不少人对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表白产生了怀疑。在拥护和同情汉室的人看来，曹操的作为分明是步步紧逼，汉室已经退无可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尤其是曹操称魏王后，这种猜疑、不安和担忧就更加强烈，少数有极端想法的人不甘于被动受制，他们试图铤而走险，联络那些因为其他原因对曹操不满的人，集体向曹操发难，于是接连发生了三次谋反事件。 　　第一次是谋反事件发生于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即曹操登上王位的当年。谋反事件的主角叫严才，关于他的情况后世所知甚少，整个事件仅记录在《三国志王修传》中。据记载，当时严才突然起事，率领“徒属数十人”攻击位于邺县城内的魏王宫门。担任郎中令的王修最先得到消息，他来不及调动人马，就率领正在官署值班的属下们步行赶到宫门，保卫王宫的安全。 　　郎中令是秦朝官名，汉代改为光禄勋卿，魏国建立后把名字又改回郎中令，保卫宫室的安全是其主要职责之一。在平息这场叛乱中，王修立下了大功，同时刚刚落成的铜雀台在安全防卫方面的功能也突显出来。谋反事件发生时曹操本人正在铜雀台上，居高临下地看到了整个过程。当曹操看到有人出来与叛乱者搏斗时，虽然离得太远看不清是谁，但曹操对身边的人说那一定是王修。 　　这场谋反事件没有造成太大影响，严才等人想必很快被镇压下去了。严才的具体背景虽然没有记载，但从他拥有“徒属”来看，他不是一般平民，应该担任某种官职。 　　又过了两年，即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正月，在许县发生了另一起谋反事件，这一次规模很大，影响也很大。 　　参加这次谋反的有太医令吉本、少府耿纪、司直韦晃、关中人金以及吉本的两个儿子吉邈、吉穆等人。 　　太医令隶属于少府卿，负责皇宫内的医疗保健工作，是司局级干部，吉本本人情况不详。少府卿是太医令的顶头上司，九卿之一，正部长级，负责宫内事务，相当于清代的内务府，耿纪原来在丞相府当过处长（丞相掾），得到曹操的赏识，提拔他担任了侍中、少府聊。 　　司直这个官名不常见，但却相当了得，这也是部长级（比二千石）高官，最初是汉武帝时期设置的，辅佐丞相检举百官的不法行为，算是纪检工作，后来撤销，根据《后汉书孝献皇帝纪》记载，建安八年（208年）又重新设置，职责是督察、检举朝中的百官（督中都官）。 　　金父子职务不详，但他们不是普通平民，他们出身于京兆尹（今陕西西安一带）的金氏家族，这个家族出过跟袁绍一家有亲戚关系的金日等名臣。金与曹操的心腹近臣王必关系很好，王必此时担任丞相府的秘书长（丞相长史），但不在邺县供职，而是受曹操派遣领兵负责许县的守卫工作（典兵督许中事），是掌握许县局势的关键人物。 　　据《三辅决录注》介绍，这几个人之所以结合在一起，是因为“睹汉祚将移，谓可季兴，乃喟然发愤”，也就是想乱中夺权。他们的具体计划是，利用金与王必的私人关系，想办法借机控制王必，或者把王必杀了，之后挟持天子占领许县，然后引当时坐镇荆州的关羽为后援，伺机成事。金先派人设法潜入王必的军营作内应，因为平时关系不错，王必并无防备。夜里，吉邈等纠集了门人、家僮共一千多人突然火烧王必的营门。金的人在里面作内应，事发突然，王必仓促应战，结果被射伤了肩膀。王必不知道是谁挑起的叛乱，带伤逃了出来，因为平时与金关系最好，竟然投奔到金处，可笑的是金不知道来的是王必，还以为是吉邈等人回来了，黑暗中对王必喊道：“王秘书长是不是死了？咱们的大事看来要成了（王长史已死乎？卿曹事立矣）！” 　　王必一听吓坏了，赶紧改投他处。据《三国志》记载，王必后来在负责颖川郡屯田工作的中郎将严匡的帮助下，将叛乱平息。 　　但是，王必伤势很重，十多天后不治身亡。 　　据《献帝春秋》记载，参与此次叛乱的耿纪、韦晃等人全部被抓，曹操下令将他们就地处死。行刑之前，耿纪喊着曹操的名字叫道：“曹操，只恨我做事不周，被这帮小子给耽误了（恨吾不自生意，竟为群儿所误耳）！”韦晃一边跺脚一边抽自己的脸，表示心有不甘（顿首搏颊，以至於死）。 　　《山阳公载记》还说，曹操听到王必的死讯，“盛怒”。王必的地位不是很高，但却是曹操绝对的心腹，他很早就跟随曹操，类似于家臣的角色，当年通使长安的重任就交由他来完成。 　　曹操命令在许县的汉室百官全部到邺县来接受审查，让当晚参与救火的站在左边，没有救火的站在右边。大家还以为凡参加救火的人不会有罪，于是大部分人都往左边挤。哪知曹操的思路刚好相反，他认为半夜没有跑出来参加救火是正常反应，跑出来的人恐怕都是想参加叛乱的，于是把站在左边的人都杀了（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 　　后面这条记载很有名，也最能反映曹操的奸诈和残忍。但细想一下却不大可能，尽管在汉室名义下的百官此时已所剩余无几，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仍然不能低估，曹操如此轻率地说杀就杀，实在不大可能。不过，借着审理这桩案件，深挖幕后指使，将案件扩大化以借机清除那些平时有不满情绪的人，倒是有可能。 　　这次谋反事件余波未定，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九月，发生了影响更大的魏讽谋反事件。这件事发生在曹操的大本营邺县，钟繇、张绣、王粲、刘、繁钦、杨俊等曹操身边的人，要么因此事被免官、降级，要么有亲属受到牵连。 　　《三国志》中有十余处提到此次事件，但却没有集中记述该事件的全过程，综合张绣、钟繇、徐奕、董昭、王粲、陈群、刘、杨俊、王昶、文钦等人的传记以及《世语》《傅子》《魏书》《文章志》《博物记》等书的记载，可以看清这件事大致的来龙去脉。 　　魏讽字子京，是曹操老家豫州刺史部沛国人，很有口才，拿《世语》的话说就是有“惑众才”，在邺县很有名气（倾动邺都）。邺县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那里什么能人都有，能在社交场所频频亮相并获得追捧，必然是精英中的精英，魏讽就属于这样的人。 　　担任魏国相国的钟繇也受其蒙弊，举荐了他。魏讽居然当上钟繇手下负责人事工作的处长（西曹掾），他利用职务便利，与邺县一批上层人士子弟拉上了关系，其中包括张绣的儿子张泉，王粲的两个儿子，刘的弟弟刘伟以及曹操的老乡、曹魏后期的风云人物但在这时还是一名小青年的文钦等人。 　　有人看出来魏讽有问题，王昶、傅巽、刘晔都对朋友或家人说过魏讽肯定会造反。刘也劝戒弟弟刘伟，说魏讽这个人不修德行，整天编织关系网，为人华而不实，喜欢沽名钓誉，必将扰乱社会，让刘伟小心些，不要再跟魏讽来往（吾观魏讽，不德行，而专以鸠合为务，华而不实，此直搅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复与通），但是刘伟听不进去。 　　要么说明魏讽魅力太大，蛊惑能力太强，要么说明这些高干子弟缺少人生历练，又喜欢出风头、交朋友，稀里糊涂地卷了进去。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有谋反的动机，有的人事后虽然被追究甚至被杀，但多是因为与魏讽来往太密切招致的。 　　魏讽的主要支持者是长乐卫尉陈，他手里有兵权，卫尉负责宫室的守卫工作，长乐卫尉负责长乐宫的安全保卫。邺县没有长乐宫，长乐宫通常指太后的寝宫，然而无论汉室还是魏国，此时都没有太后或王太后，陈这个长乐卫尉不知所司何职，不过他手里应该掌握一定兵权，所以魏讽把他作为重点拉拢对象。 　　陈其他事迹不详，魏讽跟他约好准备起事，恰在这时曹操率大军西征刘备未归，曹丕留守邺县，正好是个机会。 　　但是，据《世语》说陈到举事时产生了恐惧，他将谋反的事向曹丕告发，曹丕当即立断实施抓捕行动，魏讽下狱后被诛，经过对案件的审理，又有一批人被捕，包括上面提到的那几位高干子弟。 　　根据《三国志王粲传》的相关记载推断，曹丕不等曹操回来，已经先把魏讽诛杀，还杀了包括王粲两个儿子在内的其他一些人，大概有数十人之多。曹操听到魏讽事件的报告时还在汉中，这时王粲已经故去，据《王粲传》说曹操听到王粲两个儿子受诛连被杀，叹息道：“如果我在，不会让仲宣（王粲字仲宣）绝了后（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 　　这一案件波及到不少人，魏国相国钟繇被免职，在家中反省（就家）。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曹操对钟繇的信任没有改变，不久之后钟繇还会出来担任要职，直接负责邺县安全工作的中尉杨俊被降级。 　　通过对这一事件的反思，曹操认为魏讽等人之所以敢生叛乱之心，是因为要害部门工作不力，不能做到防患于未然（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曹操发出了“哪里才能找到像诸葛丰那样的人才来代替杨俊”的感叹。诸葛丰即诸葛亮的先祖，他曾在西汉初年担任过司隶校尉，工作十分出色。 　　此时负责魏国人事工作的是尚书桓阶，他向曹操推荐了徐奕。徐奕担任过首任雍州刺史，后来改任魏郡太守，魏国建立后担任尚书，后来被提拔为尚书令，正是桓阶的顶头上司。 　　张绣死后被追封为定侯，由儿子张泉继承，食邑二千户，张泉被杀后这一封爵取消。多年前曹操的长子曹昂就死于张绣之手，有人认为曹丕这么利索地杀了张泉，收回封爵，是为大哥报仇。 　　刘受到弟弟刘伟的诛连也下了狱，本来要连坐处死，但是刘之前劝刘伟不要与魏讽来往，再加上刘的好朋友陈群竭力向曹操求情，曹操下令免刘死刑，并且恢复原来的职务。 　　文钦被关在监狱里，先挨了几百板子，吃尽了苦头，判绝下来仍然是死刑。曹操知道后，考虑到他的父亲文稷曾经立下战功，就饶了文钦一命。 　　文钦后来成长为一员猛将，曹魏后期担任过前将军、扬州刺史。他对曹魏感情很深，对司马氏专权十分不满，他与丘俭联兵讨伐司马师，兵败之后逃到吴国，被吴国封为镇北大将军。但由于他跟诸葛亮的侄子、当时在吴国掌握兵权的诸葛诞意见不合，为后者所杀，不过那是四十多年后的事了。 　　魏讽事件想必引起了曹操痛切的反思，这些年轻的高干子弟们居然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想想这真可怕。 　　第六章 三分天下 　　〔赤壁之战后并没有立即形成天下三分的格局，多年后刘备的突然崛起打破了既有的势力版图，孙权也不断向外扩张，曹操的对手们越来越强大。但是曹操也并非一无所获，他降服了张鲁，得到了汉中，而这场胜利竟然来自于一些意外。〕 　　【一、豪门的蜜月】 　　回过头来看看曹仁北撤以后荆州的情况。 　　大约在建安十四年（209年），刘备所表的荆州牧刘琦病逝，刘备趁机兼任了荆州牧（备领荆州牧），但荆州不完全掌握在刘备自己手中，刘备可以无视曹操，他还不能无视孙权。 　　为了换取孙权的支持，刘备表孙权为车骑将军，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总司令是已故的大将军袁绍。袁绍死后曹操并没有担任大将军，理论上车骑将军是目前最高的军职，但这也仅是理论上。 　　不过这也不是毫无意义，刘备不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落个人情，他索性把这个人情做大，同时表孙权兼任徐州牧。 　　徐州是曹操的地盘，刘备除了送空头人情之外，还有点挑拨离间的嫌疑。刘备这样做的目的，是向孙权表达救命的谢意和不与之为敌的善意，在荆州立足未稳的刘备，太需要孙权的支持了。曹仁退走后，南郡被刘备和孙权共同占有，根据双方达成的默契，刘备在江南发展，将大本营设在江南的油江口，刘备改其名为公安（今湖北公安），而周瑜占领着南郡的江北地区。 　　刘备现在最渴望的是孙权能让出南郡的江北部分，好让自己有一个真正的立足点。为此，刘备专程到京口（今江苏镇江）来见孙权，当面请求，诸葛亮对刘备此行表示忧虑，劝他不要前去，以免遇到危险，但刘备执意前往。 　　周瑜对刘备这个人看得比较透，他当时还在南郡主持军务，于是向孙权上书说：“刘备是个枭雄，又有关羽、张飞这样的熊虎之将，不会久居人下。我建议把刘备留在吴地，给他修宫室，让他整天吃喝玩乐，使他与关张二人分隔一方，我趁机发起挑战，大事可定（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挟与攻战，大事可定也）。” 　　周瑜认为，如果割地给刘备，刘关张三人必然如“蛟龙得云雨”，一定不是池中之物。 　　据《三国志吕范传》记载，时任彭泽郡太守的吕范也建议孙权趁机扣留刘备，不要放他走（范密请留备）。 　　孙权何尝看不出刘备是什么人物，吕布、袁绍、曹操都玩不转的人他焉能小视？但孙权对刘备却强硬不起来，因为他此时的日子并不好过。 　　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为解合肥之围正整顿人马以谯县、寿春、合肥等为基地发起东线攻势，孙权不得不全力以赴保东线，此时他既无力量增兵荆州，又不能与刘备闹翻。 　　不管刘备真正的实力如何，他的名气就是一张王牌，只要孙刘联盟在，曹操就不能不有所忌惮，在荆州一线就得保持足够的兵力，这样东线的压力可以减轻。 　　鲁肃也看到了这一点，据《汉晋春秋》说，鲁肃建议把南郡的江北部分让给刘备，理由是给曹操树个对手，给自己添个盟友，这才是上计（多操之敌，而自为树党，让之上也）。 　　孙权同意鲁肃的建议，撤出南郡的江北地区，这就是“借荆州”的来历。其实，孙权让出的并非整个荆州七郡，只是半个南郡。 　　从战略上看这的确是高明的一招，孙刘联盟得以巩固。从孙权一方来说，由于受制于东线战事，目前占有整个荆州并徐图益州的时机并未成熟，与其荆州让曹操逐步蚕食，不如通过支持刘备给曹操制造一个强大的对手，对曹操进行制衡。 　　据《三国志鲁肃传》记载，曹操听说孙权撤出南郡的消息时正在给人写信，这个消息让他吃惊不小，一紧张笔都掉到了地上（曹公闻权以土地业备，方作书，落笔于地）。 　　刘备拥有了南郡，虽然也只是荆州的七分之一，但总算有了自己的地盘，他的动作很快，迅速以南郡为支点向荆州的江南四郡扩展势力，武陵郡太守金旋、长沙郡太守韩玄、桂阳郡太守赵范、零陵郡太守刘度都投降了刘备。刘备任命赵云为桂阳郡太守，任命诸葛亮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督办零陵、长沙、桂阳三郡的赋税，他自己把大本营仍然放在公安。 　　刘表过去有一个部将叫黄忠，字汉升，是南阳郡人，刘表任命他为准将（中郎将），与自己的侄子刘磐一起驻军于长沙郡境内，曹操南下荆州时黄忠投降了曹操，曹操提拔黄忠为副军长（裨将军），让他归长沙郡太守韩玄指挥。韩玄这时投降了刘备，黄忠也投身于刘备阵营。 　　黄忠如果继续在曹营发展，不知道还会不会成就日后的大名，不过看来有点玄，因为曹军中的一流猛将太多，像黄忠这样的资历和出身，熬出来的几率较小。黄忠在刘备手下进步却很快，他后来离开韩玄直接归刘备指挥，刘备入益州黄忠随行，他作战勇敢，冲锋陷阵，战绩卓著（忠常先登陷阵），逐渐成为刘备手下与关羽、张飞和赵云齐名的猛将。 　　到建安十五年（210年），荆州七郡的大体格局已定，在这七个郡里，曹操占有南阳郡，孙权占有江夏郡，刘备占有南郡、零陵郡、长沙郡、桂阳郡和武陵郡，他们三家瓜分了荆州，这种格局将维持相当长一段时间。 　　大约在此前后，孙权和刘备阵营先后各有一个人死去，他们的死反而促进了孙权联盟的巩固。 　　一个人是周瑜。建安十五年（210年）周瑜去世，时年三十六岁，一般认为他英年早逝与当初在江陵城外所中的那一箭有关。 　　周瑜是孙策的好朋友，孙策死后孙权的母亲吴夫人让孙权把周瑜当成兄长来看，周瑜对孙权也很尊重。《三国志》记载，孙权当时名义上只是一个将军，大家跟他在一起礼节都还很简单，只有周瑜每次见孙权都毕恭毕敬，行臣子之礼（是时权位为将军，诸将宾客为礼尚简，而瑜独先尽敬，便执臣节）。 　　但是，周瑜在对待孙刘联盟的态度上不如鲁肃积极，他一心防着刘备，直到临死前还向孙权建议由孙权的堂兄奋威将军孙瑜率军攻取益州，自己率军进攻襄阳，同时联合张鲁、马超共拒曹操。 　　然而，周瑜偏偏在这个时候英年早逝。对于孙权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损失，对于曹操来说却是少了一个劲敌，而对于刘备来说此事却是一个福音。 　　周瑜的死让孙权十分哀痛（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灵柩还吴时，孙权从京口（今江苏镇江）亲自到芜湖（今安徽芜湖）迎接，可见情谊之深。 　　周瑜病重期间上书孙权：“当今天下并不平静，所以我夙夜忧心。现在北有曹操这个敌人，刘备又近在公安，边境地区也不安定，应该选良将来镇抚（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鲁肃的智慧和谋略足以胜任，请让他来接替我，那样我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江表传》也载有周瑜临死前写给孙权的信，大意相同，但言辞完全不一样，信中有“如今曹操在北方，战事未停，刘备寄居于公安，好像养虎，天下之事还未见分晓（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静，刘备寄寓，有似养虎，天下之事，未知终始）”之句，周瑜认为鲁肃为人忠烈，临事能当即立断，所以推荐他来代替自己（鲁肃忠烈，临事不苟，可以代瑜）。 　　这样，孙权就任命鲁肃为奋武校尉接替周瑜。周瑜去世前担任的职务是偏将军，算是副军长，鲁肃此时担任的校尉一职比偏将军低，算是师长，就职务本身来说周瑜和鲁肃都不高。前面已经说过，这与他们在军中的资历有关，但就实际职权而言，他们的地位又很重，负责孙吴在荆州前沿地带的一切军政事务。 　　南郡让出后，鲁肃将指挥部搬到江陵下游的陆口（今湖北蒲圻西北），他在这里治理地方，发展军务，很有成效，所统率的人马由接手时的四千人左右发展到一万多人。后来孙权把自己一方占领的长沙郡以及周边一部分地区新设了一个汉昌郡，任命鲁肃为汉昌郡太守、偏将军。 　　鲁肃最能认识到孙刘联盟的重要性，与周瑜的鹰派观点不同，他是一个鸽派。在鲁肃主政期间，孙刘关系总体不错，为刘备不断拓展势力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在周瑜去世之前，大约是建安十四年（209年）刘备的夫人甘氏也去世了，孙权趁机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刘备，双方达成了一桩政治婚姻。 　　史书对这件事的记载十分简单，只有《汉晋春秋》《华阳国志》以及《三国志》的《二先主妃子传》《赵云传》《法正传》中略微提过几次。孙权的这个妹妹叫什么名字无考，《汉晋春秋》说她叫孙仁献，这不太像女人的名字，也有叫她孙仁、孙尚香的，那都是后人的附会。 　　孙坚的这个女儿实在算不上淑女，简直是一个野蛮女友。据《三国志法正传》记载，她很有才，但也很有男人气（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身边有一百多名侍卫婢女，个个执刀弄枪，刘备每次见了都心惊胆颤（刘备每入，内常觉凛然惊惧）。 　　不过在当时，这桩政治婚姻让孙刘联盟更加巩固。婚后刘备告别孙权，携新婚妻子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返回公安（今湖北公安），对刘备而言此行超额完成了既定任务，不仅借到了地盘，还有了意外收获。 　　据《江表传》记载，刘备临行前孙权在“飞云大船”上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余人共同送别刘备，在船上举行宴会话别。张昭、鲁肃等人走后，孙权和新妹夫刘备进行了长谈，他们在谈话中还说到了周瑜，叹息于他的早逝。 　　但是刘备心里并不轻松，他知道此行是冒了极大风险的，要不是曹操的军事行动给孙权施加了压力，无意中帮了他的忙，此行能否顺利回去都很难说。据《江表传》记载，后来庞统到了刘备那里，刘备知道他曾经在孙吴任职，就问他当初在孙吴做客，是不是有人打算扣留自己。当得知确有此事后，刘备不禁十分后怕，认为当初赴孙吴是一步险棋，不是万全之计。 　　据《山阳公载记》记载，刘备一离开京口，就对左右说：“孙权长得上身长下身短，这样的人不会居于人下，我不能再见他了（孙车骑长上短下，其难为下，吾不可以再见之）。”于是他们昼夜兼行，恨不得马上回到公安。 　　不管怎么说，这一段时间是孙刘结好的蜜月期，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曹操，双方尽量搁置分歧，互相让步，让联盟不断巩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与曹操真正抗衡。 　　【二、濡须口】 　　建安十七年（212年）九月，孙权正式把大本营从京口（今江苏镇江）移到秣陵，改名为建业，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此后一段时间，孙吴的政治中心就放在了这里，孙权以后还将在这里称帝。 　　孙吴最早以吴县（苏州）为基地，后来迁到京口，现在又迁到建业，战略重心一步步靠前，目的是在长江一线与曹操展开争夺。孙权在长江边上的石头山（今清凉山）上筑城，号为石头城，以此扼守长江的咽喉。 　　孙权迁址于建业的想法早就在规划中，为了保障建业上游的安全，一年前，孙权接受吕蒙等人的建议，在距建业上游数百里处的濡须口修筑了一处军事要塞，即著名的濡须坞。 　　曹操目前以合肥新城为进攻孙吴的基地，合肥新城与长江之间隔着巢湖，这是一片比现在面积还要广阔的水域，在巢湖与长江之间通有一条河，名叫濡须河，史称它发湖于巢湖，流入长江。 　　合肥新城有一条叫施水的河与巢湖相连，也就是说，战船由合肥新城出发，经过施水、巢湖、濡须水，可以很轻松地到达长江，成为曹魏的一条黄金水道，这也就是刘馥当年花大力气修筑合肥新城的原因，合肥新城的地理位置对曹魏来说太有利了。 　　为了变被动为主动，孙权想在江北修建一处军事基地，他看中的地方是濡须水的入江口，即濡须口。据《吴录》记载，孙权想在此修建军用码头（坞），但是大部分将领认为在长江对岸修工势没有必要，孙吴擅长的是游击战，上岸杀敌，转身上船，有没有固定的码头无所谓（上岸击贼，洗足入船，何用坞为）。 　　在孙权手下担任副军长（偏将军）的吕蒙认为修建这个军用码头十分重要，他说：“打仗有胜就有败，如果打了败仗，仓促之间都来不及上船（兵有利钝，战无百胜，如有邂逅，敌步骑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于是孙权下决心修筑濡须坞，作为建业上游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濡须水流入长江的地方两边都是山，孙权依托它们夹水筑城，下了很大功夫，把濡须坞修筑得很坚固，同时储存大量军用物资，来抵御曹军的进攻（夹水口立坞，所以备御甚精）。濡须坞成了一把锁，牢牢地锁住曹军入江的门户，让曹军手中的黄金水道发挥不出作用。 　　孙权在江北修建的军事基地也成为在扬州的庐江郡、九江郡一带拓展势力的战略支撑点，有了这个基地，孙权就能随时寻找机会攻击曹魏。 　　所以吕蒙的见解是高明的，在江北设立军事基地，无形中把双方共有的长江天险变成了自己独家拥有，进可攻、退可守，在战略上完全处于主动。 　　赤壁之战后吕蒙在年轻将领中进步得最快，尤其是鲁肃代替周瑜负责前线指挥以后，对吕蒙特别欣赏。据《三国志吕蒙传》介绍，鲁肃赶赴陆口上任时路过吕蒙的辖区，当时鲁肃对吕蒙还不完全了解，也不够重视（肃意尚轻蒙），但经过与吕蒙的一次谈话，鲁肃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看法。 　　二人在饮酒之间，吕蒙突然问鲁肃：“您接受重任，与关羽为邻，将采取什么战略以备不虞之需？”鲁肃没有多想，顺口说：“临时应变吧。”吕蒙显然不满意这样的回答，他说：“现如今跟刘备虽然名为一家，但关羽实乃熊虎之人，哪能不预先制定好应对的策略？” 　　吕蒙于是向鲁肃提出了五项应急预案（因为肃画五策）。鲁肃听罢吃惊不小，再也不敢轻视吕蒙，他激动得越过坐席跳到吕蒙那边，拍着吕蒙的背说（于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子明，我还不知道自己的才略原来比你差得这么多（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 　　鲁肃于是跟吕蒙结为挚友，并拜见了吕蒙的母亲。 　　据《江表传》说，吕蒙开始并不喜欢读书，有一回孙权对他和另一个青年将领蒋钦说应该多读读书，这样有好处（宜学问以自开益）。吕蒙回答说军中事务繁忙，根本没有时间读书（在军中常苦多务，恐不容复读书）。孙权于是耐心地给吕蒙上了一课，从自己的读书体会讲起，说明勤学的重要。这次谈话打动了吕蒙，改变了他对读书的看法，于是开始发愤向学，手不释卷，经过长期坚持和积累，学问居然超过了一些文人（蒙始就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 　　鲁肃跟吕蒙熟悉后，对他的进步感到不可思议，跟他开玩笑说：“现在你的学识这么好，既有武力又有谋略，再也不是吴下阿蒙了。”吕蒙回答：“一个人分别三天，就应该另眼相待（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这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出处。 　　后来，鲁肃去世前向孙权推荐吕蒙接替自己，使吕蒙成为孙吴军队里继周瑜、鲁肃之后最重要的统帅。 　　孙权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主动态势让曹操不能坐视不管，就在孙权迁址于建业的次月，即建安十七年（212年）十月，他亲率大军前来合肥，与孙权争夺长江天险。 　　这一仗规模不小，但打得时间不长，在《三国志武帝纪》里只记载了几句话，在曹魏一方的其他各人传记里也基本上没提，具体有哪些人参加了这次会战不得而知。而在记录孙权一方的传记、史料中，对此战记载得很详细，这是因为此战曹军无功而返，虽然不像赤壁之战那样惨败，但也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失败。 　　据《江表传》说，曹操此行带来了四十万人马，很快打到了长江岸边，与孙权对峙（曹公出濡须，号步骑四十万，临江饮马）。四十万的数字显然有点夸张，或者是曹操又在故意虚张声势。孙权得到报告，不敢怠慢，立即率领七万人马应战，这个数字如果是真实的，那基本上就是孙权的全部家底了。 　　《江表传》的政治立场亲吴，说曹军四十万，自己一方七万，更能突出此次战果。孙权派折冲将军甘宁率三千人为前锋，并给甘宁下达秘密指令，让他一到前线就发起攻击，打曹军一个措手不及。 　　这是孙吴惯用的手段，人数既然不占优势，就得先发制人，先取得小胜，鼓舞士气，甘宁圆满完成了任务。 　　据《三国志甘宁传》记载，甘宁挑选了一百多名勇士组成敢死队，孙权赐给大家米酒和饮食，吃完，甘宁用银碗盛酒，自己先喝了两碗，然后再斟满交给敢死队队长（都督）喝。这个队长可能有点紧张，伏在地上起不来了，甘宁火了，拔刀横在队长的膝上，大声呵斥他。队长见他神情严厉，赶紧接过酒喝了，后面的敢死队员每人也都喝了一银碗的酒。二更时分，甘宁率敢死队悄悄出发（衔枚出斫敌），杀往敌营。据《江表传》记载，他们拔掉曹营的鹿角，潜入营垒，杀了几十名曹兵。曹营一片混乱，不知道有多少敌人攻进来了，乱了好大一阵，等到慢慢平静下来，甘宁等人已顺利返回自己的大营。 　　这时孙权也到了，甘宁连夜拜见孙权。孙权高兴地说：“这下子一定吓着曹操这老家伙了吧，让他也看看我们甘宁的胆量（足以惊骇老子否？聊以观卿胆耳）。”孙权还对大家说：“孟德有张辽，我有兴霸（甘宁字兴霸），足以匹敌！” 　　据《吴历》记载，濡须口附近的长江中有一个叫中洲的沙洲，曹操看到可以利用，于是命人乘油船率兵趁夜渡到洲上。哪知此举被孙权侦察到，立即调集水军前来围攻，曹军不是孙吴水军的对手，仅被俘虏的就有三千人。 　　曹军两战皆负，孙吴士气大振，反而主动在曹营外发起挑战，曹操下令坚守不出。《吴历》说有一次孙权亲自来挑战，乘轻船从濡须口前往曹军营寨，曹军将领要发起攻击，曹操说：“这是孙权前来观阵，后面没准有阴谋。”于是下令军中整齐军容，严阵以待，弓弩不得妄发。孙权又向前行进了五六里才回去，在船上吹吹打打，故意气曹军（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 　　《魏略》记载了另一次孙权来挑战的情形，这一次孙权是乘大船来的，曹操倒不客气，下令射箭，弓弩乱发，箭射到船身上。射中得太多，把船身都压偏了，孙权下令掉转船头，让另一面受箭，等船只恢复平衡后下令回去（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这大概才是真实版的“草船借箭”。 　　对曹操来说，这一仗打得实在窝囊，整体实力虽然占优，但在场面上却处于劣势，以至于孙权频频挑战都不敢应。曹操手下有个“泰山帮”，由于不是嫡系，曹操经常派他们南下扬州参战。据《魏书》记载，“泰山帮”的主将之一、曹操任命的青州刺史孙观也参加了这次濡须口会战，他在战斗中被流矢射中左脚，但仍然坚持战斗。事后曹操对他进行了嘉奖和慰问，把他由偏将军升为振威将军，但孙观够倒霉的，本来只是被冷箭射中了一只脚，结果伤势越来越重，居然死在军中。 　　此战再次暴露出曹军不善水战的弱点，随着春季到来，江水渐涨，孙权的水军优势将进一步发挥出来，形势对曹军更加不利。 　　据《吴历》记载，曹操在江上看到孙吴舟船整齐，军伍整肃，感叹道：“生个儿子就应该像孙权这样，刘表的那几个儿子要比起来都如猪狗一样（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这就是“生子当如孙仲谋”的由来。 　　孙权大概也洞悉了曹操的心理，他给曹操写了一封信，说：“春水马上就要涨起来了，您应该赶紧撤退（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在这封信里孙权还另外夹了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八个字：“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曹操接到孙权的信后，对将领们说：“孙权没有骗我（孙权不欺孤）。”曹操于是下令撤退。 　　这是一次劳而无功的战事，据《三国志孙权传》记载，曹军撤退后孙权趁机攻占了江北的许多地方。曹操担心沿江的各郡县被孙权占领，下令官民内迁，造成大面积恐慌，沿江的庐江郡、九江郡以及蕲春、广陵等地有十多万户渡江逃到孙吴，曹魏在合肥以南只剩下皖城了。 　　一般认为濡须坞故址在今天安徽省无为县境内，《资治通鉴》和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等书认为“无为”地名的由来与曹操有关，是说曹操多次用兵于此但始终无所作为。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中也有曹操“四越巢湖而不成”的话，据说说的也是同样的事。 　　【三、刘备的机会】 　　在孙权与曹操争锋于濡须口的时候，刘备早已离开了公安，他趁曹操、孙权相持不下之机，率兵进入益州。刘备此行竟然是应邀前往，邀请他的是益州刺史刘璋。 　　前面说过，在曹操南下荆州前后，刘璋曾先后派出三个战地观察团前往荆州考察形势，最后一个观察团的团长是张松。由于没有受到曹操的重视，张松对曹操很不满，加上曹操随后在赤壁打了败仗，张松回到益州后竭力劝说刘璋联络刘备。 　　曹操西征关中前曾派钟繇攻打汉中，不仅汉中的张鲁感到紧张，刘璋也深受震动。他意识到曹操迟早要拿下汉中，进而徐图益州，对此必须早作筹划。张松反复劝说刘璋邀请刘备来益州，增加益州的防卫力量，张松认为刘备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刘汉的宗室，也就是刘璋的本家，另一个是他是曹操的“深仇”，在抗曹这件事上刘备比谁都坚定。 　　张松说动了刘璋，刘璋问他派谁出使刘备，张松推荐了法正。 　　刘璋手下派系林立，有益州本土派，还有随刘璋入川的东州派，除了这两派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小的帮派，法正属于一个叫“扶风派”的帮派。他们都是关中地区扶风（今陕西眉县）人，除了法正外，还有孟达、射坚、射援、上官胜等人，都是建安初年由关中逃难到益州的。 　　张松是蜀郡人，应该属于益州本土派，但他平时与法正、孟达等人关系不错，政治上倾向于扶风派，所以关键时候推荐了法正。这其实是他们商量好的，但为了不引起刘璋的疑心，法正还假模假样地推辞了一番，之后受命出使刘备。 　　对于张松、法正、孟达等人主张引入刘备的建议，刘璋身边有不少人表示反对，刘璋属下的州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黄权说“一国不容二君”，希望刘璋慎重考虑。对刘备有所了解的刘巴也认为，刘备不是能屈居于人下的，把他弄来必然是引狼入室（备，雄人也，入必为害，不可纳也）。刘璋手下有个叫王累的做得更绝，据《华阳国志》记载，这位仁兄为了劝说刘璋，不惜自刎于州政府大门外，希望刘璋能够警醒，但刘璋不为所动。 　　这让人想起了多年前韩馥引袁绍入主冀州的那一幕，不是袁绍或刘备多有能耐，而是韩馥和刘璋太糊涂，再者就是跟前有一帮人太能忽悠。当初忽悠韩馥的是高干、郭图和辛评那伙人，现在忽悠刘璋的是张松、法正和孟达。 　　扶风派之所以卖力地替刘备公关造势，根本出发点还是为自己着想，他们既不是强龙也不是地头蛇，虽然个人能力都很强，但在益州一直受排斥。如法正当年在关中的时候就很有名气，但当他跟同乡孟达一块来到益州时，只谋到了一个新都县令的职务，后来无缘无故被调职，又一直没有安排新的工作，就是因为自己是外来户没有后台，因此长期不被重用（既不任用，又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志意不得）。 　　扶风派想通过引入刘备改变益州的政治格局，至于将来由谁主政益州他们倒不在乎，如果刘备取代刘璋他们没准也欢迎。现在，有这帮兄弟在里面帮忙，刘备不想要益州都不可能了。 　　要说明的是，刘备占有益州后这个扶风派仍然存在，他们依旧大行其事，法正、孟达的权势一度盖过诸葛亮，并且后来又有一位祖籍扶风的重量级人物到来，使这个小集团更加了得，他就是大名鼎鼎的马超。 　　现在，受刘璋派遣，法正来到公安面见刘备，他一到就立刻暗中倒向刘备，他对刘备说：“以将军的英才，应该乘刘璋懦弱之时有所作为。张松在益州是个重要人物，他可以在内响应您（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於内），得手之后您就拥有了益州的殷富，以及天府之国在地理上的险阻，以此成就大业易如反掌。” 　　刘备大喜，决定率军溯江而上，进入益州。这是建安十六年（211年）的事，大概在孙曹第一次濡须口战役之前。 　　当时，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人守荆州，自己率数万人进入益州。在随军队伍里还有庞统，此前他在孙权那里任职，现在投奔到刘备阵营，刘备开始并未重视他，后来得知他与诸葛亮齐名，就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结果大为高兴，任命他也担任军师中郎将，与诸葛亮职务并列。此次率军到益州，诸葛亮和关羽守荆州，刘备就让庞统随行。 　　刘璋派法正率四千人前往接应，随后又亲率三万人马赶到涪县（今四川涪陵）迎接刘备，二人相见甚欢，刘璋大摆宴席招待刘备及其手下将士，“欢饮百余日”。 　　张松认为在涪县就可以解决掉刘璋，他让法正向刘备转达这项建议，庞统也认为现在正是机会，但刘备经过考虑后觉得时机并未成熟（此大事也，不可仓卒）。 　　刘璋表奏刘备代理大司马，同时兼任司隶校尉，考察刘备此前担任的最高职务，应该是曹操授意献帝任命的左将军，刘备后来担任了荆州牧，如今又被刘璋推举为大司马，地位更高，但这并非朝廷任命，并不合法。刘备也礼尚往来，表奏刘璋为镇西大将军，仍然担任益州牧。 　　刘璋想让刘备去打汉中的张鲁，为此他给刘备补充了人马，又把成都北面白水关的驻军划归刘备指挥，刘备所部人马达到了三万多人，武器装备等军用物资也很充足。刘璋回到成都，让刘备驻军葭萌关，此关位于如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这里与川北另一个著名关口剑门关仅几十里，刘璋想让刘备以此为基地展开对张鲁的攻击。 　　刘璋净想好事了，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别人也不傻，更何况这个“别人”是老江湖刘备。 　　刘备到了葭萌关，根本不考虑进攻张鲁的事，而是“厚树恩德，以收众心”。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率大军进抵濡须口，孙权向刘备这个新妹夫发出联合行动的请求（曹公征孙权，权呼先主自救）。刘备此时远隔千山万水，且压根没有援救孙权的打算，但他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利用一下。 　　刘备派人告诉刘璋，说曹操攻吴，同时派乐进攻关羽，如果不及时援救，荆州将有失，这件事的紧急程度目前大于征张鲁（其忧有甚於鲁），因此请求刘璋再拨一万人马，以及后勤物资，让自己率军回援荆州。 　　刘璋又花钱又出人，目的是让刘备打张鲁，现在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刘备倒有趁机溜走的嫌疑，心里很不痛快，但也不便撕破脸，他只给刘备凑了四千人马，所要物资也都减半提供。 　　按说你没给别人办任何事，现在这些是人家白给的，已经很不错了，但刘备抓住把柄大做文章。据《魏书》说，刘备故意激怒手下的人说：“我替刘益州征讨强敌，历尽辛劳，不怕牺牲，但是他却吝惜钱财，有功不肯奖赏，还希望大家出死力作战，有这样的道理吗？” 　　张松、法正等人也抓住机会，作好了暗中与刘备配合的准备。张松的哥哥、广汉郡太守张肃知道了他们的密谋，害怕连累自己，于是向刘璋告发，刘璋下令把张松抓了起来，处斩。 　　刘璋同时命令川北各路驻军加强防范，不让刘备人马通过。刘备大怒，把白水关守军将领杨怀召来责斥一顿后杀了。刘备派黄忠、卓膺率兵进攻成都的刘璋，自己到白水关把驻军家属看起来作为人质。白水关的驻军很有战斗力，号为白水军，刘备手里握有白水军将士的家眷，不担心他们会叛乱，于是率白水军赶上黄忠、卓膺，占领了涪县。 　　刘璋派刘、冷苞、张任、邓贤等人领兵与刘备相拒于涪县，这几路人马都打了败仗，刘璋退保绵竹。后来他又派李严统率绵竹各军与刘备对抗，哪知李严一上战场就率众投降了。 　　这时，东边的濡须口会战已经结束，荆州的威胁也降低了，刘备派人通知诸葛亮，留下关羽守荆州，让他与张飞、赵云等人带兵溯江西上，先后攻占了白帝城、江州、江阳等地，刘璋最后退保成都以北的雒城（今四川广汉雒城镇）。 　　刘璋之子刘循以及张任、刘拼死守卫雒城，刘备围了一年之久，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雒城才被攻破。此战刘备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他的军师中郎将庞统率众攻城，被流矢所中，不治身亡。 　　攻占雒城后，刘备进围成都。成都城池很坚固，雒城尚且守了一年，成都更不好打，但刘璋只守了几十天就开城投降了，原因是刘备那边来了个猛人。 　　这个人就是马超。建安十六年（211年）马超被曹操打败，后又被杨阜等人赶出了凉州，他只好跑到汉中的张鲁那里栖身，但张鲁对马超很有戒心。马超又跟张鲁手下的将领杨昂等合不来，心里很不痛快，听到刘备跟刘璋在益州交手，感觉是一个机会，就写信给刘备表示愿意转投他。 　　马超主动跳槽对刘备来说是意外之喜，他派人迎接马超，让他驻兵于成都城外。马超从张鲁那里跑出来时没带几个人，他新纳的妻子董氏、儿子马秋还在张鲁手里，他的爱将庞德也没有随行，总之来得很匆忙，或者说有点狼狈。 　　这一点刘备倒觉得无所谓，只要有马超的名气就够了。据《典略》说，刘备悄悄给马超增兵，就说是马超带过来的，让他们屯驻于成都城北，然后宣称马超带凉州兵前来助战。城内本来就信心不足，听说名将马超和勇猛异常的凉州军来了，斗志彻底瓦解，便开城投降了。 　　刘备攻克成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置酒大会，飨食三军）。刘备宣布自任益州牧，下令把刘璋迁居于公安，让他挂个振威将军的名义，实际上是软禁起来了，这个振威将军曾经是曹操以献帝名义授予刘璋的，倒是合法的。 　　从建安十六年（211年）到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用了三年时间占领了整个益州。到了这时，天下三分的局面也就初步形成了。 　　【四、兵出大散关】 　　大约在刘备与刘璋相持于雒城前后，即建安十九年（214年）夏天，孙权突然发动了皖城战役，进攻曹操任命的庐江郡太守朱光。朱光在庐江郡广开稻田，眼看水稻将要收获，吕蒙建议孙权必须消灭他，否则待到水稻大丰收，他的势力必然倍增，孙权接纳建议。 　　皖城（今安徽潜山）城防坚固，孙权手下将领们认为应该堆积攻城的土山，准备攻城器具，才能拿下皖城。当时连续多天大雨，吕蒙认为大雨有助攻城，做土山有点来不及，且容易被水冲垮，应该举三军的锐气，从四个方向同时猛攻，不用太久必可将城攻破（以三军锐气，四面并攻，不移时可拔）。 　　孙权要想拿下皖城其实只有这一种办法，因为驻扎在合肥的张辽已率援军向这里开来，孙权必须速战速决。 　　孙权接受了吕蒙的建议。吕蒙推荐甘宁任攻城总指挥（升城督），甘宁手握绳索亲自攀城，吕蒙在后面支援，他亲自擂鼓助阵。攻城战从半夜时开始，到拂晓时分便将城攻破（侵晨进攻，食时破之），俘获庐江郡太守朱光、曹操派在庐江郡的联络员（参员）董和等以下男女数万人。曹操在合肥以南最大的据点被孙权攻占了，孙权任命吕蒙为庐江郡太守。 　　张辽正率援军向这里赶来，但城破得太快了，他才到达夹石（今安徽桐城境内）就接到皖城被攻占的消息，于是撤回合肥。 　　皖城丢失后合肥完全暴露在敌人眼前，孙权步步紧逼，曹军陷入被动。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曹操决定再次用兵于东南，这一年的七月，他让曹植留守邺县，自己亲率大军前往合肥。 　　以往曹操出征都是曹丕留守邺县，此次曹丕随征，曹植留守，联想到此时曹操还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不由得不让人产生联想。此时曹植二十三岁，曹操临行前告诫他说：“我当年当顿丘县令时也是二十三岁，回想起那时的所作所作，至今无悔。你今年也二十三岁了，不可不常常自勉呀！” 　　这时距上次濡须口撤军仅仅几个月，有不少人认为应该休整一下再说。据《九州春秋》记载，参军傅干向曹操进谏说：“治理天下有两种途径，文治和武治（治天下之大具有二，文与武也）。明公用武已十平其九，现在没有遵从王命的只有吴与蜀，吴有长江之险，蜀有崇山之阻，难以威服，应该采取德治。我认为现在应该按甲寝兵，息军养士，分土定封，论功行赏，以此稳固内外之心，然后兴学校，教导百姓崇尚节义。以明公的神武，再修以文德，那么普天之下就没有不服从的了。现在您举十万之兵于长江之滨，如果敌人凭借险要深藏兵力，就无法立刻取胜，那样只能挫伤自己的锐气，敌人也不会心服。总之，明公应该多想想虞舜休兵养息之义，全威养德，以道制胜。” 　　但是曹操不听，不是他不想学虞舜，而是现在的形势有很大不同，他也想歇一歇，但形势逼人，敌人不允许他歇下来。 　　在行军的路上，魏国的尚书令荀攸不幸病逝，享年五十八岁。荀攸是曹操的心腹智囊，曹操对他评价极高，说他“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荀攸生病期间，曹操派曹丕前去探视，曹丕“独拜床下”，说明荀攸在曹氏父子心目中地位很重。 　　此次远征很快就结束了，曹操到达合肥后即下令撤军，时间是建安十九年（214年）十月。 　　又是一次无功而返，不过这一回情况不同，曹操接到情报，说刘备攻进了成都，曹操有点坐不住了。 　　刘备攻占益州的消息对曹操产生了很大的触动，中线已暂处守势，东线的战事劳而无功，如果刘备在益州坐大，将来由西线出击，曹操将面临同时打三场大仗的危险。 　　诸葛亮曾经替刘备分析过，如果单从某一点进攻势力强大的曹操则很难取胜，如果能两路配合，将令曹操首尾难顾（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益州的攻取朝着实现诸葛亮“隆中对”中提出的战略迈出了一大步。 　　曹操何尝看不出其中的利害，益州让刘备得了先手，汉中不能再落入刘备手中，如果那样关中将无险可持了。 　　曹操决定调整战略部署，即刻发动汉中战役。 　　曹操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人守合肥，只给他们留下了七千人马。曹操又任命薛悌为各军联席参谋长（护军），临行前秘密把薛悌找来，交给他一封信函，薛悌看时发现函边写了四个字：“贼至乃发。”薛悌明白现在还不到看的时候。 　　曹操想抓紧时间到达汉中，所以他没有回到邺县，而是直接沿黄河西进，于十二月到达位于洛阳以北的黄河渡口孟津，次年三月到达长安。在此期间，继续有人反对用兵，黄门侍郎刘递上一份很长的上书，阐述继续用兵的危害。他说： 　　“自明公起兵已来，三十多年攻无不破，强敌无不顺服。如今孙权恃险于吴，刘备不服于蜀，但论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未必比袁绍更强大，孙权、刘备未臣服，不是我们的智慧、武力不如以前了（而二寇未捷，非弱于今而智武於昔也），而是形势有了新变化。 　　“周文王当年伐崇国，打了三十天都没打下（文王伐崇，三驾不下），之后勤修德政，崇国表示臣服。秦国还是诸侯的时候，征战无不取胜，但称帝之后，几个人登高一呼社稷就完了，这是用武力于外，对内不能体恤民众造成的（秦为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东向称帝，匹夫大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毙于外，而不恤民于内也）。 　　“我担心吴、蜀的力量虽然比不上六国，但当世也不乏陈胜、吴广那样的人才，这一点不得不考虑呀（臣恐边寇非六国之敌，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势，此不可不察也）。于今之计，不如据四方之险，选择要害处把守，这样明公就可以高枕无忧，专心考虑如何治国，广种农桑，推行节约，不出十年，定会国富民强。” 　　这番话要是孔融那样的人说出来，曹操一定会想想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但刘一向忠于曹操，曹操也尊重刘，刘的想法有一定代表性。不过这些想法曹操并不赞成，他认为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以教化征服敌人只能是纸上谈兵。 　　曹操公开答复刘说：“不仅君王应当理解臣下，臣下也应当了解君王，现在让我遵行周文王的仁德，恐怕并不符合实际（非但君当知臣，臣亦当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 　　曹操决定继续向汉中用兵。 　　关中与汉中之间是巍峨的秦岭，即使是现在这里也是交通不发达的地方，在那个年代秦岭宛如一道天堑，阻隔汉中与外界的沟通。在地势险峻的秦岭间，有三条南北方向的道路可供通行，自东向西分别是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这三条道路距汉中的直线距离最近，但穿行于崇山峻岭之间，易守难行，风险很大。 　　由于准备工作并不充分，为保险起见曹操放弃这三条传统道路，改由大散关绕行。 　　关中有四大门户，东面是函谷关，南面是武关，西面是大散关，北面是萧关。大散关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南面的大散岭上，这里号称“川陕咽喉”，是入川、入汉中的要道，《读史方舆纪要》说大散关“当山川之会，扼南北之要”，并说关北的势力如果不占领此处，就不能图谋蜀中，关南的势力如果不占领此处，就无法图谋关中（北不得此无以启梁益，南不得此，无以图关中）。 　　当年刘邦、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说的就是明着修整秦岭中的子午道等栈道，暗地里却从陈仓的大散关出兵，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不过当时他们进攻的方向与曹操刚好相反，曹操是从大散关杀入汉中，刘邦、韩信是从汉中经大散关杀往关中。 　　从大散关进入汉中虽然路绕得远了点，但却相对保险。建安二十年（215年）四月，曹操率军抵达大散关，在此他诗兴大发，写下了《秋胡行》二首，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坐磐石之上，弹五弦之琴。作为清角韵，意中迷烦。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 　　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旁。负被裘，似非恒人。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徨徨所欲，来到此间？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 　　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历观，遨游八极，枕石漱流饮泉。沈吟不决，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正而不谲，辞赋依因。经传所过，西来所传。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 　　诗中写道：清晨登上了大散关，关山路险，牛都累得僵卧不起，有些车辆坠落到山涧。坐在大圆石上，弹一曲五弦琴，但心情仍然烦乱。这时有三位仙人来了，问我有什么困苦，为什么艰难跋涉来到此间？我想住在昆仑之颠，我想成为得道之仙，我想访问名山大川，我想畅游八方，以石为枕，喝着清凉的山泉。然而，我还没有来得及回答，仙人就飞走了，从此我将继续与俗事相连，从此夜夜难眠，只能惆怅自怜。诗中写了大散关的险峻和道路难行，也写了自己渴望求仙得道的思想，幻想着遇到仙人，随仙人而去，最终却无法摆脱俗事的困扰，既悲凉又惆怅。 　　这让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曹操诗人的风采和他真实的内心，看到了此刻他的追求和渴望，他的孤独与苦闷，有些是永远无法诉说也无人能理解的，只能在这些诗文中窥视一二。 　　看来，已经六十一岁的曹操真觉得有点累了。 　　【五、意外收获】 　　汉中郡隶属于益州刺史部，其郡治在南郑县（今陕西南郑），曹军此次的进军路线是由陈仓故道向南，过大散关、阳平关，直驱南郑。曹操四月份到达大散关，但直到七月份才来到阳平关，除了路道崎岖难行之外，平息氐人的叛乱也是行动迟滞的原因之一。 　　氐人世居于秦陇、巴蜀一带，与羌族杂居，所以又有“氐羌”的称呼。氐人有自己的王，东汉末年主要聚居于武都郡，即汉中郡的西邻，属曹魏新置的雍州刺史部管辖。 　　就在曹操南下汉中的时候，氐王窦茂突然起兵反叛，他们聚集一万多人，峙险不服。曹军如果继续南下，氐王就如同顶在背后的一把刀，这不是个小事。 　　所以，在四月至七月的这一段时间，曹操主要解决氐人的问题，他派张A、朱灵率所部在雍州刺史张既的配合下攻打氐王。窦茂退守河池（今甘肃徽县），曹操下令猛攻，五月份将河池攻破，曹操下令屠城。 　　窦茂的覆灭，对雍州刺史部其余仍在割据中的各路势力形成了威慑，也就在这时候，盘踞在西平、金城一带的、蒋石等人斩杀了韩遂，把首级送给了曹操。据《典略》记载，老牌军阀韩遂起兵共三十二年，死时已七十多岁。 　　据《魏略》记载，除了氐人之外，曹操还解决了占据于此的刘鸣雄部。这个刘鸣雄是关中地区的蓝田人，郭汜、李作乱关中时隐入山中，很多人跑来依附他，马超叛乱时也来拉拢他，但他没有参加。曹操入大散关路过此地，刘鸣雄前来拜见，曹操很高兴，对他说：“我刚进关，就梦到一个神人，该不会就是你吧？”于是拜他为将军，让他召集部众，随同大军行动。 　　刘鸣雄的手下却不愿意归降曹操，他们劫持刘鸣雄造反，很多人前来依附，人数有数千人之众，他们占据武关道口。曹操派夏侯渊前往讨伐，刘鸣雄等人逃入汉中。 　　解决了这些问题，曹操南下再无后顾之忧。在武都郡曹操召见了太守苏则，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让他带人担任大部队的向导（太祖征张鲁，过其郡，见则悦之，使为军导）。 　　这时麦子已经成熟，张既、苏则等人组织民众就地收获小麦，加上从关中调来的粮食，军粮供应不成问题，这也是曹操从合肥撤军急着发兵汉中的原因，他要赶上小麦成熟的季节，以保证军粮供应。 　　但军粮运输的难度很大，为此曹操命令河东郡太守杜畿征调一支五千人的运输队负责前线运输。杜畿治理河东郡有方，受到过曹操的嘉奖，上次潼关会战杜畿在后勤保障方面已经做出过重大贡献，这次五千人长途跋涉远离家乡，大家士气很高，都互相勉励：“人都有一死，宁死也不能辜负杜太守（人生有一死，不可负我府君）。”这支运输队竟然没有一个人逃亡。 　　除了杜畿外，曹操任命的长安特别市市长（京兆尹）郑浑也参加到支援前线的工作中，事后也受到曹操的表彰。 　　曹军继续行进，曹操命令张率五千步兵在前面开道，于七月份到达阳平关前。 　　阳平关位于今陕西省勉县境内，是汉中的西大门，它北面是秦岭，南临汉水和巴山，处于陈仓故道和金牛道的交汇处，这两条古道一条是关中南下汉中的必经之路，一条是汉中入川的必经之路，阳平关处于其结合部，可见地理位置之重要。 　　现在宝鸡到成都有一条宝成铁路，宝成铁路到陕南向右有一条支线，通往汉中、安康，这两条铁路的交汇处就是阳平关火车站。 　　据《魏名臣奏》记载，还在武都郡的时候，曹操曾向当地人询问过阳平关一带的地形，有人告诉他阳平关地势一点都不险要，关前的南北两山相距很远，不容易守住。但到了阳平关，曹操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由得感叹道：“别人转述的，未必都是真实情况呀（他人商度，少如人意）。” 　　听说曹操亲率大军到达阳平关，张鲁自知不是对手，准备投降，但是遭到其弟张卫的反对。 　　张鲁于是派张卫以及杨昂等人率兵数万，在阳平关前横着筑石城十多里，拦住曹军的进攻。曹军大约有十万人，张鲁军大约三万人，但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人多并不是最有利的因素，由于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曹军死伤惨重。 　　曹操感叹道：“打了三十年的仗，还没有这样受制于人的（作军三十年，一朝持与人，如何）。” 　　曹操决定撤兵，但是奇迹发生了。据《魏名臣奏》记载，曹操下令夏侯、许褚所部退兵，但在他们撤退过程中夜里误入敌人兵营，敌人不知究竟，还以为曹军攻营得手，竟然四散败走。 　　当时侍中辛毗、刘晔等人随军行动，他们赶紧告诉夏侯、许褚，说已经占领了敌人的要塞。夏侯、许褚不相信，亲自察看，确认果然是真的，回来报告曹操。 　　《世语》也记载了一件类似的事，说两军决战的关键时刻，突然不知从哪里窜出来数千只麋鹿，冲入张卫大营，张卫军营夜惊。恰在此时，曹操手下的高祚等离此不远，高祚吹响鼓角，召集其他友军。张卫大惧，以为这都是曹军预谋好的攻营战术，于是投降（夜有野麋数千突坏卫营，军大惊。夜，高祚等误与卫众遇，祚等多鸣鼓角会众。卫惧，以为大军见掩，遂降）。 　　阳平关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攻下了，在南郑的张鲁见已无险可守，也想投降，但他手下的人事处长（功曹）阎圃劝他投降可以，但不要这么轻易就降。 　　阎圃认为：“现在就这么投降了，必然没有什么分量（今以迫往，功必轻）；不如先投奔杜和朴胡，然后看情况再说，到那时再投降功劳也大些。” 　　张鲁于是带领一部分人南入巴中。巴中即巴郡，在汉中郡之南，属益州刺史部，大巴山地区多在其内，包括今天四川省和重庆市所辖的万县、达县、南充等地，杜和朴胡是当地部族首领。 　　临走前，有人建议搞一些破坏，把仓库等设施烧毁，不留给曹操。张鲁不同意，他说：“本来打算归顺朝廷，现在离开是暂避锋芒，没有恶意，仓库里的东西都归朝廷所有。”张鲁让人贴上封条，然后才走。 　　曹操到了南郑，果然对张鲁的做法很高兴，他得知张鲁有归降的本意，就派人到巴郡寻找张鲁，劝他投降。 　　这一年的九月，巴郡地区的部族首领朴胡、杜率部出降，曹操下令分巴郡为巴西郡和巴东郡，任命朴胡为巴东郡太守，杜为巴西郡太守，都封为列侯。 　　十一月，张鲁率家属从大巴山出来投降，曹操以天子的名义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一万户，封张鲁的五个儿子以及阎圃等人为列侯。 　　据《典略》说，当初马超逃往益州，没有来得及带上妻子董氏以及儿子马秋。现在董氏和马秋都到了曹操手上，曹操把董氏赐给阎圃为妻，把马秋交给张鲁处理，张鲁很恨马超，亲手把马秋杀了。 　　张鲁亲手杀了马秋，还有向曹操表示忠心的意思，说明他与马超已成不共戴天的仇人，让曹操放心。 　　马超走得确实很匆忙，他把部将庞德也留在了张鲁处。张鲁失败后，庞德率部投降。曹操早就听说庞德作战勇猛，便拜他为立义将军，封关门亭侯，食邑三百户。庞德从此忠心耿耿追随曹操，至死不渝。 　　汉中攻破，前面那个逃到汉中来的刘鸣雄走投无路，再次投降曹操，曹操看到刘鸣雄，一把拽住他的胡子说：“老家伙，这回又抓到你了（老贼，真得汝矣）！”曹操恢复了他的职务，把他迁到渤海郡。 　　建安十六年（211年）与马超一同在关中作乱的程银、侯选等人各率一千余家此时也逃在汉中。汉中攻破后，他们出来投降曹操，曹操既往不咎，仍然恢复了他们的职务。 　　曹操对张鲁等人封赏都很重，原因并不像阎圃说的那样，而是曹操考虑到张鲁祖孙三代在汉中统治时间很长，又有一套“五斗米教”相辅助，在汉中影响很大，只有尊崇张鲁，才能得到汉中的人心，巩固汉中的统治，为进图益州作长远规划。 　　此时益州已被刘备占有，就在张鲁南入巴郡的时候，黄权曾向刘备建议：“如果失去汉中，则巴郡不可保，等于失去了益州的一条臂膀。”刘备于是任命黄权为护军，督率就近的各军前往巴郡，迎接张鲁。可是晚了一步，张鲁投降了曹操。 　　黄权转而攻击曹操新任命的巴中太守朴胡、杜等人，曹操命张率部赶往巴中进行支援，刘备也派张飞支援黄权。张与张飞战于巴中，双方相持五十多天，张飞打败了张，张撤回南郑。刘备任命张飞为巴西郡太守，三巴地区的大部分地区便归了刘备所有。所谓三巴，习惯指巴郡、巴东郡和巴西郡。 　　这时，担任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的司马懿向曹操建议：“刘备以骗术取得益州，蜀人未必肯服，此时他们与孙权为荆州的事相争于江陵，这是一个机会。如今攻克汉中，益州震动，进兵攻之，益州必然瓦解。圣人说过，做事不违背天命，但也不能失去时机呀。” 　　司马懿的建议并非没有道理，刘备得益州后，孙权趁机索要借出去的南郡等地，孙刘联盟出现了裂痕，这倒是一个机会。 　　刘晔也建议，攻克汉中后益州震动，正是一举攻占益州的最好时机（今破汉中，蜀人震恐，其势自倾。以公之神明，因其倾而压之，无不克也）。如果失去这个机会，必然给今后留下难题。 　　但是曹操迟疑不决，汉中之得有很大偶然性，如果不是天佑曹魏，说不定此次也是无功而返。这次行动的目标是汉中，既然目标已经实现就应该退兵了。 　　曹操没有接受司马懿和刘晔的建议，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人苦无足，既得陇，复望蜀邪！”这就是“得陇望蜀”典故的由来。 　　据《傅子》说，曹操很快就后悔了，他意识到失去了一次进军益州的好机会。占领汉中不久，有从益州那边投降过来的人报告说，听到曹军攻占了汉中，蜀中“一日数十惊”，虽然刘备连杀了不少人，但都不能安定局面（备虽斩之而不能安也）。这时候曹操动了南下益州的念头，他问刘晔是否可行，刘晔回答：“时机已经错过，现在那里的局面必然初步安定，不能再进攻了（今已小定，未可击也）。” 　　《傅子》的说法值得怀疑，战机虽然稍纵即逝，但进攻益州这样的大会战不是突袭，战机不会在几天之间就发生太大的逆转，即使前面曹操决定用兵，杀到成都耗时也得数月，怎么可能刚过几天就变化得这么快？ 　　而从张和张飞在巴中地区交战的情况看，曹军如果即刻南下，在局面上未必占优，先不说汉中、巴中初定，人心不稳，单就战争准备、熟悉道路等方面，也不是仓促就能完成的。 　　曹操没有采纳司马懿和刘晔的建议，是明智的。 　　曹操任命夏侯渊为总指挥（都护将军），率领张、徐晃所部留守汉中，派丞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杜袭以驸马都尉负责处理汉中的政务。汉中郡之前已被刘焉改为汉宁郡，曹操下令恢复汉中郡，将汉中郡的安阳、西城等县分出来，设置西城郡，将锡县、上庸县等分出来，设置上庸郡，分别设置了太守、都尉。 　　【六、单刀会】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攻入成都，得到了益州。孙权听到消息，后悔不已，他知道被刘备忽悠了，后悔没有听周瑜、甘宁等人的建议先下手为强。 　　当初孙权也向刘备提出过联合攻打刘璋的建议，刘备回答说他与刘璋是同族，不忍心下手（备与璋托为宗室，冀凭英灵以匡汉朝，今璋得罪于左右，备独悚惧，非所敢闻，愿加宽贷）。孙权想单方面出军，越过刘备攻打益州，他派堂弟孙瑜率军进到夏口，刘备率兵阻挡。 　　刘备发狠说：“你们非要攻打益州，我就逃到深山里去，也不失信于天下（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 　　孙权真想让这个妹夫逃到深山里当野人去算了，但那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刘备在他们前进的路上已布上重兵，他让关羽屯驻江陵，张飞屯驻秭归，诸葛亮屯驻南郡，刘备自己屯驻孱陵，你非要从这儿过，只有刀兵相见了。 　　不是刘备耍无赖，而是孙权太天真，大家虽是同盟加亲戚，却不是真正的一家人，怎可能让你凭着几句话就顺利过境？ 　　孙权想了想，没敢立即摊牌，毕竟与刘备有一个共同的敌人曹操在那里，互相残杀只能自取灭亡。 　　刘备夺取益州后，孙权再次向刘备提出荆州问题，但刘备仍然装糊涂。更可恼的是刘备说的话：“等得到了凉州，再将荆州归还（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 　　孙权大怒，这不是耍我吗？孙权不管那一套，直接任命了长沙、零陵、桂阳三郡的官吏，单方面去接收地盘，被关羽全部赶了出来。 　　孙权急调吕蒙率兵两万来攻打三郡，吕蒙向三郡官民发布公告，长沙郡和桂阳郡望风归服，只有零陵郡太守郝普守城不降。 　　眼见丢了江南的两个郡，刘备也急了，亲自由成都赶到公安坐阵指挥，他派关羽率兵与吕蒙展开争夺。孙权也当仁不让，由建业前往陆口，孙刘大战眼看一触即发。 　　吕蒙这时还在攻打零陵郡，他知道南阳人邓玄跟郝普关系很好，就把邓玄找来，对他说：“郝普素来忠义，但是对现在的局势可能有点看不清楚。刘备在汉中被夏侯渊所困，关羽在南郡，他们都没有余力救援这里。我考虑，不出几天城必被攻破，落个城破身死的下场有什么好处？先生可以去见郝普，向他陈述利害。” 　　邓玄于是入城见了郝普，转达了吕蒙的意思，郝普投降。 　　后来郝普知道刘备已到公安，而关羽就在离此不远的益阳，羞愧不已，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惭恨入地）。吕蒙留下孙河守零陵郡，自己率军赶赴益阳，支援在那里的鲁肃。 　　益阳成了双方对阵的焦点，关羽和鲁肃分别指挥两边的人马，大有随时动武的迹象。鲁肃一向是孙刘联盟的坚定拥护者，他知道一旦双方开战，后果将不堪设想，那是曹操做梦都想看到的结果。 　　鲁肃还想做更多努力，他想面见关羽当面陈述利害。甘宁等诸将都认为太危险，劝他不要去（鲁肃欲与关羽会语，诸将疑恐有变，议不可往）。 　　鲁肃曰：“今日之事已到了关键时刻，刘备明显理亏，在是非未定之时，关羽也不敢轻举妄动吧！” 　　鲁肃邀请关羽见面，双方约定兵马都停在百步之外，只有鲁肃和关羽两人单刀上前相见。关羽是一流的猛将，但鲁肃也不是文弱书生，根据《吴书》记载，鲁肃生得“体貌魁奇，少有壮节”，精通“击剑骑射”，有一次敌人的骑兵追击他，他厉声喝斥敌人，把盾牌立在地上，远远地弯弓怒射，每一箭都把盾牌射穿，敌人被吓退。 　　据《三国志》记载，鲁肃一见面就斥责关羽：“当初是因为你们败军远来，无所依托，我们才把土地借给你们。现在你们已经得了益州，却没有奉还之意。我们只要求三个郡，又被赶了出来。”鲁肃还没说完，关羽身后有一人高声喊道：“土地这个东西，谁有德谁占有，何人能永远拥有（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 　　鲁肃大声呵斥这个人，声色严厉。关羽操起刀，对身后说话的那个人道：“这是国家大事，不要随便议论（此自国家事，是人何知）！”然后瞪着这个人直到他离开。 　　《吴书》也详细记载了双方这次会谈。 　　关羽首先说：“乌林之役时刘将军亲临前线，寝不脱甲，戮力破曹，最后岂能只落得个徒劳，而无一块土地安身？足下是来收回土地的吗？” 　　鲁肃回答道：“不对吧，开始我与刘将军相会于长阪坡，刘将军的人马不过千把人（豫州之众不当一校），走投无路，士气低落，还打算逃往远方（图欲远窜）。我们主上有感于刘将军无处安身，给了他土地和人民，让他度过难关。可刘将军隐藏自己的野心，违背道义和准则，破坏双方的联盟。如今刘将军既已得到益州，却还想全部占有荆州，这是普通百姓都不会做的不义之事，何况像刘将军这样的英雄呢？我听说祸患起于贪婪和背信弃义，关将军如今身负重任，难道不能辨别是非吗？反而要凭借弱旅与我们抗争，你们能不失败吗？” 　　鲁肃一番话，让羽无言以对。 　　《三国志鲁肃传》说关羽与鲁肃当场达成和解协议，双方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归孙吴，湘水以西归刘备，一场危机以和平手段化解。 　　其实，双方和解的决定不可能在单刀会上做出，关羽和鲁肃都没有这么大的决策权。双方很快达成和解，原因是此时曹操已进军汉中，刘备吃不消，主动与孙权求和（会闻魏公操将攻汉中，刘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于权）。 　　刘备派谁出使孙权史书没有记载，孙权派来的回访使者是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 　　据《三国志诸葛瑾传》记载，诸葛瑾出使刘备，会面的地点应该是在成都。曹操进军汉中后，刘备已从公安回到成都，所以诸葛瑾还看到了他的弟弟，已离别了二十年的诸葛亮。 　　但是，他们只谈公务，不谈私事，私下也没有见面（退无私面）。诸葛瑾由于身份特殊，以后还多次出使蜀汉，但公私分明的做法一直保持着。 　　在诸葛瑾回访后，双方才达成正式协议，以湘水为界将荆州一分为二，湘水以东的长沙郡、江夏郡、桂阳郡归孙权，湘水以西的南郡、零陵郡、武陵郡归刘备。 　　根据这个协议，孙权收获很大，当初他让出的地盘仅是半个南郡而已，如今却拿回来差不多三个郡。 　　孙权如果要表达谢意的话，一定得感谢曹操，没有曹操帮忙，刘备又怎么肯心甘情愿地让出地盘呢？ 　　【七、逍遥津】 　　孙刘联盟暂时得以维系，刘备把主力调往益州北部，专心对付曹操去了。孙权决定趁这个难得的机会大干一把，建安二十年（215年）八月，就在曹操刚刚攻入张鲁大本营南郑的前后，孙权集合十万人马进攻合肥。曹操上次离开合肥的时候，留下张辽、李典、乐进三员猛将，但给他们留下的人马并不多，只有七千人。 　　曹操也考虑到孙权将趁自己远征汉中之机向合肥发难，他已经想好了对策，但没有公开，而是写在一封密函里，交给留守部队的联席参谋长（护军）薛悌。 　　当互不隶属、军职也相当的几路人马共同担任某项防务时，为了便于各路人马之间的沟通、联络和协调，往往设护军一职，他们地位一般不是特别高，但直接向曹操本人汇报，直接接受曹操的指令，因而地位很重要。 　　曹操走后薛悌谨遵指示，没有打开过那个密函，直到孙权率十万人马向合肥杀来，薛悌想时候应该到了，赶紧当着张辽、乐进、李典诸将的面打开来看。大家还以为丞相留下了什么秘密武器，期望值挺高，谁知只看到上面写了几句话：“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 　　大家有点失望，当前明显寡不敌众，宜采取守势，等待援军的到来，如果主动出击，能否取得胜利实在很怀疑。只有张辽认为丞相的指示是正确的，他说：“曹公远征在外，如果我们坐等待援，敌人必然会击破我们。所以曹公命令我们趁敌人没有集齐之时发起攻击，挫伤他们的锐气，以安定军心，然后才能守住。” 　　乐进、李典等人还有些犹豫，张辽有些生气：“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如果还要怀疑，我张辽愿意单独一战！” 　　李典跟张辽平时有矛盾，此时慨然说道：“这是国家大事，我不能以私心而忘记公义，请让我跟随你前进！” 　　于是，张辽连夜招募敢死队，共选了八百人，杀牛飨食，让他们饱餐一顿。天亮后，张辽亲自披甲持戟，率领这八百勇士杀入敌营。 　　张辽一边杀，一边大呼自己的名字，他们连杀数十名敌人，其中还包括两员将领。他们冲锋的速度极快，转眼杀到孙权的指挥部（冲垒入至权麾下）。 　　孙权完全没有料到，他大吃一惊，不知道如何办，跟前有一个土堆，可能是一处坟堆（高冢），孙权顾不了那么多，抱着一把长戟就上了土堆。张辽站在土堆下，高喊让孙权下来一战。孙权不敢动，这时孙权手下诸将杀了过来，将张辽围住。 　　张辽率身边数十人又往外面杀，刚杀出重围，听见后面有人求救，回头看是自己带来的人里有被孙吴士兵围住不能脱身的，张辽于是又往回杀，所向披靡，敌人没人敢挡。张辽顺利地将被围的士兵解救出来。 　　这一战从早晨一直打到中午，张辽就用这八百人在孙权大营里连冲带杀，孙吴军队居然毫无办法，看着他们杀进杀出，孙吴士气大损。 　　孙吴军队又攻了十多天，被士气高昂的曹军挡在城下无法得手，孙权决定撤兵。 　　孙吴军队接到命令陆续撤退，孙权和吕蒙、甘宁、凌统、蒋钦、陈武、潘璋等将领留在后面督阵。合肥城外有条淝水，淝水上有一个渡口叫逍遥津，孙权等人正在逍遥津以北等待过河，被远眺敌情的张辽恰好发现。张辽率兵突然杀出，目标直指孙权。 　　这一击实在太突然了，孙权等人毫无防备，吕蒙和甘宁拼死保护孙权，凌统指挥身边的人架着孙权就走（甘宁与吕蒙等力战敌，凌统率亲近扶权出围），把孙权转移到安全地带。凌统返过来再与曹军交战，身边的人一个个战死，他也多处受伤，估计孙权已经脱险，才撤离战场。 　　吕蒙、甘宁、蒋钦等人死战张辽以掩护孙权，甘宁勇猛异常，不停地引弓射敌，负责鼓吹的士兵大概也伤亡得差不多了，甘宁发现自己一方突然没了声响，还厉声询问，史书称其“壮气毅然”。 　　甘宁以前是刘表的部下，刘表派他跟随黄祖与孙权作战，在一次战斗中他射杀了凌统的父亲凌操，从此结下了仇恨。凌统掩护孙权撤退后重新杀回，他跟甘宁默契配合，抵挡住了曹军的猛攻。 　　据《三国志潘璋传》记载，孙吴的将领陈武力战而死，宋谦、徐盛、甘宁等人负伤。 　　《献帝春秋》称张辽遇到一个紫色胡须的吴将，上身长、下身短，在马上很善射，张辽问孙吴的降卒这个人是谁，降卒回答是孙权，张辽懊悔不已，赶紧跟乐进急追。 　　据《江表传》记载，孙权骑马到了逍遥津渡口上的一座桥，这座桥年久失修，桥面已坏，有一丈多宽的地方没有桥板。此时只有他的侍卫长（亲近监）谷利在身边，谷利让孙权握住马鞍稳住身体，他在后面挥鞭以助马势，马使劲腾越，最后跳过了断桥。谷利立下大功，后来被封为都亭侯。 　　孙权侥幸逃过淝水，遇上部将贺齐率三千人前来接应，孙权才得以脱险。贺齐把孙权迎入大船，摆上酒宴为孙权压惊，席间贺齐落下眼泪，他对孙权说：“人主的安危是大事，今天我们几乎酿成大祸。群臣震怖，像没有天没有地了一样，我将把今天这件事作为终身之诫！”孙权也走下座席，过去替贺齐擦干眼泪（权自前收其泪）。 　　甘宁等人随后突围而回，其中凌统受伤最重，到淝水边时，桥已被曹军破坏，凌统穿着甲胄潜水渡河。到了孙权的大船上，孙权见了又惊又喜，把凌统留在自己的船上，亲自为他换了衣服，拿出珍藏的“卓氏良药”为凌统疗伤，凌统才得以不死。 　　逍遥津一役，曹军以七千余人打退孙吴十万人的进攻，两次陷孙权于危难，使孙权损兵折将，创造了战场神话。 　　经此战后，张辽名气更大，自那时起张辽的名字便与逍遥津联系在了一起。 　　后人评论此战的胜利，一方面归功于张辽等人作战勇敢，面对强敌敢于主动出击，以不足十分之一的力量对比，打得敌人节节退缩。另一方面，对于曹操的知人善任也给予高度评价。 　　曹操在留下的封函里仿佛已经预知了一年后发生的情况，对于如何用兵给出了清楚的指示，他知道张辽、乐进、李典等人互相不服气，平时都不买对方的帐，所以暂时把拒敌方案秘而不宣，他相信关键时候张辽等人能以大局为重，且互相激励，一定能出奇致胜。 　　之所以让张辽担任主攻，让李典守城，是因为曹操了解他们的性格，张辽作战勇猛，有狠劲；李典号称“军中长者”，是一员儒将，打起仗来比较冷静，适合守城。 　　今天的逍遥津旧址在安徽省合肥市老城区的逍遥津公园内，园内还有张辽墓。张辽祖籍并州刺史部雁门郡马邑县（今山西朔州），他跟关羽是同乡，关系很好。张辽于黄初三年（222年）病逝于江都，他死后要么就地葬于江都，要么葬于家乡，不大可能葬在合肥，这个张辽墓应该是后人为纪念他而修的衣冠冢。 　　【八、孙权突然求和】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二月，曹操从汉中回到邺县。五月，进封为魏王。十月，再次起兵远征孙权。十一月，大军到达谯县。 　　曹操的夫人卞氏以及儿子曹丕随征，曹丕的夫人甄氏因病留在邺县，曹丕十二岁的长子曹睿，以及女儿东乡公主也由祖母卞氏带着随征。 　　大军到达合肥后进行了短暂休整，曹操听张辽等人汇报了合肥之战的经过。据《三国志张辽传》记载，曹操还专门察看了张辽大败孙权的逍遥津，并在此叹息很久（循行辽战处，叹息者良久）。之后，曹操给张辽所部增加了人马，让他移屯于居巢（今安徽桐城南）。 　　次年正月，曹操也到达居巢，这里在濡须口的上游，距濡须口有一二百里，距皖县近在咫尺。 　　曹操的想法是先不急于攻打濡须口，先夺回江北的战略要地皖县，之后采取稳扎稳打的办法，彻底拔掉濡须口这颗钉子。 　　但不凑巧的是，这时军中又发生了瘟疫。据《三国志司马朗传》记载，曹操任命的兖州刺史司马朗亲自到军中慰问得病的士卒，亲自问医送药（军士大疫，朗躬巡视，致医药），结果自己不幸染病，不治身亡，终年四十七岁。 　　司马朗是司马懿的大哥，“司马八达”之首。 　　这场瘟疫来势凶猛，其波及范围包括整个北方以及长江流域，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写道：“建安二十二年瘟疫流行，家家都饱尝失去亲人的悲痛，有的全家都病死，甚至整族灭绝。有人认为是鬼神在兴风作浪，但是罹患此难的，多是穿粗布衣服、吃草食的人家的孩子，而身居高庭大院、整天锦衣肉食之家，死的却比较少。这是自然阴阳二气失调而发生的瘟疫，哪里是什么鬼神？愚昧的人插起桃符来驱鬼，真的可笑。” 　　而据曹丕的《又与吴质书》记载，徐干、陈琳、应、刘桢都死于这场瘟疫，建安七子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王粲也死于这次行军途中，据推测也与这场瘟疫有关。 　　建安七子几乎同时死去了五个，这场大瘟疫对文学事业造成了重创。 　　被重创的还有曹操的伐吴大业，因为有上次赤壁之战的教训，他深知军中流行疾病会对部队的战斗力造成很大伤害，所以不敢掉以轻心，他还有了撤兵的想法。 　　这时候，孙权突然派都尉徐详来请降，正好给了曹操一个台阶，曹操决定回师。 　　在战事仍不明朗的情况下孙权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的确让很多人不解，但熟悉孙权的人都知道，他这样做自有盘算。 　　孙权突然发现，自己在濡须口一带拼命与曹军对抗，付出了极大代价，自己多次面临险境，但收获并不多，反而让盟友刘备占了便宜。 　　刘备夺取益州后对荆州并不放手，经过双方的斗争和妥协，勉强达成了划湘水而治的协议，但是坐镇荆州的关羽最近动作很多，对孙吴已经构成了事实上威胁。 　　孙权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傻。恰在此时，一向拥护孙刘联盟的鲁肃病故，接替他的吕蒙有着不一样的战略主张，他认为关羽对孙吴的威胁远远大于曹操。吕蒙一上任，就开始谋划与关羽争夺荆州，在这种大背景下，孙权急于同曹操修好。 　　曹操也急于从濡须口一线抽身，除了瘟疫外，远在成都的刘备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刚到手的汉中，他派张飞、马超攻占了武都郡的治所下辩（今甘肃成县）。武都郡影响着汉中侧翼的安全，马超在凉州一带素有影响，与羌人、氐人的部落首领关系密切，随时能翻起大浪来。 　　这让曹操根本没心思再在濡须口再打下去。 　　既然双方都不想打了，现在需要的只是一个梯子，好从台阶上下来。孙权知道这个梯子必须由他先递出去，否则曹操再想要也不会先开口，所以他主动派人请降。 　　刘备是出了名的务实派，但孙权比他还务实，孙权最善于调整自己的姿态，在关键时候往往能干出许多出人意料的事来，现在采取如此柔软的身段对孙权而言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有人总结说，曹操擅长玩军事，刘备擅长玩政治，孙权擅长玩外交。 　　当然，孙权这次请降不必付出任何实质性代价，也就一句软话而已，就哄得曹操心情愉快地走了。 　　这已经是曹操第四次在合肥方向用兵无果了，看来《后出师表》说他“四越巢湖不成”是一次次算出来的，一点都没有虚报。因为刘备突然变得强大起来，曹操与孙权居然找到了战略利益上的共同点，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双方达成的休战协议，一直到曹操去世时仍然生效。 　　曹操留下夏侯、曹仁、张辽等各部共二十六个军屯扎在居巢，若按一个军一万人左右计算，在此区域驻扎的部队达二十多万人，这些部队由夏侯任总指挥。 　　这大概是曹操吸取了上次撤离时只留下七千人守合肥的教训，索性派人在这里长住不走了。此时，夏侯渊在汉中坐镇，夏侯坐镇于居巢，曹操对夏侯氏兄弟的重视超过了本家兄弟曹洪和曹仁。 　　孙权也选了一个总指挥全面负责濡须口的防务，这个人是平虏将军周泰，朱然、徐盛当助手。但周泰的资历跟朱然、徐盛差不多，且出身寒门，这二位并不怎么服他，周泰知道这个情况，也有退缩之意。 　　孙权在濡须口基地设宴招待诸将，酒酣之际，孙权亲自来到周泰跟前，命令周泰把衣服解开，周泰遵命。这时大家看到周泰身上是累累伤痕，多达数十处，肌肤几乎没有多少完整的地方。 　　孙权指着周泰身上的伤痕，逐一问他是在什么地方作战时留下的，周泰一一回答，告诉孙权分别是怎么受的伤。据《江表传》记载，这时孙权泪流满面地握住周泰的胳膊，叫着周泰的字说：“幼平，你为我们兄弟作战如熊虎般勇敢，不惜生命，身负数十处伤，肌肤像刀刻画的一样，我怎么能不以骨肉之恩待你，委以兵马重任呢（卿为孤兄弟战如熊虎，不惜躯命，被创数十，肤如刻画，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马之重乎）？你是吴国的功臣，我将与你同荣辱，共患难。幼平你赶快接受任命吧，不要以自己出身寒门而辞让了！” 　　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孙权把自己平时穿戴的衣帽头巾等物赠给周泰，派人吹奏鼓乐送周泰出营。朱然、徐盛等人从此深服周泰。 　　第七章 夺嫡之争 　　〔外患不止，内忧又起。曹操摇摆于两个儿子之间，谁来当接班人，这既是家事又是国事。精明的曹操此时却陷入了迷茫，当他终于下定决心的时候，似乎有点晚了，曹魏帝国已经形成了严重的内伤。〕 　　【一、曹家的精英】 　　建安十六年（211年），献帝从曹操辞让的三县共三万户食邑中拿出一万五千户，分别转封给曹操的三个儿子，每人食邑五千户。这三个儿子分别是曹植、曹据和曹豹。其中曹植为平原侯，曹据为范阳侯，曹豹为饶阳侯。这是曹操的儿子们第一次受封爵位。 　　如果以年龄论，曹操在世的儿子中，二十五岁的曹丕最大，其次是曹彰，年龄介于二十一岁到二十四岁之间，二十岁的曹植排第三。他们三个再加上曹熊，都是卞氏所生。 　　曹操的长子叫曹昂，是刘氏所生，随同曹操征张绣时战死于南阳郡。曹操最喜欢的儿子曹冲，是环夫人所生，赤壁之战那年因病而死。 　　曹操共有二十五个儿子，除了上面提到的六个，其他十九个儿子分别是：刘氏所生的曹铄，环氏所生的曹据、曹宇，杜氏所生的曹林、曹衮，秦氏所生的曹、曹峻，尹氏所生的曹矩，王氏所生的曹干，孙氏所生的曹上、曹彪、曹勤，李氏所生的曹乘、曹整、曹京，周氏所生的曹均，刘氏（不是曹昂的母亲）所生的曹棘，宋氏所生的曹徽，赵氏所生的曹茂。 　　他们的年龄大都不详，但应该都不超过二十岁，除曹丕、曹彰、曹植外，年龄稍大的还有曹据、曹宇、曹林、曹几个，根据《三国志武文世王公传》的说法，曹铄、曹上、曹勤、曹乘、曹京几个儿子早殇。 　　曹操很重视对儿子们的早期教育。《魏书》记载，曹丕八岁的时候，就能写文章，博览经传典籍及诸子百家，而且体育方面也很突出，善于骑射，尤其喜欢击剑运动（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善骑射，好击剑）。 　　这一点在曹丕的回忆文章中得到印证，曹丕在《典论·自叙》中写道，他五岁的时候，曹操就教他射箭，学习了一年就掌握了射箭的基本要领，六岁开始学骑术，八岁的时候就能自己骑马了，以后曹操征战，曹丕常常跟随（余时年五岁，上以四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岁而知骑射矣。以时之多难，故每征，余常从）。 　　曹植、曹据、曹宇等兄弟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大体也是这样的，从中可以看出曹操对儿子们的教育不仅重学问，而且重体能和军事素质，希望他们日后都能成为文武全才。 　　到了许县后，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加上四方才学之士汇集而来，曹操有条件给儿子们提供最好的教育条件。除了曹氏兄弟外，在一块儿学习的还有秦朗、何宴这两个曹操的养子，关于他们的事前面已经介绍过。夏侯渊、夏侯的儿子们也跟他们一块儿学习和生活。这一代人里的夏侯是夏侯之子、曹操大女儿清河公主的丈夫。清河公主跟曹操的长子曹昂都是刘氏所生，清河公主年龄不详，很可能比曹丕、曹植都要大，所以夏侯应该是他们的姐夫。 　　夏侯渊有七个儿子，分别是夏侯衡、夏侯霸、夏侯称、夏侯威、夏侯荣、夏侯惠、夏侯和，他们与曹氏兄弟来往也比较多，夏侯渊还有一个侄子叫夏侯尚，跟曹丕尤其要好。 　　当时曹操与袁绍之间的竞争正趋激烈，袁绍的几个儿子个个都很突出，年纪轻轻已经能分别执掌一州大权，曹操想自己的儿子们无论如何不能输给袁绍之子。 　　三年前曹冲去世，这对曹操是一个重大打击。曹冲天资聪慧，曹操对他表现出毫不掩饰的偏爱，但是曹冲十三岁时就因病去世了，曹操难过至极。 　　曹冲死时曹丕二十二岁，曹植十七岁，但是曹操丝毫没有确定继承人的意思。 　　曹操最早的正妻是丁氏，但丁氏没有孩子，后来因为感情不合又被曹操休了。丁氏之后进入曹家的是刘氏，所生的儿子曹昂是曹操的长子，按理这个继承人应该是曹昂，但他却战死于沙场。 　　刘氏还有一个儿子叫曹铄，未成年就死了，后来刘氏也死了。 　　现在，曹丕最有希望成为继承人，不仅因为他年龄最长，而且他的生母卞氏一直得宠于曹操，在丁氏被休、刘氏去世之后，她被正式确定为继室。曹丕也就成了嫡长子，具有继承曹操事业的优先条件。 　　但曹操一直没有明确曹丕的继承人地位。一种原因是，曹操觉得自己儿子众多，可以再观察一下，看看有没有像曹冲那样出色的；另一种可能是，曹操不大喜欢曹丕。 　　据史书记载，杜夫人所生的儿子曹衮从小喜欢学习，十来岁就能写出好文章。这是一个特别知道用功的少年，一学习起来就忘了吃饭睡觉，跟前的人常怕把他累病了，得不断提醒、制止，但曹衮就是喜欢学习，谁都劝不住（性所乐，不能废也）。兄弟们在一起玩，他常常走神，因为脑子里还想着刚刚看过的典籍（每兄弟游娱，衮独覃思经典）。 　　不过，这个曹衮生性胆小怕事，史书说他的特点是“戒慎”，身边的工作人员有感于他的良好品行，联名写了封表扬信（遂共表称陈衮美）。曹衮听了，害怕得不得了，把工作人员责备了半天。 　　这是一个听话懂事的好孩子，但干不了大事。 　　其他如曹据、曹宇、曹彪等人，虽然年龄相差不太多，但关于他们青少年时期的情况没有留下记载，想必较为平常。 　　曹操的两个养子都很出色，何晏不必说了，日后成为大哲学家，玄学的开创者之一。何晏从小是个美少年，又喜欢学问，甚至通晓一些兵法。曹操非常喜欢他，曾经想让他改姓曹，但何晏坚决不干。秦朗能力虽然比何宴差得多，但他也长得一表人才，让曹操很喜欢。 　　有人作过揣测，说曹操让何晏改姓是动了传位于他的念头。但这种可能性极小，从血缘关系上说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不可能把费了几十年劲开创的事业再交给前外戚，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朗也不可能。 　　但曹丕不敢乐观，因为他还有两个强劲的对手：曹彰和曹植。 　　前面介绍过，曹彰字子文，从小不好习文而尚武，擅长骑射，膂力过人。史书说他曾徒手与猛兽格斗，胆气很足，长大后常跟随曹操征伐，不避险阻。奇怪的是，他长着黄色的胡须。 　　但是他不喜欢读书，为此曹操曾批评过他，曹操认为乘马击剑只是“一夫之用”，想成就更大事业还应该多读书，慕圣人之道。曹彰嘴上答应，但回来后仍然不服气，他对左右的人说：“大丈夫就应该像卫青、霍去病那样，率十万铁骑驰骋沙漠，驱逐戎狄，立功建业，怎么能去当什么书生？” 　　后来，代郡的乌桓人造反，曹操任命曹彰以北中郎将的身份代理骁骑将军，领兵镇压叛乱。出发前，曹操告诫曹彰说：“在家里你我是父子，领受任务咱们就是君臣，做什么事都要按王法来办，你要小心谨慎呀（居家为父子，受事为君臣，动以王法从事，尔其戒之）！” 　　但是曹彰压根不用父亲担心，他带兵进入涿郡境内，这时叛军有数千骑兵杀到，而自己一方人马并未聚集起来，曹彰身边只有步兵一千来人，骑兵只有数百名。面对危险，曹彰很冷静，他没有硬打硬杀，而是采取田豫的计策，固守要，敌人进攻无果后退去。 　　这时增援部队也陆续赶到，曹彰下令追击，他身先士卒，冲杀在最前面。他不断射箭，敌兵应声而落，激战半日，曹彰铠甲上也中了数箭，但他仍然意气风发，指挥人马一直追到桑乾县，这里距代郡只有二百来里的路程了。 　　这时，左右都认为长驱直入，人马劳顿，应该暂停攻击，休息一下再说。但曹彰认为，敌人逃得还不远，停下来就丧失了战机，于是上马，又追击一日一夜，终于追上了敌人，斩杀及俘虏敌兵数千。为了鼓励将士，曹彰下令按照平常标准的一倍赏赐将士，大家虽然很劳累，但都很高兴（彰乃倍常科大赐将士，将士无不悦喜）。 　　此战，鲜卑部族首领轲比能受乌桓人邀请前来助战，但他没有立即参战，而是率数万人在一旁观察。当他看到曹彰如此生猛，于是向曹操请服，北方的局势重新得以安定。 　　曹操对曹彰的表现很满意，他捋着儿子的胡须说：“我家的黄须儿真不简单呀（黄须儿竟大奇也）！”曹操于是呼曹彰时就叫他“黄须儿”。 　　但是，作为曹氏霸业的继承人，曹彰还显得不足，那就是他有武略却没有文韬，他是一员猛将，当此天下未定之时，他也不乏有成长为卫青、霍去病那样一代名将的机会，但让他统领四方，驾驭全局，能力就差了不少。 　　相比较而言，曹植的素质要全面得多，对曹丕最有竞争力。 　　曹植字子建，小曹丕五岁。他从小就表现出文学方面的天赋，十多岁时，就能背诵诗论以及辞赋数十万言，擅长写文章。曹操看到他写的文章，觉得不太像出自这个年龄的孩子之笔，曾经问过他：“你这是请人代写的吧（汝倩人邪）？” 　　曹植跪下回答道：“我能出言为论，下笔成章，父亲可以当面考我，就知道不是请人代写的了。” 　　铜雀台刚落成的时候，曹操曾把所有已经开始读书、能写文章的孩子都叫到台上，现场搞了次写作比赛。曹植最先完稿，写得也最好，曹操大为惊奇（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 　　史书记载，曹植性情随和，为人坦率，没有架子，坐的车子、穿的衣服都不讲究，每次遇到曹操提出问题，他反应很快，都能立即答对。曹操因此很喜欢他（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 　　曹操喜欢曹冲，喜欢曹彰、曹植，曹昂死时他也极为悲痛，但是史书没有记载过曹操喜欢曹丕的事。甚至种种迹象表明，曹操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对曹丕都不是很满意，原因至今是一个谜，如果要作一些推测的话，可能与曹丕交往的人有关。 　　【二、“太子四友”】 　　现在有个说法，说一个人想成就大事，智商固然重要，但情商更重要。衡量情商高低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他看社会交往能力怎么样，交的朋友多不多。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曹丕，他绝对是个情商很高的人。 　　大哥曹昂死后，除了早逝的几个，曹丕后面还有近二十个兄弟。曹丕与他们关系处得如何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也不会太差，而与曹丕关系最密切的，是曹真、曹休以及夏侯氏兄弟。 　　曹真是曹操子侄辈，还有一说他本姓秦，他的父亲秦劭为支持曹操的事业而死。当时曹真年龄还小，曹操把他收为养子，让他跟曹丕一块儿生活和学习，二人因此结下了深厚友情。曹真后来成为虎豹骑的将领，曹丕继位后，任命他为上军大将军，手握重兵。 　　曹休是曹操的子侄辈，成大后也加入虎豹骑，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在曹操生前他凭借战功已经升任中领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军职。曹丕即位后，他被授予征东大将军，相当于兵团司令，指挥张辽等二十几个军对孙吴作战。 　　夏侯渊、夏侯的子侄辈中与曹丕关系不一般的也有好几个，主要是夏侯尚、夏侯威、夏侯等人。 　　夏侯家与曹丕关系最好的是夏侯尚。曹丕称帝后，曾任命夏侯尚为征南大将军，负责整个荆州方面的军务，他的正妻也是曹家的姑娘，但具体是谁已不得而知。夏侯尚升为征南大将军后，宠爱另外一个妾，曹家姑娘受到冷落，已经身为皇帝的曹丕派人绞杀了这个爱妾，这件事做得太损，但也说明在曹丕眼里夏侯尚从来都不是外人。 　　夏侯威是夏侯渊家的四子，他一身侠气，自己不是文人但喜欢读书人，他发现了泰山郡人羊祜，觉得羊祜博学多才，善于谈论，于是做主将他二哥夏侯霸的一个女儿嫁给羊祜为妻，后来羊祜成为一代名将。夏侯威跟曹丕的关系很好，但他跟曹植的关系也好，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后来只做到了州刺史，四十九岁的时候去世。 　　夏侯是夏侯的儿子，也是曹丕的姐夫，史书记载曹丕与夏侯“亲善”。曹丕称帝后夏侯也受到重用，被任命为安西将军，主持关中及以西地区军务，身负重任。但他才能有限，《魏略》说他“性无武略，而好治生”，蜀国大将魏延干脆评价他“怯而无谋”。曹丕的儿子曹睿继位后，把这个姨父从长安调回来任了个闲职。 　　从上面这些记载来看，曹丕的人缘不错。此外，曹丕不仅跟曹氏、夏侯氏兄弟们关系好，身边还有不少心腹，“太子四友”就是其代表。 　　“太子四友”的说法出现于《晋书宣皇帝纪》即司马懿的传记里。说曹丕被立为太子前后，特别信赖倚重四个人，分别是司马懿、陈群、吴质和朱铄，号为“四友”。 　　司马懿前面已有较详细的介绍，他出于河内郡温县司马氏家族，他的父亲司马防是曹操在洛阳时代的老领导。司马懿一家也是英才辈出，他的大哥司马朗、三弟司马孚都在曹操手下任职。 　　按照《晋书》的说法，司马懿开始到曹操身边工作还有点不太情愿。但他绝对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他有很深的城府和很强的上进心，他也绝对聪明，当时军权被曹氏、夏侯氏掌握，士家大族在政权格局里只能充当配角，司马懿敏锐地观察到这一点，他觉得要想真正进入权力核心必须忍耐，作长远打算。 　　现在有一个很流行的词叫“韬光养晦”，最早就是说司马懿的。 　　司马懿后来主动靠近曹丕，忠心耿耿地帮曹丕出谋划策，受到曹丕重视。陈群跟司马懿的出身差不多，他出身于颖川郡陈氏，也是一个大家族。陈群的身份有点特殊，他当过刘备的下属，刘备战败后作为俘虏被曹操发掘和任用。陈群担任过基层行政官员，也负责过人事、司法、监察方面的工作，有相当的才干，以后著名的“九品官人法”就是他提出来的。 　　在曹操生前，司马懿和陈群还不属于核心层成员，也没有兵权，但他们看准了曹丕日后必能成继大位，所以倾心攀附，深得曹丕的信任，为日后飞黄腾达铺好了路。 　　吴质的情况前面也介绍过，他追随曹操的时间较早，大概在曹操担任兖州牧时期就投身曹营，但地位一直不高，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出身并非像司马懿、陈群那样出于名门大族，另一方面是他的脾气不好，人品又差，前途较为渺茫。 　　吴质比曹丕大了整整十岁，他是一个喜欢交结权势的人，经过努力他终于引起了曹丕的重视，成为曹丕的智囊。曹丕遇到难事不知道如何办时，经常找他出主意。 　　四人之中朱铄的情况目前所知最少，只知道他是曹操的老家沛国人，长得比较瘦，性子比较急，跟曹丕等人关系很好，曹操征袁谭占领南皮后，有名的“南皮之游”里就有吴质和朱铄。 　　《世语》里记载了一件事，可以说明曹丕、吴质、曹真以及朱铄等人交往之密切。那已经是曹丕称帝以后的事了，当时吴质在外地担任要职，一次回京城朝见曹丕，曹丕特别命令京内高级官员和将领们到吴质府上聚会，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来吴质在曹丕心目中的分量。 　　酒宴之中，吴质想更尽兴一点，就让艺人上来表演节目。曹真、朱铄当时都在座。这二位一个生得肥胖，一个生得很瘦，吴质就让艺人们拿这个说事逗乐（酒酣，质欲尽欢。时上将军曹真性肥，中领军铄性瘦，质召优，使说肥瘦）。曹真见自己被戏弄，在酒桌上就跟吴质闹崩了，曹洪、王忠等上来劝说，曹真怒气未消，甚至拔出刀要杀人，吴质也恼了，手按着剑叫着曹真的字说：“曹子丹，你不过是案几上的肉罢了，我吞你不用喉，嚼你不动牙，你怎敢如此仗势骄横（汝非屠几上肉，吴质吞尔不摇喉，咀尔不摇牙，何敢恃势骄邪）？” 　　眼看闹到这种地步，另一个当事人朱铄站出来打圆场说：“陛下让我们跟你一块儿喝酒高兴一下，你怎么这样做？”吴质一看这位劝的是偏架，更不干了，叱责朱铄说：“朱铄，你敢让我扫兴（朱铄，敢坏坐）？” 　　大家一看吴质这小子真急眼了，都回到座位上不吱声，朱铄性子急，被吴质无端喝斥一顿，气得拔剑砍地（铄性急，愈恚，还拔剑斩地）。 　　这种描写在正史里恐怕很少看到，吴质、朱铄在后世的名气不是很大，但在当时，绝对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因为他们与曹丕关系很密切。 　　曹丕和这些人交往的事曹操不可能不知道，曹丕跟曹家、夏侯家兄弟们怎么来往曹操都不会反对，但对于他结交司马懿、陈群这些人，曹操心有顾忌。 　　这得从曹操与士家大族之间的关系说起。东汉是士家大族进一步崛起的时代，朝政和各地政权都被若干家大族掌控。刘表之所以能在荆州立足，刘焉之所以能在益州站住脚，以及孙氏在江东之所以能快速打开局面，背后都有当地豪族们在撑腰。 　　某种程度上，刘表也罢，刘焉、孙权也罢，都是豪族势力的代言人。 　　曹操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在他开创基业的过程中始终注意与豪门士族的合作，这一点在他倚重荀上最能看得出来。与其说他欣赏荀的个人才能，不如说他更需要通过荀与以颖川郡荀氏、陈氏、钟氏等为代表的整个士族集团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曹操自身不是士族，他出身于宦官家庭，从自己算起富贵也不过才三代，以他为中心的核心利益集团成员，如曹洪、曹仁以及夏侯氏兄弟等人，也都不是士族，但他们现在掌握着最大的权力。 　　由此就出现了一对矛盾，过去常把它归纳为士族和庶族的矛盾，也就是老牌的大地主阶层与新的暴发户之间的矛盾，不管这样分有没有道理，但至少这种矛盾是存在的。 　　曹操依靠士族阶层，但又提防和抑制他们，比如占领冀州后就颁布了抑制士族豪强进一步兼并的法令。他与荀之间越来越深的矛盾，表面上看是某些政治理念的不同，深层次的问题仍然是两种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 　　《晋书宣帝纪》里还记载了一件事，说的是“三马同槽”典故的由来。司马懿很有城府和韬略，他内忌外宽，猜忌多权变。曹操早就觉察到他有豪志，又听说他有“狼顾相”，想找机会验证一下。 　　所谓“狼顾相”，就是能像狼一样在身子不动的情况下头能环顾左右。据说狼怕被袭击，走路时经常回头看，人如果如同狼一样，也有这种行为，走路时不自觉地回头看，就说明他心存险恶。 　　一次，曹操让司马懿在前面走，突然命令他回头，这时司马懿在身体没有扭过来的情况下，脖子却能转到后面来（面正向后而身不动），这让曹操很是狐疑。曹操又做过一个梦，梦见三匹马在一个槽子里吃食，也就是“三马同槽”，“槽”通“曹”。曹操认为“马”是司马氏，司马懿以及两个儿子司马师、司马昭精于权术，心机很深，曹操“甚恶焉”。后来曹操对曹丕说：“司马懿不是能做人臣的，今后必然会坏你的事（必预汝家事）。” 　　上面这件事不是民间故事，而是郑重地记载在《晋书》里。尽管司马懿和陈群的才干都很突出，但曹操生前并不很重用他们。曹丕与这样的人打得火热，能让曹操放心地把权力交给他吗？ 　　【三、五官中郎将】 　　在建安十六年（211年）受封的曹操诸子中没有曹丕，到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除曹植、曹据和曹豹外，环氏所生的曹宇、秦氏所生的曹、杜氏所生的曹林也被封了侯爵，这几位可能是曹操儿子中年龄稍大的。 　　曹宇被封为都乡侯，曹林被封为饶阳侯，曹被封为西乡侯，都乡和西乡不是乡而是县，这几个都是县侯，其中都乡县（今河北平山）在常山郡，饶阳县（今河北饶阳）在涿郡，西乡县（今陕西西乡）在汉中郡。三个人受封的食邑不详，如果跟曹植他们一样，那也都应该是五千户。 　　至此曹丕已有六个兄弟被封侯，而他还没有。 　　这并不意味着曹丕失宠，因为在曹植被封为平原侯的同时，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这本来并不是一个很显重的职位，但由于曹丕的特殊身份以及专门为曹丕做出的两项规定，让这项人事安排显得很不一般。 　　五官中郎将隶属九卿之一的光禄勋卿，品秩是“比二千石”，即较真正的二千石要低，东汉品秩达到二千石是一个重要台阶，说明已经进入到高级官员行列，是“省部级”干部，“比二千石”可以视为“副部级”。 　　汉代的中郎将比较多，带兵的中郎将一般来说比偏将、裨将还低，但比都尉高，相当于准将。但中郎将也并非都带兵，五官中郎将就是不带兵的中郎将，他带的是郎官。 　　汉代的郎官是指宫内的低层级办事人员，通常担任天子的护卫陪从、在宫内官署值班等任务，宫里的郎官大都归光禄勋卿管理，分为五官郎、左中郎、右中郎，也称为“三署郎”。东汉规定五十岁以上的郎官属五官中郎将管理，五官中郎将下还有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等，品秩从三百石到六百石不等。 　　所以，一般情况下五官中郎将就是光禄勋卿属下的老干部管理处处长，管理一大群年龄五十岁以上的办事员。 　　二十五岁的曹丕担任这个通常由老同志担任的职务只是个名义而已，他不用到许县朝廷上班，下面也没有五六十岁甚至年龄更高的老干部们让他管，他干的活与这项职务原来的职责完全不挨边。 　　曹丕担任的这个职务权力很重，天子在他的任命诏书上做了两项特别说明：允许他组建办事机构，同时明确他是副丞相（置官属，为丞相副）。汉代允许官级官员组建办事机构叫“开府”，这个府一般称为“幕府”，一旦有资格开府，就能自行聘用属吏，但这项特权通常只有三公、大将军这样的高级官员才享有，其他人也要享受这个特遇，就叫“开府仪同三司”。到汉末，开府的条件逐渐放宽，李、郭汜、樊稠等人身为各种名号的将军，也有开府的特权。 　　但是，五官中郎将这种副部级官员也开府，曹丕肯定开了先河，尤其把五官中郎将定位为副丞相，更是前无古人。 　　之前介绍过，丞相的设置与东汉实行的三公制完全不同，它借用的是西汉初年曾短暂实行过的政治体制，当时也有三公，是指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与东汉司空、司徒、太尉互相平等不同，设丞相的三公制以丞相为首，丞相容易坐大，对皇权形成威胁，所以后来不再设丞相了。 　　与丞相同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一度被认为是副丞相，协助丞相处理有关事务，权限很大。把五官中郎将作为副丞相完全没有先例可循，而且双方品秩上的差距巨大，但这并没有出乎大家的意料，因为担任五官中郎将的是曹丕。 　　此举似乎可以解读为曹操在确立继承人方面的一种暗示，但曹丕还没有来得及高兴，紧接着曹操又颁布了另一项命令让他不安起来。 　　曹操在让曹丕设置自己官署的同时，也允许其他被封侯的儿子都设置官署，为此他还颁布了《高选诸子掾属令》，这项命令如今只保存有两句：“遂以邢平原侯家丞。侯家吏，宜得渊深法度如邢。”曹操选邢为曹植的家丞，仅从这两句也能看出来，曹操对给儿子们选属吏十分重视，要求的标准很严。 　　设置官署就是“开府”，以前五官中郎将没有这个特权，诸侯也没有，曹操让几个儿子都“开府”，不是想替儿子揽权，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锻炼他们的才干，同时对他们进行考察。 　　这样，曹操有六七个二十岁左右的儿子各自设置了自己的官署，曹丕设置的官署称为五官中郎将府，曹植等人设置的官署称为某某侯府，曹操为他们选配的官吏都是精兵强将。 　　先后在五官中郎将府任职的有凉茂、邴原、苏林、徐干、卢毓、刘、郭淮等，先后在平原侯府任职的有刚才提到的邢以及刘桢、应、丘俭、司马孚等。 　　邴原是知名的大儒，徐干、应、刘桢同为建安七子之一，卢毓是大学者卢植的儿子，凉茂、苏林、刘都知名于当世，司马孚是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八达”之一，郭淮和丘俭日后都成为曹魏的著名将领，郭淮长期在西部地区执掌兵权，丘俭在淮南手握重兵。 　　邴原早年曾逃难到辽东郡，他在那里讲学，名重一时。回到内地后被曹操聘为司空府处长（司空掾），后转入丞相府任职。曹操很敬重邴原，认为他学问好、人品也好。曹冲去世后曹操曾向邴原提出两家刚刚逝去的一对儿女合葬，算是冥婚，但遭到邴原的拒绝，曹操非但不生气，反而对邴原这种不慕权势的品行更加称赞。 　　曹操每次征伐，常把邴原和张范留下，让他们辅佐曹丕，同时叮嘱曹丕多向他们二人请教。《三国志邴原传》记载了一件事，说曹丕某次留守期间宴客，在酒席桌前提出了一道难题：当君王和父亲都生命垂危之时，只有一丸药可以救命，是救君王呢还是救父亲（君父各有笃疾，为药一丸，当救君邪？父邪）？ 　　很多人为了讨好曹丕，都说应该救君王。邴原沉默不语，在曹丕追问下邴原说应该救父亲，曹丕不得不佩服他的正直。 　　邴原在五官中郎将府担任的职务是秘书长（长史），这个职务的前任是凉茂。凉茂很有实干才能，当过几个地方的太守，很有政绩，他被选为曹丕的秘书长（长史）。不久，曹操开始组建魏国的领导机构，选中凉茂给荀攸当助手，担任尚书台的副长官（尚书仆射）。这段经历让曹丕对凉茂有了深入了解，曹丕正式成为太子后，凉茂担任了太子太傅，受到曹丕的礼遇。 　　曹操北征乌桓时路过名将卢植的家乡涿郡，出于对前辈的敬重，他让地方官员寻访卢植的后人，找到了卢植的儿子卢毓，给他安排了工作。曹丕设立五官中郎将府，选卢毓为治安处处长（门下贼曹）。 　　传统的贼曹执掌“水火、盗贼、词讼、罪法”，也就是管公安、司法、消防这些工作，在五官中郎将府设置这样的部门，说明五官中郎将府职权范围很宽。不过，丞相府也有贼曹，他们之间如何区分职权范围，不太清楚。 　　据《三国志卢毓传》记载，曹操虽然兼任冀州牧，但日常工作一般由崔琰主持。崔琰曾判决过一个案子，当时天下草创，军队中经常发生士兵逃亡的事，因此对逃亡士兵惩罚也很重，妻子儿女都要受到诛连。有个逃亡士兵的妻子白氏，刚嫁到丈夫家没几天，还没有来得及跟丈夫见上面，就被执法部门判处死刑并弃市。 　　卢毓对这个判决发表了不同看法，他说：“女子只有在跟丈夫接触后才能产生感情和恩爱，成为妻子后感情才会亲密。所以《诗经》说‘未见君子，我心伤悲；亦既见止，我心则夷。’还有《礼记》也说‘未庙见之妇而死，归葬女氏之党，以未成妇也。’现在白氏还没有跟丈夫见过面，执法部门就要判她死刑，如果这样，要是他们正式完婚的话，不知道还会怎么判？《礼记》上有‘附从轻’的话，就是说对可轻可重的判决，还是按从轻处罚。《尚书》也有‘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话，就是怕判决容易太重。如果白氏已经接受丈夫家的聘礼，进了丈夫家的门，判上几年徒刑就可以了，杀了她实在也太重了。” 　　争论上报到曹操那里，曹操认为卢毓的意见很正确。以后卢毓在曹魏大部分时间都从事司法方面的工作，当过曹魏的司法部部长（廷尉）。 　　担任过门下贼曹的还有郭淮，他后来到丞相府任职，升得很快，随同曹操征汉中，被曹操留在了那里，从此在西部带兵。 　　应、丘俭、司马孚在曹植那里担任的是“文学”一职，不是专职搞文艺创作，而是从事文化教育事业的统称，曹丕的五官中郎将府也设有这样的机构。刘桢的职务比较特别，叫“庶子”，就是总管，大概与长史差不多。 　　从上面这份不完整的名单看，曹操不仅让儿子们组建办事机构，承担具体工作，而且在选任属吏方面很慎重，所选都是有真才实学之士，同时人品必须清廉正直，不阿谀奉承，真正做到了“高选”。 　　曹睿日后当了皇帝，在回忆爷爷曹操为叔父们设官署、选才任能之事说：“自太祖受命创业以来，他深刻地感受到治乱之源，明察存亡之机，所以初封诸侯时，训诫大家要恭敬、谨慎，并安排天下正直之士辅佐他们，常常拿马援的遗诫提醒大家，严格限制诸侯与宾客们的交往，如果犯了错误与一般人同样处罚。这难道是不重骨肉之情吗？只是不想让子弟们犯过失呀。” 　　另一方面，这些新设机构也吸引了邺县的各路人才，据《三国志邴原传》记载，五官中郎将府、平原侯府等设立后，许多人都心中向往，一时间曹丕兄弟们府第前宾客如云（天下向慕，宾客如云）。 　　【四、兄弟争宠】 　　一下子新增了那么多机构，但人才总是有限的，况且那段时间魏国正在初创之中，也需要大量人才，曹操一再发布“求才令”，仍然满足不了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那种各方面都比较突出的优秀人才，更是大家争抢的对象。 　　对于人才来说，这一段真是黄金时期，求才若渴的领导，到处挖人的说客，足可以让自己待价而沽，当然前提是必须有真才实学。 　　对人才的明争暗抢主要发生在五官中郎将府和平原侯府之间，也就是曹丕、曹植兄弟之间，尤其对有一定影响力的那些人，曹丕和曹植都“争与交好”，都想把他们拉到自己身边来。 　　在人才争夺战中，二人互有胜负。据《晋书》记载，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孚本来被先派到平原侯府担任文化处处长（文学掾）。司马孚觉得曹植年轻气盛、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负才陵物），多次向他提出劝谏，但曹植不听，司马孚一气之下转到曹丕那里。 　　这个记载是事实，但过程是有问题的，关于曹植“负才陵物”的记载似乎只有这一处，在其它史料中，曹植倒是一个为人通脱、不拘小节的人，应该没有这么差劲。况且因为对领导不满意就想换单位，放到现在可能不是件太大的事，而在那时是绝对很难办到的，背后必须有强有力的支持才能成功。《晋书》之所以这么说，只是给司马孚的跳槽行为找个借口而已。 　　事实上，司马孚不安心在平原侯府工作，应该与曹丕方面挖墙角有关。司马孚的二哥司马懿虽然没有进入五官中郎将府任职，但他此时已经是曹丕绝对的心腹，司马孚的行为说不定就有司马懿的影响。 　　同样情况的还有应，开始在平原侯府供职，后来转到五官中郎将府。 　　但曹丕也不是想要谁就是谁，他也有不如意的时候。据《魏略》记载，曹丕当时到处挖人（时五官中郎将博延英儒），听说书法家邯郸淳很有名气，想把他延揽到自己门下，但曹植也想得到邯郸淳，最后由曹操出面协调，让邯郸淳到曹植那里工作。 　　据《三国志荀传》记载，荀生前曹丕对他十分恭敬（曲礼事），但荀的儿子荀恽却看不上曹丕，反而与曹植关系很好，惹得曹丕很不高兴。 　　荀恽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这些人要么真的不喜欢曹丕而喜欢曹植，要么对他们兄弟二人无所谓喜欢与不喜欢，只不过更看好曹植的前途，于是站在曹植一边，算是一种政治投机行为，这一部分这人里最典型的是丁仪、丁和杨修。 　　丁仪和丁是兄弟俩，他们出身于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的丁氏家族，不仅跟曹操是地道的老乡，而且两家还素有渊源。曹操的母亲姓丁，第一任妻子也姓丁，都是这个家族的成员，丁氏家族出过丁宫、丁冲这些人，丁冲就是丁仪和丁的父亲。 　　据《魏略》记载，曹操跟丁冲年轻时就很要好，后来丁冲在朝廷任职，献帝东迁过程中丁冲一路相随，回到洛阳后丁冲给曹操写信，让他前来迎驾，是迎接献帝迁都许县的功臣之一（是时张杨适还河内，太祖得其书，乃引军迎天子东诣许）。 　　后来曹操任命丁冲为司隶校尉，丁冲有个爱好，特别喜欢喝酒，一见美酒就控制不住，结果酒醉烂肠而死。丁冲死后，曹操念及旧情，对丁仪、丁很照顾，他听说丁仪很有才干，但是没有见过，不知道丁仪长得怎么样，他想把大女儿清河公主嫁给丁仪，就此征求曹丕的意见。 　　曹丕却不喜欢丁仪，也许丁仪此时跟曹植已经走得太近，也许有其他原因，总之曹丕不想促成这件事，就对曹操说：“女人很在意男人的相貌，丁仪眼睛不好，我怕姐姐不会喜欢他，不如选伏波将军之子夏侯（女人观貌，而正礼目不便，诚恐爱女未必悦也。以为不如与伏波子）。” 　　曹操听了曹丕的意见，把清河公主嫁给了夏侯。后来，丁仪到曹操身边当处长（寻辟仪为掾），曹操与他交谈后对他的才能很欣赏，说：“丁处长是个人才，即使双目失明也应该把女儿嫁给他，更何况只是一只眼睛有问题，都是我儿子误了事（丁掾，好士也，即使其两目盲，尚当与女，何况但眇？是吾儿误我）。” 　　丁仪没能当上驸马，因此对曹丕很有意见，更加跟曹植亲近。 　　丁仪的弟弟丁也有才学，也得到曹操的欣赏，他们兄弟俩成为能在曹操面前说上话的人，他们一有机会就夸赞曹植，成为曹植的铁杆粉丝。 　　杨修的情况不尽相同，曹丕没有得罪过他，反而想法跟他结交，但他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曹植一边。 　　杨修字德祖，是前太尉杨彪的儿子，出身于名门世家，他很有才干，在丞相府任职，处理各类事务得体周到，曹操十分满意（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当时杨修也算小有名气的才子，自曹丕以下都争着与他交好，包括一向什么都看不惯的孔融和一向恃才傲物的祢衡，都给杨修面子。 　　在曹丕和曹植之间，杨修毫不掩饰地喜欢曹植，曹植也相当尊崇杨修。在曹植现存的文集中有一封写给杨修的长信，是研究曹植文学思想的重要史料之一。这封信的一开头就说：“几天不见，对先生思念成疾，想必先生也是如此吧（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而杨修回信说：“与君交往才数日，就好像已经有多年了，难道仅仅出于您对我的厚爱和照顾，使我对您产生敬仰之情吗（不侍数日，若弥年载，岂独爱顾之隆，使系仰之情深邪）？” 　　写信的人肉麻，回信的人更肉麻，只能说明他们之间确实亲密无间。 　　曹操欣赏丁仪、丁和杨修，说明他们真有才干，不是光会忽悠人。有他们的帮忙，曹植势头慢慢盖过了曹丕，曹丕对此很忧心。 　　《世语》里记载了一件事，说曹丕想找吴质商议对策。吴质与曹丕走得太近，为曹操所忌，此时已把他打发到朝歌县当县长去了。根据制度，在外地任职的官员不经批准不得随意离开任职地，曹丕召吴质来只能偷偷行动，把吴质装在一个竹筐（废簏）里，用车运进五官中郎将府中。但是，这件事让杨修知道了。可见杨修这帮人不仅是智囊，而且还搞情报工作，有自己的特务组织。杨修得到这个情报后就报告给了曹操，但是他没有料到曹丕也会搞情报，知道杨修在曹操面把他黑了，但曹丕还不够老辣，一下子被吓住了。 　　曹丕问吴质怎么办，吴质说：“这有什么呀，明天还用车装上竹筐，里面塞些绵帛来迷惑他。如果查验，与杨修说的不符，他必然获罪。”曹丕照办，第二天果然有人检查，但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经过这件事，曹操对杨修有了怀疑。 　　还是《世语》记载，杨修担任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几乎天天在曹操身边工作，对曹操的行动及所思所想都一清二楚，他揣摩曹操的心思，事先准备了几十条曹操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如何答复告诉曹植。这有点像准备好的答记者问，等曹操的问题刚一提出，曹植那边就有对策了，不仅反应迅捷，而且回答得恰到好处，让曹操惊奇不已，后来追查下来，发现原因出在杨修那里。 　　《世语》记载类似的事还有好几件，其中一件事虽然可信度不高，但反应的也是这类情况。据说曹操派曹丕和曹植从邺县不同的城门出城，但事先告诉守门人员不予放行，以此观察曹丕和曹植有何反应。杨修知道曹操的用意，悄悄告诉曹植说：“如果有人不让你出城，你就把他杀了，因为你执行的是王命。”曹植照做了，而曹丕被人阻挡后就老老实实回来了。 　　还有一件，是说曹操某次带兵出征，曹丕、曹植兄弟及众人送行，曹植说了不少歌功颂德的话，词藻华美，很有感染力，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曹丕口才不如弟弟好，有点郁闷，吴质看出来了，悄悄对曹丕说：“不用渲染自己，只要装出悲伤的样子就行。”曹丕依计而行，大家一看，原来还是曹丕做事得体，曹植有点太矫情。 　　这件事也未必真实，考察曹操的几次出征，要么曹丕留守、曹植随征，要么曹植留守、曹丕随征，兄弟俩都留守的似乎没有，而吴质大部分时间都被曹操发落到外地任职，能随时出现在曹丕身边的机会并不多。 　　上述这些事件有后人附会演绎的可能，但它们反映出来的情况却是真实的，曹丕和曹植之间的明争暗斗逐渐升级，他们身边各有一帮人暗中相助，非要较量出个结果来。 　　这个结果谁都知道，那就是还没有明确下来的继承权。无数血的事实告诉他们，最后的胜利者只有一个，作为失败者往往连一条活路都没有，所以这场斗争一旦拉开，就无法停止，直到决出胜负的那一刻。 　　【五、花落谁家】 　　建安十八年（213年）五月曹操进爵魏公，加九锡，开始建立魏公国，这一年曹丕二十七岁，曹植二十二岁。此时曹操仍然没有宣布继承人的意思，对曹丕而言，这相当不妙。 　　就在这一年，曹植被改封为临侯，曹植之前受封的是平原侯，这个平原指的不是平原郡，而是平原郡下面的平原县（今山东平原）。曹植改封后，虽然没有增加食邑，仍然是县侯，但临（今山东临甾）作为古代齐国国都，是青州刺史部的重镇，不是平原县所可以比的。建安十八年的这次改封，只涉及曹植一人，背后有没有其它更深的用意，让大家不由得要进行一番猜测。 　　紧接着，第二年曹操远征孙权，按惯例应该由曹丕留守邺县，曹植等兄弟随征，但这一次曹操决定由曹植留守，曹丕随征。这一年曹植二十三岁，与曹操担任顿丘县令的年龄相仿，曹操临行前专门告诫了曹植几句话。 　　这个信号就更明显了，这趟随征，曹丕一定心事重重。 　　的确，一段时间来曹操对立谁为太子而犹豫不决，按理应该立曹丕，但曹操对他不是特别喜欢，加上他跟司马懿、陈群这样的人过从甚密，让曹操十分警惕。 　　相比较而言曹操更喜欢曹植，他觉得曹植虽不够城府，但比较率直，而且才思敏捷，有自己的某些特点。但如果立曹植为世子，对习惯上的嫡长子世袭制是一种突破，各方面对此有何反应曹操不得不考虑。 　　为此，曹操私下里征询了很多人的意见，听一听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但结果仍然分歧严重。 　　据《魏略》记载，丁仪多次在曹操面前称赞曹植有奇才，当他看出来曹操也有立曹植为太子的意思后，不断给他出谋划策（数称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仪又共赞之）。 　　丁也在曹操面前使劲捧曹植：“临侯天性仁孝，为人坦荡，而且聪明过人，将来一定能成为杰出人物（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他还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的贤才君子，不问少长，都愿意跟随他甚至为他而死（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这实在是天佑我大魏，所以才赐给大魏这么好的接班人！” 　　经他这一说，曹操颇为心动，他问丁：“我确实很喜欢曹植，这个不用你来说（植，吾爱之，安能若卿言）。我想立他为嗣，你看怎么样？”丁自然毫不掩饰地支持曹植，甚至表明自己愿意以死来保荐曹植（不避斧钺之诛，敢不尽言）。 　　丁仪、丁的这些话对曹操产生了很大影响（太祖深纳之）。 　　边让的学生杨俊当过丞相府的处长（丞相掾），又在外地当过太守，他素来善于品识人物，曾经在奴仆之中提携了王象这样的人才。曹操当时正为选嗣问题秘密征求大家的意见（密访群司），他也问到了杨俊。 　　据《三国志杨俊传》记载，杨俊虽然分别讲了曹丕和曹植的优点，但没有明确说谁是继承人，不过他多次称赞曹植（俊虽并论文帝、临长，不适有所据当，然称临美），用意显而易见。 　　据《魏略》记载，书法家邯郸淳也支持曹植，邯郸淳多次在曹操面前夸奖曹植（屡称植才），引得曹丕很不高兴。 　　还有一个叫孔桂的，原来是关中军阀杨秋的手下，曾奉杨秋之命拜见曹操。曹操觉得他是个人才，就把他留了下来，任命他为骑都尉，让他常在自己左右。孔桂跟曹植亲近，对曹丕有所怠慢（亲附临而简於五官将）。 　　但也有不少是支持曹丕的。据《三国志桓阶传》和《魏书》记载，担任过丞相府处长（丞相掾）、赵郡太守的桓阶就劝曹操不要打破长幼顺序，应该立曹丕为太子，桓阶不仅秘密劝谏，还多次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时太子未定，而临侯有宠，阶数陈文帝德优齿长，宜为储副，公规密谏）。 　　长期在曹操身边负责人事工作、魏国建立后担任尚书台副长官（尚书仆射）的毛也劝曹操立曹丕。据《三国志毛传》记载，曹植当时很受宠，毛密谏曹操说：“袁绍因为没有处理好儿子的事，以至于国破家亡，废立这样的大事，还是慎之又慎（近者袁绍以嫡庶不分，覆宗灭国，废立大事，非所宜闻）。” 　　毛一向为人正直，清正廉洁，曹操曾把他比喻为自己身边的周昌。毛的话，曹操不能不想想。 　　与毛持类似看法的还有邢，他本来被任命为平原侯府的属官，但他处处以礼法严格约束曹植，又得理不让人，跟曹植发生了矛盾（闲以礼，无所屈挠，由是不合）。后来，邢到丞相府工作，担任军事参谋（参丞相军事）。 　　曹操就立嗣问题征求邢的意见时，邢说：“废长立幼是前世所忌讳的事，希望您能慎重处理（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愿殿下深重察之）。” 　　早年对曹操事业给予莫大支持的卫兹有个儿子叫卫臻，丁仪跑过去做他的工作，要他支持曹植，被卫臻严词拒绝（臻以大义拒之）。 　　甚至崔琰也反对立曹植。曹植是崔琰的侄女婿，长期代曹操主持冀州的工作，魏国建立后担任尚书。据《三国志崔琰传》记载，曹操用密函向大家询问该立曹丕还是立曹植（以函令密访于外），崔琰则用公开信（露板）的形式回答说：“按照《春秋》之义，立子应该以长，五官中郎将仁孝聪明，应该继承正统，我愿以死坚持这样的看法（琰以死守之）！” 　　另外，曹丕还有两个秘密外援，这是曹植不具备的。据《三国志》记载，在众多妻妾中曹操比较宠爱曹干的母亲王氏，王氏暗中帮曹丕说不了少好话（干母有宠于太祖，及文帝为嗣，干母有力）。曹丕有一个妾姓郭，史称她比较有谋略，曹丕争太子时她帮忙出了不少主意，这个郭氏后来继甄宓之后成为曹丕的皇后，史称文德皇后。 　　以上这些事例都见之于正史，完全可以想见应该还有很多事情并没有写到正史里来。这场斗争从一开始就把很多人牵涉进来，从双方的形势上判断可以说势均力敌，如果仔细分析，曹丕一方略微占些上风。 　　看到下面的意见这么不统一，曹操有点拿不定主意了，他最后问到了一向足智多谋的贾诩。 　　据《三国志贾诩传》记载，曹操曾屏退左右，单独问贾诩的看法，但贾诩却不作声。曹操急了：“我有事问你呢，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呀（与卿言而不答，何也）？” 　　贾诩装着在沉思，说：“属下刚好想起一些事，所以没有立即回答（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曹操问他想到了什么，贾诩回答：“想到了袁绍父子和刘表父子。”曹操明白贾诩的意思了。 　　《三国志贾诩传》称，这次谈话不久，曹操心里就定下来了太子的人选，但他没有立即公布。 　　不管这个人是谁，都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六、崔琰之死】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发生了杨训事件，它的突然出现搅动了政局。杨训其人不详，只知道他是钜鹿郡人，虽然才能一般，但品行不错（虽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崔琰主持冀州政府工作期间，把他作为人才向曹操推荐，曹操对杨训进行了礼辟。 　　这一年的五月，曹操成为魏王，杨训可能因为职级较低，没有出现在劝进者的名单中，但他也像许多人一样，上表对曹操进行赞美，歌功颂德。可能杨训写得有点过，有人讥笑他肉麻（时人或笑训希世浮伪）。 　　这件事引起了崔琰的注意，虽然他已不在冀州刺史府任职而改任魏国的尚书，但杨训是他举荐的，如果这个人有问题，他也要受牵连。为此，他专门找来杨训写的奏表看了看，发现并不像大家说得那么严重。 　　崔琰于是给杨训写了封信，信中有一句话：“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几句话说得很含糊，可以有不同的解读，这一下给崔琰招来了杀身之祸。 　　从字面上看，“省表”的意思是“看过了所上的表”，“事佳耳”的意思是“这是个好事呀”，“时乎时乎”的意思是“时势啊时势”。关键是最后一句“会当有变时”，字面理解是“应当有变化的时候”。 　　据《三国志崔琰传》记载，崔琰的本意是说讥讽杨训的人没有看到时势的变化，有点吹毛求（琰本意讥论者好谴呵而不寻情理也），“时乎时乎”以及“会当有变时”可以理解为要与时俱进。但崔琰这几句话说得也太简约了，尤其是“会当有变时”，给人感觉他盼着变天。 　　有人拿着崔琰的这封信向曹操报告，曹操果然对“会当有变时”很敏感，认为崔琰用意险恶（意指不逊）。曹操盛怒之下罚崔琰做苦工，这是一种刑罚，却不必关在监狱里，有点像罚做义工的意思。 　　过了几天，曹操派人前去探视，看看崔琰是什么反应。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崔琰在家里仍然每天待客，门庭若市，还看到他待客的时候用手卷着胡须，怒目而视，好像愤愤不平的样子（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曹操更生气了，直接下令将崔琰赐死。据《魏略》说，崔琰不是被赐死的，而是自杀。 　　杨训这位老兄果然是个书呆子，一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崔琰写给他的信让他顺手就当垃圾扔了，结果被什么人得到，拿它当废纸用来包裹笼盖（人得琰书，以裹帻笼）。 　　有个跟崔琰有矛盾的人，恰巧在路上看到外面有崔琰信的笼盖，于是跟踪上去，得到了崔琰的信，并报告了曹操。曹操认为崔琰这是心存不满，于是将崔琰下狱，下令剃光他的头发和胡须，罚他到建筑工地作苦工（髡刑输徒）。 　　前面那个举报崔琰的人后来又向曹操报告，说崔琰仍然心存不满。曹操大怒，想杀崔琰。崔琰是冀州名士，曹操不想公开杀他，就派人到狱中转达自己的意思，希望崔琰自己了断。可是崔琰并没有领会，过了几天曹操得知崔琰还活着，于是怒道：“崔琰一定让我动刀子吗（崔琰必欲使孤行刀锯乎）？” 　　曹操命令狱吏将这句话带给崔琰，崔琰说：“我真笨，不知道曹公原来是这个意思（我殊不宜，不知公意至此也）！”崔琰于是在狱中自杀。 　　在曹魏政坛上，崔琰绝不是一般人物，他的死是当时一个重要事件。 　　崔琰是冀州刺史部清河国人，大学者郑玄的学生，作为冀州的本土派有一定影响力，袁绍父子都对他礼遇有加。曹操得冀州后，对崔琰加以重用。在曹魏的政治阵营里，冀州本土派显得并不重要，与其它州人才辈出相比，出身于冀州的只有崔琰、邢、崔林等少数几个人而已。 　　曹操因为一件小事就将崔琰杀了，并不是他对崔琰个人有什么成见，相反，长期以来曹操对崔琰的才干和人品都相当欣赏，在很多方面都对他很倚重。 　　崔琰很熟悉冀州事务，曹操让他担任冀州别驾。别驾是刺史或州牧最重要的助手，可以理解为州政府秘书长，也可以理解为“副州长”。曹操以后外出征伐，留下曹丕守邺县，都让崔琰辅佐曹丕。 　　崔琰这个人，《先贤行状》说他“清忠高亮”，陈寿评价他“高格最优”，说明他是一个正直敢言的人，他曾经厉色劝谏过曹操，也当面批评过曹丕，但曹操对他的欣赏一直不改。 　　《世说新语》里记载了一件有趣的故事，说匈奴使者来拜见曹操，曹操这个人长得不好看，个子矮，长像没有威仪，而崔琰身材高大，浓眉重目，还有四尺长的胡须，很有气质，曹操就让崔琰假扮自己，而他捉刀立于一旁。 　　会见完毕，曹操派人问匈奴使者，让他谈谈对魏王的印象。使者回答：“魏王风度不一般，但旁边捉刀的那个人更有英雄气。”曹操听说后，赶紧派人追杀了这个匈奴使者。 　　这就是“捉刀”这个典故的来历。这件事其实最早不是出现在《世说新语》中，而是出现在东晋裴启所著的《语林》一书里。这属于民间故事一类，真实性不强，但据《三国志崔琰传》记载，崔琰的确仪表堂堂。《先贤行状》说魏国建立初期，曹操委派他负责人事工作。崔琰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多年，很多官吏都是经他之手选拔的，由于他清廉忠正，朝廷因而提高了声望，大家都称赞他的公平。 　　曹操怎么会听信一件捕风捉影的事就杀掉这样一位重臣呢？更何况他还是曹植的姨父，论起来两家还有亲戚关系。事情的确很蹊跷，但如果考察一下此前不久刚刚发生过的另一件事，也许就能找出问题的答案。 　　据晋人郭颁所著《世语》记载，在曹操称魏王的前后，曹植的妻子崔氏因为一件小事被赐死。曹操有一天登上铜雀台远眺，看见曹植的崔氏穿得很华丽，而曹操一向要求身边的人勤俭节约，看到崔氏这样曹操很生气，就因为这个把她赐死了。 　　发现有人不遵守自己的指示，无论作为魏王还是作为家长，都可以把她叫过来批评一顿，直接把她杀了，这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崔氏就是崔琰的侄女，她的死已经是个信号了。崔琰现在也被曹操杀了，这个信号更被放大，他们都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被杀的，他们都与曹植有关。曹操已经决定立曹丕为太子，现在做的都在围绕着这件事进行。 　　崔琰虽然支持曹丕，但他犯了一个忌讳：不该把自己的意见公开。当崔琰以露板的形式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时，曹操的反应很有意思，一共八个字：“贵其公亮，喟然叹息。” 　　一边说他公正坦荡，一边又表示叹息，这不是陈寿顺手一写，而是暗含某种深意。崔琰把自己的政治立场公开，不仅让曹操感到尴尬，而且让曹操想到他不是真心，而是作秀。如果崔琰支持曹植，曹操也许不会多想，这是人之常情，他支持曹丕，并且把这个告诉给所有人，曹操就认为他心里其实是支持曹植的。 　　以崔琰的政治影响力，日后如果曹丕被选为接班人，这必然是一个负面因素，因此需要提前除掉。 　　所以，崔琰之死历来都被认为是冤案，即使在当时，也有为崔琰抱不平的，毛就是其中一位。 　　毛也长期在曹操手下从事人事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跟崔琰来往比较多。《先贤行状》说他“雅量公正，在官清格”，跟对崔琰的评价差不多，都是清廉正直之人，所以互相敬重。 　　毛见崔琰莫名其妙地被杀，心中不悦。有人到曹操跟前打毛的小报告，说毛外出看见被叛了刑、妻子儿女被罚为官奴的人，借题发挥说“让天不下雨的就是这些事”，含沙射影给崔琰鸣不平。 　　曹操得报大怒，把毛关进监狱。 　　毛下狱不是因为他支持曹植，相反前面说过他支持的是曹丕，曹操处罚他是因为他对崔琰的事不满。曹操自己也知道崔琰事件很难服众，所以要采取高压政策，毛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曹操当成反面教材抓了起来。 　　后来，在桓阶、和洽等人营救下，曹操才免毛一死，但不再用他。毛后来死于家中。 　　大约在此前后，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也因一件小事被判刑。据《典略》记载，刘桢很有才华，深得曹氏兄弟们的喜爱，他之前在平原侯府任职，后转到五官中郎将府。有一次曹丕请客，酒席宴前把妻子甄氏叫出来与大家相见，按照礼法，这时候大家应该低下头，不能正视甄氏，可唯独刘桢“平视”。曹操知道后把刘桢下狱判刑，刑期满后重新安排工作（桢以不敬被刑，刑竟署吏）。 　　崔琰以及曹植的妻子崔氏成为曹氏兄弟夺嫡斗争的第一批牺牲品，毛、刘桢等人跟着也受到了牵连。 　　但这也仅是个小小的开头而已。 　　【七、尘埃落定】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最后一次远征孙权，四月前后回到邺县。十月，曹操发布《立太子令》，明确以五官中郎将曹丕为魏国太子，正式确定了继承人。 　　《三国志》中保存的《立太子令》只剩下简单的一句话，而在宋代人编撰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里还保留了另外几句话：“汝等悉为侯，而子桓不封，而为五官中郎将，此是太子可知也。”这几句话像是说给曹操其他几个儿子听的，也包括曹植，看那意思是在几年前曹操就有立曹丕为太子的想法了，所以给别的兄弟封了侯，而没给曹丕封侯。 　　这个说法也许有依据，也许没有。封不封侯与以后能否被指定为继承人并没有关系，曹操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这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他既然下了决心，就想把话说得更圆满一些而已。 　　曹丕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欣喜异常，直到此前他仍然没有取胜的把握，不知道父亲究竟作何打算。据《魏略》记载，不久前曹丕还把著名相士高元吕叫过来给自己相面，算算自己能否如愿当上太子。 　　高元吕是与朱建平齐名的相士，他认为曹丕的命相贵不可言。不过，他也顺便给曹丕算了算寿数，认为曹丕四十岁时命里有一道坎（至四十当有小苦），这一点与朱建平的看法惊人地一致。不过，曹丕此时正沉浸在极度的兴奋中，对于高元吕后面的话并没有在意。 　　让朱建平和高元吕说着了，曹丕就是四十岁死的。 　　现在，曹丕心里充满了喜悦。据《世语》记载，曹丕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刚好丞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辛毗在场，曹丕激动得抱住了辛毗，高兴得说：“辛先生，你知道不知道我好高兴呀（辛君知我喜不）！” 　　有人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了卞氏，并且向她讨赏钱。卞氏听后很平静，她说：“魏王只不过因为曹丕年龄最长而把他立为继承人，我只要没教子无方就万幸了，怎么还能大发赏钱呢（但当以免无教导之过为幸耳，亦何为当重赐乎）？” 　　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曹操，曹操相当满意。他对卞氏的评价是“怒不变容，喜不失节”。 　　在两个儿子争夺继承权的斗争中卞氏没有发表自己的看法，不管谁最终胜利，都将意味着另一个人的失败，也意味着残酷的清算活动即将开始，作为母亲她的心里又能好受到哪里去？ 　　卞氏此时还没有被封为王后，这也是一个颇为微妙的事。直到曹操临终前一年，她才被封为王后。 　　对于曹植来讲，听到这个消息无异于五雷轰顶，他知道自己失去的不仅仅是继承权，一旦父亲不在人世哥哥曹丕登基，他以及支持他的人都将面临灾难。 　　可能曹操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选择了曹丕，但并不想看到儿子们之间出现骨肉相残的事。为了安慰曹植，他增加了临侯曹植的食邑五千户，连同之前的五千户，共一万户。 　　但是曹植从此一蹶不振，这让曹操感到很失望。最突出的例子是“司马门事件”，让曹操十分生气。 　　据《三国志曹植传》记载，曹植有一天在天子及魏王专用的驰道上纵车飞奔，又私自打开一般人禁止通行的司马门。这不是小事，可以上升到大逆不道的高度。曹操下令处死了负责王室及诸侯出行的公车令，并且对曹植等几个封了侯的儿子们严加管教（由是重诸侯科禁），对曹植的宠爱也日渐衰退。 　　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不详，曹植于何时、因何故奔行于驰道又私开司马门的，缺少相关记载，唯一的补充材料是在《续汉书》里。根据它的记载，曹植之所以干过这样的荒唐事，是因为他喝醉了，而跟他在一起的还有杨修，（人有白修与临淄侯植饮醉共载），他们不仅私自从司马门奔出，而且一边还在车上说着曹彰的坏话（谤讪鄢陵侯彰），所以曹操才如此生气。 　　曹植固然很率真，做事情喜欢洒脱、不拘小节，但事情的轻重还是能够把握住的。他之所以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只能说没有被立为继承人这件事对他的刺激确实太大了，如果这件事真如《续汉书》讲的那样，说明曹植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魏武故事》所载曹操的一篇命令里有几句话：“自从临侯曹植私自出行，开司马门到金门，让我对此儿另眼相看了。”在另一篇命令里，还有“自从子建私开司马门以来，我再也不相信诸侯了”这样的话，可见这件事对曹操触动很大，也彻底改变了他对曹植的看法。 　　印象中曹操还没有因为什么事给一个人如此较劲，抓住别人的过错不依不饶，可能这件事出在自己曾经宠爱的儿子身上，又发生在刚刚确定了继承人的敏感时刻，曹操因而更在意吧。 　　但是，曹操对曹植仍没有完全放弃。到了曹操临死的前一年，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曹仁在襄阳被关羽围困，曹操想让曹植以南中郎将的名义行使征虏将军的职权，带兵前去解围。此举可以看作是曹操在重新思考继承人的问题，曹植在夺嫡斗争中甚至还有翻盘的可能，曹丕因而格外紧张。 　　据《魏氏春秋》记载，曹植将要率大军出发，曹丕非拉他去喝酒，结果把他灌醉，让曹植无法按时领命出征。曹操彻底失望，于是改派他人前往。 　　第二年，曹操就去世了，曹丕继承了王位，不久之后禅让称帝，曹植及其一党在曹氏兄弟的夺嫡斗争彻底失败。 　　但这场斗争余波未息，影响深远。 　　曹丕被立为太子，拥戴曹植的杨修、丁仪、丁等人立刻感到情况不妙。据《典略》说，杨修马上跟曹植疏远了关系，转而向曹丕靠近。但曹植仍像以前一样跟杨修来往，杨修也不敢完全拒绝曹植（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 　　杨修有一把由著名铸剑师王髦所铸的宝剑，他把这把剑献给了曹丕，曹丕非常喜欢，经常佩带。曹丕称帝后，有一次从洛阳宫殿里出来，刚好佩带着这把剑，又想起了被曹操借故杀了的杨修，对左右说：“这就是杨德祖说的王髦所铸的宝剑，也不知道王髦还在不在了？”最后居然找到了王髦，曹丕亲自召见，赏赐了他不少东西。 　　曹丕缺少他父亲那样的开阔心胸，对过去反对自己的人他都记在了心里，并找机会报复，最早遭到报复的是丁仪。曹丕想收拾丁仪，就让他当情报处副处长（右刺奸掾），这种工作很容易出差错，然后找个理由就可以治他的罪，而曹丕的意思是丁仪最好自己识相自裁，但丁仪还想活下去（欲仪自裁而仪不能）。 　　丁仪跟夏侯尚关系不错，夏侯尚跟曹丕关系密切。丁仪就找到夏侯尚，给他叩头求他救自己。夏侯尚到曹丕那里求情，恳切地流泪不止，但曹丕不能原谅丁仪，后来还是找借口把他杀了。 　　丁仪的弟弟丁也同样死于曹丕之手，丁氏兄弟家中男子全部被杀（并其男口）。 　　荀恽、孔桂、杨俊、邯郸淳等人因为“站错了队”，也受到牵连，有的也被曹丕找个借口杀了，有的仕途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 　　荀恽不仅不拥戴曹丕，而且最看不惯夏侯尚。曹丕很恨他（文帝深恨恽），只不过荀恽死得比较早，加上他是荀的儿子，曹丕倒没怎么为难他。 　　孔桂就没那么幸运，由于他公开支持曹植，曹丕把他盯上了。曹操死后，孔桂任驸马都尉，这时候有人举报孔桂接受了西域那边什么人的贿赂，答应帮人家跑官（许为人事）。曹丕下令彻查，后来把他杀了。 　　杨俊后来到南阳郡当太守，曹丕称帝后的第三年到南阳郡视察，说当地市场不繁荣，就用这个借口把杨俊抓了起来（以市不丰乐，发怒收俊）。司马懿、王象、荀纬等人为他求情，叩头都叩得流血了，曹丕就是不答应。杨俊知道这是曹丕报复他，为了不连累家人，他在狱中自杀。 　　大书法家邯郸淳因为支持曹植被曹丕所忌恨，尽管他很有才华，曾经得到过曹操的推崇，但曹丕一直不重用他，让他到太学当教授（博士给事中）。邯郸淳倒落得清闲，活到九十四岁才死。 　　反观吴质、陈群、司马懿、桓阶以及贾诩、卫臻等人，曹丕称帝后无不受到重用。吴质、陈群、司马懿逐渐掌握兵权，成为权倾一时的人物，贾诩、卫臻等位至三公，享受殊荣，两相对比，简直天上地下。 　　还有更多没有载入史籍的人和事，因为牵涉进这场斗争而受到影响，有的因为支持曹丕而升官发财，有的因为支持曹植而饱受诛连，曹魏的政局因此而动荡不安。 　　这件事对曹魏政权产生了很大的杀伤力，面对不断崛起的孙权、刘备等人，曹魏却花如此大的精力和代价搞内耗，从而放慢了对外扩张的节奏。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曹操多次领兵出征，但收获甚微，仅有的战绩也是靠运气和敌人的失误得来的，与建安初年纵横天下、所向披靡、战无不胜的情况完全不同，究其原因，内部不稳定是最重要的方面。 　　曹操是个很精明的人，加上袁绍、刘表现成的教训摆在那边，本来不应该在继承人的问题上犯糊涂，但偏偏就出了问题。某种意义上，这场斗争是由他引起的，如果一开始他的态度就旗帜鲜明，下面即使有人想兴风作浪，也形成不了气候。 　　曹操的另一个失误在判断继承人的标准上，他喜欢曹植，很大程度上缘于曹植的文采，以及反应敏捷。但选曹魏的接班人不是选作协主席，其标准应该更加全面，以曹植当时及以后的性格、才能和作为判断，他未必能成为曹魏帝国称职的领袖。 　　所以，假如曹操从一开始就指定曹丕为接班人，曹植以及拥戴曹植的人也就没了想法，没有内部争斗，可以专心对外，无论对曹魏，对曹丕还是曹植，这都是最好的结果。 　　可惜历史无论你是否愿意，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经过这几年的折腾，曹魏帝国形成了严重的内伤，只不过现在还看得不是那么明显罢了。 　　第八章 烈士暮年 　　〔曹操真的老了，尽管他仍然频频亲自率兵出征，但锐气已远不如当年。面对汉中的险恶，他萌生了知难而退的想法；面对来势汹汹的关羽，他甚至想到了迁都。身体的严重衰老造成心理的日趋保守，曹操的暮年是一曲英雄的挽歌。〕 　　【一、宛县的叛乱】 　　在曹操生命中最后的五六年里，即建安二十年（215年）到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内外形势一直很严峻，内部发生了曹丕与曹植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给曹魏政权造成了严重内伤，同时严才、耿纪、吉本、魏讽等人接二连三发动谋反事件，使曹操困顿不已。 　　毕竟这时候曹操已六十多岁了，在那个时代可以绝对归为老年人了。 　　从外部来说，孙权和刘备的势力进一步扩大，曹魏在东线、中线和西线三个战场同时受攻，除了侥幸得到汉中郡外，这几年里对外战事实在没有什么成绩可言。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魏同时在南北两个方向受到了新的威胁。 　　先是这一年的四月，活跃在代郡、上谷郡一带的乌桓部落首领无臣氐等发动叛乱，所幸的是，曹操派儿子曹彰率军前去讨伐，取得了胜利，叛乱被平息，这件事前面已经作过交代。 　　紧接着到了十月份，中线的襄阳、宛县方向突然出了问题，负责守卫宛县的部将侯音发动叛乱，让曹操吃惊不小。 　　曹魏的中线战场本来有三道防线，第一道是江陵，但是赤壁之战后在周瑜、刘备的夹击下无法留守，最后放弃了；第二道是襄阳，这里是刘表经营多年的大本营，处在南阳郡和南郡交界处，一直由曹仁负责把守；第三道是南阳郡的治所宛县，这里是襄阳的后方，也是许县的南大门，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侯音发动叛乱，一般认为与刘备在荆州部署有关。 　　据《曹瞒传》记载，当时“曹统区”内赋税徭役很重，人民普遍不满。侯音利用社会上的这种反叛情绪，与驻守在荆州的关羽暗中联合，劫持了曹操任命的南阳郡太守东里衮（东里是复姓），带领南阳郡官民造反。据《三国志庞德传》记载，参加叛乱的还有一个叫卫开的人。 　　东里衮手下的郡政府人事处处长（郡功曹）叫宗子卿，前去劝说侯音道：“将军顺应民心以举大事，大家无不跟随，不过将军把太守抓起来没有丝毫用处，反倒落个坏名声，不如把他放了（然执郡将，逆而无益，何不遣之）。我和将军您齐心协力共守宛县，等曹操援军到时关羽将军的大军也会到来。” 　　侯音想想有道理，就把东里衮给放了，哪知这是宗子卿的计策，东里衮脱险后宗子卿也逃出宛县与其会合。集合忠诚于曹魏的官民与侯音对抗，等待曹军到来。 　　据《楚国先贤传》记载，宗子卿和东里衮一块逃出宛县后，侯音派骑兵追赶，追了十里地才追上。侯音的人开始射箭，宗子卿身中七箭（被七创），被追兵围住。宗子卿对追兵说：“侯音大逆不道，曹公的大军马上就到了，大家都是善良的人，平时也没有做过恶，应当好好想想，还应该不应该跟着侯音走（当思反善，何为受其指挥）？我现在死了，是忠君为国，不会有任何遗憾！” 　　宗子卿越说越激动，以至于仰天号哭，声泪俱下。这些追兵过去也都是曹营军官，跟东里太守、宗处长很熟，现在看到宗处长如此壮烈，无不感动，于是把东里太守放了。没有多久，宗子卿因伤势过重而死。 　　这时，曹操派来的援军也赶到了，带兵的是曹仁。据《三国志庞德传》记载，同行的还有曹操从汉中收降的立义将军庞德。自建安十六年（211年）潼关之战后，曹仁就以征南将军、假节的名义屯守在与襄阳一水之隔的樊城（今湖北襄樊），负责整个中线的战事。 　　但是，曹仁这一次却不是从樊城来的，而是从几百里外的扬州刺史部居巢。 　　就在去年，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从合肥方向撤军后，吸取前面几次的教训，留下二十六个军的重兵屯驻在合肥西南方向的居巢，对孙吴的濡须口基地形成压制。这二十六个军分别由夏侯、曹仁和张辽指挥，曹仁就是那个时候由樊城抽调到居巢的。 　　现在看来这个部署很有问题，曹操为了加强东线战场的力量而抽调了中线战场的曹仁部，使中线空虚，给关羽壮大实力提供了机会。侯音胆敢发动叛乱，与此不无关系。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孙权虽然也很强大，但他表面上已经向曹操称臣，说明孙吴的战略重心已经悄悄在调整，快速膨胀的关羽正在成为孙吴的头号敌人，曹操对此显然没有足够的敏锐感。 　　曹操已经老了，反应不再像之前那么敏捷。他住在铜雀台上，当上了魏公又称魏王，内部不断发生谋反事件，儿子之间又闹争斗，这些事已经够他心累的了，忽略了对手的变化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非常危险的。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曹操得知宛县发生了叛乱，赶紧从居巢把曹仁调回来。由于行动还算迅速，没有给关羽留下机会。曹仁到宛县后，与东里衮汇合讨伐侯音，但这场叛乱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被平息的，一直到第二年即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曹军才斩杀侯音，平息了叛乱。 　　在《三国志武帝纪》和《三国志曹仁传》里，都有曹仁“屠宛城”的记载，如果这是真的，那将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事件。因为宛县一直在曹操自己的地盘上，城里的官民都是朝廷的子民。虽然以前曹操也有过屠城的行为，但那都是针对敌人或异族的，对自己昔日的子民实施大屠杀，只能说明这件事把曹操彻底激怒了，也说明当初参加叛乱的官民很多都是出于自愿的。 　　曹仁同时上报宗子卿的事迹，曹操叹息良久，下令褒奖宗子卿。 　　曹操同时下令曹仁不再回居巢，而是率庞德继续屯兵于樊城，仍然拜为南部战区司令（征南将军）。 　　要放在平时，对宛县这样的叛乱曹操没准会亲自出征，但这一次他想去也去不了，因为有比宛县更大的麻烦事。 　　据夏侯渊报告，刘备入主成都后对汉中郡一直有想法。早在曹操刚离开汉中郡的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刘备就亲自率领张飞、马超、吴兰等部发动了武都战役，抢占汉中郡西边的武都郡，吴兰、雷铜等人抢先占领了武都郡的治所下辩（今甘肃徽县西）。曹操派曹洪、曹休等部前去应战。 　　曹休之前一直在虎豹骑任职，此次被曹操任命为骑兵师长（骑都尉），担任曹洪的军事参谋（参洪军事）。曹操对这个侄子很信任，他对曹休说：“你名义上是参谋，实际上是统帅（汝虽参军，其实帅也）。” 　　这句话不像是曹操说的，但确实记录在《三国志曹休传》里。分析一下，可能是曹操此时已经开始着手培养曹氏的下一代，曹丕、曹植、曹彰、曹休等人大约都在二十多岁，曹操已经放手让他们独当重任。 　　反观曹洪，从建安元年（196年）曾经单独领兵迎接献帝于洛阳，到现在二十年里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战绩，史书上反而多次提到曹洪一家如何富贵、如何有钱，在曹操眼里曹洪已经不是那个能打能拼的曹子廉了，但他在曹军中的资历很高，让他领兵可以服众，而让曹休掌握实际指挥权，可以锻炼这个被曹操看好的晚辈。 　　所以，曹操看似奇怪的决定其实或许是真的。史书称，曹洪也知道了曹操的想法，于是把指挥权都交给了曹休（洪闻此令，亦委事于休）。当然，曹操对曹休也不敢完全放心，他派老成持重的辛毗前去辅助，他专门给辛毗下达了命令：“过去汉高祖刘邦贪财好色，所以张良、陈平匡正他的过失，现在你跟曹休的担子也不轻呀！” 　　曹休终于等来了露脸的机会，这一次他表现得相当不错。 　　曹洪、曹休把吴兰围在了下辩，刘备派张飞屯驻于固山，扬言要断曹军的后路，对于如何应对，大家争论不休。曹休认为：“敌人如果真想断我方后路，肯定会悄悄进行，现在这么大张旗鼓地要断我们的后路，中间肯定有文章。我们应该别管这个，趁他们人马没有集齐之际抓紧攻打吴兰，吴兰一破，张飞肯定会撤兵。”曹洪已经把军权交给了曹休，就由曹休去安排了。 　　刘备派张飞去固山目的确实是想让曹军分兵，以解吴兰之围，哪知曹休看出了他的用意。在曹军的猛攻下吴兰、雷铜被打败，部将任夔被杀，吴兰、雷铜逃出下辩后被氐人部落首领抓住也给杀了，将首级送到了曹营。张飞、马超等人见状退到了汉中郡境内，武都战役以曹军的胜利而结束。 　　据《三国志杨阜传》记载，为了庆祝胜利曹洪大摆酒宴，席间曹洪命令歌伎穿着暴露的衣服（衣罗之衣）蹋鼓而舞，众将嘻嘻哈哈，很不严肃（一坐皆笑）。 　　曹洪这个人不仅贪财，而且好色，到大西北打仗还带上歌伎，曹操想必也深知这一点，所以给辛毗交待任务的时候专门提到了贪财好色的刘邦。 　　以曹洪的资历谁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可偏偏就有看不下去的，这个人是本地的父母官、曹操任命的武都郡太守杨阜。当着大家的面，杨阜厉声斥责曹洪说：“男女之别是国家的大节，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中暴露女人的身体？即使桀纣之乱，也不过如此。”杨阜一点都不给曹洪面子，一甩袍子出去了（奋衣辞出）。曹洪赶紧让歌伎们撤下，把杨阜重新请回来。 　　这件事说明，曹军创业初期那种能吃苦、敢拼命的精神正在悄悄逝去，耽于享乐的气氛正从上到下弥漫于整个军中，削弱了曹军的战斗力。这也是近年来曹军战绩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此，不少有识之士已有清醒的认识。几年之后，已经当上皇帝的曹丕派曹休率领臧霸等部攻击孙权，根据当时战况的发展，曹丕担心曹休等人贸然渡江，但派人前去传达命令又恐怕来不及，曹丕很着急。 　　这时董昭在旁边微微一笑，对曹丕说大不必担心。董昭的理由是，曹休即使想渡江也得跟部下将领们商量，臧霸等人“既富且贵”，他们已经没有其他大的志向，只想安享天年，保住自己的爵位俸禄而已，他们不愿意渡江，曹休即使有想法也实现不了。后来的情况果然如董昭所料。 　　此时刘备以法正为军师，率黄忠、赵云等部已经到达阳平关，在这里与张飞、马超等会合，做出攻打汉中郡的态势。 　　刘备虽然在武都战役中失利，但丝毫没有影响他攻下汉中郡的信心，此战他倾其主力，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能打的猛将都带来了，一副对汉中郡志在必得的架式。 　　夏侯渊不敢大意，一边与张、徐晃等移军阳平关阻挡刘备的进攻，一边火速报告曹操，要求增援。 　　西线战场的形势骤然紧张。 　　【二、兵败定军山】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七月，曹操调集兵马，亲自远征汉中，增援夏侯渊，这距离刘备兵抵阳平关已经有三四个月了。 　　曹操之所以没有立即出发，主要原因是代郡的乌桓人叛乱还没有平息，他放心不下，直到后来曹彰率部出击，大获全胜，曹操才决定出发。 　　临出发前，曹操颁布了《遗令》，对自己的后事进行了交代。《遗令》说：“古代埋葬人，一定选择瘠薄的土地。我死后，可以划出西门豹祠以西塬上一带为寿陵，借用较高的地势作为墓基，不建封土、不植树。根据周礼，可以设置专人看管墓地，诸侯死后可以在左右靠前的地方陪葬，卿大夫在后面，汉制也是这样陪陵。凡公卿大臣和将领有功的，死后都可以陪葬于寿陵，墓地的范围可以扩大些，以保证能够容纳那么多人（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这是一份遗书，大军出发前突然发布这样的遗书，给人以不祥之感。以前每次出征，曹操总想方设法鼓舞大家的士气，而这次却发布了自己的遗书，是一次特殊的战前动员，表明自己誓死取胜的决心？还是冥冥之中感应到了什么？ 　　在汉中那边，这段时间夏侯渊指挥张、徐晃等部挡住刘备的猛攻，让刘备没有太大进展。刘备派部将陈式等去断绝马鸣阁道，夏侯渊派徐晃击之，把陈式打败。刘备又从广石发动进攻，张守广石，刘备攻之不克。 　　从武都战役失败到广石不利，刘备没有打过一场胜仗，这一次虽然带着张飞、赵云、黄忠、马超等组成的超豪华阵容，却连尝败绩，刘备心有不甘，他急忙写信给留守在成都的诸葛亮，要求增兵。 　　其实，刘备把能带的兵基本上都带来了，诸葛亮手里实在没有什么富余的。 　　据《三国志李严传》记载，益州内部此时也不平静，马秦、高胜等人聚众数万人在县叛乱，时任犍为郡太守的李严硬是凭借五千民团（郡士）把他们打败，斩杀了马秦、高胜。事情刚平定，越郡的夷人又围攻新道县，李严驰往救援，把他们打败。 　　刘备还有一部分精锐部队，但此时在荆州，根本分不开身。剩下的几乎都去打汉中了，刘备要诸葛亮继续增兵，让诸葛亮很挠头。 　　益州从事杨洪对诸葛亮说：“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存亡的关键，如果没有汉中，也就没有益州了（此家门之祸也），不用多考虑！” 　　诸葛亮也意识到此战已无法退缩，再难也要顶上。于是他代表刘备任命杨洪为蜀郡太守，负责办理征兵及后勤供应事宜，支援汉中前线。 　　李严当犍为郡太守时杨洪是他的人事处长（郡功曹），现在李严仍然是犍为郡太守，而杨洪已升为蜀郡太守，与老领导平起平坐。杨洪当太守后有个秘书（门下书佐）叫何祗很有才干，杨洪把他推荐出来，何祗升得更快，杨洪还在当蜀郡太守的时候，何祗已升为广汉郡太守了。 　　这些不拘一格选人用人的事例，都是在后方主持工作的诸葛亮主导下进行的，益州当地官民对此深表敬佩（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此时益州全州都进入了临战状态，砸锅卖铁、倾尽全部物力和人力支援汉中前线。有了后方的支持，刘备更是下定决心不拿下汉中郡不撤兵。 　　但是，曹操似乎还没有完全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 　　七月，他从邺县出发，沿黄河西行，先到长安。据《三国志王肃传》记载，曹操路过弘农郡的时候，听说献帝刘协的哥哥、弘农王刘辩死后埋在这里，想到坟前吊唁。弘农郡本地人、担任黄门侍郎的董遇进谏道：“根据《春秋》大义，即位不满一年就死去的国君还不能称为君，弘农王在位时间很短，又被暴臣董卓挟持，最后降位为藩王，不应该拜谒。”曹操认为说得有理，于是作罢。 　　九月，曹操率大军才走到长安，总共就一千来里地却走了两个月，这个速度太慢了。 　　这时，曹操接到合肥方面送来的报告，说右将军乐进因病去世，曹操听后十分难过。乐进从曹操己吾起兵时就跟随他，算是曹家军的创始人之一。这个小个子从曹操身边的警卫员（帐下吏）干起，最终成长为曹军的高级将领，他作战勇敢，有谋略，是一个难得的素质全面的大将。 　　曹操下令追赠乐进谥号为威侯，爵位由其子乐继承，乐后来官至扬州刺史，在淮南之叛中被杀。奇怪的是，曹操到了长安似乎又停留了二三个月左右，原因不详，但也就是这要命的二三个月，前线的形势发生了无法挽回的逆转。 　　刘备在阳平关一线做了多次尝试性攻击，但都没有进展，后来自己的援军陆续到达，士气有所振奋，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正月，刘备终于有了收获，前锋越过了阳平关，沿着汉水河谷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到达定军山下。 　　前面介绍过，汉中的核心地带是一块由汉水河谷扩展开的盆地，四周都是高山，重要的城镇几乎都在汉水两岸。阳平关是这块盆地的西大门，它坐落于汉水之上。 　　也就是说，从阳平关沿着汉中往前，可以到达汉中郡的中心城市南郑，但在到达那里之前还会遇到一处屏障，就是定军山。 　　定军山位于汉水之南，今陕西省勉县城南十余里处，属大巴山脉，与汉中盆地周边的深山大川相比，它海拔并不很高，主脉是由十二座东西绵延的山峰组成，总长约二十多里，其最高处海拔不过八百多米，由此再往东，就是平川了。 　　也就是说，定军山虽然是一道屏障，但却并不是特别险要，刘备率军攻到这里，曹军就危险了。 　　夏侯渊一看定军山被占，急忙来抢，双战展开激战。 　　刘备发动夜袭，烧了曹军营垒的鹿角，这时候夏侯渊驻守在西边的营寨，张驻守东边的营寨，刘备集中力量攻击张，张有点顶不住了，夏侯渊把自己这边的守军分出一半增援张，可这样一来就出大事了。 　　据《三国志法正传》记载，夏侯渊是亲自率兵来增援张的，法正看到后，觉得机不可失，建议刘备猛攻，不惜一切代价直取夏侯渊。刘备命黄忠担任主攻，咬住夏侯渊的增援部队不放，一阵猛打猛冲，曹军大败，征西将军、博昌侯夏侯渊居然战死沙场！一同战死的，还有曹操任命的益州刺史赵。 　　曹操以前经常告诫夏侯渊说：“作大将的也有该示弱的时候，不能一味恃强斗狠。为将者应该以勇为本，以智取胜，有勇无谋只不过是一介匹夫罢了（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而夏侯渊的战死，正好印证了曹操的话。 　　《曹操集》中有一篇《魏武军策令》，也说到了这场战斗。根据这篇军令的记载，当时的战斗情形是这样的：敌人烧毁了曹军的鹿角，但这些鹿角离大营有十五里。夏侯渊居然独自带着四百兵去修补鹿角，敌人在山上看到了，于是从山谷中杀出，夏侯渊亲自参加战斗，最后战死。 　　曹操认为夏侯渊在此战中犯了指挥上的错误，像夏侯渊这样担负整个战场指挥重任的大将，不应该亲自参与战斗，更何况修补鹿角这样的小事了。 　　曹操以后把这件事写进军令里向全军通报，可见他对定军山之败很介意。在这篇军令里，他甚至说出了重话，称夏侯渊本来不擅长带兵，军中呼之为“白地将军”（渊本非能用兵也，军中呼为“白地将军”）。虽然夏侯渊已经死了，但曹操仍然没有原谅他。 　　夏侯渊是整个西线战场的总指挥，相当于元帅级的人物，他的猝然战死，让曹军上下无不震怖（三军皆失色），大家惶恐不已，不知道该怎么办。 　　原丞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杜袭此时在汉中任督军，曾在曹丕五官中郎将府担任过治安处处长（门下贼曹）的郭淮此时在夏侯渊军中当司马，他们二人收敛散卒，号令全军说：“张将军是国之名将，刘备也有所忌惮。现在事情很紧急，非张将军不能主持大事。” 　　杜袭和郭淮共推张为临时统帅，张重新调整了部署，安好营寨，大家才稍稍安定下来。刘备想趁夏侯渊战死一鼓作气拿下汉中，第二天指挥人马渡过汉水来攻营，大家都认为此时敌众我寡，士气也不如对手，不如在汉水边修筑工事抵挡，不让敌人渡河。 　　郭淮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是向敌人示弱的做法，无法挫败敌人。不如在离汉水远一点的地方列阵，诱使敌兵渡河，等他们渡过一半再突然发起攻击（半济而后击之），刘备必然可破。 　　张采纳郭淮的建议，远远地列阵于汉水北侧。刘备看到果然生疑，不敢渡河。 　　在张的主持下，曹军暂时稳住了阵角，避免全线溃败。他们坚守在汉水北岸，等待援军的到来。 　　【三、滔滔汉水】 　　定军山之战一代名将夏侯渊丧命，但也成就了另一位名将黄忠的大名，同时也让刘备的军师法正扬名天下。 　　据《三国志法正传》记载，曹操听说了定军山之战的全过程后就记住了法正的名字，曹操认为刘备没有这两下子，一定是有高手在旁边辅助（吾故知玄德不办有此，必为人所教也）。 　　看来，在曹操的心目中，刘备还是那个走投无路时投靠在他门下，又多次被他打得落荒而逃的人。但那是老眼光了，刘备显然已今非昔比，他已经从寄人篱下、看人眼色的流浪者，迅速成长为一路诸侯。 　　法正比诸葛亮大五岁，他是关中地区的扶风人，既不是益州本土派也不是刘璋父子的嫡系东州派，所以在益州很不得志。法正和张松、孟达等人抱着赌一把的想法引来了刘备，为刘备夺取益州立下了首功。 　　刘备得到益州后，任命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此时诸葛亮的职务不过是军师将军，勉强与法正平级。而法正在刘备身边显然更受重视，内外事务都管（外统都畿，内为谋主）。 　　法正这个人也有缺点，他心胸不够开阔，史称他“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有人劝诸葛亮说：“法正在蜀郡太霸道了，您应该报告刘将军，对他有所抑制（抑其威福）。”但诸葛亮也无可奈何。 　　遗憾的是，法正再过一年就因病去世了，死时仅四十五岁，刘备伤心至极，连哭了好几天（为之流涕者累日）。法正死后，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的作用才真正凸显出来。 　　如果有法正在，也许就没有后来的诸葛亮了。 　　夏侯渊战死时曹操还在长安，他除了深感震惊之外，还意识到汉中已危在旦夕，所以他决定立即向汉中增兵，并且不按照上一次的路线进军，改走褒斜道。 　　上一次征张鲁，曹操率军先从长安西行至陈仓（今陕西宝鸡），之后南下走陈仓故道，过大散关至阳平关。现在阳平关、定军山已落入刘备之手，汉中郡的西大门完全敞开，曹操再走老路阳平关的天险已变为敌人所有。 　　前面介绍过，长安与汉中之间是秦岭，巍峨的群山之间自古以来只有三条小道可供通行，自东向西分别是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这些道路十分崎岖，由于走的人少，道路损毁情况严重，所以上一次曹操没走这里，而是选择了相对好走的陈仓故道。 　　秦岭至今仍是我国南北水系的分水岭。褒斜道的得名也与水有关，它北有斜水，南有褒水，这两条河的分水岭在今陕西省太白县城东的五里坡，褒斜道大体沿着这两条河谷穿行。 　　据《三国志刘放传》记载，曹操上一次汉中返回长安时走的就是褒斜道，可能是他想亲自体会一下这条著名通道的实际情况。曹操得出的结论是，“南郑为天狱”，褒斜道是“五百里石穴耳”，说明这条道路在当时狭窄、深险并且路程漫长。 　　在这条道路南端有一个石门隧道，位于今陕西省汉中市褒城镇境内，石壁上有摩崖石刻，内容是东汉汉中郡太守王升表彰杨孟文等人开凿石门隧道的功绩。这篇石刻就是在书法史上堪称国宝的《石门颂》，后因修建石门水库而将其移至汉中博物馆。曹操一生曾三次经过褒斜道，想必作为书法家的他也曾在《石门颂》前流连过吧。 　　在汉中博物馆还保存有一通石碑，上面书有“衮雪”两个隶书，相传为曹操亲笔所写，如果属实，它就是迄今我们能看到的曹操唯一的手迹。它原来也刻于石门附近的崖石上，据说曹操当时题完这两个字，有人不解其意，等字刻好后大家发现，山崖边上就是滚滚的褒河水，山涧间满布了大大小小的石头，经流水长年冲刷，一个个都圆圆的且很光亮，远看像堆雪一般。 　　至于“衮”字，本来应该写成“滚”，但有褒河水在边上，等于添了个“氵”字旁，所以曹操把它省了。但这只是传说，未见于任何正史中，这两个字是不是曹操的亲笔，也需要进一步考证。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三月，曹操出褒斜道到达汉中。对于这个老对手，刘备采取先不与其争锋的对策（敛众拒险，终不交锋）。 　　刘备新获定军山大捷，信心十足，他对左右说：“曹操虽然亲自前来，必然会无功而返，我一定能拿下汉中。” 　　曹军的运粮队从北山下经过，队伍很长，黄忠认为可以袭击一下，把粮食劫过来。汉中是个不大的地方，突然间云集了双方这么多军队，军粮供应将会是个大问题，如果能把对方的军粮劫过来，那对敌人将是双倍打击。 　　刘备派牙门将军赵云跟随黄忠一块儿劫粮，黄忠先出发，赵云在后。但到了约定时间黄忠仍然未归，赵云率几十名骑兵出了营寨，去接应黄忠。 　　赵云刚一出来就遇到曹军主力，双方展开激战，赵云身边只有几十个人，他且战且退，奋力杀出重围。这时赵云发现部将张著负伤被围，赵云又折返回去，杀入重围把张著救了出来，之后杀回自己的营寨。 　　赵云的营寨已被曹操手下沔阳县长张翼带人占领。张翼闭门拒守，赵云杀了进去，将营寨重新占领，之后把营门打开，偃旗息鼓。曹军到后，看到这种情况怀疑营内有伏兵，不敢攻营，于是撤退。赵云不干，雷鼓震天，用弓弩射击曹军，曹军惊骇不已，自相践踏，还有不少坠入汉水中淹死。 　　在大概是赵云版的“空营计”吧。 　　第二天，刘备亲自到赵云营中视察，看到前一天的战场，不禁赞叹道：“子龙一身都是胆啊！”当天，刘备下令在营中摆酒庆贺，一直喝到晚上（作乐饮宴至暝），刘备军中称赵云为“虎威将军”。 　　曹刘双方在汉中一带展开了周旋。据《三国志法正传》记载，有一次刘备形势不利，应该赶紧撤退，可刘备不肯，没有人敢劝。此时矢如雨下，法正急了，一下子挡在刘备身前，刘备喊着法正的字道：“孝直避箭！”法正说：“主公您都在亲自用身体挡箭石（明公亲当矢石），何况小人我呢？”刘备才冷静下来，下令撤退。 　　据《魏略》记载，刘备屯兵于栖于山上，派养子刘封下来挑战。曹操大怒，骂道：“一个卖鞋子的小儿，居然用养子抗拒你家主人（卖履舍儿，长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唤我家黄须儿来收拾你！”黄须儿就是曹彰，刚刚领兵征服代郡乌桓，曹操还真下令让曹彰来。 　　曹彰接到命令，从邺县昼夜西行，但是赶到长安的时候，曹操已经退兵了。 　　曹操与刘备在汉中相持了一个多月，后来刘备拒险死守，跟曹操拼消耗。由于曹军连失重地，只能在南郑等据点坚守，时间长了后勤供应果然成了问题，由于吃不饱饭，曹军士兵有不少逃跑开小差（操与备相守积月，魏军士多亡），还有些投降到敌人那里，让曹操很苦恼。 　　蜀汉后来有一个挺有名的将领叫王平，多次随诸葛亮北伐，他原来是曹军的将领，就是在这个时候投降刘备的。 　　王平字子均，巴西郡宕渠县人，当时巴中部族首领杜、朴胡等人投降了曹操，到洛阳拜谒，王平跟着他们一块去的，被曹操提拔为师长（校尉）。曹操此次再征汉中，王平随军，但是又投降了刘备，被刘备提拔为副军长（裨将军）。 　　眼看短时间内无法取胜，曹操萌生了放弃汉中的打算。 　　据《九州春秋》记载，有一天要确定曹营的口令，曹操说了一个“鸡肋”，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随同曹操出征的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杨修听到后就开始收拾行李（便自严装），大家很惊讶，问他何故。杨修说：“鸡肋这个东西，扔了怪可惜的，吃吧又没什么味道（弃之如可惜，食之无所得），这正好比是现在的汉中，我因此知道魏王想撤军了。” 　　杨修的理解是正确的，曹操实在不想把主力部队长期集中在汉中这个大山中的小盆地里，合肥一线的孙权，襄阳一线的关羽，还有北方的公孙氏和乌桓人，哪一个都不让他省心。 　　近一两年来，各地又频频发生叛乱活动，曹操已经有了心力交瘁之感。于是曹操下令从汉中全线撤退，时间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五月。 　　【四、刘备称王】 　　曹操把在汉中的军队全部撤了出来，汉中再次易手，这块战略要地在曹操手里前后还不到三年。 　　曹操到长安后，考虑到汉中已失，其左翼的武都郡必然难保。他担心的是刘备与武都郡氐人部落首领联合起来，以氐人为先锋进攻关中，那样一来整个雍州的安全都将受到威胁，为此他召来雍州刺史张既商议对策。 　　张既建议，可以把武都郡的氐人迁到天水和关中一带居住，事先告诉他们先迁出来的有重赏，到时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出来。曹操采纳了这个建议，先后从武都郡迁出五万余户氐人，让他们居住在扶风郡、天水郡等地。 　　据《三国志杨阜传》记载，曹操担心武都郡百姓恋土不愿远迁，多亏武都郡太守杨阜深得民望，当地百姓自愿随迁（百姓襁负而随之）。杨阜把郡政府搬到到槐里（今陕西兴平）办公，他为政清廉，爱民如子，深受百姓敬爱。 　　雍州刺史部虽然名义上是曹操的势力范围，但内部并不平静，各地的割据势力很多，其中武威郡的颜俊、张掖郡的和鸾、酒泉郡的黄华、西平郡的演等势力较大，他们自称将军，互相攻击。 　　这时，颜俊突然向曹操表示效忠并请求帮助，他愿意把母亲及儿子送到邺县为人质。曹操问张既如何处置，张既说：“颜俊这些人称王称霸，傲慢狂悖，出尔反尔，缺乏信用。在当前局势下，可以挑动他们互斗（宜两存而斗之），坐收渔翁之利。” 　　曹操再次采纳张既的建议，暗中推动这些割据势力之间互斗。只用了一年多就收到了效果，在内斗中和鸾杀了颜俊，自己又被武威郡人王所杀。张既长期在西部任职，对这里的情况很熟悉，在他的努力下，曹魏在雍州暂时没有大的威胁，但是汉中郡的右翼，问题却比较严重。 　　汉中郡的右翼是房陵郡、西城郡和上庸郡，这是曹操上次征张鲁后新设的，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省安康、商洛以及与此相邻的鄂西、川北等地，房陵郡的太守名叫蒯祺，他出身于荆州蒯氏家族，原来在刘表手下任职，刘琮投降曹操后蒯祺随之投降，曹操任命他为房陵郡太守。 　　蒯祺还有一个特殊身份：诸葛亮的姐夫。诸葛亮有两个姐姐，其中一个嫁到了蒯家，丈夫就是蒯祺。 　　刘备占领汉中后，任命孟达为宜都郡太守，命令他进攻房陵郡。孟达一鼓作气拿下了房陵郡，顺便把蒯祺给杀了。 　　或许孟达事先不知道蒯祺跟诸葛亮的关系，所以把蒯祺杀了；或许孟达知道蒯祺的身份，但觉得他是敌对阵营，没有多想就把他杀了。史书没有记载诸葛亮对此事的反应，但多年以后孟达遇到了麻烦需要诸葛亮伸出援手时，想必孟达才忽然发现他当初杀了这个蒯祺是多么不合适，这些都是后话。 　　刘备派养子刘封从汉中出发，沿汉水南下与孟达会合，并领导孟达原来的部队（统达军）。刘封此时的职务是副军中郎将，大概相当于旅长，勉强算个师长，而孟达作为郡太守无论年龄、地位都高于刘封。孟达刚刚攻占了房陵郡，立了大功，对于刘封这个“太子爷”孟达很不服气，这为他们日后矛盾暴发埋下了伏笔。 　　据《三国志刘封传》记载，孟达攻下房陵郡之后，刘备担心对他难以控制（先主阴恐达难独任），这才派刘封与孟达会合。刘备一定会把此去的真正意图告诉刘封，所以刘封才会一直不把孟达当回事。 　　刘封指挥孟达攻打上庸郡，上庸郡太守申耽投降。这个申耽是地方实力派，先后名义上归过刘表和曹操，但他是个土皇帝，独立性很强。为了笼络申耽，刘备拜他为征北将军，兼任上庸郡太守，拜申耽的弟弟申仪为建信将军，兼任西城郡太守。 　　这样，曹操辛苦经营的汉中、房陵、上庸、西城一线全部落入刘备手中，在西线战场的这一轮争夺战中，曹操大败。 　　如前所述，在以往刘备直接与曹操的交手中总是负多胜少，汉中之战是他们最后一次直接指挥的对攻战，结果刘备赢了，赢得很彻底也很漂亮。 　　刘备开拓荆州，占有益州，吞并汉中及上庸三郡，这些都发生在短短几年之中，想当年，刘备只要一听说曹操来了就会立即逃窜，如今也敢跟曹操硬拼死磕一把，而且还把曹操弄得很狼狈。 　　论地盘和实力以及个人声望，刘备认为自己比曹操已经不差什么。曹操撤走后，这一年的七月，刘备在汉中正式称王，实现了和曹操真正的平起平坐。 　　曹操是魏王，刘备称的是汉中王。 　　和曹操当初称王一样，刘备手下也联名给献帝上了一份劝进表，这份劝进表由一百二十七位文臣武将共同署名，其中包括：平西将军都亭侯马超、左将军长史兼镇军将军许靖、营司马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射援、军师将军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张飞、征西将军黄忠、镇远将军赖恭、扬武将军法正、兴业将军李严。 　　以马超领衔是因为他的影响最大，同时他曾经被朝廷正式任命为徐州刺史，虽然没有去上任，但资历在那儿摆着呢。许靖排第二，因为他是个天下知名的大名士，曾经被任命为巴郡太守，是朝廷正式承认的官员。这份劝进表从骂董卓开始，接着骂曹操，说他们窃取国家权柄，杀害皇后太子，祸害天下百姓。而刘备正是拨乱反正的那个人，他曾经跟董承合谋诛杀曹操，虽然没成功，但一直心系朝廷，希望有朝一日保护天子重返洛阳（克宁旧都）。自从在汉中击破曹操，海内英雄望风蚁附，但是刘备至今只是个左将军，名望不显，不利于捍卫朝廷（而爵号不显，九锡未加，非所以镇卫社稷）。 　　所以，大家希望依照旧典，共同推举刘备为汉中王，同时拜为大司马，以汉中郡、巴郡、蜀郡、广汉郡、犍为郡五个郡为封国，其下设官署按照汉初诸侯王的体制执行（所署置依汉初诸侯王故典）。 　　从大家给刘备所上的名号来看，基本是参照着曹操来进行的。曹操封魏王同时任汉丞相，刘备就以汉中王同时任大司马，丞相高于司空、司徒等三公，大司马号称“上公”，也比东汉的三公高，唯一不同的是，刘备实际控制的地盘较少，不能像曹操一样用十个郡作封国，他只有五个郡。 　　刘备设坛场于汉水之南，陈兵列阵，在群臣陪侍下，登坛拜读了一份写给献帝的奏表，之后拜受汉中王的玉玺、绶带以及王冠，同时交还左将军、宜城亭侯的印绶。 　　刘备立儿子刘禅为王太子，以许靖为太傅，任命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任命法正为尚书令，其余众人也都各有任命。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提到对诸葛亮的任命。查《三国志诸葛亮传》，从刘备入成都到后来称帝，这中间大约有五六年时间，《三国志》对这一时期诸葛亮的记载只有简单几句话：“成都平，以亮为军师将军，署左将军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 　　也就是说，刘备称汉中王时诸葛亮不仅不在现场，而且在别人都升了官的情况下他的职务仍然没有变。关羽等人担任的前、后、左、右所谓“四方”将军，在军中地位很高，仅次于大将军、车骑将军，与“四征”“四镇”将军地位相当，如果把他们看作中将，诸葛亮勉强算是少将。 　　诸葛亮的主要职责是主持刘备左将军府的日常工作（署左将军府事），但刘备成为汉中王后，这个左将军已经变成了马超，诸葛亮不可能到马超府里去办公，他的正式职务只剩下了军师将军这一个。 　　在刘备此次所任命的职务中最令人瞩目莫过于尚书令一职，实际职责是处理汉中王府的日常工作，刘备任命的不是诸葛亮而是法正。不过，法正命不好，刚担任这个职务不到一年就因病去世了。据《三国志刘巴传》记载，法正死后接替他出任尚书令的，仍然不是诸葛亮，而是刘巴。所以，直到这时诸葛亮在刘备阵营里的地位仍不显赫，他的真正崛起，始于刘备称帝之后，他被刘备任命为丞相，逐渐掌握大权。 　　刘备在汉中称王后即返回了成都，对于让谁来镇守汉中，大家议论比较多的人选是张飞，就连张飞自己都这么认为（飞亦以心自许）。毕竟汉中与荆州一样，如同益州的两个臂膀，荆州由关羽镇守，汉中当然应该交给张飞，但是刘备把留守汉中的正式人选公布后，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刘备选的这个人毫无名气，他的名字叫魏延。 　　魏延字文长，荆州刺史部南阳郡义阳县（今河南信阳）人，他跟随刘备入益州，开始不过是中下级军官（以部曲随先主入蜀），但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目前是牙门将军，虽然升得很快，但在军中的地位还不算太高。 　　刘备下令，提拔魏延为镇远将军，兼任汉中郡太守，负责汉中一带的军政事务，由于这个任命太出人意料，军中上下都很惊讶（一军尽惊）。 　　刘备临行前大会群臣，故意在大家面前问魏延：“如今委你重任，你有什么打算（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 　　魏延气壮山河地说：“如果曹操倾天下之兵而来，我替大王拒之；如果曹操只派一般将领十万八万人马前来，我替大王吞之！” 　　刘备表示赞许，大家也被魏延的豪言壮语所感染（众咸壮其言）。 　　【五、关羽突然发威】 　　刘备自称汉中王，封关羽为前将军，这个时候关羽人在荆州刺史部南郡的公安，刘备派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去公安，授给关羽前将军的印绶。前将军位在张飞等人之上，成为武将之首，关羽很满意，认为自己名至实归。但是，当他听说就连黄忠都担任了后将军时，立刻就火了，不肯受拜，他直言不讳地对费诗说：“我不愿意跟一介老兵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费诗在诸葛亮栽培下日后成长为出色的外交家，多次出使孙吴，以能言善辩著称。遇到这种情况，放在一般人就傻眼了，但费诗不怕，他对关羽说： 　　“建立王业需要各种人才（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当年萧何、曹参跟刘邦从小相熟，而陈平、韩信是投降过来的人，但后来他们的地位以韩信最高，没有听说萧何、曹参为此发过牢骚。如今汉王以一时之功，对黄忠将军给予厚遇，但他在汉王心里真正的分量，怎么能与君侯您相比呢？汉王和君侯您已结为一体，福祸同享，我认为君侯您不必计较官号的高低和爵禄的多少。在下只不过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您如果不肯受拜，我也就回去交差了，不过我替君侯着想，担心您会后悔呀（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 　　费诗这番话展露出他作为外交家的风采。面对关羽的无理耍横，他没有害怕，没有为讨好关羽而乱拍马屁，也没有跟关羽叫板，而是说了不软不硬一番话让关羽自己掂量，由于话说得在理，关羽也不是听不明白话的人，所以赶紧受拜。 　　关羽有点小骄傲，不过他是有理由的，他不仅跟刘备关系铁，自己也真有两下子，尤其是在现在坐镇荆州，事业正如火如荼。 　　在汉末三国时代，关羽是一流的猛将，这倒不全是以后民间传说、演义等的附会，历史上的关羽也深受包括敌方阵营在内的同时代人高度评价。郭嘉、程昱曾说他是“万人敌”，周瑜说关羽是“熊虎之将”，刘晔说他“勇冠三军”。这些评价表明，关羽作为武将是相当杰出的。关羽后来失败了，主要原因是他有将才却不具备帅才。 　　在正史中关羽生年不详，到清朝康熙年间，关羽祖籍解州的知府王朱旦在修浚一口古井时，发掘出关羽的墓砖，他根据砖上的记载情况写了《关侯祖墓碑记》，称关羽生于桓帝延熹三年（160年）六月二十四日，根据这个说法，关羽此时五十九岁。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公认。 　　刘备、诸葛亮等人先后进入益州，把荆州的军政事务都交给了关羽。在守土拓疆方面关羽比较称职，无论是对付孙权还是周瑜、鲁肃，关羽的态度都很强硬，处处维护刘备集团的利益。 　　另一方面，这段时间也正是曹操、孙权的多事之秋，除了孙、曹之间连续在合肥方向打过几仗外，曹操两征汉中，也无力从中线发动攻击，这些为关羽在荆州不断拓展势力提供了机遇。 　　前一阵马超来降，关羽虽然不认识马超，但知道他的名气很大，于是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是什么样的人物（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知道关羽最不喜欢别人比自己强（亮知羽护前），于是给关羽回信说：“孟起是文武全才（兼资文武），英勇过人，是一世之杰，黥布、彭越那样的人物，当与翼德相匹敌，但是比起美髯公的绝伦逸群还是有差距。” 　　史书记载，关羽的胡须又长又好看，所以诸葛亮称他为美髯公。诸葛亮先夸马超，再拿马超跟张飞相题并论，最后说马超不如关羽，等于说张飞也比不上关羽，把关羽捧得很爽。关羽宴请宾客的时候，经常把诸葛亮写的这封信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在此期间，关羽曾两次负伤，一次伤在左臂，一次伤在面颊。 　　据《三国志关羽传》记载，关羽曾被流矢射中左臂，后来虽然伤愈了，但一遇阴雨天骨头就疼，医生说：“箭头有毒，已经浸入骨头，只能把左臂割开，刮骨去毒，才能治根。”关羽听罢当即伸出左臂让医生割，医生一边动手术，关羽一边跟人喝酒吃肉，那边血流不止，这边谈笑自若，眉头都不带皱一下的。 　　需要指出的事，此时华佗已经被曹操杀了有十来年了，给关羽做手术的人不是华佗。 　　关羽脸上的伤也是被箭射的，射他的是曹将庞德。据《三国志庞德传》记载，庞德在汉中投降曹操后被派到樊城归于禁指挥，庞德有个表兄叫庞柔跟着马超去了益州，庞德跟马超又有特殊情谊，曹军中有人对他的忠诚表示怀疑。 　　庞德很光明磊落，他常对人说：“我受国恩，只有一死报效，我誓杀关羽，如果我不杀他，就是他杀我！”后来他真的与关羽面对面厮杀，他一箭射中关羽的面颊。庞德常骑一匹白马，关羽军中呼他为白马将军。 　　自建安十八年（213年）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大约六七年时间里，经过关羽的大力经营，刘备集团在荆州的势力不断增强。汉中之战后，刘备一举拿下了上庸、西城、房陵三郡，对曹操占领下的襄阳、樊城基地形成了半面合围之势，面对这种大好形势，关羽突然有了更大的想法。对于关羽即将产生的大胆想法，有人已经洞若观火。当时曹操集重兵于居巢、合肥，有一天曹操任命的扬州刺史温恢跟兖州刺史裴潜聊起了当前的形势，温恢不无忧虑地说：“这里虽然有敌人，但不足为虑，曹仁将军守襄阳、樊城，势单力薄，关羽骁勇狡猾，恐怕南面会有变故呀！”接下来发生的事完全如温恢所料，可惜他们没有把谈话内容以书面方式呈报给魏王曹操。 　　此时是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江汉一带常有连阴雨，这一年的八月雨不仅连着下，而且雨量比较大，汉水暴涨。 　　曹军在前线的主要据点襄阳和樊城（它们如今合称襄樊市）都在汉水边上，一个是汉水南岸，一个是汉水北岸，汉水发了大水，水势很猛（平地数丈），城池及军营都被淹了。 　　曹军在中线战场的总指挥是南部战区司令（征南将军）曹仁，下辖于禁、徐晃等部，曹仁让徐晃守宛县，作为第二道防线；命令左将军于禁率立义将军庞德等屯兵樊城外，与樊城成角之势；曹仁自己守樊城。 　　于禁和庞德所部共有七个军，约七八万人，他们受淹情况最严重。北方将士对于发大水没有太多概念，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毫无准备，不知道怎么办。于禁等人仓皇避到高处，这时却发现有人乘着大船正向他们袭来。 　　来的正是关羽，当他看到汉水暴涨时，立即意识到这是天赐良机，他命令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自己率水陆两军进攻樊城。这个仗简直没法打，于禁等人只能坐以待毙，无奈之下，于禁向关羽投降。 　　但是立义将军庞德却坚持不降，他在一个土堤上，被甲持弓，向敌人放箭，箭无虚发，从早晨一直战斗到中午，箭用尽了，就短兵相搏，越战越勇。 　　这时要投降关羽的人越来越多，曹军董衡、董超两个部将要投降，被庞德给杀了。庞德对身边的人说：“我听说良将不应该惧怕死，烈士不会毁节偷生，今天就是我的死期！” 　　水势越来越高，庞德身边最后只剩下二三个人，他们找到一条小船，打算乘船回樊城找曹仁，但水势很猛，船一下子翻了，庞德手里的弓也丢了，他扒着船漂在水中，终被敌人俘虏。 　　庞德被带到关羽面前，关羽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脸颊。关羽见庞德立而不跪，对他说：“你哥哥在汉中，我想拜你为将，为什么还不投降？”庞德大骂关羽：“小子，我不知道什么叫投降！魏王带甲百万，威振天下，刘备只是一个庸才罢了，怎能与魏王匹敌？我宁做朝廷的鬼，也不作贼人的将！” 　　关羽无奈，下令把庞德杀了。 　　曹操听说后很感慨，他流着泪说：“我和于禁相识三十年，为什么到临危处难之时，于禁反而不如庞德呢？”曹操下令封庞德的两个儿子为列侯。 　　关羽杀了庞德，从此庞关两家也结下了仇。据王隐的《蜀记》记载，后来庞德之子庞会随钟会平蜀，庞会找到关羽的后人，把他们全杀了，给父亲报仇。 　　【六、孙权坐不住了】 　　樊城北营已经全军覆没，还在樊城内坚守的曹仁所部岌岌可危。 　　关羽猛烈攻城，城里到处是水，房屋大量崩坏，大家都很害怕。有人向曹仁建议趁关羽还没有把樊城全部围住，乘小船趁夜逃走。此时也在樊城的汝南郡太守满宠认为不可。 　　满宠是曹操挑选的第一任许县县令，有很强的行政才干，被曹操提拔为汝南郡太守，此时来到樊城，可能是亲自督运军粮来的。满宠说：“洪水来得快，走得也快（山水速疾，冀其不久）。现在关羽派人已经打到了颖川郡郏县（今河南郏县），许县以南人心惶惶，但关羽还不敢轻举妄动，原因是我们在他的后面。如果我们现在逃走，关羽就将向北面大举进攻了，希望将军认真考虑。” 　　曹仁一听有道理，的确不能撤退。于是让人找来一匹白马，效仿当年刘邦白马盟誓，也跟大家共同宣誓，决心同心固守。 　　此时樊城内仅有数千人，城里没有被水淹的地方也很少，关羽率部乘船而来，把樊城围了好几重，城内与城外断绝消息，情况已经到了最危险的地步。 　　驻守在襄阳的曹军是吕常部，关羽派人把襄阳也围了起来。襄阳和樊城成为大水浸泡下的两座孤城，周边的驻军和官民纷纷投降了关羽，包括曹操任命的荆州刺史胡修、南乡郡太守傅方等高级官员。 　　许县以南的梁、郏、陆浑等地变民纷纷起事，他们杀害地方官员，接受关羽任命的职务和印绶，与关羽遥相呼应（为之支党），关羽的个人声望达到顶峰（羽威震华夏）。 　　一直到十月，曹操才到达洛阳。他还没有从汉中失利的阴影中走出，便遭到了同样大的打击，就连于禁这样有相当影响力的将领都临阵投降了，曹操既着急又难受。 　　看到许县以南已经遍地狼烟，其势头还有不断扩大之势，为了许县的安全，曹操甚至想将天子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以避关羽的锋芒（魏王操议徙许都以避其锐）。 　　在丞相府任职的司马懿和人事处副处长（西曹属）蒋济认为不能迁都，他们建议道：“于禁等人是因为发大水才全军覆没，不是打不过关羽，现在的局面还没到那么危险。刘备和孙权之间外亲内疏，关羽突然得志，孙权看了必然不舒服，可以派人劝孙权从关羽后面动手，事成之后答应把整个江南割给孙权（许江南以封权），如此一来樊城之围必解。” 　　曹操认为他们分析得有理，于是放弃迁都的打算，一方面派人联络孙权，另一方面命令驻守在宛县的徐晃所部增援曹仁。 　　徐晃率部前进到阳陵陂，关羽也杀到了偃城。关羽跟徐晃素来关系不错，当初他们都是从敌方阵营投奔曹营的，在曹操手下共过一段事，比较谈得来。现在作为双方主将他们又在战场上相见了。 　　据《蜀记》记载，关羽跟徐晃在阵前隔着很远交谈，二人不说公事只唠家常（但说平生，不及军事）。他们聊得兴致正高，徐晃突然向本营将士宣布：“能得到关云长首级的人，赏黄金千斤！”关羽大吃一惊，对徐晃说：“哥们，你这是什么话（大兄，是何言邪）？”徐晃正色道：“这是国家大事！” 　　双方当即展开厮杀，关羽所部虽然士气占优，但徐晃带来的人马也不是弱旅，他们杀了半天，没有什么结果。徐晃佯装要断关羽的后路（诡道作都堑，示欲截其后），关羽把营寨烧了撤退。 　　关羽大打出手，在一旁的孙权此时坐立不安。 　　正如司马懿和蒋济分析的那样，在孙权眼里曹操固然是一号敌人，但刘备何尝不是第二号？当这个第二号敌人突然强大和无理起来，孙权不能不有所反应了。 　　在关羽面前孙权开始很低调，据《三国志关羽传》记载，他曾经想通过与关羽联姻的方式加固双方关系，但遭到了关羽的拒绝，不仅如此，关羽还辱骂了孙权的使者，让孙权很生气。 　　鲁肃执掌孙吴荆州事务期间，力劝孙权与刘备、关羽和好，为此也做出许多努力，收到一定成效。鲁肃死后，代替他的吕蒙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政策。 　　吕蒙认为，关羽野心不小（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不能等关羽强大之后再做谋划，必须早有对策，先下手为强。吕蒙建议孙权：“可以让孙皎守南郡，潘璋进攻白帝，蒋钦率预备队万余人沿江上下做机动接应，我进攻襄阳，这样既无忧于曹操，也可以大破关羽。” 　　但孙权还下不了决心，他说：“能否先取徐州，再谋关羽？” 　　孙权的意思是，眼前最重要的敌人是曹操，对付完曹操以后再说关羽。吕蒙说：“现在曹操远在河北，被内部事务牵制，暂时无力东顾，徐州的守兵虽然不足虑，可以一鼓作气拿下（往自可克），但那一带地势开阔，交通方便，适合于骑兵作战，我们拿下徐州，曹操没几天就会杀来，还得派重兵去守。不如先取关羽，占据整个长江防线，到那时我们进退就自如了。”孙权认为有理。 　　据《典略》记载，关羽发起樊城战役时，孙权主动派人来见关羽，请求助战（权遣使求助之），关羽挺高兴，允许孙吴的人马联合作战，但他并不知道孙权的计谋已经开始了。 　　孙权暗中命令参加联合作战的部队进军速度不要太快，最后惹得关羽很不高兴。这时关羽已经俘虏了于禁等人，气势如虹，对孙权的联络官说：“你们这帮畜生敢这么对我（子敢尔）？等我拿下樊城，看我怎么灭了你们！” 　　孙权得到报告，知道已经把关羽激怒了，但他觉得戏还没有演够，又亲笔写了封信给关羽表示陪罪，同时答应关羽自己将亲自率兵前往助战（许以自往）。 　　孙权用这些办法先稳住关羽，让他放松警惕。吕蒙进一步建议道：“关羽的主力部队都在樊城前线，但后方也留了不少人马，主要是担心我们从他背后发起攻击。我一直有病，现在以治病为由回建业，关羽听到就会放心地把人马调往襄阳前线。我们找准机会，突然发动进攻，如此南郡可以拿下，关羽可以生擒！” 　　于是，吕蒙对外宣称自己病了，而且病得挺重（遂称病笃）。孙权用公开命令（露檄）的方式召吕蒙回建业。 　　吕蒙路过芜湖（今安徽芜湖）时，负责守卫这里的是定威校尉陆逊，就像当年鲁肃路过吕蒙防地与他长谈后对吕蒙刮目相看一样，吕蒙与陆逊在芜湖也做了一番长谈，从而发现这个小自己五岁的年轻将领才堪大用。 　　在这次谈话中，陆逊对吕蒙说：“关羽大军压境，您怎么此时离开，难道不担心吗？”因为涉及孙吴的最高军事机密，吕蒙没打算告诉陆逊真相，他说：“你说得有道理，但是我确实病得很厉害。” 　　陆逊说：“关羽此时正在气盛之时，一心北进，对我们没有防备（但务北进，未嫌于我），如今听说您病了，更没了戒备心。如果现在出其不意，必将一战可擒。您见到主公时，应该提出这样的建议。” 　　吕蒙吃了一惊，如今轮到他对陆逊刮目相看了。但是他还不想把话挑明，而是对陆逊说：“关羽一向勇猛，而且势力越来越大，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据《三国志全琮传》记载，孙权手下的师长（奋威校尉）全琮也跟陆逊有同样的看法，他向孙权建议抓住机会突袭关羽。此时孙权与吕蒙已经定下了偷袭关羽的大计，但恐怕泄密，对全琮的建议未作答复。 　　吕蒙到了建业，孙权问他谁可以替他负责荆州事务，吕蒙推荐了陆逊，一方面陆逊的远见卓识让吕蒙欣赏，并且陆逊代替自己有另外的好处：“陆逊虽然很有能力但名气并不大，不会引起关羽的注意。陆逊如果前去接任，让他对外隐藏锋芒（令外自韬隐），对内则加紧备战，一定可以成功。” 　　另一方面，吕蒙还有更深的想法，陆逊是孙权的侄女婿，孙权把哥哥孙策的女儿许配给了陆逊，因为这层关系，孙权必然对陆逊完全放心，推荐陆逊便没有任何顾虑。 　　孙权于是拜陆逊为副军长兼前敌副总指挥（偏将军、右部督），代替吕蒙任总指挥，进驻陆口（今湖北嘉鱼）。 　　陆逊一到就给关羽写了封信，对关羽一通猛夸，表达自己的景仰之情，态度十分谦卑。这封信的全文保留在《三国志陆逊传》里，其中有“仆书生疏迟，忝所不堪，喜邻威德，乐自倾尽，虽未合策，犹可怀也。傥明注仰，有以察之”这样的话，暗示关羽自己愿意向他效忠，以求有个好前程。 　　陆逊之前是干嘛的关羽恐怕都不太清楚，面对陆逊异乎寻常的谦卑，关羽果然上当。在关羽眼里，孙吴自周瑜、鲁肃以后就数吕蒙还有两下子，吕蒙现在生病回了建业，其他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对于这个小自己二十多岁的陆逊，关羽自然没有放在眼里，现在看到陆逊的信，关羽完全放下心来（大安），于是把留驻在南郡、公安等地的人马又调了一部分到樊城、襄阳前线。 　　陆逊秘密报告孙权，认为时机差不多了，可以动手。孙权也下了决心，但他觉得孙刘联盟已为天下人所知，自己先翻脸必然在政治上被动，最好有一个借口，恰在此时，发生了湘关抢米事件，给了孙权一个动手的理由。 　　当年孙刘两家以湘水为界重新划分了江南各郡的势力范围，湘水以西归刘备，湘水以东归孙权。湘水成了双方的界河，为了便于贸易和人员往来，在湘水上设了不少关口。 　　关羽在樊城外一下子俘虏了于禁所部好几万人，军粮供应不上，关羽命令后方人员擅自渡过湘水抢了孙吴的米。孙权听到报告，于是向关羽开战。 　　孙权想任命孙皎和吕蒙为正副总指挥（左右部大督），全面负责对关羽之战。孙皎此时任征虏将军，他是孙权的堂弟，他的父亲孙静是孙坚的亲弟弟。 　　对于这样的安排吕蒙有不同意见，他说：“如果主公认为征虏将军行就用他，认为我行就用我。当初周瑜、程普分任左右部督，虽决断权在周瑜，但程普自恃资格老，又都是都督，因此不团结，差点坏了国家大事，这是前车之鉴呀。” 　　吕蒙不仅有才，看来也挺有个性。领导派自家人当一把手，图的是个放心，吕蒙非要推荐自己，如果换成别人，肯定会有想法。但孙权就欣赏吕蒙这样的，孙权马上改任吕蒙为唯一的总指挥，让孙皎负责后勤保障。 　　一场改变孙、刘、曹三方格局的战事即将展开。 　　【七、白衣渡江】 　　此时，樊城外仍然处于胶着状态，关羽围城很急，势在必得，而最快增援来的曹军目前只有徐晃一支，他们进抵到偃城。徐晃认为现在是一支孤军，不足以解曹仁之围。然而各位将领解围心切，对徐晃多有指责（诸将呼责晃，促救仁）。 　　以议郎的身份任曹仁军事参谋的赵俨此时也在场，他劝各位将领说：“现在敌人围得很紧，而大水还没有退，我军势单力薄，与曹仁将军又不通音讯，不能统一行动，不如慢慢靠前，设法与城内联络上，让城里知道我们来了，激励士气。我军的后续部队最多不过十来天就可到达，想必城内还能坚守，到那时内外齐发，必得破敌。”并且赵俨表示，将来如果追究救援迟缓的责任，由他一个人承担（如有缓救之戮，余为诸君当之）。大家一听，没有什么说的了。 　　徐晃命令所部人马推进到樊城外，在距关羽围城大营三丈外的一个地方开始悄悄挖地道，通过地道越过关羽军营来到樊城下，然后用箭把信射入城内，与被围多日的曹仁取得了联系。 　　孙权决定对关羽下手后，给曹操写了封信，通报自己将讨伐关羽，但同时请求曹操不要泄漏这个机密，以免关羽有所准备（及乞不漏，令羽有备）。 　　曹操征询众人意见，大家都觉得孙权如果从背后动手是一件大好事，为了保证孙权那边顺利得手，应该替孙权保密。只有董昭看法不同，他认为：“用兵在于谋变，以追求最大利益为目标（军事尚权，期于合宜）。可以许诺孙权替他保密，但不妨把这个情报透露出去，有意让关羽知道。关羽如果退兵自卫，樊城之围顿解，之后让孙权、关羽二贼相斗，我们可收渔利。” 　　董昭同时认为：“樊城被围的我军不知道外面正在营救，粮食不足，丧失信心，如果因而生变，情况难以预料，可以把这个情报也告诉他们。至于关羽，此人一向恃强自负（羽为人强梁），即使得到情报，也不会马上退军。” 　　曹操认为董昭的分析有理，就命令徐晃把孙权的信抄了若干份，故意射落到关羽营里，同时也射到樊城内。樊城的守军看到信顿时士气百倍，而关羽看到信后犹豫不决。 　　这时，曹操想亲率大军南救曹仁，大家也都认为魏王不赶紧去，必然全线失败，只有侍中桓阶看法不同，他说：“大王认为曹仁等人能不能控制当前的局势？” 　　曹操说：“可以。” 　　桓阶又问：“大王是不是怀疑他们不尽力（大王恐二人遗力邪）？” 　　曹操说：“那倒不是。” 　　桓阶继续追问：“那为什么还要亲自前往呢？” 　　曹操说：“我担心敌兵太多，而徐晃等人力量不够。” 　　桓阶说：“曹仁等人身处重围仍然死守没有二心，是因为有大王在外面的声援。居万死之地必有死争之心，内怀死争，外有强援，大王只需坐观就行，何必因为担心失败而要亲自前往？” 　　曹操认为说得有理，于是移军于摩陂，先后派殷署、朱盖等十二营人马增援徐晃。据《三国志曹植传》记载，曹操此时产生过让曹植领兵前去解围的想法，任命曹植以南中郎将的身份代理征虏将军之职，让他率兵前往前线。 　　临行前曹操召曹植来有话叮咛，但找到曹植后发现他喝得大醉，无法受命，于是撤消命令。据《魏氏春秋》记载，曹植之所以喝醉是因为曹丕做了手脚。曹丕知道曹操要召见曹植，就故意把曹植拉去喝酒，把他灌醉。 　　此时樊城内外到处是水，关羽的指挥部在一个大土堆上，其它围城部队主要分别部署在另外四个土堆上。徐晃扬言攻击关羽所在的土堆，但实际上是佯攻，另外四个土堆才是主攻目标。 　　关羽见状，亲自率步骑五千出战，徐晃迎击，关羽退回主营，徐晃率部紧追不舍。关羽的主营设置沟堑及鹿角等有十来重，徐晃追击关羽也杀入营中，双方展开激战，关羽大败，之前投降关羽的南郡太守傅方、荆州刺史胡修等在乱战中被杀，关羽撤退，樊城之围化解。 　　但是，关羽水军力量仍然完整，曹军在这方面不占优势。关羽的水军控制着汉水，曹军被分割在汉水两岸的襄阳、樊城，互相不通。 　　就在关羽与徐晃、曹仁等人展开激战的同时，孙权、吕蒙已经动手了。 　　大约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之间，吕蒙悄悄抵达柴桑以西的寻阳（今湖北黄梅），在此组织精兵和船只，把士兵藏在船舱里，让老百姓划船，外面的人扮作商人，昼夜不停地逆流而上。 　　长江沿岸有关羽布置的不少哨兵（屯候），吕蒙把他们全都抓起来，所以关羽还不知道背后发生的情况。关羽留在后方负责军政事务的是南郡太守糜芳和将军傅士仁，关羽向来心高气傲，一直瞧不起这两个人。此次出兵，麋芳、傅士仁负责后勤保障，中间难免有供应不及时的地方，关羽很生气，威胁说回来后要收拾他们（还，当治之）。 　　关羽这个人做事不讲情面，麋芳和傅士仁知道他说到就会做到，因此感到忧心忡忡。吕蒙了解到其中情况，派虞翻前去劝说傅士仁投降。 　　在孙权手下，虞翻无疑是个怪才。他很有本事，辩才极佳，又通占卜和医术，但他脾气大，说话直，跟大家处不好关系（性不协俗）。孙权让他担任过县长、骑兵师长（骑都尉），但由于他多次犯颜谏争，让孙权下不了台，前一阵孙权下令把他关在丹阳郡泾县思过。 　　吕蒙欣赏虞翻的才能，有心帮他一把。吕蒙在建业养病期间，知道虞翻懂医术，就向孙权请求把虞翻放出来给自己看病，后来又让他一同来到荆州前线。 　　吕蒙给傅士仁写了封信，陈说利害，派虞翻送去。虞翻口才一向很好，傅士仁就这样被说降了。虞翻建议把傅士仁一块带往江陵，南郡太守麋芳看到傅士仁投降了，于是也开城出降。 　　吕蒙就这样不费什么劲就得到了南郡。江陵是关羽的后方基地，将士们的家属多在此地。吕蒙进入江陵，释放了囚禁在此的于禁等人，俘虏了关羽及其将士家属，但不为难他们，给予抚慰。 　　吕蒙同时下令：“不得骚扰百姓，不得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吕蒙有个手下是他的同乡，擅拿了老百姓家一顶斗笠用来盖铠甲，吕蒙认为铠甲虽然是公家的东西，但也触犯了刚颁布的命令，为严肃军纪，吕蒙流着泪将其斩首。于是军中震动，江陵城出现了道不拾遗的景象。 　　吕蒙派左右不停地慰问抚恤地方长者，询问他们有什么需求，对于生病的百姓及时送医送药，对饥寒中的人及时发给食物衣物，关羽存在江陵的钱财宝物，吕蒙都下令贴上封条，等候孙权来处理。 　　吕蒙这些措施很快收到效果，他迅速控制了南郡的局势。 　　关羽听说南郡丢了，如五雷轰顶，立即下令撤军。曹仁召集徐晃等众人开会讨论对策，大家都认为应该趁机发动追击，可以把关羽擒获。赵俨仍然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 　　“孙权利用关羽出兵的机会发难抄了他的后路，但关羽必然回击，孙权担心的是我们趁他与关羽互斗而从中取利，所以才谦卑地表示顺从效忠（恐我承其两疲，故顺辞求效）。如果我们攻击过急，孙权说不定就把对付关羽的手段改为对付我们（若深入追北，权则改虞于彼）。关羽如今撤回，我们应该留着他，让他与孙权互斗。” 　　曹仁认为有理，下令不要追击。 　　关羽撤退的消息传到摩陂，曹操特别担心曹仁等人追击，赶紧加急传令，内容跟赵俨说的完全一样。 　　关羽为救江陵的将士家眷，连派多名使者来见吕蒙。吕蒙又大玩心理战，他厚待来使，让他们在城里到处走动，挨家问候，有的家人还写信让使者带回去。这些使者回去，把城里情况给大家一说，众将士知道家人无恙，江陵城的情况比平时还好，一个个都没有再打下去的斗志了。 　　这时，孙权亲自赶到了江陵，刘备属下的荆州各级官吏纷纷投降。只有州政府秘书处处长（治中从事）潘称病不出。孙派人到病床前探视，潘趴在那里脸贴着床不起（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横，哀不自胜。孙权又亲自前来探望，叫着潘的字跟他说话，态度十分恳切，还让左右拿手巾给潘擦脸上的泪。潘大为感动，下地拜谢，孙权继续让他担任州里的治中从事，荆州的军政事务都向他征求意见。 　　孙权、吕蒙的这几招很厉害，没费多大劲把关羽的军心彻底瓦解了。孙权任命吕蒙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任命陆逊代理宜都郡太守。 　　刘备任命的宜都郡太守樊友弃城逃走，各地官吏纷纷投降孙权，陆逊建议孙权及时任命他们官职，让他们继续原地效力，孙权接受。这样，刘备在荆州各地的官吏不是被杀，就是被俘和投降。孙权提升陆逊为镇西将军，封娄侯，命他移驻夷陵（今湖北宜昌），对付刘备可能发起的报复性攻击。 　　孙权派多路人马合围关羽，关羽败退至麦城（今湖北当阳境内），孙权派人劝说关羽投降，关羽假装答应，在城头遍插旗帜，又弄了不少草人迷惑敌人，之后逃出麦城。 　　据《吴书》记载，孙权派遣副军长（偏将军）潘璋和老将军朱治的养子朱然负责阻截关羽。这一年的十二月，潘璋部下一个叫马忠的团长（司马）在章乡（今湖北当阳境内）活捉了关羽以及他的儿子关平、部将赵累等人。 　　据《三国志吴范传》记载，关羽答应投降的时候孙权问大家他是不是真降，吴范认为必是诈降。于是孙权提前做好准备，安排人对关羽进行堵截。负责打探情报的人还没有回来，有人报告说关羽已经逃出麦城了。吴范说关羽肯定逃不了，并且说明天中午（明日日中）前必可擒住关羽。孙权让人搬来个沙漏在那里看时间，验证吴范说得准不准。 　　第二天已经快到中午了还没有消息，孙权急了，催问吴范，吴范说：“现在还没有到正午。”过了一会儿，风吹帷帐动，吴范拍着手说：“关羽抓住了。”话刚落，外面有人高呼万岁，消息回来了，说关羽被抓住。 　　其实要抓关羽都不用费这么大劲，因为跟着他逃出来的也就只有几十个人而已。关羽应该向西逃，设法回到益州去。孙权已经给他布下了口袋阵，不管他往哪个方向，都逃不出去了。 　　另据《三国志虞翻传》记载，关羽被抓前两天，孙权让擅长卜筮的虞翻占一卦，看看能不能抓住关羽。虞翻卜了卦，结果是“兑下坎上”，合在一起就是《易经》里的“节卦”，到第五爻的时候又变成“临卦”，虞翻解卦说：“不出二日，关羽必然被捉。”后来果然应验。 　　孙权赞叹道：“先生虽然比不上伏羲，也可与东方朔相媲美了！” 　　而据《蜀记》记载，孙权本来打算不杀关羽，想把他招降，用来对付刘备和曹操，但是左右都劝他：“狼子不可养，以后必为害。曹操当初不杀他，结果自取大患，以至于都到了要迁都的地步，现在怎能不杀他？” 　　孙权于是下令将关羽父子斩杀于南郡境内一个叫临沮（今湖北远安）的地方。 　　据《蜀记》记载，关羽当初兴兵北伐时曾经做过一个梦，梦到有猪啃食自己的脚，醒来后觉得这个梦很不吉利，对儿子关平说：“今年我有点力不如前了，恐怕不能活着回来了（吾今年衰矣，然不得还）。” 　　孙权占领了刘备在荆州的基地公安，在这里孙权见到了被刘备从益州赶出来的刘璋，孙权觉得刘璋仍有利用价值，把他迁到秭归（今湖北秭归），在那里设立自己控制下的益州“流亡州政府”，刘璋任益州牧。后来刘璋死了，孙权改任刘璋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成为对付刘备的一张牌。 　　孙权在公安置酒大会进行庆贺。席间孙权专门来到全琮的面前，对他说：“你当初提的建议我虽然没有回答，但今天取得的大捷也有你的功劳！”孙权下令提升全琮为副军长（偏将军），封阳华亭侯。 　　据《吴历》记载，孙权用侯爵的礼仪就地安葬了关羽，同时把关羽的首级送到曹操那里。孙权的用意很明显，想把祸事往曹操身上引，刘备要找自己报仇也要拉上曹操做垫背的。 　　曹操当然明白孙权的用意，他下令用沉香木雕刻了关羽的身躯，跟首级一起以王侯之礼厚葬于洛阳城南。此处即是现在著名的洛阳关林，后来也就有了关羽“头定洛阳，身困当阳”的说法。 　　现在，关羽终于死了，刘备在荆州的势力全部被赶了出去，荆州战事暂告一段落，不仅孙权觉得痛快，远在摩陂的曹操也终于松了口气。 　　第九章 遗响千年 　　〔相对于只用六年时间就打下了江山的刘邦，以及用四年时间就建立自己王朝的刘秀，曹操是多么不幸：他奋力拼杀了三十多年，几乎年年都在征战，用尽了心力，但直到临死还没看到统一的希望。这是曹操的不幸，还是三国那个时代所有英雄的宿命？〕 　　【一、巨星陨落】 　　关羽死后，曹军各部陆续回到原来的防地，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十二月徐晃回师宛县，途中路过摩陂，曹操亲自迎出七里，置酒大会，他亲自为徐晃举杯劝酒（举卮酒劝晃）。 　　曹操说：“樊城、襄阳得以保全，全仗将军之功呀！” 　　曹操还发布命令：“敌人围沟堑、鹿角十重，徐晃将军获得全胜，攻陷贼营，多斩首虏，我带兵三十余年，也听说古代有善用兵的，但没有听说能长驱直入直接杀入敌营的。樊城、襄阳之战，胜过当年的莒县、即墨，徐晃将军的功劳，也超过了孙武、穰苴。” 　　曹操还特意下令表彰桓阶，任命他为尚书。 　　这时，由居巢赶来增援的张辽所部到达荆州，荆州战事已经结束，曹操命张辽率部也赶到摩陂。张辽快到时，曹操乘辇出营迎接。 　　还有一部分参加荆州会战的人马陆续赶到，摩陂一下子成了曹操的大军营（时诸军皆集）。曹操不停地出来到各营慰问，有很多新加入曹营的将士还从来没有见过魏王，在曹操慰问的时候都争着一睹他的风采，只有徐晃所部军营整齐，将士原地不动，曹操赞叹道：“徐将军有周亚夫的风范呀！” 　　那些跟随曹操南征北战多年的将士，此时再见到魏王时，发现他突然老了，行动已经开始迟缓，目光也不像先前那么犀利有神，经过连续不断地打击和日夜操劳，他们的魏王已经彻底成了个老头子。 　　过了年，曹操就六十六岁了，在那个时代这已属于高龄。 　　经过几次征战和叛乱，曹操在南阳郡和南郡北部原来的势力范围已经变得满目疮痍，民生凋敝，很难在短时期内恢复生机，曹操想把这一带的老百姓以及在汉水两岸屯田的军士迁到内地去。 　　司马懿认为这样做不妥，他说：“荆楚地区向来局势不稳，关羽刚刚战败，那些想作恶的人正在观望，如果把那些一般的百姓全迁走，既伤了百姓的心，也使这一地区的局势更难收拾，原来逃走现在想回来的人也不敢回来了。”曹操认为有理，于是停止了迁移计划，逃到外地的人陆续回来了不少。 　　为了表彰孙权讨伐关羽的功劳，曹操上表献帝拜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兼任荆州牧，封南昌侯。孙权派校尉梁寓回拜，并给曹操送来一封信，说自己将顺从天意向曹操称臣（上书称臣于操，称说天命）。 　　孙权虽然得了荆州，但也自知惹了大祸，为了应对刘备即将发起的报复行动，他在曹操面前不得不把姿态再放低些。 　　曹操把孙权的信给大家看，说：“这小子是想让我坐到火炉上烤呀（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 　　但是，侍中陈群、尚书桓阶等许多人都认为：“汉祚已终，也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殿下功德巍巍，天下瞩望，所以孙权都自愿称臣。此天人之应，异气齐声，殿下应该正大位，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呀？” 　　夏侯等人也说：“天下人都知道汉室寿命已尽，异代方起。自古以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的，即是天下的主人（即民主也）。殿下从戎三十多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所归，应天顺民，不要再犹豫了！” 　　可是，曹操却说：“如果上天真有此意，我也只愿当周文王。” 　　曹操一生多次提到周文王，看来他对周文王的功业及品德很景仰。周文王名叫姬昌，是商代贵族，他遵从先人之法，继承祖先的业绩，礼贤下士，日益强盛。当时殷纣王执政，残虐无道，他害怕姬昌，把他囚禁起来。但是姬昌设法重获自由，之后励精图志，发展自己的力量，为讨伐商纣王做准备。后来姬昌死了，他的儿子姬发继位，也就是周武王，最后完成了父亲周文王讨伐商纣的遗愿。 　　曹操明确地告诉大家，他在世时不想称帝，如果曹氏有代替刘氏承祚天下的那一天，也是在他儿孙辈手里完成。 　　这一段内容出自《魏氏春秋》，对于曹操如此直白地谈论王朝轮替，甚至把刘汉比作殷纣王，历来倒没有太多非议，这时因为汉朝这座大厦历经三四百年，如今确实已经飘摇不堪了，谁都会认为曹氏替代刘氏已经是顺理成章的事。 　　曹操不愿意称帝，不是他觉得自己没这个实力，也不是他没有过这样的想法，而是他觉得自己确实老了。他想把那件事留给子孙去做，这是他的真心话。 　　曹操在摩陂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新年，随后下令回师邺城。 　　他没有在许县停留，却绕道去了洛阳，正月二十三日，魏王曹操一行抵达洛阳。 　　几个月前，他从汉中率大军回来时也在洛阳作过停留，他在这座城市生活过多年，二十岁走上仕途也是从洛阳开始。多么美好的岁月呀，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洛阳北部尉，却让那时的生命如此充满激情，也充满期望。 　　眼下，洛阳已残破不堪，经过战争的洗礼，尤其是经历了董卓纵火的摧残，洛阳几乎成为废墟，包括曹家旧宅在内的大部分建筑都成为一堆堆瓦砾，但曹操对这里仍然充满了感情，据《曹瞒传》记载，曹操命令有关部门对原洛阳北部尉官署进行了复原，并特别强调修得比原来还要气派。 　　这再一次证明曹操确实老了，只有老人才更留恋和回味自己的过去。 　　这一次由摩陂来到洛阳，曹操打算在此住一段时间，他下令在洛阳修建宫殿，宫殿的名字都起好了，叫建始殿。但是在施工过程中，却接连发生了不祥之事。 　　据《世语》记载，为修建始殿，工匠砍伐濯龙祠里的树木，但是奇怪的事发生了，树被刀砍之后却流出了鲜血（起建始殿，伐濯龙祠而树出血）。另据《曹瞒传》记载，曹操命令工程负责人苏越把一棵梨树迁走，在挖树根的时候树也流出了鲜血。苏越把情况报告给曹操，曹操亲自前去察看，果然见到树根出血，心里很厌恶，认为这是不吉之兆。 　　曹操一下子病倒了。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二十三日，魏王曹操病逝于洛阳，享年六十六岁。 　　曹操出生于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年），二十岁出仕，三十岁时赶上黄巾起义，在镇压黄巾军的过程中一步步走进历史舞台。三十五岁时，曹操起兵反抗董卓，经过十年奋战，成为雄踞一方的诸侯。四十二岁时，曹操迎汉献帝于许县，四十六岁时在官渡之战中打败袁绍。四十八岁时，曹操远征乌桓取胜，基本统一了北方，但是第二年即遭遇赤壁之败。 　　曹操四十二岁时担任汉朝司空，五十四岁时担任汉朝的丞相，五十九岁时进爵为魏公，六十二岁时进爵为魏王。曹操病逝的当年，儿子曹丕代汉称帝，他被追奉为魏武帝。 　　曹操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南征北战中度过，较之西汉初年的刘邦和东汉初年的刘秀，曹操可能都会有生不逢时之叹。刘邦只用六年就取得了天下，刘秀用的时间更是不到四年，而曹操打了三十多年的仗，直到临终前还在四处征战。 　　曹操一生波澜壮阔，功业卓著，性格复杂又充满魅力。他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被称为那个时代的孙武、吴起，他也是伟大的文学家，被称为“诗史”和“改造文章的祖师爷”。 　　晋人张华所著《博物志》认为，曹操是个著名的书法家，可以与同时代大书法家张芝、张昶等相题并论；他还是一个音乐家，能与当时著名的音乐家桓谭、蔡邕相比；他也是围棋高手，与当时著名的棋手山道子、王九真、郭凯等不相上下。 　　他是一个有文治武功，也充满个人魅力的人，他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他用自己丰富的人生辉映了那个时代。 　　陈寿评价曹操的一生说，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袁绍虎视于四州，强大到无人可敌。曹操依靠智慧和计谋，以武力统一全国。他采用申不害和商鞅的法制、权术，吸取韩信、白起的奇思妙计，设置官职，任用人才，让他们发挥自己的才干。同时曹操能克制自己的感情，冷静思考问题，不计较别人的过错。 　　陈寿认为，曹操之所以能总揽朝政大权，完成建国大业，完全在于他的见识和谋略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是超世的英才（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司马光对曹操的评价是，曹操最能知人善用，能洞察人的内心。他发掘提拔那些有才能的人，无论他们出身如何卑微。他善于用兵，与敌人对阵，有时看似安闲，然而一旦时机成熟，立即发起霹雳攻击（决机乘胜，气势盈溢）。对于建立功勋的人，他赏赐起来不吝千金，没有功劳的分毫不与。他执法严厉（用法峻急），只要犯罪绝不轻饶，即使痛哭流涕求情，也绝不宽赦。他性情节俭，不好奢华。 　　司马光认为，正是由于曹操有以上这些优点，所以他才能芟灭群雄，几乎统一了中国。 　　【二、“分香卖履”情真切】 　　曹操驾崩于洛阳时，王后卞氏以及太子曹丕都不在身边，他们和曹植都在邺县，曹彰在长安。经过各方面商议之后，大家共推谏议大夫贾逵主持丧事。 　　据《典略》说，曹操驾崩的消息对各方面震动都很大，有人认为应该秘不发丧。贾逵认为不可，他主张立即公开发丧，并让大家前来瞻吊魏王遗容（令中外皆入临），之后命令大家各返岗位不得擅动。 　　只有青州军不听指挥，他们擅自击鼓离去，有人认为应该命令他们不得妄动，如果不从就派兵征讨。贾逵知道这支最早改编自黄巾军的队伍，一向军纪最差，独立性最强，除魏王之外，只有于禁能镇住局面，现在魏王驾崩，于禁身陷孙权，没有人能管得住他们。贾逵认为对青州军应该安抚，他写了一篇很长的檄文，告诫青州军自我约束，同时命人继续给青州军发放给养，局势才稳定下来。 　　青州军的骚动给大家提了醒，有人建议把各地的郡太守、县长都撤换成沛国或者谯县的人，对于这个愚蠢的建议，魏郡太守徐宣给予严厉驳斥，他认为：“如今大家同舟共济，每一个人都怀有忠义之心，如果全用沛谯人士，将会让那些忠臣们心寒！”这条提议才没有实行。 　　没几天，鄢陵侯曹彰从长安赶到洛阳，他一到就向贾逵询问魏王的印信放在什么地方，贾逵一脸严肃地说：“魏国有指定的继承人，魏王的印信不是你该问的。” 　　据《魏略》说，曹操临死之前曾急召曹彰来，但曹彰未到曹操已经驾崩，曹彰认为父亲肯定有什么大事给自己交代，所以很关心父亲印信的去向。对于父亲要对自己交待哪些事，曹彰认为是有关继承权的大事，后来他见到曹植时说：“先王召我，是想立你为接班人。”曹植赶忙说：“不可，没见袁氏兄弟吗？” 　　如果这个记载是真的，说明曹植还算清醒，袁氏兄弟的教训倒在其次，关键是他的哥哥曹丕在这一两年里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异己势力的清除。曹植明白，纵使父亲临死前把他本人找到跟前，亲手把印信交到他的手上，这个班他也接不了。 　　在贾逵等人主持下，魏王的灵柩运回邺县。 　　魏王突然驾崩的消息传到邺县时，太子曹丕及文武官员无比悲痛，曹丕号哭不止，无心过问任何事。担任太子府总管（太子中庶子）的司马孚劝道：“大王刚刚去世，正有许多国家大事需要料理，不能效法普通百姓们的孝行。”曹丕才止了哭泣。 　　臣属们也聚到一起放声痛哭，正常的办公秩序完全被打乱，司马孚喝斥大家：“大王去世，天下震动，你们应该赶紧拜见太子，安定人心，难道只会在一块儿哭？”大家才停下，赶紧忙正事。 　　司马孚是司马懿的弟弟，他们的大哥司马朗已经去世。在司马孚等人主持下，在魏王灵柩没有到达前，邺县已经开始筹备丧事。 　　对于太子何时继位，大家有了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太子继位应该先有天子的诏书，尚书陈矫认为：“大王在外面驾崩，现在人心惶惶，太子应该立刻即位，以安天下之心。”陈矫更直言不讳地说，曹彰就在魏王的灵柩前，随时可能有变化。 　　曹丕于是决定提前即位，只用一天时间就做完了各项准备（具官备礼，一日皆办）。第二天早上，宣布了由王后卞氏发布的诏令，命太子曹丕继承王位，大赦天下。 　　没过几天，献帝的诏书也来了，御史大夫华歆亲自送来丞相和魏王的印信，诏令新魏王仍兼任冀州牧，尊王后卞氏为王太后。 　　为了向新魏王表达祝愿，献帝下令改元为延康，使用了二十五年的建安年号结束。这样，公元220年现在便有了两个年号，正月是建安二十五年，正月以后是延康元年。 　　延康元年（220年）二月一日发生了日食，是上天哀悼已故魏王的离世，还是魏国新政权的不祥之兆？每个人都作着不同的解读。 　　二月二十一日，曹操被安葬在他生前指定的寿陵。在去年发布的《遗令》里，他对陵寝的位置已经进行过详细交待，即邺县城西西门豹祠西边的高岗上，那时候地方确定后，曹丕等人就开始修建陵墓，现在可以使用了，此处即高陵。 　　曹操的后事均按照他临终前的遗嘱办理。除了一年前曹操正式颁布的《遗令》外，曹操临死前还留下了遗嘱，这篇文献正史没有提及，它保存在南朝萧统编纂的《文选》中。这部书里有陆逊的孙子、晋朝著名文人陆机所写的《吊魏武文》，对这份遗嘱的大概内容有过记载。 　　根据陆机的记录，加上《太平御览》《宋书》等史籍补证，曹操的临终遗嘱（如今收录在《曹操集》中，被称为《终令》）大致如下： 　　“半夜里我觉得稍微有点不舒服，天明时喝粥出了点儿汗，服用了当归汤。我在军中坚持依法办事，这是对的，至于因为一时之怒而造成大的过失，这些不应当学（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 　　“天下还没有完全安定，古代的葬仪不必完全遵守。我有头痛的毛病，很早就开始戴头巾，我死后，丧服跟平时穿的一样就行，这个别忘了（勿遗）。 　　“文武百官来吊孝的话，只要哭十五声就行（百官临殿中者，十五举音）。葬礼完毕即脱去丧服。驻守在各地的将士都不要离开驻地，各级官员要认真履行职责。入殓时不必再换衣服，不要用金玉宝器来陪葬。 　　“把我葬在邺城西边的高岗上，与西门豹祠紧邻（葬于邺之西岗，上与西门豹祠相近）。我身边的婢妾、歌伎等，都让她们住在铜雀台上，好好对待她们。在台上安放一张六尺长的床，挂上帷幔，一早一晚供上祭物，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从早到晚向着帷幔歌舞。 　　“你们要经常登上铜雀台，远望我西面的陵园。我留下的香料可以分给各位夫人，不要用香料来祭祀。宫人们如果无事可做，可以学着纺织丝带、做些鞋子卖。我一生为官所得的各种绶带都存放在库房里，我留下来的衣物可存放在另外一个库房，不行的话你们兄弟就分掉吧。” 　　这篇遗嘱很不完整，中间可能佚失了不少内容。从语气上看，它是写给曹丕兄弟们的，中间既有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也有如何安排后事的具体交代，有些地方说得很细，有点婆婆妈妈，让人感觉跟雄霸天下的曹操无法联系起来。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也善、也真，后世对曹操颇有争议，但对他之前发布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及这篇临终遗嘱，都不约而同地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男人真性情的流露，是曹操本色的体现，这篇遗嘱也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分香卖履”的典故。 　　【三、疑冢之谜】 　　曹操死后葬于高陵，其位置在邺县城西的高岗上。然而，以后朝代几经更迭，邺县兴而复衰，又过了二百多年，北周大象二年（580年）杨坚将邺城彻底摧毁，后世再也没有重建。再加上邺县临近漳河，随着漳河不断改道，城池及主要标志物荡然无存。 　　今天再到邺城旧址，唯一明显的地面遗迹是一座土台，它就是三台之一的金凤台，千百年来的风吹雨淋使其高度和规制已远不如从前，当年空中楼阁的盛景已被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土丘所代替，上面也不可能再现上百间屋宇的辉煌。 　　曹操的高陵更是如此，随着地表建筑的彻底消失，到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认它的具体位置。 　　其实也不只是今天，至少在八九百年前，人们似乎已经找不到曹操墓的位置了。北宋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有一首诗叫《将次相州》，诗中写道：“青山如浪入漳州，铜雀台西八九丘。蝼蚁往还空垄亩，骐麟埋没几春秋。功名盖世知谁是，气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诸子分衣裘。” 　　王安石把曹操比喻为“骐麟”，这是一个很新鲜的说法。诗中“八九丘”为何意，他没有交代。南宋诗人李壁给王安石诗作过注释，他在“八九丘”一词下作注：“余使燕，过相州，道边高冢累累，云是曹操疑冢也。”也许这是“曹操疑冢”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此时距曹操去世已将近一千年。 　　此后，“曹操疑冢”的说法影响越来越广，南宋诗人范成大奉旨出使金国，路过漳河也写了一首怀古的诗，题目叫《七十二冢》，诗中写道：“一棺何用冢如林，谁复如公负此心。闻说北人为封土，世间随事有知音。” 　　范成大担心大家看不明白，专门给这首诗作了一个注：“七十二冢在讲武城外，曹操疑冢也。森然弥望，北方金人经常来这里扫墓添土（北人比常增封之）。”这说明，到范成大时期，关于“曹操疑冢”已经越传越广，而且基本形成共识其数量为七十二个。 　　此后，关于“曹操疑冢”的故事传播得更广泛，不仅民间传说、戏剧曲艺中经常提及，在文人墨客的凭吊怀古之作里，大多也都将其视为正史加以评伐或歌咏。 　　“曹操疑冢”也被蒲松龄写进《聊斋志异》中，该书有一篇《曹操冢》：“许城外有河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在河里洗澡，忽然像被刀斧砍了一样，尸断浮出；后来又有一个人也是这样。大家都很惊讶。地方官听到，派人把上游的闸关上，让河水流干，这才看见崖下有个深洞，中间有转轮，轮上排列利刃如霜。拿掉轮子，中有块小石碑，都是汉代篆字。仔细看，是曹孟德的墓。后来破棺散骨，殉葬的金银财宝也都被大家拿走了。” 　　这大概是关于“曹操疑冢”最离奇的故事了，说曹操把墓设计在了流水之下。 　　蒲松龄还以异史氏的名义发表了评论，他认为：有人写诗“尽掘七十二疑冢，必有一冢葬君尸”。可怎么能知道曹操的尸身是不是在这七十二个墓里？曹操真是奸诈啊，然而千余年后腐朽的骨头不保，使这些诈术又有什么用呢？唉，曹操的智慧，正是曹操的愚蠢啊（呜呼，瞒之智正瞒之愚也）！ 　　蒲松龄不是历史学家，想必他也只是把这件事成民间传说来看待，《聊斋志异》记录的大都是蒲松龄从社会上搜集来的传说故事，这则故事说明关于“曹操疑冢”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已经家喻户晓，结合当时的一些戏曲以及文人笔记小说来看，关于“曹操疑冢”也有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版本。 　　假话连说三遍都有可能变成真的，何况被无数人连着说了上千年呢？关于“曹操疑冢”的存在，似乎可以成为定论了。 　　然而，有一个基本事实无法忽视：关于“曹操疑冢”的说法只是宋代以后才被提起，宋代以前的人们从没怀疑过曹操墓的真假。 　　作为曹操政治遗产的继承人，曹丕也是曹操丧事的主要办理者，在《艺文类聚》里保存有曹丕写的《武帝哀策文》，其中有：“卜葬既从，大隧既通。漫漫长夜，窈窈玄宫。有晦无明，曷有所穷。卤簿既整，三官骈罗。前驱建旗，方相执戈，弃此宫庭，陟彼山阿。” 　　意思是：在正式下葬之前进行了卜筮，宽阔的墓道通向墓室。墓室里如漫漫长夜，又如幽幽深宫，没有光明，没有尽头，多么令人悲伤呀！参加丧仪的人们已整齐站好，天、地、水三官也排列整齐，前面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中间还有人手执长戈。从现在起，先王将离开宫廷，到达被安葬的山岗。 　　也参加了曹操安葬仪式的曹植写过一篇《诔文》，相当于悼词，在这篇长达六百多字的祭文中，曹植更为详细地记录了曹操安葬的情况，其中写道：“既即榇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明器无饰，陶素是嘉。既次西陵，幽闺启路。群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晰。幽闼一扃，尊灵永蛰。” 　　意思是：将要入葬时，穿的还是平时的衣服，印信没有带到身上，只带了印章上的丝带。陪葬用品也没有什么华美的，最值钱的只是素色的陶器。灵柩到达西陵，墓门慢慢打开，群臣送迎，我王就这样安葬了。在幽暗的墓室里，没有日月星辰之光，墓门落下来了，至尊的魏王将永远生活在里面。 　　从曹丕和曹植这两位亲历者的记述来看，曹操的安葬活动是公开的，也是盛大的，曹丕和曹植不仅知道曹操被安葬的确切位置，他们都曾亲自到墓室里察看过。 　　亲眼看见过曹操遗嘱原件的晋人陆机生于曹操去世后四十年，他的弟弟陆云亲自到邺县参观过铜雀三台，《太平御览》中保存有他写给哥哥陆机的两封信，谈到此次邺县之行所见所闻。其中说道，他登上了三台，发现上面的房屋正在毁坏，其中一个台上还有曹操当年储藏的十万公斤煤（石墨），陆云临走还拿了点，并送给陆机一些作纪念。 　　这时候已距离曹操去世八十多年，曹魏政权已灰飞烟灭，铜雀三台尚在，但游人已经能随便上去参观了。陆云没有提到他是否瞻仰过曹操的高陵，但如果高陵位置是个谜的话，想必他也会多说几句吧。 　　又过了一百多年，被李白称为“小谢”的南朝诗人谢眺来参观过邺城故址及曹操的高陵，写下了《同谢谘议铜雀台诗》和《铜雀悲》等诗，其中写道：“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那时候曹操墓的位置应该是众所周知的。 　　其后，为陈寿《三国志》作注的北齐学者裴松之，《玉台新咏》的编纂者南朝诗人徐陵等，也都先后来到这里参观、瞻仰，留下了一些诗文。 　　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即曹操去世四百二十多年后，另一位历史伟人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大军路过邺城故址，一向对曹操推崇倍致的李世民亲自撰写了祭文在曹操墓前祭奠，这篇祭文收录在《全唐文》中。其后宋之问、王勃、张说、高适、刘长卿、李白、岑参、刘禹锡、李贺、李商隐、温庭筠、罗隐、陆龟蒙等唐代诗人，或者亲自来过邺都旧址，或者写过与铜雀台、曹操墓有关的诗作，但没有一个人提到过“曹操疑冢”问题。 　　可见，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存在的，是宋代以后人们虚拟出来的，原因与历史上对曹操评价的变化有关。 　　在宋代以前，曹操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陈寿在《三国志》里对曹操一生的评价基本被大家认可，提到曹操，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一个英雄，公开崇拜曹操也不会被大家非议。 　　但是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以后，曹操的形象突然发生逆转，有人认为这与南宋偏安于江南的政治格局不无关系，涉及谁是历史正统的问题，曹操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变了，由英雄成了奸雄。苏东坡曾经说过：“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辄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说的就是这种现象。恰在此时，“曹操疑冢”也出现了。 　　所以，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历史现象，而不是一个考古学上的问题。 　　另外，现邺城故址以西的漳河沿岸不知从何时起确实出现过一片古墓群，也为宋元之后来此凭吊的文人就“曹操疑冢”的联想增加了证据。但考古证实，这些被认为是“曹操疑冢”的陵墓只是东魏、北齐皇室与贵族的墓葬群，1956年河北省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时将它们冠以“曹操七十二疑冢”的名目，1992年国务院公布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将其正式更名为“北朝墓群”。 　　所以，曹操墓就是一个普通的帝王陵墓，曹操生前并没想把它搞得那么神秘，他死后的长达数百年时间里这个问题也都是清楚的。曹操墓最终成为一个“疑案”，一方面缘于历史的变迁，原址地貌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缘于曹操历史形象的变化，是人们通过各种传说、臆断、演绎的结果。 　　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曹操墓仍然在地下的某处，历一千八百多年之久仍未能见到天日。直到公元2009年12月的一天，各大媒体竞相转载的一篇新闻报道，重新搅动起人们对曹操墓的强烈关注： 　　“今天（2009年12月27日）上午，曹操墓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记者获悉，曹操墓位于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至此，曹操墓到底在何处这一千古之谜终于被破解。 　　“历史上关于曹操墓众说纷纭，七十二疑冢、许昌城外、漳河水底、铜雀台下，一千多年来，曹操墓到底在哪里，谜团重重。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二号墓地的考古挖掘最终解开了这一千古谜团，专家的主要依据是一块珍贵的石牌。 　　“12月19日和25日，记者两次来到发掘现场高穴村二号墓地——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南地一片开阔的田地里，了解了曹操墓的来龙去脉。曹操墓规格相当高，呈中字型土坑式砖石墓室，墓室分为前室和后室，中间有甬道相通，前后室顶部为四角攒顶，甬道为砖券拱形顶。前后墓室东西两侧各有一个耳室。两座墓室最深处距地表十六米，属于典型的深埋墓葬。墓道长三十五米，宽九点六米，呈阶梯式内收。 　　“在这座墓里出土有金、银、铜器，陶器、兵器等，但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最让专家兴奋的就是这块写有‘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的石牌，专家介绍，‘魏武王’三个字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因为这和曹操的身份相符合：曹操生前为王，他儿子曹丕做了皇帝以后，他才被追封为魏武帝；‘魏武王’与他死时的身份完全相符。这块写有‘魏武王’的石牌确切地证明了墓主人身份。同时，在挖掘过程中还出土了三具骨架，经专家鉴定，一具为男性，约为六十多岁，另两具为女性，分别为二十多岁和四十多岁，男性死亡年龄与史书中记载的曹操死亡年龄极为相符。 　　“与出土的文物共同指明这一古墓为曹操墓的还有一块在1998年被该村村民徐玉超起土时挖出的一块鲁潜墓志，志文提到了鲁潜墓距魏武帝陵的方位与距离：‘墓在高决桥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北回至墓明堂二百五十步。’这里所说的魏武帝陵应该就是高陵（西陵），高决桥应该为高穴桥，古代‘决’通‘穴’，这说明曹操的墓地应该在西高穴村附近。 　　“根据出土‘魏武王常所用虎大戟’的石牌、鲁潜墓志、以及西门豹祠位置，经过多位专家充分论证，最终确定西高穴村就是曹操墓所在地，千百年来所有的猜测所有的争论终于停止，千古谜团终破解。” 　　这则新闻一经发布，立即引起全社会的热议，焦点在于该墓葬到底是不是曹操墓。对此，考古界、文物管理部门的声音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就是曹操墓。而文化界、舆论界对此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这只是一种商业炒作，是浮躁浮夸和急功近利在考古工作中的表现。 　　要说这不是曹操墓，最有利的证据就是把真曹操墓找出来，但现在看来这也不是一朝一夕有结果的事；说这就是曹操墓，似乎也要拿出更多的证据来才有说服力，现在看来还需要继续考证和搜集证据。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没有做过专门研究和实地考察还是不要轻易做出是与不是的妄断。 　　不过一个基本事实可以肯定：曹操墓没有被刻意藏起来，它的消失是自然环境变迁的结果，它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它还没有被发现，它就有被发现的可能。 　　我们宁愿相信这就是曹操墓，宁愿相信那具六十多岁的男性遗骨就是曹操本人，时光悄然越过千百年，无尽的人世纷争和战场上的厮杀被地层阻隔，在这个世界上总算还保留一块宁静的空间，让辛劳一生的曹操闭上眼睛后有一个地方可安眠。 　　【四、曹魏，已随风而逝】 　　曹操死后，曹丕继承王位，他下令曹植、曹彰等兄弟立即前往各自封国，这样，曹植就去了临，曹彰去了鄢陵，曹宇、曹林、曹整等兄弟们也纷纷离开邺县，去各自封国了。 　　在继承权斗争中失败的曹植，已无心也无力挑战曹丕的王位，只得默默收拾行李，领着后妻谢氏以及儿子曹志等人去了临。曹彰原以为自己立有战功，能带兵打仗，大哥会另外安排（始彰自以先王见任有功，冀因此遂见授用）。后来命令下来，他也要跟兄弟们一样到封国去，就很不高兴。另外，鄢陵土地贫瘠，地方很穷，他也不想去。曹丕为了安抚他，同意他改住中牟。 　　曹植去临半年后，因思念父亲，向曹丕上了一份《求祭先王表》，请求允许祭祀父王。夏至是祖父曹嵩的祭日，每到这一天父亲曹操都会祭祀，曹植认为在这一天里也应该祭祀一下父亲。但根据礼制，曹植无权随意祭祀曹操，因此上表请求批准自己在临城北的河上祭祀。 　　曹操喜欢吃鳆鱼，根据《本草经集注》解释，也就是鲍鱼，曹植在徐州刺史臧霸那里要了二百只，其它的羊、猪等他自己准备。曹操平时还喜欢吃杏、水瓜和一种叫白柰的水果，临产当地就出产杏，但没有水瓜和白柰，曹植请求曹丕赏赐五只水瓜、二十只白柰用作祭品。 　　曹丕收到曹植的上表后很快给予了回复，在这份诏书里曹丕表示原打算不惜违背礼制来成全弟弟的孝心，但太学教授（博士）鹿优等人认为不可，曹丕让弟弟把对先王的思念像自己一样先存于心中（惟侯存心，与吾同之）。 　　曹丕鉴于夺嫡斗争中的惊心动魄，对曹植、曹彰诸兄弟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不让他们随便到邺县来，不断变换他们的封地，并派监国使者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即所谓“苛禁宗室”。 　　延康元年（220年）十月，当了九个月魏王的曹丕终于逼献帝禅让，自己当了皇帝，改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从而这一年有了第三个年号。据《魏略》记载，远在临的曹植听到这个消息，大哭起来。曹丕后来得知此事，他很生气，对左右说：“人心看来有不同，我登大位之时天下竟然还有痛哭的人！” 　　曹丕下诏贬献帝刘协为山阳公，刘汉给了曹操一个魏公，曹丕替父亲还给刘汉一个山阳公，算是礼尚往来吧。献帝的皇后、曹丕的妹妹曹节被贬为山阳公夫人，夫妇二人一起到山阳郡（今山东金乡一带）居住。 　　曹丕派人向妹妹曹节索要玺印，曹节不给，痛斥来人，如此三番五次，曹节最后无奈，把玺印掷于栏板之下，愤怒地说：“老天有眼，决不让你长久！” 　　曹丕登基后的第二年，负责监视曹植的监国使者灌均报告说，曹植“酒醉悖慢，劫胁使者”，曹丕下诏贬曹植为安乡侯，同年又改封为鄄城，曹植只剩下不停地搬家了。 　　据《三国志》记载，曹植这次被贬与曹丕的一个梦有关。曹丕梦见自己拿了一枚铜钱在磨，想把上面的花纹磨掉，但越磨越清晰（欲令灭而更愈明）。曹丕不知何解，问解梦大师周宣，周宣说这出于陛下的家事，让曹丕对曹植兄弟们更加提防。 　　又过了二年，已经被封为鄄城王的曹植与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到京师朝见。据《魏略》记载，曹植觉得自己有罪，心怀不安，还没到地方就把随从留下，只带着两三个人微服入关，他找到自己的大姐清河公主，想让她领着去见曹丕谢罪（欲因主谢）。 　　曹丕不知道情况，派去接曹植的人回来报告说人不见了，卞太后知道后，还以为是曹植自杀了，在曹丕面前痛哭不已。过了一会儿，曹植在姐姐清河公主的引领下背着刑具、光着脚到门外请罪（科头负，徒跣诣阙下），太后转而又惊又喜。 　　曹丕却一直板着脸，故意不跟曹植说话，也不给他穿衣服穿鞋，曹植一直伏在地上涕泣，太后很生气，曹丕这才命人拿来王服给曹植穿上。 　　就在这次朝见中，任城王曹彰没能回去，死于京师。《三国志》认为他是生病死的，《魏氏春秋》则认为他是被气死的，因为当初曹彰曾问过曹操玺绶何在。曹丕得知后认为这个弟弟有异心，曹彰来了故意不见。曹彰脾气一向暴烈，活活给气死了。 　　可信度不强的《世说新语》则认为曹彰是被毒死的，说曹丕最忌惮的就是曹彰，因为这个弟弟很骁勇，在军中也有威望。曹丕把曹彰叫来，还有他们的母亲卞太后一块儿下围棋，一边下棋一边吃枣。曹丕让人把有毒的枣放在筐里，自己知道哪个有毒哪个没有，他挑没毒的吃，曹彰哪里知道，结果就给毒死了。 　　曹彰中毒后，卞太后急忙找水救他，曹丕提前让人把周围能盛水的东西都砸了，卞太后找不着东西盛水，光着脚跑到井边，却没办法把水打上来，眼睁睁看着曹彰死了。后来，曹丕又想害曹植，卞太后愤怒地说：“你已经杀了我的曹彰，不得再杀我的曹植（汝已杀我任城，不得复杀我东阿）！”那时候，曹植已被封为东阿王。 　　《世说新语》讲的这件事很不靠谱，不是说曹丕不可能杀曹彰，而是为杀个曹彰居然费这么大的劲，实在不合情理。不过，曹氏兄弟们当时的关系确实很紧张。 　　曹丕即位后的第六年，他远征广陵回师的路上专程去了一趟曹植的封地，曹植此时又被改封为雍丘王。在雍丘他们兄弟见了面，这也是他们见的最后一面。曹丕增封曹植五百户，又进行了赏赐。唐人徐坚所编《初学记》里记录着曹丕赏赐曹植的诏书，根据这个记载，曹丕把曹操生前穿过的衣服一共十三件赏赐给了曹植，曹植上表答谢。 　　第二年五月，刚满四十岁的曹丕突然病倒，他想起朱建平等人给自己算过的命，心有不祥之感，于是立二十三岁的长子曹睿为太子，诏曹真、陈群、司马懿受遗诏辅政。几天后，曹丕驾崩于洛阳嘉福殿，太子曹睿即位，是为魏明帝。 　　又过了六年，即魏太和六年（232年）十一月，曹植去世，葬于东阿县鱼山，即现在的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鱼山西麓，已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又过了两年，即魏青龙二年（234年），山阳公刘协去世，享年五十三岁。这一年还有一颗巨星陨落了，他就是诸葛亮，凑巧的是，诸葛亮也活了五十三岁。山阳公夫人曹节去世于魏景元元年（260年），依照汉朝礼制，她与丈夫刘协合葬于禅陵（今河南修武境内）。 　　又过了五年，即魏景初三年（239年），曹操的孙子、魏明帝曹睿驾崩。曹睿没有儿子，年仅八岁的养子曹芳即位，他是曹魏的第三任皇帝。据《魏氏春秋》记载，曹芳是曹彰的儿子任城王曹楷之子，曹操的曾孙。曹睿临终前，诏令曹真之子、时任大将军的曹爽与时任太尉的司马懿共同辅政。 　　又过了十年，即魏嘉平元年（24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诛杀曹爽等人，控制了曹魏大权。 　　又过了十四年，即魏景元四年（263年），魏灭掉了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此时距曹操去世已经四十三年了。 　　又过了两年，即魏咸熙二年（265年），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废掉曹魏最后一任皇帝、曹操的孙子曹奂，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晋，司马炎即晋武帝。 　　又过了十五年，即晋太康元年（280年），晋灭掉了孙权创立的孙吴政权，统一了中国。 ========================================================== 更多精校小说尽在知轩藏书下载：https://zxcs.zip/ ==========================================================